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06《中国小说史略》：诚望杰构于来哲也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
    ——《第八篇　唐之传奇文（上）》

“一变”的唐传奇文里出现了被李贺成为“吴兴才人”沈亚之所作的《湘中怨》《异梦录》《秦梦记》等作品；“一变”的唐传奇文里有了讲述杨妃故事而“鲜有条贯秩然如此传者”的《长恨歌传》，它成为清代洪昇《长生殿传奇》的蓝本；“一变”的唐传奇文里更有了“后来煊赫如是者”的《莺莺传》，成为之后董解元、王实甫、关汉卿、李日华、陆采以及诸多续作的源头……这“一变”的唐传奇文为后世的小说、戏剧积累的丰富的素材，开启了新的天地，更是对旧有问题的最大变革，是“有意识的作小说”的开始，是小说史上的“一大进步”。

所谓承前启后，亦是变旧革新，小说在发展过程中为什么在唐传奇中确定了这一地位？鲁迅认为，小说在唐代而一变，变得是叙述开始宛转，文辞开始华艳，与六朝志怪的粗陈梗概者相比较，“演进之迹甚明”，而更重要的是小说开始成为一种有意而为之的文体，就如胡应麟在《笔丛》中说：“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个说以寄笔端。”不管是“作意”，还是“幻设”，都是“意识之创造”，所以鲁迅认为，“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而小说的发展轨迹，就是一个从无意之行为到有意之创造的过程，就是从“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到“究在文采与意想”的转变。

“小说”一词最初出现于《庄子·外物》中，“饰小说以干县令”，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解释说：“‘县’是高，言高名；‘令’是美，言美誉。”也就是说，在最初的时候，“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之后桓谭所言“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也是指一种“短书”，鲁迅认为，这里的小说和后来所谓的“小说”近似，但是在其实质意义上是指寓言异记，《庄子》记载尧问孔子时说到《淮南子》上共工争地地维绝，就说“短书不可用”，短书为“小说”，就是指寓言异记背于儒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录入凡十家，却说“可观者九家”，就是将“小说”排除在外，他认为，小说“盖出于稗官”，小说为“街谈巷语之说也”，虽然这里的小说和近代小说相似，但是却贬低了它的价值，“不过古时稗官采集一般小民所谈的小话，借以考察国之民情，风俗而已；并无现在所谓小说之价值。”

小说是短书，是小道，是街谈巷议，是道听途说，所以长孙无忌等人修编的《隋书》除了《燕丹子》之外并无晋以前书；《唐书·经籍志》所录小说，与《隋书》并没有特别变化，只是增加了张华的《博物志》十卷，而此书本属杂家，由此录入小说；《新唐书·艺文志》在小说中增加了晋代至隋代的著作，共收录志神怪者十五家共计一百十五卷，一个变化是，王延秀《感应传》、侯君素《旌异记》等因果报应内容的九家七十卷，在以前都列入史部杂传类，现在始退为小说，史部便无鬼神传，又增加了唐人著作，“如李恕《诫子拾遗》等之垂教诫，刘孝孙《事始》等之数典故，李涪《刊误》等之纠讹谬，陆羽《茶经》等之叙服用”；元代修《宋史》，并无特别变化；明代的胡应麟在他的《少室山房笔丛》中“综核大凡”，把小说分成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辩订、箴规六类；而到了清代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小说被分成三派，一类是叙述杂事，一类是记录异闻，一类是缀缉琐语，“所论列则袭旧志”。

这是小说分类之演变，在鲁迅看来，小说似乎一直没能摆脱“街谈巷议之说”的最初定位，“史家成见，自汉迄今盖略同：目录亦史之支流，固难有超其分际者矣。”小说是史学家所定义的小说，这便是一种成见，而鲁迅编辑《中国小说史略》讲义，看起来是为了填补中国文学史的空白，他在一九二三年的《序言》中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所以他用三年前在北京大学时作的讲义为纲，“疏其大要，写印以赋同人；又虑钞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省其举例以成要略，至今用之。”而在七年之后的一九三〇年，当“研制之风”开始盛行，鲁迅“复将重印，义当更张”，稍施改订之后得以出版。鲁迅说出版这一本书为了“顾畴昔所怀将以助听者之聆察、释写生之烦劳之志愿”，但其实在填补小说史之外，更想重新确立小说的地位，“大器晚成，瓦釜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校讫黯然，诚望杰构于来哲也。”这大约是一种抛砖引玉的说法，而期待来哲重构小说以及小说史，就在于消除一直以来的成见，在《小说旧闻钞》中，鲁迅就提到了这本书，他说：“迨《中国小说史略》印成，复应小友之请，取关于所谓俗文小说之旧闻，为昔之史家所不屑道者，稍加次第，付之排印，特以见闻虽隘，究非转贩，学子得此，或足省其浬重寻检之劳焉而已。”一方面是反驳评价《中国小说史略》的成仿吾等人“海上妄子”，另一方面就是让“史家所不屑道”的小说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

《中国小说史略》，从书名可以得知这的确是一部关于中国小说历史发展的书，但是发展史是关于小说的，毋宁说鲁迅更是从文学的发展来定位小说在历史上的演变，这从他对于小说的起源的考察可以看出来。小说，在庄子那里是“齐谐”，在列子那里是“夷坚”，都是指寓言，但是鲁迅认为“不足征信”，既然《汉书·艺文志》上说小说出于“稗官”，稗官就是一种采集的工作，那么“街谈巷议”就出自于民间，是非一人所独造，由此，“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还阐述了文艺作品发生的次序，“恐怕是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诗歌起于劳动和宗教，而小说则起源于休息，因为在劳动时人们歌咏以自娱，是为了忘却劳苦，但是在休息时，人们就开始彼此谈论故事，这些故事便成为小说的起源，“所以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但是不管是小说还是诗歌，“其要素总离不开神话”，而小说的神话起源，就具有一种民族性，“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神话以“神格”为中枢，除了宗教因素之外，美术也是另一种萌芽，而美术之由起，就是文章之渊源；神话演进，变为了“人性”为中枢的叙述，这就是传说——神话和传说，为小说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但是，中国却并没有完整的神话体系，连集录的古籍也仅剩下《山海经》，考察这种现象，鲁迅引用日本岩谷温的说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这片土地的人“缺乏天惠，其生也勤”，所以重实际而轻想象，二是儒家思想的影响深远，而儒家重视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哲学，“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而鲁迅更深一步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思想“神鬼之不别”：“人神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原始信仰存则类于传说之言日出而不已，而旧有者于是僵死，新出者亦更无光焰也。”旧者僵死新者不出，中国的传统思想并没有真正培植神话的土壤，所以对于小说发展来说，这是一种天然的缺陷，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史家之成见——古代成系统的神话古籍不存，《汉志》里所录小说今皆不存。

现在所能见到的是“汉人小说”，但是不管是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还是班固所作的《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不管是杂载人间琐事者的《西京杂记》，还是记赵飞燕姊妹故事的《飞燕外传》，都是伪作，鲁迅认为“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文人好逞狡狯，或欲夸示异书，方士则意在自神其教，故往往托古籍以衒人；晋以后人之托汉，亦犹汉人之依托黄帝伊尹矣。”秦汉神仙之说盛行，汉代又有而来巫风，加上小乘佛教传入，“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这是小说一个初级的模型，鲁迅认为，这还不是真正的小说，“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但是尽管如此，六朝鬼神志怪书也兼具小说之雏形，比如干宝的《搜神记》、刘敬叔的《异苑》、刘义庆的《幽明录》，而王琰的《冥祥》在类书《珠林》及《太平广记》中所存最多，“其叙述亦最委曲详尽”，而且和刘义庆的《宣验记》、颜之推的《集灵记》、侯白《旌异记》，“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顾后世则或视为小说。”而鲁迅对《世说新语》给予了较高评价，他认为刘义庆的八卷《世说》“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实际上也是对当时巫风盛行的一种改变，“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

挣脱志怪之牢笼，为唐传奇文“一变”创造了条件，虽然“传奇”一说也是一种贬称，“以别于韩柳辈之高文”，但是传奇在志怪中“施之藻绘，扩其波澜”，尤其是有意作之，才成为真正的小说，这其中有与白居易为友的陈鸿作的《长恨歌传》，是杨贵妃故事中“鲜有条贯秩然如此传者”；其中有白居易之弟白行简的《李娃传》，将“近情而耸听”的李娃故事变得“缠绵可观”；其中有元稹所传小说《莺莺传》和李朝威的《柳毅传》，它们是唐人传奇中“后来煊赫如是者”的仅有两篇。而唐传奇也有集者，牛僧孺的《玄怪录》十卷，虽然现在已佚，但是在《太平广记》中有所引用，鲁迅认为“僧孺乃并欲以构想之幻自见，因故示其诡设之迹矣”，此外还有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二十卷，“或录秘书，或叙异事，仙佛人鬼以至动植，弥不毕载，以类相聚，有如类书，虽源或出于张华《博物志》，而在唐时，则犹之独创之作矣。”

到了宋代，虽然志怪和传奇书不断增多，但是和唐传奇在文学史上“一变”的地位相类似的，则是宋代的话本，《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鲁迅称其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这“一变迁”的意义就在于用白话进行小说创作，“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这也是小说对旧文体的改变，从此缺乏文采的志怪书慢慢消退，“拟古且远不逮”的传奇也开始让位。宋代的白话小说兴起，就是俗文学的兴起，就是让小说回归民间的土壤，于是从唐末的“说话”而演变为平话，于是有了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的“话本”，于是有了小说者的“提破”“捏合”等技艺，于是又有了宋元的拟话本。

在一步步演变中，小说的风格越来越趋于多样化，元明出现了讲史，《三国志演义》《隋唐演义》《水浒传》相继出现，鲁迅评价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认为《隋唐演义》“惟其文笔，乃纯如明季时风，浮艳在肤，沉著不足，罗氏轨范，殆已荡然，且好嘲戏，而精神反萧索矣”，也考察了《水浒传》的四种主要版本；到了明代出现了《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金瓶梅》《玉娇李》等人情小说，还出现了《三言》《二拍》等拟宋的市人小说……这些不同类型小说的创作、刻录和流传，也反映了小说的丰富性和不断“一变”的演变，比如《西游记》，“惟杨志和本虽大体已立，而文词荒率，仅能成书；吴则通才，敏慧淹雅，其所取材，颇极广泛，于《四游记》中亦采《华光传》及《真武传》，于西游故事亦采《西游记杂剧》及《三藏取经诗话》（？），翻案挪移则用唐人传奇（如《异闻集》《酉阳杂俎》等），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几乎改观”；而《金瓶梅》，“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拟宋市人小说也是一种改变，“惟至明末，则宋市人小说之流复起，或存旧文，或出新制，顿又广行世间，但旧名湮昧，不复称市人小说也。”

到了清代，中国古代小说更是发展到了高峰，成为一代之文学，其中出现了以《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为代表的“拟晋唐小说”：他认为《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而《阅微草堂笔记》则“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讽刺小说，则以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为最，“敬梓之所描写者即是此曹，既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认为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人情小说中，《红楼梦》“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此外还有以《品花宝鉴》《海上花列传》为代表的狭邪小说、《儿女英雄》《三侠五义》为代表的侠义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为代表的谴责小说……

在介绍各类型小说代表作，评价其得失的同时，鲁迅以“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列出一章，其中的《野叟曝言》是“寓惩劝同意而异用者”，其中的《蟫史》“欲于小说见其才藻之美者”，而这些似乎都远离了小说发展的主流，鲁迅认为当时的文人对小说亦有一种偏见，“雍乾以来，江南人士惕于文字之祸，因避史事不道，折而考证经子以至小学，若艺术之微，亦所不废；惟语必征实，忌为空谈，博识之风，于是亦盛。”他们就是把小说看成是“道听途说者之所造”，是“无可观”，所以不屑道，这就是史学家成见的表现，但是这其中却出现了例外，那就是李汝珍的《镜花缘》，“盖于诸女，悲其销沉，爰托稗官，以传芳烈。”忽视将其看成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鲁迅则认为更是寄托了社会制度改革的一种理想，“其于社会制度，亦有不平，每设事端，以寓理想；惜为时势所限，仍多迂拘，例如君子国民情，甚受作者叹羡，然因让而争，矫伪已甚，生息此土，则亦劳矣，不如作诙谐观，反有启颜之效也。”

但这是一种信号，而这正是鲁迅认为小说发展的方向，在《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的论述中，他最后一句话是：“而其时欧人之力又侵入中国。”在中国出于“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的内乱和“英，法，日本”等外敌的情况下，在希望改革，呼唤爱国，期待维新的时候“特盛”的是谴责小说，“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这当然没有起到小说应有的功用，没能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实现“一变”，于是，小说“徒作谯呵之文，转无感人之力”，于是出现了丑诋私敌的谩骂之书，“遂堕落而为‘黑幕小说’”，于是，“来哲”不来，鲁迅匆匆结语，留下了小说的另一个空白：“至于民国以来所发生的新派的小说，还很年幼——正在发达创造之中，没有很大的著作，所以也姑且不提起它们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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