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9-29《家庭纽带》：她堕入了女性的命途
在逃逸中，在休憩中，当她下蛋时，或当她啄玉米粒时——这始终是一颗母鸡的头颅，世界伊始便被画下的同一颗头颅。
——《一只母鸡》
一只母鸡，一只曾经在星期天九点要杀掉的母鸡，却因为在逃跑的时候下了一只蛋，所以避免了被杀，但是，在生命被杀和被给予的转变中，母鸡是不是完全改变了命运？
命运对母鸡来说首先意味着成为盘中餐；但是它却趁主人一家不注意，以飞翔的方式改变了这一命运，从地上到露台，从露台到屋顶，在奔跑、喘息、沉默和专注中，它的逃逸换来了自由；在已经获得了短暂的自由的逃跑中，它产下了一枚蛋，小孩子便央求家人放过它，因为，“她生了一只蛋！她是为了我们好！”从此它的生命被给予了，尤其是孩子只要从学校回来就会丢下书包跑来看它，它成为了家中的女王，享受着某种活着的荣誉。从差点被杀到自由再到产蛋而成为女王，母鸡的这一生就这样被改变了。但是，这真的是母鸡自己改变的命运？如果说起先的飞翔是自己作出的选择，自由是自己主动得到的状态，而不管是产下了蛋，还是成为女王，其实都是一种偶然和表象，它们根本无法改变母鸡的命运，因为对于一只母鸡来说，最后的结局是：“直到有一天他们杀了她，吃了她，很多年过去了。”
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一只母鸡》并非只是在书写动物性存在的母鸡，母亲成为“她”而不是“它”就暗含着李斯佩克朵想要表达的东西：母鸡的命运是在产下那枚蛋之后发生改变的，鸡蛋对于母鸡来说，意味着她身份的转变，“她生来就是为了成就母爱，随后她仿佛是一位习以为常的老母亲。”因为生下了蛋她成为了母亲，母鸡也就成为了“她”，人称的变化就是李斯佩克朵将其“人化”的标志，而母鸡的一生也成为“她”之女人的一生：起先在命运被扼杀之前就选择了逃离，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在这个意义上，一只母鸡只是无数母鸡的一个代表，“她唯一的优势在于有太多的母鸡，一只母鸡死去，同一瞬间，会出现另一只一模一样的母鸡，仿佛还是那一只。”她的逃跑和被杀一样，其实并没有改变命运的本质；但是在生下一枚蛋之后，她真的不再是任人屠杀的母鸡？真的就变成了拥有母爱的“母亲”？是小女孩求大人们放了她，但其实她的命运没有被改变，即使成为了家中的女王，即使她对人类运用了冷漠和警惕两种能力，她依然是一只母鸡，一只被杀的母鸡，一只成为美味的母鸡。
“她”永远是“它”，命运无法被改变的标志就是李斯佩克朵所写到的那个头颅：一个在逃逸中的头颅，休憩中的头颅，下蛋时的头颅，啄玉米时的头颅，从来不是在屋檐上迎风独立的头颅，不是用冷漠和警惕看待人类的头颅，更不是昂首成为女王的头颅，“这始终是一颗母鸡的头颅，世界伊始便被画下的同一颗头颅。”这就是永远不曾改变的命运，或者称之为“宿命”——即使很多年过去了，母鸡最后也回归到这种宿命中：他们杀了她，他们吃了她，连同这颗从开始就画下的头颅。对一只母鸡命运的摹写，似乎也是李斯佩克朵对于女性命运的隐喻性关注：女人是不是也像母鸡一样，成就了母爱之后，成为女王之后，最后依然无法走出“同一颗头颅”的宿命？
“她”是《爱》中的安娜，一个将家维护得井井有条的女性，她是优秀的母亲，是完美的妻子，“她播下手里的种子，就是这些，不是其他。种子生长，变成了树。”和谐的家、幸福的家，就是安娜作为一名农夫播下种子变成的树，“她嫁与的男人是真正的男人，她生出的子女是真正的子女。”安娜是用她的一双手成就了这一条“生命的长流”。但是，就在那突然之间甚至是一瞬间，她忽然发现还有另一个被打开的世界，还有另一个自我：像往常一样购物回来，像往常一样坐上了电车，当那只新网兜因为买的东西而撑变了形，她的生活也在不经意间变形了：她看到了一个盲人，一个嚼着口香糖的盲人，一个站在站台上嚼着口香糖的盲人。她忽然瞥见他，然后注视他，接着观察他，最后发现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甚至，“一个嚼口香糖的盲人让世界沉入了黑暗的饕餮。”
司空见怪的盲人为什么会在安娜的世界里掀起如此大的波澜？望见嚼着口香糖的盲人，首先对于安娜来说是一次触动，之后是某种萌生出来的慈悲，而在被他人忽视的世界里，她更感到了一种对盲人的怜悯，也正是在盲人那里她发现了缺乏的慈悲和怜悯，“世界残酷得很安静。杀戮很深沉。死亡和我们想的不一样。”而从世界的冷酷，安娜想到了那些还在挨饿的人，“树上果实累累，世界如此丰饶，以至于腐烂。”整个世界仿佛就因为盲人而被颠覆了，表面上的和谐、美好和幸福其实意味着肮脏、易腐，“恶心便抬到了喉咙处，仿佛被遗弃的孕妇。”但是因为一个盲人的触动，安娜开始从伦理的方式重新打量这个世界？开始寻找世界缺失的善？李斯佩克朵当然不会用这样的对立来展开世界的善与恶，而是让安娜发现了一个本来就存在的女性世界，那个世界里就有一个完全被欺骗的安娜。
| 编号：C62·2240720·2153 |
“午后的某个时刻是至为危险的。午后的某个时刻，她种下的树在嘲笑她。”就在这个午后，世界第一次变形，盲人闯入了她的生活，与其说盲人代表着边缘、底层、困苦等社会学意义，不如说这个被人忽视的存在正是安娜自己：人们会对她视而不见，人们会认为她应该这样生活，人们会把她叫做完美的女人，但是真正的安娜到底在哪里？她把自己的双手奉献出来让种子变成了树，但是手却从来没有去触碰自己曾经渴望的艺术；她爱着孩子爱着丈夫爱着这个世界，但是她又何尝真正爱过自己；她看到了盲人，流露出慈悲和怜悯，甚至给予了他一种善，她反而成为了世界上强者的一方，但是表面上是强者，自己又何尝不是像盲人一样的弱者……她从盲人世界里看到了真实的自己，一种慈悲、怜悯和同情都缺乏的自己，而这就是李斯佩克朵所关注的女性命运：那一颗母亲的头颅从一开始就已经被画好了，成为需要的女人，成为看不见自己的女人，成为奉献给他人的女人。
“她堕入了女性的命途”，这就是如母鸡一样的宿命，甚至在安娜发现盲人之后第一次看见了自己，“今天下午，某些宁静的东西发芽了，整栋房子里，充斥着一种讽刺的色调，令人悲伤。”也无法改变这种强力的宿命，安娜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也仅仅是一种镜像的存在，当她面对孩子，面对丈夫，面对兄弟时，她还是回到了自己既定的生活轨道上，“在上床之前，就像熄灭一支蜡烛，她吹熄了白日的小小火苗。”但至少李斯佩克朵给了安娜看见自己的一次机会，这就是发现，同样在《效法玫瑰》中，劳拉也和安娜一样第一次发现了存在着一个宿命之外的自己。劳拉也是一名家庭主妇，她会在女佣下班之前收拾好房子，会在丈夫阿曼多回来之前穿上棕色的长裙，会在阿曼多换好衣服之后在旁边伺候，“棕色的眼睛，棕色的头发，黝黑平滑的肌肤，这一切为这张已不年轻的脸平添了一份谦卑的女人味。”
和劳拉不同的是卡洛塔，卡洛塔标新立异、野心勃勃、大声说笑，卡洛塔把家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而劳拉则喜欢将家变成非个人的事物，“因为没有个人风格，某种程度上成就了完美。”安娜是在看到嚼口香糖的盲人后发现了世界的不同，劳拉则在感叹年岁越来越老之后发现了自己的缺失，“再也没有完美，再也没有青春，再也没有那某一天在她的灵魂中扩散开来的事物，一如癌症一般。”她看到了那束玫瑰，想要把它送给卡洛塔，但是她突然涌出一个想法，为什么这样完美的东西要给别人？还有什么东西属于她自己？是的，她可以留下玫瑰，然后独自拥有，就像自己一样，也完全属于自己；劳拉又想到了，如果美可以给予，那么比拥有更让人感觉到它的意义，所以她还是决定送给卡洛塔；当玫瑰被送走，那么地方便成了一个空白，“我的玫瑰哪儿去了？”又成为劳拉的一次质问……拥有，然后给予，然后空白，这是劳拉心情的三次转变，不管如何转变，她已经将自己放进了完美之中，或者说，以前所谓的完美是剔除了自己而现在她第一次将完美变成和自己有关的事。
也是一次重要的发现，但是劳拉或许也和安娜一样，只不过是一个瞬间，她们必然会看见那颗不变的头颅：当阿曼多回来之后，在他那一句“什么回来了？”的严厉质问之后，劳拉依然成为了拥有那种“谦卑的女人味”的女人，“她坐在沙发上，后背没靠上，又一次警醒而安静，如同一列火车。它已经开走了。”安娜在盲人世界里醒悟，却又坠入“女性的命途”，劳拉在玫瑰的拥有和给予中发现自我，却又回归“谦卑的女人味”，她们的故事都是在午后发生，午后成为了一个危险的词，但是女性的妥协又将午后的危险消除了。《一个姑娘的谵妄与酣醉》中，故事也在午后发生，“午后微微泛凉，白皙而强壮的胳膊上汗毛竖立。”而属于“她”的故事似乎比起安娜和劳拉更具有反抗性：她会把外面有东西掉落怪罪在丈夫和孩子身上；她会在家里发火：“别烦我！别像只老猫一样查我！”她会在镜子里看见“若干个女子横切竖割的胸部”，这是对自我的主动审视；她看到那幅画作时立即拥有了艺术敏感，因为她认为这就是自己应该做的事，“她就是为艺术而生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她还会嘲笑那些和男人在一起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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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斯佩克朵：那是朝向命运的强烈愿望 |
一个女人不再像安娜和劳拉那样为了家庭的完美而牺牲自己，也不再是偶尔发现自己之后又选择了妥协，可以说，她是对“堕入了女性的命途”的一种颠覆，但是当她依靠的是酒醉后麻痹自己达到反抗的目的，她无疑就活在对自我的谵妄中，而这当然更是一种病态，“当她喝醉时，就像周日的一场盛宴，所有因自身性质而彼此分离的事物——橄榄油的香气在这边，男人在那边；汤碗在这一侧，侍应生在另一侧——所有这一切因自身性质神奇地结合在一起，一切不过是媾和，一切不过是没羞没臊。”在酣醉时她反而是对自我认识最清醒的，反之，当她清醒的时候她也是活在谵妄的世界里，自己不再是自己，而是他者命名的自己，这个他者既可能是丈夫，也可能是她看见的女人，更可能就是自己，“这时，在突兀的爱中，一声粗口爆炸了：臭婊子，她笑着说。”反抗的自我竟然成了自己命名的“臭婊子”，自己将自己异化了，自己把自己看成了他者，这是另一种酣醉，另一种谵妄。
似乎一切又回到了《一只母鸡》的命运之中，无法挣脱，无法改变。李斯佩克朵对女性的关注是不是只呈现这样一种单向的命运？如果说《一只母鸡》是一个关于宿命论的隐喻，那么《水牛》则成为李斯佩克朵关注女性的另一种动物寓言。在动物园里，女人拿着刀寻找着可以杀戮的动物，这是一种仇恨的外露，“我恨你。”这是她对一个爱着却不爱她的男人说的话，恨成为了她天然的权力，“一天之内一切死去，而消逝是为了给予，再也不想要这种原谅。”恨是因为不被爱，那么女人的逻辑依然是想要被爱，看起来这是一个和男人有关的故事，或者说，女人的命途也可能走向安娜和劳拉的方向，或者说男人依然是爱情和生活的重心，但是在这里，女人还是用某种行动达到了反抗，还是真正凸显了自己，“她被囚禁了，仿佛她的手永远粘连在她亲手扎下去的匕首上。她被囚禁了，如同中了魔法，她在栏杆上滑动。如此缓慢的眩晕中，在身躯柔软地倒在地上之前，女人看到了全部的天空与一头水牛。”水牛作为一种强力的存在，像那个中心的男人一样，将她囚禁，但是在最后的反抗中，“全部的天空与一头水牛”是不是也同归于尽？
李斯佩克朵书写的女性当然都在男人身边，或者说男人世界构成了对女性的包围，但是这里有一个妥协和反抗的不同态度，妥协意味着自己会被男性的强大驱力同化，最后堕入女性的命途，而反抗则意味着另一种驱力，不是被男性同化，而是代替男性甚至成为男性。《晚餐》中的“我”对一个饭店里八十多岁男人的观察，认识了他曾经拥有的权力，“我知道，没人能为他做什么，只能永远服从。”但是当一切都开始远去，男人会流下眼泪，会露出无用而痛苦的表情，会变得羸弱，而在观察之后，“我已然是一个男人”，成为男人就是一种代替，虽然在“我”看来，还不完全具有那种力量，但是，“我推开盘子，拒绝了肉与它的血。”便是这“成为”的第一步。《珍贵》中十五岁的女孩看起来也像是一个男性化的存在，“但是在她瘦弱的体内，有着几近雄壮的辽阔，她在其中盘桓，仿佛徜徉于冥想之中。那团迷雾之中，有珍贵的东西，未曾舒展，未曾妥协，未曾污染。她紧密得如同一枚珠宝。她。”所以在学校里她被当成一个男孩，但是真正对她的考验来自路上那两个身后的男人，像尾随她一般，她开始感到害怕，但是在表面上她沉着冷静，“但那并不是勇气，那是天赋。那是朝向命运的强烈愿望。”最后没有遇到危险，但是对于她来说，其实已经成为了男人——不是女性对立的男人，而是勇气的象征，甚至还有孤独。而这种真正成为男人的仪式则是更换鞋子，“我要买新鞋子！我的鞋噪音太大，女人不能穿木头鞋跟走路，太引人注意了！谁也不给我买！谁也不给我买！”
“她得到了新鞋。”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李斯佩克朵给她安排的成长仪式。同样在《家庭纽带》中，卡特琳娜也完成了从家庭到自我的一次仪式。丈夫安东尼奥和母亲之间总是存在着隔阂，而卡特琳娜也和母亲存在着矛盾，“母亲令她痛苦，是的。”可以说卡特琳娜起到了连接家庭不同成员之间的纽带作用，那些委屈只能放在心里，而这条家庭纽带其实所凸显的正是卡特琳娜的女性身份：她是母亲的女儿，她是丈夫的妻子。但是当母亲终于乘坐火车离开，卡特琳娜不仅取消了自己作为女儿的身份，也在回家之后在安东尼奥面前取消了妻子的身份，她拉着孩子离开了家——李斯佩克朵第一次以安东尼奥的男性为视角，凸显了“他”视野中那个不能被理解的“她”：一开始是不解，“为什么她紧紧握住孩子的手，走得那么用力？”然后是担心儿子的命运，“以后，他的儿子长大成人，会孤身一人，站在同一扇窗户前，手指敲击着窗玻璃；囚徒。他被迫回答一个死人。”接着是害怕，“因为他什么都不能给她，除了更多的成功。因为他知道她可以助他获得成功，但她憎恶他们取得的一切。”最后则是破碎：卡特琳娜享受着自己驾驭的生活，而安东尼奥则感觉到了一种挫败，“因为很久以来，他已无法独自生活，只能同她一起。而她却享受着自己的时光——独自一人。”
一个男人的不安、害怕甚至涌出的挫败感，才更有力地传递出女人成为胜利者的命运转折，或者在这个意义上，反而是男人“堕入了女人的命途”，男人代替了女人，女人也成为了男人，颠覆和重构，在一种自我发现、自我抗争和自我成长中，李斯佩克朵也完成了关于自我的命名：在“流亡”欧洲十六年后，在婚姻失败的打击之后，在孩子被严重精神疾病折磨带来的痛苦之后，李斯佩克朵出版了《家庭纽带》，并获得雅布提文学奖短篇小说类大奖，这让陷入沮丧的她得到了精神的慰藉，而这种慰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真正的自我认同，“她得到了新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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