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1-12《云游》：离开的人是有福的
摇摇，走走，摆摆。只有这一个办法能摆脱他。他统治世界，但没有权力统领移动中的东西，他知道，我们身体的移动是神圣的，只有动起来、离开原地的时候，你才能逃脱他的魔掌。
——《裹得层层叠叠的流浪女说了些什么》
一个是“你”，一个是“他”：你在这里，你在那里，但是你并不是自由的，因为有他在，因为他就是统治者，当他统治了一切，你才是这个被统治的你，于是你是木偶，你被困在他的气息里，你被石化，你被钉住，“心脏被木针刺穿，双手双脚也都被插穿，牢牢地钉在门槛上。”但是在这个被他统治的世界里，你又是自由的，你只有一个办法能摆脱他，那就是离开，在“摇摇”中离开，在“走走”中离开，在“摆摆”中离开，总之不要停下来，不要变成被钉住的昆虫，“行动起来。走动起来。离开的人是有福的。”
第三人称的“他”，第二人称的“你”，他们构成了离开的行动学：离开不是漫无目的的，不是随性自由的，它总是对他的摆脱——甚至是抵抗，这是反权力系统的权力，他无疑就是那个囚禁你、抹除自由的他者，但是当这一行动的宣言通过“裹得层层叠叠的流浪女”之口说出，是不是还是没能摆脱权力？是不是还是陷入他者的掌控？层层叠叠被裹住，就是一种他者的外化象征，而说出口的又是一个流浪女，那么“流浪”的本性是不是永远没有自己的目标，永远在漂泊中？离开的行动学是不是也是自我被束缚的写照？或者说，在更悖论的意义上，当离开变成流浪，变成“裹得层层叠叠”的流浪，自我就是一个另一个他者。
但是，这里的一个嵌套似乎就成为真正摆脱他者的可能，“裹得层层叠叠的流浪女”在说，她在对谁说？不是他，不是你，而是“我”，站在流浪女面前的是我，正在旅行的我，正在离开的我，那么“我”就成为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笔下离开行动学的真正主体，小说的第一个篇章，第一个篇章的第一句话，只有短短三个字：“我很小。”我很小，我是被黑暗浸透皮肤的我，我是坐在阳台望见窗外庭院的我，我是被所有的门关上而无处可去的我，“各种声音兀自蜷曲，把自己裹在里面，收起蜗般的小眼睛；世界的盛大乐队已离去，消失在公园里了。”这个我不正是“裹得层层叠叠”的人？不正是被他者囚禁的我？但是，从你到我的转变，托卡尔丘克已经赋予了一种主体性，“我自己的存在，就是眼下唯一具有鲜明轮廓的物事，一圈颤抖又起伏的轮廓，让人痛楚的颤抖和起伏。”当主体看见了自己的轮廓，离开就在这一瞬间变成了一种行动：“此生第一次远行，我就穿过了田野，步行。”
从“我在这里”到我不在这里，这就是离开行动学的第一个起点，但是为什么要离开？托卡尔丘克首先以一种现实的手法叙述了离开的理由：在一座阴郁的大学里学习了心理学，学校所在的大楼曾是战时纳粹德国党卫军总部所在地，这里的街区必其他城区高出三英尺，这三英尺的废墟恰恰是历史被铭记的厚度，“就算是重建的新楼，也终究是属于死者的地方。”死亡和暴力在这里发生，虽然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但是并没有改变什么，现实依旧被历史的血腥所包围。所以历史和死亡构成了现实意义的他者，无法摆脱的梦魇就是掌控人的魔掌，所以离开就是为了远离他者的统治。而另一个意义上，作为历史见证者的父母，虽然一次次搬家，但是他们都无法逃离家的轨道，逃不出“同一种形而上的归家引力”，所以他们的离开只是为了返回，而返回只意味着重新进入他者的世界，这就是一种历史的重复论。
所以必须离开，离开的行动学在主体意义上就是不被束缚、并不重复发生的移动，“我从移动中——从颤动起步的公车、轰隆作响的飞机、滚滚向前的火车和渡轮中——获取能量。”这种能量在河流的象征意义上得到体现，哲学家说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历史会被当下取代，所以只有像河水一样在涌动不息中才能让自己摆脱他者，“流动的物事总是比静止的好，哪怕，流动会带动出各式各样的风险；相比于恒久不变，改变总是更高尚的；静止的物事必将衰变、腐败、化为灰烬，而流动的物事却可以延续到永远。”河水流动就是人的移动，而这样的移动就是托尔卡丘克的“云游”：Bieguni，这个源自十八世纪东正教某个门派的词语，就是裹得层层叠叠的流浪女口中的“摇摇，走走，摆摆”，信徒们相信只有处于移动状态中才能避开恶魔的魔爪，才能不成为被统治的静止的、冻结的、被动的、怠情的东西——才能不成为重复历史的一部分，才能不在返回中完成宿命。
而这里就有了对“裹得层层叠叠的流浪女”更深层次上的解构，流浪女的自我束缚和自我流浪也是他者的象征，所以托卡尔丘克选择了写作，写作是艰苦的，写作是孤独的，但是写作的意义就是从静止的怠情状态变成涌动的移情状态，而“移情”又是对移动的一种诗意阐述，而移情意味着一种在哲学意义上的主体间性，“作者和角色、叙述者和读者、描述者和被描述者；那些脚、鞋、鞋跟和脸孔迟早都会化为那场戏里的道具。”看上去这是消极的，但是作家进入剧情也是进入自己的内心，作家挖掘自己的情感也是在窥视他人的情感，作者独自演出也把自己当成观众在看演出，所以主体间性突破了主体的单一性，构建起另一种对他者的解构：“作家系着屠夫的围裙，穿着橡胶筒靴，手持剥除内脏的屠刀。”所以托卡尔丘克不仅要建立离开的行动学，还要建立一种旅行的心理学，甚至把旅行史看作是病史，这就是旅行的症候群，“症候群，是一种小巧、轻便、偶发、不承担复杂理论重压的症状。你尽可用这个概念解释某些事情，然后就抛之脑后。一种可随意使用、用完即弃的认知工具。”症候群所发现的综合征是冷酷世界的变种，是顽固意识的感染类型，甚至就是畸形学，就是非常态，这才是学过心理学、身为作家的托卡尔丘克赋予的旅行意义：“我坚定不移，也不无痛苦地相信：生物正是在非常态中冲破表象，展现其真实本性的。不小心突然泄露的真相。”
从畸形学中发现世界的病态，从非常态中揭露人性的真相，作家是屠夫，是解剖者，而且是以独特的方式看见综合征：“现在，我可以像幽灵一样移动，看到别人身后的东西，听到他们的争论，看着他们头枕背包睡去，或在睡梦中自言自语，完全没有觉察到我的存在，他们只是动动嘴唇，唇形意味着词语，而我很快就能代替他们发声。”看见别人身后的东西，就是看见表象背后的真相，就是看见他者统治下的自我，就像在旅行中碰到的那个年轻人所说：“我见过的东西，现在都是我的了。”就像引用的齐奥朗的那句话：“我很明白，我们的使命就是摩挲尘埃，去探寻一种尽除严肃性的神秘感。”旅行不是一次所谓的朝圣，而是在解体的朝圣者碎片中看见秘密和真相——一部小说中的116个片段就是组成这些真相的碎片。
| 编号：C38·2241119·2206 |
从比利时到瑞典，从布拉格到纽约，从捷克到希腊，这是旅行带来的地理空间变化；在斯德哥尔摩机场遇见了亚历珊德拉，穆斯林女人嘉思敏把写作看成是人类走向进步的通道，养驴人认为乔驴子赚钱成本很高，回报却很慢，旅行可以遇见不同的人；机场是一个共和国，每个旅行者都是城市里的公民，火车让人们逃离又会安全地将人护送回去，旅行装的兴起是照搬了定居者的生活方式，背包客创建的是一套标注个人二维位置的坐标系统，旅行无非也是对现实世界的一次改写。地理空间变化、遇见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离开，如此种种，都是在离开行动学最初始的意义上阐述的，但是要看见碎片中的真相，看见背后的东西，看见他者，那就需要旅行的心理学，“……基本构想是：星群组合。”116个片段就是包含了短篇小说、历史小说、散文、信件等多种形式、历史、现代生活、医学、物理、女性主义、心理学、神话等不同内容的碎片，这些碎片构成了“星群”，“星群组合，而非定序排列，蕴含了真相。”
如何组合，如何排列，如何发现真相？““旅行心理学的基础概念之一是渴望，也就是让人移动、有方向的原动力，也是唤醒人心深处对于某种事物的渴望。”移动并没有终点，而是要取消终点，要以一种“向……”的方式来表达移动的过程；同时，旅行也并非是按照前因后果的顺序形成连续性的，它是由各种境遇组成，它甚至就是偶然，就是偶然中的惊喜；和旅行心理学相对，还存在着一种“岛屿心理学”，岛屿是原始的、社会化之前的生存状态，它具有自我意识，但是没有发展成为和环境相关的整体，或者说岛屿就意味着“囿于自身界线的状态”，它甚至表现为自恋、自闭和自给自足，“只有自己看似真实；他者不过是幽冥缥缈，不过是乍现在遥远海平线上的‘飞翔的荷兰人’号幽灵船。”而实际上他者就在岛屿的状态中伸出了魔爪，变成了一种消解自我的统治力量。所以旅行既是静止的、冻结的、被动的、怠情的东西的远离，也是对封闭、自恋的岛屿心理学的超越，那么这种取消了终点、偶发和随机的旅行心理学，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获得自我的一席之地”，“这样的自我是以前不曾被强调，倾向于模棱两可，屈从于集体的；被禁锢在身份、惯例的延续之中，在传统的压力下不得声张，不得不屈从于各种需求。现在，这个自我充实起来，将世界据为己有。”
发现自我，让自我拥有一席之地，它所面对的就是他者，这个他者既是外物的他人，也可能是自我的他者——自我更容易在他者化中让自己彻底迷失，“不管为了什么或用什么方法远行，只要我踏上旅途，我就从雷达上消失了。”在关于“库尼茨基”的故事中，消失的人是妻子是儿子，去往维斯度假，乘坐渡轮，但是库尼茨基在停车后，妻儿在下车后却不见了，他四处寻找但是一无所获，于是找到了朋友，于是报了警，于是动用了直升机，但是依然不见他们的踪影。妻子和儿子消失，却让他变成了他者，他也消失了，“一时间，库尼茨基觉得有一只眼睛在监视自己——大地上的怪眼睛，不属于任何身躯，超然独在，冷漠无感。”而且他反而变成了嫌疑人，而且他发现了妻子留下的物品，其中有一封认不出字迹的信，“这封信并不出自人类之手，这一点，他倒是可以确认。”于是这个关于消失的故事变成了谜，而且就是自我他者化的谜，“他的存在即为谜。”
《库尼茨基：水》是托卡尔丘克《云游》中的一部短篇小说，在“水之一”和“水之二”两个章节之后，故事隐匿了，这也像是一次消失，直到后面出现，不过标题已经变成了《库尼茨基：陆》：水的故事和维斯这个岛屿有关，和岛屿心理学的自闭和自恋有关，也和洪水的灾难有关，而陆的故事显然回到了旅行心理学，回到了对自我的重新发现。妻子和儿子已经回来了，按照妻子的解释，他们被飞碟劫持了，“他们在我们身上做实验，还植入了芯片，就在这儿。”整整三天他们被劫持又被放回，消失其实变成了一个悬疑，而外星人的劫持是不是隐喻着人类的罪恶，“只有水，无可逃避、无处不在的可怕的水。”库尼茨基感觉自己不断被推向了已知世界的边缘，他成为了岛屿的一部分，成为了静止的物，那么接下去就是自己的消失。所以从水到陆，托卡尔丘克让库尼茨基离开，离开岛屿，离开他者，离开迷失的自我，“也就是说，明天，他就能看到大海。”
如有说库尼茨基在从水到陆的过程中重新发现了自我，那么《圣灰礼拜三的盛宴》中的埃里克则变成了岛屿心理学中真正的失踪者。他逃离了祖国成为移民，本身就是云游的状态，但是成为移民之后，他被雇去捕鲸船上干活，邪恶的船长嫁祸船员，说他们走私，埃里克锒铛入狱，经历了十年之后他返回了故乡，他不再讲述远航的故事，他把这个岛看成是“地球的屁眼”，在酒吧里他进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叫我埃里克。”他变得狂妄，他开始挖苦别人，有一天他忽然想起了自己以前的名字，“他把那个名字大声念出来，听上去就像有个陌生人在叫自己。”于是他对这个旧名字做了回应：没有人知道那个名字，所以永远不会说出来。旧名字是记忆，是故事，但是它早就变成了陌生的名字，变成了他者，当埃里克决定不说出这个名字，他就已经把自己的过去埋葬了，而那场夭折的远航真相被发现，埃里克也无法逃脱第二次牢狱之灾，自我消失了，却以另一种他者的方式存在。
如果说库尼茨基和埃里克的故事和岛屿心理学有关，和自我的他者有关，那么当托卡尔丘克从心理学进入到生理学，从蜡像进入到人体，“云游”就变成了对自我他者化的身体的发现，“是哪条肌肉把我的喉咙压迫得那么紧？叫什么名字？是谁创建了人体？继而引发的新问题是：是谁永远拥有人体的著作权？”身体是器官，是肉身，也是灵魂，身体从来不是独立存在的，也不是完全归属于自我的存在，那么它们如何真正能摆脱束缚？如何达到云游的状态？《布劳医生的旅行》中的布劳医生认为人体是精妙的组织，是上帝的安排，它是如此和谐如此优美，尤其是当男人和女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是上帝的杰作，所以布劳医生的“旅行”是人体内部的旅行，但是当他遇见写下了《尸体保存的历史》的摩尔教授的妻子，当他面对将内部组织塑形的教授妻子的主动勾引，他却退却了，逃避了，上帝的杰作破碎了，“他觉得自己必须走了，甚至，也许立刻就该走。”人体的旅行变成了自己的逃离，因为身体只是器官，因为器官只是塑化——可以拆开，可以组装，他们是玻璃人，是蜡像女人。
《阿喀琉斯之腱》一样和人体组织有关，一样是一场旅行生理学，17世纪的解剖学家菲利普·费尔海恩检查着桌上的人体组织，此时门口站着他的学生威廉·范·霍森，费尔海恩请他进来，告诉了他自己最近发现的东西：“阿喀琉斯之腱——跟腱。”费尔海恩对这个跟腱进行研究，是为了研究我们自己的疼痛。跟腱是自己的，疼痛也是自己的，但是当跟腱脱离身体，是不是还会有疼痛？这一研究最后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事故，在威廉·范·霍森撰写的费尔海恩简史中，记述着这样一件事：一个名叫菲利普的同学在一次走楼梯的时候，裤子钩到了一枚钉子，第二天发现钉子也划上了他的小腿，几天后他开始发高烧，最后医生德克·科尔克林克无奈对他进行了截肢术，菲利普请求医生将锯下来的腿还给自己，因为他想拥有完整的肉身，“他希望死后被安葬时，肉身是完整的。”
完整的肉身就是完整自我的写照，但是菲利普的这个举动并不仅仅在肉身的完整意义上，它就是为费尔海恩的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作证，那条截肢被浸泡在酒精里成为了标本，几周后疼痛发生在菲利普的身体里，“清醒与沉睡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但充满了飘忽不定的影像，仿佛有很多游人在他沉睡的头脑里奔走。”但是这真的是生理意义上的疼痛？当疼痛发生菲利普希望它复归原位，甚至他感到了脚趾的刺痛感，但是当他想动一下脚指头，却发现怎么也动不了。“他没能和那条腿一起下葬。”在这部简史的最后，霍森提到了最后一次见到费尔海恩，也见到了已经无法交流的菲利普，最后菲利普死去，但是他生前想让那条腿和自己合葬一起的意愿没有能实现，截肢的腿永远成为了脱离身体的器官，无法变成完整的肉身。而菲利普生前完成的《写给截肢的信》中，他认为肉身和灵魂是一体的，是神的两种属性，“造物主一定刻意规划了二者之间的均衡关系。”所以他想知道肉身和灵魂如何建立关联，尤其是疼痛从哪里来又是如何出现，菲利普最后失望地写道：“当我触碰以实体存在的肢体，也就是伪装成腿的一小段被保存下来的骨肉时，我却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我感受到的是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从物理学的角度说，那只是个空的空间，里面空无一物，没有任何可能产生感知的东西。疼得要命的东西并不存在。有如幻影。幻肢痛。”
疼痛不属于肉身而属于灵魂？肉身和灵魂并不是一体的？菲利普用自己被截肢的现实打破了和谐论，死后无法合葬更是解构了肉身的完整性，也许截肢真的只是一段“伪装成腿”的他者，那么，“我的疼痛是上帝吗？”这个问题最后也变得无意义了，一切只不过是幻影，疼痛也是，自我也是。从维也纳的联邦病理解剖博物馆和医科大学历史博物馆，到德累斯顿的德国卫生博物馆，从柏林的医学史博物馆到莱顿的布尔哈夫博物馆，从圣彼得堡 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到费城的马特医学博物馆……托卡尔丘克的行程中，这些和解剖、切片、器官、神经有关的博物馆成为“云游”的打卡地，“显而易见，我们只能仰仗生理学和神学了。知识体系的两大支柱。介于这两者的一切学问都可以忽略不计。”当菲利普的故事让神学倒塌，也许只剩下了生理学，自我不再完整的生理学，无法再用截肢行走的生理学，体会不到疼痛的生理学，也许最后“摇摇，走走，摆摆”的旅行行动学、旅行心理学和旅行哲学，变成了“手持剥除内脏的屠刀”的旅行写作学：作家是屠夫，屠夫是作家，作家写看见的他人，他人也在写他所看见的作家，主体在互文中建立了主体间性，“我们互为互文，把对方转换为文字和大写字母，让彼此永生，将彼此塑化，将彼此浸没在福尔马林溶液般的长篇短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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