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1-15《朝花夕拾》：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

一切鬼众中，就是他有点人情；我们不变鬼则已，如果要变鬼，自然就只有他可以比较的相亲近。
    ——《无常》

或者是庙里的泥塑，或者是书上的墨印，但最能表现活无常可爱一面的，则要在“大戏”或“目连戏”中：在舞台上中，服饰有些简单，但不拿铁索，不带算盘，是雪白的一条莽汉，“粉面朱唇，眉黑如漆，蹙着，不知道是在笑还是在哭。”然后打一百零八个喷嚏，同时放一百零八个屁，于是开始自述他的履历。

这是鲁迅小时候在大戏中看见的活无常造型，这一个从阴间而来拿人性命的戏剧人物，缘何在鲁迅的眼中变得可爱？如何就变得有点人情？一方面在舞台形象中，活无常是活泼而诙谐的，“单是那浑身雪白这一点，在红红绿绿中就有‘鹤立鸡群’之概。”只要望见他那一顶白纸的高帽子和手里的破芭蕉扇，看得人就不再觉得紧张，而且高兴起来，和相对的鬼物“死有分”不同，迎神的时候，死有分是黑脸黑衣，谁也不爱看。但是另一方面活无常具有的人情更在于他就是一种人的存在，在民间人们相信阴间代表着公正，无论贵贱无论贫富，死的时候都是“一双空手见阎王”，在活无常索命之后，有冤情的则到阴间伸冤，有罪恶的则受到惩罚。但这似乎也不是主要的，据说活无常是“生人走阴”，也就是他是在做梦时入冥而成了当差的，所以活无常原本就是人，即使变成了鬼，他也保持着人的本性，不仅可爱、诙谐和活泼，而且成为鬼之后也被一对一对地配起来，他的身边是有一个漂亮的女人，有着村妇的模样，大家叫她“无常嫂”，“这样看来，无常是和我们平辈的，无怪他不摆教授先生的架子。”

鲁迅曾经搜集了一批灾有无常画像和故事的古书，或者是《玉历钞传警世》，或者是《玉历至宝钞》，有北京龙光斋本、鉴光斋本，天津思过斋本、石印局本，南京李光明庄本，杭州码瑙经房本，绍兴许广记本，还有石印本，还有广州宝经阁本，还有翰元楼本，等等。各种版本的活无常不尽相同，但是活无常具有人情的形象却成为鲁迅的一种偏好，在这种人情化的存在中，鲁迅获得的是一种亲近感，也正是在人的世界里，儿时的一切在“朝花夕拾”的回忆中具有了独特的意蕴。在《朝花夕拾》小引中，鲁迅讲到了当时集结这本书的时代背景：那时他刚离开中山大学，和四个月前离开厦门大学而选择中山大学一样，有着困顿，有着渺茫，有着失落，还听到了飞机在头顶上鸣叫，想起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觉》。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一觉没有了，似乎必须面对着现实了，然而在漂泊中，最需要的是找到一种家的感觉，找到归宿，而童年的回忆便成为鲁迅一个避风港，即使在他看来，回忆意味着生命的无聊，但是最可悲的不是无聊，“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

无聊而聊胜于无聊，这便是折回到那种闲静的状态中，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世界里，至少有着那些“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它们是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等极其美味可口的蔬果，但是在记忆之中存留着意味的，却是如无常那样具有人情的存在，或者说，是那些人构筑起了这回忆的味道：他们是夏天睡觉时摆出一个“大”字的长妈妈，她教会我人死了应该说“老掉了”，饭粒掉在地上要捡起来吃下去，晒裤子的时候不能从竹竿底下钻过去……更重要的是，她带给了我包括绘图的《山海经》在内的四本书，“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即使她曾经谋害了鲁迅最喜欢的那只隐鼠，但是在这有趣的宝书面前，怨恨完全消失了，这些书成为长妈妈教授的生活常识之外开启鲁迅心智的东西，“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于是当长妈妈辞世三十年后，鲁迅表达了对她的思念：“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他们是在戏台上演活无常一样的那些唱“五猖会”的演员，“这是我儿时所罕逢的一件盛事，因为那会是全县中最盛的会，东关又是离我家很远的地方，出城还有六十多里水路，在那里有两座特别的庙。”虽然鲁迅没有真正去看过热闹，没有和赛会发生过关系，但是就像对于用烂泥、颜色纸、鸡毛做的“吹嘟嘟”哨子一样，令人回味无穷；当然，他们更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一段时光中最富人情的那些花花草草，那些虫虫鸟鸟：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

五颜六色的花草，可爱有趣的动物，构成了鲁迅童年最动人的景致，即使长的草里有赤链蛇而不敢去，那也不是真的令人恐惧，而在“三味书屋”中，即使有先生的戒尺，有单调的学业，也充满了童趣，趁先生熟睡，边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还用“荆川纸”将休小说里的绣像描下来，“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断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画画、读书、做戏，仿佛五猖会、活无常就在旁边，仿佛心愿终于实现，而这便是让童年鲁迅感受到了真正的人情。“舔吃墨汁”的隐鼠、“吹都都”的哨子，百草园里的动植物，三味书屋里的游戏，以及长妈妈，活无常，五猖会里的神，都让鲁迅感到亲近，都成为了之后战胜无聊和困顿的记忆。

记忆让旧来的意味存留，但是对于鲁迅来说，这种纯粹的存在却也折射出成长过程中的种种束缚，“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记忆的另一个作用是“时时反顾”，反顾何物？出生于旧时代，鲁迅身上一定有着被旧礼教刻下的印记，也一定会在这些童年的趣事中折射出现时的无奈，所以《朝花夕拾》的重要意义便是在“夕拾”的反顾中指出另一条个性解放、追求自由的路。《狗·猫·鼠》中，有人说他“仇猫”，便否定要打“落水狗”，于是鲁迅针锋相对于这种由此证明“我倒是狗”的“逻辑”，“于是而凡有言说，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说二二得四，三三见九，也没有一字不错。这些既然都错，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三三见千等等，自然就不错了。”其实是违心之论，是说空话，最后便是“堕落”，“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

仇猫似乎是存在的，鲁迅说小时候自己仇猫主要是猫总是在耳边叫唤，“人们的各种礼式，局外人可以不见不闻，我就满不管，但如果当我正要看书或睡觉的时候，有人来勒令朗诵情书，奉陪作揖，那是为自卫起见，还要用长竹竿来抵御的。”一种自卫式的抵御大约是鲁迅对于敌人的态度，而猫还有一个问题是，竟然吃了自己养的小小隐鼠，“当我失掉了所爱的，心中有着空虚时，我要充填以报仇的恶念！”后来知道隐鼠是被长妈妈不小心踏死的，于是鲁迅也反思了自己的憎恶，猫偷鱼肉小鸡，深夜又大叫，自然是令人憎恶的，但这憎恶是在猫身上的，“假如我出而为人们驱除这憎恶，打伤或杀害了它，它便立刻变为可怜，那憎恶倒移在我身上了。”所以这便也成为对于时事的一种讽刺。

仇猫是对于憎恶的反顾，而在《二十四孝图》中，则是对“道学先生”的讽刺，二十四个故事是让人们学做孝子，子路负米、黄香扇枕、陆绩怀桔、哭竹生笋、卧冰求鲤等都是传达着这样一种思想，在鲁迅看来，孝似乎变得困难，“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但是真正让鲁迅对《二十四孝》感到绝望的是另一种思想，他最反感的是两个故事，一个是“老莱娱亲”，为了让父母高兴，老莱竟然装作是孩子在地上打滚逗父母开心，这种“诈跌”的行为在鲁迅看来就是一种谣言，对孩子来说便是造成了负面影响，“老莱子即是一例，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而“郭巨埋儿”的故事一样太过夸张，当自己家境坏下去的时候，鲁迅希望自己的父亲能学郭巨，到时候能掘出一釜黄金来，但是想要这样暴富，是不是所埋的便是自己？用自己的生命来达到孝的目的，无疑就是一种扼杀——而这两个故事甚而至于二十四孝图，所表达的孝思想其实就是旧礼教，所以在鲁迅看来，和反对白话文一样成为“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所以从这本书，从现实出发，鲁迅的明确表示：“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一方面是说自己做不到绝对的孝，另一方面则认为这是对进步的扼杀，在面对“父亲”时，鲁迅的确有着怨言，没有看成东关的五猖会，是因为父亲要他背完《鉴略》才能去，“粤有盘古，生于太荒，首出御世，肇开混茫……”当时的确是背出了，但是后来还是都忘记了，所以鲁迅的疑问是：“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这似乎是某种让人远离五猖会的计谋，而其实从五猖会中鲁迅也说到了现实中的“禁止”：“赛会虽然不象现在上海的旗袍，北京的谈国事，为当局所禁止，然而妇孺们是不许看的，读书人即所谓士子，也大抵不肯赶去看。”《鉴略》背下来还是没能去看五猖会，而当父亲患上了水肿，为不能下床的父亲寻医是一种孝，但是寻医过程则看到了整个过社会的愚昧和落后，先前的药引子说是经霜三年的甘蔗，后来陈莲河来家里问诊，开出的是“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而他当时编的学报在宣扬中医的国粹，“一面行医，一面还做中医什么学报，正在和只长于外科的西医奋斗哩。”最后的结果是父亲病逝，虽然病逝和宣扬国粹的医生并无直接关系，但是最后那一声“父亲”里，鲁迅还是感觉到了一种失责，“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

《二十四孝图》中的道学，《鉴略》里的礼教，当然没有可爱的活无常，没有精彩的五猖会，没有百草园的花鸟虫鱼，也没有三味书屋里的绣像绘画，但是当鲁迅开始读书开始识字开始扩大眼界，走出去便开始了“时时反顾”。《琐记》里记叙了从三味书屋之后的求学之路，对于中西学堂不满意，因为那里只教汉文、算学、英文和法文，杭州的求是书院学费则很贵，后来去了无须学费的南京，考了矿路学堂，便开始“看新书”，还自己去城南买，第一本书便是赫胥黎的《天演论》，翻开第一句是：“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于是看到了物竞天择，于是看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于是看到了斯多葛，而学堂里的《时务报》、《译学汇编》也都出现在鲁迅面前；之后便是留学，“官僚也许可了，派定五名到日本去。其中的一个因为祖母哭得死去活来，不去了，只剩了四个。”不穿中国袜，要穿制服和皮鞋，一元的银元也废置不用了。

走出去漂洋过海，对于鲁迅来说，是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在日本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里，鲁迅学习的是医学，在那里认识了藤野严九郎，这个“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黑瘦的先生教骨学、血管学、神经学，他用红笔修改鲁迅的讲义，在临走之前还给了鲁迅一张写着“惜别”的照片，叮嘱鲁迅将来也寄一张照片，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在鲁迅看来，藤野先生内心是有着一种希望，那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甚而将医学作为一种学术传到中国去，所以在鲁迅看来，“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而且藤野先生给了他一种力量，“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但是对于鲁迅来说，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留学经历，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并不是藤野先生这个人，而是中国人的遭遇，一方面当鲁迅取得了好成绩，得到的是一种鄙视，“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这便是对中国的贬低甚至憎恶；但是，另一场参观枪毙中国人的仪式却真的改变了鲁迅的命运选择，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说起了当时的情形，一个在日俄战争中替俄国做了军事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人俘获，于是日本人要将他的脑袋砍下来示众，而在这示众中，很多中国人便成了“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他们具有强壮的体格，但是也显出麻木的神情，“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也从此鲁迅弃医从文，“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有着黑瘦的面容、说着抑扬顿挫的话，藤野先生就是那时照见了鲁迅精神力量的明灯，而走向了另一条救国之路的鲁迅在范爱农的经历中看到了革命的意义，起先，革命党人秋瑾和徐锡麟被杀害的消息传来，很多人表达愤怒，还筹集川资，但是身为徐锡麟学生的范爱农却拒绝给家属发电报，之后是屈服了，但是鲁迅却认为他“可恶”，甚至认为，“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之后是武昌起义，是绍兴光复，和鲁迅有见过几次面，后来范爱农的学监也被免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但是革命者范爱农后来还是死了，据说是淹死，“第二天打捞尸体，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但是鲁迅却认为，作为浮水的好手，他是不容易淹死的，疑心是自杀，而且范爱农曾经在写给鲁迅的信中说：“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自杀是对于随波逐流的拒绝，是保持傲骨的态度，而这正是当下中国人所应有的精神。

从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这些“使我思乡的蛊惑”的蔬果，到百草园、三味书屋、五猖会、活无常里不断被复活的记忆，从《山海经》、绣像《西游记》、《二十四孝图》这些书中被发现的天地，到长妈妈、衍太太、藤野先生、范爱农这些有血有肉有人情的人，那些旧时光、旧故事里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思考的鲁迅，在告别无聊中，在逃离芜杂中，“朝花夕拾”而面向现在面向未来，则是在“时时反顾”中看见光亮，“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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