2015-10-12 《局外人》：偶然性对良知毁坏已经很多了
我全身紧绷，手里紧握着那枪。扳机扣动了，我手触光滑的枪托，那一瞬间，猛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切从这时开始了。我把汗水与阳光全都抖掉了。我意识到我打破了这一天的平衡，打破了海滩上不常的寂静，在这种平衡与寂静中，我原本是幸福自在的。接着，我又对准那具尸体开了四枪，子弹打进去，没有显露出什么，就像我在苦难之门上急促地叩了四下。
——《第一部》
拿起枪的是自己的那只手，扣动扳机的也是自己的那只手，之前的致命一枪，之后的补射四枪，之前滑过而扣动，之后用力而射击，之前的无意识，之后的有意识，也都是自己的那只手，对于我来说，之前和之后被完全分割成两只手，两种状态，以及两个世界。在那个阿拉伯人倒下之前，我是平衡和寂静的，是幸福而自在的，而在他人的死亡突然到来之后，我是震惊和恐惧的，是苦难而罪恶的。
是因为有人把我的手拿去了，是因为有人把刀子对准了我。雷蒙让我写的那封恶意诋毁而惩罚情妇的信，我只是写得有点随便，就像自己的手不属于自己，只为了尽可能让雷蒙满意，而在那只手被拿去之前，我也是对于雷蒙和情妇的故事缺乏兴趣，雷蒙问我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我说没什么看法，只是有趣，而在没什么看法之前，雷蒙表示要成为我的朋友，我也说“做不做都可以”，仅此而已，却进入了雷蒙的故事，不是闯入，是被拖入。和生活的所有状态一样，我是一个由着别人拖入故事的人，甚至当那个跟踪的阿拉伯人将明晃晃的刀对准我的时候，我也是完全不知道自己会用曾被别人拿去写信的手扣动扳机，而且，阿拉伯人和雷蒙打架的时候，被割伤的那只手也不是我的，是雷蒙的，在躲到大岩石之后，阿拉伯人终于用手抽出了刀子，“在阳光下对准了我。”
似乎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第一个可以做出判断的人，第一个可以采取行动的人，没有伤害，只有威胁，所以当扣动扳机，在一枪之后又补射了四枪，对于我来说，那只手第一次回到了我的身上，这是对于主体意识的第一次体验，而这第一次却把自己推向了罪恶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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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C38·2150517·1176 |
我把妈妈送进养老院，我在妈妈死之后守灵时吸了一支烟，还喝过一杯牛奶，没有过度的悲伤，没有痛苦的感觉，这是我第一次见识的死亡，像是在我之外发生的故事，所以在妈妈葬后的第二天，我去会了女友玛丽，一起游了泳，抽了烟，看了一场电影，但是这也并非是爱情，我只是在看电影的时候抱吻了她，只是在游泳的时候碰了她的乳房，对于我来说，玛丽是以一个情欲化的女人而出现的，“我见了她就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因为她穿了一件漂亮的红色条纹连衣裙，脚上是一双皮凉鞋，乳房丰满坚挺，皮肤被阳光晒成了棕色，整个人就像一朵花。”所以在妈妈时候，我的生活恢复常态，我要做的事情仅仅是“急于搭上公共汽车，急于回我的家，急于上床做爱”。
而等到玛丽问我时候愿意跟她结婚，我的回答是：“结不结婚都行，如果她要，我们就结。”因为在我看来，我肯定不爱她，只是玛丽需要，我就可以结婚。不记得妈妈的年龄，不记得她的死亡日期，在下葬后又和女友推调情，对于我来说，“人们永远也无法改变生活，什么样的生活都差不多”，所以当玛丽问我是否结婚时，我说结不结都行；所以当老板问我是否去巴黎办事处的时候，我说我不愿意改变生活；所以当雷蒙问我可不可以做朋友时，我说做不做都可以；当雷蒙交给我那把枪对付跟踪的阿拉伯人时，我想着“既可以开枪，也可以不开枪”。结不结婚、做不做朋友、去不去巴黎、开不开枪，像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对于我来说，都是随机，都是可能，也都是在我之外的“局”——一切和我无关，一切都不是我愿意，一切都是被拖入其中。
但是当一声和四声枪响之后，当子弹射进了别人的身体，当我制造了死亡的时候，一切也都改变了，我已经无法躲避，我成为一个罪犯——被自己也被别人命名为“罪犯”。从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不会无法改变的局外人，一下子进入到了被审讯被质问的罪人，我似乎第一次有了强烈的自主意识，而在司法机构里，我也再也无法从这个“局”里变成局外人。偶然写信，偶然杀人，都无法成为理由，所以当雷蒙向庭长陈述，说我写那封恶意诋毁的信是一种偶然，说到海滩面对阿拉伯人是一种偶然，但是检察长却反驳说：“在这个事件中，偶然性对人类良知的毁坏已经很多了。”
不仅仅是道德的谴责，也变成了法律的制裁，去除了偶然，也必定是进入了必然，去除了无辜者，也必定被架空成杀人犯。被安排的律师提醒我说，可以把妈妈的死作为当时开枪时悲伤心情的注解，也就是说，因为失去妈妈的悲伤，而使自己情绪失控，所以叩动了扳机，这是设置好的情绪表达，但是我却提醒他，安葬那天的事与犯案毫无关系，“不，因为这是假话。”违背了被设计的理由，错失了自己寻找的合理理由，律师认为我从未与司法打过交道。所以对我来说，那是一个陌生的司法体系，是在我之外的存在，是把我强化为杀人犯的机器，所以预审法官对于我这样一个从未与司法打过交道的人的质问便是：“你到底爱不爱妈妈？”““您为什么在第一枪之后，停了一停才开第二枪？”“为什么，为什么您还向一个死人身上开枪呢？”
偶然变成了必然，为什么记不得妈妈的年龄，为什么不想见妈妈的遗容？为什么在守灵时抽烟，为什么在妈妈下葬的第二天去游泳？去搞不正当男女关系？去看滑稽电影、放声大笑？这所有的为什么就是一个司法制度下必然的局，“是的，我控告这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所以这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杀人案，“不是一个未经思考、不是一个当时的条件情有可原、不是一个值得诸位考虑不妨减刑的罪行。”预审法官、陪审员、庭长，组合成的司法体系对于我来说是咄咄逼人的，而在被不断强化不断说出必然性的理由之后，我再一次被拖入其中，在一个被设置好的故事里成为主角，“这时，我感到有某种东西激起全大厅的愤怒，我第一次觉得我真正有罪。”
从偶然到必然，从无辜者到罪犯，故事在“应该”的情境下这样发生：我先是与雷蒙合谋写信，把他的情妇诱骗出来，让这个“道德有问题”的男人去作践她。后来我又在海滩上向雷蒙的仇人进行挑衅。雷蒙受了伤后，我向他要来了手枪。我为了使用武器又独自回到海滩。我按自己的预谋打死了阿拉伯人。完成这样的命名，并非是全部，接着预审法官从人性角度出发，有把我拖入到另一个局里，对妈妈的死没有悲伤之情，对杀人充满了偶然的借口，那么我就是一个灵魂空虚的人，是毫无人性的人，是需要被救赎的人。甚至将我的案子和之后的弑父案件联系起来，法官认为，“一个在精神心理上杀死了自己母亲的人，与一个谋害了自己父亲的人，都是以同样的罪名自绝于人类社会。”在他看来，前一种罪行是后一种罪行的准备，它以某种方式预示着后一种罪行的发生，并使之合法化。
从现实意义变成宗教意义，所以在这个局里，我就应该忏悔，就应该得到上帝的宽恕，预审法官的信念是：“任何人的罪孽再深重，也不至于得不到上帝的宽恕。”他们给我安排了律师，也给我请来了神甫，为了灵魂的救赎，为了罪孽被宽恕，“我，我是基督徒，我祈求基督宽恕你的过错，你怎么能不相信他是为你而上十字架的？”但是在这个道德法庭里，我似乎在这些被预设的局里成为另一个自己，一个不认识的罪犯，一个没有信仰的罪人。我和非我，同样在命名中奇怪地组合在了一起。但是实际上，对于我来说，不想改变现实，不想改变生活，并非是一种空虚，而是一种无奈，不能赡养妈妈，没有更好地准备结婚，没有真正的朋友，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我”，一个无法脱离现实的“局”的小人物。
其实，在那种无所事事的表面，在那种心灵空虚的生活里，我还是有着自己的态度，我从来不喜欢警察，从来不喜欢巴黎，从来不相信上帝，“从来不”反而是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因为不论是警察，是巴黎，是上帝，都在现实里被扭曲了，被异化了，而在这些“从来不”的反对中，我也有着肯定的态度，在监狱里，我产生了强烈的自由意识，在玛丽无法来看望我时，我产生了强烈的情欲，在不允许抽烟的情况下，我“从床板撕下几块木片来吮咂”，而到神甫要我皈依上帝的时候，“我扯着嗓子直嚷，我叫他不要为我祈祷，我抓住他长袍的领子，把我内心深处的喜怒哀乐猛地一股脑儿倾倒在他头上。”
我有强烈的渴望，也有强烈的不满，肯定和否定，其实在我的世界里从来都没有缺席，只是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局里，偶然和必然，肯定和否定，却没有任何区别，“这么说来，被指控杀了人，只因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而被处决，这又有什么重要呢？沙拉玛诺的狗与他的妻子没有什么区别，那个自动机械式的小女人与马松所娶的那个巴黎女人或者希望嫁给我的玛丽，也都没有区别，个个有罪。”在被判定的有罪世界里，“断头机毁灭了一切，一个人被处死，无声无息，真有点丢脸，但准确无误，快捷了当。”
所以不管是杀人而被判处死刑，还是年老而走向死亡，也不管是阿拉伯人在枪声中被毙命，还是自己在断头台上被处死，“总而言之，没有比这更一目了然的了。反正，是我去死，不论现在也好，还是二十年以后也好。”没有了偶然，一定要走向必然，之前和之后，自由和关押，抽烟和吮咂木板，又有什么区别？所有人都是局外人，所有人也必须被拖入这个怪圈里，所以对于这个和自己一样的世界，我最后可以做的，也就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像所有灵魂空虚的人，所有恶行缠身的人，所有苦难无望的人一样，“为了善始善终，功德圆满，为了不感到自己属于另类，我期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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