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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51·2201101·1694 |
| 作者：[明] 吴有性 著 | |
| 出版：中华书局 | |
| 版本：2020年07月第1版 | |
| 定价：28.00元当当10.10元 | |
| ISBN：9787101145878 | |
| 页数：271页 |
《温疫论》，明代吴有性撰于崇祯十五（1642）年，是中医史上首部系统研究急性传染病的医学著作，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全书二卷，上卷主要论述温疫之病因、病机、证候、治疗、变证、宜忌，以及温疫与伤寒的区别。下卷重点叙述温疫的种类、传变、治疗原则，各种兼证、变证的治疗和调理。吴有性在《温疫论》中创立了“戾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由此创立了表里九传辨证论治思维模式，以“驱邪外出”为中心，创制了达原饮等治疗温疫的有效方剂。这些方剂和治疗思路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次新型冠状肺炎疫情中，中医仍然在使用这种思路和这些方剂。三全译注者《温疫论》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并吸收先贤时彦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题解、注释和白话翻译。
《温疫论》：守古法不合今病
要之，古无“瘟”“痢”“症”三字，盖后人之自为变易耳，不可因易其文，以“温”“瘟”为两病，各指受病之原，乃指冬之伏寒至春至夏发为温热，又以非时之气为瘟疫。
——《正名》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之一种，橘红色的封面和整个系列的其他读本并无二致，但是拿在手上打开的时候，总感觉有一股莫名的气息扑面而来，仿佛“温疫”正从文字里面一点一滴逃逸出来——发生于1641辛巳年的温疫，和发生于2020的庚子温疫，用一种不安却警示的文本连接起来。译注者唐文奇说：“庚子大疫期间，接中华书局责任编辑宋凤娣女士紧急约稿，我们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心无旁骛地对《温疫论》进行了仔细的点校、注释和译解。”出版于2020年7月，购买于2020年11月，应景的“温疫论”似乎印证了温疫已经成为人类难以逃离的劫难，它横跨古今，在308年前就已经露出了狰狞面孔：“崇祯辛巳，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
一种疑问是，为什么作者吴又可要将瘟疫写成“温疫”？在吴又可之前，“温”和“瘟”是分开的，医家对两者的区别是：“指冬之伏寒至春至夏发为温热，又以非时之气为瘟疫。”但吴又可似乎有意将两者混在一起，在《温疫论》最后的《正名》中，吴又可解说了这种“混淆”，他引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上的说法：“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在他看来，后人省了“氵”加“广”为“瘟”，就像病证之“证”，最先写作“證”，后人省文作“証”，后来省了“言”加“广”为“症”，又如古人为下利脓血，以泻为下利，后人也是加“广”为“痢”。所以在吴又可看来，古代并无“瘟”“痢”“症”三字，是“后人之自为变易耳”。
瘟疫为“温疫”，是一种变易，这种变易带来的问题是把“温”和“瘟”看成是两种疾病，“各指受病之原”，所以有了“冬之伏寒至春至夏发为温热”之“温”和“以非时之气为瘟疫”的“瘟”。而吴又可又将两者“混为一谈”，其目的则是发现它们之间的关联。吴又可在指出“后人之自为变易耳”之后认为，即使字形变了也“不可因易其文”，否则，必将“枝节愈繁，而正意愈乱，学人未免有多歧之惑矣”。这是对变与不变的辩证看法，是对疾病和用药活学活用的思想，吴又可之后的清人医家传承了这种医学观，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雷少逸、柳宝诒、何廉臣等人重新认识时令病，就被称为“温病派”，它们不拘经论，善用医圣张仲景的医方，深究病情、病因，用方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制宜。但是吴又可所说的“自为变易”的弊病在另一些人那里就真的“因易其文”，到了王孟英那里就做到了极致，清末的雷少毅对此提出了批评，“温热本四时之常气，瘟疫乃天地之厉气，岂可同年而语哉？”
温疫和瘟疫“不可因易其文”，这种变与不变的观念在吴又可的《温疫论》中贯穿始终，这是对权威的质疑，这是对变化的活用。到底什么是温疫？吴又可在“自叙”中就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在第一章节《原病》中吴又可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尤其指出了伤寒与温疫的区别：“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疠气，在岁运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时有盛衰。”在他看来，伤寒与中暑，是“感天地之常气”，而温疫则是“感天地之疠气”，“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伤寒是常气，温疫是疠气，疠气是一种杂气，这是一种本质的区别，在《杂气论》中，吴又可又论述了杂气的特点，“而惟天地之杂气，种种不一，亦犹天之有日月星辰，地之有水火土石，气交之中有昆虫草木之不一也。”万物善恶不等，就在于杂气之毒有优劣，这种气“其来无时，其著无方，众人有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所以一切杂证，无因而生者就是杂气所致，“盖因诸气来而不知，感而不觉，惟向风寒暑湿所见之气求之，是舍无声无臭、不睹不闻之气推察。”
杂气无因，感而不觉，而且“杂气无穷，茫然不可测也”，但这些只是一种对杂气呈现方式的描述，疠气为杂气之一种，温疫是感天地之疠气，但是温疫却有其本质特征，他认为，“邪自口鼻而入，则其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夹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所谓‘横连膜原’是也。”这是吴又可在“原病”中对温疫提出的一种革命性观点，而这种观点针对的就是当时奉为权威的张仲景论述，“盖为外感风寒而设，故其传法与温疫自是迥别。”所以吴又可认为张仲景的《伤寒论》，“未免指鹿为马矣”。在他看来，伤寒和感冒是风寒，并无轻重的区别，但是温疫与伤寒“感受有霄壤之隔”。伤寒与温疫的“霄壤之隔”就在于它的根源，疠气与天地人三者都有关系，但是见三阳经证，用三阳经的方药却无效，其原因就在于邪气不在三阳经，而在于膜原，膜原就是夹脊，当疠气停留在夹脊之内，就是“半表半里”，“凡邪在经为表，在胃为里，今邪在膜原者，正当经胃交关之所，故为半表半里。”
半表半里的存在，是温疫的特殊性表现，正因为这种特殊性，所以要根据病人的情况进行施治：在“瘟疫初起”的时候，“此邪不在经，汗之徒伤表气，热亦不减。又不可下，此邪不在里，下之徒伤胃气，其渴愈甚。”所以吴又可认为宜用“达原饮”，槟榔二钱、厚朴一钱、草果仁五分、知母一钱、芍药一钱、黄芩一钱、甘草五分上，“用水二盅，煎八分，午后温服。”在他看来，“槟榔能消能磨，除伏邪，为疏利之药，又除岭南瘴气；厚朴破戾气所结；草果辛烈气雄，除伏邪盘踞；三味协力，直达其巢穴，使邪气溃败，速离膜原，是以为‘达原’也。”当出现“急证”的时候，需要“急攻”，“因其毒甚，传变亦速，用药不得不紧。”他以极端的医案为个案，采用急病急治的方法才能取效迅速，才能避免温疫患者“二三日即毙”的悲剧；当病人出现“表里分传”的时候，他认为这时邪气一方面向三阳经浮越，另一方面入于胃腑，所以宜用“三消饮”，即在达原饮的基础上，加上三阳经的引经药羌活、葛根、柴胡，又加攻里泻下药大黄，使邪从膜原而化，从表而散。从里而下；当病人出现“热邪散漫”的情况，“脉长洪而数，大渴复大汗，通身发热”，吴又可认为宜用石膏一两 、知母五钱、甘草五钱、炒米一撮“加姜煎服”的白虎汤；病人出现“战汗”，吴又可认为这是深伏并流连于气分的邪气从表解的最佳形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病人马上会痊愈，而是可能会发生危险，所以站憨厚需要再战汗，或需泄下，“疫邪表里分传，里气壅闭，非汗、下不可。汗、下之未尽，日后复热，当复下复汗。”
吴又可对温疫病人种种现象对症下药，是基于“半表半里”的本质病理，而这种区别于伤寒感冒的治疗方法，就是吴又可不拘于古法的体现，他在《自叙》中指出了张仲景的《伤寒论》有指鹿为马的错误，所以一味按照他的方子只能是贻误病情，“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医者彷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而温疫病人之死亡，“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这种对“圣经”的之一就是吴又可的“变易”思想，“余虽固陋，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平日所用历验方法，详述于下，以俟高明者正之。”吴又可在治疗上的变易，其实也因为温疫是一种变异，“其传有九，此治疫紧要关节。奈何自古迄今，从未有发明者。”温疫有九种传变方式，但是古人并未论及，吴又可从温疫之邪气的特点出发，认为在半表半里中它有九中解散方法，“从表解、表而又表、从里解、里而又里、表里分传、表里分传而又分传、表里偏胜、先表后里，先里后表。”不同的解散方法就需要不同的治疗方式，否则将会带来极大的危害，“凡此九传，其去病一也。医者不知九传之法，不知邪之所在，如盲者之不任杖，聋者之听宫商，无音可咏，无路可适，未免当汗不汗，当下不下，或颠倒误用，或寻枝摘叶，但治其证，不治其邪，同归于误一也。”
这无疑是对张仲景提出的“有表先解表”的一种质疑，而在论述温疫的病理、现象和治疗方法中，这种不拘于古法的观念形成了吴又可的变易思想。当病人出现“内壅不汗”的时候，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就提出了“有表先解表”的治疗原则，“有表先解表”的本意是“有邪先去邪”，但是因为温疫的特殊性，吴又可认为，“医见有表复有里，乃引经论，先解其表，乃攻其里，此大谬也。”瘟疫之邪在里，所以应先通其里；当病人“邪气复聚”的时候，张仲景提出了食复、劳复之说，意思是并与后病人因饮食不节或劳累过度而复发，温疫之复发也认为是病人不注意休养，而病人也误认为治疗不到位，吴又可认为，“里证下后，脉不浮，烦渴减，身热退，越四五日复发热者，此非关饮食、劳复，乃膜原尚有余邪隐匿，因而复发，此必然之理。不知者每每归咎于病人，误也。”当病人“结粪”的时候，张仲景《伤寒论》中认为外邪从表而侵袭人体，在治疗上强调解表，慎用泻下，所以有“下不厌迟”之说，吴又可采用了《伤寒论》中的三承气汤用来驱邪，但又不拘于原著剂量配比，他认为，《伤寒论》中“初硬后必溏，不可攻之”的字句对于温疫病人来说，“诚为千古之弊”。
不拘于古法是一种变易，对权威质疑也是一种变易，而吴又可提出自己的观点也体现了一种变易观，他提出了”老少异治”的观点，“盖老年荣卫枯涩，几微之元气易耗而难复也。不比少年气血生机甚捷，其势浡然，但得邪气一除，正气随复。”他根据不同病证提出了“前后虚实”的疗法，“病有先虚后实者，宜先补而后泻；有先实后虚者，宜先泻而后补。”对于不同的因素变化，他提出了“乘除”的哲学观，“病有纯虚纯实，非补即泻，何有乘除？设遇既虚且实者，补泻间用，当详孰先孰后，从少从多，可缓可急，随其证而调之。”而一切的变易又必须回归到杂气之不同，“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知其气各异，故谓之杂气。”物者，气之化，气者，物之变，所以，“气即是物，物即是气，知气可以制物，则知物之可以制气矣。”物不同，气则不同，气不同，所伤亦不同，所以要参考不同形色脉证。但是尽管病证表现不一，形色脉证变化多端，但是有标有本，“是忘其本徒治其标，何异于小儿捕影？”而这个本上升到哲学高度，就是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只有从最根本的哪一点入手，才能统领全局。
变易是提出温疫之邪在“半表半里”的本质，变易是伏邪或从外解或从内陷的区分，变易是“传变不常，皆因人而使”的观察和诊断，变易是“急证急攻”治疗法，“因证而知变，因变而知治。”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而从变易到不变，温疫与瘟疫的混同传递的是“不可因易其文”的本质观，这是隔了380年却是跨越古今的一次正名，“统而言之，其变不可胜言矣，医者能通其变，方为尽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