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8-25《伍子胥》：停留与陨落所结成的连锁
但是生命有限，一旦他真能达到目的，从这气氛里跳出来，他该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延陵》
林泽中的茅屋，江上的晚渡，溧水的一饭，都已经发生；狂人的歌唱，渔夫的白发，少女的红颜，也都已远去；一个反省，一次停留，一种休息，也都化为了经历过的虚无，当伍子胥最后放弃扣响季扎的门，实际上意味着这一次波及肉体和灵魂的“出逃”画上了一个句号，等待他的便是成为吴国的谋臣，然后实现他的西征计划，而这一切也就意味着他内心的仇恨将被最后发泄。
为什么“延陵”是伍子胥出逃的最后一站？在长途跋涉之后，他来到了子产的墓旁，在他看来，“子产的死，是个伟大的死，死在人人的心里，虽然这些人都是渺小的、柔弱的。”子产是圣人，他曾经的梦想就是寄托在像子产这样的人身上，但是在延陵子产的目前，他却认为那个人人称颂的贤人可能就是在房子里起居的凡人，在田地里耕作的常人，所以伍子胥的胸怀敞亮开来，眼前的一水一木也更为清秀了；他想去拜望君子季扎，季扎就曾经把自己最好的剑赠予知己，季扎二十年前周游列国的时候，听到的是各国的音乐，接受的是圣人和君王，季扎是一个把王位看得比什么都轻的人，所以最后他选择回到延陵耕田。但是对于伍子胥来说，他的内心始终留存着一个计划，那就是为父亲和兄弟报仇，“宁愿为它舍弃了家乡，舍弃了朋友，甚至舍弃了生命。”
在这里，子产和季扎的选择似乎对伍子胥来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念，从子产那里，政治就在日常生活中，圣人也是起居耕作的常人，而在季扎的生命中，回到故乡是放下了一切。所以，伍子胥不再执著于子产的再世，却放弃了对季扎的拜访，因为在他看来，他始终不能像季扎一样放弃这一切，复仇是他唯一重要的事，“宁愿为它舍弃了家乡，舍弃了朋友，甚至舍弃了生命。”在逃亡途中遇到的渔夫和少女，只不过让他的精神得到了暂时的休息，就像一道彩虹，并不能减轻沉重的负担，所以忍痛离开延陵，放弃拜见季扎，他就是要回到复仇之路上，吴国是他最后的希望，“在那里，他要设法拜谒吴王，要以动听的言词感动吴王的心，早日实现大规模的西征。”这就是伍子胥最后的决定，在复仇计划里，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虽然他也有过最后的疑问：如果不复仇，从沉重的仇恨中跳出来，自己会是一个怎样的人，但这个疑问转瞬即逝，这个疑问也不需要答案，当矛盾终结，属于伍子胥的另一段人生也就开始了。
“延陵”之后的“吴市”无非成为了伍子胥复仇的真正起点：当专诸成为畸人，不断吹响排箫，“这吹箫人好像在尽最大的努力要从这十六枝长长短短的竹管里吹出悲壮的感人的声音。”这也是伍子胥内心的声音，最后司市放弃将他执入圜土里定罪，那一句：“他没有旁的方法，只有把这事禀告给吴王。”是小说的最后一句，吴国的故事戛然而止，因为对于伍子胥的出逃历程来说，再也没有悬念。如此，冯至在这里为小说画上句号，就是为了凸显出逃历程中伍子胥的内心演变，而这也是冯至要创作这部中篇小说的原因所在。他在1944年冬天写的《后记》中，说到了十六年前在德国留学的时候，阅读了里尔克的散文诗《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被文章深深触动，“在我那时是一个意外的、奇异的得获。色彩的绚烂，音调的和谐，从头至尾被一种忧郁而神秘的情调支配着，像一阵深山中的骤雨，又像一片秋夜里的铁马风声。”
里尔克的文章对冯至的吸引就在于其中透露出的“忧郁而神秘的情调”，在他看来，伍子胥的出逃经过也弥漫着这样的情调。但实际上，冯至在里尔克的文章的触动不仅仅是叙事的风格，而是和自己的经历联系在了一起。在柏林的时候，他得到了好友梁遇春逝世的消息，在一年后创作的怀念诗歌《给秋心》中，他说：“你的死竟是这般静默/静默得像我远方的故乡。”这是对逝去的哀伤，死亡的静默就是“忧郁而神秘的情调”；后来冯至去了东海的小岛旅行，看到了飞翔的海鸥，忽然又想起了伍子胥，想起了写作伍子胥故事的想法；在抗战初期，流离迁徙的冯至总是望见空中的飞机，伍子胥的形象再一次出现；后来的一九四二年，卞之琳翻译的《旗手》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在付印前冯至读到了改订的译稿，“忧郁而神秘的情调”似乎再一次让他想到了伍子胥，而这次他终于动笔写下了城父、林泽、洧滨、昭关、江上、溧水、吴市七章；后来的冯至在辗转之中又添上了宛丘与延陵两章，让伍子胥这棵老树的枝干上“又发出几个新芽”。
一个两年多年前的逃亡故事为什么一次次触动冯至？“忧郁而神秘的情调”是一个原因，而另一个原因就在于冯至从自身的经历中看到了一种“逃亡”的人生：从德国到祖国，从北方到南方，从城市到乡村，他无法像天上的飞鸟一样自由，所以这种“忧郁而神秘的情调”传染到了自己，不仅如此，伍子胥的逃亡经历其实是一种普遍意义上心路历程的书写：这是一段“镞矢之疾”形成的曲线，是“飞鸟之影”塑造的影像，在冯至看来，伍子胥的逃亡不是一种直线型从起点到终点的过程，不是始终朝着一个明确方向的奔走，而是“停留与陨落所结成的连锁”：他从城父离开，最后来到吴市，一路上的经历，一路上的遭遇，有放弃也有坚持，有困难也有克服，而这种曲线型的经历正是冯至着迷于伍子胥故事的一个原因，就像一种弹性的人生，“一件完美的事的开端与结束，确是一个很恰当的图像。”从感悟到为伍子胥书写，冯至就是完成一种关于人生的抛掷：“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
| 编号：C27·2240516·2115 |
这就是冯至对伍子胥的解读，这就是伍子胥对冯至的触动，当冯至经历了这样的停留和坚持，这样的陨落和克服，他也把自己的人生放入了这抛掷的图像里，“因为一段美的生活，不管为了爱或是为了恨，不管为了生或是为了死，都无异于这样的一个拋掷……”伍子胥的抛掷是从“城父”作出那个决定开始的：父亲被囚禁在郢城，太子建流亡在郑宋之间，他和哥哥吴尚生活在城父，这样的生活就像这座新建的边城一样，“无时不在空中飘浮着”。这是有着政治抱负的伍子胥人生中面对的一个困局，但是这并不是他最后做出决定的原因，当郢城使者到来的消息传来，人们以为楚王改变了主意，甚至有传闻将封伍氏兄弟为侯，父亲可以重见天日，太子建可以回国——但是在伍子胥的判断中，这是不可能的事，于是他和哥哥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哥哥随使者去郢城，而伍子胥则要离开这里，“祖先的坟墓，他不想再见，父亲的面貌，他不想再见。他要走出去，远远地走去，为了将来有回来的那一天；而且走得越远，才能回来得越快。”
离开是为了回来，出逃是为了复仇，兄弟俩的选择结果真如伍子胥所料，一边是死，一边则是活，也正是在伍子胥的决定中，他出逃的序幕拉开了。为什么出逃？对于伍子胥来说，目的是唯一的，那就是回来，回来的目的也是唯一的，那就是复仇。但是如果只是沿着这样唯一的目的出逃，伍子胥的这段经历就不可能是一种弧线的抛掷，正是因为他在停留中坚持，在陨落中克服，伍子胥的经历就变成了人生的一种哲理图像。在“林泽”中，他内心充满了对父亲和哥哥之死的悲痛，这种悲痛转化为对楚国国王的仇恨，但是他遇见了楚狂，楚狂对他说：“今天，你能不能暂时把仇恨和匆忙放在一边，在我的茅屋里过一个清闲的夜呢？”楚狂还唱起了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世，仅免刑焉。”这似乎也是一种对政治的冷漠态度；但是在伍子胥被楚狂的清闲生活所触动的时候，他又遇到了好友申包胥，这个在郢城政治圈里的人，也颇多无奈，伍子胥在他身上看到了抱负无法实现的困顿，而这似乎又让伍子胥回到自己的理想世界。
伍子胥到了郑国首都，他以为见到太子建可以和他商谈回国的事，但是太子建早已不是曾经有着政治抱负的太子，在子产死后，流亡的太子建却趁着子产死去、举国伤悼的时机，计划这危害郑国的阴谋，这让伍子胥大失所望，终于他下定决心起身前往吴国。在经过“宛丘”的时候，伍子胥看到了“太吴伏羲氏之墟”和“神农氏始尝百草处”，想到了远古的帝王正是从宇宙的神秘处分辨出形体和界线，“也许只有在这平凡的山水里才容易体验到宇宙中蕴藏了几千万年的秘密。”他想到了南方故国，想到了森林深处也有这样的宇宙秘密，伍子胥似乎想要摆脱这复仇的羁绊回归于大自然，但是他又想起了自己的家仇国恨，“仇恨把他和他们分开了，他不但不能投到他们的怀里去，反倒要躲避他们，像是在这梅树下随时要提防蛇豸一般。”在楚国和吴国的交界处昭关，他想到以前这里被草莽和浓郁的树林遮蔽，而现在因为两国的交战成为了行军之路，环境变了，伍子胥也感觉这个世界变了，“从少年到今日，至多不过十几年，如今他和一般人竟距离得这样远了，是他没有变，而一般人变了呢；还是一般人没有变，只是他自己变了？”这让他更加想象另一个世界，他认为逃离这里就是自由，“一旦他若能够走出树林，越过高山，就无异从他的身上脱去了一层沉重的皮。”
可以说，伍子胥总是被眼前的东西所吸引，也总是希望为自己做出选择，是回归自然还是走向政治，是放下执念还是背负仇恨，一直成为伍子胥的矛盾点，在“江上”他遇见了渔翁，他想像季扎一样把自己的剑送给救自己的渔夫，“你渡我过了江，同时也渡过了我的仇恨。将来说不定有那么一天，你再渡我回去。”但是渔夫根本听不懂，他只是随着自己的船而行，“两人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整日整夜浸在血的仇恨里，一个疏散于清淡的云水之乡。”在“溧水”中，他看到了潭水，看到了飞鸟，看到了浣衣女，而且善良的浣衣女还给了他一碗米饭，“这钵饭吃入他的身内，正如一粒粒的种子种在土地里了，将来会生长成凌空的树木。”这是伍子胥最感动的一幕，按照冯至的写法，“它却永久留在人类的原野里，成为人类史上重要的一章。”因为这是纯粹发自内心的善良，因为这是简单的活着，女人和白发的渔夫一样，构成了伍子胥视野中返璞归真的象征符号。
但是，伍子胥还是回到了背负仇恨的自己，还是成为那个政治世界的人物，“渔夫的白发，少女的红颜，只不过使子胥的精神得到暂时的休息，是他视界里的一道彩虹，并不能减轻一些他沉重的负担……”也就在这里，伍子胥走完了他出逃之路，那个关于人生的抛掷曲线也被拉直了。冯至说这个两千多年前的逃亡故事是一个含有现代色彩的“奥德赛”，而当他在“吴市”中为小说画上了句号，伍子胥的“奥德赛”之旅只是完成了一半，而当友人问他伍子胥的故事还会继续写下去吗？冯至打开《吴越春秋》用里面的一句话坐了回答：伍子胥对被离说：“吾贯弓接矢于郑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至于斯。前王听从吾计，破楚见凌之仇。欲报前王之恩而至于此……”那时的伍子胥已经完成了复仇使命，甚至写下了中国历史上以暴制暴的“掘墓鞭尸”一章，而自己的人生也从此走向了另一个悲剧，被离问他：“……自杀何益？何如亡乎？”伍子胥以悲叹的方式回答说：“亡，臣安往？”
以前的出逃背负着复仇的使命，而现在当他面对绝望已经再无出逃之路，所以冯至说：“如果写，我就写他第二次的‘出亡’——死。”当死为终点，其实再无出逃的可能，对于冯至来说，这样决绝的悲剧也无法抛掷出“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这一段人生最美丽的弧线。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553]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暂无留言，快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