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5-06 《共和的危机》：在下一场革命的觉醒之中
不管中心化在管理上的优势和劣势如何，它的政治结果总是一样的：权力的垄断导致这个国家中所有真正的权力源泉干涸或者流失。
——《论暴力》
当然，中心化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当阿伦特说“权力是一切政府的本质”，权力是“政治共同体的存在所固有的”，是“对应于人类不仅行动而且一直行动的能力”，她所看到的就是一种已经正当化、需要合法化的体系，而这个体系的运行本质就是多元并且相互制衡。但是，权力会一直是强力的吗？权力一定意味着权威吗？当民族主义转向分裂主义，使得政府的中心化变成一种反作用力，当国家形成了权力分立推进的是“去中心化”，当实际权力丧失了最基本的控制力，那么，这种已经显示了所谓“进步”的力量，会不会使得权力最终走向解体，甚至导致暴力的产生？
“权力的无力”，这是阿伦特对这一现象进行悖论式的概括，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在1968年进行的“检验系统”运动似乎更在内部暴露了这个“诙谐的悖论”，当参议院里的对立和街头的对立联系起来产生政策变化，当青年造反派变成“亲近”的力量，当传统的系统被重新运作，甚至当一个不受欢迎的候选人代替总统，这些矛盾如何用权力本身来化解？而在美国，当科学技术逐渐发展，当让我们在丧失了做可能的事情的能力的情况下做“不可能的事情”，权力已经和我们没有了任何关系，就像瓦雷里所说：“人们会说，所有我们所知的，也就是，所有我们有能力做的，最终反过来反对我们所是的。”
我们有能力做的，是反对我们所是，这就是一种悖论，所谓的民主，所谓的科技，像奇境妖术一样发出诡异的色彩，使得权力无力不再只是一种可能，而变成了正在迫近的现实。但是，当阿伦特说“这些发展将带我们到哪里去”的时候，她其实有了转身的机会，当下一场革命还没有完全展开之前，这种转身却可以以审视的目光来看待现实中的种种，用《共和的危机》概括之，就是在这个权力还没有完全无力的时候，在危机内部寻找另一种机会，分析中心化管理的优势和劣势。
“反思五角大楼文件”是关于“政治中的谎言”，它涉及的或许是权力体系中的话语权，只不过这个言说的主体是美国政府，是中心化管理的中心。1971年6月，《纽约时报》发表了高度机密、内容丰富的《五角大楼文件》，这些文件是关于美国从“二战”到1968年5月在印度支那地位的记录，后来作为47册的《美国对越决策史》闻名于世。文件公开发表，在越战并没有结束的时候，当然不是解密，当美国政府利用媒体公开发表这些文件，似乎就是为了“以正视听”的目的，阿伦特指出，“五角大楼文件的主要问题是：不仅是谎言政策几乎不曾指向敌人，而且它主要用于国内消费和宣传（虽然不是全部），尤其是用于欺骗国会。”也就是说，它的目的是为了让国会“信服”这一场战争的合理性，而且明显带着消费式的商品特征。
“这些文件所引发的根本问题是欺骗。”阿伦特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她看来，这是将一种已经萌芽的“诚信破绽”推向了谎言的深渊，“各种谎言，包括欺骗和自我欺骗，都像流沙一样很轻易就吞没了任何希望一探究竟的读者，不幸的是，他还不得不承认，这就是美国近十年内政外交政策的基础结构。”似乎是一以贯之的做法，当政府以“保密”的方式处理政府机密，当用欺骗和谎言的方式达成某种政治目的，这是一种“有意地否定事实真理”和“改变事实”的做法，前一种是说谎的能力，而后一种是行动的能力，两者相互关联，而共同的来源则是想像。
谎言似乎一直以来是极权主义的做法，他们甚至以改写历史的方式，或者以删除不符合意识形态的材料，使过去适应当前的“政治路线”，而现在说谎的做法又有了新的品种，一个是表面上无害的谎言，是政府公共关系中的管理方式，阿伦特认为，这种谎言起源于消费社会，对于通过市场经济分配的货物有着“异乎寻常的欲望”，也就是可操控性的心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商品，“它在共同意见和有学识的意见市场上被叫卖。”第二种则在五角大楼的文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通过“问题解决专家”，为了所谓的“形象”而编织谎言。“问题解决专家”是这样一种身份，他们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人，他们是以理性而自豪的人，他们渴望发现法则，也就是说，通过专家说出谎言，就是用理性来消除偶然事件，已达到“事实真理”，所以这样一种说谎方式是一种“彻底的毁灭”——“比如在这种情况下，即，杀手说史密斯太太已经死了，然后去杀死她。”
理性的说谎，彻底的毁灭，这个“让世界信服”的谎言用以欺骗国会，其目的就不是为了权力，也不是为了利益，而是要用声望、形象来达到“赢得人心”的目的。在阿伦特看来，这就是一场战争，不是征服世界，而是征服人心，也正是从这个说谎的逻辑出发，谎言最后变成了自欺：“一个骗子越成功，他让人们越信服，他就越有可能最后也相信了自己的谎言。”自欺比秘密和有意的欺骗更危险，因为自欺者不仅丧失了和观众的关联，而且丧失了和实际世界的关联，到最后在不断重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变成了“全能的神话”。
欺骗、自欺、制造形象、意识形态化和去事实化，一步步将政治中的谎言变成了事实的真实，而通过所谓的自由媒体公开这些文件，其目的就是保障美国《第一修正案》中保障言论自由这一政治自由——“不受操控地获得事实信息的权利”，从这一点来说，阿伦特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了“媒体的诚实和权力”比披露文件本身更加有力，从这个方向上来看，“危机”变也是机遇质疑，“政府似乎有意阻止实现宪法保障的东西，威胁那些决心不受威胁的人，而他们宁愿坐牢也不愿看着自由丧失，这些还不足以，或许将来也不足以毁灭共和国。”而这个转折似乎也是需要美国人民经历一种“民族性格”的变化阶段。这种需要的变化在《公民不服从》中也切开了一个口子，那就是：“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中确立公民不服从，或许最有可能疗救司法复审的最终失败。”尽管要将公民不服从纳入到美国法律体系之中，并且遵从纯粹的法律依据来为其证明，“这里的困难着实令人生畏。”
到底有怎样的困难？是应该保障“公民不服从”的权力，还是应该遏制这种“对法律破坏”的行为？阿伦特从1970年春纽约律师协会庆祝百年华诞的那个议题出发提出问题：“法死了吗？”这篇论文讨论的是“一致同意的社会中公民与法的道德关系”。这里有几个概念性的东西，一个是“一致同意的社会”，另一个是法和道德，这个主题引出的两个著名人物是雅典的苏格拉底和康科德的梭罗，他们的行为“看起来证明了只要违法者情愿甚至渴望为他的行为受到惩罚，不服从法律也可以是正当的”。但是尤金·罗斯托却认为，这是法律最奇怪的事情之一，公民不服从变成了一种“重要的法权”，所以他认为，““把违法行为看成不服从法律的行为，这是普遍的误解”。当最高法院拒绝裁定越战的合法性时，公民不服从似乎就成了“毫无障碍地容忍”的一种违宪行为——因为，民权运动中的公民不服从最后发展成为了反战运动的抵抗者。
|
| 编号：B82·2171020·1427 |
如果说，公民不服从这种违法行为在道德角度进行宽容，那么它所带来的是对法律的破坏，会成为法律权威“眼中缺失的征兆”，他们甚至掌握法律，以公开反抗的方式“违法”。但是阿伦特并没有将公民不服从看成是一种洪水猛兽，她认为，公民不服从是以群体的方式“并为了群体利益而行事”，当它挑战法律秩序，挑战权威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变革的力量，甚至会形成一种观念性改变：“法律可以产生变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其实就凸显了和法律的相容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正好决定了诸项自由制度是否足够灵活，能够经受住变革的冲击而不至于导致内战和革命。”而且，阿伦特认为，就其起源和实质而言，“它仍然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美国现象”。回到1970年论文的议题，这其实是“一致同意的社会中公民与法的道德关系”的另一种解读——“一致同意并不是在仅仅默许这一非常古老的意义上——它区分了对自愿的国民和非自愿的国民的统治——而是在对所有事关公共利益的事务都积极支持和不断参与的意义上，这正是美国法律的精神。”
所以公民不服从的争议其实凸显了最高的宪法危机：“行政部门常常冲击宪法，结果是人民丧失了对宪法程序的信心，也就是撤回了一致同意；同时，一部分人愈发强烈地不愿意认可普遍同意，这一点已经昭然若揭。”所以要解决最高宪法危机，就应该重新审视公民不服从，甚至需要将其以美国法律精神的方式纳入到法律体系中，“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迫切需要一项新的宪法修正案，并且也值得为与之相伴的麻烦付出代价，那当然就是公民不服从。”
无论是政府中的谎言凸显的是话语权，还是“公民不服从”所折射的法权，阿伦特所看到的“共和的危机”，其实就是权力的危机，而在权力的危机中，最容易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暴力。当超级大国间的棋局总是指向“一方取胜，就是双方的终结”的规则，当军备竞赛成为一种理性的威慑，当国际间的战争成为政治领域的最后仲裁者，暴力在国际事务中变得越来越可疑和不确定，而在本国事务中，暴力会导致权力的产生吗？引用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似乎在证明暴力革命可以推翻旧有政权建立新政权，但是阿伦特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一方面，当马克思说到暴力的时候，仅仅将它看成是一个“助产婆”，也就是它只是一种催化的力量，所以暴力不是产妇，不是能够迎来生命的诞生。而另一方面，暴力只具有工具特性，它不是权力最明显的表现形式，权力也不是合法化和制度化的无力，所以阿伦特批判了萨特的暴力论，批判了新左派的观点，批判了学生运动对暴力的赞誉，也批判了教科书上关于革命是“干出来”的错误观点。
暴力是工具，是永远不合法的手段，甚至他是非人性和毁灭性的力量，“从来不存在完全建立在暴力手段之上的政府。即便极权统治者（他主要的统治手段是严刑拷打）也需要一种权力基础——秘密警察及其情报网。”所以她认为，暴力能够摧毁政权，但是枪杆子里永远不会出现权力。实际上，阿伦特在分析暴力和权力关系时，把暴力看成是一种工具式的毁灭力量，把权力看成是一种统治力，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但是暴力和权力并不在同一种体制，同一种社会形态里，也就是说，暴力和权力是不同纬度的，暴力可能产生的权力一定是一种新的权力，而阿伦特显然强化了暴力的工具特性，而取消了其破坏之后变身为权力建造的力量性质。
但是阿伦特否定暴力的合法化却是在反思权力，它认为暴力和权力是对立物，当暴力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权力就缺席，也就是说，当权力出现危机的时候，暴力就会出现——如何会出现暴力，阿伦特认为，暴力行为是一种“自然的”反应，也就是一种本能驱动的攻击性，同时，非正义、伪善导致的愤怒，会变成非人化的存在，从而产生暴力，另外，种族主义等利益冲突也会导致暴力。分析暴力的根源，阿伦特的用意很明显，那就是要找到遏制暴力的方法，而在暴力和权力的对立关系中，只有权力不分散、解体，那么暴力就一定能被遏制，也就是说，必须解决“权力的无力”这个悖论，才可以让暴力从政治生活中驱逐出去，“权力的每一次减弱都是一次对暴力的公开邀请——这只是因为，那些权力在握并且感到它正在流失的人，不管他们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总是会发现，要抵制用暴力代替权力的诱惑，是多么困难。”
其实不管是话语权、法权，还是政治权力，阿伦特都在一种反面的样本中寻找权力的中心化管理方式，谎言、公民不服从、暴力或者都是一种弱化中心化的手段，都成为了“共和的危机”，所以在危机中寻找的机会就是建立一种“新的国家概念”：“我所看到的新的国家概念，其惟一的雏形可以在联邦体系中找到，它的优势在于，权力既非来自上面，也非来自下面，而是水平的指向，以至于被联合起来的单位相互审核和控制权力。”这是国家间的权力平衡，而在国内事务中，则要形成议事会体系的新政府形式，“我们想参与，我们想争论，我们想让我们的声音在公共场合中被听到，我们想有可能决定我们国家的政治事务。”让每一个人都关心公共事务，让每一个人都拥有机会，这就是“一致同意的社会”，这就是没有政府说谎的社会，这就是没有暴力存在的国家，权力不会流失，不会干涸，不会分解，当然也没有垄断。这当然是一种阿伦特的理想主义，所以这是可能，这是期望，这是下一次的机会：“不过，或许，毕竟——在下一场革命的觉醒之中。”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755]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暂无留言，快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