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1-17《削瘦的灵魂》：穿过生门抵达他们的死墓
淡入，是分隔的窗木，是不透的玻璃，是模糊的背影，淡出，是一片黑暗，持续而持久着，最后是死一般的沉寂。这是朱贤哲在这部纪录片里安排的最后一幕，20秒的淡入淡出，隔着木床和玻璃，面对着模糊的背影，是一种不可见的存在：不可见的七等生，是在观众意义上的不可见，甚至是朱贤哲镜头里的不可见，是“削瘦的灵魂”最后场景的不可见，但是七等生对自己是不是完全可见的？——在淡入淡出之前，七等生面对着镜头说出了他的人类观：“我代表人类，虽然只是一个个人，但是个人也代表着人类……”
可见和不可见，朱贤哲显然提供了一种隐喻性的镜头，这依然是一个面对和背向的问题：镜头如何再现七等生的世界？纪录片如何记录七等生的人类观？作为观者又如何解读七等生的人和文？或者在最简单意义上，七等生是可见的，他写作的那些文章，他创作的那些小说，被公开出版，被公开阅读，被公开评说，1966年的《放生鼠》，1967年的《我的黑眼睛》，1968年的《父亲致死》，1970年的《巨蟹集》，1973年的《是非而是》，1976年的《大榕树》，1978年的《我年轻的时候》，以及1996年的《思慕微微》……文字被打开在那里，每个人都能够看见，甚至当朱贤哲将这些虚构或非虚构的文字转变为影像，在黑白世界的叙事中，在二次创作的演绎中，它们再次被看见：看见了穿过铁丝网卖掉了军帽和军鞋的女孩，看见了躲进掩体中自我封闭的孩子，看见了洪水泛滥和妓女在一起的李龙第，看见了裸身在礁石上的孤独男人，看见了将手伸向被单下母亲身体的男孩，看见了消失于海滩上的母子……
黑白，虚构，压抑，扭曲，孤独，不伦，诗意，以及死亡，这是七等生在文字里呈现的可见世界，这是朱贤哲在影像里制造的可见世界，或者它们并不是合一的存在，但至少是一种可见的存在。但显然，朱贤哲在引用、改编和创造中，让七等生文中的灵魂变成可见，是对于七等生的一次接近——怪癖的七等生几乎从不公开露面，深居简出也好，避开世人也罢，他就是那个坐在不透明的玻璃世界而背向他人的存在，2010年10月22日，七等生参加了国家文艺奖的颁奖典礼，并领取这一奖项，在这一次并不多见的公开场合里，七等生拿着话筒面对观众发表的获奖感言只有寥寥几句：“谢谢大家。”然后坐在位置上。面对这样一个不公开露面的创作者，朱贤哲突破了拍摄的困难慢慢接近七等生，从他的文开始构筑了一个完美影像化的世界，这便是朱贤哲对七等生可见的一次实验。
但是，文只是一个局部，文只是一善窗口，文甚至就是那块不透明的玻璃，看见其实意味着另一种不可见，那个背对着的七等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朱贤哲在影像化演绎七等生的文之后，开始构筑一个更具体也更真实的可见世界，他让七等生以最个体的方式走进镜头，面对镜头，对着镜头说话，从而以直击的方式无限接近一个活着的人。朱贤哲用两条叙事线构筑了“削瘦的灵魂”，而实际上这样的结构契合了七等生作为写作者和生活者可以看见的部分，甚至于他的人生就是两个世界的合一，“写作一步一步地揭开了我内心黑暗的世界，将我内在积存的淤岁一次又一次加以洗涤……”七等生如此说道，在他看来，写作是揭露，也是洗涤，是罪恶之果，也是黑暗之因，是压抑的终点，也是爆发的源头——或者，以写作这一行为本身为界，可以将七等生的人生分为写作之前和写作之后。
7岁的记忆中是被父亲咒骂、吊打，13岁之前是和父亲的敌意与疏远，即使当13岁的时候父亲病逝，对于七等生来说，压抑已经扩散成为了内心的阴影，它无法藏匿，更不会消失——在朱贤哲的影像化创作中，死去的“父亲”掀掉了盖在身上的床单，然后翻身起来，离开了死亡的现场，这便是死亡之后的复生，“父亲”终究是一个根本不会死去的形象，在七等生看来，父亲和那个社会演变成了“他迫性”存在，最终让整个世界变得扭曲。童年是压抑的，童年是贫困的，童年是暴力的，七等生就是在这样的童年中成长起来，按照七等生师范的同学吴日胜的说法，“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真正喜欢穷人发的，那些对穷人的怜悯完全是谎言。”而阮庆岳则认为，七等生的童年实在一种屈辱中成长起来的，这种屈辱不仅仅是家庭中的暴力，更是社会阶级上的不平等，“他没有信任过这个社会。”
| 导演: 朱贤哲 |
童年是起点，七等生从这个起点出发，在他迫性的扭曲中生活，于是他拒绝和社会对话，在小说中，当勤劳和诚实的母亲被镇上的男人欺负，他内心的声音是：“我该向谁报仇？”于是他孤独而孤立地活着，在师范时他担任指挥，乐团的演奏的确很美，但是老师却给了他零分，最后被退学，为了反抗学校的决定，七等生站上了食堂的饭桌，怂恿同学和他一起跳舞，最后老师进来抓了现行。七等生被开除，就像“盲肠被割除了”，只有一个叫简沧容的同学在老师面前为他说话，但是当七等生知道后找到简沧容，他对简沧容说的一句话是：“你以为我会感谢你吗？我也讨厌你！”这一句话即使在现在，仍让简沧容感到不可理解，他也为自己替他说话而后悔，而在1018年12月27日，简沧容找到了多年不见的七等生，两个人面对面坐着，老了的七等生感慨“听天由命”，而简沧容对他说：“那些你认为不可理喻的事，不是你无奈碰到了，它们都是你自己制造的……”七等生有些尴尬地笑着，也许在心里他并不认同简沧容的话，但是还有人来看他，还有人曾为他说话，这难得的温情时刻在七等生那里并没有留下深刻印象，对他人的敌意，对社会的拒绝，是七等生在他迫性世界中必然做出的态度。
也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扭曲的外部世界，七等生选择了写作，也由此他进入到了写作之后的人生。写作一方面来说是他反抗的武器，1966年他和陈映真、尉天骢、施叔青相识创办了《文学季刊》，台北明星面包店成为他们文学事业的起点，但是无法处理好人际关系的七等生在这个群体中依然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他和他们发生了口角，简沧容回忆说，有一次七等生竟然向他们的脸上吐口水，从此也断绝了和他们、和其他作家的交往，于是七等生走进了自己的写作世界，然后关闭了通向外界的大门，成为了文字中的孤绝者。七等生开始写黑暗的世界，写内心里的欲望，写真实的自我，写人类和宇宙的本体，他把文字当成是一种纯粹的存在，“我不是怪人，我是普通人，我每天都在研究自己，活着的一天就是真理，我凭真理活着。”七等生就是在写作的世界里活着，在活着的世界里寻找真理，但实际上，这种活着的真理，这种纯粹的存在，并不是一个乌托邦，七等生之所以要写作，完全是为了抵抗那个外部的世界，完全是为了反对他们的规则。
“他在反抗大中文的意识形态，他自己在羊肠小道上行走。”鸿鸿这样评价七等生。的确，七等生就是要反抗社会，就是要鄙视传统，就是要解构伦理，他无疑是既定社会的破坏者和革命者。在小说《我是黑眼珠》中，面对泛滥的洪水，主人公李龙第为人类疯狂求生的渴望感到羞耻，而当他看见有个女人无法爬上通往屋顶的梯子，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她，在屋顶身为妓女的女人紧抱住她，而李龙第也投入到她的怀抱，不顾社会的偏见，他接受了“我爱你”的呼喊，甚至他改掉了自己的名字，甚至对对面屋顶的妻子视而不见。小说中的世界也是七等生的现实，他退出了文学团体，他走进了写作的孤岛，他痛快淋漓地展现了欲望，他表达着人性的本质，“这是个人历史重于人类历史的时代。”骆以军的肯定是：“作家们都有一个精神性的河流可以向上溯寻，那就是七等生。”
《削瘦的灵魂》电影海报
但是他的文遭到了批评，刘绍明认为他“对文化或道德毫无敬意”，叶石涛说他有着“洋洋得意的哲学家风度”，“觉得可笑亦复可恨”，评论家认为他的文章是一种“小儿麻痹体”，甚至更多的批评家认为七等生是岛内文学堕落的罪魁祸首，甚至意识形态化，将其列为政治上的危险分子。批评以及封杀，让七等生反而更刺激地坚持自己的创作，他不和任何作家交往，他专心写作自己的文章，“他们是要把我这个小孩打死”，所以用写作作为武器，七等生完全将自己和“他们”分隔开来，“写作就是为了和那个世界分开来，与虚伪的价值分开来……”在七等生看来，他们的世界是虚伪的，是奴性的，是高高在上的，是压抑的，而自己在文字里活着，不受道德的约束，没有伦理的规则，也绝没有等级——这种将他们和自己的世界截然分开的做法，七等生用一句话概括：“万物之本原，宇宙之根本，这里便是生门，你也许唤作死墓……”
我之生门，是你之死墓，生与死的对立就是七等生和他们甚至和整个传统规则的对立，所以他只需寻找自己，寻找生门，寻找真理，寻找万物之本源和宇宙之根本，“我代表人类，虽然只是一个个人，但是个人也代表着人类……”实际上，七等生用文字构筑了对他迫性的反抗世界，但是在反抗的同时，却又制造了另一种扭曲，那就是自迫性的暴力。在那个世界里，只有自我，只有真实的欲望，只有不受道德束缚的自由，一方面，童年留下的阴影造成了七等生的自卑，他把这种自卑变成了自大，自卑是被别人排挤出去，自大则是把别人赶了出去，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留下的依然只有他自己。他面对朱贤哲的镜头说：世界上只有三幅画能够不朽，除了《蒙娜丽莎》和梵高的《向日葵》，第三幅不朽的画就是自己创作的《降临》；他说自己在写宇宙，写人类，没有人能像自己一样具有这样的视野……这种自大在简沧容看来也是一种畸变，“不想变成蝴蝶的毛毛虫，最终他变成了毛毛虫妖精，引起全世界的震撼……”
另一方面他鄙视传统解构伦理反抗社会，但是他又无法完全脱离社会的存在，他在二姐的介绍下和许玉燕结婚，他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背叛自己的妻子，当妻子多次提出离婚他却没有给她自由，1988年许玉燕最终选择剃度出家。七等生无疑还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甚至还在伦理道德中，即使以情欲为名追求自己的自由，却为何还有囚禁他人的幸福？或者在七等生那里，别人的道德是无法束缚自己的，但是自己可以束缚别人。他的姐姐和妹妹对于这样的家庭也是叹息声声，妹妹甚至认为许玉燕如果嫁给别人会更幸福，女儿刘小书口中的父亲是专横的，大儿子刘怀拙认为“父亲”在家庭中的形象是模糊的……
反抗他人社会却又建造自己的世界，解构规则却又构筑自己的规则，七等生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混合体，在他迫性和自迫性的扭曲中写作和生活，也许这一切的桀傲不逊也是冷僻疏离，这一切的狂狷孤绝也是自我囚禁，这一切的生门也许就是死墓。纪录片的开头，引用的是七等生的一段文字，“午睡醒来，我对童年的灵魂迈叟说：‘散步去，迈叟。’迈叟问道：‘去哪里？’”灵魂发出的“去哪里”，也许对七等生也没有最终的答案。2020年10月，被病魔折磨的七等生辞世，但是直到他死之前，都没有看过这部《削瘦的灵魂》，他在镜头里，他在纪录片里，他是可见的，但是他又在被隔离的玻璃房间里，他又背对着每一个看见他的人，他面对“去哪里”而没有答案的问题，也许就像这部纪录片一样，七等生从来没有看没见过另一个自己，他永远以模糊而背对的方式活着，而最终穿过生门，他也没有看见整个人类的命运，道德还在，伦理还在，他们还在，“削瘦的灵魂”最后抵达的依然是他们命名的死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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