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9-27《伦敦间谍战》：被悬置的悬疑
“The Deadly Affair”，片名的“致命事件”指向什么？是外交部高管费南在被人匿名检举曾和共产党有染而“自杀”？是在调查中发现费南的妻子艾尔莎也是一名间谍，并且是她对丈夫进行了检举？还是调查者查尔斯发现曾经二战时的盟友迪特才是幕后指使？或者最后间谍艾尔莎又死于迪特之手？“致命事件”和死亡、谋杀以及间谍等黑色元素有关，但是“使命”的并非仅仅是表象上的明与暗、生与死。
根据勒卡雷的小说《召唤死者》改编，西德尼·吕美特一开始就制造了一起“使命事件”，一开始就以死亡事件进行对真相的“召唤”：外交部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检举高官费南在30年代的时候是牛津共产党分会的成员，这封信揭开了费南的另一重身份，但是对这一匿名举报，费南并无害怕，因为他说那时很多人都信仰共产党，他也说自己参加了抗议，写诗表达政治立场，“我迷恋马克思。”但是在查尔斯将匿名检举的情况告知了费南，当天晚上费南就留下一封给大臣的遗书，然后自杀。这件事的致命之处在于，查尔斯认为在当天和费南公园见面时，费南的态度是“开心”的，或者说并没有感到害怕，但是在晚上他却选择了自杀，为什么主动承认当初的治信仰的费南会“畏罪自杀”？
这是致命事件的起点，实际上对于查尔斯来说，这就成为了一个有着众多疑点的“起点”：首先，费南的自杀就出乎意料；在查尔斯来到费南家里之后，和费南的妻子艾尔莎说起这件事，又接到电话，是叫醒服务的，按照艾尔莎的说法，由于自己经常失眠，所以预约了电话叫醒服务，但是查尔斯调查发现，开通叫醒服务的不是艾尔莎而是费南，而费南在叫醒这一业务两个多小时后就自杀了——那么，他叫醒服务和自杀之间是不是存在矛盾？后来查尔斯发现有人在跟踪自己，这又是一个疑点重重的事，这说明费南的死亡有着另外的可能；和警官曼德尔根据跟踪车辆的信息查到了车厂，车厂老板史卡提供了前来租车的租车人信息，但是在查尔斯查看车辆时被不明身份的人击昏，这时的史卡才告诉曼德尔租车人教布朗迪；曼德尔又根据费南自杀时艾尔莎在剧院看戏的线索，从剧院的维琴那里得到信息，平常艾尔莎看戏总有一个男人在一起，但是在那天她是一个人来的；曼德尔和查尔斯又发现了电梯里被杀死的布朗迪，他如果是杀死费南的凶手，那么谁又杀死了他？
| 导演: 西德尼·吕美特 |
这些疑问的确构成了这个案件的复杂性，但是有疑问并非成为一种悬疑，其实在第一个场景中查尔斯和费南见面，查尔斯告知了费南关于匿名信的事，当他们在公园交谈时，画面让他们置于远处，而近景是一个男人的背影，也就是说，背影代表的男人成为了他们的观察者，这种入镜的方式正是为了交代背后的嫌疑人，同时也将悬疑完全化解了。费南不是自杀，嫌疑人就是这个神秘的人，他跟踪查尔斯，又在史卡的车厂打晕了查尔斯，后来又杀人灭口谋害了史卡，但是最后自己也被人杀死；那么他的背后还有更神秘的人，查尔斯再次走访艾尔莎，将她之前所说的谎言揭穿，此时悬疑更是在吕美特的叙事中被取消了：艾尔莎说起了自己被关押在集中营的历史，说起了和费南一起成为了间谍，也说起了那个叫桑德的背后主使……查尔斯引蛇出洞，利用艾尔莎的口吻用明信片将桑德约到了“皇家莎士比亚剧院”，然后等待猎物出场，在戏剧进入下半场之后，桑德坐在了艾尔莎的旁边，但是最后时刻桑德却勒死了艾尔莎，查尔斯、曼德尔和波比三人组对桑德进行了追击，桑德朝曼德尔开枪，查尔斯趁机把桑德推下了河，桑德死去，费南之死背后的故事也水落石出。
从叙事来说，这的确没有悬疑，因为嫌疑人已经出现在画面中，于此相联系的艾尔莎又基本交代了组织关系，最后真正的凶手也很容易被引出来。黑色电影不像黑色电影，吕美特的“致命事件”似乎另有所指：或者他想要表达的是战争造成的创伤，费南选择共产主义，又成为间谍，艾尔莎作为犹太人曾经被关在集中营长达六年，她唯一的物品就是一把梳子，身体和心灵备受摧残的她在战争之后也成为了一名间谍；在最后时刻桑德现身查尔斯才知道他就是二战时自己的盟友迪特，甚至在1943年的时候在苏黎世的他还操控了在奥地利的迪特，所以他们的关系并不一般，战争时的盟友在战后各自为主，并且成为了案件的“敌人”，这不得不说是战争造成了这一切，人的命运因为战争而改变。另一方面，战争早已经过去，但是战后却依然难以摆脱战争的梦魇，艾尔莎是一个例子，所以当查尔斯问及背后的主谋时，艾尔莎显得很激动，她把查尔斯看成是“玩具士兵”，一群被操控的傀儡，“你们现在去杀桑德吧。”又声泪俱下地说起了自己和费南的爱情，“我的梦想是有一个孩子，但我没有；我梦想自己有好的身材，但也没有，我只有他，我爱着他。”
《伦敦间谍战》电影海报
对战争和命运的思考，是案件之外的故事，而且这还引起了查尔斯的同感，在费南自杀发生之后，外交部同意警察的结论说费南是自杀的，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无视背后的复杂关系，只想以此来隐瞒真相，查尔斯认为这就是官僚作风，所以他提出要辞职，但是对于案件他又想继续调查，从公众意义回到私人意义，这说明战后的重建不只是人的心灵建设，还有更为庞大和复杂的制度建设。除了这些现实问题之外，吕美特还聚焦于查尔斯的情感纠葛，他和妻子安彼此相爱，安也说：“如果让我只爱一个人，那就是你。”但是爱情却呈现出病态的一面，安患有性瘾症，她必须出去找不同的男人“测试”，按照查尔斯的说法：“她不爱他们，她只和他们上床，她和他们在一起只有11个小时。”更在预料之外的是，最新和安在一起的不是别人，就是迪特，在自己的公寓里见到多年不见的盟友，竟然是妻子的“情人”，这让查尔斯不安，他也开始思考和安之间的关系，而最后当迪特的身份被揭开，案子终于结束，查尔斯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去苏黎世看望妻子安，似乎他们的爱情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将重回轨道。
战后重建问题，官僚体制问题，爱情病态一面，这些都是“致命事件”背后的事件，当吕美特将这些元素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不仅取消了案件本身的悬疑，而且杂糅的故事里，连他想要表达的东西都变得混乱，每一个问题都蜻蜓点水般划过，在未及深层的探讨中，它们也不再是“致命事件”，而查尔斯和安之间的爱情故事又莫名加入了性瘾的成分，最后查尔斯赶去苏黎世也并非是一种重建，两个人见面之后依然是尴尬，依然是隔阂，这反倒成为了一个更没有答案的悬疑：性瘾难道仅仅通过关心就可以解决？两个人在一起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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