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5-06《神的舞者》：只待我们侧耳倾听
种子的死亡，草木的重生；肉体的死亡，灵魂的复活；旧灵魂的死亡，新灵魂的重生。然而，归根到底，《荒原》本身所处的语境，却与基督教无关，甚至不能以“西方”二字来形容。
——《白骨之谷中的歌中之歌》
“我坐在岸上/垂钓，身后是干旱的荒野”，这是五月的一天，我仿佛也坐在岸上垂钓，“身后”则是那个“最残忍的月份”的四月，是103年前那一部T.S.艾略特《荒原》。最初阅读《荒原》是在大学，30年来，那些句子被一次次引用进自己的文本里：从《死者的葬礼》中“在死去的/土地上培育丁香，混合着/记忆和欲望”，到《弈局》中“快一点吧，时间到了”，从《火诫》里“燃烧燃烧燃烧燃烧”，到《亡命于水》中“想想弗里巴斯，他曾和你们一样英俊高大”，再到最后听到《雷霆的话》，“若是有水，我们定会停步饮用”甚至成为了一种精神性的寻找目标。当30年后再次打开《荒原》，身后依然是干旱的荒野，“这儿没水，只有石头/石头，没水，还有沙路/群山间盘旋而上的那条沙路……”
而当初阅读时，触动最深的那句题词：“我亲眼看见库梅的西比尔吊在瓶中。孩子们喊：‘你要什么？’她会回答：‘我只想死！’”诗句的触动，其实是第一次被死亡的言说所触动。阅读、触动、引用，以及30年后的再次阅读，是不是重新打开了新的文本，是不是重新听到了新的启示？同样阅读的当然还有特德·休斯，1988年9月25日，艾略特百年诞辰纪念的晚宴上，在艾略特最喜欢的杰明杰“法兰西埃库餐厅”里，《荒原》的朗诵者们登台朗诵了这部长诗，打开了艾略特这一独特的文本，休斯也听到了“白骨之谷的歌中之歌”，只不过在他看来，《荒原》是作为一部“声音的戏剧”被阅读、更被听到，“这部诗作建立在种种情感状态的集合——更准确地说，是种种灵魂状态的集合之中，全如音乐一样：那是人类的种种呼喊。”一部诗集，一个诗人，它的单数状态被打开而成为人类的戏剧，传递人类的种种呼喊，《荒原》在休斯看来是一种从个体性的文本成为人类学声音的构建，“这些声音不与彼此交谈，也不是在对我们说话。它们更像是在但丁式的地狱里响起的声音；它们发出呼喊，重温难忘的瞬间，目睹奇异的幻象。”
在朗诵之前，休斯分析了这一幻象如何成为解读人类命运的“幻境”。《荒原》完成于1922年，是在“紧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的震惊与疲竭中问世”，所以诗作在对旧世界内在生命的衰败和崩溃作出概括的同时，也预言了新世界基石的精神境况，“幻景”的意义就在于“以极具深度、复杂性与真实性的方式，似预言一般反映出了充斥着当代都市的残酷现实”。所以看到了这一幕新旧世界之交的艾略特也成为了休斯眼中的“预言者”，这部诗作就是一部先知对于人类命运的预言。预言就是题词中西比尔要的那种死，“我只想死！”的西比尔和罗马时代的小说有关，在休斯看来，西比尔作为先知，是神圣的女性，代表着灵魂的“那一部分”，这是神圣源头的真正力量，“它会成为一份见证，揭示精神层面的恐怖与绝望。”但是诗中还有另一个著名的预言者忒瑞西阿斯，他双目失明，经历过男女双性的人生，“眼盲的老头”，和“胸前一对皱巴巴的女乳”构成了预言者的悲剧，“它细化了灵魂的暗夜”，这一暗夜在休斯看来，是因为人类的堕落而切断了与“神圣的源头”的联系，最终变成了恐怖与绝望。
西比尔的死和忒瑞西阿斯的悲剧，都是对人类的预言，而艾略特作为诗人成为预言者，在休斯看来完成的是一个关于“死亡与重生”的仪式：“种子的死亡，草木的重生；肉体的死亡，灵魂的复活；旧灵魂的死亡，新灵魂的重生。”休斯认为这种死亡和重生的语境和基督教无关，也不能以“西方”来形容，而是人类的一种整体性存在，这也就是最后一章节《雷霆的话》中所包含的佛教思想，雷霆之声所留下的是全诗指向重生的三个“伟大的词语”，它们是Datta即“施舍”、Dayadhvam即“慈悲”、Damyata即“忍耐”，但是在“伦敦桥在坍塌坍塌坍塌”中，真正完成重生的却是最后的三声“Shantih”，三声“Shantih”是“平静、平静、平静”，它是“穿透人类理解的平静”：从四月的残忍到没有水的荒原，从“想要死”的寓言到最后的坍塌，“Shantih”穿透人类的平静便成为休斯所理解的重生，“在球体内部，荒原上所有痛苦的声音都一如既往，在这部非同凡响、精彩绝伦的长诗中重历苦难，重温其独特的生命，全如一部音乐作品中的种种声音一样，只待我们侧耳倾听。”
| 编号：S31·2250306·2267 |
死亡是人类之死亡，重生是人类之重生，在那个百年诞辰的晚宴上，休斯将这个人类“死亡与重生”的命题衍化为“我们”的倾听仪式，而倾听不仅仅倾听《荒原》中的声音，那三个“伟大的词语”和三声的“Shantih”，也不是倾听一部诗作所传递的“终极祝福”，伟大的苦行主义宗教，伟大的奥义书语言，伟大的雷霆之声，真正需要我们侧耳倾听的毋宁说是伟大的预言者，休斯把艾略特看作是“近三百年来的所有诗人的诗人”，并且用“伟大”一词来定义艾略特作为一个诗人的存在——艾略特的《荒原》题辞是“献给埃兹拉·庞德 最好的匠人”，而休斯则在“致T.S．艾略特”中完成了同样的致敬，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所收录的三篇文章就成为了休斯对艾略特这位“伟大的诗人”的倾听。
“他不单单是一名伟大的诗人，归根到底，他是那少之又少、‘真正伟大’的诗人之一，而且，他不仅仅是其中之一，他就是这个时代的诗人，就好像只有他能代表这个时代。”这是两年前同样的9月26日，在纪念艾略特诞辰98周年、艾略特纪念匾揭幕仪式上休斯对艾略特作出的评价，“真正伟大的诗人”是对空泛而抽象的“伟大的诗人”的一次纠正，更是休斯作为后来者对先辈和预言者一次倾听：他认为艾略特不仅仅是其中之一，而且就代表着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时代的诗人；他把艾略特看作是“至高无上的精神导师”，因为他创作了“至高无上的圣书”；他评价艾略特是现代诗人的先知，“贯穿世纪的精神灾难席卷整个现代世界，艾略特站在旋风的中心，满怀谦卑地聆听天启并为之效命，作出准确、完整、有力的回应，发出极具心理深度与普遍意义的强音。”艾略特发出独特的音源、清醒的“静点”和令人信服的声音，“在这一方面，放眼二十世纪，可与艾略特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爱因斯坦。”
在这篇文章中，休斯评价已经从《荒原》等文本的论述转变为对艾略特作为诗人之存在的评述，“今天，在献给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的牌匾揭幕之际，我们有责任确保以上这些点滴，也同他的伟大一起，被一一铭记。”似乎这样的倾听有两点已经超出了单纯对诗人的客观表达，一是无论是在晚宴上还是在揭幕仪式上，休斯都是作为一个发言人而存在的，他的演讲其实都是在公众场合的一种言说，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论述，掺杂着强烈的个人情感，所以其中不乏溢美之词。二是定义“真正伟大”的诗人意味着贬低空泛而抽象的“伟大的诗人”，同样在褒扬艾略特独一无二的圣人般的存在时，也总是拿另一位诗人叶芝来作比较，这就有了某种并不尊重的感性对比，“尽管他们都被称为二十世纪诗人，但他们却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也正是通过他们之间的根本差异，艾略特与叶芝对彼此作出了定义。”在休斯看来，叶芝象征着“特定诗歌传统的顶峰”，他是英伦诸岛诗歌传统的复合体，虽然叶芝也是伟大，但是他属于伟大的民族诗人，他也从未离开民族文化与民族语言的母体。但是艾略特属于新世界的先知，他的预言，他的重生，指向的是人类的终极命题，指向的是整个现代世界，所以叶芝之伟大和艾略特之“真正伟大”无法相提并论，只有艾略特站在世界灾难的中心，只有艾略特聆听到了天启，只有艾略特发出了普遍意义的强音。
如果说对于《荒原》的评论只是听到了艾略特的一种声音，如果在揭幕仪式上的演说对于艾略特的伟大更多了溢美之词，那么《神的舞者》至少在对艾略特诗歌艺术和精神的整体阐述上还是显示了休斯本身作为一个诗人的洞见——虽然这也是一篇在艾略特百年诞辰晚宴上所作的祝酒词，当然也有公开场合的赞誉，但是休斯选择了对艾略特诗歌创作的核心主题进行阐述，“作为厄洛斯之声的诗歌之声。”从而跨越了单一文本的单一声音，形成了一种可以为更多人侧耳倾听的多声部“诗歌之声”。休斯认为在艾略特身上所体现的第一重诗歌之声就是“诗之自我”，这是一种传统观念下的自我：如神明一样的“另一种声音”降临于诗人之身心，赋予诗歌以生命，或以缪斯的身份显灵并赐予助力，这是莎士比亚口中“那个和蔼可亲的幽灵”，是布莱克“永恒之中的作者”，也是叶芝所说“空中一声清晰的话音”。
除了神启之声之外，这个诗之自我呈现的是“自活其命，自循生道，独立且在绝大多数时候隐匿于诗人的人格之外”的特性，它并不受诗人的控制，它是超越自然的存在，甚至它会随着以上帝为中心的形而上宇宙的消失而消失。而着就是休斯所认为是艾略特诗歌起点的“空虚”，艾略特也正是在这个起点看到了形而上宇宙的消失，看到了人类的重创和苦难，“当真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蜕尽外衣，人类只闻一阵呜咽，仿佛只于此时此刻，人类才终于诞生。”休斯认为艾略特将这一瞬间的完整含义置于人类意识之中，而这决定了艾略特“伟大之新、之广、之重”——一样还是把艾略特和叶芝进行了对比，休斯认为叶芝置于的是人类学语境，他通过“救世萨满”做召唤的是民族性的奇迹，是为“反常的个体”降临而做的准备，“叶芝的使命在他突然觉醒之际降临，化作三种同时存在的痴迷。爱尔兰民族主义政治和超自然世界占据着他的精神生活，而爱尔兰神话、传说与民俗则牢牢掌控着他的诗歌。”这样的语调和两年前如出一辙，而艾略特完全在世界的崩坏、精神的受难、生命的瘫痪中重新寻找意义，重新构建重生——如果去掉对叶芝和艾略特的对比，休斯的这篇文章应该是客观而独树一帜的。
“诗人自我”作为第一种诗歌之声，艾略特更多是以“隐秘的自我”方式呈现他所面临的危机，也更凸显了他所肩负的终生使命，由此进入到休斯所说的“源头的自我”的诗歌之声中：休斯认为，当上帝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坍塌，它就需要完成一种易位，一种内化，一种转移，即从上帝为中心转为以“自我”为中心，“一个寻常自我依旧得和另一个隐藏其中、其下抑或其后，多多少少能以清晰的声音表达自我的‘人格’朝夕相处，共眠共醒”，既和“诗人自我”一样自立自主，守护着梦境，但是又构建了神圣的一面，成为“神圣自我”的核心，并且完成了个体和人格之间的交融，“一旦被唤醒，它必将奋力成为整个存在的意识核心。”在休斯看来，在现代诗人中，“几乎”只有艾略特成为了这种诗道的代表。
回到休斯在祝酒词开篇所言及的主题，艾略特诗歌表达的就是“厄洛斯之声”，他通过艾略特的诗作《圣那喀索斯之死》和《诙谐曲》进行了阐释。《圣那喀索斯之死》中的那喀索斯成为“圣那喀索斯”正是一种诗人自我和神圣自我的合一，而且诗人自我把神圣自我以“镜中映像”的方式固定下来：
倘若作为一幅古绘出现在墓墙之上，他或许只能被解读为厄洛斯（或者狄奥尼索斯）——那雌雄同体、变幻无常，象征着生物性存在和生殖循环的精灵的某种形态。他记得从前的自己、从前的生活：一条鱼轻的姑娘。他曾经（也依然）雌雄莫辨，亦雌亦雄；他曾经（也依然）是一条鱼的神明，是树中的神明。他是“无法以人类的方式生活”的神明，是原始而永恒的化身，是神话中所有正迈向死亡的诞生之神、交合之神和死亡之神——塔模斯(Thammuz)、阿提斯(Attis)、俄赛里斯(Osiris)等——的化身；总之，他被撕成碎片，被深深悼念，继而重获新生：归根到底，他就是厄洛斯的某种形态——就是爱神的某种形态，一种深陷悲剧、惨遭牺牲的形态。
这个“沾满血迹的衣物和四肢”的那喀索斯雌雄同体在劫难逃，但是在“神经之树”中跳着古老的爱神之舞，这就是艾略特笔下预示着西方精神在这种合一中完成重生——《荒原》的主题再次得到阐释。所以休斯绘制出了艾略特作为“神的舞者”的心灵演化史：最初在心身层面时处于原始状态的厄洛斯经历的死亡，中间是“炼金式”的哀悼，最终在扩散、交织、合一中“完成最为丰富也最紧密”的凝聚，由此形成了艾略特的诗歌母题，“如果诗歌是承载着厄洛斯之爱与苦难的某一片段的文字，那么根据我所提出的观察，人们或许会说，艾略特是最为纯粹，也最真实的诗人。”也因此，从他的诗作中，从他的舞蹈中，从他的声音里，每个人都能侧耳倾听，因为厄洛斯在场，灵魂在场，伟大的诗人在场，“让我们想象今夜，他就在我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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