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古和其他的时间

编号:C38·2191214·1614
作者:【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著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7年12月第1版
定价:48.00元当当22.90元
ISBN:9787220103735
页数:418页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是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成名作。太古是一个地方,位于宇宙的中心。它的四个边界由四位天使守护,太古之外的世界并不存在,自以为走出太古的人,其实站在边界上做梦,梦见自己走到了外面的世界,等他们苏醒过来,便回家去,把自己的梦当成了回忆,边界也会生出现成的人,如同他们从外面的世界而来……“上帝在太古的中央堆了一座山,每年夏天都有大群大群的金龟子飞到山上来。于是人们把这山丘称为金龟子山。须知创造是上帝的事,而命名则是凡人的事。”当人类开始命名,他似乎也成为和上帝一样的造物主。小说共84个章节,每一个章节以“……的时间”命名,通过不同的视角讲述了太古之中各种人物,甚至动物、植物和东西的故事:触摸世界边界的少女、沉迷解谜游戏的地主、寂寞的家庭主妇、咒骂月亮的老太婆,乃至天使、水鬼、哈巴狗、菌丝、小咖啡磨……以三代人的人生故事,折射了波兰二十世纪动荡起伏的历史命运。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无法看到第四张面孔

上帝想成为完美无缺者,他停止了活动。凡是不动的,都停在原地。凡是停在原地的,都在瓦解。
——《游戏的时间》

不动而停在原地,停在原地而瓦解,因为上帝已经到了垂暮之年,因为上帝已经老了——老了而死去,死去而毁灭,当一切创造者的上帝都被瓦解,还有什么时间意义?但是上帝之死是因为自己无能为力,还是主动走向死亡?最后的游戏时间给出了整个太古的宿命:“上帝想成为完美无缺者”。

完美无缺,所以再没有新的可能,再没有新的时间,但是上帝的完美,是自己必然成为完美主义者,还是人类需要这样一种完美的假设?那个名为《Ignis fatuus》的小书上清楚的写着游戏时间的全部意义:“游戏的目的是通过所有的层次,从八个世界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书的副标题是:“给一个玩家玩的有教益的游戏”,有教益是上帝给人类提供的出口,它的实质是找到逃跑的地图,只要从迷宫的中心开始,通过每一个“世界”找到多一倍的出口,那么就能从这个被围住的中心进行突围,抵住波皮耶尔斯基数出的出口数目一共是一百二十八个,也就是说,只有真正找到不断通向外层的一百二十八个出口,就能从世界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就能真正实现逃跑。

游戏时间变成一本书,游戏时间里有人在寻找出口,那么很明显,上帝和人类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对立关系:上帝设置了游戏,上帝制造了游戏时间,人类通过各种努力从最终的一百二十八个出口逃离,只不过是逃离上帝的羁绊,只不过逃离上帝的决定论,也就是说,人类投下色子进行选择,根本不是一种自由选择论,一切只不过是上帝在背后进行着判决——无论是色子的数目,还是游戏的规则,无论是出口的数量,还是最终的出口,都成为了上帝游戏的一部分,那么这样的“游戏时间”对于非造物主的人类来说,真的只是一个游戏——而当上帝停止了活动,上帝成为完美无缺者,人类其实还在苦苦探寻着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出口。

现在的疑问是:上帝真的是完美无缺者?上帝真的停在了原地?当他老了之后,不是完美,而是像人类一样陷入到了无助的境地:他甚至只是在第八个世界里停止了活动,似乎在八个世界之外,上帝自己也没有能力再控制出口,再控制人类的行动——人类是不是可以超越上帝成为自己的主宰者?人类是不是将上帝困在游戏里而自己最后找到逃跑的出口?一切像是上帝制造的数字,一百二十八来自于世界不断分裂的结果,它是在六十四个世界分裂之后产生的,而六十四个世界是三十二个世界分裂的结果,以此类推,三十二而十六,十六而八——这是上帝老了而不动的世界,八而四,四而二,二而一——这是不是上帝创造一切的起点?

一是原点,一是中心,一是混沌,只有一分为二,二为四,四为八,八为十六,十六为三十二,三十二为六十四,六十四为一百二十八,才能真正找到出口,才能真正远离上帝,但是在这个互为逆反的过程里,上帝似乎都存在着,从一开始,上帝就在里面,他制造了世界的分裂,他设定了游戏的规则,他决定了人类的方向,只有当他最后在第八世界老去,当他以为自己是完美主义者,人类才能真正摆脱上帝的羁绊,找到最终的出口。但是上帝如何能老去?人类又如何能关住上帝?游戏时间如何变成人类的自我解放时间?这里便呈现了两种时间类型:一种是上帝预设了规则的游戏时间,一种是人类不断超越上帝而进入的自由时间。

“一九一四年夏天,两名穿浅色制服、骑着马的沙俄士兵来抓米哈乌。”人类的时间一开始就在《格诺韦法的时间》里成为一种和历史有关的叙事,当米哈乌被沙俄抓走,当太古之外的世界发生了战争,其实人类的时间从来没有自由:一九一七年,水磨停止了转动,没有粮食可磨,人们吃光了所有储备的麦子;一九一八年,霍乱开始流行,人们在各村的边界设置中不再往来;一九一九年夏天,米哈乌从混乱之王的东方政权被释放,他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回到了家;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又是一个“苦雨凄风的日子”;一九三九年,发生了各种离奇、罕见的怪事;一九四三年,格罗皮乌斯上校被派往东部前线,库尔特升了官,将抓获的犹太人装上了载重汽车;一九四四年夏天,从塔舒夫来了俄国人,他们的载重汽车、坦克、大炮、带篷的大车、步枪,他们的制服、头发和脸制造了覆盖一切的尘土,并在村子里设立了团部;这一年的八月,所有人都被带进了森林,因为太古几日内即将出于火线上;一九四五年夏末,一辆军用吉普车里下来波兰军官,他说要将军官的坟墓移葬;那时候的太古森林,“破天荒第一次尝到了汽车废气的味道”……

从一九一四年作为人类叙事的起点,一直到一九四五年结束,期间经历了战争、屠杀、死亡和离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被侵略、被占领的历史构成了人类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根本没有自由,连生存都变得困难,也只有在这样一种被历史围困的时间里,人类才会想到上帝,才会在游戏中寻找上帝设立的出口,但是,这是不是变成了一种宿命?一把二十八个出口是不需要再寻找了,人类如果幸运的话,在上帝老去而完美的第八个世界那里找到逃跑的希望,或者也是一种幸福了——而要找到第八个世界的出口,就需要找到第四个世界的出口。

不妨从“游戏时间”这本小书里寻找可能的机会,在这本书里,上帝的游戏时间其实并不是分裂而产生的,它制造了从第一世界到第八世界的完整系统:在第一个世界里,没有时间和空间,只有光明和黑暗,“这是好的。”第二世界的上帝没有经验,他创造的世界是黯淡的,模糊不清的,“所有的东西也都更迅速地瓦解、分裂成齑粉。”在第三世界里,上帝创造了海洋和火山,创造了之物和动物,但是没有人,也没有上帝自己;第四世界里的上帝是狂热的,他思念着人,他梦见是他自己将人逐出天堂的,所以上帝开始痛苦;第五世界里,上帝自言自语,他因为孤独而感到烦躁;第六世界,上帝是偶然创造的,“在上帝的作品里满是漏洞和不完善。没有任何明确的和稳定的东西。”而在第七世界里,第一批人类的后代开始漂泊到人间,从一个国度到另一个国度,后来找到了一个“美的出奇的谷地”,而中间的一座高塔能够望见“第八世界”以外的东西,但是在这里,上帝却说:“我得下去把他们的语言搞乱,我得让他们自我封闭起来,使他们彼此听不懂对方的语言。这样,他们彼此就会反目成仇,而我便会太平无事。”

从没有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到黯淡和模糊不清的世界,从没有人的孤独到赶走了人的痛苦,从偶然的创造和建造巴别塔,上帝的存在始终把人作为自己的背景,甚至他把人类当成了自己游戏的一部分,但是在第七世界能望见第八世界的巴别塔上,当上帝故意把语言搞乱让人们彼此无法交谈,对应的世界里是不是人类在没有自由的时间里成为语言的奴隶?一方是俄国人,一方是德国人,“谁也不知究竟是俄国人更坏还是德国人更坏。”那么作为波兰人又在哪里?但是在第八世界,那本关于游戏时间的小书却是用波兰语和拉丁语编写,两种语言不再像俄国人还是德国人更坏的对立,而是一种翻译里的共通,是语言和语言之间的交流,是时间和时间的互通——当第八世界的上帝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时间在摧毁了巴别塔之后也走向了和平?

一种是上帝建造的从第一世界到第八世界的层层递进的游戏时间,一种是人类想象了上帝并最终从分裂完毕的第一百二十八个出口逃离的游戏时间,而这正是上帝和人类两个体系的不同——是上帝创造了故意让他们生活在巴别塔的人类?还是人类制造了完美主义而停在原地的上帝?“人不能从虚无中创造出东西来,因为从无中创造是上帝的权能。”当上帝只是一种无的创造者,人类其实是在解构上帝,是在破坏上帝,甚至是在消除上帝的统治权、判决权、游戏权,甚至时间权,但是,在自己都跌落到没有自由的命运中的时候,他们又如何能打碎上帝的偶像崇拜?又如何让上帝成为自我解放的背景?

“须知创造是上帝的事,而命名则是凡人的事。”这是真正揭示出的本质区别,上帝创造,但是只是创造,当一切被创造出来而没有命名,如何能成为人类的一部分?人类的命名其实分为两种,一种是暴力镇压下的命名,一种是挣脱命运束缚的命名。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四五年,这些历史完全是由暴力者书写的,所以他们完成了对于宏大历史的命名,而在这种命名之外,则是对命运反抗的命名,“太古”就是他们用以建造庇护所对世界的命名:这是宇宙的中心,它有东西南北四个边界分开了外面的世界,而守护这里的是四个天使长,当太古的边界隔开了危险、欲望、骄奢和愚昧,太古就仿佛变成了封闭起来的永恒世界。

人类命名了“太古”,但是这个本来就是上帝制造的世界,一样有着太多的苦难,甚至于当人类命名太古而成为封闭的庇护所,他们是把自己更推向了无法主宰的命运中。格诺韦法的丈夫米哈乌被沙俄的士兵抓走,一走就是五年,在生下了孩子却没有丈夫在身边的日子,格诺韦法拒绝了埃利的爱,“……一切都迫使我们分手。你年轻,我是个老太婆。你是犹太人,我是波兰人。你是耶什科特莱人,我是太古人。你是自由之身,我则身为人妻。你不停地在移动,我却恒久停留在一个地方。”而当五年之后米哈乌回来,她对丈夫说的是:“米哈乌,没有男人碰过我。”赤脚姑娘麦穗儿从格诺韦法那里得到了一个戈比,但是生活依然无法让她洁身自好,她变成了妓女,那个男孩从她肚子里掉下来的似乎,她仿佛看见了一条赤链蛇,孩子其实一出生就死了,她却想象着孩子在那里吸奶;曾经是普通的庄稼汉,因为犯下了“谁也不清楚他犯下的是什么罪行”,他变成了恶人:对世界的方向失去了信心,不再相信自己的理智,忘记了自己来自何处,最后在第七天忘记了自己的姓名——七天时间,仿佛就是被上帝逐出了太古而生活在森林里;地主波皮耶尔斯基没有停止信仰上帝,但是上帝却只是变成了《圣经》里毫无表现力的插图,于是世界崩溃了,“地主为了躲避哥萨克匆忙逃跑,回来后看到自家被洗劫的酒窖,便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这是太古一代人的时间,而在第二代、第三代里,这种没有归宿感的命运加剧了他们的苦难,格诺韦法的女儿米霞和儿子伊齐多尔,麦穗儿的女儿鲁塔,以及米霞死去的儿子马雷克,他们都挣扎在命运的泥沼里,而太古时间这个封闭了他们的世界,既让他们无法逃离而成为牺牲者,也让他们在有限的解脱中被埋入更深的命运窠臼中,一种命名的时间,如何真正和上帝抗衡?如何和真实的时间对立?甚至里面的乱伦、背叛完全变成了人类自我的悲剧,就像鲁塔拒绝伊齐多尔时说的那样:“我永远不跟我爱的人做这种事。我只跟我恨的人做。”因为恨而做爱,种下的永远是仇恨的种子,永远上演巴别塔的悲剧。

但实际上,太古成为人类命名的世界,他们也在改变命运而做出努力,而这种努力直接指向了上帝的判决轮。格诺韦法对申贝尔特太太说:“我想要个女儿,因为丈夫打仗去了,没有父亲的男孩不好养。”而申贝尔特太太说:“我们压根儿需要的就是女儿。倘若所有的妇女都开始生女儿,世界上就太平了。”世界不是因为男人去打仗而带来和平,而是在男人变成女人中失去作战的机会才会平安,所以当伊齐多尔出生时,格诺韦法听到米哈乌说:“我们生的是儿子。”她的怀疑是:“这不是我们的孩子。这是麦穗儿的孩子。库茨梅尔卡曾告诉我生的是‘女儿’,我记得她是这么说的。”而麦穗儿即使在男人的世界里卖淫,她也要颠覆一般男女的方式,“干吗我得躺在你的下面?我跟你是平等的。”所以她能够看到一种渗透物的力量,“她理解这股力量的作用。”而她第四次怀孕,却不要这个孩子,不仅仅是因为是个儿子,更在于她对男人的仇恨,自己的丈夫帕韦乌和女儿鲁塔的丈夫乌克莱雅都在外面搞女人,“我会杀死你!”她对吃奶的婴儿这样说,回来,孩子患了百日咳,死了。

实际上,不管是格诺韦法还是麦穗儿,无论是米霞还是鲁塔,她们不想生下儿子,除了对于战争的仇恨之外,便是对于女性命运的一种逃离,“女人历来都是人类繁衍生殖的器具。孩子如同鸡雏儿一般破卵而出。这卵后来还得自行粘合复原。女人越是强壮,生的孩子就越多;生的孩子越多,女人也就变得越发虚弱。”而这种逃离在从上帝的八个世界到四个世界,再回到两个世界的对立中找到真正的根源。百日咳的儿子是米霞第四次怀孕生下的孩子,鲁塔拒绝伊齐多尔的求爱,是因为她说“我无法看到第四张面孔。”而这个第四张面孔“正是太古的中心”——当太古用边界拒绝了危险、欲望、骄奢和愚昧,第四张脸的太古中心才是平等的,才是安全的;而伊齐多尔在进入修道院之后,发现自己走不出太古,而他想起边界,便发现了这个人类命名的世界的真正寓意:“大凡世上有意义的事物,多数都是由四个部分所组成。”——它们是西北东南,是春夏秋冬,是根茎花果,是左上右下,是眼耳鼻嘴,是耶和华的IHWH,是《旧约》中的四个先知,是从伊甸园里流出的四条河,是基路伯的四副面孔,是福音书的四位编述者,是四种基本美德,是《启示录》的四骑士,是亚里士多德的四大要素,是意识的四个方面……

每种事物、每种最细微的现象里,都能看到了四个部分、四个阶段、四种功能,这就是被命名的太古的四条边界,当伊齐多尔发现了四的寓意,便也看到了四的继承延续:四繁殖为八,繁殖为十六,看到了生命代数不间断衍生成四倍的演变……而这就是游戏时间里的出口数字。但是当伊齐多尔发现了四的秘密,发现了上帝的游戏,发现了太古的寓意,却找不到那真正的第四部分,“首先是人,还有马,同时还存在第三个整体,那就是人骑在马上。那么第四个部分又在哪里呢?”第四部分的疑问其实就在一分为二的结构了,找不到第四部分的人和马,其实只是关于人和马的组合,鲁塔所说的第四张面孔,不正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那个秘密?

从四个部分,回到更原始的二,便是一种二元的世界,它们是男人/女人,是有/无,是上帝/人类,是生/死——而正是这种二元论,使得世界总是处在对立中,而太古这个人类命名的世界里上演的太多悲剧就在于这种对立,而太古之外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四五年,“谁也不知究竟是俄国人更坏还是德国人更坏”更是一种悲剧,所以真正要打破命运的束缚,就需要解构这种二元对立,而伊齐多尔作为格诺韦法的儿子,其实开始就认为是女儿,在这个发现了四的规律的人身上,隐藏着二元论其实是一元论的线索,所以在修道院里,从修士那句“我们是在改造上帝”得到启示,他看到上帝其实是个女人,“上帝是位女性,强劲,伟大,湿漉漉,冒着热气,宛如春天的大地。”

这是一种颠覆,也是一种自我命名,甚至是在自我命名中解构了男人/女人永远的对立状态,女人因为只是繁衍的工具,所以她们是弱势的,上帝也是造物主,所以上帝也是女人——在上帝是女人的命题中,她们的命运才可能被解放出来,就像一个在历史时间里遭受了欺凌的这片土地,在上帝是女性、自己成为上帝的命名中,才有可能超越宿命。但这也只是命名,或者沿着这条路,从八到四,再从四到二,再从二回到原点,那么,“上帝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只是上帝,一个词,一种符号,解决了性别问题,而此时的上帝就是我,或者说,再也没有创造了男人和女人的上帝,再没有了制造了巴别塔的上帝:

伊齐多尔的各种情感也都一一消失——某种早前的激动(当米霞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某种绝望(当鲁塔离去的时候),欢乐(当收到鲁塔的来信的时候),自信(当他发现事物的四重性的时候),恐怖(当有人向他和伊凡·穆克塔开枪的时候),自豪(当他从由压政局领到钱的时候),还有许多、许多别的情感全都消失得无无踪了。终于,到了最后,修女阿涅拉说:“他死了。”

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

编号:C38·2191214·1613
作者:【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著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7年12月第1版
定价:60.00元当当28.60元
ISBN:9787220103728
页数:432页

边境小镇,拓荒至此的制刀匠人在这里安居,在女主人公与丈夫迁居的这片乡野上,千年之间不同的历史瞬间、不同的人生流徙在这里上演:长出胡子的圣女、性别倒错的修士、身体里住着一只鸟的酒鬼、化身狼人的小镇教师、会冬眠的做假发的老太太、靠网络收集梦境的女人……千年之间人世沧桑变换、起起落落,但对于土地而言,人的悲欢离合、人的世代更迭,不过是土地的瞬息一梦。《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是一部多种文体交杂、多条故事线相互穿插的奇妙小说,短篇小说、散文、民间故事、圣徒传记,甚至菜谱、笔记,交错呈现。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篇精致的短篇小说,连缀起来又是一部遍布伏笔与呼应的绝妙长篇。“她的叙事富于百科全书式的激情和想象力,代表了一种跨越边界的生命形式”,2002年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凭借《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继《太古和其他时间》之后,再次获得波兰最高文学奖“尼刻奖”的读者选择奖。


《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于是便没有反射

在别的地方她又写道:“上帝是美的黑暗。”或者:“上帝是个不间断生育的妇女。生命从她那里不断输送出来。在这种无止境的生殖中没有喘息的时间。这就是上帝的本质。”
——《谁写出了圣女传,他是从哪儿知道这一切的》

上帝是美的黑暗,上帝是黑暗的美,上帝是不间断生育的妇女,上帝是妇女生出的孩子,当一切归于本质的时候,是不是在一种同语反复中消解悖论?或者以上帝的本质作为命题的逻辑,是不是一种悖论就是同语反复?而当这个句子、这个命题被写下来的时候,作者是谁:“谁写出了圣女传”?来源又在哪里:“他是从哪儿知道这一切的”?

在没有回答第二个问题之前,第一个问题或者又有了新的可能:库梅尔尼斯先写下了一些东西,然后又写下了一些句子,在先和又之间,一种改变是可能的,因为当库梅尔尼斯写下一些自相矛盾的东西之后,帕斯哈利斯感到特别泄气,所以她开始重写关于上帝的本质和生命的来源,但是即使命名了上帝的本质,帕斯哈利斯也并不是完全理解了库梅尔尼斯的句子,他说的是:“任何光线都不能穿过你的皮肤照到那里。男人进入你体内的那个地方,也一定是黑暗的。你的心脏在黑暗里工作,跟你所有的器官完全一样。”男人无法穿过皮肤进入到身体内那个黑暗的地方,意味着她在自己的世界里保持着必要的独立,当必要的独立成为和所有器官一样的黑暗,当任何光线都无法抵达,何来矛盾和对立?何来成为同语反复的悖论?或者说,一个名叫帕斯哈利斯的“他”也像所有男人一样无法进入到一个名叫库梅尔尼斯的“她”黑暗的部分,那么她写下了自相矛盾的东西之后的改动又有何目的?谁写出了圣女传和他是从哪儿知道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甚至对于上帝的本质的解读又回答了什么问题?

知道这一切、写出了圣女传、读到了自相矛盾的东西,构成了一个文本完整的过程:来源、创作和阅读,就像生命本身一样,上帝是起源,上帝在创造,上帝被人议论,在上帝本质成为一个完整命题中,生命也就形成了一个体系。但是当黑暗的世界阻止了一切的光线,当她的生命阻止了一切的他,黑暗必然走向单一而不是本质的封闭、错位、无知以及最后的死亡。就像第一个梦:“第一夜我做了个静止的梦。”在这个梦里,我看见,是纯粹的看见,纯粹的视觉,既没有躯体也没有名字——在黑暗中看见,缺少了对应,甚至连自己都不属于我自己,“甚至没有我这么个人”——这一种黑暗中的看见,和自我的死亡有什么区别?

不信奉上帝的马雷克·马雷克死了,任何酒都无法控制“体内的鸟”,于是他双手哆嗦,把钢丝绳系到钩子上,将它打了个结,又缠了一圈,扭了扭,在“我的上帝,为什么我内里有这种东西让我如此受尽折磨!”的喊声中,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黑暗一片,“如此这般”经过时看到了马雷克·马雷克死了,说了一句:“这个笨蛋,连上吊都不会!”彼得·迪泰尔死了,他和妻子爱丽卡来旅行中看见了自己的村庄,当他一只脚在捷克另一只脚在波兰,他已经无法跨越边界寻找自己的方向,而爱丽卡只是“看到见到了自己村庄的彼得”,于是彼得的一生像一场梦,“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何时死的,因为死亡不是一下子就到来的,而是一点一点逐渐发生的——他身上的一切逐渐崩溃、瓦解。”还有新鲁达的那些人,他们是出售牛骨头店铺里浓妆艳抹俗不可耐的女职员,是推着婴儿车经常喝得醉醺醺的母亲,是眼睑上涂满了煤灰的男人,他们就仿佛活在多梦的城市里,就像城市梦见自己一样:“它梦见自己位于比利牛斯山中,梦见太阳永远不会在它上方西下,梦见所有离开的人,总有一天都会回来,梦见那些德国人留下的秘密隧道可通向布拉格、弗罗茨瓦夫和德累斯顿。”梦是破碎的象征,在黑暗中满目疮痍,“一座西里西亚的城市、普鲁士的城市、捷克的城市、奥匈帝国的城市和波兰的城市。”

梦来自于哪里,梦是谁做的,梦又被谁看见?和生命、上帝一样,梦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只是在任何光线都无法进入的黑暗中,梦是不是只是一种单一的存在?一个静止的梦,一个没有躯体也没有名字的自己,永远在单一的世界里滑行,及时醒来离开黑暗,白天的世界也是黑暗的一部分,于是白天的房子和夜晚的房子,其实组成的还是一个单一的房子,它只是在白天/夜晚组成的二元对立中成为“二度空间”的存在。引用纪伯伦的那首诗:“你的房子是你更大的身体。/它在阳光下长大,在夜的寂静中入睡。它有时做梦。”白天的阳光,阳光里的现实,夜晚的梦境,梦境中的虚幻,身体的房子便在白天/夜晚、阳光/梦境、现实/虚幻的二元论中成为了宿命的一部分,和生命/死亡一起构成了单一的体系,而在这样的体系里,纪伯伦所提出的问题如何寻找答案:“难道你的房子不入睡,就是说不离开城市,/以便能出现在绿荫丛中或是在/小丘顶上?”

这个疑问一样在玛尔塔的身上体现出来,这个夏天存在冬天消失,晚上存在白天消失的女人,没有任何历史,只喜欢谈论别人,当她在我面前说起死亡,说起头发,仿佛是为了让自己的文本得到一个阅读者,但是他在谈论别人的时候,也把自己当成了别人——仿佛在二元对立中她创造了一种可能:那就是当她谈论别人时她就成为了写作“圣女传”的人,当她把自己当成别人的时候,她也成为了自我的阅读者,这个做假发的女人实际上是让自己成为了上帝,就像她对于头发的认识一样:“你摸摸看,它们是多么柔软,鲜活。头发甚至剪了下来也还活着。诚然,它不再长长,却一直活着,一直在呼吸。它们跟人一样,人的身子可能会不再长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已死亡。”头发来自与某个人,当戴上他者的头发,一种思想便被接受,“让我也有自己的假发,让它将我隐藏起来,给我来个改头换面,在我发现自己有另一副面孔之前,赋予我一张新的面孔。”

这便是玛尔塔对于二元对立的一种破解,“那时我独自留在寂静里,二度空间的、没有属性的我,处于时间拉长了的半存在状态,无思无虑,仰望高空云舒云卷,唯有令人目眩。”取消自己,然后成为他者,在自我和他者的再创造中成为上帝,于是无止境的生殖中再没有暗中被改写的句子,再无阻止光线进来的黑暗世界,也再无在对立矛盾中使得人从出生走向必然的死亡。但是,玛尔塔只是玛尔塔,一个如上帝的存在,那些习惯了白天/夜晚、阳光/梦境、现实/虚幻的人,那些被命运拉扯进二元对立存在的人,如何能摆脱这一种宿命?

生命到底是什么?它的表象就是一个从来源到出身到死亡的过程,当这个过程成为一种宿命,那么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是那个不让任何光线进入其中的黑暗领地:性是生命的来源,但是它却在一种“沉默”中:“我们做爱的时候也沉默不语。没有说过一句话,没有一声叹息,什么也没有。”这是我和R的现实,而对于新鲁达合作银行的克雷霞来说,性只是梦中爱上的声音:起初是女人,后来是男人,克雷霞便爱上了这个不同凡响的声音,而且她从梦中醒来,让梦侵入了现实,她寻找这个叫阿·摩斯的男人,她登门拜访,她告诉了他自己做过的梦,然后他亲吻了她,然后他们上床,而上床之后,他才告诉她自己不是阿·摩斯,而是安杰伊·摩斯,“你穿行半个波兰来找一个不相识的家伙,对他讲自自己的梦,还跟他上床。这已足够说明你是发了疯。”而占卜者对她说:“你会出嫁,生孩子。孩子会生病,而你会关心照料他。你的丈夫将会比你年纪大,会使你成为寡妇。你的孩子会离开你,走得很远,或许会漂洋过海。你死时将会很老。死亡将会使你愉快。”

这是一九六九年早春一个缺乏理性的梦,最后在被预言死亡中成为一个疯狂的行为,“生孩子”的预言以及孩子生命、丈夫死亡和自己在愉快中死去,都成为性这个来源最大的悲剧。在沉默中,在梦的驱使下选择一种性,这当然是一种错位,而马雷克·马雷克的上吊,从性开始,却延续到了出生之后,他从小就爱上了母亲的乳房,这是一种性暗示,但是当母亲“又弄出几个孩子”之后,雷马克似乎再也无法寻找母亲的乳房了,于是在父亲的暴力下,他的出生变成了一种悲剧,五岁以后每晚都在地下室里偷偷哭泣,后来注册成为图书馆会员之后,他躲避父亲开始了阅读,而在十五岁的时候他开始喝酒,从此忘记了黑暗,在二十来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对父亲还手,“从这时开始,父子打架便成了经常性的事。”这是对于自身出生的反抗,在母亲/父亲的二元对立之后,其实变成自我/非我的对立,当沉迷于酒精,他就被非我所控制,一个不信奉上帝的人用手指沾了冰凉的圣水却没有画十字,最后只能用上吊的方式结束生命。

性是生命来源,性别是出生不可更改的特征,包括父母,包括命运,这些都构成了无法逃避的二元对立,它的开头和终结便是生和死,但是正如玛尔塔所说,“如果你找到自己的位置——你将永生。”所以破除这种二元对立下产生的错位和宿命,就必须去寻找自我,而这种寻找的意义是让每个人成为另一个自己,成为自我文本的作者,成为“知道这一切”又写出了圣女传的上帝。《舍瑙的库梅尔尼斯传》就是这样一个文本,作为一个女儿,这个受洗时叫维尔嘉的女人就是在生命的来源和出生后陷入了二元的困境中。她是父母的第六个女儿,她的母亲又在生产时死去,造物者之死,而且父亲娶的后妈似乎让维尔嘉重新找到了爱,但是后妈也出血而死,于是她被父亲送到了修道院。

“修女们欢天喜地地接纳了小姑娘,不久便发现,她的精神美与肉体美完全相一致,甚至前者还高于后者。”在修道院里,维尔嘉已经成为了一种完美的化身,但是父亲远征回来之后,又决定将其嫁给己的战友沃尔夫兰·封潘内维奇,在外部世界无处逃遁的时候,她选择了主居住的地方,“上帝是这个世界的终结和开头。”她对父亲说的是,“我有另一位天父在天上,他会给我物色另一位可以托付终身的人。”这是一种寻找自我的努力,但是在父权之下,这个已经把自己叫做库梅尔尼斯的女人只有逃跑,她受到了魔鬼的诱惑,但是凭着对于主的忠诚,他击败了魔鬼,开始为卡尔斯堡的康拉德的孩子们医治生病的身体,当父亲再次将她从修道院拉回来的时候,库梅尔尼斯说的是:“父亲,请息怒,你的女婿是耶稣基督。”从主为自己选择一个托付终身的人,到完全侍奉主,库梅尔尼斯完成了自我的突破,也使得自己将肉身和灵魂分离开来:

主啊,你给了我女人的性别和女人的肉体,它成了纷争和所有的欲望之源。主啊,请让我从这种坤恩赐之物中摆脱出来,因为我不知该拿它怎么办。请你回我的美貌,请你给永结同心的标记,说明你爱上了卑微的、不配你爱的我,而从我一出生你就给自己定下来了。

她把自己献给了主,其实只是献出了自己的灵魂,而把肉体看成是邪恶的存在,看成是欲望之源,于是这样的命名,其实还是跌入到了无法超越的二元对立中,肉体/灵魂和女人/男人 宗教/俗世、父亲/女儿、创造/破坏一样,在二度空间里成为一种宿命,所以当最后她被父亲活活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种殉难依然无法改变这种生命困境,“既然你心中有上帝,就让你也像上帝一样死去!”父亲的这句话,就是代表着无力反抗的身体在灵魂世界里得到了救赎,于是这个“库梅尔尼斯的奇迹”便成为一个信仰的文本:“请你们向未来的各代人讲述这个故事,让他们都知道,任何恶都不能奴役人的灵魂,知道跟基督同心同德的人都可能会死,但任何力量永远也征服不了他们,战胜不了他们。”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甚至没有我这么个人

这是一个文本,但是这只是“谁写出了圣女传”的可能答案,最重要的或许是另一个问题:“他是从哪儿知道这一切的”——在这里有一种性别的突围:她是圣女,他知道了这一切而写了她——在他知道并书写的过程里,他和她的性别对立是不是可以在文本中得到解构?其实这种解构在库梅尔尼斯的故事里已经有所显露,当她被父亲羁押,她的脸上长满了丝绒般的胡须,披散的头发垂落到双肩上,于是她用轻悄的嗓音说道:“我的主让我从自身解脱了出来,他把自己的面孔给了我。”自己成了主,更多是某种想象,或者是灵魂的一种超然。而回到叫帕斯哈利斯的约翰的修士,就从性开始的起源,从自我出生的文本上进行了创造。他生来不是完美的人,所以他认为出生就是一个错误,“选择了不该选的肉体、不该选的地点和不该选的时间。”在修道院里,他在这种错误的性别观中和另一个叫策莱斯滕的修士睡在一起,他的问题是:“假如我是个女人,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情景……”

对女人的想象和预设开始颠覆了“他”的性别和命运属性,女修道院院长给他读的书是一本奇书,一页看到的标题是Hilaria,翻过来倒过来看则是Tristi——它们是“欢乐”和“忧伤”。当对立的情感合在一起的时候,不是二元对立,而是同语反复的开始。在那一个晚上,他天生的阳物消失了,而那里留下了一个洞,“神秘地通向他躯体的深处。”一种转变,从知道来源到写作圣女传,一个修士变成了修女,不是身体和灵魂的分离,而是身体在另一个身体的创造中成为新的自己,这是一种对自我的审视,是重新找到自我的位置的第一步。而这个过程可以从埃戈·苏姆的故事中得到其实,埃戈·苏姆,来源于笛卡尔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当后半句成为一个名字,其实是关于“我在”的阐释,这个一九四三年早春吃过人肉的人,是不是背负着某种罪恶?当他躲避到柏拉图的著作里,躲避到希腊语的世界里,“我在”是一个巨大的反讽,而这个反讽让他看见了自己的和本质:就是在《理想国》里,他读到了一个句子:“谁若是尝过人的内脏,谁就一定会变成狼。”终于在某个夜晚,当他看见一轮满月时便发出了一声长啸——一九四三年早春吃了人,一九五〇年不再是人而成为狼,埃戈·苏姆的“我在”就是一个关于对邪恶的自我确认。

也是从文本中看见了自己的本质,和圣女库梅尔尼斯一样,从文本而来,又完成了创造的文本,在上帝一样的造物中完成了生命的一次命名,就像修道院院长所说,“应该说收作女儿。”当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变成上帝之子,库梅尔尼斯用死去的女人之身完成了救赎,当帕斯哈利斯变身了女人,他又一次在文本的不断创造中,成为了另一个上帝之子——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在这“美的黑暗”中被改写了。所以,夜晚的梦完全可以变成另一个样子:我从后面看见了自己,我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于是,自我可以不在他者的对立中错位,就像“如此这般”,切断了从镜子里看见的自己而变成“他”,“于是便没有反射。那时他就能看到鬼魂。”于是不再像占卜者一样,在看见了洪水、雨水、火灾和奥斯维辛,以及彗星而出现的末日恐慌,而是:“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会是这般模样。”于是那个把耗费了许多个夜晚把德国地名变成了波兰地名的家伙,并不是能够达到自由和解放,反而是另一种偏执……

于是,白天的房子和夜晚的房子,也不是两个房子,不是关于阳光和现实,关于梦境和虚幻的对立,而是两幢房子之外的另一幢房子:“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幢房子——一幢是具体的,被安置在时间和空间里;另一幢是不具体的、没有工的,没有地址、也没有机会在建筑设计图中被永远保留下来。我们是同时生活在两幢房子里。”从自我和非我,从我思和我在之外,还有第三种规则,那就是毕达哥拉斯的老师阿喀马内斯的宇宙观:世界是两种原始因相互作用的果,它们是永生的和普遍存在的,对这种相互作用最好是称之为永远的吞噬。“一个吃掉另一个,无止无休,世界的存在就有赖于此。”于是在第一个宇宙本原克托诺斯、第二个宇宙本原是混沌之外,产生了第三个本原:柯罗诺斯,“也是一种法则”。

国家、历史、信仰和身体,是白天的房子,是夜晚的房子,是在阳光下长大,是在夜的寂静中入睡,是被创造,是被破坏,是遭受灾难,是重新出发,但是它们都是被看见的文本,只有在“于是便没有反射”的状态中,才是纯粹的看,才是纯粹的观者,才是消融了偏执的存在,通过时间和空间改变观点,也通过观点改变时间和空间,它们组成了永生的自我位置,变动着,创造着,成长着,“我会分辨不出夜晚和白天,因为我又何必去分辨它们呢?”

索福克勒斯悲剧五种

编号:X32·2191214·1612
作者:索福克勒斯 著 罗念生 译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6年05月第1版
定价:69.00元当当32.90元
ISBN:9787208134645
页数:352页

索福克勒斯,是雅典三大悲剧作家之一,他既相信神和命运的无上威力,又要求人们具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雅典民主政治繁荣时期思想意识的特征。他根据他的理想来塑造人物形象,即使处在命运的掌握之中,也不丧失其独立自主的坚强性格。和埃斯库罗斯不同,索福克勒斯认为命运不再是具体的神,而是一种抽象的概念。首先引进了第三个演员,合唱队的重要性大大减低,对话成了戏剧中第一位的东西,这些都是索福克勒斯对戏剧进行的改革。索福克勒斯一生身居高位,他对于埃斯库罗斯较为原始的技巧在各方面都进行了发展;他寿命很长,而且有迹象显示一生很快乐;他是伯里克利时代 为世界增添光彩的伟人之一。索福克勒斯在长达70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共写了123部悲剧和滑稽剧,使他跻身于历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的行列之中。但其作品流传至今的只有7部。《索福克勒斯悲剧五种》收集了罗念生先生翻译的索福克勒斯悲剧五种:《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王》《厄勒克拉特》《特剌喀斯少女》《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


《索福克勒斯悲剧五种》:法律面前我是清白的

许罗斯 未来的事情谁也看不清;这眼前的事对我们是可悲的,天神是可耻的,对受难的人是最痛苦的。姑娘们,一同去吧,不要待在家里;方才你们看见了这可怕的死亡和这许多闻所未闻的灾难;这些事没有一件不是在显示宙斯的威力。
——《特刺喀斯少女》

看不清的未来让人迷惑,可悲的现实让人痛苦,当许罗斯喊出“天神是可耻”的时候,他是在站在家庭悲剧的现场,站在可悲的现实里,但是他更指向了令人迷惑的未来:当自己的母亲得阿涅拉因为父亲赫拉克勒斯的背叛而自杀,他是悲痛的,当赫拉克勒斯因为负罪逼迫他焚烧自己,他是悲痛的,但是最悲痛的是他看到了自己无法主宰的未来:让他娶父亲身边躺过的女人伊俄勒为妻,“儿啊,你自己缔结这姻缘吧。你顺从吧!大事情顺从,小事情不顺从,就会抵消那前一种恩惠。”当顺从父亲的意愿变成对自己的背叛,一个人如何接受着命运的安排?

而且,在赫拉克勒斯看来,是因为顺从意味着救赎,当牺牲自己的幸福而救赎犯了罪的父亲,作为儿子来说,未来是再也无法摆脱的命运:既无法反抗父权,也无法改变自己,不如去死,“最好,父亲啊,我也死去,胜于同那最可恨的人生活在一起。”当许罗斯在最后说出了死的决心,他的仇恨的目标对准了伊俄勒,“既然她对我母亲的死和你现在的情形应负相当责任,谁还愿意娶她呢?”实际上他发出的是对神的反抗。赫拉克勒斯是宙斯和阿尔克墨涅的儿子,作为神的后代,他是英雄,他曾经杀死了强有力的伊菲托斯娶了普琉戎国王俄纽斯的女儿得阿涅拉,他杀死了欧律托斯攻下了城楼高耸的俄卡利亚……一方面他作为英雄赢得了胜利,所以在他的背叛面临惩罚的时候,歌队唱出的是:“不幸的希腊啊,我看你一定很悲伤,如果你丧失了这个英雄!”另一方面,他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神的世界里,报信人告诉得阿涅拉,当赫拉克勒斯获胜之后,“正从战地把胜利的果实带给这地方的神。”他还在欧玻亚的一个海角为宙斯划出了一块祭坛,“规定果实的贡税”。所以,赫拉克勒斯在许罗斯面前,既是一个威严的父亲,也是神的化身。

而和赫拉克勒斯不同,得阿涅拉的死却是凡人之死,而凡人之死面对的是无奈的命运,甚至当临死的时候也不希望改变什么。“这人间有一句流传的古话:一个人只要活着还没死,就不能断定他的命运是好是坏。”这便是得阿涅拉的命运观,作为普琉戎国王俄纽斯的女儿,在这样的命运观里,没有反抗,许多的求婚者上门,她没有选择权,有三种形象的河神到来,她只有恐惧,“我这不幸的人生怕嫁给这样一个求婚者,所以时常祷告:希望不等接近他的床榻,早点死去。”当赫拉克勒斯以英雄的形象出现在他面前杀死了强有力的伊菲托斯,她对于婚姻的恐惧才得以摆脱,但是在嫁给赫拉克勒斯之后,她又从来没有怀疑这个英雄会背叛她,他甚至以为赫拉克勒斯所从事的就是光荣而伟大的英雄事业,当出门十个月没有音讯,得阿涅拉认为他一定是“遭了难”,当又过了五个月没有回来,他有要求儿子许罗斯去打听父亲的下落,“儿啊,当命运的天平这样摆动不定的时候,你还不去帮助他?因为他的性命得救,我们才有救;否则一起毁灭。”

但是赫拉克勒斯却迷失在我的情欲里,他为了欧律托斯的女儿伊俄勒,才杀死了欧律托斯,才攻下那城楼高耸的俄卡利亚,“这女子有一次在赫剌克勒斯心里引起了一种强烈的情欲,为了她的缘故,她的祖城俄卡利亚倒在他的矛尖下,整个毁灭了。”其实对于得阿涅拉来说,她不是因为愚钝而信任丈夫,实际上是不愿面对另一种命运的不公,但是一切都成为了无法改变的现实,得阿涅拉第一次想到了反抗,他让使者利卡斯带去了用十二头纯色的公牛制作的礼物,“等血养成的火焰在神圣的牺牲和多树脂的松柴上燃烧起来的时候,他皮肤上便冒出了汗珠,那衬袍紧贴在他的胸旁,黏住每个关节,象一个工匠贴上去的一样;他痒痛得连骨头都抖战起来;那毒物,象那致命的恶毒的蝮蛇一样,开始咬他。”但是,她的反抗只是为了惩罚,而惩罚之后呢,她也只能选择向命运低头的自杀。

得阿涅拉的自杀是命运不公的升级版,她始终无法走出来,也无法完成彻底的革命:对英雄的扼杀。而许罗斯呢?当他听到母亲自杀之后,是悲痛,但是他面对的是一个英雄的父亲,赫拉克勒斯对于得阿涅拉的死,没有丝毫的忏悔,他甚至认为自己被一个软弱的女子、一个没有气概的妇人杀死,是一种耻辱,“单凭自己一人居然就杀死了我!”是疑问也是否定,但是他却深陷在自我的罪孽中,但是这种罪孽不是因为妻子,不是因为凡人,也不是因为命运,而是因为他冒犯了神的意志,所以他要求许罗斯用橡树和野橄榄的枝条,把自己放在上面,再用松枝火炬将它们点燃,让自己在烈火中顺从于神的诅咒。

自己是英雄,是神的儿子,所以赫拉克勒斯还保持着对神的敬重,但是当他对许罗斯说出诅咒,当他让许罗斯娶曾经躺在自己身旁的女人,他又以父亲的权威来命令他。父亲的誓言成为许罗斯“孝顺”的标准,但是这种埋葬儿子幸福的命令又是多么可耻。而许罗斯再也不像母亲得阿涅拉那样屈服于命运,他认为这是“报仇神疯了”的结果,他喊出了“天神是可耻”的宣言,他也看见了可悲的现实,所以他最后选择死去,不是像母亲那样认为自己的报复是一种罪,而是以死来反抗神的意志,用受难的方式为“姑娘们”创造一个避开灾难的方式,而“这些事没有一件不是在显示宙斯的威力”无不是对神莫大的嘲讽。

喊出“天神是可耻的”需要多大的勇气,需要作出多大的牺牲,当许罗斯以这样的方式挑战命运,挑战权威,是不是索福克勒斯在他身上注入了更多人的精神?比埃斯库罗斯年轻三十岁的索福克勒斯已经改变了寡头派的立场而变成了温和的民主派,但是他所提倡的民主精神却不是温和的,他在剧本里塑造的那些僭主形象就是专制的象征,所以他需要从悲剧世界里表达他构建人的权威的努力,许罗斯无疑是一个站起来的人,他甚至超越了作为父亲的那个英雄,而他喊出“天神是可耻”的意义更在于通过对英雄的否定开始挑战神威,即使他付出了代价,即使他完成了牺牲,但是这一种行动也成为了索福克勒斯时代人的宣言。

在这本《索福克勒斯悲剧五种》中,有三部悲剧和俄狄浦斯有关,从最早的《安提戈涅》到之后的《俄狄浦斯王》,再到死的时候都没有上演的《俄狄涌斯在科罗诺斯》,“俄狄浦斯三部曲”其实就构筑了索福克勒斯从对人的命运的喟叹到对神的权威的怀疑的一大转折,在怀疑、攻击、否定中,让人的形象丰满起来,即使他所歌颂的是英雄人物,但是脱离了神的束缚的英雄敢于向命运挑战,敢于忍受苦难,敢于肯定自己的意志,就如他自己所说,和欧里庇得斯按照人本来是什么样采写,他按照的是人应当是什么样,也就是说,欧里庇得斯写出的是普通人,而索福克勒斯写出的则是理想化的人,正是这些理想化的人,才使得英雄在悲剧中才显得更为立体,才使得形象更为丰满。

“俄狄浦斯三部曲”并非是按照事件先后来写作的,而是俄狄浦斯死后两个儿子相互残杀之后的《安提戈涅》作为第一部。俄狄浦斯的两个儿子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吕涅刻斯因为争夺王位相互残杀而死,当他们死后摄政的克瑞翁便下令波吕涅刻斯的尸首不得埋葬,因为他代表的是不义的一方。当克瑞翁下令不得将波吕涅刻斯的尸体安葬,无疑代表的是君权,君权是至高统治者拥有的权力,这就为安提戈涅之后的行动带来了两种质疑:克瑞翁下达的命令是不是和神无关?克瑞翁解释自己做出的这个命令的理由:“既然两个王子同一天死于相互造成的命运——彼此残杀,沾染着弟兄的血——我现在就接受了这王位,掌握着所有的权力;因为我是死者的至亲。”克瑞翁赋予了权力的合法性,所以当兄弟的战争爆发,不义的一方必须接受残酷的命运安排,因为他是敌人,“我决不把城邦的敌人作自己的朋友;我知道唯有城邦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要等我们在这只船上平稳航行的时候,才有可能结交朋友。”

但是这个权力只是在人的世界里具有合法性,在神面前呢?安提戈涅就直接指出了自己违背这道命令的理由:“我敢;因为向我宣布这法令的不是宙斯,那和下界神祇同住的正义之神也没有为凡人制定这样的法令;我不认为一个凡人下一道命令就能废除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不成文律条,它的存在不限于今日和昨日,而是永久的,也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倔强的安提戈涅是和妹妹伊斯墨涅形成了对比,伊斯墨涅因为害怕这道命令祸及自身,所以她不敢和姐姐一起将波吕涅刻斯尸体埋葬,“首先,我们得记住我们生来是女人,斗不过男子;其次,我们处在强者的控制下,只好服从这道命令,甚至更严厉的命令。因此我祈求下界鬼神原谅我,既然受压迫,我只好服从当权的人;不量力是不聪明的。”这明显是一种屈服于强权的逃避,而安提戈涅把克瑞翁的命令置于神的面前,在对比中质疑其合理性:神的命令是永恒的,而凡人的命令则是一时的,甚至只是体现着他自己的意愿。

正是因为对克瑞翁为代表的僭主的权力的怀疑和否定,所以安提戈涅才能有勇气埋葬哥哥的尸体,甚至反而把自己的行为看成是一种合理的诉求,“我要对哥哥尽我的义务,也是替你尽你的义务,如果你不愿意尽的话;我不愿意人们看见我背弃他。”安提戈涅反抗君权,是为了一种人权,“可是我的天性不喜欢跟着人恨,而喜欢跟着人爱。”但是克瑞翁还是将她带离,并且要惩罚她,甚至用自己的权力惩罚儿子海蒙,让他解除和安提戈涅的婚姻关系,他对海蒙说的是,“背叛是最大的祸害,它使城邦遭受毁灭,使家庭遭受破坏,使并肩作战的兵士败下阵来。只有服从才能挽救多数正直的人的性命。所以我们必须维持秩序,决不可对一个女人让步。”而安提戈涅的未婚夫海蒙也是一个敢于反抗的人,他说了一句“只属于一个人的城邦不算城邦”,实际上就是在攻击父亲的强权。

索福克勒斯:神示没有叫我放心,也没有使我惊慌

海蒙最后选择了自杀,在这一种死亡面前,克瑞翁似乎开始悲伤,尤其是先知忒瑞西阿斯对他说:“要当心,你现在又处在厄运的刀口上了。”克瑞翁才发出了“我们不能和命运拼”的感叹。看起来,安提戈涅的反抗和海蒙的自杀让克瑞翁放弃了强权,但实际上,无论是安提戈涅基于人世亲情的原因而埋葬波吕涅刻斯,还是海蒙用自己的死让父亲不成为独裁者,甚至克瑞翁最终的让步,他们都只是在人的范围里做出了某种调整,也就是说,他们都没有触及到神的利益,都没有怀疑神的权威:海蒙认为父亲的王权是践踏了众神的权利,所以神的权利在王权之上;安提戈涅认为克瑞翁只是一时的命令,只有神的律条是永恒的;克瑞翁放弃自己的命令,是因为先知以神的名义给他带来了诅咒——甚至海蒙之死就是诅咒应验的一部分,所以克瑞翁在做出让步时说:“一个人最好是一生遵守众神定的律条。”

对人世界里的强权进行反抗,《安提戈涅》根本没有触及神的权力,高高在上的神统治着一切,控制着一切,主宰着一切。而在《俄狄浦斯王》里,对于神控制的命运则开始了怀疑,甚至是质疑。俄狄浦斯的命运无疑是悲剧,他因为一开始就带上了神示,所以他被抛弃在荒郊野外,但是牧羊人将他救起之后,又延续了生命,在生命被延续中,刻在他身上的神示却无法被抹去,即使他选择了逃避,最后还是在杀死了忒拜城的老国王之后成为杀父娶母神示的一个牺牲品。俄狄浦斯一生无法逃离命运,就是无法逃离神的控制,但是在索福克勒斯笔下,俄狄浦斯却成为一个伟大的人,这种伟大就在于他敢于向自己的命运发出挑战,敢于毁灭一个被神示的人。

当忒拜城陷入瘟疫的时候,他希望为城邦解除困境,这是一个国王的担当,当从先知那里得知是因为国王遇害的灾难而导致了瘟疫,所以他要查出真正的凶手,当最后的真相是他亲手杀死了老国王而娶了自己的母亲伊俄卡斯忒为妻,在无法逃离那个神示的身世面前,俄狄浦斯便大喊:“一切都应验了!天光呀,我现在向你看最后一眼!我成了不应当生我的父母的儿子,娶了不应娶的母亲,杀了不应当杀的父亲。”一切都是不应该,当伊俄卡斯忒死去,俄狄浦斯发出了一生叹息:“我多么不幸啊!我这不幸的人到哪里去呢?我的声音轻飘飘的飞到哪里去了?”最后他刺瞎了自己的双眼,成为了流亡人。看起来,俄狄浦斯用自我牺牲的方式逃避看得见的命运,对于神的安排无能为力,但是在他刺瞎自己的眼睛的时候,其实是在向命运之神发出人的呼喊,“是阿波罗,朋友们,是阿波罗使这些凶恶的,凶恶的灾难实现的;但是刺瞎了这两只眼睛的不是别人的手,而是我自己的,我多么不幸啊!什么东西看来都没有趣味,又何必看呢?”

俄狄浦斯从出生开始就带上了神的诅咒,所以他的命运其实就是神权的一种投射,他所有的经历都没有能避开命运,也就是说神的权力总是在他身上表现出来,所以最后俄狄浦斯用刺瞎双眼的方式,就是在对神的权力提出抗议,而对神的抗议就是回到了他作为一个普通的国王和父亲的角色,他希望城邦永远安宁,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照应,“请你照应她们;请特别让我抚摸着她们悲叹我的灾难。”他对克瑞翁说。也正是在这最后刺瞎自己并流亡他乡的决定中,俄狄浦斯就完成了从英雄到人的蜕变,完成了命运被神控制到自我控制的转变也使得他成为了在歌队长那里“伟大的人”:“忒拜本邦的居民啊,请看,这就是俄狄浦斯,他道破了那著名的谜语,成为最伟大的人;哪一位公民不曾带着羡慕的眼光注视他的好运?他现在却落到可怕的灾难的波浪中了!”

一个伟大的人,敢于将灾难挑在自己身上而给他人以平安,而在《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流亡的俄狄浦斯继续着“多灾多难的父亲的角色”,而这个最值得崇敬的人对于安提戈涅来说,才有了和第一部《安提戈涅》中不同的形象:和许罗斯一样,她完全开始了对神的反抗。俄狄浦斯来到科罗诺斯,是把自己当成受害者,“但事实上,我是不知不觉走上了这条路的,而那些害我的人却是明明知道而要毁灭我的啊!”在他口中的那些害我的人是谁?当然是决定了他命运的神,不仅是他自己,两个儿子的争吵乃至残杀,也是神制造的事端吗,就像伊斯墨涅所说:“神的诱惑和邪恶的心灵使他们两个不幸的人发生了凶恶的争吵,彼此争夺王位和王权。”所以俄狄浦斯在鄙视这些无情的神示中,表达了对两个女儿的关爱:“这两姐妹虽然是女孩子,却付出了女性所能付出的一切,养活我,给我以安全的庇护,尽到了子女的照拂;而她们的两个哥哥却只贪图王位、王杖和王权,而不要父亲。”

人的形象进一步丰满,而俄狄浦斯在这部剧里真正对神示提出否定的是把自己放在“法律”里,“你们听我说:我所杀死的是要我性命的人;在法律面前,我是清白无辜的;因为我不知他是谁,就把他杀了。”在法律上清白,在神示里则是罪恶的,所以他杀了那些人,就是杀了不在法律里而被神控制的人,就是杀了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人,而克瑞翁口口声声说他是“一个杀父的人、一个有污染的人、一个和不洁净的婚姻有关系的人”,又把他推向了命运的泥沼,推向了神示的世界,所以俄狄浦斯不愿回去,他宁愿选择死——以死来结束自己被神控制的命运,以死来成全城邦的幸福。而对于下一代来说,从科罗诺斯,他们开始了对于神的否定:安提戈涅说:“他不是死于战争,也不是死在海上,而是一种神秘的死亡把他带到了那幽暗的原野上。”神就是一种制造了神秘死亡的凶手;伊斯墨涅说:“我不知道。但愿那杀人的冥王使我同我的老父亲死在一起!”俄狄浦斯死了,冥王也死了,神,当然也死了。

从《安提戈涅》对于王权的否定,到《俄狄浦斯王》对于自我命运的毁灭,到最后的《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对于神权的反抗,“俄狄浦斯”三部曲构筑了索福克勒斯理想化的人的世界,他们有了自己的意志,有了自己的决心,有了自己挣脱命运的勇气,因为他们要生活在一个清白无辜的法律中,而不是在充满了诱惑、邪恶、无耻的神权世界里,因为,“天神是可耻的”。

欧里庇得斯悲剧五种

编号:X32·2191214·1611
作者:欧里庇得斯 著 罗念生 译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6年06月第1版
定价:69.00元当当32.90元
ISBN:9787208134645
页数:436页

欧里庇得斯与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并称为希腊三大悲剧大师,他一生共创作了九十多部作品,保留至今的有十八部。对于欧里庇得斯的评价,古往今来一向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最伟大的悲剧作家,也有人说悲剧在他的手中衰亡,无论这些评价如何反复,无庸置疑的是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对于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与前辈们不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不再围绕着旧式的英雄主题,而是取材自日常生活,剧中出现了平民、奴隶、农民等人物形象,而剧中所采用的语言也平民化了,很通俗易懂。排除所谓的“苏格拉底式的乐观”,欧里庇得斯的写作风格可谓是对传统悲剧内容的颠覆。他被认为是“蔑视当时的社会和国家政策,对人人赞美的荷马史诗中半人半神抱着极端叛逆精神,而对沉默寡言,不求闻达的普通人,则寄予莫大的同情,在这些超尘脱俗的老实人身上,他找到了他的英雄主义理想”。《欧里庇德斯悲剧五种》收集了罗念生先生翻译的欧里庇德斯悲剧五种,包括:《阿尔刻提斯》《美狄亚》《特洛亚妇女》《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酒神的伴侣》。


《欧里庇得斯悲剧五种》:可是神不应该像人

赫卡柏 特洛亚,你先前在东方的城邦里气焰真高,你的好名声立刻就要消失了!他们竟把你烧毁了,还要把我们从这地方带出去作奴隶。神们呀!——我为什么要呼唤神们?我早就向他们祈祷,可是他们哪里肯听?
——《特洛亚妇女》

老普里阿摩斯死了,儿子赫克托耳死了,佛律癸亚的英雄死了,特洛亚的将士也死了,而当经历了十年的特洛伊战争随着特洛伊城在火海中坍塌,只剩下可怜的女人们,而这绝不是女人命运的最后终点,“这震动,这震动会倾陷全城!哎呀,这战栗的,战栗的腿啊,快支持我步行,引导我去过奴隶生活。”她们成为了不再受保护的女人,他们不再是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她们走向未知之路就是走向非人的奴隶生活。

这是“她们”的宿命?“呀,舞弄铜矛的特洛亚将士的可怜的妻子们啊,可怜的女儿们啊,苦命的新娘们啊,伊利翁正冒着浓烟,让我们齐声痛哭吧!”的确,特洛伊的妇女被战争带向了奴隶的深渊,而其实,造成这一场战争爆发的正是因为女人的嫉妒,甚至和神明有关,那个金苹果不是为了判定谁最美,而是在美的诱惑下决定了“女人为难女人”的悲命循环中,当斯巴达王妃海伦被劫走,希腊各城邦的王者和将领在迈锡尼王阿伽门农的带领下进兵特洛伊,由此导致了十年的特洛伊战争。所以斯巴达国王、阿伽门农的弟弟、海伦的原夫骂她:“全军的将士把你交给我这受过你的害的人来杀掉。”特洛亚国王普里阿摩斯妻子、赫克托耳与帕里斯的母亲赫卡柏也对墨涅拉俄斯说:“快把这女人杀了,杀得好,这样你就给希腊戴上了一顶荣冠;你还得为其余的女人制定这一条法令:‘凡背弃丈夫者概处死刑’。

杀了海伦,制定法令,赫卡柏就是把这一切都归结为一个女人的不忠,但是海伦或许只是一个导火索,“我果真就这样死了,未免不公平。”当海伦被置于仇恨中心,这也是她作为一个女人的不幸,但是海伦的身后站着谁?那就是阿佛洛狄忒,当阿佛洛狄忒带来了金苹果,当金苹果成为了灾祸的起因,这场灾难的源头似乎就是一个神。当女神为了海伦而发生争吵,当这种争吵变成了特洛伊战争,当特洛伊在木马攻城中陷落,当城市陷落而将士们战士,是不是这一种罪过都指向了神?而起源于女神的嫉妒而造成的人间悲剧,最后却又给女人们带来了灾祸。被分配给阿伽门农的卡珊德拉在特洛亚妇女面前把灾祸指向了希腊联军,指向了男人:“他们为了一个女人,为了一点爱情,为了追回海伦那女人,牺牲了多少性命!至于那聪明的元帅,也为了那最可恨的事情,失去了那最可爱的东西,他为了那女人的缘故,把家庭间父女的快乐为他的弟弟牺牲了,那女人原是她自己愿意,不是硬被拐走的。”

海伦或者是牺牲品,但是当特洛亚的妇女也都成了被分配的奴隶,他们更是这个神制造的悲剧里的牺牲品,甚至如歌队所唱:“黑暗的死罩上了他的眼睛,那敬神的人竟叫那不敬神的人杀死了!”因为最后时刻,赫克托耳与安德洛玛刻的儿子、无辜的阿斯堤阿那克斯被他们从城墙上摔下来死了,赫卡柏这时才将这一悲剧怪罪于神,“你们曾发现残忍的行为不合希腊精神,为什么又要杀死我这无辜的孩儿呢?”神的冤仇,神的嫉妒,让人世间变成了末日,“我敢说,你决不会是宙斯所生,你原是这许多希腊人和特洛亚人的祸害。你真该死,你那太漂亮的眼睛,竟自就这样可恶的毁灭了特洛亚的闻名的郊原!”当她把衣服裹在孩子身上,把花冠戴在他头上,她的悲哀社会看透神的闹剧:“神们并不想作什么别的,只是把灾难降到我身上,降到特洛亚城里,这都城是他们最恨不过的。”所以杀牛献祭又如何?敬神又如何?“若不是神……把我们摔在地下,我们便会湮没无闻,不能在诗歌里享受声名,不能给后代人留下这可歌可泣的诗题。”这是巨大的讽刺,曾经的祈祷不肯听,曾经的呼唤没有回应,特洛亚女人的命运就在这城市的坍塌中成为神的祭品。

但是当赫卡柏拖着战栗的腿“引导我去过奴隶生活”的时候,她或许不知道神正在酝酿着另一种报复,一开场出现的就是波塞冬,他看到了不幸的赫卡柏,看到了苦命的波吕克赛娜,看到了疯狂的卡珊德拉,这些女人悲惨的命运都呈现在他面前,所以他指责希腊联军,尤其是阿伽门农“未免太不顾神意,太不够虔敬了”,而他遇到的雅典娜也抱怨希腊人侮辱了自己的神殿,因为“埃阿斯从那里把卡珊德拉强行拖走了”,于是在不敬神的现实面前,雅典娜希望波塞冬和她联合起来,“为了特洛亚,为了我们这脚底下的都城”惩罚希腊军队,而这种惩罚的目的只有一个:“请你在爱琴海道上激起怒吼的波涛和回旋的流水,用希腊人的尸首填满欧玻亚的海湾,让希腊人日后知道敬重我的神殿,崇拜其余的众神。”

雅典娜因为希腊军队侮辱了自己的神殿,所以认为他们不敬神,而不敬神的一个后果就是让他们是尸体填满欧玻亚的海湾,这是被预设的悲剧,当特洛亚妇女成了奴隶而踏上未知之路的时候,这一场灾难便发生了。但是很明显,对希腊军队的惩罚完全是雅典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因为特洛亚陷落是而报复他们,所以即使特洛亚妇女在巨大的悲痛中成为奴隶,当她们目睹了希腊军队的尸体填满欧玻亚的海湾,她们也并非是完成了复仇的目的。神的争吵引发了特洛伊战争,神的不满又摧毁了作为胜利者的希腊联军,一切都是神的作为,一切也变成了神制造的悲剧——当特洛亚妇女一直敬神,他们缘何要承受生命的巨大代价?“我们真是白白的给他们杀牛献祭!”

对神的谴责是对自身命运的喟叹,而对自身命运的喟叹又折射出女人的悲剧,当神对希腊军队的惩罚在这部戏剧中成为一种缺省,是不是神的一切喜怒哀乐都忽视了人的存在?这是一个英雄时代,是神明时代之后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英雄是不是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 ?九场剧《阿尔刻提斯》里也有神,他是宙斯的儿子阿波罗,他也是睡神的孪生兄弟死神,但是和《特洛亚妇女》中神在缺省中制造了复仇故事不同,在这里,神似乎介入到了人的生活里,阿波罗只是斐赖城的畜牧保护神,是宙斯“逼着我来为凡人服务”,他遇见了死神,而死神告诉他,今天,国王阿德墨托斯的妻子必须去死,因为她要替自己的丈夫到下届去,于是,“一切的礼仪国王都尽到了,所有的神坛上都供满了血红的祭品,这灾难依然是无法挽救。”

灾难无法挽救,到底是怎样的灾难?阿波罗是这场灾难的旁观者,他甚至问死神:“那么,阿尔刻提斯能不能活到老呢?”死神的回答是:决不能,“一个人死得年轻,于我更光荣。”对于死神来说,让一个人死就是让自己享受权利,所以死亡不可避免,但是作为旁观者的阿波罗,并不是想要挽救这一种死亡,甚至这场死亡就是自己导致的,“我曾骗过了命运女神们,救他一命;可是那三位女神却这样答应我:只要有一个死者代替阿德墨托斯到下界去,他便可以逃避这临头的死亡。”他就是斐瑞斯的儿子阿德墨托斯,因为阿波罗为了救他而欺骗了命运女神,命运女神没有让他死却需要有人代替,于是阿德墨托斯的妻子阿尔刻提斯成了代替者,也就是说,阿波罗解救了身为男人的阿德墨托斯却将女人阿尔刻提斯推向了死亡深渊。

面对死,即使是阿尔刻提斯自愿,也是人世间的悲剧,对于阿尔刻提斯来说,她虽然成为了贤淑的符号,但是她必须承受家庭的悲剧:“永别了,愿你们很幸福;我的丈夫,你可以夸说,你娶一个最贤良的妻子;孩子们,你们也可以夸说,你们出自一个最贤良的母亲。”阿尔刻提斯是用自我牺牲的精神让丈夫活着,这是一种成全,在某种意义上却是男权的体现——为什么阿德墨托斯不能自己去死?这其实就是一种人间的悲剧,而阿德墨托斯在妻子为他替死的时候,竟也开口骂自己的父母不够伟大不能主动像妻子一样成全自己,“我憎恶那生我的母亲,也怨恨我的父亲:他们只是口头上爱我,不是事实上爱我。”而他的父亲斐瑞斯把阿尔刻提斯的行为也看成是伟大,“她敢于作出这高贵的行为,使世间妇女的生命显得分外光辉。”但是面对儿子的指责,他的回应完全是一种家庭伦理的反驳,“我只是生你,把你养来作这宫中的主子,可没有替你死的义务,因为我并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祖传的习惯,或是希腊的律法:当父亲的应该替儿子去死。”甚至他从阿尔刻提斯的替死行为中反衬出阿德墨托斯作为一个男人的懦弱:“你这坏东西却远不如你的妻子,她替你死了,替你这漂亮的年轻人死了!你发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可以长生不死,只要你劝得动你每个时期内的妻子都替你死;你自己怯懦,却要骂那些不愿替你死的亲人!”

父子之间两个男人的对话,充满了浓浓的家庭气息,他们的这种伦理观完全是人意义上的,而这种讨论把阿尔刻提斯当成是一种伟大,其实也是一种不平等——对于欧里庇得斯来说,这已经是一大进步,他把妇女的地位提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地步,为的就是成为贤淑忠诚的人,成为牺牲自我的人,但是这种进步隐含着英雄时代的男性思想,而这种男性思想更是神话时代的一种折射:阿波罗自己被宙斯惩罚而为凡人服务,自己解救凡人却得罪了命运女神,在死神实现自己的权力面前又无能为力,倒是赫拉克勒斯,因为来到阿德墨托斯的宫殿听到了这个死亡事件之后,为了报答阿德墨托斯的恩惠,决定将死去的阿尔刻提斯重新带回人间,“我要把她交到你那唯一的右手里。”

死去的妻子重新来到自己身边,这对于阿德墨托斯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幸福,也是对于自己逃避死亡而被人羞辱的一次拯救,所以他感激赫拉克勒斯,并且赞扬宙斯:“至大的宙斯的高贵的儿子啊,愿你有福,那生你的父亲会保护你,只有你才挽救了我的命运!”神的权力超越了命运,神便成为人的唯一主宰,就像歌队所唱的那样:“神明的分配式样多端,他们总是作出许多料想不到的事。凡是我们所期望的往往不能实现,而我们所期望不到的,神明却有办法。这件事也就是这样结局。”但是当阿尔刻提斯经历了死亡和复活,当阿德墨托斯经历了悲痛和欣喜,当人的命运完全被神主宰,是不是反倒是人间的一种悲哀?

这种悲哀正如复活的阿尔刻提斯没有说话一样,人在神的面前是沉默的,所以他们的命运也在“神明的分配式样多端”中成为一个游戏。九场的《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和《阿尔刻提斯》有着几乎相同的主题,伊菲革涅亚作为阿尔戈斯国王阿伽门农的女儿,却在阿伽门农率领希腊远征军去攻打特洛亚时被祭奠给神,“我父亲以为,为了海伦的缘故,在欧里波斯的疾风时常吹动蔚蓝的海水,掀起涡流的地方,在奥斯的闻名的山峡中,已经把我杀死,祭了阿耳忒弥斯。”女儿成了牺牲品,就是为了敬神,但是伊菲革涅亚没有死去,祭奠给阿尔忒弥斯却又被阿尔忒弥斯所救,她用一只母鹿将伊菲革涅亚换走,最后成了阿耳忒弥斯神庙的祭司。

和阿波罗将阿德墨托斯解救出来用了替换法一样,伊菲革涅亚的命运也在替换的过程中被改写了,神主宰着他们的生死,而当在祭司中遇到了自己的弟弟俄瑞斯忒斯,亲人相见让他们格外高兴,也是在灾难频仍的时代看到了幸福,而这一切的到来都是神的作用,所以伊菲革涅亚感叹:“哪一位天神,凡人,或意外的机缘能在这走投无路时指出一条路,让阿特柔斯这两个唯一的后人脱离灾难?”但是俄瑞斯忒斯是陶里刻的敌人,国王也正在追杀他,当亲情降临,他们设计了逃跑计划,而作为女人的伊菲革涅亚希望弟弟带走神像之后能顺利逃脱,“只要救了你,我就是活不成,我也不怕,因为,实际上,只有男人扔下家死掉才可悲;至于一个女人倒是无关紧要的。”也像阿尔刻提斯一样,为了成全男人的事业,自己可以作为牺牲者。但是这并非是最终的结局,当陶里刻国王托阿斯准备追击时,神出现了,雅典娜对他们说:“快停止追捕,停止遣派这潮水般的队伍,因为罗克西阿的神示预先派定俄瑞斯忒斯到这里来,好让他逃避报仇神的愤怒,把他姐姐送回阿耳戈斯,把那神圣的像带到我的土地上。”

这是新的神示,连同俄瑞斯忒斯盗取神像,也都是神的安排,所以最后让波塞冬让海平面平静,“让他坐船走了。”在神主宰一切命运中,歌队长唱出了这个英雄时代的主题曲:“最尊严的胜利女神,请保护我一生,不要忘了给我戴上花冠!”是因为他们敬神才有了幸福见面的机会,才有了不被追杀的苦难,而当这些都成了命运,也只是神的一个游戏。《阿尔刻提斯》里的女人,是敬神的女人,是得到了保护的女人,《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里的女人,也是敬神的女人,也是得到了保护的女人,似乎女人在神的荣光里才能拥有自己的地位,才能获得自己的命运,而在《美狄亚》里,当美狄亚被伊阿宋所背叛,她是不是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女人?

“但愿阿耳戈船从不曾飞过那深蓝的辛普勒伽得斯,飘到科尔喀斯的海岸旁,但愿珀利翁山上的杉树不曾被砍来为那些给珀利阿斯取金羊毛的英雄们制造船桨;那么,我的女主人美狄亚便不会狂热的爱上伊阿宋,航行到伊俄尔科斯的城楼下,也不会因诱劝珀利阿斯的女儿杀害她们的父亲而出外逃亡,随着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来住在这科任托斯城。”保姆说出了这个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当爱情变成仇恨,一个来自外乡的女人,一个杀死了弟弟的姐姐,一个背叛了祖国的人,却在命运中再次成为了背叛的牺牲品,而且,美狄亚面临着被驱逐的困境,所以她悲叹的是一个女人的不幸:“哎呀,我受了这些痛苦,真是不幸啊!哎呀呀!怎样才能结束我这生命啊?”

最开始她希望自己死掉,因为生命随着爱情的死亡已经没有了任何乐趣,而这一切在美狄亚那里完全上升到女人的不平等地位,她说:“在一切有理智,有灵性的生物当中,我们女人算是最不幸的。”她认为,“离婚对于我们女人是不名誉的事。”她叹息:“男人住得腻烦了可以到外面去散散他心里的郁积,我们女人就只能靠着一个人。”但是美狄亚不是一个臣服于命运的人,正是看透了女人的弱势,所以她要变成复仇者,“就在这一天里面,我可以叫这三个仇人,那父亲、女儿和我自己的丈夫,变作三个尸首。”但这不是最终的报复,她甚至在最后时刻,杀死了自己亲身的孩子——作为一个母亲,要将自己亲身的孩子置于死地,如何下手?美狄亚的回答是:“因为这样一来,我更好使我丈夫的心痛如刀割。”让丈夫心痛如刀割,这是对丈夫的报复,而无辜的孩子成了牺牲品,这无论如何是一种杀戮,即使面对伊阿宋的责难,美狄亚认为自己没有做错,“啊,孩儿们,这全是你们父亲的疯病害了你们!”

孩子死去,对于伊阿宋来说,是最为悲痛的事,这和死去的另一任妻子格劳刻不同,伊阿宋对他们有着真感情,当这些可爱的孩子不再有生命,这是多么悲痛的事,所以美狄亚的这一复仇计划得到了满意的后果,但是孩子的死去自己也是罪人,“我要把他们带到那海角上的赫拉的庙地上,亲手埋葬,免得我的仇人侮辱他们,发掘他们的坟墓。我还要规定日后在西绪福斯的土地上,举行很隆重的祝典与祭礼,好赎我这凶杀的罪过。”即使她想要赎罪,这一种杀戮式的报复似乎也掩盖了对女人命运把握的伟大,而其实,美狄亚能够成为最极端的复仇者,正是因为她救助了神的帮助,“只要神明帮助我,我要去惩罚那家伙!”即使复仇女神没有出面,美狄亚也在这种敬神的祈祷中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合法性,而歌队长又唱出了对于神的赞美:“宙斯高坐在俄林波斯分配一切的命运,神明总是作出许多料想不到的事情。凡是我们所期望的往往不能实,而我们所期望不到的,神明却有办法。这件事也就是这样结局。”

复仇女神,胜利女神,命运女神,波塞冬,阿波罗,雅典娜,这些神在人的上面,敬神或不敬神成了他们判断的一句,也成了人生或死的标准,而女人几乎都是在这样一种神的安排中生活,欧里庇得斯为什么在这些悲剧中依然给了神这么大的权力?一个反对内战同情穷人和女人的诗人,一个反对虐待妇女拥护民主的悲剧家,欧里庇得斯对神充满了怀疑,普洛塔戈刺斯曾读到过他的一段论文,“关于神,我就不能够断言是否真的有神存在。这点的认识有许多障碍:第一,是对象本身的不明确;其次,是人类寿命的短促。”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一种不敬神的态度,但是在悲剧里,当人的命运无法摆脱神的控制,这种怀疑论是不是变得空泛?而其实,当神制造了人世间的游戏,当神着意于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实际上这些神都是人的一种投影,他们在喜怒哀乐中制造了神示,他们在悲欢离合中主宰人的命运,这样的神何来威严?无非是另一种人的写照,当他们自己打破了神世界的规则,不仅神话时代终结了,而且英雄时代也失去了崇高性。

所以在人的时代,狄俄倪索斯降临人间,唯一要做的事是证明自己是一位天神,“卡德摩斯把他的宝座和王权传给了他的外孙彭透斯,这人反对我的神道,不给我奠酒,祷告时也不提我的名字,为此我要向他和全体忒拜人证明,我乃是一位天神。”作为宙斯和塞墨勒的儿子,狄俄倪索斯承受着污名化的命运,“说我狄俄倪索斯不是宙斯所生,她们诽谤说塞墨勒同凡人结了私情,却把失身的罪过推在宙斯身上,又说这是卡德摩斯说诳;她们还狂妄的说,宙斯因此把她杀死,都只怪她隐瞒私情,说了假话。”所以他要要给不敬神的人以惩罚来做这一道证明题。于是他让忒拜人狂欢作乐,在酒神的世界里丧失自我。而这自然遭到了忒拜国王彭透斯的反对,他认为这是奇怪的祸事:“据说我们的妇女都出了家门,去参加巴克科斯的虚伪仪式,在山林中到处游荡,狂歌乱舞,膜拜新神狄俄倪索斯,不管他谁;每个狂欢队里都摆着盛满酒浆的调缸,她们一个个溜到僻静地方,去满足男人的欲望,假装献祭的狂女,其实是把阿佛洛狄忒放在巴克科斯之上。”

狂欢是释放了人的欲望,但却违背了神的尊严,但是这一切不正是酒神狄俄倪索斯制造的?而且狄俄倪索斯还诱惑了彭透斯,让他加入了狂欢队伍,而且从树上跌落致死,并且让那些狂乱的女人撕扯他的尸体,“她们把彭透斯的肉抛来抛去,每一只手都染了血。”彭透斯的母亲阿高厄在狂欢中甚至没有认出那肉是儿子的尸体,“忒拜地方有美丽望楼环绕的都城的居民啊,你们前来看看这猎物,这是卡德摩斯的女儿们猎获的,我们使的不是忒萨利亚的缠了皮带的标枪,也不是网,而是我们的白嫩手掌。”这是一场悲剧,以狂欢的形式上演的悲剧,而悲剧的制造者是那个为了证明自己是天神的狄俄倪索斯,所以忒拜城的建立者卡德摩斯目睹了这一悲剧,他一方面对阿高厄说:“因为你们侮辱了他,不相信他是神。”一方面又质问狄俄倪索斯:“我们认罪,但是你也未免太严厉了。”当狄俄倪索斯说因为我是神,受到了他们的侮辱,卡德摩斯的回应是:“可是神不应该像人,动不动就生气。”

这或许是欧里庇得斯代表人类对于所谓的神发出的质疑,当神动不动就生气,是不是就是一般的人,甚至是没有威严的人?而卡德摩斯最后的选择是离开:“女儿呀,我们全都陷进了可怕的灾难中,你和你的姐妹们很悲惨,我也不幸:我老了,还须到外夷地方作客;此外还有一个神示,说我会引导外夷的联军来攻打希腊:我将化作一条龙,带着我的蛇形的妻子,阿瑞斯的女儿哈耳摩尼亚,引导戈矛来袭击希腊人的神坛和坟墓。哎呀,我不能结束我的灾难,也不能渡过那流入下界的阿刻戎河,从此安眠。”这是看透了一切所谓神的预言的人最大的痛苦,而卡德摩斯的这种态度完全是对于神的蔑视,甚至就是对制造而来神话的人的批判。神产生了嫉妒,神制造了战争,神设计了游戏,神不是为了让人敬神,是神自己摧毁了神殿,于是神变成了人,而人的悲剧就在于这样一个悖论:“那敬神的人竟叫那不敬神的人杀死了!”

汉书(4册)

编号:Z62·2191118·1610
作者:[东汉]班固 著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2年04月第1版
定价:268.00元当当184.90元
ISBN:9787101085280
页数:3650页

《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其中《汉书》八表由班固之妹班昭补写而成。《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29年的史事。《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律编入传。另外,《史记》起于传说“三皇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朝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


《汉书》:天示之灾以戒不治

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
——《王莽传第六十九》

十二纪、八表、十志之后是传,七十传除《叙传》之外的最后一篇,《王莽传》被压在厚厚的《汉书》之末端,服虔虽然说:“传次其时之先后耳,不以贤智功之大小也。”颜师古也说:“虽次时之先后,亦以事类相从。”排除功过的大小,按照时间之次序列传,到了王莽这里显然更多了一种班固的主观情绪,这个孝元皇后的侄子,以“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的手段,以“取悦众庶,又欲专断”的方式逐渐占据了皇室的地位,虽然也有“北化匈奴,东致海外,南怀黄支,唯西方未有加”致太平的举措,也有居位辅政、勤劳国家的功绩,但是从丹书著石、顺符命去汉号的作为,无疑是一种“窃国”行为,班固评价说:“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惹,以成篡盗之祸。”

导演了“篡盗之祸”的王莽,在班固的笔下是“为人侈口蹶顄,露眼赤精,大声而嘶”的丑态,这样的丑态甚至预言了其下场,那个凭医术在黄焖等候任用的人说:“莽所谓鸱目虎吻豺狼之声者也,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眼睛像猫头鹰,嘴巴像老虎,声音像豺狼,他能够吃人,当然也一定会被别人吃掉——无道之人,自然最后落得这样的下场:“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班固认为,篡权夺位的王莽就是乱臣贼子的最大典型,而对于这一类窃权者,班固称之为“紫色蛙声”,一种历史的杂色淫声而已,而对于这些紫色蛙声,班固一方面认为是违背了天意,是“非命之运”,另一方面圣王必将将“余分闰位”驱逐。

这是身为“后王莽时代”的班固所发出的感慨,所代表的的态度,而这也班固对家族事业的继承:班固的父亲班彪“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年二十岁见证了王莽之败,于是著《王命论》以救时难,“历古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稽帝王之世运,考五者之所谓,取舍不厌斯位,符端不同斯度,而苟昧于权利,越次妄据,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则必丧保家之主,失天气之寿,遇折足之凶,伏鈇钺之诛。”而到了班固一代,《幽通之赋》也针对世事之变迁,提出了“圣人之至论”,“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恶而不避,守孔约而不贰兮,乃輶德而无累。”从班彪到班固,王莽就是一个考察古今得失的标本,而《汉书》就是这样一部“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的著作,“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班彪而班固,再加上班超、马续,“经过四人手,阅三十四年始成完书”的《汉书》也期望成为“典谟之篇”,而要“焕乎其有文章”,就需要记载“巍巍乎其有成功”,而“巍巍乎其有成功”的历史就在于体现“命之运”:“汉绍尧运,以建帝业。”

这是正统之天命,即“顺天性而断谊”的圣人之至论,王莽之篡权夺位就是违逆天命,就是紫色蛙声,所以需要“圣王之驱除”。从《王莽传第六十九》到《叙传之七十》,对西汉之末端的评价和对写作《汉书》的缘起和结构阐述,似乎就呈现出逆天命和顺天行的两面,而贯穿《汉书》的历史观也正源于此。那么,“汉绍尧运,以建帝业”的正统论是如何在二百三十年的历史中得以体现的?改《史记》的本纪为“纪”,这是体例上的一次创新,颜师古说:“纪,理也,统理众事而系之于年月者也。”以年月的方式反映纪,这便是一种时间流变的标志,也更能清楚地体现“汉绍尧运”的历史的脉络。

《高祖纪第一》无疑是最能体现继承关系的篇章。一方面汉高祖建功立业的过程中出现了几次具有标志意义的异象:“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这是属于高祖的出生标记;“高祖为人,隆準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这是在相貌上与众不同之处;开始起义之后,拔剑斩蛇成为建立帝业的预兆,斩白蛇之后路遇老妪,哭诉说:“人杀吾子。”“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之后老妪忽不见,对于这一记载,应劭解释说:“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献公时栎阳雨金,以为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尧后,谓汉也。杀之者,明汉当灭秦也。”这便是“汉绍尧运”的开始,当高祖立为沛公之后,“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廷,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也。”

斩白蛇是“汉绍尧运”继承的开始,高祖夺取天下的过程充满坚信,但是很明显,班固在其中贯穿了这种正统论。在建立帝业的过程中,项羽无疑是刘邦最大的敌人,“五月,项羽拔襄城还。项梁尽召别将。”这是刘邦和项羽的第一次交集,之后沛公和项羽联合击败秦将章邯;楚怀王约定“先入关中者王之”,怀王身边的老将评价说:“项羽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沛公的为人慢慢得到肯定;连亚夫范增也对项羽说:“沛公居山东时,贪财好色。今闻其入关,珍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气,皆为龙,成五色,此天子气。急击之,勿失。”但是在那场鸿门宴中,孤傲的项羽还是错过了最好的时机,新城三老董公对当时的刘邦和项羽都做过评价:“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之诸侯,为此东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之后便是楚河汉界分立的开始,之后项羽越来越失去人心,最后垓下之围彻底走向了衰败:“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知尽得楚地。羽与数百骑走,是以兵大败。灌婴追斩羽东城。”

无疑在《高祖纪第一》中,班固记叙了高祖得天下的过程,而在传第一篇《陈胜项籍传》中,则记载了项羽失天下的缘由。从立楚怀王到自称西楚霸王,项羽就展示其狂妄而好功的一面:封秦将章邯为雍王,之后出其不意坑杀亲兵二十多万;杀入咸阳之后,“杀秦降王子婴,烧其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宝货,略妇女而东。”而在垓下的时候,闻听四面楚歌,对着虞姬唱起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最终在无颜见父老乡亲的悲叹中自刎乌江,死之前项羽发出的感慨便是:“乃天亡我,何渡为!”悲歌中唱到的“时不利兮”,渡乌江时“天亡我”的感叹,其实都体现着一种丧失天道的无力感,而班固评价项羽时说:“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始霸王之国,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的觉寤,不自责过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岂不谬哉!”班固指出项羽认为是天亡我是一种谬误,但其实,他认为项羽“自矜功伐”就是一种“不师古”的做法,显然他把古代圣贤当做是一种标准。

而其实,刘邦和项羽之区别,在一个细节中得到充分地体现:高祖曾到秦都咸阳服徭役,亲眼看到秦始皇的威仪,他引声长叹地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秦始皇曾经东游会稽,项羽和季父项梁看见了秦始皇,不想项羽冒出一句:“彼可取而代也。”项梁连忙掩住其口,““无妄言,族矣!”一句话可能带来杀身之祸、灭族之灾,缘何?就在于“彼可取而代也”的狂妄。刘邦认为秦始皇是大丈夫的典范,是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态,项羽认为自己可以取而代之,是看到了自己的野心,一个是成长型人格,一个则是毁灭型人格,一个是想坐天下,一个则是想夺天下,于是刘邦在建功立业中怀有仁慈之心,而项羽在争名夺利中实施的是杀戮之为,两种人格,两种态度,最终导致的是两种结果。

想坐天下的高祖缘何能顺天意而承尧运?在刘邦取得天下时,众人让其称帝,但是刘邦却推辞说:“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众人对他说:“大王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地。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高祖起于细微,消灭乱秦,威动海内,这是他建功立业的表现,但是最重要的是能够“德施四海”,这是别人说不能及的,而正是这一德行,才可以“以幸天下”,于是,“汉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从此开创了一代盛世。

在这里,其实有两个关键点,高祖“德施四海”,意味着他的德行是顺天意的,一开始革命的时候,刘邦是一个“好酒及色”的人,连萧何当时评价他说:“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但是这个爱说大话、好酒及色的人在革命经历中不断建立自己的秩序,尤其是善用人才,笼络也好,计谋也罢,总之一切都在助力于建立帝业。在建立汉朝之后,有一次高祖问诸诸侯:“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先天下者何?”高起和王陵回答说:“陛下嫚而侮人,项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其所以先天下也。”而实际上刘邦自己更清楚,他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

建立汉朝之后,高祖逐步完善国家秩序,“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班固评价汉高祖是说:“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这是“德施四海”的另一种角度阐述,而汉承尧运在他看来就是“得天统”的极好证明,而这种正统论始终贯穿在《汉书》中。高祖之后是惠帝,惠帝之后是高后,高后之后则是开创了文景之治的文帝和景帝。文帝下诏说:“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一方面这个不断提出“农,天下之大本也”的帝王认为民为天之所生,所以“为之置君以养治之”,君主之治就是为了实施天治;而另一方面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也就是说,天灾人祸之所以出现,就是为了“戒不治”,所以,文帝提出,“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班固对文帝的评价是:“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而到了平息七国之乱的景帝,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间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朕甚痛之。郡国或硗狭,无所农桑系畜;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班固对此评论说:“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班固:顺天性而断谊

文景之治创造了“美矣”的盛世,就在于顺天意遵天道得民心,而到了汉武帝时代,则从罢黜百官中开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也由此更符合天道,“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而从昭帝纪开始,和天有关的异象记载渐渐多了起来,昭帝时有“凤皇集东海”,有“泰山有大石自起立”,有“流星大如月”;在《宣帝纪》中,凤皇的出现屡见不鲜,本始元年五月集胶东、千乘,四年五月集北海安丘、淳于,地节二年夏四月,“凤皇集鲁,群鸟从之。”于是宣帝下诏曰:“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协宁百姓,承天顺地,调序四时,获蒙嘉瑞,赐兹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骄色,内省匪解,永惟罔极。”在凤皇瑞相中,赦免天下囚徒,赏赐官吏,加赐鳏寡孤独、三老、孝悌力田帛,“凤皇来仪,庶尹允谐”,这当然是一种天意。

但是,从《元帝纪》开始,凤皇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白蛾群飞蔽日:《成帝纪》中记载的建始元年异象就有多次:六月,“有青蝇无万数集未央宫殿中朝者坐。”八月,“有两月相承,晨见东方。”“九月戊子,流星光烛地,长四五丈,委曲蛇形,贯紫宫。”十二月,“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是日大风,拔甘泉畤中大木十韦以上。郡国被灾什四以上,毋收田租。”建始三年,又有日蚀,地震,河平元年夏四月三十日,日从偏食到全蚀……每次出现异象,成帝都会喊出“朕甚为惶恐”,“盖闻天生众民,不能相治,为之立君以统理之。君道得,则草木、昆虫咸得其所;人君不德,谪见天地,灾异娄发,以告不治。”将灾祸之降临归结为“人君不得”,所以自责,所以赦免,而这些无德的异象之产生,班固也认为这是汉朝逐渐走向衰亡的证明,“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

班固的正统论还体现在“十志”中,在《天文志第六》中,他认为,“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乡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天象之表象,根本则在与地,而地之得失就在于人,这是人影和人形之间的关系,天和地地和人便建立其了回应之和,《元帝纪》中记载元帝初元元年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第二星东可四尺”,占卜说“为水饥”,果然五月的时候渤海之水大溢,六月的时候关东大饥,“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五年四月出现彗星,二年后“西羌反”;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日,“天暒晏,殷殷如雷声,有流星头大如缶,长十余丈,皎然赤白色,从日下东南去。四面或大如盂,或如鸡子,耀耀如雨下,至昏止。”这是星陨之兆,果然,“王氏之兴萌于成帝时,是以有星陨之变,后莽遂篡国。”

但是在天地对应的阐述中,班固期望君主有德施四海的仁政,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君主的另一个作用就是“以幸天下”,文景之治提出的“农,天下之大本也”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但是在班固那里,则变成了儒家一种思想,天下是礼乐的天下,是律历的天下,是秩序的天下,是仁政的天下,“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礼乐通达神灵,建立人伦,端正性情,调节万物,这才是他所认为“幸天下”的标志。所以在七十传中,班固给了文士很大的篇幅。他在点评刘向家族时提到,“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杨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他把汉代的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杨雄看成是真正的“文人之士”,就在于他们的言论“有补于世”,是治世之益友。分而叙之,他认为董仲舒“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他认为“不虚美,不隐恶”的司马迁在困境中能“幽而发愤”,他评价刘雄“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曶之”,以为绝伦……

这种观念更体现在类传中,在《儒林传》中,班固认为儒者的作用就是“博学乎《六艺》之文”,而六艺在他看来,“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所以儒者起到的作用就是给君主提供明天道、正人伦的典籍;《循吏传》中班固也是强调了循吏的作用,那就是:“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颜师古对此说:“循,顺也,上顺公法,下顺人情也。”作为中间人的循吏,教化百姓是他们的职责;和循吏职责不同的是酷吏,但是在教化的作用上却是一致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严酷的法律被实施,就在于让人归服;为什么会有商旅?《货值传》中班固说:“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所以当谷不足而货有余,这是世道的一个变化,长此以往则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极端的例子便是游侠的出现,曾子说:“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游侠之出现,就在于失去了明王失去了礼乐失去了德行,“非明王在上,视之以好恶,齐之以礼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

起于高祖建帝业,终于王莽篡权夺位,起于“汉绍尧运”,终于“紫色蛙声”,二百三十年的西汉历史有功业,也有异象,有威德,也有灾祸,而三四十年始成的《汉书》重要的书写意义就在于惩戒,“天示之灾以戒不治”,古今同理,天地呼应,历史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

资治通鉴(18册)

编号:Z65·2191118·1609
作者:[宋]司马光 编撰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09年05月第1版
定价:866.00元当当597.50元
ISBN:9787101067163
页数:12517页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终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跨16个朝代,录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迹,成书二百九十四卷,是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和《史记》有所不同,司马迁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重视天人关系和朝代更替的规律;而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目的则更加现实,他是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因此在选材上,能够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作用的政治史就毫无疑问地占据了重要的位置。《通鉴》极其重视腐败政治,对于政治清明和黑暗时期都用功很深,也重视战争。举凡权力更迭、施政得失、制度沿替、人才进退都有详尽深入的记载,这些内容也是《通鉴》一书的精华所在,记述中尤其表现出编年史的优点。比起纪传体的一事互见于不同传记,《通鉴》在记述一件事、一项制度的时候,可以更清晰地表现出全貌和发展变化的过程。《通鉴》的议论部分沿袭了以往史书的形式,即书中的“臣光曰”。全书共186篇,沿用前人的84篇,出于自己之手的102篇,内容主要是有关国家治乱和君臣之道的。

弗兰肯斯坦

编号:C37·2191109·1608
作者:【英】玛丽·雪莱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4年03月第1版
定价:25.00元当当12.20元
ISBN:9787532762866
页数:231页

《弗兰肯斯坦》,全名是《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其它译名有《科学怪人》、《人造人的故事》等,是英国作家玛丽·雪莱在1818年创作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最初产生于一次文学游戏,1816年夏天,作者玛丽同丈夫雪莱、拜伦等人在日内瓦郊外经常聚会。大家提议每人写一篇恐怖故事,后来只有玛丽·雪莱的故事成型。该作讲述小说主角弗兰肯斯坦是个热衷于生命起源的生物学家,他怀着犯罪心理频繁出没于藏尸间,尝试用不同尸体的各个部分拼凑成一个巨大人体。当这个怪物终于获得生命睁开眼睛时,弗兰肯斯坦被他的狰狞面目吓得弃他而逃,他却紧追不舍地向弗兰肯斯坦索要女伴、温暖和友情;接踵而至的更是一系列诡异的悬疑和命案。该小说被认为是世界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作者玛丽·雪莱,被誉为“科幻小说之母”,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是哲学家,母亲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创作《弗兰肯斯坦》时年仅十九岁。


《弗兰肯斯坦》:我的希望只是幻想

决不。从那时起.我向人类宣战,要与他们,特别是那个将我制造出来,又将我推入无法忍受的苦难之中的人血战到底。
——《第十六章》

当这个从来没有名字的怪人喊出“向人类宣战”,他已经把自己从人类这个整体中分离出去,这种分离带着被排挤的痛苦,带着希望破灭的悲伤,带着无法改变自身的宿命,与人类为战是一种报复,但是当最后指向的是那个制造了生命的造物主,要和自己的主人血战到底,却又变成了对于生命本质的质疑——无论是对人类整体的对立,还是对造物主的质疑,当一个被创造的怪人以杀死人类和主人的复仇方式求得自我存在的可能时,他或者也已经将自己推向了死亡。

他真的是人类之外的特殊存在?一个对人类进行复仇的怪人,其存在的意义或者并不是揭露了生命在生理学上存在的奥秘,而是变成了一种社会学的个体样本——当一八一六年的玛丽·雪莱在和丈夫、拜伦一起度假而萌生写一个恐怖故事的时候,她也并非只是为了追求一种让人感觉到恐怖甚至绝望的效果。玛丽·雪莱在回顾创作这个故事时说:“我紧张地思索着,试图想出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必须与前人写故事同样精彩,同样能激发我们去写新的故事;它必须迎合人本性中那份莫名的恐惧心理,从而引起人们极度的恐惧感——这个故事要让读者吓得不敢左右旁顾,吓得他们心惊肉跳,面如土色。”追求一个精彩的故事,以迎合人类本性中莫名的恐惧心理,的确是她当初的想法,但是,这个之后成为社会学研究样本的故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恐怖小说,甚至当人们将之冠以“第一部科幻小说”以表达它的开创意义时,这其实也并非是真正的科幻小说,因为弗兰肯斯坦创造这个生命,只是借用了一个概念,一种理念,内中对于生命的奥秘并没有上升到科幻的层面上。

但是,科幻小说具有的幻想特性,幻想里对于生命的本体论考察,却提供了对于人类本性的一种解读:一个被科学家创造的生命体缘何在美好的东西覆灭之后会激活一种恶?这种恶追求爱和公平不得为何会变成罪?而罪恶的最终结果又为什么会变成自我毁灭的死亡?或者说,这个被制造出来的生命体是不是人类本性里恶的投影?回到这个生命的起源,弗兰肯斯坦当初决定创造他,仅仅是因为一种好奇心,仅仅因为一种求知欲,将那些支离破碎的理论体系和互相矛盾的理论糅合起来,从自然科学尤其是化学中获得知识,从墓穴和陈尸所里研究那些腐烂的尸体,在完成了骨架之后,再将错综复杂的神经纤维、肌肉和血管植入其中,最终在“十一月的一个阴沉的夜晚”,生命诞生了:“我看到那具躯体睁开了一双暗黄色的眼睛,正大口喘着粗气;只见他身体一阵抽搐,手脚开始活动起来。”

生命诞生,他是一个活物,对于弗兰肯斯坦来说,是以科学的方式完成了生命的构建,或者以科学的方式洞悉了生命的奥秘,但是这个活物还缺少什么?他缺少名字,缺少美的面容,缺少一颗始终充满爱的善心,当一个科学家通过不断努力创造了一个生命体,为什么不把这些属于美好的东西都一起创造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生命体尽管有生命,但是是不完整的,就像他拥有八英尺的高度,是一个人类之外的“庞然大物”,那些缺失的东西正好成为了这个生命体诞生所拥有的知识之外的一切感情元素,或者说,弗兰肯斯坦创造了他,是一次失败的实验,更为可怕的是,一个能够创造个体的科学家,一个制造了生命奇迹的造物主,却无法对这个怪物进行控制,也就是说,从他诞生的那一天起,他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个体,知识无法控制他,所以他只能在自我的成长中将那些缺失的东西填补进来。

的确,怪物离开主人之后开始了自己的探寻之路,他来到了因格尔施塔特附近的森林,学会了如何消除身体疲劳,学会了如何在饥渴中寻找水和食物,知道了声音和气味,知道了皎洁的月亮带给自己的愉悦心情,“大自然迷人的景色使我精神振奋,往事已从我的记忆中消逝,眼前的一切怡静安然,而闪光的希冀和对欢乐的神往则将我的未来染成一片金色。”不仅仅是对大自然的认识,也不仅仅是对自然风光的欣赏,他还认识了火,知道如何照亮森林如何取暖如何烧熟食物,他还走进了小屋和和睦的农家相处,学会了火、牛奶、面包和木柴等词语,了解到了亚洲人和希腊人、罗马人的区别,知道了罗马帝国、骑士团、基督教和美洲大陆……实际上对于怪人来说,这些也都是一种知识,是对于弗兰肯斯坦没有给他的那个知识体系的完善和补充,而在这些知识的获得过程中,他也慢慢拥有了感性、知性和理性,到此为止,怪人对于人类的认识似乎都是善意的,至少是没有善恶的中性世界。

但是恶随后进入了他的世界,从历史中帝国的灭亡、战争的爆发,能够感受到人类在威武强大、善良正直、伟岸豁达之外,还有阴险刻毒,还有卑鄙无耻,“成为一个具有高尚情操的伟大人物似乎是每一个感觉敏锐的人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而卑鄙奸诈、心狠手辣——史书中记载的许多人都是这样——则是人类最大的堕落。”这是从知识中获得的人类善与恶的矛盾,而在现实中,当萨菲的父亲拒绝让萨菲嫁给基督徒,当他被土耳其人投入监狱,当贫困的一家遭遇了不公平,怪人看到了人类身上的恶,而当保护人走了,怪人和世界的唯一联系中断,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肩膀,他才从自我的实践中认识了人类赤裸裸的恶,“我的善举竟受到如此回报!我救了一个人的命,可得到的报偿却是遭人枪击,弄得皮开肉绽不说,连骨头也给打碎了,疼得我在地上直打滚。”这是肉体疼痛带来的醒悟,这是亲身经历得到的体验,“他们恩将仇报,实在有失公允;如此待持我,真令我倍觉痛楚,心情十分压抑。”而从质疑开始,他内心的复仇之火被点燃,“我绞尽脑汁考虑如何伤人,甚至杀人。”

这是怪人对自我审视之后的结果,“我一文不名,无亲无友,没有任何财产;我所有的,只是这副畸形、丑陋、遭人厌恶的躯体。”这是一种自我的分离,当人类世界拥有了文明,却也隐藏着罪恶,当人类追求着美好,却也暴露了野蛮,当人类渴望和平,却也无法消除暴力。所以怪人的报复首先是对自己不属于这个整体的人类报复,弗兰肯斯坦的弟弟威廉在树林里被扼死,被怀疑的贾斯婷因为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恶让被处死,这两个人的死都是怪人对整个人类的报复。但是怪人为什么要去伤害这两个无辜者?这其实是一种报复的盲目性,甚至说,这个被制造出来的怪人身上本身就带着恶,当被复仇的火焰点燃之后,这种恶就被唤醒了,于是在恶的世界里大行其道。

但是当他杀死威廉,又造成了贾斯婷被处极刑,他实际上已经开始面对自己生命的造物主,无名是因为弗兰肯斯坦,丑陋是因为弗兰肯斯坦,到处流浪也是因为弗兰肯斯坦,而最关键的是,自己这个遭人鄙视和嫌弃,具有被欺凌命运的个体就是弗兰肯斯坦创造的,所以他的复仇对象变成了弗兰肯斯坦,“我是谁?我究竟是什么?我又从何处而来?向何处而去?”怪人发出的这些问题正是人类对于生命本质的疑问,它必然返回到最根本的问题,“我究竟算什么呢?我是怎样被造出来的?这个缔造者又是谁?”所以他找到主人时对他说的是:“唉,弗兰肯斯坦,你对别人公平,唯独欺凌我一人,你不能这样;你是最应该对我公平的人,你甚至应该对我宽厚仁慈,显示你的一片爱心。你不要忘了,我是你创造出来的,应该是你的‘亚当’,可事与愿违,我却成了被打入地狱的天使,平白无故地被你逐出天国的乐园。”

也正因为找到了生命的源头,他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如果你同意的话,从今以后,无论是你还是任何其他人,都不会再见到我们——我将去南美的茫茫荒原;我的食物与人类为生的食物不同,我无需捕杀小羊羔、小山羊什么的以饱口福;各种橡子和野果就能为我提供足够的营养。我的伴侣也将与我具有同样的特性,也会满足于同样的食物。”要弗兰肯斯坦创造一个异性怪人,也仅仅是从知识层面提出要求,也仅仅是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也仅仅是让自己不再孤单,怪人提出这个要求,也意味着发出了警告,“你有能力对我的不幸遭遇作出补偿,从而将他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否则,这场灾难将演变弥天大祸,不仅你和你的家庭,而且成千上万的人都会被这场浩劫所掀起的狂暴旋风所吞噬。”提出的要求是恢复作为一个人的存在,发出的警告因为内心还有不灭的复仇之火。

弗兰肯斯坦起先觉得他还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圣灵,也觉得这样一种合理的要求可以化解周围人的无辜死亡,所以他答应了怪人的要求,也向他提出了要求,“我同意你的要求,但你必须对天起誓:一旦我把你的女伴交到你手中,你就带着她离开欧洲,离开人类居住的任何一个地方,浪迹天涯,永世不得返回。”如果按照这样一种计划去实施,是不是真的不再有灾难?弗兰肯斯坦开始进行新的生命研究,他甚至离开朋友和家人来到苏格兰偏远的奥克尼群岛上的小岛,但是弗兰肯斯坦在制造另一个生命时发现了一个潜在的问题:“三年前,我以同样的方法造了一个魔鬼;他暴虐无比,致使我陷入凄怆的境地,永远充满了无尽的悔恨和苦涩。现在,眼看我又要造出一个怪物,而我对她的脾性同样一无所知。也许她会比她的同伴恶毒千百倍,为了一己之目的,为非作歹,杀人取乐。”甚至,如果两个怪人在一起他们还会有后代,“一代妖魔便会在地球上繁衍,从而危及人类的生存,陷人类于惶恐之中。我难道有权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将这种祸患强加于子孙后代?”

弗兰肯斯坦开始迟疑,开始矛盾,最后放弃了这个计划。看起来他的决定是为了人类着想,因为可以繁衍的恶魔只会制造更大的灾难,但是这个想法本身存在着问题:一是弗兰肯斯坦忽视了怪人在生命诞生那一刻除了丑陋的形体之外并无丑陋的灵魂,也就是说,那种恶并非是与生俱来的;二是怪人答应他和另一个怪人远离人类,是一种对弗兰肯斯坦、对自己的信任,而弗兰肯斯坦毁约其实是自己对他缺乏信任。这两个问题其实都和怪人无关,却和这个具有科学知识的造物者有关,也就是说,弗兰肯斯坦带着人类固有的偏执对怪人做出了判断,这种判断本身就带着恶。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是作为造物主存在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似乎又成为人类的一种痼疾。

当初弗兰肯斯坦为什么要制造这样一个怪人,除了好奇心,除了求知欲,或许还有其他的缘由,出生于内日瓦的弗兰肯斯坦,家庭是名门望族,他是在父母的游历中诞生,在他诞生之后的几年,也见识了社会上的贫困,知道了生命的脆弱,伊丽莎白·拉凡瑟成为家庭的一员似乎是一种爱的表现,但是弗兰肯斯坦小时候几乎没有朋友,性格孤僻,所以他疯狂阅读书籍,钻研生命的奥秘,十五岁那年看到雷电击毁了一棵老树,他领悟到了生命的脆弱,“命运之神太强大了,它那不可抗拒的法令早已注定了我彻底而可怕的毁灭。”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他在学习了自然科学之后研究生命,就是为了逃避命运,就是为了创造另一个世界,但是怪人丑陋的外表成为他内心丑陋一面的投影,所以怪人尽管脱离于他而独自成长,但是在他诞生那一刻,他的身上折射出弗兰肯斯坦的影子。而在怪人不同的生长过程中,他比弗兰肯斯坦更知道如何面对这个可怕的世界,更懂得如何通过反抗、复仇来抗拒人类,抗拒命运,而弗兰肯斯坦又将他的行为定义为恶,就忽视了对于一个生命本身的尊重。

所以当弗兰肯斯坦拒绝为他制造一个女性同类,他便从最初对人类整体的怀疑,变成了对于主人的反抗,“我历尽千辛万苦,忍受饥寒交迫,你竟敢毁了我的希望?”面对失信的弗兰肯斯坦,怪人如此质疑,“每一个男人,都可以娶个老婆搂在怀里,连畜生都可以成双成对,难道偏偏要我打光棍不成?我对人一腔柔情,可换来的却是憎恶和嘲讽。小子!你可以限我,但你要当心,你会惶惶不可终日,在痛苦中熬度余生。”面对希望落空的现实,怪人发出了警告,而对忽视了质疑记住了警告的弗兰肯斯坦来说,他依然把怪人当成恶魔,“那恶魔会在他们身上满足自己嗜血成性、凶残歹毒的复仇欲望。”接着最好的朋友亨利被人杀死了,接着新婚不久的伊丽莎白死在了蜜月途中,接着自己的父亲又因悲伤过度而死去,于是在承受了极大的悲痛之后,弗兰肯斯坦开始了自己的报复,“我心中的仇恨并没有囿于空泛无用的愿望之中;我开始考虑怎样用最好的办法抓住这恶魔。”

自己创造了生命却无法控制生命,自己给了他丑陋的面容却忘记了赋予美好,自己失信于他却迁怒于他,自己充满了复仇之火却要对他进行道德审判——甚至他在遇到了来北极冒险的沃尔顿之后,希望他完成自己的复仇梦想:“等我死了之后,如果他出现,如果复仇之神将他带到您的面前,您要发誓,一定要把他干掉,决小能让他在我所遭受的巨大苦难面前幸灾乐祸,拍手称快,让他继续活在世上为非作歹。”同样是充满了好奇心,同样具有求知欲,沃尔顿的北极之行也是一种偏执的表现,所以弗兰肯斯坦的故事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启示,在弗兰肯斯坦终于精疲力竭而倒下的时候,他告诉沃尔顿的是:“永别了,沃尔顿!你要保持平和的心境,知足常乐,千万别雄心勃勃,即便是那种试图在科学发明中出人头地的毫无害处的念头也要不得。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自己就是被这些希望给毁了,而另一个人可能会步我的后尘。”而之后他遇到了怪人,当看见自己的主人已经死去,怪人留下的话也是一种警告:

当初,我内心充满了幸福和柔情,因而渴望得到别人的理解;我所寻求的正是对美德的热爱。然而现在,美德在我眼里已成了幻影,幸福和柔情已化为令人心酸而厌恶的绝望。既然如此,我又能从哪里寻得同情呢?如果我内心的痛苦迁延不去,我会心甘情愿独自一人领受这份痛苦。待我归天之时,我将心满意足,因为我的记忆将充满憎恶和轻蔑。对美德、名誉和享乐的向往曾抚慰过我的心灵,我也曾希望与人类结识,希望他们能原谅我的外表,并因我能展示自己的优良品质而爱我;但我的希望却只是幻想而已。

希望成为了幻想,不是弗兰肯斯坦无故给了自己生命,不是自己经历了饱受痛苦的过程,也不是主人言而无信,而是对于整个人类的指责,这一切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整个人类都对我犯了罪,却唯独把我看成是罪犯。”揭露了人类的罪恶,揭露了社会的无情,揭露了命运的无奈,当怪人最后消失在茫茫黑夜,这个关于生命的幻想也走向了终结,而如“怪人的讲述-弗兰肯斯坦的叙说-沃尔顿的信件”的嵌套结构一样,一个被传说的故事也在科幻小说的归类中走向了沉寂。

论存在者与本质

编号:B33·2191109·1607
作者:【意】托马斯·阿奎那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8年11月第1版
定价:25.00元当当12.20元
ISBN:9787100117968
页数:189页

在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体系中,其本质学说是在对古希腊本质学说进一步改造的基础上形成的,该学说无论在其哲学体系还是自然神学体系中都是一项具有创新性的内容。《论存在者与本质》由“引言”与六章正文组成,“引言”针对西方哲学逻辑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哲学传统,发挥亚里士多德和阿维森纳的思想,强调区分逻辑学与本体论,强调区分本质概念和存在概念的本体论和实存论性质。而在第五章“在不同实体中所发现的本质”和第六章“作为在偶性中所发现的本质”中,他突出强调了上帝的本质特征在于“单纯性”,他认为,无论物质实体还是精神实体,其存在都是“由他存在”而非“自己存在”,从而也就通过对本质学说的讨论深层次地论证了存在即活动或创造活动这一重大的存在主义哲学公式,而且也为基督宗教神学的创世学说作了理论铺垫。《论存在者与本质》是阿奎那哲学和神学著作中最具形而上学意蕴的著作,在西方哲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论存在者与本质》:使一件事物成为其所是的东西

这也说明了偶性何以既不具备完全本质的本性,也不能成为完全本质的一个部分。正如偶性只是在一种有所保留的意义上才称得上一个存在者。
——《第六章 作为在偶性中所发现的本质》

由逻辑概念到实存概念而进行的“对传统逻辑主义思维范式的颠覆”,到从逻辑存在到事实存在而“面向存在者本身”,从本质是实存性、特殊性与构成而对于本质的发现,到从存在者到存在本身而“走向作为‘存粹活动’的‘纯粹存在’”,以及最后海德格尔、吉尔松对形而上学革命家的托马斯理论得失的讨论,五个章节的内容构成了张德志《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的一部经典之作》的评论,这是作为译者的他对于托马斯·阿奎那《论存在者与本质》的一个当代解读。当代而解读,的确是以“附录”的方式出现,但是当这篇洋洋洒洒的文章构成了超越托马斯·阿奎那原文的一个文本,它是不是一种偶性存在?

从60页开始到144页为止的正文,从145页开始到157页的注释,这是近100页的内容,而托马斯·阿奎那的原文只有58页,也就是说,以附录形式出现的解读是原文长度的二倍——正文和解读,原本和附录,只有它们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文本?在一种喧宾夺主语境下,是不是可以做出选择完全抛弃解读?而正是“附录”式的存在,仿佛用这一文章解说着托马斯·阿奎那所定义的“偶性”:“偶性的存在则是当偶性进入主体时,由偶性和主体产生出来的。”所以偶性只有在一种有所保留意义上才称得上一个存在者,也就是说,偶性附着的东西就其自身而言是一个“完全的存在者”,因为它是以自己存在的方式独立存在的,而且是先于附加其上的偶性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偶性作为一种附着物,它也不具备完全本质的本性,既不具备,也不能成为完全本质的一个部分。

而且偶性之所以可以发现本质,是因为实体是偶性的原因,这是由于实体是存在者的属相中是占第一位的,“是以最真实、最充分的方式具有存在的”。偶性不是完全的存在者,也不具备完全本质的本性,也不是完全本质的一个部分,只是实体给了它原因。但是,就像近100页的“附录”一样,它的确是存在的,只要用手以回返的方式轻轻反转过来,这个附录便借助于还原,回到那个实体之中——托马斯·阿奎那六章节的《论存在者与本质》,如此,偶性也便有了属于它的本质:“其本性在于它是以存在于一个主体之中的方式存在于一个实体之中的。”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它必定存在于某种事物之中,无论是长也好短也罢,精彩也好平庸也罢,它就在“附录”里,就在一本书中,就在存在者的存在里。

于是打开,于是阅读,于是在即使没有附录的情况下,也可以安然进入到存在者和本质的文本里——当实体是偶性的原因,当主体具有完全的存在本质,当存在者是以最真实、最充分的方式存在,那么就从这个实体开始,就从是在出发,找到托马斯·阿奎那对于西方逻辑概念具有革命意义的“存在者与本质”。托马斯的颠覆意义到底在哪里?其实从引言中就有了线索,他引用阿维森纳在《形而上学》里所说的“存在者与本质”,把它们看成是一个“理智的原初概念”——原初概念是第一概念,它区别于第二概念既“关于概念的概念”,就是因为它是关于实在的概念,也就是说,存在者与本质是在实在概念中进行阐述的,这当然是对于古希腊哲学逻辑概念的一种革命;它是关于理智的概念,也就是说它的目的是“为避免由于对它们的无知而滋生错误”,而这也是托马斯阐释存在者与本质的出发点,所以在引言里,托马斯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思路和步骤:“既然我们应当由复合事物领悟单纯事物的知识,由经验的事物认识先验的事物,则我们在学习时从比较容易的东西起步就是恰当的了。”

从复合事物到单纯事物,从经验事物到先验事物,这一种逻辑关系看起来是从简单到复杂,其实就是坚持一种实在性和理性,从而为存在者与本质找寻到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阐释之路。什么是存在者?什么是存在者的本质?托马斯以《形而上学》为进口,给出了两种解说:一个是按照它被区分为十个范畴而被定义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归类,存在者可以分为两类,其中的实体指的是“所是的东西”,是存在者本身,而其他九个范畴,既数量,性质,关系,地点(位置),时间,姿态,状况(所有),活动(主动)与承受(被动)则是“归属于”所是的东西,也就是归属于实体的东西或附着于实体主体的东西,这就是偶性。还有另一种方式则是从命题的真实性出发进行的言说:“任何事物,凡是能够对之形成一个肯定命题的,就可以被称作存在者,即使那命题并没有肯定什么东西实际存在,亦复如此。”只要是真实存在的就是存在者,那么,缺乏和否定也可以成为存在者,因为肯定是与否定相对立的,盲是存在于眼中的。

但是要说到本质,托马斯则认为应该由第一种方式言说而产生,因为一些事物虽然被成为存在者,但是却并不具备实质,只有在十大范畴所归类的实在世界里,无论是实体还是偶性,都具有本质,既“所有自然事物所共有的东西”。所以关于本质的定义可以是实质:“哲学家常常称之为一件事物藉以成为该物的东西,即那种使一件事物成为其所是的东西。”也可以称之为形式,按照阿维森纳的解释,“每一件事物的真实性都是藉形式表示出来的。”而如果按照波爱修《论两种本性》中指出本性具有的四种意义的第一种,本质又可以称为本性,它是指生物的出生,是指出生的内在活动原则,只是变化或运动的任何内在原则。但不管如何言说,本质都是对于存在者而言的,所以先要对存在者进行定义,按照十个范畴的归类,托马斯认为,存在者“绝对地和首先”用来言说实体,然后再言说偶性,而实体则可以分为复合实体和单纯实体。

按照从经验到先验,从简单到复杂的认识路径,托马斯先是考察了复合实体这一存在者的本质,他认为,复合实体包括两方面,一个是形式一个是质料,就像人身上的灵魂和身体,所以复合实体的本质“显然蕴涵有质料和形式的”,但是这种蕴涵不是一种关系式的组合,也不是附加在它们之上的东西,否则,本质就成了事物的偶性,就成了外在于事物的东西,所以复合实体的本质,“无非意指由质料与形式复合而成的东西。”是复合,是合成。如何符合而成为本质,托马斯认为,质料作为其所是的整体,反映着存在者的属相,体现的是一种个体化原则,所以它不可能是普遍的,也不会对普遍的共相下任何定义,“这种质料并不是被安置在人之为人的定义中,而是被安置在苏格拉底的定义中,如果苏格拉底有定义的话,事情就是如此。”而在形式上,当它被意指一定的事物时,必须具有这样一种形式:“它只允许其中蕴涵有三维的限定性而不考虑任何别的限定性,以至于由这种形式生发不出任何更进一步的完满性;如果有别的东西附加上去的话,那就逸出了这样理解的物体的意涵了。”

托马斯·阿奎那:第一存在,就是上帝

托马斯在这里所说的质料是一种“特指质料”,形式是“个体化形式”,他就是用特指质料和个体化形式来界定复合实体的本质,“当本质被用来意指整体时,属相或种相的概念是适合于本质的。”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存在,复合实体的本质可以用两种方式加以考察,一种是按照它固有的概念,也就是考察它的绝对概念,“除了那些属于其本身的东西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成为真的了。”而第二种考察方式是“就本性或本质在这一或那一个体事物中所具有的存在者对之进行考察”,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事物就借以存在的主体的缘故而能够以偶性的形式来述说本性或本质。绝对考察立足于实体,第二种考察则言说的是偶性,但是这里托马斯提出了考察具有的理性,也就是理智,按照阿维森纳的观点,理性不是种差而是种差的原因,也就是说,理智中的本性和每一个个体有关,“理智便在其中发现了种相的概念,并将之归于它自身。”而指谓是在理智的活动中完成的,它是“以那些其中一个可以述说另一个的事物之间的一致性为其基础的”——所以当人的本性成为一种种相概念,就是因为它在人的理智中具有存在的缘故。

再来考察独立实体和本质,托马斯把存脱离于质料的灵魂、灵智以及第一因称为独立实体,它们无需质料而自行存在,所以和复合实体不同,独立实体的本质“单单是形式”,复合实体意指的是整体,或者整体的一个部分,而独立实体的本质,“作为它的形式,除非作为整体,是不可能意指什么的。”当托马斯考察独立实体,即单纯实体,也就是从经验部分过渡到了先验部分,在经验部分,复合实体的本质是被接纳进特质的质料之中,而独立实体的本质是不被接受进质料的,在这个意义上,独立实体的存在有别于它自己本性的东西都是从他物获得其存在的,而且还可以还原到那些通过自身而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作为不纯粹存在的事物,其存在都有一个原因,而这个作为原因的存在,就进入到了先验部分:纯粹的存在,构成了事物存在的原因,当回溯而上,原因的原因便是第一存在,变本身就hi纯粹存在,便是第一因,便是上帝。

至此,托马斯认为,实体以三种方式具有本质,第一种实在,便是第一因的上帝,它是纯粹的存在,它的本质“是他自身的存在”,“作为上帝存在的存在是这样一种存在,任何东西都是不可能附加上去的。所以,由于它的纯粹性,它就是一种区别所有别的存在的存在。”所以,上帝具有“存在于所有属相中的所有的完满性”。另一种是独立实体的本质,它的属相是由整个本质获得的,“理智性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即是如此”;而复合实体的本质则是由质料和形式合成的实体中发现的,“这些实体是由他物获得存在的,而这些实体的本性或实质是被接收进特指质料之中的。”当三种实体存在者的本质被阐释之后,托马斯又对偶性的本质进行了进一步寻找,当偶性的存在是在进入主体并和主体共同产生时,偶性的本质就不具备完全本质的本性,它只有借助于还原,才能被归属到作为种相或属相的范畴里,所以它不会像复合实体那样,由质料获得属相,由形式获得种差,但是在存在者的范畴里,它是以先行或后性的方式成为存在者,如量是实体的尺度而被称为存在者,质是实体的倾向而被称为存在者,所以偶性是一个存在者的存在者,比如颜色并不存在,但是事物却可以以颜色的方式存在,“偶性虽然并不存在,但是却存在于某种事物之中。”

不管是复合实体还是独立实体或者作为纯粹存在的上帝,也不管是作为存在者的实体还是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的偶性,当托马斯将存在者纳入到实存概念中,将存在看成是事实存在时,从经验到先验,都是一种具有原因的本质,托马斯阐释这些存在者和本质的意义,就是为了发现原因的原因,那就是第一存在,就是上帝,“由于它的单纯性,无论是属相的概念还是种相的概念,以及定义的概念,都不适合于它。”于是,最后的最后,在还原到原因的原因之后,托马斯感受到了存在的圆满:“正是在这一存在者中,我们这篇论文发现了它的旨意和圆满。阿门。”

卡尔弥德篇·枚农篇

编号:B31·2191109·1606
作者:【古希腊】柏拉图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8年10月第1版
定价:18.00元当当8.80元
ISBN:9787100164030
页数:94页

“朋友,要治疗灵魂必须使用某些咒语,这咒语就是美好的话语。凭着这些美好的话语,灵魂中就产生了明智,在产生了明智、存在着明智的地方,就很容易造成头部和全身的健康。”如何关切灵魂,灵魂的意义在哪里?苏格拉底在军队里服役的时候跟札耳摩克锡的一位特拉基医生学的咒语,似乎在卡尔弥德那里打开了灵魂的世界——优于头痛的灵魂治疗。在柏拉图对话著作中,《卡尔弥德篇》所讨论的主题是“节制”(sophrosyne)。而《枚农篇》的对话人物是苏格拉底和枚农,讨论的主题是“美德是否可教”:苏格拉底认为必先清楚“美德是什么”才能确定地回答与美德相关的其它问题。柏拉图这两篇对话又名《论明智》和《论品德》,正是在这两篇对话当中,柏拉图提出了“认识你自己”和“知识即回忆”这两个著名的论断。


《卡尔弥德篇·枚农篇》:我们必须密切关怀灵魂

我说:“毫无疑问,一个人如果有了那认识自己的学问,他也会认识他自己。重要的是有了这门学问的人是不是必然知道他所知道的和不知道的。”
——《卡尔弥德篇》

认识自己,认识他人,具有联系到自己的能力,也保持着联系到对象的能力,是并列,是递进,甚至也是升华,但是这种认识的能力或许有一个可怕的可能:认识自己便不再认识他人,联系到对象的能力,却不再联系到自己——当一种非此即彼的矛盾发生,不仅仅是在逻辑上犯了错误,而是在人格上品德上有了致命的缺点。

当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笔下的《卡尔弥德篇》中变身为“我”,当“我”对格里底亚说出自己认为的观点,是不是就是在强调明智的人既要认识“我”这个自己,也要联系到对面的格里底亚?但是苏格拉底又用一种否定的方式阐释了明智:“我感到自己没有能力作出这项决定。”否定而认为自己无知,是不是反倒变成了对于“被人恭维惯了”的格里底亚的讽刺?《卡尔弥德篇》又称之为《论明智》,而当柏拉图学派的弟子编订柏拉图文集而加上了这个副标题,他的注解是“试探性的”,这种对于明智的试探似乎就在于阐释苏格拉底不是谦逊的否定:“我感到自己没有能力作出这项决定。”

当苏格拉底从波得代亚城下发生的一场恶斗中回来,就面对了关于谁智慧出众的问题,卡尔弥德是柏拉图的舅父,当他走到苏格拉底面前的时候,这个“最美的人的开路人和爱慕者”让苏格拉底感觉到一种惊艳,甚至有了某种欲望:“亲爱的朋友啊,霎时间我的眼光穿透了他的衣裳,感到欲火中烧,不能把握自己,暗想居狄亚真是深知爱情的三昧,他谈到一个美少年的时候向另外一个人发出警告,说道:你胆怯的小鹿啊,不要往狮子眼前跑,那样会成为它的口中食。”卡尔弥德浑身散发的美让苏格拉底几乎无法自持,这样一个爱好智慧的出色诗人,当然是美的化身,但是美是不是意味着一种明智?

美是一种健康,是一种从灵魂深处散发出来的光辉,所以苏格拉底将它和灵魂联系起来,“凭着这些美好的话语,灵魂中就产生了明智,在产生了明智、存在着明智的地方,就很容易造成头部和全身的健康。”但是他却还是问卡尔弥德:“为了让我们得知明智是不是在你身上,请你告诉我们:照你看来,明智是什么?”这似乎就开始了如何具有联系自己的能力的探求,卡尔弥德的回答其实还是关于美的,他认为明智之美在于身体的高度灵活和敏捷,而不是沉着和缓慢,于是苏格拉底问他,是不是灵魂方面也和身体一样,灵魂和敏捷比沉着和缓慢来的美,卡尔弥德也认可这样的说法,但是在苏格拉底的启发下,卡尔弥德又加上了一句:“在我看来,明智是使人知耻、使人腼腆的,所以明智就是谦逊。”这就是将明智赋予了另一种意义:明智不仅是美的,而且还是好的。但是苏格拉底却认为谦逊并不是一味的好,而是“既好又不好”,而卡尔弥德也同意这个说法,于是矛盾产生了:“可是明智是好的,因为它使具有它的人好,从来不使他们坏。”

而其实,在说到谦逊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从联系自身变成了联系到他人甚至到对象上,所以这个既好又不好的谦逊就具有了对象性,而如果明智只是在做“并非自己的事情”,就是不明智的,所以苏格拉底又反问卡尔弥德:“做自己的事是什么意思呢?你能告诉我吗?”这个时候卡尔弥德已经没有办法回答了,而正是这种无言,使得卡尔弥德陷入到了不明智的尴尬中,“他说话的时候面带笑容,把目光转到格里底亚身上。”当视线转移,也仿佛是在联系到他人,此时格里底亚上场,而当他和苏格拉底探讨关于明智的问题时,才真正面对这个矛盾甚至悖论的见解,才真正触及到了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他人的某种无知——在这场探讨中,苏格拉底总是以主动出击的方式向格里底亚提问,而格里底亚一步一步被动地进入到苏格拉底设下的圈套中。

苏格拉底提出如果一个人说明智就是做自己的事是不是合适,这个问题其实是在问当别人做自己的事是不是也是无碍于明智?自己和别人的事被分割开来,格里底亚认为,只有有理性的人做自己的事才是明智的。但是明智是否可以回到当初苏格拉底问卡尔弥德关于明智是不是在美之外还是一件好事?也就是说,当如格里底亚说有理性的人做自己的事是一种明智,那么是不是就体现不出是不是好?还有一个疑问在于,当明智是人做自己的事,谁来告诉他这是明智的?也就是说,他自己知不知道自己明智?因为这个问题格里底亚回答苏格拉底说:“我倒是有一个确定的看法,认为明智就是有自知之明,同意那个在德尔斐神庙中树立这类铭文的人。”德尔菲神庙上写着的铭文是:“认识你自己吧”,而这句话在格里底亚看来就是关于明智的解释:自知之明。

明智是自知之明,那么明智就是一种知识,一种认识自己的知识,而不是一种学问,沿着这样的逻辑,苏格拉底就反问格里底亚,明智到底是不是学问,格里底亚又承认明智是一门学问,苏格拉底便问他,这门学问的对象是什么?于是格里底亚回答:“其他一切学问都是关于一个外在对象的学问,根本不是关于它自己的学问;只有明智这门学问的对象既是其他学问,又是它自己。”苏格拉底按照格里底亚的思路再问他:“那它就既是学问的学问,也是无知的学问吗?”在得到了格里底亚的肯定回答之后,苏格拉底便提出了一种悖论:是不是有一种“看”,“它看不见其他的‘看’所看见的东西,却看见它自己和其他的‘看’,并且看见‘不看’;它虽然是‘看’,并看不见颜色,却看见它自己和其他的‘看’。你认为有这种‘看’吗?”也就是说,看只是从自身出发,既看见自己和别人,而不是让别人看见,也就是说,看变成了一种单向的行为,诸如此类,苏格拉底还列举了听、爱、感觉、欲望、意志,以及学问,当一切的行为都变成单向,只是从自身出发看见和不看见,却看不见其他的“看”所看见的东西,这无疑变成了一种错误。

所以当苏格拉底说如果明智也只是一种只能联系到自己的能力,就意味着明智也是单向的,正因为如此,格里底亚便“马上狼狈起来”,因为被人恭维惯了,所以当无法面对这个难题时,只能用沉默来掩盖自己的无能,而这或许是苏格拉底的真正用意,明智不是一种只关涉自身的学问,不是只是关于学问的学问和关于无知的学问,“格里底亚啊,我们从这样的明智得到什么好处呢?”明智作为一种学问,是要“能使人幸福”,而幸福的意义是“分别善恶”,所以苏格拉底最后说:“明智的的确确是一件大好事,你如果有了它,你就会幸福。”幸福既是自己幸福,也是别人幸福,既是联系到自己、认识自己,也是联系到对象、认识别人,只有在这样一种并列的关系里,人才可以说是明智的,而这个关于明智的学问又反过来在卡尔弥德身上得到了体现,既是身体之美,也是灵魂能分辨善恶,而这就是苏格拉底的“法术”,于是格里底亚对卡尔弥德说:“这就是把自已托付给苏格拉底的法术,让他给你念咒,一刻都不离开他。”

明智是在试探性中得出了结论,苏格拉底的辩论法术也在《枚农篇》里得到了体现,《论品德》,以及“试探性”的是这篇对话录的副标题,但是和明智相比,枚农向苏格拉底提出关于品德的问题更为集中,他提出的是四个彼此关联的问题:“品德是可以传授的呢,还是锻炼成功的?如果既不能教,又不能练,是不是人本来就有的,还是用什么别的办法取得的?”是可以传授还是可以锻炼,是生来就有的还是后天获得的?枚农提出的这四个问题的前提是已经知道了品德是什么,但是苏格拉底却首先对枚农说:“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品德是不是可以传授的,因为我并不知道品德本身到底是什么。”所以对话从枚农提出的四个问题变成了关于品德的本体论。

于是枚农先谈了自己对品德的理解,在他看来,男人有男人应该具有的品德,女人有女人应具有的品德,“每一种行业、每一种年龄、每一种活动都有它各自的品德。”但是苏格拉底认为,不同的品德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同一的型”,也就是不要让品德的本体论陷入“化一为多”的尴尬,在这样一种提示下,枚农对品德下了一个具有“同一的型”的定义:“品德就在于像诗人说的那样,欣赏美的东西而且能够取得它。我把品德称为能够追求并且取得美的东西。”当枚农作出这个定义,苏格拉底便开始了发问:“你是不是以为追求美的东西的就是追求好的东西的?”“是不是有些人追求坏的,另一些人追求好的?”“是不是有些人把坏的当成好的,有些人明知其为坏的,却追求它?”“那你相信有人知道坏的东西坏仍然追求它吗?”“你说追求它,是什么意思?是指它成为他的东西吗?”“你是认为坏东西对占有它的人有利,还是认为它对沾上它的人有害?”“那些知道坏的东西坏的人认为坏的东西有益吗?”

当枚农对一个一个问题进行澄清之后,苏格拉底认为按照枚农的说法,品德就是取得好东西的能力,那么,什么是好东西?它是客观的还是和想要取得的人有关?枚农那时候甚至认为拥有金子和银子以及在城邦里有声望和官位,也是一种好东西,所以苏格拉底讽刺了他:取得金子和银子就是品德,这就是枚农这位王上殿下的世袭嘉宾说的话!”不仅如此,还有一个问题是:取得这些所谓的好东西是不是会有不公道的方式?如果这也成为品德,是不是反而变成了羞耻和邪恶?所以对于好和坏的东西的定义,以及如何取得的方式,构成了关于品德的重要因素,苏格拉底明确指出,必须首先要搞清楚一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不能因为不知道而放弃寻找。

而为了寻找,苏格拉底又改变了探寻的方式,他转向枚农的一个小厮,问他关于正方形的一些知识,苏格拉底告诉他二倍长的边构成了二倍大面积的正方形,然后一步步改变数据,而小厮也顺着苏格拉底的提示和提问进行了回答,苏格拉底从小厮的行为中总结出来,当小厮从起先二倍边长和面积之间的关系推出八方尺的正方形的边长和面积,苏格拉底认为他在回答时似乎认为自己知道,因为一种知识变成了回忆,回忆又让他前进了一步,但其实当他遇到困难时,他才知道自己的无知,所以这里有两种心态:受到启发以及认识到无知:“你有没有想到,他曾经努力去寻求或学习他以为知道而并不知道的东西,后来才被启发到有所怀疑,承认自己无知,因而力求认知?”一方面,受到启发在苏格拉底看来,就是知识从心里浮上来,而这个被他称作回忆的行为就证明:“真实的见解应该都在他心中,由于提问把它们唤醒了,它们就变成了知识。”而灵魂也一样,一向都处在“有知的状态”中,所以人真正需要的是通过寻找来唤醒这个“有知的状态”,“我们相信自己应该去寻求所不知道的东西,这样才变得更好,变得更勇敢、更勤恳;人不能自以为不可能找到不知道的东西,所以不该去寻求,那样就安于懈怠了。”

为了证明灵魂里的品德是向来都存在的,苏格拉底又推断出品德是无法传授的,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知识是可以传授的,而品德是关于有害和有益判断的东西,所以它不是一种知识,而且无法传授:为什么那些正派的人要把孩子送去让别人教而付出高昂的学费?所以苏格拉底说:“那我们就一致认为:一件事既无教师又无学生,也就是不可以传授的。是吗?”品德不是知识,不可传授,而是一种有益的东西,是从灵魂的“有知状态”转变成的一种行动,它是在正确的意见引导下进行的一种“正当的行动”——无论是诗人还是占卜者、预言者,以及政治家,在苏格拉底看来,都有这样一种灵魂深处的品德,而这种品德不可以传授,它来自于神授,“品德既非出于天性,也不是可以传授的,却是由于神授而具有的,人们受赐而不自知。”

神授而不自知,品德就成为人的一种本质属性,是成为神圣的人的一种先觉条件,但是苏格拉底所说的“不自知”是让人保持一种谦逊,“如果不是这样,政治家当中就必定有那样一个人能够使别人成为政治家。可是如果真有那样一个人,那就可以把他描写成活人中间的一个特殊人物,有如荷马所说的得瑞夏在死人中间一样:只有他能预言,因为别人都是飘来飘去的黑影。在品德方面,这人与别人的关系正如实物之于影子。”这样一种特殊人物最后却又成了无知者,如此说来,拥有品德并且维护好品德,才是真正有品德的人,而作为一种试探,苏格拉底以自身的谦逊和“不自知”将这个议题搁置一边:“品德似乎是它的具有者由于神授而得到的。但是我们对此还不能作出定论,在问人们是以什么方式取得品德之前,要先就其本身研究明白品德是什么。”

现象学的观念

编号:B82·2191109·1605
作者:【德】胡塞尔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8年12月第1版
定价:18.00元当当8.80元
ISBN:9787100164146
页数:138页

《现象学的观念》是由胡塞尔在哥廷根大学讲学时的五篇讲稿汇编而成,该书集中阐述了现象学的基本思想:中止判断、先验还原、本质还原和时间构造。正文部分由一个讲座思路、五篇讲稿和三篇附录构成:第一讲是现象学还原的康德之路;第二讲是现象学还原的笛卡尔之路;第三讲初步确立了现象学的研究领域;第四讲主要阐述意识的意向性和明证性问题;第五讲提出对象构造的思想,并对具体的意识如知觉、回忆、想象、符号思维以及时间意识的构造等做了简要的分析。本书是胡塞尔思想从描述现象学转向先验现象学的标志性著作,由于胡塞尔把世界还原为现象、自我存在,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对后来的存在主义哲学产生了影响。


《现象学的观念》:它在纯粹直观中指明自己

关于红,我有一个或几个个别直观,我抓住纯粹的内在,我关注现象学的还原。
——《第四讲》

穿上身上的一件红衣服,绘画中的一抹红,桌上的一张吸墨纸的红,它们都在个别中是一种红,还是一种特殊的红,当我仅仅是看见,仅仅形成一种认识,如何能抓住“纯粹的内在”?如何能进行现象学的还原?或者,当红在我的回忆里,甚至在我的想象中,它的特殊性又如何变成普遍性?胡塞尔对“红”进行现象学的构建时,其实遇到了困难:我看见的个别的红,在体验中它有着最初的绝对的被给予性,这是一种个别直观中可以抓住的纯粹的内在,但是当从个体到普遍,什么才是一般的红?它意指的是什么?我如何能直观?我的直观如何一定是它的本质?

从个别的直观抓住纯粹的内在,这似乎是一件容易的事,从红的直观到超越地被统摄的东西,从这个红那个红中直观出同一的普遍之物,而且个别性本身不再被意指,被意指的不再是这个红或那个红,而是普遍的红,该怎样在总体中拥有被给予性?或者,“即便是一种神性、一种无限的智慧,除了总地直观这一切之外,还能够得到更多的红的本质吗?”一种疑问产生了,而这恰恰就是胡塞尔所说“抓住纯粹内在”的一种现象学还原,这种还原是要从一般的红变成普遍的红,从特殊的红变成本质的红,普遍的红、本子的红才具有直观地被给予性,这种被给予性不是理论化和数学化,不是演绎和推论,一切都在直观中进行,在胡塞尔看来,这种现象学的方法是一种哲学方法,“现象学的最严格的还原内进行的直观的和观念化的操作方式是它的唯一财产,这种操作方式本质上属于认识批判的意义,因而也属于所有的理性批判(即包括价值的和实践的理性批判),就此而论,它是一种特殊的哲学方法。”

只有抓住纯粹的内在,只有进行现象学的还原,只有在直观中进行,只有在杯子的被给予性中得到明见性,才是区别于自然思维的哲学思维,才能把握和认识“绝对的被给予性”,“关于思维的存在我们具有明见性,并且,因为我们具有明见性,所以它不包含谜,也不包含超越的谜,它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我们可以支配的无疑的东西。”之所以要进行现象学的还原,实际上就是因为胡塞尔认为,从个体到普遍,从特殊到本质,从思维到直观,从怀疑到明见,都存在着认识上的难题,而现象学就是普遍的本质的学说,要抵达本质,在“绝对的被给予性”中去除超越的迷局,就必须走上现象学的认识批判之路,而对于这条道路,胡塞尔给出的一个态度就是“切中”,切中暗示的是“认识和认识客体的同一性”,所以对于具有哲学思维的现象学,它所“切中”事物本身的认识可能性的反思就陷入到这样一种困境之中:“认识如何能够确信自己与自在的事物一致,如何能够‘切中’这些事物?自在事物同我们的思维活动与那些给它们以规则的逻辑规律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对于红,在直观中抓住内在纯粹从而构建起普遍的、本质的红,其实已经进入到了现象学考察的第二阶段,即从个别地看这些现象的不完全满足意向开始寻求关于认识本质的直观明晰性,也就是说,它已经进入到思维活动对于“实存”的关照上,已经从实项的内在过渡到在普遍之物的“绝对被给予”,已经从个别的东西进入到“自身被给予性之中的先天”领域。而在这个第二阶段之前,还有认识论的反思中的还原,在这个第二阶段之后还有自身被给予性不处于实项内容之中的还原——而这三个阶段构成了现象学还原的三部曲,它的目的便是:“阐明真实的存在和认识活动之间的这种关系,以及探讨行为、含义、对象的相互关系,这便是超越论现象学(或超越论哲学)的任务。”

直观似乎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实事被给予我们,并且是自明地被给予”,因为我们是在现实意义上“直观地思维地朝向实事”,但是在胡塞尔看来,这种直观其实是一种自然思维的态度,它“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地实存着的被给予的”的只是由直接经验提供给我们的东西,当我们以这样“自然的”科学进行认识,它在形式的普遍性中将含义和含义有效性的先天联系以及属于对象本身的先天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种形式意义和研究对象产生出的是一种纯粹语法,在纯粹语法上产生出的纯粹逻辑——不管是纯粹语法还是纯粹逻辑,都为了科学思维的艺术学说提供日常的、实用的语法和逻辑,也就是说,它以经验为起点,最终回到目的论的终点,而这种思维胡塞尔一开始就进行了批判,“我们在开端的时候不能把任何认识当作认识,否则我们就不具有可能的,或者说同一的、有意义的目的。”

但是如果抛弃自然思维,回到哲学的、反思的思维,那么这种认识就有几个问题:一是哲学思维中有感知,有回忆,有期待,而它们都是主观体验,和客观经验相比,主观体验上的认识是人的认识,它不是束缚在人的智力形式上,无法切中事物本身的本质,当然也无法切中自在之物;另一方面,人的主观认识会抛弃逻辑规律,而哲学的思维则取决于对认识可能性问题的态度,那么这种认识所考虑的可能性还有意义吗?它会变成矛盾的游戏场,它会变成形而上学,更谈不上“切中”。所以要完成“切中”,要在认识中确定它与被认识的客体相一致,要超越自身去准确切中它的客体,就“需要有一门绝对意义上的关于存在之物的科学”,而这就是胡塞尔所说的现象学:它是一门科学,是关于诸科学学科之间联系的科学,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方法和特殊的思维态度:“是从对个别科学中的自然认识的‘批判’中逐步形成的,其基础是在普遍的认识批判中所获得的关于认识的本质和认识对象的及其各种基本形态的本质的明察,这些基本形态是指认识和认识对象之间各种基本的相互关系。”

既然要“切中”,要在认识中完成和客体的一致性,要在批判中建立相互关系,所以胡塞尔认为认识批判的开端就需要对所有知识进行质疑:“整个世界、物理的和心理的自然、最后还有人自身的自我以及所有与上述这些对象有关的科学都必须被打上可疑性的标记。”打上可疑性的标记,就是搁置它们的有效性,而搁置有效性的意义就在于中止判断,“它不仅在开始时,而且自始至终在对任何认识,也包括它自己的认识进行质疑,并使任何被给予性,也包括它自己所确定的被给予性无效。”中止而不是终止,搁置而不是取消,很明显,质疑而搁置,搁置而中止,是为了将那些预设的被给予性宣布为无效,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确立自己。

这种确立自己的认识批判需要的是自己给予自己的明晰性,也就是说,不能把任何东西预设为在先被给予的,不能是从别处不加考察取来的认识,“而是它自己给予的,它自己把这种认识设定为第一性的认识。”自己给予自己,才能体现在认识中具有一种绝对的被给予性,所以这种第一性的认识绝对不能包含任何模糊性和可疑性,它必须具有使任何问题都能迎刃而解的明晰性——在这里,胡塞尔对认识本身也进行了搁置和中止,在他看来,感知、认识、想象、经验、判断、推理这些都以模糊的方式谈论它们,目的就是给反思一个机会,“如果我进行反思,那么这种模糊的‘关于认识、经验、判断等等的谈论和意指’的现象当然只是被给予,并且也是绝对地被给予。”也就是说,对于认识的意义和本质方面的模糊性正需要一门关于认识的科学,这门科学的意图就是使认识获得本质的明晰性,因为认识批判在意义,在胡塞尔看来,“是想揭示、澄清、阐明认识的本质和属于其本质的在有效性方面的合理要求;而这无非就是指:使它们成为直接的自身被给予性。”

而这便是在搁置和中止之后的超越的可能,超越一方面是在认识行为中对认识对象的非实项含有“在真正意义上被给予”或者“内在地被给予”中被理解为实项地含有,另一方面,就是将思维所意指的、所感知的、所回忆的事物在体验发现中超越自身,成为认识体验中的实项内在。如何超越?这其实就涉及到认识的本质,在胡塞尔看来,认识不是对于客体的认识,因为认识是被给予的,而认识客体不是被给予的,所以认识应该是一种直观的东西被给予的关系,只有认识成为关系,成为直观地被给予,才能“切中”——胡塞尔举了一个天生聋子的例子,当聋子知道声音存在,并且声音形成了和谐,和谐中神圣的艺术也建立了,但是自始至终,聋子都没有认识一种被给予的客体,他不能够理解声音和声音艺术,他不能想象它们的同一性,他也不能直观他们,关于实存的知识对他也毫无用处,他只是在认识中建立了关系,并且在关系中切中了客体,在同一性中知道声音存在并形成了和谐,而且建立了神圣的艺术。

所以胡塞尔认为,对认识论必须进行还原,这种还原就是将所有相关的超越都贴上排除的标记,贴上无关紧要的标记,贴上认识论上无效性的标记,“这个标记表明:所有这些超越的实存,无论我是否相信它,都与我无关,这里不是对超越的实存做判断的地方,它根本不被涉及。”排除一切超越之物,其实就是使思维的存在具有明见性,就像聋子本身对声音的认识就不需要对客体的理解,不需要知识,他需要的是思维存在的明见性,而这种明见性不是“我的思维是存在”的明见性,也不是“我思维地存在着的”明见性,而是一种纯粹思维——我的感知便是纯直观地感知:观察它本身如何在此存在,而不考虑和自我的关系,“那么这个被直观地把握的和限定的感知就是一种绝对的、摆脱了任何超越的感知,它就作为现象学意义上的纯粹现象而被给予。”这就意味着现象学的对象不是设定在一个自我之中、一个时间性的世界之中的实存,而是被设定在纯粹内在的直观中“被把握的绝对被给予性”——当纯粹内在之物被我意指的时候,它就是自身之所是的东西,是被给予性所作为的东西,是“这里的这个”。

“这里的这个”是一种个别思维的纯粹内在之物,是具有绝对的被给予性的东西,是其自身之所是的东西,当个别通过胡塞尔所说的“超级加法”在一起,便成为一种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的普遍性,它以普遍对象、普遍事实状态达到了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而对于普遍性的认识便是一种本质分析,“现象学的研究是普遍的本质研究”。当然,这也是去除了经验的先天认识,它是在“原初的、绝对被给予性领域里,可直接直观地构造自身”的第一种概念之外属于现象学的第二种概念:“具有本质规律、作为范畴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原则性含义的概念”。那么,这种本质认识包含的到底是什么?它除了实项的内在之物之外,是不是也包含了认识必须具有的“意向意义上的内在之物”?胡塞尔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认识体验本身就属于一种意向,“它们意指某物,它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对象发生关系。”

这种意指某物,不再是个别的、特殊的某物,而是普遍之物,是被给予性的普遍之物,“一个纯粹内在的普遍性意识根据被观察的和自身被给予的个别性构造起自身。”从红的直观到纯粹的内在,从纯粹的内在到普遍的红,从普遍的红意指本质的红,所有的认识都是在绝对的被给予性中成为直观,具有明见性,最后指明了自己。思维的这种明见性,进一步承认了普遍之物的明见性和被给予性,但是这依然不是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的最后一步,他提出的一个疑问是:如果我在感知颜色时进行了现象学的还原,使其在直观中变成纯粹的内在,然后我通过这个纯粹的内在进行纯粹的抽象,那么我就获得了现象学中“颜色一般”这个本质,但是,如果我具有明晰的想象,是不是也可以获得这种本质?这里其实已经设置了条件,那就是想象本身就是明晰的,也就是说认识就已经具有对于普遍之物的明见性和被给予性,所以认识中的本质也是自身被给予的,无论是想象也好,还是回忆也罢,在胡塞尔看来,只要去除了经验的实存,只要根据直观来体验,“它在某种意义上是被给予的。”

重要的是这种普遍之物的自身给予性,在认识中一样是绝对的被给予性,它就是一种现象学的认识,所以最核心的是被给予性:不管是思维的被给予性,还是在清新回忆中留存的思维被给予性,不管是在现象的河流中持续的现象统一性的被给予性,还是这个统一性变化的被给予性,不管是在“外”感知中的事物的被给予性,还是“幻象和再回忆以及在相应的联系中杂多综合地统一在一起的感知和其它想象的各种形式的被给予性”,不管是逻辑的被给予性,还是普遍的被给予性,不管是谓项的被给予性,还是实事状态的被给予性,甚至背谬的,矛盾的,非存在的被给予性:

无论在它之中表现出的是单纯被表象之物还是真实存在之物,是实在之物还是观念之物,是可能之物还是不可能之物,它始终都是一种在认识现象之中的被给予性,是在最宽泛意义上的思维现象中的被给予性,并且,在本质考察中所探的始终都是这个起初是如此奇特的相互关系。

被给予性的意义就是:对象在认识中构造自身,认识是普遍认识而不是人的认识,和实存没有设定关系,和经验的自我没有关系,和实在世界也没有关系,它只有在绝对的被给予性的领域中才能被切中和切中——当一种认识去除了主体和客体,去除了被动和主动,它就是在普遍对象性本身是它之所是,在认识的思维明见性中,现象学就具有了两个绝对的被给予性:“显现的被给予性和对象的被给予性”,现象学的还原也完成了“纯粹直观中指明自己”的终极意义。

旧制度与大革命

编号:B37·2191109·1604
作者:【法】托克维尔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92年09月第1版
定价:32.00元当当15.70元
ISBN:9787100014441
页数:316页

《旧制度与大革命》写于1851年到1856年之间,当时的法国正处在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建立和巩固第二帝国的时代,信奉自由主义的托克维尔对之悲观失望,成为“国内流亡者”。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在原有的封建制度崩溃之时,因并未带来革命预期的结果,而致使执政者与民众间的矛盾公开化,社会动荡愈演愈烈。该书通过对大量史实的分析,揭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在联系。法国大革命似乎要摧毁一切旧制度,然而大革命却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情感、习惯、思想,一些原以为是大革命成就的制度其实是旧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事实上,这本书写的并不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一般的历史叙述史,用托克维尔自己的话说,他要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他要以孟德斯鸠为榜样,写一部像《罗马盛衰原因》那样的著作,“为后世留下自己的痕迹”:“我现在发表的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这样的历史已有人绘声绘色地写过,我不想再写。本书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


《旧制度与大革命》: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

法国革命对于那些只愿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将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
——《第三编·第八章》

当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推翻君主专制,为什么这种革命的结果只是一种继续?当法国大革命通过《人权宣言》,宣布“人们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为什么它依然是一个矛盾体?当法国大革命解构了旧的观念和旧的体制,建立了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民主思想,为什么还是一出“尚无结局的戏剧”?法国大革命之后,七月革命之后,二月革命之后,甚至第二共和国之后,为什么托克维尔反而喊出了“我蔑视和惧怕群众”?

一系列的疑问似乎是托克维尔成为了自己所说的那个“只愿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当他目睹了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目睹二月革命又推翻七月王朝,当他担任众议院议员,参与第二共和国宪法修订,甚至一度在秩序党内阁中任外交部长,他不仅仅是观察革命本身的人,而且是革命的亲历者,当路易·波拿巴的政变以及第二帝国的建立,使他成为了“国内流亡者”,托克维尔的确经历了后革命的黑暗时期。似乎也正是这一种黑暗,使他以超越“立功”的方式“立言”,站在1789年之后的时间维度里,回望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后60年的现实,直面1804-1814年十年帝国时期,这种观察的黑暗以及亲历的黑暗,才能在审视中寻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至此,我已抵达这场值得纪念的革命的门槛;这次我并不想走进去:也许不久我能这样做。那时,我将不再研究这场革命的原因,我将考察革命本身,最后,我将大胆评判大革命所产生的社会。”

但是在写下这本书的时候,托克维尔还是站在了革命的门槛这边没有走进去,也没有考察革命的本身以及评判大革命所产生的社会——也就是说,那一个门没有被跨入,意味着托克维尔一直转身站在门外,他以回望的方式成为历史的观察者,革命之后的60年已经终结,帝国的10年时期已经显明,而作为一个观察者的意义,不是对革命本身就行总结,不是如梯也尔安阳也一部革命史,而是穿过观察的黑暗现实走进有灯火的地方,而这革命的灯火是在革命之前就被点亮的,也就是说他要穿过观察革命本身带来的黑暗,而进入到“前革命时期”——当托克维尔将“旧制度”和“大革命”并置在一起成为书名,就是表达了这样一种态度:“对旧社会,对它的法律、它的弊病、它的偏见、它的苦难、它的伟大,若无清晰的透视,就绝对不能理解旧社会衰亡以来60年间法国人的所作所为;但是人们若不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

旧社会暴露了它的弊病和偏见,显露了它的苦难和专制,旧制度是必然要被解体的,革命是必将要到来的,但是这并非是因为大革命去除了旧社会的一切制度,而是这些革命的灯火早在大革命之前就已经被点燃了,也就是说,托克维尔放弃写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历史的书,就是不愿只做观察革命本身的人,而是要清晰透视旧社会衰亡的原因,要深入旧制度的心脏,发现活生生的旧制度,它的思想,它的激情,它的偏见和它的实践,“设法说明和使人明白构成这个时代链条的主要环节的那些重大事件的原因、特点、意义。”在托克维尔看来,事实只是建立思想的基础,而思想的意义不只是涉及一段历史,还涉及此前和此后的时期,还涉及完成帝国的那些卓越人物,甚至还涉及“由他给法国大革命运动、国家命运以及整个欧洲命运昭示的方向”——“我要力图辨别它在哪些地方与以前的社会相像,在哪些方面不同,我们在这场天地翻覆中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最后我试图推测我们的未来。”

当观察不再是记述历史,托克维尔的思想便成为了各种疑问句:帝国是如何产生的,它何以能在大革命创造的社会中建立起来?凭借的是哪些手段方法?创立帝国的拿破仑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他的成就和挫折何在?帝国的短期和深远影响是什么?它对世界的命运,特别是法国的命运起了什么作用?……也正因为有着这诸多的问题,所以大革命只是一出“尚无结局的戏剧”,而帝国就是这出戏剧“特殊的一幕”。而要解答那些疑问,立足点当然是要先深入到大革命本身,这是一个前提,只有对1789年的事件以及60年作为整体的大革命做出一种客观的评价,才能找到前革命的那些灯火,也只有在前革命和革命中发现它的续承性,才能在“后革命”时代为这出戏画上句号。

法国革命建立了怎样一种功绩?托克维尔说它是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它代表法国的“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从来没有比它更伟大、更源远流长、更酝酿成熟但更无法预料的历史事件了。”大革命摧毁了政治机构,废除了民事机构,改变了法律、风尚、习俗甚至语言,又动摇了社会基础,“似乎最终要清算上帝本身”,而且革命还跨越了国界,带着前所未有的各种手段、新的战术、致命的准则,打碎一顶顶王冠,蹂躏一个个民族,“而且竟有这样怪事:把这些民族争取到自己这边来!”从反宗教斗争到社会权力之争,从政治革命到思想革命,法国大革命摧毁了若干世纪依赖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那种被称为封建制的政治制度,所以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的业绩就是:“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

但是,这场大革命在托克维尔看来,是如此彻底如此迅猛,却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大革命在法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爆发?也就是说,为什么法国具有大革命爆发的唯一特点?又为什么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会被人仿效而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存在?所以必须深入旧制度,必须观察旧社会,必须在“旧制度和大革命”之间回答既有决裂性,又呈现出连续性和反复性的原因。大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建立了中央集权政府,这似乎成为了大革命最显著的功绩,但是从这个切口进入,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在政治制度上的革命,也就是建立所谓的中央集权,并不是一种创新,因为它本身就是旧制度的产物,也正因为它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所以“能够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包括大革命之后的行政监管、行政法院、官员豁免权、行政风尚,都是旧制度的一部分。

由一个被置于王国中央的唯一实体管理全国政府;由一个大臣来领导几乎全部国内事务;在各省由一个官员来领导一切大小事务;没有附属的行政机构……这些在大革命之后的中央集权制度,都是旧制度的一部分,虽然大革命使其形式更加确定,步骤更加规范,存在也更为稳定,那也只是大革命的契机使得这个早已存在于旧社会的制度“恢复了原状”,那么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制度能在封建社会的废墟中建立起来?“随着政府变得更加包罗万象,更加扩大,它也变得更加规范,更加开明。它占领了所有领域,与此同时,却变得温和起来:压迫少,疏导多。”这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开明和温和,它指向的是法国大革命所要建立的那个社会的目标:平等和民主。当中央权力摧毁了中间政权机构,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便留有了空阔的空间,因此,中央政权成为了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的唯一代理人,“政府既然取代了上帝,每个人出于个人需要,自然就要祈求政府。”

而这样一种形态并不是在大革命时期出现的,首都巴黎的壮大甚至具有压倒外省的重要地位,就是这一种权力扩大化的表现,尽管在路易十四全盛时期曾六次阻止巴黎的发展,但是巴黎还是冲破了条条敕令,而当大革命爆发,这一场关于中央权力、关于巴黎城市的革命全部完成,“巴黎不再只是交换、贸易、消费和娱乐的城市,巴黎已成为工场和制造业的城市”,这一定位使得巴黎成为了时尚的典范者,成为权力和艺术的唯一中心。所以托克维尔认为,“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权力,是40年来在我们眼前不断更迭的所有政府垮台的重要原因。”推翻君主专制,但是又延续了中央权力,在这个续承性的问题面前,托克维尔的担心甚至恐惧不在于制度本身,而是造成了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孤立,他们因为成为“相似的人”,所以被分割成一个陌生的小团体,在这种彼此漠不关心的情况下,无论是曾经作为君主制舞台上唱主角的贵族,还是现在大革命之后走上时代舞台的资产阶级,他们都处在被分割的命运,而他们既是权力的牺牲品,也是权力的制造者,“他们除权利外,概无差别。”

但是这并不只是属于中央权力还是阶级权力问题,这种被分割而具有相似性,因为相似性而失去了话语权的现实,看起来是一种民主和平等的开始,但是在它的背后却是自由的丧失。在托克维尔看来,政治自由的毀灭与各阶级的分离才是导致旧制度灭亡的弊病,这个恐惧名著的贵族,一直认为民主与自由是矛盾的,不可兼有的。他在《回忆录》中表白说:“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而在本书的前言中,托克维尔更是强调:“我对自由的热爱久已有之,并非自今日始。”在他看来,自由的意义在于:

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自由可以摆脱孤立,自由使人感到温暖,自由让人相互理解,自由能抵御金钱崇拜,自由更能在创造知识,判断善恶。但是当大革命之前的中央权力在大革命之后依然延续,当政治集权掌控了公共事务,自由似乎已经被毁灭了,“正是这种阻止国民索还自由、只向国民索钱的愿望不断地促使各阶级彼此分离,使它们在共同的反抗中最终既不能彼此接近,也不能取得一致,以至政府在每个时期要对付的只不过是单枪匹马的寥寥数人。”但是托克维尔似乎是乐观的,在他看来,专制政权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但是从教会到司法机构,再到思想者到普通民众,不仅有对于自由的渴望,还有争取自由的实践,“在中央集权制日益使一切性格都变得一致、柔顺、暗淡的时代,正是自由在大批个人心中,保留着他们天生的特质,鲜明的色彩,在他们心中培育自豪感,使热爱荣誉经常压倒一切爱好。”甚至大革命培育了生机勃勃的精灵和骄傲勇敢的天才,“要是在自由不复存在的土地上,能成长起如此雄健的品德,这才是怪事。”

自由从来没有消失,一方面从法国历史以及大革命的现实中可以看出,正是自由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在其他种种自由的废墟里,我们还保留了一种自由:我们能够差不多毫无限制地进行哲学思辨,论述社会的起源、政府的本质和人类的原始权利。”也就是说到十八世纪中叶,文人都成为国家首要政治家,正是这种启蒙主义,才使得法国革命能够不断“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也只有先通过革命才能拥有更多的自由,因为他们知道,“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而这也回到了托克维尔最先提出的那个核心问题:为什么大革命会在法国爆发并波及欧洲。

中央集权来自于旧制度,而可贵的自由品质也在旧制度中成型,所以这前革命的灯光可以照亮革命时期的道路,更可以照见后革命时期的方向,“没有我所陈述的那些原因,法国人绝不会进行大革命;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所以不管是政治革命还是哲学革命,不管是民族革命还是思想革命,甚至不管自己曾经是贵族还是害怕民主,对于托克维尔来说,当自由成为唯一的真相,“旧制度和大革命”真正的意义在于在对于自由的一次次的维护和发现:“法兰西并未在它周围散布革命种子,它只是培养存在的种子;它决非创世的上帝,而是破晓的曙光。”而唯有自由,才是大革命这个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带来的真正权力:“自由从政治制度中消失了,但在风尚中依然保存。自由的保障愈少,它对于个人就愈珍贵,仿佛他们每个人都继承了从国家各大团体那里夺得的种种特权。

宗教与科学

编号:B84·2191109·1603
作者:【英】罗素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0年09月第1版
定价:14.00元当当6.90元
ISBN:9787100070690
页数:155页

《宗教与科学》完成于1935年,作为一个非宗教主义者,罗素不相信上帝,对宗教神学持否定态度,在书中他历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与神学的冲突和斗争,每次斗争的结局,总是科学战胜神学。宗教虽然始终不渝地为神学辩护,但它在科学进步面前,不得不一步一步退却,为上帝存在的论证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修饰和补缀。罗素对科学的进步,持悲观主义的看法,他对宗教辩护者提出的“科学是不够的”、“科学不讲价值”一类说法,承认是对的,罗素说,“价值”问题确实不属科学探讨的范围,而且他还进一步说,“价值”问题首先不是知识范围的问题,因而它不是凭理智可以解决的。在罗素看来,科学只讲真伪,不管善恶,涉及“价值”一类伦理问题,是没有客观标准的。罗素还认为,科学的发展,也给人类带来残杀手段更为厉害的战争灾祸,而且发展的趋势,将是愈演愈烈。但是罗素的唯心论观点中却具有唯物色彩,从宗教的批判也完全是彻底的无神论。


《宗教与科学》:尚未完成的哥白尼革命

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所有的真理;自由讨论有助于发现新的真理,而压制就会使得新的真理很难发现;从长远的观点看来,真理的发现增加人类的福利,而基于错误的行为有碍于人类的福利。——《第十章 结论》

当科学的目的是揭示真理,当科学的意义是发现规律,在宗教和科学的冲突中,“科学总是取胜”成为一种规律,站在二十世纪初的罗素似乎是充满信心的,但是对于他来说,“没有一个人知道所有真理”却有可能成为新的“宗教”束缚,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他身处的那个时代还有着具有如宗教意义一样的权威存在,甚至它变成了一种特权——在特权统治的时代,科学如何更好地发现真理?如何更好地增加人类的福利?

新时代,新世纪,宗教和科学之间的争端出现的是新现象,一方面科学技术得到了全面发展,它在人类生活中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这是科学不断探索取得的新效果;另一方面,一些新的宗教正在取代基督教,“它们正在重犯基督教所已经悔悟了的那些错误”,但是这些错误似乎并不能阻止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宗教在某些方面和科学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这些新现象在罗素看来是积极的,但是另一些新情况却让他忧心忡忡:在英国,如果有人在演说或廉价的小册子中发表关于 共产主义的见解就会丧失生计,还可能被监禁,甚至当局还颁布了一个法令,不仅煽动性作品的作者,而且拥有任何这些作品的人,只要政府认定是煽动性作品,就会受到处罚,而理由是:“他也许想用这些作品来削弱陛下军队的忠诚。”

这不只是在英国出现的迫害,在德国和俄国,对于知识分子的迫害比近二百五十年来教会的任何恶行都厉害,从政治到经济,这种迫害已经不再是单纯神学意义上的,也不再针对科学精神,而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危及普遍领域。所以罗素观察后认为,这种对学术只有的威胁比166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大,它主要来自政府,“由于近代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的危险,这些政府继承了以前属于教会当局的那种极其神圣的特性。”而罗素所讲的这种“极其神圣的特性”就是权威,和宗教神学的本质特征一样,当科学用来观察和观测,用来发现规律,用来预言未来,而宗教神学对于权威的维护,导致了两者的冲突,“神学与科学的冲突,也就是权威与观察的冲突。”所以当政府用迫害的方式来压迫知识分子,无疑就是一种宗教神学的翻版,所以在新时代,罗素的呼吁就是倡导学术自由,“学术自由对其个人来说是重要的那些人在社会中可能是少数,但是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对将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的意义就在于打破残酷和偏执,甚至让“聪慧而刚愎”的人类不再成为自己建造的那个中心。

现在“对于学术自由的威胁比166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大”,罗素将这个年份独立出来,在宗教和科学争端的历史中似乎是一个具有史鉴意义的年份,其实,迫害和威胁严重也正代表了科学的革命性地位:如果把1660年进行适当的延伸,在科学史上几乎都是重要事件:1654年,法国帕斯卡费尔马创立概率论;1660—1661年,英国玻义且提出关于气体的玻义耳定律,并对元素作出新的定义,促使化学成为科学;1660年代,英国皇家学会成立,法国皇家科学院成立;1665―1680年,英国牛顿和德国莱布尼茨分别创立微积分;1665年,英国胡克用显微镜观察植物细胞;1666年,英国牛顿发现白光为复合光,提出万有引力定律;1672年,牛顿提出光的微粒说,;1675-1683年,英国列文虎克用显微镜发现动物细胞、精子和细菌……

科学在发展,宗教在压迫,这是17世纪60年代左右的历史,而其实这种冲突的历史几乎贯穿了科学发展起来的任何年代,而冲突的原因就在于科学和宗教是社会生活的两个方面,遵循着完全不同的“规律”:科学是依靠观测和基于观测的推理,试图在世界的特殊事实中发现规律,并且希望这种规律能够预言将要发生的事物;而宗教不需要推理也不需要发现,它只需要尊重权威,上帝是权威,权威即真理,它通过教会、教义和个人的道德法规体现出逻辑一致性,而神学家认为科学的最大威胁就在于破坏这些真理和逻辑统一性。哥白尼学说,被看成是神学与科学的第一次对阵,而这次对阵的核心就是太阳中心说还是地球中心说——当托勒密抵制太阳中心说,恢复地球中心说,实际上就是维护地球在宇宙中心的特权地位,而这种对于权威的维护本质就是不废黜人类这个地球中心者的地位。实际上,在这场冲突中,神学和科学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一方面当传统神学赋予人类以宇宙的意义,对于人类本身来说,就产生了质疑:“这个偏僻而又狭小的避难所怎么会具有被认为是人类故乡所应有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那些提出了科学见解的人,并没有想要彻底毁掉教会的权威地位,甚至采取了某种妥协政策:开普敦研究了天文学,但是他坚信太阳是一种具有圣灵的物体,他也从来没有和教会发生冲突;伽利略在科学上的贡献是把实验的和力学的技能同数学公式来表示自己结论的能力结合起来,尤其是自由落体实验和望远镜的发明,令宗教人士感到恼火,但是当宗教法庭勒令他抛弃“错误观点”时,伽利略也照办了;甚至在伽利略去世那一年出生的牛顿,提出万有引力改变宇宙观念的他,却是一个虔诚的人,他信奉的是《圣经》的圣灵启示,甚至他的信仰影响了十八世纪的哲学观念……

但是很明显,尽管这些科学家对宗教神学保持着虔诚、妥协甚至臣服的态度,哥白尼学说带来的革命已经不可遏制地发生了,人类中心说这个真正的权威思想受到了威胁——从科学研究的次序来看,人们对于真理的规律发现似乎是从远而近抵达了人类本身:首先是天,其次是地,接着是动植物,然后是人体,而最后是人的思维,这种由远而近的次序似乎有着贯穿其中的一条线索,那就是进化论,而进化论就是科学精神的实践体现。“现代人难以认识到对进化和逐渐演化的信仰是不久之前的事;其实,这几乎完全是牛顿以后才有的。”牛顿的万有引力其实是在虔诚中对于宇宙的某种形而上学理论,因为他心目中的宇宙是没有发展地宇宙,甚至可能是上帝这个立法者创造出来的;之后的康德也是以哲学家的视角,在《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或根据牛顿定理研究整个宇宙的结构及其力学起源》的书中,为创立太阳、行星和恒星的生成的科学理论作了第一次认真的尝试;接着的拉普拉斯在继承了康德学说的基础上,《宇宙体系论》中发表了著名的星云假说;从天到地,地质学则抛弃了天文学中天体不变的信条,认为变化是缓慢的,赫顿第一个提出现代科学的观点,他认为,过去地表发生的变化是由于现在正在起作用的那些原因引起的,并且没有理由设想这些原因过去要比现在有活力。

正因为地质学的发展,导致了从地质中发现了生物学的进化规律,进化学说也从地质学进入生物学,达尔文无疑是具有革命意义的科学家,他提出的自然选择学说颠覆了传统观点,而拉马克则是第一个推崇进化论的生物学家,但是这种学说显然是对神学的一个沉重打击:上帝造物,物种怎么可能变化?重要的一点是,人怎么可能是低等动物的后裔?宗教需要维护权威,上帝是权威,出于宇宙中心的人类也是权威,当自然选择的进化论为地球物种建立了变化的规律,对于神学来说更重要的打击是:生长必定会走向衰亡,生命如此,宇宙也是如此,“总有一天,太阳会变冷,地球上的生命会终止。”这样一种悲观主义如何让人看到希望看到进步看到上帝的荣光?从天到地到物种,而到了更微观的人类,宗教和科学之间的观念冲突更加突出:对于人体极其疾病的研究,其实是魔鬼学和医学之间的矛盾,当鼠疫和瘟疫在中世纪流行,人们将其归于魔鬼作怪,1348年的黑死病爆发使得各地爆发了形形式式的迷信活动,人们甚至相信巫术可以治疗这些疾病。那时候的科学其实是在困境中发展,解剖学和生理学是针对疾病而发展起来的,维萨里对于解剖学的贡献,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以及麻醉的发明,都是人类试图用科学方法防治疾病的实践探索,但是它们不同程度受到神学的干涉。

而在对于人类自身的研究中,宗教和科学的冲突主要体现在灵魂和肉体上,其实对于它们的研究和讨论更多是从哲学角度进行的,灵魂说和毕达哥拉斯学说,和柏拉图哲学有关,而到了经院哲学,灵魂和肉体都成为了实体,这些观点其实都具有哲学神学化的特征,而在经历了笛卡儿、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等不同哲学家对于实体概念的阐述之后,休谟似乎提出了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实体说,但是无论怎样,实体要脱离哲学进入纯粹的科学领域,在罗素看来,需要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发现,不仅实体概念很难同当代哲学相容,而且在因果性方面也有同样的困难。”即使唯物主义提出了意志说取代因果律具有的神学罪的概念,在罗素看来,心理学以及意志论依然是模糊的,甚至知觉、意识等都是不够精确的——“无论是‘灵魂’还是‘肉体’都不可能在现代科学中找到席位。”这也是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学遇到的困难,“科学的未来是不可能预料的,特别是心理学,它才刚刚开始变得科学。”但是走向科学之路,心理学的真正抗议恰是针对神学的,因为它取消了永生的信仰。

从天文学到地质学,从生物学到生理学再到心理学,这是罗素按照科学研究的次序,审视了宗教和科学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立,但是宗教和科学的真正矛盾体现在哪里?或者说科学能不能解决宗教问题?这里就涉及到和宗教有关的因果律、价值观、预言论和伦理学在科学意义上的探索和发现。从因果论来看,宗教似乎早就提出了它们的教义,那就是上帝、永生和自由,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这些属于自然宗教的东西不用启示的帮助,只需要人类的理性就能证明是正确的,而对于科学来说,因果律是科学应当去寻找的东西,甚至发现因果律就是科学的本质,但是它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理想,“在目前,科学既不能证明也不能驳斥这三个教义,而且我还认为,要想证明或驳斥任何东西,除了科学以外没有其他方法。”

如何去驳斥,这似乎涉及到宇宙的目的这个终极问题,从科学的实践来看,科学家正是坚持宇宙是有目的的观念所以要探索规律,而这个宇宙目的论在宗教领域却比科学更容易回答为什么,J.阿瑟·汤姆森爵士甚至认为科学无法解答这些问题就在于科学无法回答“为什么”:恒星为什么形成?太阳为什么产生行星?地球为什么冷却,而且到后来产生了生命?在宗教意义上,宇宙的目的论有三种形式:有神论的形式、泛神论的形式和可称之为“突生的”形式。有神论当然是上帝创造了世界并颁布了规则,宇宙的目的就是造物主的目的;在泛神论的形式中,上帝并非存在于宇宙之外,而不过是被当作整体的宇宙而已;“突生”论强调了时间的真实性,但是在突生的情况下,它恰恰取消了宇宙的目的论,甚至在无法预见只有突发的情况下,终局就在开端之中。

如果宇宙是有目的的,那么抛开宗教观点,在科学意义上它则遇到了困难,“世界史上最好的东西为什么出现在晚期,而不出现在早期呢?把顺序颠倒一下难道不行吗?如果认为事件有日期的那种想法是种幻觉,而上帝是没有这种幻觉的,那他为什么要把那些愉快的事件安排在最后,而把那些令人扫兴的事件安排在开始呢?”按照柏格森的观点,事物的出现是不可预见的,是有一股神秘力量促使事物进化。其实,当神学建立了宇宙目的论,当宗教回答了“为什么”,恰恰说明了科学的“哥白尼革命”没有真正完成,因为这是一种人类中心的自大和盲目,那个上帝无非是人类的投影,不是上帝创造了世界,而是世界创造了上帝,所以罗素对人类开始发问:“人类举镜自鉴,认为自己的形象如此卓越,可以证明宇宙的目的必然始终是以人为目标,这种情形不是有点荒唐吗?”而真正的哥白尼革命的意义,就在于这样一条科学的标准:“直到它把人们教得比那些认为人类就是宇宙目的的充分证据的人更谦虚时,才算完成。”

科学体现的是人类自身的探索精神,它指向的是真理这个终极目标,而不是将人类当成一种权威,把人类看成是宇宙的中心和真正的主宰者,所以在针对神秘主义哲学提出的世界的统一性、恶的虚幻性和时间的不真实性这三个论点时,罗素认为在科学意义上虽然没有所谓善的价值观,但是科学却需要自己的价值,那就是追寻真理的精神,“胸襟之开阔、态度之沉着、思想之深刻,都可起源于这种情感,当浸沉于这种情感时,一切私欲都暂时消失,思想成了一面反映宇宙广阔的镜子。”也就是说,科学需要抛弃的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主观性”,它的目的是通往幸福,“能使人们以一种比现在更加适合于人类普遍幸福的方式来行动的,并不是伦理学理论,而是靠通过智力、幸福和免于恐惧来培养各种大度、豁达的欲望。”

不管是对于人类宇宙中心说的解构,还是对于因果律的探寻,或者对于价值观的实践,罗素都是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这种人本主义不是神学立场的人类中心说,而是赋予人一种科学精神,在打破权威、捍卫自由、追寻幸福中实现价值,而这便是对于真理的科学实践,尤其是在政府成为另一种意义的教会时,更需要这样的科学精神,更需要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从哥白尼以来的这段时期里,每当科学与神学发生分歧时,科学总是取胜的。”

私摄影论

编号:Y55·2191018·1602
作者:【日】饭泽耕太郎 著
出版:湖南美术出版社
版本:2018年11月第1版
定价:52.00元当当29.40元
ISBN:9787535684097
页数:255页

“私摄影其实就是摄影家通过摄影这个媒介去探寻自己和自己周围的环境、自己和他者之间的关系。”今年三月,饭泽耕太郎来到上海,在和读者就“摄影的私性”这一主题进行分享死如此解读“私摄影”,私摄影体现的是私性,这种私性所要探讨的是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一种流行,私摄影却在某种程度上被误读,中平卓马认为,想要在“私”这个对象中寻找信赖和真实,作为一种态度无可厚非,“但这种将自我主义的丑陋显露或表达出来的做法,简直是为了逃避艰难的自我克制而做的自我辩护,又或者可以说,裸露癖般叙述身边琐事的这种做法其实毫无益处。”在这本经典日本摄影论《私摄影论》中,摄影评论权威饭泽耕太郎就是从日本摄影谱系出发,以中平卓马、深濑昌久、荒木经惟、牛肠茂雄四位代表性摄影家为例,以简洁清晰的文字、敏锐的洞察力讲述他们各自传奇的人生历程,解说一百多幅相应时期的精彩作品,观察、深入其作品中的“私性”表现,解读令人痴狂入魔的私摄影。


《私摄影论》:我自己就是乌鸦

一旦摄影家们朝着“私摄影”的方向迈进,他们往往能做出这样一种事情,即彻底破坏既是拍摄者又是拍摄对象的“我”的生活。
——《第三章 再论私摄影》

小女孩站在路上,仰着头,露出有些诡秘的微笑;身后的另一个小女孩双手抱着她,头靠在她的肩上,脸上透出的也是隐隐的笑。牛场茂雄的影集《SELF AND OTHER》,标注着的第32张照片,这是他镜头下的童年纪事,这是一览无余被定格的画面,客观、真实,以及缺少故事的虚构性,但是为什么牛场茂雄拿着这张照片的时候,会问一个奇怪的问题:“这里有几个女孩子?”几个女孩子,是露出脸的孩子的数量?但是为什么在细看之下,两双脚之外还有第三双脚:它在站着的女孩双脚和抱着她的女孩双脚之间?

从粗看到细看,从两双脚到第三双脚,无疑进入到了牛场茂雄的那个问题里:到底有几个女孩?六只脚无疑指向的是三个女孩,在排除了“怪物论”之后,牛场茂雄无疑是用照片制造谜语,就像这本影集的名字一样,是self,也是other——当other仅仅以一双脚的显露而成为和self一样的存在,牛场茂雄不是为了制造一种迷惑性,而是“不动声色地将隐藏在人类身上的未解之谜,以异于孪生子照片的角度表现了出来”——self和other一样是并置在照片里,成为被拍摄的对象,也成为被定格的存在,那个这个“不解之谜”就成为了被解之谜,它在一种被展示的平等状态中成为“三个少女”。

但是,这里的一个明显的举动是:牛场茂雄故意将应该平等展示的other即“第三个女孩”隐藏在两个女孩之后,又故意露出一双脚,既制造了一种隐秘,又创造了一种开放。和影集第58张照片一样,一家人围聚在一起,而中间那个即是牛场茂雄,当他被家人围聚在中间又表现出一种拘谨状态的时候,既成为“家族照片”的一部分,又在被围聚而守护中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家人创造的“家族”概念是一个self,而特殊存在的牛场茂雄便成为other,它是一体的,也是分割的,它是展现的,也是隐匿的。第32张照片里的第三双脚,第58张里的“我”,在既隐秘又显露,既展现又隐匿中,成为私摄影的表现的一个永恒问题:自我是物化的other,还是他者是不在场的self?

“无论哪一张照片,都可以看出与被拍摄者处于同一年纪时的牛肠君的影子,他希望照片中的这些人如超越时空一般变身成为他自己。我想,他拍摄这样的照片,就是想把这样的照片当成自画像吧。”大辻清司这样评价牛场茂雄的摄影,当他拍摄照片又想把照片变成自画像的时候,牛场茂雄的存在是作为摄影师还是作为照片中的被拍摄对象?主体和客体,似乎也并不是从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割裂开来,而这便也是“私摄影”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当摄影家朝着“私”的方向前进的时候,在破坏拍摄者和拍摄对象的恒定关系时,所展现的“我”的生活,是不是一定就是一种“私摄影”?或者说,“我”是不是会变成“另一个人”的存在?

似乎要涉及到“私摄影”的定义,当“私摄影”成为一个固定词组并被大力发展的时候,完全超出了“私”和“摄影”的简单组合,而这个词组的关键词无疑是在“私”字上。饭泽耕太郎作为一个摄影评论者,站在“定点观测式地贴近摄影家实践的现场”,他其实是想发现“私摄影”里的可能性问题,而可能性之存在,就是对于必然性的突破——摄影的必然性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当按下快门,当定格瞬间,照片就变成了对于现实正确地、客观地再现,甚至导致了“摄影就是再现真实”的神话的产生。而可能性似乎在质疑这种神话:摄影是一种记录的手段还是具有创造性的“表现式媒体”?

从照片作为一种媒介特性来说,它一定是客观存在,即使如牛场茂雄的第32张照片,第三双脚在隐秘处,也是定格在照片里的一种客观,但是当这双脚被藏在不易发现的地方,牛场茂雄拍摄时的主观性就体现了出来,这种主观性就是一种“私人性质”的体现,也就是说,任何一张照片,只要有这种主观性存在,只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按下快门,就必定会有一种“私性”,“从任何照片中都能看到一个赤裸裸的‘私’的存在,它就这样借由照片显现出来。”但是这种“私性”是一种广义的私摄影,它是摄影本身就具有的特性,显然,饭泽耕太郎的这种定点观测是要寻找狭义的“私摄影”,而非常奇妙的是,摄影史从最初发展来看,“私”反而以各种形式隐藏起来,也就是说,照片在“必然性”的道路上成为一种表达公共性的媒介。

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的《自然的铅笔》,以极为日常且亲切的景象,“勾起了与之相连的思想与感情,并唤醒绘画似的创造力”;雅克-亨利·拉蒂格用照片记录资产阶级生活形态,展现那个“美好年代”;被称为“日本的拉蒂格”的石塚三郎,以拒绝成熟的方式,拥抱“未成年”的精神状态从而获得幸福感;罗伯特·弗兰克用粘贴原版照片的方式亲自制作了仅三册手工摄影集《黑、白及物》,内含妻子玛丽·弗兰克裸露胸部给刚出生的儿子巴勃罗哺乳的照片,探寻“私”表现的可能性……他们都在“私”的意义上进行着探索,表达和实践着自我意志,这些都是“私摄影”可能性的探寻,而私摄影突破必然性表达而走向可能性,其归结的一个核心依然是:什么是私?如何表现私?

这是涉及到私的本体性问题,饭泽耕太郎从“摄影家们”着手,通过对中平卓马、深濑昌久、荒木经惟和牛场茂雄四位摄影家的经历和作品分析,探寻私摄影的本体论。在他看来,“私”对于中平卓马来说,具有双重性,它既是一种恋物癖式的偏爱对象,也是“一种憎恨与诅咒的目标”,而这便造成了中平卓马极端分裂的“私”之相位。和对于“私”的理解的分裂状态一样,中平卓马成为一个摄影师也是一种困难的选择:“犹豫究竟是做一个诗人,还是做一名摄影家”,最后他成为了摄影家,却以一种诗人的视角来看待被拍摄物——他的这种诗人性其实是一种对于日常生活的干预和超越,作为一个新左翼文化鼓动者和影像上的激进主义者,中平卓马以“革命”的方式看待那个时代里应该呈现在照片上的物,满是汽油油渍的新宿街头、反射着冰冷光芒的电话亭、下街中那些宛如飘浮在空中的亡灵一般的少女们、一半融黑暗之中的自卸式卡车车篷,《挑衅》中的这些物带着冷静的客观性和被解构的诗意,他对于摄影的一个观点是:“我所认为的记录,首先是对我活着的每一刻的即时记录。在这样的限制条件下,它是自闭的,是从断绝对自身的执念出发的。”

“对我活着的每一刻的即时记录”,在这里,即时记录的对象是“活着”的我,这种状态是自闭的,也就是说,中平卓马是将活着的自己封闭在照片里,隔绝了和外面世界的联系,但是他却将照片世界无限扩大,甚至让照片中的我成为影像世界的主宰,隔绝而封闭,在“粗颗粒、晃动”的照片里,中平卓马建立了“我我=摄影=世界”的等号关系,在“纯粹私摄影”中表达自我。从认为大众传播纪录的影像“一切都是幻影”的《记录这一幻影》,到“拒绝任何阴影,拒绝任何情绪潜入其中”的《植物图鉴》,再到1973年将所有胶卷都付之一炬,甚至在1977年淫恶日酒精中毒导致逆行性失忆症之后重新进行创作,中平卓马似乎就一直在自闭的世界里寻找极端的、极端的“私”性——在失忆之后渐渐恢复中,他只是醒来后吃完三餐,显影完作品烘干,然后再去睡觉,一种只是“活着”的状态,是生硬死板的,是机械重复的,但是却是纯粹的私性,“我相信朴素的、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最基本摄影行为,反而能够更准确地捕捉拍摄对象。”

中平卓马的确表现了私摄影的可能性,那个被自闭的自我便是可能性的实现和展现,但是这种在失忆症之后“活着的我”是不是在机械重复中变成了物?也就是说,自我在中平卓马的拍摄中反而被物化了。这是不是一种“病”?同样的,深濑昌久的“私摄影”也是在“无法挽救”中完成的,和中平卓马前期将摄影和政治相联系、后期表现世界的直接性不同,深濑昌久所关注的是“生命这种东西所直面的最残酷的、极限的状况”。从他最初在自己家从事摄影拍摄的“杀猪”,到之后拍摄同居女友怀孕期间的裸照、性行为、死婴,深濑昌久都是在深挖生命的残酷性,而且赤裸裸展现在照片中。与妻子鳄部洋子的相遇,他更是将这种残酷性发挥到了极致,《游戏》就是由“屠”“寿”“戏”“冥”“母”“谱”六个部分构成,展现“赤裸的私”,后来他甚至完全彻底地将洋子每日的生活记录下来。

这是一种展现生命本真的私,但是这本在和洋子的婚姻已经产生了裂隙时拍摄的摄影集,依然在展现最隐秘的生命状况,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把私摄影应该具有的情感元素都抹除了?洋子写下的一句话是:“十年间,他一边与我一起生活,一边只是在镜头中注视着我,他所拍摄的我,毫无疑问,只不过是他自己而已。”而深濑昌久自己也不回避这种自我的投影,“我总是以拍摄照片样的名目,将自己所爱之人牵连进来,结果,包括我自己在内,谁都无法获得幸福。”离婚之后深濑昌久拍摄了“乌鸦”,更是成为“只是他自己而已”的写照:黑压压地在空中展翅飞舞、两眼放光警觉地聚集在鸟巢里、在雪地上留下清晰的足迹、滑行飞过东京人行横道的那些乌鸦。饭泽耕太郎认为,“鸦”系列不是简单的动物照片集,而是投映在乌鸦身上的深濑昌久“自己的内在心性”,按照深濑昌久自己的解读,“我自己就是乌鸦”。

曾经的妻子,现在的乌鸦,以及之后继续拍摄“家族”的解体与崩坏的《家族》和《父亲的记忆》,都是在解构中完成了对于自我的命名,而在这些照片里,因为显示了“自己的内在心性”,所以物被自我化了,但是这绝不是深濑昌久探索的终点,从1989年起,他开始拍摄“私景”系列:他伸长握着照相机的手臂,将自己的脸或者身体的一部分拍摄在画面之中。“在这三年左右的时间里,我把自己放入所有的场景中进行了拍摄。我发现,我在镜子中所看到的与用肉眼看到的情况大有不同,这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仿佛是身后那像幽灵一般出现的场景与我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某种被透视法引出来的东西。”实际上,这个出现在镜头里、被定格在画面中的“我”已经不再是作为主体的我,而是变成了被拍摄对象,甚至成了“物化的我”,在这个意义上,另一个我不是为了自己看见,而是为了不看见,就像1992年6月的那个晚上,深濑昌久喝完了酒在走楼梯时不幸摔倒失去了意识,直到饭泽耕太郎的这本书出版的2000年他依然无法正常回归社会——就像他拍摄的那个身后有幽灵的自我一样,在照片呈现的场景里“失语了”,而我也只是变成了一个存在的物。

如果说深濑昌久的自我失语和物化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和被动后的病态隐喻,那么荒木经惟的自我非符号化存在,则变成了对于自我的一次实验。和妻子阳子在新婚蜜月中拍摄的《感伤之旅》是“私摄影”的代表作,“一直以来我都觉得,用私小说来形容我的摄影是最贴切的。……日常就这样简单平淡地渐渐远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仿佛感受到了些什么。”环游京都、福冈县柳川、长崎的旅行,荒木经惟拍摄下了阳子的生活和身体,尤其是给人巨大冲击的是荒木和阳子做爱的场面——荒木经惟是一边与阳子交合一边拍摄的照片展示的阳子裸体,既不是美学的人体,也不是色情的肉体,而是一个男人眼里真切的、可触摸的活生生的女人裸体。这是荒木经惟站在“拍与被拍”的关系里对私摄影的一次实践,但是当自己隐藏在照片深处,当阳子出现在画面里,是不是也如深濑昌久的妻子洋子所说,照片里的一切“只不过是他自己而已”?“我与他一起生活了十多年,有时候会觉得他这样的存在很像某种非常可怕的东西。因为他是一个携带照相机的男人。”阳子的这句话似乎也回到了深濑昌久式的自我投影里,但是荒木经惟拍摄阳子的裸体,在她逝世时拍摄死去的面容,都是在制造一种开放性,甚至不朽性——正是将“妻子之死”这个不可挽回的事态,不加任何修饰地、原原本本地展示了出来,才使得摄影具有了永恒性意义。

但是这其中的自我即使是作为照片中物的投射,即使是站在画面背后,他依然是一个包含情感的存在状态,但是当荒木经惟开始拍摄“荒木经惟们”的时候,那种自我和深濑昌久拍摄“活着的自我”一样,已经在去符号化过程中物化了:在照片里的荒木经惟们戴着黑框眼镜,留着八字胡,他出现在任何一个位置,却似乎不再是主体,一种点缀,一种游戏式的存在,“一旦想要抓住他,他便会‘嗖’的一下从指间逃走,是一个难以把握的存在。”——在他的《伪日记》里,一百八十七张照片有十九张照片里出现了荒木经惟,正是这些复数的、随时可能消失的“荒木经惟们”成为了荒木经惟的一个他者:“他正是通过这样的摄影行为,在持续不断地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即,真正的唯一的‘我’,真的存在吗?面具背后的‘真实面孔’是不存在的。”

这种追问带着质疑,是一种对自我的解构,而牛场茂雄的照片里隐匿着的自我,则是他在“他者”的客观呈现中突出自我的存在意义。和荒木经惟不同,牛场茂雄一出生就患有疾病,甚至医生断言他活不到20岁,所以他一直活在死亡的预感中,正是这种“死亡着”的进行状态,使牛场茂雄想要在摄影的镜子里存在,“他被封闭在一个蛮横无理的牢狱里,在身体无法动弹的状态下,他一定会对自身立场有所意识。”这个镜中的他者就是自我,是带着病患意识的自我,是非普通存在的自我,是other更是self,“我让我的身体包裹在从意识周边刮起的风里,步入这熟悉的街道中。然后我就在这街道上拍摄照片。”这些街上的静物不再是客观的、静止的存在,牛场茂雄将路人、广告牌、楼房,甚至颜色和光线、对话和噪音等包含进去,就是让整个世界都变成“在不透明的漩涡中不断增殖的生物”,从而变成身体的一部分,物的身体化和自我化,对于最后只活了36岁的牛场茂雄来说,就是让生命在有限中激发另一种存在,使得生命本身焕发出更私有的光辉,使之具有更有厚度的时间,也让自我的体验更加丰富。

中平卓马拍摄自闭和活着的自我,深濑昌久让自我展现生命的残酷性,荒木经惟制造非符号化的“荒木经惟们”,牛场茂雄则在隐匿中凸显时间的厚度和生命的丰富性,不管是照片里的他们还是被投影的自我,也不管是物化可消失的自我,还是作为他者的自我,他们都在探寻着“私摄影”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都是在创造着作为主体的摄影师和作为客体的拍摄对象之间建立关系,但其实,对于私摄影来说,其存在、发展甚至引起争论,除了主体客体之外,除了本体论之外,其实还有另一个维度,那就是作为照片存在意义的观者的存在,甚至可以说,拍摄者拍摄的目的终极意义就是为了让人看见让人阅读,这是一种必然公开的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私摄影才成为一种可能——不管是自闭性世界还是残酷性展示,不管是自我是他者,还是他者即自我,如果不是为了在公开层面留给观者一个位置,摄影的私性意义就完全没有了意义。所以当摄影师面对一个不可控、无法挽回的场景进行私摄影拍摄,还是凝聚着自己的意志走向极端的私性,其实都是在寻找着更多的可能性,“‘私’不仅仅是‘我’的持有物,也能通过摄影这种开放的媒介,扩散到世界之中。”

如此,正如饭泽耕太郎所说,当私摄影变成一种公共空间的表达,变成对于观者的传递,实际上包含着“吞噬破坏摄影家自身的危险”,因为那种私很可能不再是自闭的、残酷的、直接的、物化的私,在公共性中,私已经不再自由,所以不如放弃对私的直接关照,不如寻找一种忘我状态,“反而能够将‘私’从远方拉回身边。”乌鸦可能是映射了我之存在的乌鸦,乌鸦也可能表达共性情绪的乌鸦,甚至,乌鸦只是乌鸦,我也只是我。

佩恩先生

编号:C64·2191018·1601
作者:【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9年05月第1版
定价:52.00元当当29.40元
ISBN:9787208156289
页数:168页

“我明白,在那背后,比任何事物,甚至比疯癫都要多的,是孤独,孤独也许是疯癫的最细微的形式,至少是最清醒的形式。”《佩恩先生》的故事背景是1938年的巴黎,罗贝托·波拉尼奥重构了秘鲁著名诗人塞萨尔·巴列霍的神秘死亡,提供了角度特别的解读:我遇到一位名叫巴列霍的病人,他得了一种不停打嗝的怪病,医生们都束手无策,我试图用催眠术给他治病,却遭人暗中阻挠。我被人跟踪,又跟踪了别人。与此同时,我又偶遇过去一起学催眠术的朋友,得知了我们共同朋友的自杀之谜,记忆深处的噩梦对我紧追不舍,我正在慢慢失去同现实的联系,而死亡似乎早就被预言了:“我将死在巴黎,在一个雨天。”本书与他后来的《美洲纳粹文学》《智利之夜》等作品有密切联系。作为早期著作,《出版商周刊》认为,“《佩恩先生》是波拉尼奥最初的创作成果之一,却已展露出他那炼金术士般的耀眼天赋,他能将生活中的绝境炼成危险的谜团。 ”


《佩恩先生》:我们都陷入了这座地狱

意志力,我会这样回答。好像意志力和生命,特别是和死亡有点关联。现在我知道了,是由于偶然性。

一本书,是确定的,是具体的,当然,从阅读开始,也是由于必然性——当必然性存在的时候,抽出来,翻开来,从扉页到内文,以致最后的结尾,都没有歧路,甚至转变一种阅读的习惯,最先从后面的内容读起,关于一个故事,一种叙事,都成为小说之一种。罗贝托·波拉尼奥为了证明这种必然性,他反复强调:“我讲述的一切,都是在现实中发生的”,这其中包括巴列霍的呃逆,包括扎死居里的那辆马车,包括居里和催眠术有密切关系的最后一项工作,以及想为巴列霍看病的医生。最后,波拉尼奥再一次声明:“佩恩本人是真实存在的。若尔热特在她那充满激情、痛苦、无助的回忆录的某一页上提到了他。”

这是罗贝托·波拉尼奥的《作者手记》,写于1999年,当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到小说中出现的人物、事件和谈论的相关内容时,总是突出其“真实性”,真实性就变成了现实的必然性:而且他还说到了这部小说写作的时间:1981年或1982年,尽管小说的命运有点不同寻常,甚至有点冒险,但最后在西班牙各地获得了奖。1981年或1982年写作的小说,之后的获奖经历,以及1999年的“作者手记”,几乎完美地阐述了文本具有真实性的意义。作为一种对应,在文末,波拉尼奥也附录了《声音的尾声:大象之路》,像提到了佩恩先生的若儿热特的回忆录一样,在现实层面上再次印证了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

这其中有1858年生于阿维尼翁1940年卒于巴黎的保罗·里韦特,有1908年生于科尔马1940年卒于阿拉斯的让·布洛克曼,有1897年生于巴黎1925年卒于巴黎的纪尧姆·特泽夫,他们或者死于德国人占领巴黎的那天,或者被德国巡逻队的机枪扫射而死,或者在大桥下上吊自杀,但不管如何,他们在被括号里的生卒日期注明的经历中,都走向了死亡,而且这死亡是被记录下来,成为历史的某种档案。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真实存在的“佩恩本人”,这个1894年生于巴黎1949年卒于巴黎的人,曾经用塔罗牌算命,会手相术,懂神秘哲学,对金字塔之谜、中国占星术、红魔法和黑魔法、心灵感应、灵魂转世、玫瑰十字会,以及数字命理、纯水晶金字塔、护身符、伏都教、生命之树都有了解甚至研究,当然,最后他也死了,和那些在“大象之路”上被括号里注明了生卒时期的人一样,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生是确切的数字,死是确切的数字,以及真实的人名,被记录的事件,都让他们具有了真实性,而这种真实性带来的是阅读的必然性。但是,“大象之路”却是“声音”:保罗·里韦特的死是一种声音传递的:“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在德国人占领巴黎的那天死了。当尸首的臭味顺着楼梯飘下来,街坊们忍受不了的时候,他才被发现。”纪尧姆·特泽夫的自杀也是来自于旁观者的回忆,“所以,我唯一能做的,是探身去看,发现在下面两米的地方悬挂着一个人的身体。我画了两次十字,虽然我不信教。”让·布洛克曼死亡的故事也是一个他人的转述,“第二天,在一个战壕里睡觉的时候,布洛克曼和他的战友们遭到一支德国巡逻队的机枪扫射。”他们在讲述,他们在引用,他们在回忆,所有确切而真实的死亡都被安放在双引号的世界里,而皮埃尔·佩恩,当然也概莫能外:“直到有一天他的肺脏受不了,累死了。他死在我的怀里,在多雷夫人夜总会的老板办公室里。”

如果联系波拉尼奥在“作者手记”上的声明,很容易知道讲述佩恩先生死去的那个人就是若尔热特,这是他在回忆录里记述的一次经历,作为15岁就开始为夜总会传递信件的孤儿,他遇到了佩恩先生,之后他们和表演明星朱韦库一起成为了朋友,后来的1945年朱韦特在德国的一座集中营里死去,若尔热特和佩恩成了孤单的人,他们继续在巴黎外国人的娱乐场所和马戏团里工作,直到有一天,佩恩先生的肺脏无法承受而累到,并最终死在了若尔热特的怀里。当所有人的死都变成了讲述和回忆,即使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是不是意味着必然性已经被慢慢解构了?是不是意味着真实性也可能被误读?而且对于佩恩来说,一个用塔罗牌算命,会手相术,懂神秘哲学,对金字塔之谜、中国占星术、红魔法和黑魔法、心灵感应等都有了解甚至研究的人来说,是不是更意味着和现实的脱离?

一种疑问出现,看起来更像是波拉尼奥设置的一个迷局,在揭示佩恩先生是真实存在的“作者手记”开始之前,波拉尼奥引用了爱伦·坡《催眠启示录》里的一段对话,凡柯克,是一个对于死的念头没有苦恼的人,他反而在醒着的时候喜欢死亡,“催眠状况与死亡那么相近,这使我感到满足。”催眠术和死亡在何处接近,有人让他解释,凡柯克却反向抓住了终点,“我很乐意解释,但我感觉到我力所不能及。你的问题提得不恰当。”所以那人问的是:“那我应该问些什么?”凡柯克说:“你必须从起点开始。”问题必须从起点开始,这是带入必然性的一个通道,但是那人却怔住了:“起点!可哪儿是起点?”

问题必须寻找到唯一的起点,顺着起点才能做出解释,这是一个必然性的逻辑设置,但是当起点无处找寻,那也就意味着问题毫无意义,解释毫无说服力,而死亡和催眠术相近的阐释,当然,也便成了一种未知,而从这个推论出发,催眠是毫无逻辑的,死亡也是,它们到来,它们消失,完全变成了一种偶然事件——必然性变成了偶然性,还有什么是可以阐述的?还有什么是可以解释的?还有什么可以定义死亡?还有什么是催眠的属性?而所有这一切在佩恩先生的死亡故事中,真的成为了没有规律的存在,“好像意志力和生命,特别是和死亡有点关联。现在我知道了,是由于偶然性。”参加过战争的佩恩,在二十一岁时两个肺在凡尔登被烧坏了,当被送到医院,医生想不通他是如何活下来的,佩恩当时最可能的回答是:意志力。意志力抵抗着死亡,只有当死亡退却,活下来才会成为一种传奇,但是,意志力根本就是一种借口,和生命有关,和死亡有关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偶然性。

宿命论?或者佩恩悟处这一点是和那场战争有关,“我不喜欢战争”,两个肺被烧坏是身体的一种病症,却在偶然中发生,让他从战争中回来,让他远离了死亡,所以生死是偶然的——直到1949年死在了若尔热特的怀里。而那次真正的死亡也还是因为生病的肺,偶然幸存下来,是活着,最后死去,当然也是一种偶然。当偶然注解了生与死,偶然消解了意志力,所有关于真实性、必然性的存在都不堪一击,都在宿命论中成为一种虚构,甚至它就是波拉尼奥小说的真正主题——没有起点,没有必然,死亡从来都是和催眠一样,“我感觉到我力所不能及”,于是醒着而像催眠一样死去,于是睡着而走进现实,于是被没有原因的起点带着,于是最后死于偶然。

而当一部小说成为佩恩先生讲述和回忆,这种死亡和催眠的偶然性更是带入到了一个迷宫,“迷宫,对迷宫的喜爱,支配着我:出现的每一条通道,每一座楼梯和电梯,都是一个诱惑,我发着烧盲目地在走廊的灯光下向前走着。”迷宫是有起点的,小说的第一句是:“

4月6日,星期三,傍晚,当我准备离开我的房间时,我接到我的年轻朋友雷诺夫人的电话,她要求我在当天傍晚赶紧到波尔多咖啡馆去。”确切的时间是1938年4月6日,确切的地点是巴黎,确切的事件是:雷诺夫人让我去波尔多咖啡馆,在由时间、地点和人物、事件组合在一起的叙事里,一切看上去都是真实的,都是具体的,当然也是一种必然性。或者还有之后叙述:“此时是4月7日晚上七点,巴列霍夫人、雷诺夫人和我,刚刚来到阿拉戈医院。”还有最后的遭遇:“这一切都发生在4月20日我在里沃利街偶然遇到雷诺夫人的时候。一个英俊的高个男人打着伞陪伴着她。雷诺夫人介绍说,他是她的未婚夫让·布洛克曼先生。”

但是,在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都真实出现的时候,在被讲述、被回忆的故事里,它就会变成偶然,而且对于一个深谙催眠术的人来说,他甚至自己都无法摆脱记述的偶然性,都无法真实回归现实。4月6日接到雷诺夫人的电话之后,“异常征兆就出现了”,在楼梯上遇到两个男人,他们和佩恩擦肩而过,但是却带来了没有因果关系的起点:他们讲着西班牙语,这是佩恩不懂的语言,他们用帽檐遮住了面孔,这是陌生的男人,他们不可能是法国警察,他们一直保持着相遇时的姿势,“仿佛时间停止了,我想。”像是一种催眠的结果,或者说,这一异常征兆正带入危险的境地,它指向的是一种死亡——从1938年4月6日的这一叙述开始,其实作为一个不是起点的起点,后面的一切都像是佩恩被置于催眠术之下,所遭遇的故事,所看见的人物,都变成了迷宫的一部分。

佩恩开始沉沉睡去,“4月份,我想。一个新的生命周期。在某个时刻,我睡着了。”一场梦,梦中有一个“为我好的人温柔而固执地强捂住我的嘴”,等醒来的时候,发现是自己的手压在嘴唇上,“难道我想把自己闷死吗?难道我想强迫自己保持沉默吗?”那时,雷诺已经于六个月前在萨尔皮特里埃医院死去了,无法挽救雷诺的生命,佩恩却爱上了雷诺夫人,在他看来,雷诺夫人是自己信仰爱情的符号,是向往幸福的存在,但是,“我相信我隐约看到了危险,但不知道它的性质。”后来受雷诺夫人邀请,去医院看望被不停打嗝困扰的智利诗人巴列霍,回来后就如进入了梦境,经历了人生最不幸的夜晚,而梦境具有的特点完全将佩恩变成了偶然的接受者,“我的梦境如同一台偷听别人波段的无线电爱好者的电台一般,场景和声音传进我的头脑(因为我应该说,梦有下面这个特点:除了形象外,它还由声音、含糊不清的讲话和咕哝声构成),这一切跟我自己的幻觉毫无关系”;在酒吧里听到大家谈论政局,回来后像是因为酒精作用,佩恩感觉自己坐在一个关着门的房间里,旁边坐着一圈赌徒,当他被带着穿过无数道门,当他看见阿拉伯人没有面孔的影子,他听见了打嗝声,但是想喊出“巴列霍”时却无法发出声音,只有在最后的“某个时刻”,当试着离开浴缸,喊出了一生叫哭声,“与其说是因为绝望,不如说是为了求助。”看了一场名为《现状》的电影,遇到了已经成为法西斯主义者的博拉,最后两个人从酒吧里分手,佩恩像一个逃兵进入了不允许进入的医院,最后在黑暗的世界里,躺在床上“酣畅地睡着了”,那个时候他感觉自己完全被排除在巴列霍的故事之外,排除在想要救他的现实之外,甚至连作为连接两个世界桥梁的雷诺夫人也消失了……

异常征兆出现之后入睡,酒吧里喝了酒之后入睡,进入迷宫在黑暗中入睡,佩恩就是从那个起点开始,像进入到催眠状态一般,遭遇了一个个偶然的故事,这些故事是危险的,是诡异的,是令人迷惑的,当然,也散发着死亡的气息。雷诺在六个月前死了,而接踵而至的梦境都成为了偶然的死亡,当死亡以这样的方式发生,现实是不是就是梦境的虚构?作为医生的解救是不是失去了一切意义?两个陌生的西班牙人,不停打嗝的智利诗人,维克多咖啡馆里的贿赂信件,阿方斯的鱼缸微缩模型,关于米歇尔自杀的电影……如此等等,都进入到了催眠状态,而在没有起点的死亡阴影了,佩恩甚至不再是催眠者,而在偶然地接受了梦境之后,成为了被催眠者,被催眠而失去了控制力,被催眠而成为偶然的牺牲品,被催眠而一步步走向死亡,这一种状态其实在若尔热特的回忆录里就已经有了说明,当三个朋友中的朱韦特死后,“我和佩恩先生就是这样成了孤单的人,不知干什么,在反法西斯斗争的动荡不安的世界上不知道怎么做。”

1938年的巴黎,已经被法西斯的阴影慢慢笼罩了,拉乌尔咖啡馆里的小个子说:“关于纳粹分子,我一无所知。我能说的只是,对我国来说,德国人是一种危险,法国人应该丢掉幻想,反对他们。”汽车修理工说:“法国的资产阶级也是一种危险,对我们,对法国的劳动者来说,是一种危险。”失明的男孩则断言:“战争就是战争。”而作为曾经参加过战争的佩恩先生,在偶然的幸存之下,从催眠术里找到了活着的慰藉,弗朗茨·梅斯梅尔的《动物磁性学简史》成为他钻研催眠术的典籍,而催眠术在佩恩看来,似乎只是一种共时性的实践意义,甚至希望将其理解为一种人文学,而不是科学,“催眠术要逆转这一进程,从而起到治疗作用。就是说要造成遗忘。”共时性而非历时性,当面对新的战局新的时代新的危险,只有在没有起点的人生中选择逃避,只有在迷宫般的世界里寻找诱惑,甚至在所谓“共同利益”中出卖了自己。

历史是存在的,现实是真实的,1925年特泽夫在米拉博桥上自杀,米歇实验室爆炸二十个优秀的年轻科学家失去了生命,都是历史留下的悲剧,博杜成为法西斯主义者,阿方斯用浴缸猥琐模型大发战争财,需要现实对他们做出回击,但是当共时性取代了历时性,当迷宫取代了现实,佩恩的世界里出现的只有偶然,只有催眠,甚至当初博杜、特泽夫、里韦特在一起的那段战斗岁月都变成了梦境中玩牌的游戏,而在《现状》这部电影里,历历在目的一切也都变成了无法说话的“默片”,出现在佩恩面前的博杜说:“有关特泽夫的那部分拍于1923年,显然是默片,你能分辨出来的,对吗?”纪录片变成了电影,电影是一部默片,那些爆炸,那些死亡,那些迫害,都在所谓的共时性中消匿,于是和幸存成为偶然一样,梦境是一种偶然,犯罪在博杜那里也变成了偶然,“那是关于犯罪的偶然性,作为最后一个杀人犯的偶然性,不知道,那又怎样,让伯格森见鬼去吧……”甚至,博杜的使命之一便是用催眠术审讯俘虏和间谍,因为在他看来,“共和国的命运已经注定。”

偶然支配了一切,再无原因,再无规律,当然也再无意志力、战斗力,就像巴列霍“呃逆的性质”一样,在佩恩看来,“这性质的根源来源于自身。”于是宿命论变成了一切的借口,在无法逃离,就像佩恩打电话给早已经死去的里韦特,恐惧地说出了一句话:“我们都陷入了这座地狱……”自言自语,在里韦特的对话变成省略号的场景中,佩恩甚至被这种恐惧束缚住了自己,有人要杀巴列霍,而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是巴列霍,每个人都有“呃逆的性质”,每个人也都在源于自身的宿命中失去了方向,陷入到了地狱中。即使面对博杜,佩恩曾经说出口的一句话是:“我的衣兜里有手枪。如果你再往前走,我就开枪。”但那只不过是一句谎言,博杜当然不会相信,没有手枪作为武器,没有战斗的意志,佩恩又变成了一个逃兵,“我顺着同一条路走了没多长时间便进入医院,躲着女护士和突然出现的或哭泣或微笑的探视者,后者总是从最预料不到的转弯处推门而出。”在黑暗中,在迷宫里,在梦境中,他爬上了床,像一个走向死亡的病人一般,把自己放置到了现实之外。

不是作为中介的雷诺夫人消失,而是佩恩作为一个逃避者,拒绝自己对现实做出选择,拒绝对生命做出承诺,信仰爱情当然不存在了,向往幸福也成了一种梦,当一切回到真实历史的时候,4月20日的里沃利街,雷诺夫人和未婚夫让·布洛克曼告诉他的是:“阿拉贡发表了讲话。”时进入到一个战斗的时代,还是在超现实主义中可能迷失自己,但是不管如何,在佩恩面前的雷诺夫人和让·布洛克曼都成为了和佩恩不一样的历史性的人,没有催眠,没有偶然,没有迷宫和梦境,以真实的方式进入到偶然之外的现实里。而留在自我梦境里的佩恩,在双肺灼烧的病态里,在无法摆脱催眠的逃避中,死亡终于变成了必然,一个循环,因为在宿命者看来,命运就是一个走不出的圆:

实际上这些楼道是圆形的。如果楼道延伸下去,我们能不知不觉地一直走到最顶层。

天狼星的阴影

编号:S55·2191018·1600
作者:【美】W.S.默温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7年11月第1版
定价:42.00元当当23.80元
ISBN:9787020133321
页数:168页

与庞德、斯奈德、勃莱和斯蒂文斯一起,第17位美国桂冠诗人W.S.默温成为又一位受中国诗歌哲学影响的重要美国诗人。他曾翻译过一部东方诗集,叫《东方的窗口》,他淡到极致的时间感伤、超乎言语的缄默表达以及从视觉到感觉到记忆幻觉转化的自然画面感可与晚期的王维媲美。在他的《给苏东坡的一封信》中,他对于时间的流动消逝和瞬间永恒的双重感受无疑是那个一千年前的中国诗人在西方的回响,“我听见/你发问之后的寂静/这些问题今夜多么古老”。曾虹在《译后记》中说:“生与死、消逝与永恒、伤痛与欢乐,在默温笔下都化为光影的运作,成为‘天狼星的阴影’。当死亡如天狼般吞噬生命、伸张他未来的主权时,默温诗歌的回答是:‘我触摸到白天/我品尝到光/我记得’。”《天狼星的阴影》获得2009年普利策诗歌奖,这是默温第二次获得该奖项。本诗集为“巴别塔诗典系列”之一种。


《天狼星的阴影》:直到灯光再次陈旧

仿佛今天是唯一留下的存在
是属于我的一切,它甚至

赋予我对于今天的信仰方式
只要它在此时此地,是我
——《关于瞬间的信条》

昨天打开诗集,昨天合上诗集,在(昨天-昨天)这样被连接的时间里,诗集还在,但是诗人在哪儿?从昨天到昨天,是一本被阅读诗集的“生卒年”,甚至是对于阅读本身开始和结束的标注,但是只要阅读在继续,它就一直活着,一直在今天。当被激活而打开诗集的时候,作者简介上的W.S. 默温也依然还在,“W.S. 默温(W.S. Merwin,1927- ),美国诗人,翻译家……”1927年之后是连接号,连接号之后是一个空无——它不指向死亡。但是这是一本2017年11月出版的图书,毋宁说,在2017年的时间坐标上,默温还活着,或者还在写诗,还在“今天”的信仰方式中,还在此时此地中言说。

而其实,那个连接号之后不是空无,而是另一个数字:2019年3月15日,W.S. 默温逝世于夏威夷的毛伊岛家中,享年91岁。“1927-2019”应该是W.S. 默温完整的生卒纪念,它只属于诗人,只属于那个曾加入美国超现实主义、追求“仿佛一个回声,但并不重复任何声音”的诗歌、家在夏威夷毛伊岛的诗人,当生命之门被关上,当诗人的一生被连接号所连接,或许留下的诗集、写作的诗歌,才在永不改变的“今天”成为一种信仰方式,成为唯一留下的存在,成为“属于我的一切”——甚至是属于所有阅读诗集的读者的一切。但是,当诗集还在今天被阅读保持着信仰方式,当诗人已经被连接号带向了生命的终点,这肉身和文本的分离是不是形成了“天狼星的阴影”?

“可是问题不是阴影/如果我知道谁/发现了零,或许我会问/零以前是什么(《幽光中的湖岸》)”默温似乎早就对于这个关于生与死、肉身和文本的问题进行了思考,问题不是阴影,问题在于那一个零之前,到底是什么?零是起点,是开始,是源初,甚至是阴影形成的一刹那,在零之后,阴影或者正在被拉长,在解读阴影如何被制造之前,或者真的如默温一样,思考在零以前,到底是什么?之前的故事已成记忆,或者是九岁前的那一天,“在湖边,水击船舷”,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水击船舷的动力,水击船舷的猛烈,水击船舷的无措,似乎都变成了一种苦难的记忆:那是在我们听说难民之前,是“比利格林给我讲解性知识之前”,是在战争之前,是“在火车轮子在我身下隆隆滚动之前”,是在秋天的词汇之前——在排比的那些“之前”,发生的是轰炸,遭遇的是死亡,亲历的是集中营,当然,也有孩子的死亡,“在学校孩子的死亡之前/那些我认识或听说过的孩子//在眺望天黑后的树林之前/从碎裂熄灯的化学实验室窗户/向着第一批落叶的气息眺望(《孩光》)”

认识的孩子,曾经眺望了天黑后的树林和第一批落叶的气息,曾经目睹了化学实验室碎裂的窗户,当他们最后都死去,这发生在九岁前一天的所有故事,实际上都成为了默温的苦难记忆,都变成了“零以前”的阴影,它在扩展,它在延伸,他甚至也是那些孩子中的一个,所以对于默温来说,他者也是自己,而记忆在某种意义上却也变成了无法忘记的现在——如果从一种时间的再现中寻找今天的信仰,是不是会让记忆从死亡的阴影中走出来?阴影里是“天黑后的蓝莓”,都是夜的滋味,“一颗一颗/不早不晚”,当死亡降临的时候,似乎黑暗中体验到的是一种“那时她就知道”的心情:父亲在她尚未记事前就已经去世,之后是母亲,再之后是抚养她长大的祖母,接着是唯一的哥哥,再之后则是她的头生子,这一切都组成了“夜的滋味”,一颗一颗尝出死亡的味道,尝出了被覆盖阴影的感受。

曾经的秋叶“落入白昼的河流”,曾经的夏天“仍滞留在歌声中”,曾经的冬天“雪片吹积”,它们都构成了之前的季节;曾经的父亲慢慢让我长大,我学会了“手继续自行洗着自己”,曾经的母亲准确地记着琴音,“她手背上的血脉是/早晨的晴空即将荫翳的颜色”,他们组合成了关于成长的记忆;曾经二十岁的你只留下一张九岁时照的照片,曾经二十六岁的父亲有一本经典的韦伯斯特新世界英语词典,它们都是一种见证岁月流逝的物……曾经的季节,曾经的亲人,曾经的物,都在之前的故事里书写着记忆,但是当默温寻找“零之前是什么”的答案时,却总是看见否定的力量:那张照片布满了霉点,“或许无法修补”,只有样子是唯一记得的;那本英语词典还在桌子上敞开着,三十年的时光它在流转,作为遗产,父亲结婚才四年的那一幕却有些模糊了;从前的日子里有他的故事,但是当时间已远,一切都在“故事深处”慢慢被遗忘,“直到他跌撞着记起从前的日子/豁然开朗而那些石路/静静躺着,每棵树立在自己叶子中/鹤已从空中飞走,那一刻/他记起他是谁/只是忘了名字……”

照片已经布满了霉点,词典已经成为了遗产,他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否定的阴影也扩展到我的记忆中,“那不可见的/回忆低语的界面/但即使在梦中什么也不说/这一次不说(《未知》)”是因为不说而未知?还是未知而不说?黑夜里的蓝莓是一种逝去的味道,即使到了“寂静的黎明”,那个时代发生过的一切也都有相同的味道,“似乎只有过一个/时代,它对自己/一无所知,如同飞鸟/对所穿过的空气/和将其托起的时日/虽一路穿过却一无所知(《寂静的黎明》)”一切如灰尘一般,在光的世界里,纷纷扬扬,最后便也成了影子,无论坠落还是飘飞,都是零以前所呈现的记忆,缺失,空无,破碎,否定,以及取消了被证明的存在,这一切该如何言说?那本《基梅里安人的笔记》里留下的是诉说的词语,从岁月而来,就是“在我们之前”的故事和书写,而真正的问题是,它在言说到底是向谁诉说?

W.S.默温:纯粹的时间里没有阴影

这是最本质的一个问题,不是在岁月里的人和物能不能言说,而是在零以前的诉说到底是为了谁?一种声音,一种言语,其意义是告诉他应该告诉的人,就像《基梅里安人的笔记》,“那真是古老的身影/据说没有人在白天见过/基梅里安人住在彻底的黑暗中/或许住在/黑暗的另一面”,所以“零之前是什么”的问题其实转变了一个角度:谁在零之前?目光探寻过去,记忆寻找过去,那个站在零的位置,回望以前的不正是诗人自己?“仿佛他们是自身的传说/在词语之前和之外奔跑/赤裸而义无反顾//穿过问题的喧哗(《音符》)”所以站在起点回望的我,像一个摄影师,见证的是那个自我的身影,“苹果花在另一个世纪开放/往昔屋墙前迎光开放的百合花/战前磨损的石阶/在那个时代无人见过,除了那个刚刚消逝/隐在风帽下的/弯曲的身影(《摄影师》)”

这其实已经变成了关于时间的寓言,“时间,隐形的时间我们持续的虚构/然而我们却说它避开我们至深的希望和理性”,不论父母来自哪一个世纪,不论记忆是否模糊,站在时间端点的人总是在“持续的虚构”中接近一种“秘密”,即使“在无知无觉中细节褪尽泛白”,秘密依然还是秘密,还是保持着故事的纯粹条件,它可以携带,可以收藏,可以成为新的言说。旧的言说如《基梅里安人的笔记》,它在零之前已经有了阴影,而新的言说正是从零开始,抵达今天,抵达生命,“它们在夜之声中启航/承载它们从黎明到夜晚/一直努力想要/呈现的生命(《货船》)”当生命之旅途被开启,对于默温来说,不是顺着时间的轨迹机械地行走,而是用另一种方式发现“纯粹的条件”——零以前,死亡以前,以及记忆以前,当一切重新开启,便是转身,而一切都成为身后的存在。

前和后,构成了默温的两种时间构建,转身而向前,身后不是遗忘,而是被激活,就像告别本身,是最早学会的一批词,是需要远离的开始,“举手挥别/告别面孔、人和地点/告别动物和白天/把那个词落在身后/把那个词的意义落在身后(《别离》)”别离而说话,不再是遗忘,而以前也不再是死去的以前,这一种关于生命的观望,从以前到身后,最后一定是抵达现在,抵达今天,而真正的今天也不是时间意义上的机械运动抵达的端点,而是一种“返回”。为什么要返回?“记忆不断以它告诉我们/关于我们的一些古老故事”,那些古老故事看起来就像蝴蝶,“无法捕获或者命名”,也无法回应,甚至在挽留中会化作悲痛。但是这些古老故事并不只属于往昔,当它如一条河在流淌,它其实消弭了此生与来世、过去和明天、生与死的裂缝,一个孩子凝望一条河,一个老人哼着一些歌,他们都是关于生命的律动,也在河水的流动中,在歌声的吟唱里,生命的今天状态才慢慢清晰,慢慢走向纯粹。

返回是为了接近生命的故事,是为了看见流动的状态,是为了让一种阴影不再是阴影。“梦中逃逸的天赋/清澈深透,其间我瞥见/遥不可及的清晰的往日/那往日铸造了我(《最初的日子》)”我在往昔的梦中看见了我,也塑造了我;“我以为谁消失了呢/那些时光不在此处也不在彼处/我的狗等待/被认识(《清晨的山》)”狗等待被认识,醒来的我等待自己重新找到青春的形象;“当他坐在那里哼唱,他记得/一些此刻返回的词/他微笑着听它们往来倏忽(《乐曲断章》)”老人唱着歌,是记起了词语,词语返回,于是老人微笑着看见了生命里的声音……

所以傍晚的门前,“陈旧的词在锁中转动”,所以在重返的时间里,“诗歌以它的呼吸转动”,“我躺在黑暗中/倾听我的记忆/而夜晚携带我们同返自身(《夜曲Ⅱ》)”——返回自身,并不只是时间的重复,而是在纯粹的条件里,在发现自身的意义上,在此时此刻的信仰中,找到生命的在场表达。默温写给了苏东坡一封信,“夜晚我坐在寂静之谷上/想着河上的你/在水鸟梦中的/一片银月下,我听见了/你提问以后的寂静/那些问题今夜多老”,他也在松尾芭蕉的俳句中听见了哭声,“直到一个人/弯身把一些东西放在/她旁边的叶子上/然后他们都走了/她的哭声/跟随着他们,跟随着/要写的关于她的词句/无论词句去哪里(《芭蕉的孩子》)”东方意境,东方历史,东方诗人,东方词语,其实都没有了界限,都是关于今天生命的一种呼吸状态,都是重返自身之后的言说方式,所以默温在“磨损的词语”之后写下的诗是最后的诗,也是最先返回的诗,“最后写的诗/由词语构成/那些词经过漫长路程/才到达所在”……

诗歌是诗歌自身,生命是生命自身,时间也是时间自身,所以没有零之前,也没有零之后,没有记忆负载的死亡,也没有逃离束缚的明天,它只有一种叫做今天的此时此刻,一种叫做现在的我:

对狗的哀伤和对咖啡的热爱
像我的阴影一样延长

现在我的眼睛不再
对眺望的景象置信不疑

透过今秋的云光
看见我最初来的山谷

我半生以前
哦大半生以前的河流

映照手掌形的天空
从来既非已知也非未知

从来既非属于我,也非不属于
我在天以外的远方

山岭此时反映着白云
透过一个没有阴影的早晨

河流宛如凝滞
虽然那是同一条河流
——《没有阴影》

一条河流是同一条河流,一条河流也不是同一条河流,只有在流动中,在没有阴影的世界里,才能消弭此在与彼处、以前和以后、出生和死亡的界限,它就是今天,就是现在,就是此时此刻,就是瞬间。

坐在你身边看云

编号:S38·2191018·1599
作者:【葡萄牙】费尔南多·佩索阿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7年11月第1版
定价:68.00元当当38.50元
ISBN:9787020127658
页数:496页

“当我和你一起穿过田野来到河畔/看到的河流更美丽;/坐在你身边看云/我看得更清楚。”被誉为“欧洲现代主义 的核心人物”和“最能深化人们心灵的作家”的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终身未婚,常在孤独 中酗酒,最终死于肝炎,留下两万多件遗稿。他用葡语、英语、法语写作,还创造了众多异名,进行风格各异的写作,并对自己的作品以异名的方式进行评论,他说:“一首诗是一个理智化的印象,或一种观念生成的情绪,通过韵律传达给他人……”他人是自己,自己当然也是他人。《坐在你身边看云》上卷为《阿尔贝托·卡埃罗诗集》,阿尔贝托·卡埃罗无疑就是佩索阿创造的异名,“他”的诗歌多为田园牧歌和自然景致,“我没有雄心,也没有欲望。/做个诗人不是我的雄心,/它只不过是我独处的方式。”包括《恋爱中的牧羊人》《牧羊人续编》等组诗,下卷为《费尔南多·佩索阿文集》,包括《禁欲主义者的教育》、《佩索阿情书选》和《佩索阿文论选》等。


《坐在你身边看云》:我自己被称为“我”

刻在我的墓碑上
这里躺着
阿尔贝托·卡埃罗
没有十字架
他离开此地去寻找诸神……
无论诸神是否活着,这取决于你。
对我而言,我留下他们的问候。
——《刻在我的墓碑上》

墓碑已经准备好,墓志铭也已经完成,在没有十字架的墓地,那个叫阿尔贝托·卡埃罗的诗人会躺下,会进入死亡。在他还活着并且写诗的时候,他已经看见了死亡,他说,“如果我年轻时死去”,不要对任何事物进行解释,就像死亡本身以上,解释以及和“解释”这个词一样毫无意义;他说,“我相信我快死了”,但死亡的意义不会感动自己,因为死不应该具有任何意义,人就像植物一样,生和死只是一种分类,“什么生命有生命,什么死亡有死亡?/它们都是定义的术语。”当他准备好了自己的墓志铭,他会安然躺下,然后去寻找诸神,因为“诸神没有肉体和灵魂”,就像如人的生死一样的植物,还是一种分类的存在,但是“肉体就是他们的灵魂”;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举起了右手向太阳挥别,但这不是告别,因为,“我很高兴我还能看见它——就这么多。”

写下了死亡之诗的阿尔贝托·卡埃罗死了,肉体死了,诗歌留下了,即使最后一首诗是在死亡之日口授而成,卡埃罗也走完了属于肉体的一生,当身体寂灭,在没有十字架的墓地里,他是不是用他的诗歌寻找到了灵魂的栖息地?他想要寻找的诸神是不是给了他死后的世界?——诸神不死,是因为诸神只有灵魂,所以在肉体寂灭之后,灵魂永远不死,诗歌便是灵魂的存在,这是卡埃罗认为事物作为“令人惊奇的现实”的一种存在:“如果我写的东西有些价值,其价值并不属于我,/而是属于我的诗。/所有这些完全独立于我的意志。”所以他说自己不是被被人称作的唯物主义诗人,不是属于任何类型的诗人,“我甚至不是诗人”——把一切外在的命名,把一切寂灭的肉体都推进死亡里,留下和诸神靠近的灵魂,是不是一种本质的凸显?是不是在追求一种自然的存在?

是的,卡埃罗说石头只是石头,河流只是河流,花朵只是花朵,因为它们都是自然的存在,它们都抵达了本质,但是当这些自然是属于上帝命名的自然,它就不再是自然,因为上帝会让人思考,因为思考会让人失去感觉,因为没有感觉就没有灵魂。卡埃罗说自己是一个牧羊人,一个灵魂的牧羊人,或者说灵魂就是牧羊人,写下关于自然的诗,就会成为一个“自然的诗人”:“当他们读到我的诗,我希望、你们认为我是个自然的诗人——”自然的诗人就像儿时玩累了靠在一棵老树的树荫里,然后坐下,“用那种有条纹的罩衣袖子/擦去他们额头上发烫的汗水。(《我从不曾养羊》)”就像“那个自娱自乐的小孩”,用一根麦秆吹出那些肥皂泡,“清澈,无用,像自然一样飞逝,/属于养眼之物,/它们用一个既小又圆的精确气体/保持了自己的本质,/没有人,甚至包括那个吹气泡的孩子,/妄称它们比自身显示的更多。”

本质在自然中显现,自然强化了本质的美,但是卡埃罗将自然称作本质的时候,他其实在否定着上帝,否定着命名,否定着理性,当然否定着思考。就像那位女士弹奏着一家钢琴,“它的声音很美妙,但不是河水在奔流/也不是低语的树木发出的声音……”因为这是演奏出来的,因为演奏的是现成的曲子,真正的演奏是在没有钢琴的情况下“倾听事物天然的声音”;上帝爱我们,创造了树木和河流,赐予了春天的颜色,但是这些美丽的事物是上帝给我们却又被上帝带走的,“因为他送给我们的越多,/从我们这儿带走的就会越多。(《想到上帝就是违背上帝》)”于是单纯而安静的世界不见了。不要那个女士弹钢琴,不要上帝创造的自然,不要的世界就是一种否定,而卡埃罗所否定的就是思考,当下午暴雨骤降,“暴雨沿着山坡上的天空滚下来/像一堆巨大的砾石”,这是多么美的一幅图画,这是多么自然的表现,但是当开始思考,我就变得忧郁、厌倦、沮丧,“就像雷声轰响了一整天/直到夜晚,暴雨也不曾降临……(《这个下午暴雨骤降》)”一思考就会想到上帝,想到上帝就是违背上帝,“因为上帝不想让我们认识他,/所以他从不向我们显身……”

实际上,在关于自然和本质的诗歌世界里,卡埃罗就是在否定思考的过程中强调感觉的意义,只有放弃了思考才是本质的展现:因为思考会进入回忆,而回忆背叛自然,“因为昨天的自然已非自然。/它只不过是虚无,而回忆就意味着看不见。(《我宁愿像鸟儿那样飞过》)”因为思考是理性,理性击毁了最初的感觉,当生病而思考,思想便和健康时不一样,于是“我应该向我的天性奉献谎言”,因为我需要的是一种确定性;因为思考是在解释,当解释发生,类比、暗喻、明喻便让一件事物变成另一件事物,但是,“如果我是我而花是花?”最后思考的我不是花,真正的花也不是花;因为思考一旦发生,就破坏了整体性,“事物唯一的内在意义/就是它们根本没有内在意义。”

所以,真正的诗人应该闭上眼睛,应该躺在真实而坚硬的大地上,“甚至我脊背的骨头都感到如此真实。”在这样一种真实意义上,还需要什么理性?没有理性,就是让自然和本质变成一种“丰富是形而上学”:“丰富的形而上学存在于对事物的不思不想之中。”关闭思想的窗帘,停止对内在意义的寻求,打开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我叫他月亮、太阳、花朵、树木和山峦/我爱他而不思考他,/我通过观看和倾听思考他,/我和他时时刻刻在一起。(《丰富的形而上学》)”真实的世界里诗人就是一个自然诗人,目光像天空一样蔚蓝,“我应该像我感觉它的那样感觉它,因为这是我感觉它的方式……(《夏日之光》)”用眼睛看到,用耳朵听到,用,灵魂感受,“我很高兴这是我用自己的眼睛看见的,而不是从书本中读到的。”于是,“不要思想,我就会拥有大地和天空。”

只有一个自然的诗人,只有灵魂本质的诗歌,只有不思考的感受,当卡埃罗用这样的方式迎接死亡,他应该是走向了最纯粹的生命意义。但是,无论是肯定感受否定思考,还是否定肉体肯定灵魂,卡埃罗都在有和无之间摇摆,甚至当死亡一步步接近,他也并不是一个人在说话,不是一个人看见灵魂,那墓碑是谁竖立起来的,那碑铭是谁刻上去的?在卡埃罗作为“我”写下这首诗的时候,他变成了走向死亡寻找诸神的“他”,但是无论是“我”还是“他”,面前都会有一个“你”,“无论诸神是否活着,这取决于你。”你是刻下碑铭的人?你是听我倾诉的人?你是读诗的人?诗人总是活在他制造了他者的维度里,这个他者是临时前的“你”,是想要找到共鸣的“我们”,是那个思考的“他”——“我”之外,诗歌和自然,感觉和死亡,肉体和灵魂,都被安置在一个他者出场的地方。

在卡埃罗写下《夜间灵魂的风景》时,他者开始点评这首诗,“在卡埃罗的诗中,我欣赏的是强烈的思想——是的,一种理性——将他的诗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他说卡埃罗是伟大的,但是为什么又要否定卡埃罗在“我”的世界里不思考的观念?“思想战胜了灵感,这不是作品自身的一种深刻的连贯性吗?或者像希腊人那样感受并透视一切,这不是一种深刻的天才吗?”点评者是站在自然诗人对面的存在?卡埃罗写下《那个自娱自乐的小孩》时,他者的点评是:“诗极其完美,这首诗看起来真像他思想的飘浮的肥皂泡。”又回到了卡埃罗讨厌的“思想”,一种完美的定义是不是在解构着卡埃罗的感觉世界?当卡埃罗写下《我是一个牧羊人》,他者说:“这首当今最纯粹的诗歌,竟然出自一个唯物主义者之手,我们不应陷入邪恶的怀疑。”怀疑的目的是要在卡埃罗拥有神秘主义者所具有的精神优雅品质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在意天然的矛盾,为什么这“邪恶的怀疑”不是为了消除矛盾而是为了让卡埃罗活在天然的矛盾中?

佩索阿:他真正的名字是隐藏的

他者是谁?他是卡埃罗诗歌的点评者?注解者?阅读者?卡埃罗反对解释,反对类比,反对思想,而这一切在他者身上都完整而具体地体现出来,但这更不像是卡埃罗死后的阴谋,因为他在临死之前,是要让人将碑铭刻在墓碑上。他这是谁的疑问带入到了一种文本的异构中?这种异构带来的本质问题是:卡埃罗是谁?对他者的怀疑,变成了对自我的怀疑,对读者的怀疑也变成了对作者的怀疑,而这些怀疑本身是不是变成了一种文本学的矛盾?如果再次回到卡埃罗的诗歌世界,发现他就是在矛盾中寻求统一,就是在悖论中回归本质,“特茹河比流经我村庄的河还美丽,/但是特茹河并不比流经我村庄的河更美丽,/因为特茹河不曾流过我的村庄。”特茹河到底比村庄更美丽,还是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种伪命题?肯定自然是神圣的,但又否定自然是神圣的;肯定月光穿过了高高的树枝,但月光又没有穿过高高的树枝;“事物唯一的隐藏意义/就是它们根本没有隐藏的意义”……或者,正是在这个从肯定到否定,又从否定到肯定的悖反的世界里,卡埃罗才能抓住纯粹的本质,“无论如何,降落的暴雨就是当它降落时正在降落的东西。(《暴雨后天来临的最初征兆》)”

卡埃罗无疑就是一个感觉主义者,“除了我们的感觉什么都不存在,对我们来说,感觉就是存在的标准。”感觉是现实,感觉是创造,感觉是理解,感觉是神圣,感觉就是不思考,感觉就是不理性,“感觉就是无观念地思考,从而理解,因为这个宇宙没有任何观念。”当卡埃罗成为自然的诗人,但卡埃罗发表感觉主义的宣言,他的身后永远站着“你”,站着他制造或者他需要的他者,只不过这次不再是泛指的“你”或“他”,而变成了一个被命名的里卡多·雷斯:里卡多·雷斯说:“卡埃罗的作品表现了绝对的异教本质,富于重建性。”里卡多·雷斯评价卡埃罗的生活“不可描述”,说他的时诗歌“内在于他的生活”,里卡多·雷斯也认为,卡埃罗的作品体现的是一种异教本质,甚至批评他的诗“缺乏一种可以使它们完善的东西:没有一种外在的训练将其力量、连贯性以及统治其作品核心的秩序加以合理分配”,当然作为里卡多·雷斯的大师,他也引用了卡埃罗关于感觉主义的观点:“确实,我的诗与诗总是自相矛盾的,但是,如果我不反对我,那有什么要紧?我某些诗里的事物,你知道吗?现在,而不是任何时候,我再也写不出来。但那时我写下了它们,在写下它们的那个时刻,因此我让它们随其自然。”

卡埃罗是真实的,卡埃罗是自然的,卡埃罗也是被命名的,里卡多·雷斯又是谁?是卡埃罗自称是我制造的一个他者?而这个他者也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暴雨是“当它降落时正在降落的东西”,自然是在感觉抵达本质而不需要思考的存在,灵魂是消灭了肉体成为诸神存在的灵魂,而我当然,也是一个在他者的怀疑中成为“我”的人。卡埃罗就是在绕了一个大圈之后把自己带入到了纯粹的“我”之中,但是一旦这个他者存在,在通达自然的本质之途中,他其实唯一能做的事是命名:命名一个肉体,命名一种灵魂,命名一种感觉,命名一些理性,命名一种自然,命名一个上帝,命名一个自我,命名一个他者——只有命名,世界才是被书写的,也只有书写,他才是唯一的,纯粹的,忠实的一个作者,“我是自然的发现者。/我是追寻真正感觉的英雄阿耳戈。/我给这个宇宙带来了一个新的宇宙/因为我带来了宇宙本身。(《我坚持写诗》)”也正是书写而成为自己的上帝,所以自己也成为了被命名被书写的一个符号,“打开自身,坚持自我,不是阿尔贝托·卡埃罗,/而是由自然塑造的人形动物。”

所以,卡埃罗的诗歌和观点必然有一个点评者、注视者,所以在命名的世界里,他也是我,强调感觉至上的卡埃罗也可能是禁欲主义者的特夫伯爵。这个森奥·阿尔瓦罗·克尔好·德·阿赛德·特夫的第二十代男爵最后以死亡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不是杀死了自己,而是杀死了理性,因为理性让他抵达了空虚的顶点,因为理性让他写出了思考的文字,因为理性让他在道德和智慧中徘徊,因为理性必须让他成为有教养的贵族,于是一个曾经愤怒而怀恨的孩子,一个注重细节的完美主义者,一个藐视痛苦拒绝做全身麻醉的人,以及一个必须放弃恋爱的人,最后只能用自杀的方式结束理性对自己的统治,“根据理性来生活是不可能的。智力并不提供指导性的规则。对我来说,这种认识也许揭开了隐藏在失乐园神话中的秘密。”智力所在之处,生活永不可能——这便是禁欲主义者的特夫伯爵对生命的定义,而这个定义作为一种命名,连同伯爵本身,都成为了文本的一部分,也都成为活在文本里的他者。

但是不管有多少被命名的他者,不管制造了多少作者,那个真正的写作者一定只有一个,他才是真正的“我”——佩索阿,在1935年1月13日写给阿道夫·卡赛斯·蒙特罗的信中,说出了这个文本的秘密:在六岁的时候,佩索阿就给一个叫谢瓦利埃·德·帕斯的人写信,而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创造的“不存在的熟人”,也就是佩索阿隐去了自我而被命名的“我”,“我知道我自己被称为‘我’”,于是他给他写信,于是他以另外的名字写作,“当然,我不太肯定,是他们真的不存在,还是我并不存在。”异名世界里是不同的写作者,不同的批评者,不同的性格和人物,不同的经历和结局,“我将我所有戏剧性的人格解体分给卡埃罗;我将我所有的精神训练分配给赋予自身特殊韵律的里卡多·雷斯;对阿尔瓦罗·德·坎波斯,我集中了所有否定自我的情绪,而不把它们变成生活。我亲爱的卡赛斯·蒙特罗,想到所有他们三个,就出版而言,必须听从费尔南多·佩索阿的不纯或卑微!”

“我给予他们年龄,并塑造他们的生活。”从打字机产生的异名者变成了活生生的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抵达自然,是为了发现本质,是为了杀死理性,是为了解构现实,当写给奥菲丽娅·奎罗斯的情书里找不到“被爱”的感觉,当世界在他看来变成无处不在的罪恶,当上帝只是上帝所开的最好玩笑,当通过手淫来完成自我的增殖,在感觉主义的世界里,在被虚构的异名生活里,在不思考却必须思考的悖论中,佩索阿其实更难以自拔,更无法找到自我,他只是“我自己被称为‘我’”的那个存在,于是真实的人生都变成了一场浩大的虚构:渴望不朽却是一种隐藏,命名了他者却让自己成为无名:

我的心在体内破碎了一万次
我憎恨

连这种憎恨都是那个叫查尔斯·罗伯特·阿努的异名者发出的,连和生活的契约都是那个叫亚历山大·瑟奇的异名者起草的,而最后当佩索阿走向死亡的时候,也成为了异名世界的一种虚构,“我不知道明天会带来什么。”1935年11月29日,因发烧和腹痛他被送到了里斯本法国医院,写下这句话他不是为自己留下遗言,是为了告诉那些异名者,或者就是把自己当成了看见佩索阿最后命运的他者,就像卡埃罗刻好墓碑上的字,然后让世界知道,“他离开此地去寻找诸神”……

尼伯龙根之歌

编号:S33·2191018·1598
作者: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7年09月第1版
定价:78.00元当当44.10元
ISBN:9787549599950
页数:568页

一部用中古高地德语写的英雄史诗,大约作于1200年,作者为某不知名的奥地利骑士,全诗共39歌,2379节,9516行,分上下两部,上部名为《西格弗里之死》,下部名为《克林希德的复仇》。史诗源于民族大迁移后期匈奴人和勃艮第人斗争的史实,其中人物都是从大量民间传说英雄中提炼而来,但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是中世纪德语文学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有32种手抄本,其中10种完整地保留至今。这部典藏本德语英雄史诗,由翻译家曹乃云先生据荷恩埃姆斯-拉斯贝尔克版译出。前十九章讲述勇敢的尼德兰王子西格弗里特向布尔恭腾王国的公主克里姆希尔特求婚,并帮助布尔恭腾王国国王恭特尔娶得冰岛女王勃吕恩希尔特为后的盛大场面及精彩故事,其中还包括王家的不睦与纷争、密谋以及残杀。第二十至三十八章则讲述克里姆希尔特的第二次婚姻,以及不忘旧恨所策划和实施的复仇之战。本书大部分内容源于欧洲历史上许多的材料和典故。


《尼伯龙根之歌》:两个女人都戴着王冠

许多人在里面大声疾呼: “呵,天哪,这么痛苦!
我们多么愿意 在战斗中一死了之。
愿上帝加以怜悯! 我们已经快要丧命!
王后向我们报仇雪恨, 手段毒辣无以复加。”
——《第三十五章 三位国王跟他们的姐妹谈判和解》

一场大火是一次阴谋,是一场复仇,当它远离了战场,便成为一种极端的恶,而那些只有在战斗中显示身手的士兵们带着不甘,带着遗憾,葬身于异国他乡。一种场景和另一种场景是有区别的,战斗之死可以命名为牺牲,而阴谋中死去只能是最大的痛苦,只能是巨大的灾难,只能被命名为“卑鄙的盛典”,也只能在死去之前呼唤上帝的怜悯。

而其实,在这场匈奴国王埃策尔续弦的妻子克里姆希尔特策划的火灾之前和之后,那些来自莱茵国的士兵们却真的在战斗中,并且丧命于刀枪之下:丹麦国的伯爵伊林进攻哈根,却被拥有勇敢和气力的哈根用一根标枪结束了生命;高贵的匈奴国伯爵许特格为了调停这场灾难的恶化,请来三位国王,最后却也命丧战场;以及英雄伏尔克倒毙、康克瓦特被杀死,吉塞尔赫的头盔和甲胄被击碎,甚至伯尔纳国王狄特利希率领的勇士惨遭全军覆没……当一批批士兵在交战中死去,当高贵的伯爵失去生命,当勇士全军覆没,上帝也没有加以怜悯,甚至在战斗中死去的生命都成为了无辜的牺牲品,当伊林在临死之前嘱咐图林根人“你们之中谁也不能 接受埃策尔的夫人赏赐的礼物”,当许特格死去众人礼貌鞠上一躬并痛哭流涕,不管是战场之上,还是在阴谋之中,都变成了牺牲者对于道德的讨伐:“这是一回巨大的悲剧。一切道德之祖随着许特格都将烟消云散。”

巨大的悲剧似乎都指向一个人,一个女人——匈奴国的王后,曾经是尼德兰王子西格弗里特的妻子克里姆希尔特,伊林告诫图林根人不要再接受王后赏赐的礼物,就是因为这是她一手策划的阴谋;哈根对受困的战士说“一场卑鄙的盛典”,其举办者就是王后,而许特格知道调停会失败,他对着埃策尔国王说:““埃策尔国王,请重新收回你赐送于我的一切,许多城堡和土地,我不愿再看到它们。我愿凭着自己的双腿 离开这里走向苦难。”克里姆希尔特为什么要报仇雪恨?为什么会变成手段毒辣的女人?为什么会毁灭仁慈和高贵的品质?

克里姆希尔特之所以要设计这一场“卑鄙的盛典”,是因为她要为十九年前死去的第一任丈夫西格弗里特报仇,而西格弗里特之所以被杀害,却是另一场阴谋,而事实这场阴谋的人是哈根,如果再追溯源头,那便是哈根为莱茵国王恭特尔和妻子、冰岛女王勃吕恩希尔特报仇,而这场恩怨之缘起便是两个女人之间的争斗——当复仇以爱的名义进行,是不是颠覆了仁慈,是不是扼杀了忠诚,是不是毁灭了高贵?当勇士和伯爵纷纷倒下,在充满了复仇气息和悲剧意义的死亡面前,上帝的怜悯似乎也成了一种奢望,整个道德体系就在那一刻土崩瓦解,所以作为最高贵的许特格倒在地上,似乎一个时代真正走向了终结:“高贵的许特格!人间世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你这样的好汉,你对陌生的骑士们如此仁慈地赠送礼物。上帝应该吩咐世人,让你的道德与世长存!”

甚至,许特格的牺牲,其道德溃灭的悲剧性更甚于勇士西格弗里特被谋杀。但是这一系列的事件的源头似乎就来自于这位尼德兰英雄对于爱情错误向往。这位尼德兰王国的王子是个敏捷的武士,是个年轻的英雄,他征战各地获得了国王赐封的大片土地和城池,“自从王子在手上提起了武器,世人再也不敢对他漠视。”这位身经百战的盖世英雄是个传奇人物,这些传奇故事先是从特隆页的骑士哈根口中被说出:他曾经双手挥剑斩杀强悍的尼伯龙壮士和两位显赫的王子;他气力过人一举夺得了尼伯龙王国和宝藏;他曾经靠眼疾手快夺下了阿尔卑律希的隐身帽;最为传奇的是,他曾亲手杀死过一条恶龙,并在龙血里沐浴,练就了一身刀枪不入的铜皮铁骨……

就是这样一位举世无双的英雄,却迷恋上了莱茵国的克里姆希尔特,似乎毫无理由地“失足跌入滚烫的爱河”,当他对母亲西格琳特喊出:“我要娶克里姆希尔特为妻。”悲剧就有了起点,从此不仅仅是西格弗里特,不仅仅是尼德兰国,不仅仅是莱茵国,甚至整个欧亚大陆都被卷入了这场充满血腥气味并最终演变为道德悲剧的“尼伯龙根之歌”里。如果没有这个起点,一切似乎都是美好的,英雄们身世显赫、无比刚强,他们能明白非曲直有,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故事,而姑娘们则雍容华贵、秀色可餐,而国王则宽厚仁慈……但是,即使当西格弗里特跌入爱河,克里姆希尔特也一直在抗拒着所谓的爱情,她在一场梦中梦见了自己亲自喂养的雄鹰被两只山雕抢夺而去,对于这场梦,母后乌特说:“你在梦中喂养的雄鹰,应该是一位高尚的男人。但愿神仙佑护,否则日后灾难深重,一朝应验。”母后或者只看到了预言的前半部分,他认为女人应该依赖男人,这样的爱情才能如愿,所以那只雄鹰便是善良骑士的化身,“你将成为幸福的女人。”面对母后的祝福,克里姆希尔特却并不认同,她似乎具有天生对于爱情的否定意识:“爱情的酬报必将是无限的折磨和苦难。我必须回避它们,不受厄运的诱惑和纠缠。”

在她看来,只有摆脱英雄和爱情的羁绊,才能无忧无虑,否则将是无尽的折磨,当这种自我预言最后应验,似乎就是难以逃离的宿命,“这真是姑娘在梦中见到的那匹雄鹰,母亲给她诠释的男人。至亲的熟人日后杀害了他,姑娘恶心顿起,报仇雪恨的烈焰多么熊熊烈烈!只为死了他一人,几多母亲遭受着丧失儿郎的厄运。”而实际上这样一句陈述句也将西格弗里特的命运也带向了无法摆脱的宿命论中。一方面是克里姆希尔特的躲避和拒绝,另一方面则是西格弗里特的追求和实践,于是悲剧的画卷徐徐拉开,“功盖于世的英雄从此没有平静的时刻。”他不顾国王的痛苦和辛酸,不顾母后的劝告以及以泪洗面的悲伤,带领众人来到了莱茵国。

虽然莱茵国对于西格弗里特的到来存在疑问并引发了争论,但是国王恭特尔“胸怀恶意”,准备一举夺下他的王国天地。于是一个为了爱情,另一个为了权力,西格弗里特住在了莱茵国,而躲避爱情的克里姆希尔特在一年时间里也没有见他一面。但是爱情的机缘巧合同样源于战争:萨克逊王国国王吕特格尔和丹麦君主吕特伽斯特开始侵犯边境,于是在最后的通牒中,西格弗里特请缨出马,“尼德兰的崇高英雄奋不顾身,势不可挡。”他让吕特伽斯特成为了俘虏。在这场战争中,西格弗里特立下了赫赫战功,自然改变了克里姆希尔特的看法,“喜讯让姑娘顿释愁怀,一张美丽的脸庞犹如鲜花盛开。”终于在凯旋的盛大仪式中,西格弗里特与克里姆希尔特初次见面,并进入到了恋爱状态。

但是这恋爱是埋下了苦难的种子,而让这颗种子慢慢发芽的是另一个女人,冰岛女王勃吕恩希尔特。她是一个“美貌超群绝伦”的女王,也是一个心高气傲的女人,凡是追求她的男人,她都要进行比试,而男人都败下阵来。“生命财产均可抛弃,只求勃吕恩希尔特成为内宫娇妻。”这是恭特尔对于爱的渴求,于是他央求西格弗里特勇士帮忙,尤其是他的那顶隐身帽,而且他答应帮他和克里姆希尔特结婚。于是两个男人为了各自的爱情相互帮助,最后西格弗里特让恭特尔赢得了女王,而自己也终于和克里姆希尔特走向了婚姻殿堂。这似乎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但是从被命名为爱情的动机来看,的确埋着悲剧的因子,西格弗里特爱上克里姆希尔特是违背了她自己的梦中预言,只是他的英雄气概打动了她,但是这英雄气概却是踏着无数人的鲜血而成型的,而恭特尔和勃吕恩希尔特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杀戮气,所谓比赛只是一种暴力的再现,而勃吕恩希尔特的心被俘获,只是因为西格弗里特用隐身的伎俩,这当然是一种阴谋。所以当一种违背了自我期待的爱情发生,当阴谋论获得成功的爱情降临,爱只是两个女人之间纷争的源头。

这是他们在结婚十二年后发生的争斗,一切起源似乎是恭特尔的妻子勃吕恩希尔特,她日夜思忖的是:“克里姆希尔特何以身价如此,傲慢无礼?”而且妒忌克里姆希尔特的美貌,“暗自想到自己的容貌超群绝伦不禁无限神伤。”甚至她认为,西格弗里特只是一个臣仆,他不应该享受在王国里免交贡赋,于是,这个被哈根称为“魔鬼的婆娘”开始教训起克里姆希尔特,当克里姆希尔特说自己的丈夫是英雄,即使普天下的国王都应该对他俯首称臣,如何还是一个恭特尔手下的臣仆?而勃吕恩希尔特却说:“如果世界除了你和他再也没有其他的活人,那么事情也许如此,可是恭特尔尚还健在,这样的幻想永远难以完成。”于是两个女人唇枪舌剑,最后竟变成了人身的攻击,勃吕恩希尔特侮辱她说:“家奴的妖精绝不应该走在一位王后的前面。”而克里姆希尔特更是寸步不让,甚至以西格弗里特先恭特尔占有了她“贞洁”的身子,“首先获得你的身体贞洁是我的亲爱的丈夫西格弗里特。”

一个是“魔鬼的婆娘”,一个是“家奴的妖精”,当“两个女人都戴着王冠”,实际上她们就是利用自己的权力和自我的优越感,让争斗变成了侮辱,变成了嫉妒,甚至变成了诽谤,而这场争斗并不仅仅对于西格弗里特和恭特尔两个男人来说陷入了困境,而且引发了宫廷矛盾,尤其是哈根这个人物的出场,将两个女人之间的恩怨演变为更大范围的对立,“他随时在国王面前挑拨离间,煽动国王的满腔仇恨:如果西格弗里特不在人世,那么属于他的许多王国部将对我们俯首称臣。”在这里,哈根看起来是对于恭特尔和勃吕恩希尔特的忠心,但是对于哈根的评论这是“不义”:于是当两个女人的争斗最后在不义中上演悲剧,在道德层面的一切美好都慢慢解体:“人们开始做着许多背信弃义的准备,任何人都无法觉察,多少骑士将会断送青春。两个女人的无端争论枉送英雄好汉的宝贵生命。”

哈根的不义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他以自己的所谓忠诚骗取了克里姆希尔特的信任,当他从克里姆希尔特口中知道盖世无双的西格弗里特也有致命的地方,那次杀死一条恶龙在龙血里沐浴的时候,就是因为飘落了一张“宽阔的菩提叶”,所以双肩中间的那个位置就是“阿基琉斯之踵”,哈根为了替受到了侮辱的勃吕恩希尔特报仇,竟然设计让克里姆希尔特将那个位置缝上小小的标记,在克里姆希尔特面前说是为了保护,实际上是为了暴露这个致命之处,终于在西格弗里特进入森林寻找甘泉的时候,哈根扔出的投枪刺穿了他被标记了十字的地方,使得西格弗里特这个无双的英雄惨遭杀害,在临死之前,西格弗里特说出了哈根不义的罪孽:“你们这群可恶的懦夫,胆敢下手把我杀死,这对你们有何裨益?我对你们忠诚如一,现在吞食这等报应。你们可惜给自己的族人蒙上了无限卑鄙。今以后你们 之中凡有生下的婴孩,他们都将遭受谩骂痛斥。你们倒行逆施在我身上发泄愤怒,将来必定臭名远扬。你们耻辱累累,从此跟良好的骑士不沾边缘。”而哈根也感慨:“我感到荣幸,终于结束了他的统治时代!”

杀死了西格弗里特,被梦中见到了两头野猪的克里姆希尔特识破,按照古老的奇迹,如果是凶手走过死者的身旁,死者的伤口便会喷溅鲜血,而哈根走过的时候,西格弗里特致命之处果然喷溅了鲜血,于是克里姆希尔特从此开始了复仇计划,“西格弗里特的勇士们 认为战事由此开端。”而不义的哈根继续着自己的道德阴谋,他在恭特尔面前精心策划,“如果克里姆希尔特愿意和好,我们将会获利不少。”以这样的方式占有了大批财物,然后沉入了莱茵河底,希望有一天自己私吞。而西格弗里特死后,克里姆希尔特在孤苦伶仃中熬过了苦难的十二年,有一个匈奴国王埃尔策希望续弦王后,有人向他推荐了克里姆希尔特,他派出了伯爵许特格来到莱茵国,用自己的高贵的行为劝说了克里姆希尔特,本来是一场爱情之旅,但是在报仇心切的克里姆希尔特那里,爱情则变成了一种复仇:“许特格,请你对我立下誓言,只要有人侵犯于我,你将率先起来为我报仇!”——和前两种爱情一样,它也成为了一种缺少爱的基础的工具。

克里姆希尔特成为了匈奴国的王后,但是在这期间的七年时间里,她依然没有忘记为西格弗里特报仇,终于她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邀请各国国王前来匈奴国做客,恭特尔明知道有危险,但是哈根却认为不应该成为懦弱之人,于是率军欣然前往,而在这过程中,哈根不仅杀害了船夫,而且还遗忘了途中女妖的警告,在和匈奴士兵的纷争中大打出手,一面是不义的哈根,一面是报仇雪恨的克利特希尔姆,于是一场恶战在无辜的匈奴王国里上演。在这场造成在灾难的悲剧中,哈根其实根本没有反悔,他甚至以此为自豪,“已经够了。正是我,这位哈根,他杀死了西格弗里特,我亲手杀了那位英雄。夫人克里姆希尔特侮辱了美丽的勃吕恩希尔特遭受的报复多么沉重!”在他看来,是因为克里姆希尔特玷污了王后,侮辱了恭特尔,所以他帮他们除掉西格弗里特是一种忠诚,也正是在这样谁都不反思自我道德之恶的情况下,不仅是莱茵国、匈奴国,以及其他参加此次邀请国家的士兵葬身在刀光剑影中,而且具有高尚品格的伯爵许特格在争斗中丧生,使得这场战争不仅解构了所谓的骑士精神,还摧毁了最可贵的道德品质,于是这一场糟糕的报复变成了“魔鬼的耻笑”——当狄特利希将恭特尔和哈根抓获,交给克里姆希尔特的时候,希望不用杀戮的办法对待他们,“威武的夫人,把捆绑的人质交给你予以监护。让两位陌生的客人好好享受我的友谊!”但是在压抑了19年之后,克里姆希尔特却在愤怒的报复中“剥夺了两位杰出骑士的身体和生命”,而且杀害恭特尔之后她将首级放到哈根面前,砍下哈根的头之后又将首级呈给自己的丈夫埃尔策看,使得“他的心里非常痛苦”——也终于在这样毁灭友谊、毁灭人性的痛苦中,希尔德勃兰特用一把利剑砍下了克里姆希尔特的头颅,他正是用这样一种杀戮还治其人之身,摧毁了复仇本身,“世上的欢乐到头来都容易变成一场祸殃。”

从充满了武力、暴力甚至阴谋的爱情开始,到对人的侮辱,到“都戴着王冠”的两个女人的妒忌和仇恨,再到不义的哈根摧毁了忠诚,再到最后以爱情的名义仇杀,在血流成海、全军覆灭的结局面前,似乎一切的英勇、忠诚、高贵和友谊都在悲剧中坍塌,但是,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中,却明显可以看出一种拯救之道,那就是至善的信仰。当最后悲剧落幕时,叙说者说:“人们看到基督徒和异教徒正在那里兀自哭泣,女人们,仆人们,还有多少漂亮的姑娘们。他们怀着巨大的悲哀悼念逝去的众位亲戚。”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悲伤所针对的就是这一场毁灭一切的悲剧,也正是从悲伤中开始寻找救赎之路,开始消融基督教徒和异教徒之间的区别。而在《尼伯龙根之歌》里,处处闪现出一种基督传统:西格弗里特和克里姆希尔特结婚十二年之后生下了一个儿子,“人们立刻给他洗礼,让他得了一个名字。”当西格弗里特被害死之后,克里姆希尔特常常前往教堂,乐意侍奉上帝,“她请求上帝,照看慷慨的英雄,他的亡灵。”而当她远嫁匈奴,实际上是将这种基督传统带到了这个东方异邦,当有人推荐克里姆希尔特作为续弦的女人时,国王埃尔策担心:“这件事情如何能成?我是一名异教徒,从未举行过教堂洗礼。夫人皈依基督教,看来事情并不容易。如果能够实现目的,的确堪称世上奇迹。”这一场婚姻的确变成了“世上奇迹”,在基督教被克里姆希尔特带到匈奴之后,基督教徒和异教徒都归于埃策尔的麾下,这一种不同信仰者的和平共处提升了埃策尔的威望,“让基督教的信仰和其他宗教风俗习惯相互共存,任何人都可采取自己愿意进行的生活方式。国王埃策尔的独创,人人对此表示欢迎。”在克里姆希尔特为埃策尔生下王子之后,也是按照基督教风俗进行了洗礼;而在莱茵国受邀前去匈奴国的途中,哈根滥杀无辜,一船人几乎全部被他屠杀,但是有一个神甫却幸存下来,这个“专为骑士好汉吟唱弥撒”的人没有遭受巨大的痛苦,而且还不会有水却没有断送姓名,就在于:“上帝之手援助于他,于是安然无恙 重新踏上对岸河滩。”

从莱茵国到匈奴国,实际上是基督教东渐的过程,在不同文化和信仰的融合中理应产生更好的文明,但是当仁慈被背叛所取代,当高贵被卑贱所摧毁,当忠勇被杀戮所吞没,当友谊被仇恨所抹杀,在梦的预言、女妖的警告中,信仰和救赎也失去了意义,但是最后异教徒和基督教徒重新在悲伤中上路,也预示着一种重生,:“那些被打死的勇士,就让他们躺着死去——未来匈奴人的命运冥冥之中已经作了安排。故事到此应该结束,这里便是尼伯龙根之歌。”

乌克兰拖拉机简史

编号:C39·2191018·1597
作者:【英】玛琳娜·柳薇卡 著
出版:中信出版社
版本:2017年06月第1版
定价:39.00元当当22.10元
ISBN:9787508673820
页数:294页

“我母亲去世两年后,我父亲与一位离过婚的妖艳迷人的乌克兰金发女郎坠入爱河。他时年八十四岁,而她三十六岁。她就像枚毛绒绒的粉红色手榴弹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中骤然爆炸,搅得浑水四溢,将许多久沉于记忆泥沼下的淤泥翻上水面,狠狠地踹了我们家族幽灵的屁股一脚。”84岁的老父亲要与36岁的“波提切利的出水维纳斯”——乌克兰尤物瓦伦蒂娜结婚了。为了拯救老爸可预知的人生大难,两个女儿薇拉和娜杰日达决定搁置长期的感情不和,联手把工程师老父亲从体态丰满、风骚妖艳的淘金者瓦伦蒂娜手中解救出来。而这位火辣的移民新娘也不是省油的灯!不料,这场两姐妹驱逐瓦伦蒂娜的战争却逐步掀开家族的秘密,以及一系列不堪回首的历史往事……一个乌克兰移民家庭在英国的兴衰,柳薇卡从一个普通家庭的视角回顾了二战前后苏联对乌克兰的残暴统治史,重现了大清洗、大饥荒下普通人的悲惨世界。


《乌克兰拖拉机简史》:谁将成为孩子的父亲

小时候,我希望自己的父亲是个英雄。我以他的坟墓逃亡为耻,以他飞往德国为耻。我希望自己的母亲是个罗曼蒂克的女英雄。我希望他们的故事由英雄救美构成。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我看到他们不是英雄。他们活了下来,就这样。
——《两段旅程》

“希望”的故事根植在“小时候”的“以为”里,于是一种英雄情结和英雄救美的浪漫构建了故事的原型,但是当长大成为一个成年人,故事的原型被解构了,英雄不再是英雄,经历变成了耻辱,甚至生活只是简单地“活了下来”。希望和现实,小时候和成年,英雄事迹和耻辱经历,以及最后活了下来,变成了“两段旅程”,这两段旅程对应着“战争宝宝”薇拉和“和平宝宝”我,对应着被隐匿的历史和女权中展露人性的现实,也对应着故事的经历者和倾听者,但是,谁揭开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谁又让我变成了“对潜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黑暗一无所知”?

历史就等于黑暗?一无所知所以会误读?但是“两段旅程”是湮没却也是开启,“这是我们的旅途。乌克兰到英国。”已经八十四岁的父亲马耶夫斯基比划着,这是他对于历史的描述,里面有着战争中的逃亡,有着权力的压制,有着婚姻的谎言,甚至真的有“从坟地里溜出来的死鬼”的耻辱,但是当马耶夫斯基比划着从历史上走过的这段旅程之后,也逆向叙说着下一条旅程:从英国回到乌克兰,“同样的旅途,不同的方向。”那时,已经和他离婚的瓦伦蒂娜生下了不知道谁是父亲的孩子,那时候,她的“智慧丈夫”杜波夫带着自己的爱人离开了,那时候马耶夫斯基把关于拖拉机的“第十七项专利”送给了他,是拖拉机的刀杆,“也许这东西能重振乌克兰的拖拉机业。”从英国回到乌克兰,是杜波夫和瓦伦蒂娜新生活开始的方向,是逆向历史逃亡的方向,也是重新寻找希望的方向,活着而有希望,就像马耶夫斯基的感慨:“她是个美丽的女人,但也许我不曾让她快乐。也许跟杜波夫一起生活她会更幸福。杜波夫是个好人。在乌克兰,也许他会富裕起来。”

从乌克兰到英国,又从英国回到乌克兰,两段旅程,构成了历史和未来,而在中间的现实,又如何将被误读的英雄故事还原成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在中间的现在,又如何把历史的真相变成对未来的希望?无论是更久远父母之间的“英雄救美”的虚构,还是薇拉对于德拉钦西集中营那段历史的隐藏,或者是两年前当母亲去世之后对于遗产的不公正处置,父母之间的矛盾,父女之间的隔阂,以及姐妹之间的争斗,似乎都变成了前一段旅程中隐匿的过去,这是一种“前历史”的叙述,里面有父亲的故事版本,有母亲和薇拉的故事版本,于我来说,只不过是无法抵达真相的听者,它像乌克兰已经发生的历史一样,永远在真实的叙事之外,当“两通电话和一场葬礼”发生的时候,众多矛盾纠葛在一起,“前历史”便慢慢揭开了它无法隐藏的真相。

第一通电话,父亲马耶夫斯基告诉我,他将与一个离过婚的谣言迷人的乌克兰金发美女坠入爱河。一个是八十四岁的老头,一个是三十六岁的女人,他们如何便有了爱情?一通电话就像是“毛茸茸的粉红色炸弹”,在生活中骤然爆炸,“搅得浑水四溢,将许多久沉于记忆泥沼下的淤泥翻上水面,狠狠地踹了我们家族幽灵的屁股一脚。”这是无关年龄的欲望呈现?马耶夫斯基在电话里说起他的女神瓦伦蒂娜,便是将她形容为维纳斯:“波提切利的出水的维纳斯。金色的头发,迷人的眼睛,上等的乳房。你是不看不知道啊。”对于女儿来说,我第一反应便是:“好你个叛徒!你个好色的老畜生!”对这种所谓欲望之上的爱情的鄙视,不仅仅在于年龄的悬殊,而在于自己的母亲去世仅仅两年,尸骨未寒,却让一个有着硕大乳房的女神“坐在他的膝头上,听任他抚弄她的乳房”,这无疑是一种背叛和亵渎。

这是第一通电话给我带来的巨大刺激,这种刺激里隐含着某种恶心和唾弃,而第二通电话里,马耶夫斯基却说到了一个更刺激的信息:“告诉我,娜杰日达,你觉得一个八十四岁的男人还能生小孩吗?”听到父亲这样的疑问,对于我来说,是比第一通电话更让人恶心,“我父亲与这娘儿们性交的念头让我大倒胃口。”按照律师的说法,如果婚姻维持在五年以上,或者有一个婚生孩子,那么,“成功的机会就达达增加”。什么成功的机会?谁会在“抚弄乳房”的生活中成功?或者说,在法律意义上,谁想要“成功”?无疑是瓦伦蒂娜,作为一个乌克兰女人,她远嫁给一个移民到英国的八十四岁老头来说,用自己的身体,无非是为了获得一种英国身份。所以,第二通电话的现实意义是在制造让瓦伦蒂娜“成功”的机会,但是,这真的是一种交易的开始?

两通电话之后,对于我来说,思维习惯性地回到两年前母亲的那场葬礼,葬礼之前是死亡,死亡之前是弥留,为什么当母亲躺在医院的床上时,父亲会因悲伤而精神恍惚?为什么当母亲立下遗嘱,父亲会变成一个被隔离的局外人?“有一件事情她十分肯定——遗产没有爸爸的份儿。”而且在母亲还没有逝世之前,趁我不在,姐姐维拉拟了一份遗嘱附件,把钱平均分配给了三个外孙女,而我只有一个女儿,也就是在这份看似公平的附件里,其实隐含着姐妹之间的矛盾,更让我诧异的是,母亲还签了字,邻居还充当了证人。当父亲没有遗产的份儿,当我被姐姐不公正对待,似乎一切都走向了解体,“我们这个背井离乡的小家庭,长久以来都是依靠我母亲的爱和甜菜根汤才凝聚起来的,现在已经开始分崩离析。”

一场葬礼,让父亲被隔离在外,让我和姐姐两年没有说话,而两通电话,却因为“一个共同的敌人”将我们团结在了一起。“共同的敌人”无疑是瓦伦蒂娜,她想要从这场婚姻中获利是必然的,不仅自己想要成为一个和英国公民,而且还要把自己原来的孩子放在剑桥学习,“她想在西方为自己和儿子创造新生活,一种美好的生活:工作清闲,薪水优厚,汽车拉风——绝非拉达或斯柯达,儿子接受良好的教育——一定得是牛津剑桥,其他一概不考虑。”而这便是瓦伦蒂娜两天旅程中的一条:从乌克兰到英国,而曾经走过这条路的马耶夫斯基却从这个完全走向现实的故事里看见了自我的拯救力量,“他解释说,他是她最后的希望,是她逃脱迫害、贫困和卖淫的唯一机会。”

在我看来建立在年老色欲之上的所谓爱情和婚姻俨然成了一种救赎,这无疑是更刺激的事,而其实,这才是马耶夫斯基第二通电话想要“生小孩”的真正意义,与一个有着“波提切利乳房”的金发美女生孩子,是一种生理意义上的可能,它解救了一个可能被迫害,可能被陷入贫困,甚至可能被迫卖淫的乌克兰女人,让她在和自己生完孩子之后享有英国人的一切权利,但是在这个表象背后,八十四岁的父亲的另一个“孩子”,则是自己希望写完的一本书,一本关于乌克拉拖拉机发展的书,一本写满屈辱、悲剧和希望的“拖拉机简史”——重新发现被隐藏的历史,重新让历史出来说话,这才是一个经历了许多遭遇的老人想要的一个真正的文本之子。

《乌克兰拖拉机简史》中这样写道:“富勒是个大好人,他把拖拉机视为一种工具,以此将劳苦大众从艰辛困苦、报酬低廉的劳役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欣赏精神生活之美。他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不断完善自己的计划。”这是乌克拉拖拉机的第一段历史,马耶夫斯基认真写完这一章,其实也在个人叙述和现实意义上重写了历史:这一段历史无疑指向了两种真相:前历史的真相和现实的真相。前历史里出场的第一个人物是我的外公奥切雷特,他曾经被沙皇授予过十字勋章,但是当沙皇和皇后死去之后,他便成为了逃亡在外的亡命之徒,而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他既没有参加沙俄的白军,也没有加入苏维埃的红军,反而与发动了反叛的乌克兰民族共和军并肩作战,在他看来,这是一次机会,“既然俄国正值内讧,行将四分五裂,这也许是让乌克兰脱离帝国魔爪的有利时机。”但是这并没有成为真正的机会,他在基辅成为了击剑术的教官,但是在十月革命成功、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1930年在肃清运动还未开始的时候,他就在深夜的敲门声、孩子们的哭泣声中被捕了,之后被处决,而他的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虽然在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中幸存下来,但是她也遭受了迫害,不仅从大学里被除名,从此也变成了“人民的公敌”的女儿。

马耶夫斯基为什么会娶“人民的公敌”的女儿?1936年在卢斯克举行的婚礼没有金色穹顶,没有鲜花和钟声,也没有人流泪,在那个“有太多需要流泪的事情”的时代,一场婚礼的意义就是解救,按照薇拉的说法,母亲嫁给父亲,“是因为她需要一条出路”。需要一条出路的身份诉求覆盖在所谓的相爱故事之上,于是1936年的婚礼就是父亲对于劳苦大众的解救,而这个解救和八十一岁时对于三十六岁的瓦伦蒂娜的婚姻又何区别?而这两次解救却又无非是父亲所著那本书里拖拉机的作用一样,在早期,拖拉机的意义就是激昂劳苦大众从低廉的劳役中解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马耶夫斯基写作《乌克兰拖拉机简史》,就是在拖拉机的发展历史中寻找其本身的意义,它去除了工具属性,去除了交易本质,而成为一种阐述其真正作用的主体。

但是这只是“拖拉机简史”的第一步,1936年的婚礼如此,八十一岁时的爱情也是如此,当从这第一步开始,1936年的婚礼中的机会主义,八十一岁时的欲望成分,似乎都可以轻易解构所谓的救赎。那场没人流泪但“有太多需要流泪的事情”的时代上演的婚礼没有将他们的生活带向安逸,二十一岁时因为饥饿生活留下的“贮存和积蓄”的后遗症,1939年被戴上帽子的遭遇,都是母亲无法在婚姻中得到解救的证明,而父亲呢,似乎也没能从那个时代逃离,1937年从卢罕斯克回到基辅时,他感受到了整个国家弥漫着的“妄想症瘴气”,“妄想症从克里姆林宫紧闭的大门下渗了出来,麻痹了所有人的生活。”选择来到基辅的红色犁具厂,父亲似乎远离了妄想症,“红色犁具厂是个没有妄想症的地方。它依偎在第聂伯河一处弯曲的河岸的怀抱中,远离主要的政治中心,继续着自己那卑微谦下的工作:生产农用器具、建筑机器、锅炉和大桶。”但是当那场战争降临的时候,父亲又成为了“从坟地里溜出来的死鬼”:作为“不情愿的士兵”,他既不为祖国,也不为苏联人,而是开了小差钻进了犹太人墓园,“把沉重的骨头重新安置在自己身后,就栖身在那儿,与死人脸挨脸。”后来被德国士兵发现被带到了精神病院,一种说法是他用尖利的碎玻璃割了自己的喉咙,之后则被当成精神病人释放;另一种说法他去了西部上了德国人的火车,又因为自己是工程师,“他们给了他一份工作。然后他让人来接妈妈和我。”

两种说法,埋葬在历史里,最后也成为两个故事的版本:父亲的故事和母亲的故事,在两个版本里,父亲的遭遇不一样,母亲的经历不一样,在两个版本里,甚至薇拉的故事也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德拉钦西集中营的“偷香烟”事件到底是如何发生,到底是为了谁,到底是遭遇了什么,在父亲的缄默和薇拉的愤怒中,其实不光是父母之间,父女之间走向了割裂,也使得历史在错乱的叙事版本中呈现不同的样子——其实,无论是何种说法,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有着对于历史的无奈和悲伤,都有着对于强权的抗争和逃离,所以,回到婚姻本身,回到解救本身,其实也只是一种“拖拉机”式的误读:它无法让人从被劳役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它只是一种工具,甚至在另一种意义上成为“战争武器”。

玛琳娜·柳薇卡:“和平宝宝”也看见了历史

如果从马耶夫斯基的《乌克兰拖拉机简史》这一写作的文本出发,这一段历史的曲折完全体现在“拖拉机”意义的转变中,一开始是一种解放劳役的工具,于是1936年的婚礼在没有哭泣中举行了;之后拖拉机扮演了“矛盾角色”,作为农业国家乌克兰用这些机械装置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当革命爆发,机械却成为恐怖的代名词,“1932年,乌克兰的全部收成被掠夺一空,全部运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供应工厂里的无产阶级——否则革命如何继续进行?”和平技术转变成了战争武器;而当战争结束之后,拖拉机又变成了先进和进步的代表,刀刃重新装进了犁头,“饥饿的世界开始考虑如何才能喂养自己。”造福于人类的技术只有被心怀尊重地正确使用,才能带来希望;但是也正由于草率大意和过度使用,“它也把我们带到了毁灭的边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正是这一毁灭“振聋发聩”的例子。

从解放劳役者的工具到变成战争武器,从战后成为重新喂养自己的先进技术代表到过度使用成为毁灭者,拖拉机简史其实揭示了其工具属性之外的历史转变,而这种转变对应着我的家族的沉浮,但这只是一段“前历史”的曲折隐喻,当八十一岁的父亲重新面对有着“波提切利乳房”的瓦伦蒂娜,“后历史”似乎也在这一部“拖拉机简史”中演绎着:起初,父亲是要将一个乌克兰女人解救出来,这是拖拉机对于劳役生活的解放;瓦伦蒂娜“爱上”父亲之时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在薇拉和我的反对中,这一场婚姻慢慢演变成了战争,父亲在其中也成为受害者,被辱骂,被泼水,被讽刺,让他只能哀叹,只能咀嚼痛苦;而在他终于提出离婚之后,他又进入了战后时期,他渴望在拖拉机的技术之下“喂饱自己”——回到“心怀尊严的正确使用”的生活里,但是,他真的能如拖拉机一样,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真的能免除自身的孤独感?

实际上,马耶夫斯基的人生经历中,那段“从乌克兰到英国”的旅程就是自我历史的一部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我外公历史的重写:不抱有政治立场。也正因为此,才成为逃兵,才成为人民公敌,才带来历史的污名,而父亲成为妄想症患者,成为“从坟地里溜出来的死鬼”,成为“精神病”病人,都是为了不走向外公一样的命运,而最终成为英国公民之后,他才彻底告别了那段旅程,所以当瓦伦蒂娜出现在他面前,他提供给了她走同样旅程的机会,但是和拖拉机一样,当瓦伦蒂娜走向这段旅程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利用,正如我对父亲的质问一样,“瓦伦蒂娜和她的丈夫过去都是党员。他们有权有势,安逸富足。他们在共产主义体制下过得好好的。她要逃离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你是赞成资本主义的,不是吗?”其中的误解,是被扭曲的历史重新书写而造成的,所以最后归为一点,是否这种利益式的解救是不是会是成为“带到了毁灭的边缘”的现实?或者这个问题是:从乌克兰到英国,会不会只是对于西方所谓文明的虚构?瓦伦蒂娜想要获得英国身份,是为了得到“工作清闲,薪水优厚,汽车拉风”的生活,是为了让“儿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所以会用自己三十六岁的身体靠近八十一岁的老头,所以会炫耀“波提切利的乳房”,大喊:“男人喜欢奶子。你爸喜欢奶子。”——以及黄色橡胶手套、婴儿监听器,都无法成为一辆真正的拖拉机,甚至也无法给父亲一种“红色犁具厂”的安定感。

所以这一段旅程注定是意淫的,注定是虚构的,注定是政治妄想症之后的自我妄想症,瓦伦蒂娜的生活其实可能走向的是拖拉机“带到了毁灭的边缘”的那一步,正像她怀孕之后,大家的疑问是:谁是孩子的父亲?是暧昧的鲍勃·特纳,还是曾经的丈夫杜波夫,或者是在第二通电话里问起我的父亲,但是,一种“谁是父亲”的疑问也隐喻地指向了旅程的终点:是把“正掌握在罪犯和黑帮手中”的祖国乌克兰当成自己的“父亲”,还是可以有富足生活的英国当成自己的“父亲”?一种国家的归属感,其实是身份的认同感:是做用“波提切利乳房”作为交易品的英国人,还是重新寻找生活意义的乌克兰人?所以最后的关键是;“谁是孩子的父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将成为孩子的父亲。”

杜波夫就是“孩子的父亲”的样本,他还一直爱着瓦伦蒂娜,希望回到真正的爱情生活里,同时他也接纳瓦伦蒂娜的孩子,而且他也在父亲的书里读懂了乌克兰拖拉机历史,而这一切似乎又开始书写拖拉机简史的最后一部,当他们要告别去往另一段从英国到乌克兰的旅程时,父亲给了杜波夫关于拖拉机的第十七项专利,是拖拉机的刀杆,“也许这东西能重振乌克兰的拖拉机业。”重振拖拉机业,是拖拉机的未来命运,也是像瓦伦蒂娜、杜波夫这一代乌克兰人的人生命运,同时也是经历了那段历史的马耶夫斯基面对现实的选择:从前的割裂,从前的隔阂,从前的争斗,其实都可以化解,就像我的女儿安娜所期望的那样,“我们想我们大家在一起,像个平常的家庭——我们在一起,爱丽丝、莱克希和我。”没有什么战争宝宝和和平宝宝的区别,没有遗产所指定的继承人是否公平问题,活着,而继续活着,像拖拉机的第十七项专利,指向的就是未来的希望——我和薇拉,“已经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密关系,它不是基于交谈,而是基于实践——我们学会了如何成为伙伴。”而八十一岁的马耶夫斯基,脱去了所有衣服,“将他那枯萎的、高龄的、愉快的赤裸身体转向我们。”

他将这个仪式命名为“向太阳敬礼”,当1936年的婚礼已远,当1941年的坟墓已远,当战争和妄想症已远,当英雄主义的虚构已远,向太阳致敬是为了背向黑暗,背向屈辱,背向战争,背向权力,然后如一辆奔波在乌克兰大地上的拖拉机,“一种造福于人类的技术都必须被心怀尊重地正确使用。拖拉机就是最好不过的例子。”

西厢记

编号:X22·2190919·1596
作者:[元]王实甫 著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2016年04月第1版
定价:24.00元当当11.50元
ISBN:9787532580316
页数:216页

《西厢记》的剧情直接取材于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的《西厢记》以《西厢记诸宫调》为基础,在一些关键的地方作了修改,从而弥补了原作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删减了许多不必要的枝叶和臃肿部分,使结构更加完整,情节更加集中;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让剧中人物更明确地坚守各自的立场——老夫人在严厉监管女儿、坚决反对崔、张的自由结合、维持“相国家谱”的清白与尊贵上毫不松动,张生和莺莺在追求爱情的满足上毫不让步,他们加上红娘为一方与老夫人一方的矛盾冲突于是变得更加激烈。这样,不仅增加了剧情的紧张性和吸引力,也使得全剧的主题更为突出、人物形象更为鲜明。再加上它的优美而极富于表现力的语言,使得这一剧本成为精致的典范之作。“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崔莺莺待月西厢,张君瑞痴情成魔,美好动人的爱情故事穿越千年,至今感动人心。金圣叹谓之“第六才子书”,其批点“无有不切中关键、开豁心胸、发人慧性”,人所不着意者,“一经道破,煞有关情”。


《西厢记》:千种相思对谁说?

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圆聚;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续之四 衣锦荣归》

经历了“腰细不胜衣”之后的《泥金捷报》,经历了“四海无家,一身客寄,半年将至”的《锦字减愁》,经历了“我若放起刁来,且看莺莺那去?”的《郑恒求配》,到最后终于“衣锦荣归”:那一曲“清江引”唱起,是“谢当今垂帘双圣主,敕赐为夫妇”的隆恩,也终于抵达了终成眷属的团圆结局,从此再无“待月回廊”,再不是“吹箫伴侣”,再也不用“受了活地狱”,也再无需“下了死功夫”,无分离而永团聚,这一幕才子佳人故事便徐徐降下帷幕。

甚至腰封里也是注解着最后走向“都成了眷属”的大团圆,只是在金圣叹评点的《西厢记》里,却也只是续作。尽管在这一折中,当张生自证清白不曾“别有媳妇”,“我现将着夫人诰敕,县君名称,怎生待欢天喜地,两只手儿亲付与。他刬地把我葬诬!”金圣叹赞曰:“此一段更精妙绝文,又沉着,又悲凉,又顿挫,又爽宕;便使《西厢》为之,亦不复毫厘得过也。古人真有奇绝处,不可埋没!”而当最后发出“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时候,金圣叹再次赞曰:“妙句。结句实乃妙妙!”但是在他看来,《西厢记》只到《惊梦》便是最后终结。

从“酬简”到“考艳”,从“哭宴”到“惊梦”,夫人已将莺莺许配给张生,却又要让他到京师去个状元回来,于是一别莺莺到了草桥店,夜宿之后便在梦里相见,听是莺莺的敲门声,闻是莺莺哭泣声,一边是对于现实的无奈感慨,“想人生最苦是离别。你怜我千里关山,独自跋涉。似这般挂肚牵肠,倒不如义断恩绝。”一边却是同生同死的爱情誓言,“你不恋豪杰,不羡骄奢,只要生则同衾,死则同穴!”如此,一场梦便终结了这曲折的“待月西厢记”:“别恨离愁,满肺腑难陶写;除纸笔代喉舌,千种相思对谁说?”这最后的疑惑其实指向的似乎是隔离的现实本身,在没有大团圆的结局里,金圣叹却认为,《西厢记》到此已经走向了终结,“既已第一章无端而来,则第十五章亦已无端而去矣。无端而来也,因之而有书;无端而去也,因之而书毕。”一梦折向回味之境,如果硬是将它拉回到“衣锦荣归”,则是“如风至而窍号,风霁即窍虚”,无非是画蛇添足,“胡为不惮烦”,所以在“惊梦”开始之后,金圣叹便直指续貂的无意义:“何用续?何可续?何能续?今偏要续,我便看你续!”

不用续,不可续,以及不能续,层层递进,金圣叹咄咄逼人的态度是质疑续作改变了整本《西厢记》的风格,而他却又不罢休,“我便看你续”完全成了一种讥讽式的围观,于是看将下去,都是嘲讽,都是否定,都是鄙视。在续作开始之前,金圣叹就明确了“我便看你续”的目的:“此续《西厢记》四篇,不知出何人之手,圣叹本不欲更录,特恐海内逐臭之夫,不忘膻芗,犹混弦管,因与明白指出之,且使天下后世学者睹之,而益悟前十六篇之为天仙化人,永非螺蛳蚌蛤之所得而暂近也者。”然后定下了一个总基调,“只如章则无章法,句则无句法,宇则无字法,卑卑如此等事,犹尚不知,奈何乎言及其他哉?”比如续之一《泥金捷报》中,金圣叹认为,这一篇完全忘记了莺莺奈斯相国小姐,张生半年之别就“不胜啧啧怨怒”,“亦不解三年大比是何事,亦不解礼部放榜在何时,亦不解探花及第为何等大喜,亦不解未经除授应如何候旨。”在他看来,莺莺“腰细不胜衣”的思念,完全破坏了才子佳人的设定,“一味纯是空床难守,淫啼浪哭。盖佳人才子,至此一齐扫地矣。”到了《锦字减愁》,莺莺用画作寄托相思之情,显得突兀,“夫前此张、崔月余相处,不成纯是淫嬲,曾未尝一请睹笔墨耶?真大无聊已!”而到了《郑恒求配》,他认为,郑恒只是夫人赖婚时的一个借口而已,“若郑恒,则今盈天下之学唱公鸡,吃虱猴孙,万万千千,知有何限,而烦先生特地写之?”而现在到成了真人,并且敷衍成了一个戏剧冲突,只不过是续写着自娱而已,“写之以娱人,而人不受娱;然则先生殆于写之以自娱也。”到了《衣锦荣归》,有情人成了眷属,其中又夹杂着多余的笔墨,“《西厢》为才子佳人之书,故其费笔墨处,俱是写张生、莺莺二人,余俱未尝少用其笔之一毛、墨之一沈也。”

评点时最多是“丑极”“丑”,或者是“随手杂凑”“不通极矣”,红娘看到莺莺思念心切,见她“腰细不胜衣”,金圣叹点评一句:“语熟口臭久矣!此犹摇曳作态出之,真乃丑极!”虽其中也有“妙文”“妙句”“奇绝”等词,但都只是金圣叹对于某一句子的评点而已。在他看来是续貂之作,尽管也有曲折,也归于团圆,但是却破坏了整体性。《西厢记》到底在何处作结?似乎也是一种争议,如果撇去对于版本的考究,当张生取得功名最后和莺莺成婚,完成“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完满爱情,是不是就是一种对前期结构的破坏?这里有一种肯定的观点,《西厢记》之所以超越了《西厢记诸宫调》,就在于它思想上更趋深刻,因为它正面提出了"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主张。

这一种观点的立足点,就是《西厢记》所歌颂的是一种自由的爱情观,她打破了封建社会传统的联姻方式。作为相国小姐的莺莺和书剑飘零的书生相爱,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以门第、财产和权势为条件的择偶标准的违忤,从最初彼此对才貌的倾心,经过酬韵、寺警、琴心、赖婚、拷艳等一系列事件,他们的感情内容也随之更加丰富,而莺莺和张生也始终追求真挚的感情,所以最后“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便从个体升华到一种爱情观。其次,莺莺和张生从一开始就把爱情置于功名利禄之上,张生为莺莺而“滞留蒲东”,不去赶考;为了爱情,他几次险些丢了性命,直至被迫进京应试,离开之后,也还是“别恨离愁,满肺腑难陶写;除纸笔代喉舌,千种相思对谁说?”莺莺在长亭送别时叮嘱张生“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切莫金榜无名誓不归!君须记:若见些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她并不看重功名,认为“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即使张生高中的消息传来,她也不以为喜而反添症候,最后才迎来“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圆聚”的结局,所以,《西厢记》虽然是以功成名就和有情人终成眷属作为团圆结局,但全剧贯穿的是重爱情、轻功名的思想。

思想性本身也是一种“功名观”,从续作上看,张生为了这一门亲事答应夫人进京赶考,其实反倒是将爱情置于功名利禄之下,也就是说,功名成了爱情的条件,而且最后携手莺莺,也无非是功成名就水到渠成的结果,所以这一种所谓“重爱情、轻功名”的思想也只是强加上去的看法。回到金圣叹对于续作的否定,他做出这样的判断无关版本,无关思想,而着意于《西厢记》的文法结构。在他看来,第一章已是无端而来,第十五章则是无端而去,无端而来开始有书,无端而去则是“书毕”,这也便构成了一种呼应。他在《圣坛外书》中直接指出了评点《西厢记》的意义有两个,“圣叹之为是言也,有二故焉。”其一是“教天下以慎诸因缘也”,其二则是“教天下以立言之体也”。不管是“慎诸因缘”还是“立言之体”,都不只是纠结于这一本书,这一幕爱情,这一种文法,而是为了“教天下”,“教天下”便是突破单一性的样本意义,他之所以命名《西厢记》为“第六才子书”,也是源于此,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中,他便说,才子书有六部,《西厢记》只是其中之一,“然其实六部,圣叹只是用一副手眼读得。如读《西厢记》,实是用读《庄子》、《史记》手眼读得;便读《庄子》、《史记》,亦只用读《西厢记》手眼读得。如信仆此语时,便可将《西厢记》与子弟作《庄子》、《史记》读。”

读一部而读六部,和读一幕爱情而教天下,是同样“管窥”的意义。读《西厢记》要扫地读之,因为“扫地读之者,不得存一点尘于胸中也”,要焚香读之,因为“焚香读之者,致其恭敬,以期鬼神之通之也”,要对雪读之,要对花读之,要一气读之,“一气读之者,总揽其起尽也”,要“精切读之”,“精切读之者,细寻其肤寸也”。一切的读法,重点是要手眼读得,既是相协,也是分离,“文章最妙是目注彼处,手写此处。若有时必欲目注此处,则必手写彼处。”或者注目却不写,“文章最妙是目注此处,却不便写,却去远远处发来,迤逦写到将至时,便且住;却重去远远处更端再发来,再迤逦又写到将至时,便又且住。”这一种“手眼读得”又“注目不写”也正是《西厢记》成为“第六才子书”的妙处所在:于是,“将笔来左盘右旋,右盘左旋,再不放脱,却不擒住”,于是,“此一刻被灵眼觑见,便于此一刻放灵手捉住”——不防脱也不擒住,既觑见又捉住,在这一放一捉,一见一得,便是《西厢记》的精髓,“《西厢记》正然,并无成心之与定规,无非佳日闲窗,妙腕良笔,忽然无端,如风荡云。”

这是一种总体的读写之法,而在“后候”的“圣叹外书”中,金圣叹勾勒出了《西厢记》整体的结构,在他看来,西厢记十六篇“有生有扫”,生是什么,“今夫一切世间太虚空中本无有事,而忽然有之,如方春本无有叶与花,而忽然有叶与花,曰‘生’。”何谓扫?

“既而一切世间妄想颠倒有若干事而忽然还无,如残春花落即扫花,穷秋叶落即扫叶,曰‘扫’。”本无有事而忽然有之,是生,所以最前《惊艳》一篇谓之生,而且这一“生”也生出“西厢”之名:“故西厢者,普救寺之西偏屋也,西厢之西,又有别院,则老夫人之停丧所也。乃丧停而艳停,艳停而才子停矣。”因为丧停,而有西厢,因为有西厢,而有艳停,因为有艳停,而有借厢,因为借厢,而有才子停——于是,从“老妇人开春院”,而有莺莺到前庭,因为莺莺到前庭,而有于游客误见,所以金圣叹将之看成是“生出一部书来之根”,“既伏解元所以得见惊艳之由,又明双文真是相府千金秉礼小姐。”于是便有了“惊艳”,张生第一次见莺莺,“颠不刺的见了万千,这般可喜娘罕曾见。我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去半天。”金圣叹点评:“写张生惊见双文,目定魂摄,不能遽语。若遽语,即成何文理?”男女之邂逅,便是演绎出“尽人调戏”这一幕千古爱情。

从这“生”而“来”,也不是直接进入状态,金圣叹说这“来”也是有此来有彼来,《借厢》是张生来,是谓“此来”,《酬韵》是莺莺来,是谓“彼来”,如果莺莺只在深闺中,并不希图张生在墙外,或者张生即使在西厢,也不希图墙内的阴影酬韵,都是“不来”,不来也即“不生”,“设使张生不借厢,是张生不来。张生不来,此事不生。即使张生借厢,而莺莺不酬韵,是莺莺不来。莺莺不来,此事亦不生。”所以这便是“两生”,缺一不可。“两生”之后,则是“三渐”,《闹斋》第一渐,《寺警》第二渐,《后候》则是第三渐,“第一渐者,莺莺始见张生也;第二渐者,莺莺始与张生相关也;第三渐者,莺莺始许张生定情也。”“三渐”实为“三得”,“自非《闹斋》之一篇,则莺莺不得而见张生也;自非《寺警》之一篇,则莺莺不得而与张生相关也;自非《后候》之一篇,则莺莺不得而许张生定情也。”

如此“三渐”“三得”之后,也并不是走向了“扫”,之后又是“二近”,《请宴》为一近,《前候》则为另一近,无限接近又不得,是“几几乎如将得之也”:“几几乎如将得之之为言,终于不得也。终于不得,而又为此几几乎如将得之之言者,文章起倒变动之法也。”之后又是“三纵”,《赖婚》为一纵,《赖简》为一纵,《拷艳》是另一纵,欲擒故纵,是“几几乎如将失之也”,“几几乎如将失之之为言,终于不失也。终于不失,而又为此几几乎如将失之之言者,文章起倒变动之法既已如彼,则必又如此也。”如此千回百转,也便不是立刻走向终结,而后又是“两不得不然”:《听琴》不得不然,《闹简》不得不然;而后又是“实写”,“一部大书,无数文字,七曲八折,千头万绪,至此而一齐结穴,如众水之毕赴大海,如群真之咸会天阙,如万方捷书齐到甘泉,如五夜火符亲会流珠。”是为“哭宴”,也即是“扫”:夫人对张生说:“我今既把莺莺许配于你,你到京师,休辱没了我孩儿!你挣扎个状元回来者。”张生感慨:“未登程,先问归期。分明眼底人千里,已过尊前酒一杯,我未饮心先醉。眼中流血,心内成灰!”莺莺亦是不舍,“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切莫金榜无名誓不归!君须记:若见些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

但是如此一“扫”,全是“实写”,并非是《西厢记》真正的终结,“由是言之,然则《西厢》之终于《哭宴》一篇,岂非作者无尽婆心,滴泪滴血而抒是文乎?”所以在“实写”之外,还必须有“空写”,“空写者,一部大书,无数文字,七曲八折,千头万绪,至此而一无所用。”“扫”是从“生”而归于终结,残春花落也罢,穷秋叶落也好,都是“有”,而空写则是一种无,“盖《惊艳》已前无有《西厢》。无有《西厢》,则是太虚空也。若《哭宴》以后亦复无有《西厢》。无有《西厢》,则仍太虚空也。此其最大之章法也。”所以回归到《西厢记》的总体文法,金圣叹说,一部《西厢记》只是一章,也不是一章只是一句,也不是一句只是一字,“《西厢记》是何一字?《西厢记》是一“无”字。”

《哭宴》已是实写之“扫”,《惊梦》则是空写之“无”,无数文字,曲折故事,千万头绪,到最后归结为梦。张生离了浦东,到了草桥店,是为了去京师赶考,但是留宿之夜,却也听得莺莺的敲门声,听得哭泣声,开门而见,则是最后一见,“听说将香罗袖儿拽,元来是小姐,小姐!”见而非见,梦而非梦,便是无奈的叹息:“想人生最苦是离别。你怜我千里关山,独自跋涉。似这般挂肚牵肠,倒不如义断恩绝。”便是最后的誓言:“你不恋豪杰,不羡骄奢,只要生则同衾,死则同穴!”而这最后之梦如何醒来,如何前行,在金圣叹看来,都无再续的必要,“今夫天地,梦境也;众生,梦魂也。无始以来,我不知其何年齐入梦也;无终以后,我不知其何年同出梦也。”

“生”是无端而来,“我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去半天。”“扫”也最终是无端而去,何以功名,何以团圆,何以成婚,都是“风至而窍号,风霁即窍虚”的续貂,都是在无之上有生出一个拙劣的“生”,所以“惊梦”而毕,“别恨离愁,满肺腑难陶写;除纸笔代喉舌,千种相思对谁说?”对谁说,却是说不得,让那一句、一字留在无之中。这两来、三渐、三得、二近、三纵,这“有扫有生”、实写空写,这“目注彼处,手写此处”、“目注此处,却不便写”,在评点之中,其实也成了金圣叹之《西厢记》,也成了金圣叹“教天下”之《西厢记》,所以金圣叹似乎也遵循着有扫有生、实写空写的妙处,退出来,“天下万世锦绣才子读圣叹所批《西厢记》,是天下万世才子文字,不是圣叹文字。”

不是圣叹文字,何尝不是一种无?“总之,世间妙文,原是天下万世人人心里公共之宝,决不是此一人自己文集。”有人说妙文,有人说淫书,或终结于“惊梦”,或终结于“衣锦荣归”,都是天下之文,都是天地之文,回归文本,也是“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一种圆满。

传习录

编号:B27·2190919·1595
作者:[明]王阳明 撰 【日】佐藤一斋 注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2018年10月第1版
定价:39.00元当当18.70元
ISBN:9787532589418
页数:289页

“传习”一词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传习录》包括了王阳明与他人论学的亲笔书信和门人记录的他与弟子、友人的讲学问答,上卷经王阳明本人审阅,中卷里的书信出自王阳明亲笔,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较为具体地解说了他晚年的思想,并记载了王阳明提出的"四句教"。可以说,《传习录》是王阳明与弟子、朋友切磋研习学问的记录,是了解王阳明思想的不二之选。佐藤一斋是日本德川后期的著名儒者。《传习录栏外书》是他阅读《传习录》时的批注文字。他读书时每有所得,辄记于书页乌丝栏外,后取之别录成册,故称“栏外书”。该书精于校勘,评语得当,征引前贤论评丰富,又录有不少《传习录》所不载的阳明语录。成书以来,流传不衰,至今仍是一部诠释《传习录》的经典名著。整理者对底本详加校勘,修正了不少底本的错误、缺漏,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传习录》读本。


《传习录》:正是要复那本体

问:“乐是心之本体,不知遇大故,于哀哭时,此乐还在否?”
先生曰:“须是大哭一番了方乐,不哭便不乐矣。虽哭,此心安处即是乐也。本体未尝有动。”
——《卷下》

大哭而大乐,大哭是大乐之对立面,正如善是恶之对立,但是大哭却是大乐之表现形式,甚至大哭在对立面表现之后不是对于大乐之否定,不是对于大乐之解构,恰恰又回到大乐的起点上。当面对学子的疑问,王阳明提出“不哭便不乐矣”,是不是大乐和大哭都变成了一直自己反对的私欲中?当情绪表达回到本体论,是不是对于“心即理”这一思想的扩展?

《传习录下卷》,钱德洪删定而成,是为“续录”在前言中说:“《传习录》所载下卷,皆先师书也,既,斟次人文录书类矣,乃摘录中间答语,仍书南元善所录,以补下卷;复采陈惟濬诸同志所录,得二卷焉。”而这一补录也招致了后人的怀疑,顾惟贤见《续录》问答,多有未当于心者,写了《传习录疑》提出质疑,而黄宗羲有针对性《续录》的言说,认为“黄省曾录有失阳明之意者”。和后人的质疑一样,王阳明在下卷的问答中,似乎专注于解读自己的“致良知”的观点,他自称是“千古圣圣相传的一点真骨血”、“孔门正法眼藏。”但是这个“致良知”似乎在慢慢离开王阳明提出“心即理”的主张。

当黄勉叔问他:“心无恶念时,此心空空荡荡的,不知亦须存个善念否?”王阳明的回答是:“既去恶念,便是善念,便复心之本体矣。譬如日光被云来遮蔽,云去光已复矣。若恶念既去,又要存个善念,即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灯。”黄勉叔的问题里已经有了一种分别,缘何心无恶念反而空空荡荡?要向存个善念不是把善念当成了一种物?而王阳明曾经回答门人徐爱对于善恶问题的观点是:自然之本体是“至善”,“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至善是心的本体,只要“明明德”,并达到惟精惟一的程度就是至善。又指出,“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作为至善的本体已经包含了一切,既没有别物,也不需要格物,也就是说,在本体论上,甚至没有善与恶的分别,不但没有恶,连善也没有了。而黄勉叔竟然提出了无恶念而空空荡荡是不是需要存个善念?王阳明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也从方法论上认为,要去除恶念便是善念,就像被光遮蔽了需要点燃一等才能重新恢复本体。

当用添燃一灯的方式去恶念,在逻辑上已经承认了善与恶之对立,这是不是就是在否定至善之本体?而王阳明的“致良知”似乎就是讲究如何“添燃一灯”,他提出在格物致知上,要“无事时存养”和“有事时省察”两种方法,而“有事时省察”,强调的是在处世、工作中自然而然地按照良知的要求去行事, 去贯彻伦理道德。他认为这就是这就是 “真格物”,“真实克己”,就像人走路一样,应边走边认,边问边走,在“事上磨炼”,“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工夫乃有益”,通过“声色货利”这些日常事务,“实地用功”,去体认良知。当人要在事上磨炼,当人要通过“声色货利”去体认良知,这良知里就存在里善与恶,哭与笑,只不过按照“圣人之道”,不管是“发愤忘食”还是“乐以忘忧”,都是从本体意义上“良知”的表现,也就是说,有良知即为有道,道在信中,忧可以转化为乐,苦可以转化为甘,祸可以转化为福,而这也是圣人遵循天理的缘故。

这是一个关键的转变,“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在这个层次上,是没有善恶之分的,是别无他物的,但正是这样的本体,其实是空泛的,是静态的,只有在“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致良知”中才有一种动态的辩证法,而这种动态的辩证法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回到了本体上,即心上,但是在良知意义上,这个心又有了外延的拓展。有人问他:“读书所以调摄此心,不可缺的。但读之时,一种科目意思牵引而来。不知何以免此?”当出游禹穴时他看着田间的禾苗,反问范兆期:“能几何时,又如此长了!”而友人问他:“读书不记得如何?”不管读书时被其他科目牵引,还是田间禾苗如何又长了,或者读书遇到遗忘,都是在一种“声色货利”的日常事务中发现了矛盾,遇到了困惑,也因此才有了王阳明所说“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工夫乃有益”的机会,所以读书时有科目牵引,“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心累。总有累,亦易觉克之而已。”——心累也属于正常,只要良知真切,便可解决;所以禾苗又长,“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但着了私累,把此根戕贼蔽塞,不得发生耳。”——有根戕贼蔽塞也不为怪,只要拔出便可;读书不记得了,也是正常,“若徒要记得,便不晓得;若徒要晓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体。”

并非王阳明更宽容,而是对于自己的理论有了一种新的突破,当他提出“致良知”时,这个至善之心已经变成了一种“性”:“‘天命之谓性’,命即是性。‘率性之谓道’,性即是道。‘修道之谓教’,道即是教。”什么是道,道便是良知,而道也是率性,“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还他是,非的还他非,是非只依着他,更无有不是处,这良知还是你的明师。”良知不变,道不变,率性便也是“是非只依着他”的自然,所以率性而为,大乐之外也有大哭,而不管是大乐黑暗时大哭,在率性之良知上,并没有离开本体,“本体未尝有动。”正因为本体不变,所以最后王阳明甚至提出“超狂入圣”的观点,而且还付诸实践:又一次他宴请门人,在百余人的宴席上酒至半酣,或歌唱,或投壶、或击鼓、或泛舟,兴致盎然,颇有些狂放不羁,任情恣意——在王阳明看来,要成圣就是要先成为狂者,然后才能悟道入圣,而这就是致良知而率性为道的方法论,只要“本体未尝有动”,便是“心即理”的一种实践。

这是王阳明最大的转变,也是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但是这并不是对曾经那些观点的否定,而是在怀疑、实践、再怀疑、在实践的道路上不断体察不断学习不断提炼的结果。这种治学态度其实贯穿了王阳明的一生,一方面,王阳明对门人学生常说的一句话是:“若遂守为成训,他日误己误人,某之罪过,可复追赎乎!”在他看来,圣人教人,就像医生用药,需要根据不同的病人和病情,“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如果执着于一方,“鲜不杀人矣。”就像自己的观点,如果让大家“守卫成训”变成不能改动的教条,自己就成了罪人。另一方面,则需要将观点用在实践上,就像徐爱所领悟的那样,“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诚诸践履之实,则斯录也,固先生终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而这种强调付诸实践、活学活用的观点,也是体现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

而其实,王阳明能创立自己的心学观点,完全是在怀疑、否定而又不断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这是阳明心学最核心的思想,而在王阳明37岁突然悟道而提出这个观点之前,他似乎也被“心外之事”“心外之物”所纠缠,按照宋明理学的观点,依据《大学》《中庸》的说法,人要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就必须进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养活动,而“格物”是首要环节,按照朱熹的看法,“格物致知”就是穷理离不得格物,即物才能穷其理。物的理穷得愈多,我之知愈广。由格物到致知,有一个从积累有渐到豁然贯通的过程。格一物,理会一事都要穷尽,由近及远,由浅及深,由粗到精。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成为四重节次,重重而入,层层推进。

当格物的重点放在事事物物上,是不是一种本末倒置?王阳明在困惑之后,认为《大学》里的格物的格应做“正”字解,而“物”是心的附属品,不是独立外在的东西,因此格物只是在身心上做,身、心、意、知、物便成了以心为基础的统一体,“致知在格物”便成了“致知在诚意”。所以他提出了“心即理也”,就是将心当成一种本体,在这之外并无事并无理。这是王阳明在怀疑、困惑之后,清除了心外之事和心外之理回归本体的一种努力,在他看来,“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所以,“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存天理而去人欲,是宋明理学的哲学观,更是道德观,而王阳明在“心即理”的核心思想中,以一种辩证的方法统摄了心的这个本体论。

在他看来,心具有很多的表现形式,它们是理,是礼,是文,“‘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心只有一物,心也只有一心,“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所以批评程朱理学将人心和道心截然分开,“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而这便是他所说的“精一之功”,“精则精,精则明,精则一,精则神,精则诚。一则精,一则明,一则神,一则诚,原非有二事也。”精一之功的“精”不是关于养生之学的精气神,而是心之本,而心之本便是天理,便是天性,便是良知,所以从心即理延伸了各种表现形式,“仁、义、礼、知,性之性也。聪、明、睿、知,性之质也。喜、怒、哀、乐,性之情也。私欲、客气,性之蔽也。”所以在存天理去人欲中才能回到心的本体上。

王阳明:圣学只一个工夫

而这也是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基础,“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尽心即是尽性。”在这个本体上,“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不管什么形式,最后还是回到一个原点,成为唯一一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所以知性是必须合一的,“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在行里,行在知里,或者知便是行,行也是知,“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只要存有天理之心,那么变成行动,“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

知行合一是“心即理”观点的延伸,所以在本体论之外,王阳明还提出了如何实现知行合一的方法论,陆澄问他:“主一之功,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可以为主一乎?”王阳明告诉他:“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可以为主一乎?是所谓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这便是“精一之功”:只念念存天理,便是立志;“日间工夫觉纷扰,则静坐。觉懒看书,则且看书。是亦因病而药。”处朋友则要“务相下则得益,相上则损”;万事而墨,则要立得住,“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但是立志也好,念念也罢,不是执着,“道无方体,不可执著。欲拘滞于文义上求道,远矣。如今人只说天,其实何尝见天?谓日、月、风、雷即天,不可;谓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在王阳明看来,做学问、修身性,需要以圣人为样本,即为“圣算”,“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所以学可分为上达和下学,“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号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学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条达畅茂,乃是上达。人安能预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语者,皆下学。上达只在下学里。”“上达”的功夫便是“圣算”,而“圣算”就是一种知行合一,它是一种永远不过时的方法论,“义理无定在,无穷尽。吾与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谓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

正是有“心即理”的本体论,有“知行合一”的方法论,王阳明才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致良知”的实践论,在“答欧阳崇一”中说:“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从格物的观点出发,王阳明认为“格”作“正”字解,是心的一种表象,身、心、意、知、物便成了以心为基础的统一体,“致知在格物”便成了“致知在诚意”。而在此基础上,王阳明认为孟子的“良知”是心之本体,是先天固有的,良知与物无时,人们如果能够使它完全显现出来,便完成了对宇宙的认识,达到了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因此,王阳明在“格物”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倡扬发用人心固有的良知,这就是“致良知”。“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不仅良知不求于外,而且良知也是一种圣算于我的表现,“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也就是说,圣算是本原的良知,两者根本没有区别,当良知和天理一体,圣人气象也在我身上了,所以天理到人性,王阳明又完成了一次突破。

从“心即理”到知行合一,从致良知到最后超狂入圣,37岁悟道的王阳明就是在不断怀疑、不断否定和不断实践中丰富了自己心学,第一门生徐爱总结自己的收获时说:“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工夫,明善是诚身的工夫,穷理是尽性的工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约礼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诸如此类,始皆落落难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不管是格物说,还是至善说,不管是穷理尽性还是博文惟精,不拘于物,不受制于人,“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