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1-17《白日之下》：当丑闻成为常态
白日之下有阳光，更有无法消除的阴暗，丑闻揭露之后有真相，但并不一定等来正义，付出的善良给人以温暖，但并不意味着会有善报……当所有积极的、主动的行动在冒险地付出，最后却以一个压抑的方式结束，导演简君晋制造了“白日之下”的阴影甚至黑暗，在悲观主义之路上颠覆了道德、法律的构想，我们的同情何为，我们的正义何在，我们的善良何用？
尤其是电影“源自真实故事”，这就是活生生、赤裸裸的现实，或者“白日之下”的阴影和黑暗就是这个社会提供给我们的常态。真实事件发生在香港，那就是安老院系列恶性丑闻事件，包括2015年剑桥护老院的老人被脱光衣服后露天冲洗，2016年康桥之家院长张健华性侵女性智障人士，保罗十四岁自闭症智障男孩跳楼……这些真实事件之所以发生，简君晋在最后的字幕中给出了理由：香港私营残疾院舍屡爆性侵、虐待院友的丑闻，“资助院舍”只有约13000个宿位，残疾人士只能选择私营院舍。“资助院舍”应该是公立性质或者合法的残疾人收养院，因为宿位有限，无法满足社会残障人士的需求，所以更多的人选择了私营的院舍。当然这是导致私营院舍不断增多的原因，但是这并不是导致丑闻甚至违法事件发生的原因，简君晋的字幕说明也只是以“避重就轻”的方式描述了香港社会的现状。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丑闻的发生和升级？简君晋通过“A1新闻”的记者凌晓琪深入调查揭开了社会的黑暗一角。她冒充周健通的孙女来到了“彩桥之家”院舍，目睹了在这里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丑闻：想要离开的智障男孩明仔被工作人员拉回，然后就是一顿痛打，那个叫芳姐的人以“都是为你好”为由进行肉体的惩罚，甚至用订书针钉进明仔的手臂；水哥吃饭时嫌七个烧麦的数字不吉利，工作人员琛哥一句“你也快死了”让他很是生气，他将饭菜倒在了地上，芳姐将地上的饭菜捡起，又让水哥吃下：“要么吃掉，要么别吃。”根本没有第三种选择；而实际上煮给院友吃的烧麦马上有过期了，彩桥之家也根本不管院友的健康。
| 导演: 简君晋 |
当然更触目惊心的是两起事件，凌晓琪和同事从对面的屋顶上偷拍到了丧失人性的一幕，工作人员将残疾的或智障的老人双手双脚绑在轮椅上，然后脱光了他们的衣服，在露天的屋顶用水龙头给他们洗澡，老人们像一件件物品一样，毫无反抗之力。另外一件事则是院长章剑华性侵案，小铃是个残障女孩，章剑华用雪糕将她骗到办公室，然后给她剪指甲、掏耳朵，然后趁机性侵，在这个过程中，明仔在门外拍打，章剑华便将明仔拖到了小屋子，然后用绳子绑住了他，然后回到办公室继续性侵。明仔挣脱了绳子，看见了从窗户一角透过来的光，于是他打开了窗户，含着眼泪看见了外面的天空，在阳光的诱惑下，他纵身从高处跳下，明仔死了，而被性侵的小铃全身颤抖。凌晓琪将虐待洗澡老人的事曝光，称其堪比“集中营”，又找到了被接回家的小铃，通过她的线索向社会揭露了院舍的丑闻，凌晓琪也通过律政司要将恶人送上法庭，还小铃和明仔一个公道。
老人被虐待的事引起了轩然大波，小铃被性侵一是也进入了庭审阶段，但是真相被揭露并没有换来公正的审判，被社署豁免的院舍还在开办，有老人死了新的院友又加入，尤其是小铃案，周健通偷偷拍下来的视频成为了证据，但是在开庭时律政司的潘律师却选择了撤诉，当凌晓琪质问他的时候，他解释了原因，让小玲出庭作证只会加剧对她的伤害，秉持一罪不二审的原则，他建议保留证据等以后有机会再进行控告，实际上这也意味着章剑华不会得到法律的惩罚，院舍也不会被取缔，或者说，收到性侵的小铃、跳楼的明仔也等不到公正。潘律师告诉凌晓琪的一句话是：“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以后还会发生。”而章剑华面对记者采访时更是厚颜无耻地说道：“我千辛万苦，只是为了让院友有一个家，媒体未审先判破坏了这个家。”他还信誓旦旦说要给残疾人更多服务，感受家的温馨。
《白日之下》电影海报
实际上，当案件被撤诉，事件已经从法律层面变成了道德层面，凌晓琪不是律师，她是一个记者，寻求真相、相信公正的她所代表的也是社会公器的力量，也正是从这个层面来看，“白日之下”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阴暗。正如章剑华院长所说，院舍就是他们的家，而残疾人没有家，就在于他们被家人抛弃了。小铃其实有母亲，但是她还是狠心将其送进了这家私营院舍，这么做在她看来，自己反正已经亏欠了女儿，她也无力改变现实；水哥的孙女结婚了，他借来了礼服，凌晓琪将他送到了酒店，但是很快被女儿赶了出来，并且威胁他再也不要和自己有任何联系，失望的水哥最后变得绝望，没过几天就撒手人寰；明仔跳楼身亡，烧着纸钱的母亲问凌晓琪：“我是不是一个混蛋。”她也只能通过这样的自责求得原谅。他们是老人，他们是残疾人，他们是智障，正常的家庭已经无法为他们保留位置，于是这里成为了他们的归宿，甚至凌晓琪的爷爷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也被母亲送到了这样的机构，母亲的回答是：“人老了就是包袱。”
家人抛弃了他们，社会也抛弃了他们，所以院舍的种种丑闻变成了常态，周健通说：“在这里傻比不傻好。”凌晓琪的上司说：“你改变不了世界，善不一定有善报，恶也不一定有恶报。”潘律师说：“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以后还会发生。”当丑闻变成常态，当真相就是摆设，简君晋也并没有将这个问题变成对社会制度的探讨，而随着身为记者的凌晓琪在“维权”中失败，所谓的社会公器也变成了一个躯壳，揭露真相更是少了一个理想主义者，故事也在压抑和阴暗中变成了现实问题的一个样本，甚至在凌晓琪辞职后得到的消息是，彩桥之家被撤掉了豁免权，而所有院友都对她怀有敌意，因为这意味着这个所谓的家也不复存在——在一场暴雨中，“白日之下”最后的一丝阳光也荡然无存。
但是，简君晋毕竟还是提供了一些微弱的光亮，周健通将自己的帽子送给了凌晓琪，然后告诉她：“不要为做对了一件事而内疚。”这也终于让凌晓琪释然，开车前行，大雨停歇，阳光重新照耀下来，生活又进入新的“白日之下”，这是微弱的希望，但是永存心底，就像歌中所唱：“我们终将相逢，在一个艳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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