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9-29《反诗歌》：上帝是个感叹词
在我看来
革新这个仪式的时间到了
我希望把翅膀埋进读者的脑袋！
——《警告读者》
在制高点值守中，我携带了尼卡诺尔·帕拉的《反诗歌》，除去红色封面，除去煽情腰封，然后只剩文本。任务在身，不是为了纯粹的阅读，而是体味作为物的存在的文本：小区里建有各种小动物的小品，把书放在各式小品中，竟也产生了某种叙事：放在草坪中，俯首的乌鸦正对着诗集；一只立着的猫前肢向上，把诗集夹在中间，作膜拜状；两只红鹤在交谈，诗集放置其中，读或不读都是另一种风景……在诗集面前，它们或者在对话，或者在膜拜，或者在旁观，静立的动物小品和作为物的诗集相映成趣，在无聊之余完成了一个游戏。
这是非艺术的行为艺术？这是非阅读的阅读行为？这是非诗集的诗集？一切是不是在阐述帕拉的“反诗歌”——反诗歌的诗歌，诗歌的反诗歌，总之是在正和反之间建立了一种对立，而对诗集作为物的行为本身就是在形式上抵达了帕拉的“反诗歌”主张：取消了作者和和读者的对话关系。在《警告读者》中，“警告”也是帕拉的一种“反诗歌”态度：警告是“作者概不负责作品引发的烦恼”，警告是读者“必须永远知足”，警告是“我的诗或许终究是在捕风捉影”，警告是我“会把我的作品捧上天”。无疑，“警告”就是作者对读者的警告，就是作者基于读者的期望和传统阅读心理而提出的警告，于是在这样的警告中，读者对作者首先发难：“此书的笑声不真实！”“书中的眼泪是假的！”“作品应当触动人们，但它却让人感到无趣”“婴儿般的撒娇撒痴”“作者像在打喷嚏”……于是作者开始了反读者、反诗歌、反阅读：作者要强调自己的观点，要宣扬自己的缺点，那就是：“请你们千万不要走回头路，/因为我将像腓尼基人一样，给自己创造一种崭新的文字。”
对读者警告也好，反读者、反诗歌、反阅读也罢，帕拉发出了自己的宣言，那就是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崭新文字，那就是看到了革新的时间：就像阿里斯托芬的鸟“在自己的头上/埋下父亲的尸体”，每只鸟都是飞翔的墓地，这是从上而下的坠落和埋葬，而宣扬自己的缺点时把作品被捧上天，则是自下而上的革新，“我希望把翅膀埋进读者的脑袋”——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分离在警告中开始，在宣言中出发。这是1954年帕拉在出版的第二本诗集《诗歌与反诗歌》中发出的声音，从1935年在智利大学学习时发表第一篇“反小说”《街上的猫》，到1938年发表第一部作品《无名歌集》，1954年前的创作实践都可以看做帕拉“反诗歌”的一次预演，而1954年他喊出了革新的宣言，也从此被贴上了“反诗歌”的标签。但是被贴上标签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他者的行为，对于帕拉来说并没有明确提出“反诗歌”的宣言，他只是认为在作者和读者的关系里，革新已经变得非常必要，革新对读者来说是对阅读传统习惯的改变，对作者来说则是习作方式的变革。
为什么要革新？在《诗歌与反诗歌》诗集中，帕拉很明显审视了诗歌和诗人面临的困境，而这种困境则是现实中信仰、文明的陷落。第一首诗是《摇篮交响曲》，从题目可以看出诗歌的主题是生命，是安静，是无忧，但是帕拉却排列出了令人不快的意象，它们是“天鹅般的愚蠢”，是“铁轨般冰凉”，是“火鸡一样肥胖”，是“像您一样丑陋”，摇篮里的天使变成了魔鬼，于是帕拉发出了对“天使先生”的咒语：“祝您好运，/祝您被汽车轧扁，/祝您被火车撞死。”之后则是在“一二三”中故事结束了——故事结束就是美好结束，就是“摇篮曲”结束。和摇篮曲在诅咒中结束一样，生活中充满了“我不知如何称呼的/著名的忧伤的女子”的死亡，宁静的大海永远被水晶框住了。这个美好被终结的世界里，帕拉审视了人类的信仰，《天堂大乱》便是对信仰逐渐塌陷的隐喻：神活在人间“靠的是病人们的恐惧”，靠的是“出售一些假冒徽章和公墓十字架”，他们的身上是“欲望的病毒”，当圣彼得说：“滴着血的伞/来自地狱的蝙蝠！”天堂的门就关上了，“终于，那位修道士/没有教养的灵魂/滚回了/地狱的洞穴里。”而身为教堂里的隐士“圣安东尼奥”则在皱纹里被刻印了“人类的七宗罪”。
| 编号：S64·2230820·1993 |
从天堂到人间，从信仰到生活，现代世界一样走向了堕落：这里有种族歧视，有红皮肤印第安人的灭绝，有银行的各种敛财手段，跨国性变态集团秘密贩卖人口，有人滥用毒品和哲学，充斥着自淫和性虐待、自我推销和暴饮暴食……现代世界由人造花、电影明星、鲜血淋漓的拳击手、控制国家经济的公子们组成，一切都是恶魔制造的快乐，“男人们从腋窝下抠出几把泥捏造自己偶像的脸。/从女人的生殖器中取出稻草和泥土来建造自己的寺庙。”而诗人，“在领带上养了一只虱子/对着从树上爬下来的白痴微笑（《现代世界的弊端》》）”从信仰的坍塌到现代世界的笔弊端，帕拉提供的现实图景为诗人最后的革新创造了条件，在这样的现实中，吃着“天使和魔鬼做成的肉肠”，用脚发出声音像是灵魂寻找着自己的身体，或者把自己当成“朝圣者”，变成“一棵希望身上长满了树叶的树”。在对诗人存在的关照中，帕拉之所以说出革新的仪式已经来临，就在于每个人都失声了，在《自画像》中，帕拉说舌头被癌症击中，身为中学老师失去了声音，“你们看我今天/站在这张别扭的桌子后面/被每周五百小时的工作和/刺耳的铃声吓得发呆。”与其说是失声，不如说是声音被夺走了，当诗人言说的权利被夺去，《一个个体的独白》终于在毫无意义的“独白”中走向了自我毁灭，“但是不必了：生命毫无意义。”
在信仰的世界里，神的秩序不再天堂大乱，在现代社会中，人性的堕落造成了人类自身的灭绝，而在个体世界中，失声最终走向了生命毫无意义的结局，所以诗人在寻找着另一种可能，希望把翅膀埋进读者的脑袋只会，创造另一种文字，这种创造终于在1958年出版的诗集《长奎卡歌谣》中得到体现。长奎卡是智利的一种民俗歌谣，人们用口口相传的方式述说历史和风土人情，这是一种传统的述说方式，但是帕拉只是借用了形式，在内容上则和《诗歌和反诗歌》一样，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讽刺和对诗歌革新的意愿。而在之后的《沙龙篇》中，帕拉的“反诗歌”意愿开始逐渐加强，他再次审揭露了现实的问题，在《1957年的新闻》中，世界发生的事是“圣地亚哥街头摩托车成灾”，是“伊朗地震六百人遇难”，是“政府制止通货膨胀”，是总统竞选，是教师学生罢工罢课……现实如此不堪，当人们期待这一年快点结束，新到来的一年其实根本不会改变什么，“即将开始的新一年/只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烦恼。”
1957年和1954年的“革新”宣言一样，帕拉看到的更多是社会问题，而诗人的状态无疑是这些问题之下的失语，在《一组作品》中，他既在反诗歌也在写诗歌，他说“写诗是为了继续活着”，他说“写作针对的是自己”，他说“写诗这件事真的很肮脏”，所以他要远离曾经的写作，“哪天，在一个你们无法预料的日子/我将开枪自杀。”在艺术、科学和性让人退化的时代，在诗歌肮脏地活着的时代，自杀就是自我毁灭，写诗的我不存在，“正当我渴望表达什么时/舌头居然粘在了上颚/无法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我的舌头粘在了上颚》）”所以，帕拉说，“我发誓永远放弃写诗”，“诗干掉了我”，而上帝终于在这种无法言说中“不存在”。现实让诗人失语，所以他需要的是创造，是革新，帕拉以宣言的方式说出了自己“反诗歌”的行动：在《过山车》中他认为，诗歌一直是“那些庄重傻子们的天堂”，所以他开着诗歌的过山车出现，并且警告读者，“你们如果愿意，就坐上来吧。/当然，要是你们下车后七窍喷血/本人概不负责。”在《警告》中，他再次表达了“反诗歌”，“我不允许任何人说/不理解我的反诗歌/大家应该轰然大笑才是。”
帕拉说出“革新这个仪式的时间到了”，但实际上对于帕拉来说，“革新”的姿态更多是批判性的，批判信仰，批判现实，批判人类，也只有在批判中才能走向“反诗歌”的破坏和解构，在1967年的诗集《俄罗斯歌谣》中，帕拉以《仪式》为题再次提出了“反诗歌”的仪式性问题，死亡是仪式，活着也是仪式，悲愤地唱歌是仪式，取消深度也是仪式，“最终/这些仪式完成/感觉自己才配活着”，所以从仪式而活着，帕拉更多在形式上开始了对诗歌的革新，《雪》中普希金被沙皇谋杀是一种死亡的仪式，而诗歌在这一句
另
一
场
雪
开
始
了
的循环中，诗歌和生命像雪一样成为永远的仪式，而仪式在这里当然也是帕拉所追寻的形式。为了铺平形式“反诗歌”的这条路，帕拉开始了解构，他提出了“禁止吸烟和通奸”的告诫，他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金字塔即将倒塌”，他让生命变成“出生加死亡”的简单组合，他让思想变成“无与一切之间的平均数”。更重要的诗，那些诗歌死了，诗歌变成了戴墨镜的诗、绅士的诗、冠冕堂皇的诗，变成了得意忘形、不接受批评以及愤怒的诗，变成了形容词的诗、带鼻腔和喉音的诗、从书中抄袭的诗、写给一撮儿精英的诗，所以，帕拉在这时候喊出的是：“诗人已经从奥林匹斯山走下来了。”他说这是第一句话也是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话是对那些诗歌的埋葬，第一句话是诗歌的革新，从反诗歌到诗歌的重建，帕拉显然将诗人从奥林匹斯山拉下来之后，要打破一切的权威一切的中心一切的高度，具体而言，“我们反对/云上的诗/提倡陆地的诗/——清醒的头脑，炽热的心/我们是坚定的在地者——/反对咖啡馆的诗/力推大自然的诗/反对休息室的诗/倡议/社会抗议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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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拉：诗人已经从奥林匹斯山走下来了 |
于是，“反诗歌”真正开始了：帕拉以反形式建立形式，《萨卡里亚斯先生的仪式》完全打破了诗歌的形式，以条目式叙述的方式讲述了萨卡里斯先生参加一场奇怪的聚会，骑着骏马，到了砸门，遇见泼妇，进去喝酒，一起跳舞——和女孩子们跳舞，然后拿出钱给她们，之后则离开了，但是萨卡里斯先生离开之后，女孩子们开始攀比自己的收入，有了新客户前来，最后依靠的是那些高大健壮的彪汉，“当然他们也很爱冒险”——78段文字构成了叙事，萨卡里斯先生是谁，里面的小猴子怎么是纸猴子？互相攀比的女孩子在干什么？彪汉又具有什么样的作用？这是仪式，这是形式，这一切都来自于《乌有之乡的新闻》。同样还有《有预谋的即兴创作》，“1930年左右，我有了一个奇妙的主意，打开裤裆并在砖墙上小便。尿水弄湿了我的鞋子，但我必须排空膀胱。”于是在墙上写下了三句话：基督曾是个达达主义者、当心油漆、为祖国而死，我们将取得胜利。撒完尿，写完字，继续步行，“被一块石头绊倒。我弯腰想捡起它，但它跑掉了。它看起来像只小乌龟，但从速度上，我推断它是一只小老鼠。但对我而言，它似乎又是块石头。”后来朝着大教堂走去，在十字架上写上：“世界正在崩溃。”最后在墙上、遮阳篷上、汽车挡风玻璃上、警用马匹的屁股上，甚至在棺材上用大写字母写下：“诗歌已死……诗歌万岁……艺术属于同性恋……”
一方面帕拉取消了诗歌的形式，散文和条目式写作便是“反诗歌”的一种实践，其实所写内容是一次解构，没有了神化的基督，没有了祖国的荣誉，没有了教堂里的信仰，没有了秩序，没有了诗歌，剩下的只有身体的欲望、词语本身。可以看出，前期帕拉的“反诗歌”是一种解构式的批判，而后期则变成了批判式解构，甚至最后变成了解构本身。在1985年的诗集《帕拉之叶》中，帕拉更是将自己姓中的“Parra”放入了诗集中，开始了对命名、对秩序、对言说的彻底解构：他说抒情诗的七个主题是女孩的阴部、满月、天空的阴部、满是鸟儿的森林、明信片般完美的夕阳、某种叫做小提琴的乐器和一串绝对美味的葡萄——七个和诗歌所指向的形式和内容完全形成了分离状态；《任务完成》中是列式计算，树木种植17加上孩子6加上出版的作品7，尽管所加项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最后的总计30还是给出了正确答案，但是之后眼泪0加上血滴0得出总计0、袜子7内裤1毛巾0休闲衬衫1手帕43得出总计473、屈辱7等候室433美发沙龙48最后总计1534901、 548虱子和跳蚤333333333阿波罗16号1得出总计49等等，完全是“错误”，而这些错误构成的是“任务完成”；《世界末日十四行诗四首》完全没有文字，像十字架组成的栅栏，从一个到最长的八个，组成了符号式的“十四行诗”，而且一下写了四首……
错位、错误甚至错觉，这就是帕拉在形式上的革新，而在内容上，“反诗歌”也是反诗人、反诗人写诗，在《七个义务劳动项目和一个煽动行为》中帕拉说到了诗人的七个“义务劳动项目”，它们是往湖里扔石头，是爬到椅子上，是在盛开的樱花树下祈祷，是穿上潜水服，是抓着一把伞纵深跳下，是向路人射毒箭，是往石头上扔鸟自娱自乐，而煽动性行为则是：“诗人割腕/向他的祖国致敬”——爱国是煽动性行为，诗人的极致表达反而取消了意义，和“七个义务劳动项目”一样，诗人不再是诗人，诗人是什么？“比起无政府主义者我更是个达达主义者/比起社会民主主义者我更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比起斯大林主义者我更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最后诗人就是沉默者，“语言和行动之间我更相信语言/但如要评判我，不要以我说出的话为准/而是以我沉默了的那些（《比起岛屿我更属于拉雷纳》）”
从批判到解构，帕拉变得义无反顾，变得决绝，变得彻底，他在《关于反诗歌的一些笔记》正式表达了“反诗歌”的宣言：一方面，反诗歌在帕拉那里依然是一种诗歌，只不过是“反诗歌”而形成的诗歌，“反诗歌寻求的是诗意而不是雄辩。”“阅读反诗歌应按照诗歌创作的时间顺序。”“应该像读反诗歌一样快乐地阅读其他诗歌。”“诗歌会被淘汰——反诗歌也如此。”但另一方面，“反诗歌”却是对诗歌本身的反对和反抗，“诗人不加区分地对我们所有人说话。”“好奇心常常阻止我们充分享受反诗歌，反诗歌不需要理解和讨论。”“如想充分体验请真诚地阅读，不要被作者的名字所迷惑。”在这个真正的“反诗歌”宣言中，帕拉似乎陷入了一种什么都说了但什么也没有说的尴尬境地，“反诗歌”的重点如果在“反”，那么它所颠覆的应该是诗歌本身，诗歌的形式，诗歌的内容，诗歌的主题，以及诗人的命名，也就是说在“反”的行为中，诗歌就是一个被完全消解的存在，但显然，帕拉需要在“反”中表明自己的态度，又希望在“反”中重建诗歌的秩序，于是，“反诗歌”必然回归到诗歌之中，“反诗歌”的落脚点依然是诗歌，于是“反诗歌”变成了“反诗歌”的诗歌，变成了“反诗歌”的诗歌的诗歌……由此形成了一个循环的链条，在反之又反，否定之否定的书写中，诗歌又回到了诗人笔下。
反诗歌的诗人在笑其他的诗人，反诗歌在颠覆其他的诗歌，“上帝是个感叹词/它是否存在并不重要”，在帕拉最后发布这一《原则声明》中，并不重要的上帝从形而上中走了下来，从权威和中心中走了出来，变成了一个感叹词，当上帝被取消了意义，取消了实在，“反上帝”的上帝还在，上帝是“反诗歌”的上帝，上帝是帕拉的上帝，上帝也一定是感叹的上帝，“问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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