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4-17《科扎克医生》：愿你们找到爱和故乡
火车终于慢慢停下了，科扎克医生带着孩子们走下了火车，高举起孤儿院的旗帜，奔向开满鲜花的世界。在这场名为“郊游”的活动中，科扎克医生和孩子们一样，是欢快的，是自由的，但是诗意的世界随着孩子们身影的消失，变成了一片惨白，字幕打出来：“1942年8月，科扎克医生和他的孩子们死于特雷布林卡毒气室……”
字幕凸显的是历史，是悲剧，是死亡，是战争，它更是以残忍的方式解构了科扎克和孩子们的诗意世界，相反，安杰伊·瓦伊达用梦幻的方式表达着反战的思想，或许，真正属于孩子们的就应该是一次“郊游”，就应该是欢快而自由的生活，就应该是寻找诗意的故乡。一种反差呈现出来，背后是对科扎克医生所营造的“爱和故乡”的一种礼赞。所以电影的逻辑是一种双向的构建：一方面是科扎克医生和所有爱心人士所维护的犹太孤儿院在战争到来之后一步步被破坏，另一方面则是在悲剧和厄运降临之后对于内心那片爱和故乡的找寻，即使是一种梦幻，即使是一次虚构，也是对战争之恶的控诉，也是对人类之爱的颂扬。
科扎克医生，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作为犹太人，他早在1911-1912年期间，就为犹太儿童设计了孤儿院，之后他成立了“儿童共和国”，在那里孩子们有自己的小议会、法院和报纸；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为一名军医，军衔为中尉，在波兰苏维埃战争期间，他再次在波兰军队担任军事医生，担任少校；1926年，科扎克安排孤儿院的孩子们创办自己的报纸“小评论”，作为波兰犹太日报《我们的评论》的每周附件；1930年代，他有自己的广播节目，在那里他促进和普及儿童权利，1933年，他被授予波洛尼亚纪念馆的银质十字架……科扎克一心扑在儿童事业上，“孩子像成人一样有理解和推理的能力，只不过他们没有类似的经验而已。”在他的孤儿院里，孩子们有自治的权利，他们管理自己的事务，并建立了儿童法庭，孩子们可以为自己辩解，老师和别的孩子也可以进行辩护，而且由孩子充当法官来判断对错，如果被判定“错误”，则会实施惩罚机制，让孩子们修正自己的行为。
可以说，科扎克医生倡导的是平等观，在他看来，必须像对待成人一样解放儿童，尊重他们的权利，正因为他在培养孩子的方法上为儿童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科扎克医生被杀之后的1959年，波兰起草了《儿童权利公约》文件框架，这一公约于1989年被联合国大会所采纳。科扎克医生建立的“儿童共和国”意义深远，瓦伊达将镜头对准战争爆发之后的科扎克医生，则以“当下”的战争对“共和国”的威胁为切入口，展现了科扎克的崇高精神，它在“共和国”逐渐被破坏时，从尊严论、安全论和死亡论等不同层次构建了一个“战士”的人格思想。
| 导演: 安杰伊·瓦依达 |
“他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为别人或事业献身的人……”背对着广播，科扎克正在播音，而他所说的“这样一个人”无疑是他自己的写照，但是孤儿院的广播，孤儿院的“小评论”却遭到了当局的关闭，哥德施密特博士告诉他的是，目前波兰身处危机，这些节目已经引起了争议，但是科扎克医生却说：“这些无关政治。”无关政治也面临着关闭，科扎克做完了最后一期节目，孤儿院也开始面临危机，他面对当局的政策，愤怒地说了一句：“现在谁还在尊重人类？”科扎克医生就是把孤儿院的这个“共和国”看成是儿童实现尊严的王国，也不仅仅是独立王国，1939年9月战争爆发之后，科扎克看到街上的士兵殴打孩子，他上前质问打人者：“你们不感到羞耻吗？”
让孩子们行使权利，平等对待他们，建立法庭，开设广播，这些都是对孩子的尊重，尊重就是为了让每个人有尊严的活着。但是战争到来了，孤儿院里的200个孩子需要食物，需要物质，更需要安全，这是战争对尊严的破坏，这是战争对平等的解构，在这样一种外力下，科扎克医生的尊严观变成了安全观。他每天出去，通过自己的各种关系和努力为孩子们寻找食物和物质，当那辆土豆车被纳粹抢走了，科扎克医生毫无惧怕地和去找盖世太保，盖世太保扯掉他的肩章，并且威胁他要把他送到监狱里去，但是科扎克医生没有害怕，他甚至拒绝带袖章、拒绝将德语，以维护属于自己的尊严；他为了保护孩子们的安全，把孤儿院变成了隔离区，自己则冒着危险出去；他把贫民区的孩子什洛莫带回孤儿院，什洛莫的母亲已经病入膏肓，科扎克无力救助他，但是什洛莫却可以在孤儿院里活下来；在和外界隔离的孤儿院里，孩子们掉牙齿“买”牙齿的游戏还在，儿童法庭还在，当然，虽然受到威胁，孩子们的尊严还在。
安全论看起来是尊严论的一次降级，但是安全同样是对尊严的维护，因为在科扎克看来，战争必将会过去，他希望每个人都能活到战争结束，甚至他希望在战争结束后创办德国孤儿院。但是战争没有结束，甚至日趋紧张，街头出现了更多的死亡，身为犹太人更是一批一批被送去了集中营，犹太孤儿院的200个孩子也同样面临着生死考验。面对耳染目睹甚至危机自身安全的死亡，科扎克医生开始阐述他的死亡论，并将死亡的观点转化为一种实践。他想要开设“死亡病房”，让那些孩子“有尊严地死去”；约瑟夫在面对死亡是告诉科扎克，“我不想成为犹太人。”内心的巨大恐惧让他想到了自杀，什洛莫的母亲死了，他亲眼看见母亲的尸体被抬走，他也想要自杀，科扎克对他们说：“死亡是容易的，但是活着才是难的。”在孤儿院里，他让孩子们排演泰戈尔的戏剧《邮局》，里面有死亡，“我想让他们熟悉死亡……”温格洛和男孩结婚了，科扎克对他们送上的祝福是：“我没法给你们上帝，上帝得你们自己找寻；我没法给你们故乡，故乡是心灵的方向与停靠；我没法给你们爱，爱和宽容互相依赖。愿你们找到爱和故乡。”而下一刻，温格洛被纳粹带走了，科扎克对男孩说：“我们要试一试如何活下去……”
《科扎克医生》电影海报
建立“死亡病房”是为了让死亡变得有尊严，排演戏剧是为了“熟悉死亡”，对新人的祝福是为了找到“爱和故乡”，当新人分离需要的是学会如何活下去……虽然死亡论是生命的底线，但是它和安全论一样，处处体现着生命的尊严，只有有尊严的人，内心里才有上帝，才有故乡，才有爱，“这些你们都有了”。对别人如此，科扎克对自己也一样，他也让自己有尊严活着，也让自己熟悉死亡，也让自己找到爱和故乡。德国走狗伊索克为他弄到了护照，希望科扎克能离开这里，但是科扎克拒绝了，在波兰走私者聚会的酒吧里，科扎克对那些被称为“波奸”的人说：“你们没有尊严。”斯娣劳夫人让他藏起来，以躲开纳粹对他的迫害，科扎克却说：“一个母亲怎么可能抛弃自己的孩子？”
就像他建立的这个犹太孤儿院，科扎克像是一个活在理想世界的人，他在理想世界中找寻上帝、故乡和爱，他在理想世界建立平等维护尊严，但是现实却一步步毁灭了他的理想世界，或者在另一个意义上来说，活在“独立王国”中让他变得纯粹，纯粹在另一个意义上也是一种冒险：在纳粹占领的城市，他拒绝带袖章，这让他几次都处在危险中，也许是幸运，这明显的抵抗行动其实完全可以将他过早地带入死亡，那么孩子们是不是也承担了更多的风险？他在窗口浇花的时候看到外面荷枪实弹的纳粹士兵，纳粹士兵也看到了他，甚至在准备手上的枪支，在这样一种危险中，科扎克甚至还在试探，最后士兵终于解除了警惕，科扎克自言自语道：“他也许没有接到命令……”对纳粹士兵进行了善意地解读。
他毫不妥协地抵抗方式，他对敌人善意的解读，似乎也是一种平等观，似乎也是一种尊严论，但是在战争面前，一切也都只是“幸运”，有很多机会可以逃出去的科扎克终于带着200多个犹太孤儿走出了独立王国，终于登上了开往集中营的列车，车厢关闭，车门紧锁，里面是黑暗，这是一列死亡列车，但是对于科扎克医生和孩子们来说，死亡已经熟悉，故乡和爱在心中，尊严无法泯灭，所以死亡也是一次“郊游”，所以关押也是一种自由，所以生命拥抱的是最后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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