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9-28 《槛囚》:我不是迷途的羔羊

“1964年度作品”标注在电影的开场,这是必须阅读到的时间标记?1964年,寺山修司获得日本“端个研究”新人奖已经过去了11年,1964年,还没被称为“银幕诗人”的寺山修司休学已经有10年,1964年,距离寺山修司组建演剧实验室“天井栈敷”还有3年时间……其实,1964年在寺山修司那里是隐秘的,它在新人奖和实验剧社的中间,仿佛这部《槛囚》的实验短片一样,是寺山修司希望寻找一种艺术观望方式的自我呓语。

必须阅读的时间,必须寻找的标记,其实在这种“必须”后面,是现实里的大片空白。他看见,他摄制,他剪辑,他实验,这个外面的世界是对立在他之外,还是进入到他的内心深处?嘴里含着哨子之类东西的女人,在路上牵着一只羊的女人,戴着口罩来回行走的女人,镶着金牙在那里微笑的女人,以及在广场的中央探视马桶内部并拿出黑色丝状物的女人,一个女人,还是一个女人,以及另一个女人,她们从来没有交错,从来不说话,在独自的世界里生活。

还有那些男人呢?跟在女人后面跑步的男人,正在深蹲做运动的无上肢的男人,充满自信秀肌肉的男人,以及从墙壁上爬上去攀岩的男人,他们是力量的象征,他们用身体说话,但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仅仅是因为他们是群体的一员?两个,三个,即使跟在女人后面,也似乎消除了那种独立性。这或者是一种社会现实的期待,所谓的男人和女人,在不同的世界里书写着他们的故事,而女人的独立性更强,而男人似乎只在肉体的展示中接近自我。

: 寺山修司
编剧: 寺山修司
主演: ミスター日本 / 立木義浩 / 大山デブコ
类型: 短片 / 奇幻
制片国家/地区: 日本
语言: 日语
上映日期: 1964
片长: 11分钟
又名: The Cage / Ori

人和女人,组成的社会群像,是被看见的一切,当芸芸众生出现在那些镜头里的时候,镜头后面的寺山修司又在干着什么?他看见,并不仅仅是看见,他需要在他们中间寻找一种改变的欲望,于是那个也在展示肌肉的男人奔跑着冲向一扇关闭着的门,他用力地想要移开这扇门,但似乎无济于事,门一直关着,他拒绝像男人一样强硬的态度,拒绝像男人一样发达的肌肉,也拒绝像男人一样的力量。

为什么要打开这扇门?在烟雾渐渐消散的时候,门露出了它的轮廓,露出了它的外形,那门不是普通的门,门上雕刻着一些东西,而在正中央是那个经典的《思想者》,它是微小的,它是浓缩的,它是象征的——当这个社会上有着那些热衷于奔跑、锻炼的男人,他们在展示肌肉的时候,谁能够像思想者一样思考?思想者,雕塑,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而男人急于想打开这扇门,就是为了打开西方文明世界,但是门无法打开,预示着力量型的进入是一种无功而返的结果。但可以仰视,就像门前的男人的视角,镜头在寺山修司那里,也慢慢开始向上摇,而这种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致敬西方文明。

看见而致敬,这当然是一种对于现实改变的态度,但是致敬只是致敬,当无法真正打开,无法真正进入,又该如何在仰视之后付诸实践?那就是窥探,男人从门缝里向里面张望,目光中是渴求,是希冀,但是后面却变成了迷惑,变成了不安——他看见了什么?或者在看见里面一切的同时在疑虑什么?这就是对于另一个世界的双重态度:要急于打开,却又不知道如何进入其中;要急于看见,却在看见中无法选择。

《槛囚》电影海报

而这种矛盾和疑虑变成了对于时间的双重解读,急于打开,急于进入,以及急于看见,本身就是在制造一种非现实的时间,一种心理时间。时间是高楼间来回摇摆的钟摆,在一种特写的表达中阐释着关于时间的不可选择性,它俯视着这个城市,俯视着这个世界,每个人似乎都难以逃脱时间。但这是一种现实的时间,在现实之外,时间却以不同的方式被改写。那个广场上的男子站在圆形的中间,当太阳照下来的时候,他的影子变成了时间的指针,影子在移动,指针在走动,时间就是不死的,但是在阳光下,在广场上,这样一种公众的时间依然无法被改变,即使黑衣男子最后仆倒在地上,他的身体取代了影子而成为指针,这种个体时间化的努力最后却以死亡的方式让时间停滞在那里。或者像从天而降的那只钟,当砸向大地的时候,是一种破碎,连同时间,也都被毁灭了。时间被毁坏了,但是新的时间却依然没有建立,那个男子最后捡起了那只破碎的钟,双手捧着,像是对于时间的再一次膜拜。

黑衣人把自身变成了时间,却最终推向了死亡;男子膜拜一种时间,时间却是破碎的。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在哪里?那种可以追赶甚至超越的时间又在哪里?那种凸显自我特色的时间还是在哪里?在对西方的仰视中,时间似乎应该纳入到那扇门里面,但连门都无法打开,何来融入?所以急于打开西方世界的目的看起来注定是失败的,它不是在创造时间,而是在破坏时间,而西方文明似乎也并不能用这种强制介入的方式靠近它。

但是那个从芦苇丛中出来的女人为什么也抱着一只钟?抱着是保护?她缓慢地行走,以一种虔诚的方式让时间在自己的轨迹上,而这似乎也是最自然的致敬方式。但这个胖女人并不是在简单地致敬,她可以放下钟,然后在芦苇的空地上行走,而且不单单是行走,她不停地跳舞,双手在摆动,在击掌,双脚沿着既定的轨迹,向前,左转,直行,右转,然后从大圈到小圈。她是自由的,她是独立的,这一套舞蹈其实不是舞蹈,它是一种仪式,一种身体的仪式,一种民族的仪式,一种自然的仪式。

所以很明显,胖女人在阐释着另一种时间:仪式时间。仪式之存在,是一种民族文化的沉淀,是向世界展示自我的态度,所以不必去打开那扇紧闭的门,不必去自我牺牲创造死去的时间,不必以破坏的方式表达虔诚,在自己的仪式里,才是自由的。寺山修司在给了所有人那种短暂跳动的镜头之后,却唯独给了这个从芦苇中走出表现仪式魅力的胖女人2分半钟的长镜头,几乎完整地记录了她“手舞足蹈”的仪式全部。

2分半钟是她的时间,是仪式的时间,是自我自由的时间,所以当那些别人的时间被破坏之后,自己的时间变成了真正的时间,而在这样一种时间叙事里,寺山修司也完成了一种突围:那只原先被女人牵着的羊,那只在大街上行走的羊,却在那些煤堆里变成了迷途者,这是时间的迷途,这是文化的迷途,这是自我的迷途,而羊没有完全被困住,当它一跃而起的时候,它逃离了路上的囚笼,它走向了另一个反向,只有这一个方向,才是真正属于它的,才是真正能看见风景的。

1964年是时间,11分钟的电影是事件,2分半钟的长镜头是时间,时间是被标注的,时间也是在被创造和改写,当时间真正属于自己不再是囚笼的时候,仿佛从那一只羊身上听到了寺山修司在实验路上发出的惊喜:“从我所写的诗词中,一匹猫跑出来,消失了影子。从那天起,我情窦初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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