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2-09《且介亭杂文》：大众和先驱要各式的人做

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拿来主义》

拿来，是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地拿来，拿来是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地拿来，拿来是要“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地拿来，当伸出手去“拿来”，必是一种新的存在，“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当然，在人成为新人之后，人做的文艺也会成为新文艺。但是，拿来却并非自然地拿来，有人奉行“闭关主义”，有人信仰“送去主义”，有人则用别人“送来”代替自己“拿来”。

如何区分？譬如，中国的孩子和日本的孩子，穿的都是洋服，判断的标准是：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便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则是日本孩子；又到了照相馆里，满脸顽皮的像是日本孩子，面貌拘谨的则是地道的中国孩子。但是，都穿着洋服，面貌也都很普通，怎么就有这么大的分别？不是孩子本身的问题，而是孩子后面进行“驯良”的人，那个叫“爸爸”或前辈，要孩子向“静”的一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命名为“有趣”，而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这些“动”的孩子，则有人摇头，甚至于斥之为“洋气”，与它为仇，甚而至于和“洋气”唱反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爸爸”们便说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性——“爸爸”的话固然要听，“假使有一个孩子，自以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或者满脸笑容，实际上却总是阴谋暗箭，我实在宁可听到当面骂我‘什么东西’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个东西。”但是把驯良当美德“简直倒是没出息”，不和洋气搭界，甚至为仇，还与洋气唱反调，那个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便是以保存国粹的名义拒绝“拿来”，“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

以保存国粹的名义实施驯良的行为，当然是保守主义，但是这保守主义关起门来却离了大众和时代太远的距离。尊孔成了民国以来第二次的盛典，上海华界施展了各种本领，文庙举行孔诞纪念会，党政机关及各界代表千余人，大同约会演奏中和韶乐两章，四十种属国乐器不分古今，于是满街都是当年孔子听得“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聆其节奏，庄严肃穆，不同凡响，令人悠然起敬，如亲三代以上之承平雅颂，亦即我国民族性酷爱和平之表示也。……”这是一次盛典，而在盛典之外，是一则消息，余姚入夏以来遭遇干旱，“距姚城四十里之朗霞镇后方屋地方，居民杨厚坤与姚士莲，又因争井水，发生冲突，互相加殴。”一边是韶乐声声，一边则是鼻青脸肿，“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君子和小人之分，“非小人无以养君子”，满嘴的何尝不是驯良？或者还有俗人应避雅人的言论，这是道学先生躬行“仁恕”的做法，远到朱子，做官的时候是不能给无告的官妓吃板子，近到的新月社，最憎恶骂人，因为骂人“就害得他们不能不骂”，林语堂还佩服“费厄泼赖”，但是在杭州赏菊时

，遇见“口里含一枝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么斯基的译本”的青年，他就不能不“假作无精打彩，愁眉不展，忧国忧家”的样子——他们在鲁迅看来，就是遵循着“俗人应该避雅人”的观念，“小心谨慎的人，偶然遇见仁人君子或雅人学者时，倘不会帮闲凑趣，就须远远避开，愈远愈妙。假如不然，即不免要碰着和他们口头大不相同的脸孔和手段。”

想要保存国粹，想要过士大夫的日子，总是有保守主义的影子，但是现在被枪炮打破了大门，于是有了“送去主义”，把京剧说成是追上潮流的象征主义而去外国演出，就是送去主义，而士君子门还一门一门分类，连人也分类，不同的脸谱是不同的性格，“倘使他要永远中立，自称‘第三种人’，精神上就不免时时痛苦，脸上一块青，一块白，终于显出白鼻子来了。”而实际上，送去的未必是先前的东西，也并非是要合上潮流，“况且我们古时候戏台的搭法，又和罗马不同，使看客非常散漫，表现倘不加重，他们就觉不到，看不清。”国情不同，文化不同，送去主义的同时，当然有了“送来主义”，比如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还有日本那些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面对洋货的“送来”，青年们开始恐怖，因为我们已经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不知道拿来。因为送来的，所以有人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他的东西污染了，便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或者勃然大怒中放一把火烧光以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

不敢进门的孱头，放一把火烧掉的昏蛋，都是对于“送来主义”的一种态度，但如果是拿来呢，看见鱼翅，并不是为了显示其“平民化”，而是和朋友像萝卜白菜一样吃掉；看见鸦片，不是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而是送到药房里去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烟灯，还是当做国粹——这种“拿来主义”只是形式的拿来，骨子里还是一种保守，对于需要拿来的国人来说，也是一种危机。比如中国的火，可以吃火锅，可以照亮，但也出现了火灾，但是现在炸弹有了，烧夷弹之类的东西已经做出，要做名人似乎可以放更大的一把火，“那人就也更加受尊敬，从远处看去，恰如救世主一样，而那火光，便令人以为是光明。”这是拿来主义？比如中国的王道，有人说，“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拿来的是征服，用来征服国民心，甚至于中国的王道也不存在了，变成了一种霸道，“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比如中国的监狱，造了西洋的样子，变成了文明式的监狱，是一种拿来，但是，“那是为了示给旅行到此的外国人而建造，应该与为了和外国人好互相应酬，特地派出去，学些文明人的礼节的留学生，属于同一种类的。”于是拿来之后，“虐待就成为必不可少了。”

拿来是为了放更大的火，是为了征服民族心，是为了虐待国人，没有“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地拿来，，没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地拿来，没有“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地拿来，所以人不是新人，文艺也不是新文艺。而拿来主义的要点是适合社会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是一种向前的活着的状态，所以不需要鲁迅所称的那些“死之说教者”，他们的文艺是和“生存不能两立”的，当然他们对于国人，也认为是失去了自信力，“先前信‘地’，信‘物’，后来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没有相信过自己，甚至连“他信力”也失掉了，于是就有了“自欺力”，在“自欺力”下，当然人便是死人，文艺也就成了和“生存不能两立”的存在，作者便成了“死之说教者”。

但是鲁迅却认为，自信力并没有失掉，即使在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中，还有中国的脊梁，那就是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简直是诬蔑，“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所以要认识到中国人的筋骨和脊梁，只有筋骨和脊梁在，在这个需要拿来主义的时代，就需要作者也挺起筋骨和脊梁来，“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所以鲁迅的拿来主义在《答国际文学社问》中就阐明了要像苏维埃文学一样，要把苏联文学拿来，一方面，“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这是鲁迅从苏联革命看到的希望，甚至确信“无阶级的社会”会出现，另一方面，则要把苏维埃文学拿来，“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

对于苏维埃文学的“拿来”，必然要审视中国的文学，审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鲁迅在《<草鞋脚>小引》一文中说，古时小说向来不算文学，但是当一九一七年小说家侵入文坛，便意味着“文学革命”的开始，这是因为社会有这样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文学革命者要求的是人性的解放，当他们扫荡了旧的成法，当他们和保守家门进行战斗，也唤醒了阶级意识，于是那些前进的文学家就成了革命文学者，即使有迫害，有禁止出版、烧掉书籍，甚至杀戮作家的做法，但是革命文学和文学革命还是开展起来了。但是革命文学之命运，却不断受到围剿，有保守主义者，有送去主义者，当然更有反动的政府，他们是从外国学来的，也有富于智识的青年，“他们自然是觉得的，最先用的是极普通的手段：禁止书报，压迫作者，终于是杀戮作者，五个左翼青年作家就做了这示威的牺牲。”在鲁迅看来，革命青年的血浇灌了革命文学的萌芽，文学上比以前更增加了革命性。但是，中国文坛还有“鬼魅”，比如把成吉思汗作为理想的标本，把蒙古大军侵入欧洲让贵族和平民成为奴隶看成是荣耀的“民族主义文学”；比如自称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超然于左右之外”的“第三种人”，“他们以为文学是永久的，政治的现象是暂时的，所以文学不能和政治相关，一相关，就失去它的永久性，中国将从此没有伟大的作品。”还有人开始设置书籍杂志检查处，反对文学和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他们是很熟悉文坛情形的；头脑没有纯粹官僚的胡涂，一点讽刺，一句反语，他们都比较的懂得所含的意义，而且用文学的笔来涂抹，无论如何总没有创作的烦难，于是那成绩，听说是非常之好了。”

中国文坛上有鬼魅，中国政府里有检查，中国文艺里有奴才，于是在需要拿来主义的时代，“然而在实际上，文学界的阵线却更加分明了。蒙蔽是不能长久的，接着起来的又将是一场血腥的战斗。”这场血腥的战斗，在当时来说，就是关于大众语的争论。鲁迅在《门外文谈》中指出了文字的需要交给大众，在他看来，胡适所说的言文不分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所以我们的做古文，是在用了已经并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谐声的谐声字，在纸上描出今人谁也不说，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语的摘要来。”言文不分其实有着一种权力观，认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具有尊严性和神秘性，“文字既然含着尊严性，那么，知道文字，这人也就连带的尊严起来了。”而中国文字除了身份和经济的限制之外，还有一条高门槛，就是难，文字之难也体现了特权，“单是这条门槛，倘不费他十来年工夫，就不容易跨过。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超出别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当士大夫故意制定难字，就是想要它和大众绝缘，“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也跟着不尊严了。”

所以不想把文字交给大众，一是怕大众如果都会读写，那么大家就都变成文学家了；另一种则是怕文学的低落，大众没有旧文学的修养，当他们开始写文章，文学就会低落下去。这两种观点都代表着新国粹派的主张，看起来为大众设想，其实是“倒尽了拖住的任务”，所以当大众语一出现，就有“猛将”趁势出来，有的是文言余孽，打击的是那些白话和翻译的，有的则是懒惰分子，“要大众语未成，白话先倒”，其实也是文言文的好朋友；还有是好意的但是错误的人，“因为他们不是看轻了大众，就是看轻了自己，仍旧犯着古之读书人的老毛病。”所以在鲁迅看来，一方面不要文言余孽，不要懒惰分子，不要好意却错误的人，也不要所谓的“新帮闲”，而是需要新人，需要各式的新人，“要许多人做：大众和先驱；要各式的人做：教育家，文学家，言语学家……。这已经迫于必要了，即使目下还有点逆水行舟，也只好拉纤；顺水固然好得很，然而还是少不得把舵的。”另一方面，文艺需要新文艺，则需要“拿来主义”。

《中国语文的新生》中，鲁迅说，中国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全靠大家的切实的智力，“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不要给旧文字做牺牲就需要牺牲掉旧文字；在《关于新文字》中，鲁迅说，“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所以要去除愚民政策利器的“方块汉字”，“不但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的可能，就是有钱有势的特权阶级，费时一二十年，终于学不会的也多得很。”不论是《中国语文的新生》还是《关于新文字》，鲁迅所强调的都是一个新，新是为了革除旧的存在，去除保守主义，而这新的关键是拿来主义之下的“欧化”——拉丁化。在《中国语文的新生》中，鲁迅认为拉丁化是关键，“和提倡文言文的开倒车相反，是目前的大众语文的提倡，但也还没有碰到根本的问题：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关于新文字》中则认为，“反对拉丁化文字的人，往往将这当作一个大缺点，以为反而使中国的文字不统一了，但他却抹杀了方块汉字本为大多数中国人所不识，有些知识阶级也并不真识的事实。”

这是大众语的出路问题，在《答曹聚仁先生信》中鲁迅更是明确阐明了自己的五个观点：第一，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第二，要推行大众语文就必须使用罗马字拼音；第三，普及拉丁化是让大众自掌教育；第四，在僻处启蒙的大众语，应该对纯用方言进行改进；第五，在大众语出现雏形的地方进行改进，而“太僻的土语，是不必用的”。同时鲁迅更是详细指出了大众语的推广，他认为赵元任的罗马字拼音太繁无法使用，用更浅显的白话文，较普通的方言做出的作品还需要“进步”思想，当然还要支持欧化文法，这是一种后备。这一份详细的方案是鲁迅对于大众语推广未来的期许，也是拿来主义的具体实践，“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地拿来，“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地拿来，“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地拿来——需要新人，需要新文艺，而这正是时代的呼声，因为，“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