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5-26《安东妮塔》：最后，是身体之死
她获得了教育，她创作了剧本，她在舞台上表演，她冲破了家庭的束缚，她参加了革命，当“她”和男人平起平坐，当她在政治生活中勇敢向前，安东妮塔这个名字代表着女性的解放和自由，但是1931年2月11日，当她从巴黎圣母院的六楼跳下，只有一个轻飘的身体从不高的上空坠落，甚至连身体也没有温度，在她跳楼之前，她已经从包里拿出了手枪，她已经将子弹射向了身体，在坠落之前响起的枪声，惊起了一群鸽子，女人的坠落，鸽子在飞翔，天上和地下构筑的不同世界永远无法让那个叫安东妮塔的女人拥有放飞自我的灵魂。
卡洛斯·绍拉用这个墨西哥传奇女性作为题材，是在书写一种平等？1931年发生的真实故事，对于卡洛斯·绍拉来说，的确给予了一定的希望，他似乎要从安东妮塔的悲剧中找出时代的原因，但是当安东妮塔成为绍拉的一个文本，这个文本却又无法脱离预设的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中，也正是在这种无法摆脱的对立世界里，安东妮塔用身体书写了一部女性悲剧，绍拉的文本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加剧了这种对立——越想给予一个女性自由和解放的空间，却又陷入时代和社会造成的割裂中，安东妮塔甚至死于绍拉的文本，一个轻飘的身体是无法完成精神和人格意义上平等世界的构筑。
绍拉在电影里其实有着双重的叙事，核心叙事是安东妮塔作为墨西哥女性传奇却又悲剧的一生，而在这个核心叙事之外，则是法国心理学家约亚娜调查安东妮塔一生的笔记，这两个叙事互相交错，对于认识安东妮塔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约亚娜也作为一个女性介入到安东妮塔世界的时候，她的叙事反倒变成了关于女性被束缚的另一个文本，这两个文本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虽然最后约亚娜没有选择走上安东妮塔那条路，甚至在她举枪射向自己时喊出了“不”，但是女性之命运从来没有在深入内部中得到改变，反而成为了无法走出的宿命。
安东妮塔作为一个女性，男性世界必然为她提供了足够丰富的背景。她生于墨西哥一个富足家庭，父亲构成了安东妮塔生命中的第一个男性，这个男人看起来给了安东妮塔一种平等权，使他能够接受良好教育，并让她走上了雕塑这条路。但是这不是墨西哥社会整体民主的象征，她获得的种种平等权利都是父亲手上的钱决定的，也正是这一点，当安东妮塔走上革命，却身无分文的时候，她再也无法立足，“我们没有钱了，会成功吗？”她在陷入低谷时曾经问有着民主渴望的瓦伦汀，一种疑惑，是安东妮塔在审视自己的出身，在质问钱财对自己的羁绊。而当瓦伦汀问她：“你会和我在一起吗？”安东妮塔甚至没有了当初革命的勇气，“家族会杀了我，他们不会容忍我和你的事。”
| 导演: 卡洛斯·绍拉 |
和家族有关的宿命已经融进了安东妮塔的生命中，这是作为男性的“父亲”带给她的束缚。而在成为雕塑家之后，她的内心逐渐成长起来对自由的渴望，她开始写书，开始走上舞台，开始演出歌剧，这个有才气的女人遇到了自己的第一段爱情，但是在她看来，爱情之后也成为她的束缚，正像她的丈夫所言：“那些书毁了你。”于是安东妮塔勇敢地结束了这段感情，与其像她所说：“我们没有感情，我不爱他。”不如说安农妮塔想要主宰自己的命运。于是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出现了，她是带着她的“独立之神”雕像而遇见画家曼努埃尔·洛萨诺的，她对正在画《楼上的女人》的洛萨诺说：“我属于你，你点燃了我的生命之火。”
点燃生命之火，并且在身体里燃烧，安东妮塔看到了属于自己的独立之神，但是，洛萨诺已经有了家庭，而这个家庭在某种意义上却也是女性悲剧的写照，那个在洛萨诺身边的女模特变成了安东妮塔的影子，而她的死亡成为悲剧的预演。安东妮塔深深爱着她，给他写的87封情书就是一切，“我会为了爱而付出一切，不前卫，也不支配情欲，不分裂自我，我不会抛下情欲来爱你，我在死亡边缘……”这一种表达里透露的是安东妮塔的决绝，一种为爱牺牲自己的决绝，但是这种决绝对于她来说绝不是自由，而是新的束缚——即使已经知道自己站在了死亡边缘，即使和洛萨诺分开，在参加了革命之后，她还是念念不忘，还对瓦伦汀说自己只属于洛萨诺。
如果说安东妮塔对洛萨诺是一种决绝地爱情，那么当她离开之后进入政界，则是对政治自由的渴望，在这里他遇到了抱有民主希望的瓦伦汀，而这也是她走向身体之死的最后一步。实际上，安东妮塔的一生都和政治有关，她就是在墨西哥独裁统治的环境中成长，其中发生了反迪亚斯游行、萨帕特农民起义、威尔特将军的镇压等事件，在革命/反革命、起义/镇压、专制/民主此起披伏中，时代所制造的就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单项命题，而安东妮塔无疑在这个时代里无法真正拥有男女的平等权利，那个叫阿德里塔“女士兵”的覆灭就是一种明证，“革命像男人一样”更是让安东妮塔成为一个配角。在总统被刺杀，将军成为新总统，新总统离间将军等矛盾中，墨西哥的局势一直在动荡，而瓦伦汀所说的民主，以及总统所说的消除隔阂，都变成了政治谎言，而安东妮塔更是幼稚到相信这样的革命会最终取得胜利，“不同文化应该混合产生新的文化。”
《安东妮塔》电影海报
实际上，安东妮塔进入政治生命的过程中，她身边都是男人，男人掌握着权力，男人主宰着命运，男人制造着暴力。在男人的世界里，安东妮塔只是一个影子，而这个影子依然相信爱情，依然相信民主，依然相信文化，和当初对爱情、自由的向往一样，是决绝的，也正是这样，安农妮塔走上了不归路，她最后只剩下轻飘身体的一生在曾在她身边作为一个诗人而出现的瓦格斯看来是“毫无意义的”——当瓦格斯作为约亚娜调查的对象，他对安东妮塔评价的“毫无意义”似乎也变成了对于约亚娜行动的解读。作为法国心理学家，约亚娜对这个从巴黎圣母院跳下的传奇女性怀有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也是女性视角的，她从法国出发去墨西哥时就对自己的丈夫说：“他的故事让我很感兴趣，我不知道自己会去多久，请照顾好我的猫。”
约亚娜也是决绝的，她为了写作自己的那本《关于20世纪自杀的书》而只身前往，通过那些情书、关于墨西哥时局的纪录片和采访当事人，解读安东妮塔自杀的心路历程。约亚娜是一个旁观者，是一个分析师，她的行走和安东妮塔的故事形成了两条叙事线索，但是绍拉又将他们合在一起，尤其是在安农妮塔陷入迷惘的时候，她在写作时约亚娜就在她身边，仿佛介入到安农妮塔的故事里，这一种互文的关系其实是徒劳的，当安农妮塔最终决定自杀的时候，约亚娜也在她身边，那句“不”的喊声只是有限地响起在绍拉的影像里，而没有成为安东妮塔人生中的一种解救——约亚娜眼睁睁看着安农妮塔结束了自己传奇却压抑的一生。
“我像是把灵魂都拿来献祭，而你们却只是取笑我。”安东妮塔曾经这样悲观地注解了自己，爱情没有给安农妮塔带来幸福，政治没有让安东妮塔拥有自由，电影没有给安东妮塔的悲剧找到出路，对于自杀的调查也没有阻止女性对身体的戕害，安东妮塔的故事，约亚娜的调查，构成了女性悲剧的普遍难题，而这样的难题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种无解：在法国电视节目中，女嘉宾卡妮娜阿尼尔开始做那个取名叫“夜吻”的法国菜，当一切完成，面带微笑的卡妮娜阿尼尔却拿出了手枪，在众目睽睽之下射向了自己的脑袋，个体行为在传播时代变成了公共行为，而在美食节目中死去，是不是也是女性难以逃离自身属性的一种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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