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8-25《匈牙利狂想曲》：自我革命的可能性畅想
他是贵族的儿子，他参加了推翻君主统治的战斗，他成为宪兵的长官，但是在匈牙利革命的洪流中，他又成为“人民”的人，高举起支持农民获得属于自己土地的旗帜，在对自己出生反戈一击中，他成为了革命者。但是当贵族走向平民化的道路，他能清除自身的阶级属性？所谓的革命是不是一种理想主义？正如片名所暗示，这是不是就是一首脱离现实的“狂想曲”？
在草原、树林、河边构筑的影像世界里，在战争、死亡和斗争组成的电影环境里，杨索依然延续着自己的风格，只不过在这部电影里，杨索对革命的理解试图扩展起外延，但是在含糊其辞中却陷入了自身的矛盾：革命不是一句口号，革命也并非是一种冒险的行动，革命甚至难以割除自身的固有属性，尤其当革命要自我革命，只是停留在理想主义和个人主义之路上，无非是一种空想。在一开始的长镜头中，杨索在烟花中畅想的就是一种理想主义：“先生们，1000年前的匈牙利获得了这片家园，他们凭借鲜血和勇气获得了暴君时代的终结。因为在一场场激烈的暴动中，爱国者的鲜血沾满了她那焦炙的每一寸土地，历经数战，匈牙利民族并没有就此消失，也没有衰退，他们不辱先烈的鲜血，源于此，世人以我们为荣，而我们愿成为匈牙利人……”河边的烟花在怒放，言说者并非是旁白，而是胜利者，而在并非出现具体人物的远景中，这个胜利者到底是谁？代表谁的利益？
匈牙利人用鲜血和勇气终结了暴君时代，匈牙利人捍卫了这一民族，1000多年谱写的是关于民族不倒的颂歌，但是在这番关于民族和国家的豪言之后，却是另一种犹豫的态度：“若我们不是的话，因为……但是，既然历史胜于雄辩，我们何必在此自夸呢？”似乎在闪烁其词，似乎在寻找理由——这样的胜利中是不是真的有自夸的成分？而从历史回到现实，匈牙利到底需要怎样寻找出路？无疑在烟花盛放中，言说者一定不是苦难者，而紧接着的狂欢场面为这一番豪言壮语找到了发声的主体：骑兵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过，接着是手持战刀的士兵，接着是王公贵族出席的宴会，接着是军乐队的演奏和盛放的烟花，无疑，这是贵族们发表的演讲，“捍卫祖国，誓死不退”代表的正是他们斗争的决心——贵族们的胜利战胜的是谁？那就是所谓的暴君，所谓的独裁，但是他们真的代表着革命的力量？
在贵族们举行盛大宴会的同时，农民们似乎也在发声，他们也在歌唱，他们也在跳舞，被高举起来的鲍克绍也发表了革命宣言：“我们必将现存的社会社会主义化，让他们知道我们都是同胞；我们必须将现存的党派社会主义化，他们只为自己的权力而战，他们急于奴役民众——当民众不敢作为，他们也唯利是图，这才是时代的悲哀……”在被众人高举着的时候，他表达了革命的目标：“推翻统治阶级，用双手获得我们的自由。”一边是贵族胜利的狂欢，一边是农民发表的演讲，一边是所谓的国家主义，一边是社会化的革命，当两者并置在世纪初的匈牙利现实，谁才是真正属于匈牙利的方向？
| 导演: 米克洛什·扬索 |
这个问题无疑落在了伊斯特万的身上，因为他代表着匈牙利复杂的存在。一方面他就是贵族的儿子，他参加了推翻独裁统治的战斗，他也参与了这场胜利者的狂欢，但是他却是一个反叛者，在母亲让他和贵族的父亲打招呼的时候，伊斯特万却选择了拒绝，“我以他为耻。”这就是一个反叛者的态度；但是他又无法挣脱这样的阶级属性，甚至他身为宪兵队长官，代表的依然是贵族的利益，而在农民进行的革命宣言之后，他和宪兵队士兵围住了农民的住处，甚至开始对鲍克绍进行了“审判”，农民们被逮捕，被审讯，被拷问，这就是贵族和农民矛盾的激化表现，伊斯特万还发出了“肮脏的农民”的骂声。
在这样一种阶级固化明显的现实中，伊斯特万为什么还会自我革命？一方面杨索将其塑造成一个个人主义者，伊斯特万认为自己在这场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他认为身为一个匈牙利士兵最重要的就是勇敢，“谁抛弃了武器就是抛弃了生命，懦夫没有祖国。”当他看到在狂欢时有人不唱歌，这个叫斯泽尔斯的士兵还不肯上战马，在伊斯特万看来，他就是一个懦夫，为了考验斯泽尔斯的勇敢，伊斯特万让他举枪朝自己的宪兵帽开枪，斯泽尔斯犹豫了，但是最终射出了子弹。伊斯特万把斯泽尔斯看成是懦夫，其实就是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他甚至在战争结束后将那些所谓的懦夫枪毙了，但是斯泽尔斯告诉他的是，那匹叫爱神的战马是自己从小养大的，和爱神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他不忍心开枪，但是在伊斯特万膨胀的个人主义中，斯泽尔斯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朝爱神开枪，爱神倒在了地上，在挣扎了几下之后死去。
这是斯泽尔斯的一种表态，也是对伊斯特万的某种警告，而后来伊斯特万在自我迷失中，也曾像爱神一样倒在地上做出挣扎的姿态，马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但最后死在赌博式的决斗中，这是不是也是伊斯特万的命运？个人主义者总是离群索居，一方面表现出其独立性，另一方面其实是莽撞。当临时政府选出了查理为首相，母亲让伊斯特万前去祝贺，伊斯特万却选择了拒绝，“我没有从挑选出的人里面集结反对红军的队伍，因为我不反红军——我谁也不支持，白军也不支持，占据维也纳的温和派也不是我的同盟。只有等到我自己的队伍壮大到全国的时候再去拜访查理。”这就是伊斯特万的态度，他不反对红军也不支持白军，和当权者也不是同盟，他只为自己力量的壮大，所以他必定会被孤立，尤其是作为贵族的代表。但是伊斯特万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看到了父亲身上那种贵族的腐败，所以他想要脱离出来，而这种脱离又让他成为了理想主义者。
《匈牙利狂想曲》电影海报
在大家讨论政策的时候，伊斯特万的态度很明确：必须把土地分给农民。他的这一论断被认为是天真，“也许雅各宾派会需要你的名声。”而对于贵族来说，需要的则是指令和纪律，在他们看来，“如果把土地分给不懂经营甚至不识字的农民，就会瓦解匈牙利现在的国家爱状态。”而维护匈牙利政权的地位，就是指令和纪律，就像查理首相所说：“我们需要融入欧洲。”所以查理让他做农业部长，解散他的宪兵特种部队，“我们要让农民臣服，要进行土地改革。”自然伊斯特万还是选择了拒绝，甚至是反对，他声称自己会在家里种田，成为一个反对派的“农民”。
无论是个人主义还是理想主义，很明显伊斯特万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不仅对当前的匈牙利局势缺乏判断，而且对革命的本质也没有很好地理解。所以在拒绝首相的建议，拒绝进行土地改革之后，他转而投向了农民组织，而这当然也成为了某种盲目，一种自我革命的盲目，也是对革命现实的盲目。那个把他叫做“教父”的女孩，似乎让他感受到了这种革命的意义，他找到了斯泽尔斯，他脱离了贵族身份，但是在斯泽尔斯反向的审判中，他便向爱神一样倒在了地上。当他爬起来，听到的是农民革命者的歌声：“我们无畏地对天空呐喊，明天我们将成为自由人……”但是伊斯特万只是张开了嘴，发不出声音的他摇着头，似乎在问自己：我是谁？我该走哪条路？
伊斯特万的疑问也许只属于伊斯特万，杨索很明显地表达了革命的方向，那就是土地属于农民，那就是自由属于群众，那就是革命推翻暴力。在这个明确的革命方向上，他把伊斯特万放在了自我革命的道路上，但是被个人主义和理想主义裹夹着，杨索在伊斯特万身上建立的狂想曲只是一种可能，甚至这种可能性也只是理论上的，而真正属于伊斯特万的只是宿命，就像他不断参与的俄罗斯轮盘游戏，枪里会不会射出子弹都是一种几率：爱神在游戏中倒在地上挣扎最后死去，贵族在欢庆胜利时死在了游戏中，即使伊斯特万没有死于游戏，他也死于无法驾驭自己命运的迷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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