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9-29《战火中的芭蕾》：当献礼成为一种预设
豆瓣上明明标注着：导演董亚春和尼基塔·米哈尔科夫，而且《战火中的芭蕾》也被豆瓣收入“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导演主要作品中，所以当初没有犹豫地将其列入了“百人千影”观影计划之中。但是当看完这部95分钟的电影，才发现米哈尔科夫只不过是一个“艺术总监”，无论是剧本框架，还是剧组人员，无论是故事结构，还是剧情元素，满满都是中国特色，“艺术总监”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标签而已——如果一定要找到米哈尔科夫的相关性，除了字幕中有“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中文字样，那就是扮演柳芭大妈的娜塔莉亚·苏尔科娃曾经出现在米哈尔科夫2014年的电影《中暑》中，她扮演的旅馆老板娘似乎和《战火中的芭蕾》的面包店老板娘有几分相似。
当米哈尔科夫成为一个空洞的标签，是不是意味着这部打出所谓“国际合作”的电影也只是挂了一个可怜的幌子——这是一部拍摄于2015年的电影，这一年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对于70年前那场战争胜利的纪念，当然必须突出“国际主义”，也就是作为献礼片，电影似乎就应该放置在国际合作的框架里。但是当国际主义和米哈尔科夫一样成为一个标签，电影就完全走向了被架空的预设中：故事发生在1945年的中国东北，日本人开始实施毒气战的“玉碎计划”，但是在二战整体的时间线上，天皇已经宣布投降，在最后的28天里，以加藤为代表的的日军并没有投降，而是进行了最后的反扑，所以这是发生在黑土地上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战”。在这个“最后一站”爆发前后，国际元素是历史的一种客观存在，其中有被日军控制的小镇中国人，有反抗日军的东北抗联人员，有以安德烈为代表的的苏联红军，以及有最后溃败的日本侵略者，这三方的力量在“最后一战”中角力，当然应该呈现出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
这一个错综复杂的国际化关系网络，既符合历史，也契合电影的主题，而导演董万春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构建影片的结构。在这个东北小镇上，少女鹅儿的一家成为这个结构的中心，而鹅儿串联起了相关情节，“1945年，我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青春记忆……”导演以鹅儿的回忆为视角，展开了这个国家化的网络：她在一家面包店干活，老板娘柳芭就是一个苏联人；她有一次回家听到了求救声，发现是一个受伤的苏联人，于是将其救回了家里，他就是安德烈，是日本人口中的“苏联间谍”，他潜入日军军营就是为了获得毒气库的位置，但是不幸中弹需要救助。于是鹅儿一家开始照顾他，而鹅儿在照顾他的过程中而已产生了爱意。后来安德烈康复，也获得了情报，他返回苏联军队，在日本宣布投降而依旧实施的“玉碎计划”中，苏联红军和负隅顽抗的日军发生了激烈交战，最后安德烈牺牲，而鹅儿留存着他的一块怀表，这最后血色的白桦林构筑了鹅儿最深刻的青春记忆。
| 导演: 董亚春 / 尼基塔·米哈尔科夫 |
对苏联军人安德烈的帮助，以及懵懂中产生的爱恋，这是鹅儿身上体现的国际主义，而安德烈代表苏联红军，完成了最后一战的人物，是国际主义在更高意义上的表现。另外，柳芭作为苏联人在中国东北开面包店，也是国际主义的一种表现。当这些元素被综合起来构建情节，无疑是国际主义这个预设产生的结果，实际上，无论是安德烈和鹅儿之间的情感线索，还是柳芭和安德烈之间的母子关系，都显得牵强，在没有更多情节铺垫的情况下，他们似乎就是按照这个预设进入到情节中——尤其是柳芭和安德烈的母子关系，完全是一种偶然的必然，在自己的国家失散的母子，没有任何可以寻找的线索，却鬼使神差地在中国土地上重逢，这不得不说太过于戏剧性，当安德烈在柳芭身后喊一声“妈妈”，完全变得虚假而矫情。
鹅儿的情感线成为一种服务于情节的需要，而在各方对日军的反抗和斗争中，这种国际主义更像是为了完成任务。安德烈躲在鹅儿的家里，日军几次来搜查都一无所获，而其实安德烈躲避的地方并不隐秘，无论是鹅儿买麻醉药，还是家人为他取下子弹，都没有任何危险，试想在这个小小的村子，日军一心想要查找“苏联间谍”怎么可能找不到？鹅儿的弟弟六子因为和小伙伴用飞刀割断了被日军处死的中国人的绳子，日军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线索，而且在六子家里，在母亲眼前，活生生杀死了六子——导演设计这个情节的用意很明显，那就是揭露日军的惨无人道，强化战争的暴力性。所以，在六子的死和安德烈的生中，逻辑无疑走向了两种极端。
安德烈不死，是为了表现他的国际主义和英雄主义，更是要将整体推向同仇敌忾的预设中。除了安德烈之外，这里的每一个中国人似乎都是英雄，鹅儿冒死将安德烈救回家里，一家人也是不顾生命安危照顾安德烈，而火车司机王成化身上无疑有另一种更高意义的英雄主义，当一名日本士兵因为想要强暴鹅儿，对其暗恋的憨子为了保护鹅儿杀死了这名士兵，当尸体在桥洞下被发现，日本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将火车运输的所有工人都集合起来，声称凶手不站出来就一分钟杀一个人质，在这关键时刻，抛尸的王成化站了出来，他是做好了自我牺牲的准备，在枪杀了日军之后，他启动了机车，并在日军追捕他的时候，向着另一列疾驰而来的火车撞上去。
《战火中的芭蕾》电影海报
王成化是东北抗联的成员，这种牺牲当然无可厚非，但是英雄主义变成了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思想，除了憨子杀死日本兵有着私人的目的，在最后白桦林一战中，镇上所有人都拿起武器，加入到了战斗中，而他们无一例外走向了牺牲，和安德烈一起，他们用最后一战的胜利实现了和平。这种情节的推进也而完全为了剧本需要，而在这个过程中，憨子这条线又无故消失了，他的缺席似乎为鹅儿和安德烈的那种懵懂爱情创造了条件。另外一个缺少情感推进的是另一种国际主义，日本的加藤，妻子在回国之前难产而死，而加藤在白桦林最后一战中被铁锹拍死，于是他们的女儿纯美成为了孤儿，在横尸遍野的白桦林中，鹅儿和柳芭找到了牺牲的安德烈，鹅儿的母亲找到了死去的丈夫，而纯美也找到了自己的父亲，这一幕“寻找”几乎是唯一可以说是亮点的情节，它让每一个人都面对残酷的战争，这是一种真正的“国际主义”，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在战争面前都变成了平等的死亡。
但是这个揭露战争残酷性的震撼一幕，之后则完全变成了一种煽情：战争结束后，鹅儿的母亲收养了孤儿纯美——中国人收养日本遗孤，在历史上也的确发生过，但是将其阐述为一种人性的光芒，一种消弭了仇恨的温暖，在这个故事里就显得太富戏剧性，而且，加藤妻子难产、纯美成为遗孤，在情节的推动上几乎没什么作用，它只是为了完成最后的抒情，为了阐释跨越国界的爱。其实在爱的表达上，“战火中的芭蕾”体现了一种对立，“战火”中的危险几乎没有给唯美的“芭蕾”留下空间，在这个对立中阐述的空间很大，尤其是鹅儿在对芭蕾的执著中如何面对环境面对死亡。但是在电影里，“芭蕾”的存在不仅成为一种不真实的唯美，而且鹅儿的励志完全失去了合理性：她轻易遇上了以前跳芭蕾舞的柳芭，柳芭对她说的是：“悲伤总会离开努力和等待的人。”她又在安德烈的故事里获得了动力，最后终于在树林里跳起了芭蕾，而在战争结束后，她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芭蕾舞演员——理想的实现脱离了情节的现实性，甚至电影中芭蕾一段出现，也总是被渲染成一种唯美的存在。
预设的人物，预设的情节，预设的主题，当一切的元素都被塞进这个预设的框架，“献礼”也像米哈尔科夫一样，是一个空空的名字，空空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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