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29《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为了文化的自我反省
实验气氛的本质，在于允许读者和作者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洞见。
——《第2章 民族志与解释人类学》
不是定式，是未成熟状态，不是单一文本，是可能性写作，不是描述，是解释，不是封闭式言说，是对话——当乔冶·E·马尔库斯和米开尔·M·J·费彻尔将民族志研究贴上“实验”这一标签，他们所期待的人类学不再是从“第一手材料”中发现文化拯救的母题，不是在写作中发现异己文化的独特性意义，而是要跨越现存民族志文本的局限，“描绘作出更全面、更丰富的异文化经验图景。”
实验指向异文化图景，不是一种看客式的围观，既要从本文化视野中审视异文化的构建，也要从作者认识论延伸到读者世界，在一种积极交流的对话中提供文化批评的文本，“它应该被看成是存在于民族志读者当中的普遍期待、存在于民族志作家当中的自觉心境。”当马尔库斯和费彻尔提出读者和作者的对话，提出一种揭示人类学的时候，他们在理论上参考了吉尔兹的开放性写作、拉康的“第三者参与”，伽达默尔的历史阐释学，在民族志研究、异文化批评甚至人类学构建中，提出了对话理论，但是很明显，他们所局限的却依然是民族志的“写作”，他们提出好的民族志应该具有三个特点，一个是通过描写田野工作环境解说日常生活的意义，其实则是通过对异文化的翻译，显示出民族志作者的语言功底，第三则是赋予文化以整体观的意义——除却第三个特点强调的是一种整体观，第一和第二个特点无一例外指向了如何进行民族志的写作，这种建立在描述层面上的民族志研究，只是关涉到单一的写作者。所以他们提出的对话显然是重作者而轻读者，或者只是在写作层面进行了实验，甚至将人类学研究的对话模式延伸到读者世界，希望作者和读者创造新的洞见，也只是一种颇为理想化的理论期待，从而使得他们提出的文化反思变成一种单方面的设想。
但是，这种将人类学批评纳入解释学视野，至少对于传统人类学来说，具有一种革新意义，重要的是，这种实验的目的并不在于解释，并不在于认识论，而是试图寻找更有效的方法，“用以描述民族志对象如何与更广阔的历史政治经济过程相联系。”当民族志研究和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甚至更为宏大和多元的社会学科联系起来，实验性的人类学才具有某种文化批评的意义，而建立在阐释学意义上的人类学就是要在多元性、开放性构筑中，“描绘作出更全面、更丰富的异文化经验图景”，而最终从异文化经验图景中返回到本文化视野，在两者并置中实现人类学在“人观”意义上的整体性构筑。
为什么要进行民族志写作的实验？人类学为什么在文化批评视野中进行？作者原序中的观点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从一开始作者就以另一种方式提出问题：社会科学是否能够充分而又恰切地描述社会现实？描述在作者层面就是一种陈述，一种表述，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作者意识到了某种表述危机：人们越来越发现大理论无法解释社会现实的细节。大理论和现实细节之间的脱节造成的表述危机将人类学者推向了一种封闭系统里，甚至人类学者丧失了对总体化视野、一般化范式风格、大理论模式的权威等的操控，他们的研究被分散了，当他们开始关注场域、社会活动的意义、例外、情况以及不确定性的时候，已经不再费力对所观察现象的规律性进行解释——不再费力解释，便不再表述。而实际上，这种表述危机却正好制造了另一种机会，马尔库斯和费彻尔认为，恰恰是表述危机，成为了人类学实验性写作的生命源泉，它在对社会现实的手段表示充分怀疑之后陷入到危机中，而危机带来的就是一种新的批评的可能性，就是实验。
编号：B86·2000401·0515 |
表述危机的出现，大理论和社会细节的脱节，都是因为人类学在急剧变迁的世界中遇到了言说的阻力，而实验不仅为表述危机寻找出路，更是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逐步走向后现代的时代里，人类学所需要面对的是文化的自我反省，而文化批评正是因为可以借助于现实来嘲讽自身文化的本质，而在这种嘲讽式的自我反省中，培养文化的富饶性成为可能，富饶性便是多元性，便是开放性，便是整体性。从人类学外部的背景故事来看，现时代社会人文科学发展受到限制，大理论和社会细节的脱节，都需要从19世纪怀特的历史学中找到人类学的模式，“怀特描述了从罗曼史到悲剧、再从悲剧到喜剧这样一种转变过程，他认为这种转变最终是以一种深刻的反讽模式终结的。”它就是一种整体性的表现，而反讽模式具有的批评意义为多元性和开放性提供了更为具体的选择性策略。在考察人类学外部的背景故事之后，马尔库斯和费彻尔转而将目光投向了人类学内部，他们提出，只有从民族志这一人类学独一无二的研究中，才能考察文化批评问题，才能建立多元性、开放性和整体性构架，而他们将民族志的实践和写作称为“解释人类学”。
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的人类学，在民族志写作中为什么需要实验？民族志本身就是对旧的人类学的再创造，本身就是一种整体化的学术和职业实践，本身就是为了描述多样性，马尔库斯和费彻尔总结民族志写作风格就体现了革新意义：民族志描写的是数十年前被研究的某个人类群体，它们把人文类型锁定在经典著作中，这是一种保守而非历史的形象，它没有提供变迁和现状的记述，但是在这种对内部结构的争论中人类学才会重新出发；民族志是人类学家赖以对学科内外的理论和知识进行探讨的媒介，这种媒介具有一种个人化倾向，更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民族志也已经成为提高人类学者职业地位以及建立声望的创造性活动。可以看出，这种对民族志研究的界定，充分体现了对话的可能性、实验的氛围和反思的语境，正是在这样的革新中，解释人类学便成为“民族志实践和文化概念反思的总称”，它所研究和强调的就是把民族志看成是一种人为的认识过程。
人为的认识过程构成了民族志研究的文本，这就凸显了“人”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马尔库斯和费彻尔提出了“人观”这个概念，他认为文化之间的差异问题，就是一种人观的差异——“人观指的是人类能力和行动的基础、自我的观念以及情感的表达方式。”人观抛弃的是人类动因观，抹除的是民族中心主义假设，而是将民族志的实验对象和目标限定在人观上，就如吉尔兹在那篇有影响的论文《巴厘社会中的个人，时间与行为》中所提出的，“巴厘人”不是一种群体，更不是个体，而是一种生命周期，是把它当作系统的本土概念，甚至就是一种人的“理论”，所以人观的民族志，就是关涉到人的现实经验，人的文化差异，甚至人在公共文化之下的心理动力——当民族志传达的是异文化中人的自我、情感和理论，这些经验构筑了文化差异性的核心，而差异性又是在作为人这一种总体的框架之下的。
人的总体观其实也折射出这个世界本身的整体观，马尔库斯和费彻尔从异文化的人转向世界，将叙说世界历史的政治经济过程看成是民族志的“可知社区”，可以讨论讨论民族志对于传统上以政治和经济体系为研究焦点的学科所具有的吸引力，可以解说在人类学内部解释性的观点和政治经济观点的结合，可以探讨民族志与政治经济分析联合起来的“悬而未决”的文本类型问题，总之一句话，“任何一个历史或民族志研究计划，只有自己放在较大的世界政治经济历史框架中，才能获得自身的意义。”在这样的结合中，民族志可以展示研究对象所拥有的丰富多彩的意义系统，又可以和其他地方的活生生研究对象联系起来——不仅是现实意义的政治经济学和民族志的结合，当民族志实验把注意力集中在探讨叙说中的历史时间和场合的表述问题，民族志描述又具有了历史化意义。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化，民族志就是要把复杂的多元世界纳入到自身框架内，“以便重塑民族志”。
这种对世界历史的政治经济过程的叙说只是民族志实验的一个方面，对异文化的描写则是在与本土民族志批评工作的并置中建立批评话语。异文化在传统人类学中是一种异己文化的，是西方文化自我满足之后的窥探，是反观自身的镜子或替代物的体系，但是在民族志的实验中，异文化研究其实在相对化观念的影响下，“将陌生的异域风俗与人们熟知的本文化相并置”，从而达到人类学自身回归的目的——从一个社会中推导出探究另一个社会的批评性问题的方法，就是将“它们视为我们世界的一个部分”，从而完成人类学的整体性构筑。从法兰克福学派到超现实主义再到美国的纪实批评主义，民族志的这种实验方法逐步凸显出来，“人类学家应进行的强有力的和独特的文化批评实践，应当把美国纪实现实主义的经验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期的理论视野和活力，以及法国超现实主义并置手法的幽默和勇敢特性融合起来。”文化差异的发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于全球一体化的响应，“全球一体化的过程并未表明文化多样性的消除，而是表明了在共享一个共同世界的前提下，不同文化模式的并存和较量越来越显重要。”
民族志中的异文化研究从关照到并置，再到共存，最后则是提供了反省的可能，提供了批评的解释，马尔库斯和费彻尔将这样的人类学批评方法称为“变熟为生”：“人类学的基本批评策略是对常识加以分解，对意外事物进行描写，置熟悉的事物于陌生的事物、甚至令人震惊的场合之中。”这种在文化相对论中建立批评性反省的任务，对于建立人类学的未来提供了一套探究的话语，“民族志不断地把熟悉的事物与不熟悉的事物相对照，它最终鼓励一种探究，对本身和社会科学的接纳范围提出质疑。”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志作者就找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我们对模糊性、讽刺、矛盾以及在其中价值观获得实现的机会的多样性社会情境和日常生活表达深有敏感性。”
表述危机反映的是知识危机，也是实验性写作的源泉；异文化打开了本文化关照的窗口，也创造了将其并置在一起的可能；文化差异性潜在地具有西方中心论思想，却也可以在“变熟为生”中承担反省任务……不是对立，不是矛盾，人类学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批评中才能形成多元性、开放性和整体性意义，这些意义归结在一起，则变成了一种历史的自我意识记录，展示了多种接纳的可能性以及不同话语并存的相关意义，它不是乌托邦，它就是对现实本身的描述：“在实验性的转换和批评的可能性里，我们把民族志理解为经验研究和写作的一种训练工具，它探究艺术和哲学关注的问题，但它的角度不是超社会的思辨，而是对世界范围内的不同文化的地方情境的独特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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