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2-01 《一九四二》：死不是一道选择题

选择题其实是这样的：下雨天是坐车还是步行去电影院？是看《一九四二》还是《王的盛宴》？是15:05的那场还是等到19:05再开场？选择是因为可以选择，有不同的选项，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可能。这是生活的一部分，在日常叙事中的一部分，但是如果面临的不可逃避的死呢？如果一定要“Back to 1942”呢？

回到那个年代，在另一个世纪的某年某月某日的时候，再次回到70年前的那个年代，是不是另外一种选择？而且做出了诸如坐车还是步行，古典还是现代，午后还是雨夜的主动选择，在2012这个被称为“末日之年”的虚构纪年中，所触摸到的是历史的外壳还是传奇的内核？是信仰的诘问还是生存的悖论？“Back to……”的句型看起来不是悲苦，而是回望，不是无奈，而是娱乐，甚至沾满着对于末日的戏谑和对于70年前历史的重构欲望。

是我们选择了历史，并且以我们独有的方式讲述历史，或者这些历史上写着冯小刚、刘震云的名字，“Back to……”就是一次“温故”，背后是“历经18年跌宕起伏”、“9个月精心筹备”、“5个月艰苦拍摄”以及“拍摄横跨7地”、“历时135天”、“耗资2.1亿”等数字组成的电影传奇，充满着可以选择的各种可能。就像电影最开头的那句旁白：“一九四二年，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充满着某种游戏精神。

“吃的问题”夹杂在这些国际大事中，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也不是直白地告诉你，少了铺垫，少了再现。老东家范殿元和刺猬要粮之间的冲突是第一次血腥的暴露，“大爷，饿啊！”是衬托着饥肠辘辘的现实，但也仅仅限于集团之间的械斗，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正面冲突，“一人三升小米，跟龟孙干了！”三生小米的取舍甚至高于生命。虽然，“吃的问题”里有鲜血，有死亡，有混乱，但似乎不至于走投无路到逃荒的那一步。而在大灾之年，随着战争的一步步逼近，范殿元的生活似乎也走向了开始没有选择的一步，一家人赶着马车，也加入往陕西逃荒的人流。佃户瞎鹿的女儿问瞎鹿：“爹，啥叫逃荒啊？”瞎鹿说：“没有吃的了，出门寻吃的了，就叫逃荒。”而与瞎鹿等灾民走投无路相比，老东家范殿元的命运却并没有到非此即彼的那一步，范殿元说他们不是逃荒，而是避灾。逃荒是被动的承担现实无奈，而避灾则是主动寻求逃避，所以这是范殿元的一道选择题，他的马车上拉着粮食，甚至还有自己大肚子的媳妇和繁衍后代的希望。但是随着和逃荒的人流一步步走向未知，老范已经无法回头了，路越走越远，情况越来越糟糕，主动选择的避灾之行完全变成了逃荒，在日本的飞机、炮弹轰炸中，粮食没了，马车被当兵的没收了，所有可以区别于灾民的身份都被消解了，所以他最初的选择题最后变成了一道必答题：如何活下去。

《一九四二》终极海报

这也正是千万灾民面前的必答题，曾经很多人都会有选择，都以为摆在自己面前的是可以选择的命运。瞎鹿的妻子花枝逃荒时还主动挑选了一件红色的棉袄，她说，是为了“讨个吉利”。讨吉利的红色是主动选择，更像是一次毫无设防的远行，而随着形势越来越危机，到最后她不得不以命去换粮食的时候，红色的棉袄成了另一种象征，不是“讨个吉利”，而成了卖身的砝码。是的，她还有过许多的选择，比如用两块饼干和拴柱换一次“睡觉”的机会，比如和拴柱结婚换来粮食和两个孩子活下去的希望，不管她有多少种选择，唯一的指向就是活下去，只要活下去，任何选择都没有太多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题，终极意义上还是一道必答题。

同样面临这种转换的还有星星。当初和一家人走上逃荒之路，并不想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她甚至还带着自己心爱的猫“小黑”，像是一次旅行，而在一开始，星星也有过选择，比如她可以不随大家去逃荒，“我要去学校找同学”，而在范殿元看来，这场逃荒“多则一个月，少则半个月”，或者说这真的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逃荒，就是在如此“温情”的劝阻下，星星又重新上了马车走上了逃荒之路。在一路上，星星始终保护着自己的尊严，她曾抵抗过路遇士兵的蛮横要求，她也曾拒绝拴柱的两块饼干的求欢要求，甚至告诉他过了这次逃荒才可以讨论男女之情。而最后，她的猫被宰杀了，嫂子、娘都饿死在路上，饥饿已经使她并无选择，“爹，讨个活命，把我卖了吧！”这是她无奈的选择，卖身对于范家来说，是对门第之尊的鞭挞，对于荣耀身份的耻辱，从来只有买人，而现在连自己的亲闺女也要卖给别人了，这种在这样特殊时期，所有的地位、身份都变成了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在恶狗吃人的悲剧面前，你如何保全自己的尊严，或者说你如何追寻自己的信仰？在不该是选择的时候却偏要选择生死和尊严，拴柱似乎在逆向着走向更大的悲剧。面前有雪白的馒头，身后是赶马车的事，对于他来说，在日本人面前这些都能解决活下去的问题，甚至老马还在一旁不停地对他说，保命要紧保命要紧，但是他却想着留保想着铃铛，想着和花枝的一夜夫妻以及最后的嘱托，想着那寄托唯一“念想”的风车，或者说，这些信仰都在支撑着他，让他有尊严地对抗着日本人，甚至喊出一句“日你娘”的咒骂，没有选择的选择，前面是馒头，后面是刺刀，锋利、冰冷，闪着寒光，然后是一剑穿透身体，鲜血染红了馒头，也染红了身下的这片土地。

拴柱之死是因为在生死面前还保留着念想，还保留着物质和粮食之外的信仰，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老马的生命观，保命是一切，对于他来说，也是扎在刀前面的食物，他也张开了嘴，吃下了食物，而那把刀同样锋利、冰冷，闪着寒光，但终于没有刺穿他的咽喉他的身体，他保命就是为了反衬拴柱的坚毅，反衬他的自我选择，是伟大还是愚蠢？或者这个答案本身没有关于荣誉观、爱国主义的答案，但是我们的确看到了生命的不可选择，以及信仰的盲从。

《一九四二》国际版海报

花枝说：“早死早超生，再托生别托生在这个地方。”在更多人看来，死变成了一种救赎。在逃荒这样的现实面前，信仰或者是老马的“保命观”，或者是拴柱的“念想观”，也或者是这样的死亡救赎，但是真正能解救的到底是谁？或者说能脱离这苦海的到底是那个上帝？“当你有灾难的时候，主都会在你身边。”小安这样布道，这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信仰，但是面对饿殍遍野的现实，小安自己也陷入了无措中，他做了弥撒，但是死去的灾民仍然不肯闭上眼睛；他亲眼看到在日军轰炸中小姑娘的身上被炸穿，汩汩的鲜血流出，他用《圣经》堵住血流，但无济于事……在随风飘散的《圣经》书页中，信仰是不是也在一步步被解构？在荒野的教堂里，小安问主教，“上帝为什么总干不过魔鬼呢？那信他干嘛呀？！”对于上帝的拷问就是在生死存亡时对于信仰的拷问，对于尊严的拷问，甚至是对于能否自我选择的拷问。生是趋向于相信善相信爱，但是死是不是一定是否定善否定爱？当苦难和死亡变成现实，是不是意味着要否定信仰怀疑上帝？

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这是天灾还是人祸？3000万灾民，在饥饿中死去的数字是300万，首先一定是天灾的降临。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导致粮食绝收，在这样的背景下解读逃荒似乎没有什么意义，特别是放在一九四二这个关键历史节点的时候，所以冯小刚刻意淡化天灾部分，除了漫山遍野的大雪，你甚至没有那种旱灾、蝗灾的感官印象，甚至连一只蚂蚱也没有出现在镜头里。概念性海报上说：“蚂蚱吃了庄稼，变成了人，人造反就变成了蚂蚱。”而这句话在电影中反而弱化了矛盾。对于灾民来说，人祸就变成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国与民的对立，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千万灾民的逃荒现实，始终在一种对比中缓缓推进，与国民政府相关的军官、士兵的腐败和草菅人命相比，灾民一直处在理性之中，对于命运他们更多是顺从，甚至是盲从，而几乎没有过反抗。在这天灾人祸的现实面前，灾民从来没有过自觉的反抗，他们在一批一批的死亡面前，甚至没有逾越过法律半步，这里没有杀人和吃人的事情发生，有关人吃人丧尽天良的悲剧也只是“听说”而已，而对于他们来说，最极端的也无非是偷来一头驴，而驴肉反倒成了官兵的美食，而轻易搭上了瞎鹿的命。

对于生命个体来说，活下去的目的远远大于尊严和信仰，但是为什么还是恪守着自己的底线？这种和解是不是也是一种救赎的方式？冈村宁次说：“他们是中国人，但他们首先是人。”人的属性超越了国家主义，甚至爱国主义，这样的逻辑带来的是不是对民族的变节，是不是对国家的背叛？当上升到国家、民族的尊严时，这种人的生物属性反而更凸显出来，甚至超越了一切，而这种超越不是背叛，是尊重。冯小刚说：“我骨子里头是愿意和这个世界达成和解的。”当最后，范殿元与灾民逃荒的路线逆向而行，对他来说，目的很简单，就是死得离自己的家近一点，当以避灾的名义主动选择走上这条路之后，一切都在失去，家人、财产，还有希望，所以往回走离家近一点也是心中最后的念想，在路上遇到一个孤儿，他们同行，没有咒骂国民政府，也没有痛恨日本人，淡然地走着，却活了下来，这是不是就是冯小刚所极力表现的那种“和解”？

向着相反的方向，那才是自己的家，才是和世界和解的家，这种寓意是不是对于大历史来说也是一种反讽？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和大历史之间总是会有错位，或者“吃的问题”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又有什么关系？“一九四二”是仅此一次的历史还是有着更多的现实意义？其实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对于被忽略的小人物来说，“保命”即显得卑微，又是必然的选择，在关乎生命面前，任何的国家安危都只是在另一个世纪的某年某月某日，对于“Back to……”行为的一次历史审视，在一连串小人物命运的交代之后，是“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失去大陆退居台湾”的字幕，这更像是对于历史走向的一次交代，这种“历史必然性”的解读在强化人祸的基调上，其实对于冯小刚电影来说，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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