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五行缺水

	编号：B36·2190320·1553
	作者：【德】胡塞尔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99年01月第1版
	定价：12.00元当当6.00元
	ISBN：9787100071949
	页数：140页

自然主义者们和历史主义者们在为世界观而战，但他们是在两个不同的方面从事这项工作：将观念转释为事实并且将所有的现实、所有的生活都转变为一个不可理解的、无观念的“事实”混合物。他们两者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对事实的迷信。
——《历史主义与世界观哲学》

科学是非人格的，科学只相信“合理性”，科学标识着绝对的、无时间的价值，科学的态度是对含糊的“观点”予以蔑视的拒绝，为什么哲学是而且必须是“严格的科学”？当胡塞尔要把哲学纳入到精神科学的体系里，是不是一种冒险？或许这种冒险所能抓住的机会就在于如何从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窠臼中解脱出来，就在于如何从“为世界观而战”变成为“绝对的、无时间的价值”而战，意味着将观念变成一种秩序——似乎一直以来哲学和科学就走在分叉的道路上，而胡塞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分叉就在于对事实本质界定的混淆，而冒险之正途也就是找到误入歧途的那个起点：“困境在这里是起源于科学。但唯有科学才能最终克服这个起源于科学的困境。”

困境之前，或者胡塞尔之前，哲学都被当成了一种“世界观”，这种危险并不在于对于哲学的构建会陷入对事实的迷信，更重要的是在所谓的纯粹理性支配下，哲学永远会变成一种哲思，甚至在“放弃了一切绝对观念性和有效客观性的怀疑”中，使哲学变成了一种怀疑论，最终失去对一门绝对哲学的总体信任。实际上，这种危险是改变了理性的意义，所以胡塞尔才会把矛头对准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正是它们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使理性规范支配生活称为可能，甚至在18世纪的时候，成为随着精确科学的强大而引发的诸多反应之最显著一种，并获得了强有力的推动。所以当胡塞尔剑指“对事实迷信”的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哲学带入“总体信任”中，就是要构建未来的哲学“体系”，就是要让哲学成为关于真正开端、关于起源、关于万物之本的科学。

这里涉及到的是“哲学作为严格科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必要性意义上，胡塞尔回顾了哲学发展简史，认为，哲学的历史目的就在于“成为所有科学中最高的和最严格的的科学”，因为“它代表了人类对纯粹而绝对的认识之不懈追求”，对纯粹而绝对的评价和意愿的不懈追求，也就是说，它可以满足最高的理论需求，“并且在伦理-宗教方面可以使一种受纯粹理性规范支配的生活成为可能。”胡塞尔突出了纯粹理性规范的意义，但是从其开端开始，似乎就没能做到这一点，在康德那里，哲学甚至被表述成一种哲思，所以哲学这一境况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为未来的哲学体系提供一种变革的力量——不仅仅是未来哲学需要在变革中构建体系，更重要的是现在如何具有让哲学成为严格科学的信念。

问题就在于发现哲学要进步的变革力量，“在这种变革中，通过对以往哲学所遵循的那种被误认为是科学进程的批判，这些哲学要求成为科学的主张便得到瓦解，而在严格科学意义上彻底地重新构建哲学，这个充分被意识到的意愿现在便是主导性的意愿，并且是决定着工作顺序的意愿。”所以要构建未来之哲学，必须批判过去之哲学，纠正现在之哲学。18世纪随着精确科学的强大而出现的自然主义，看起来它的目的是将哲学建立在严格科学的基础上，但是胡塞尔认为，自然主义的方法和目的都是不可信的，而且正是有一种将哲学变成实证科学的观念，使得它走向了将意识自然化，继而将观念自然化、规范自然化，最后扬弃的自身反而走向了科学的反面。

自然主义似乎是对于自然的一种观念，但是它绝不等同于自然科学中的观念，胡塞尔认为，自然科学的目的在于“以客观有效的、严格科学的方式来认识这种自明的被给予性”，自然科学的出发点是素朴的，他所认识的事物是不言自明的，“作为静止的、运动的、变化的事物而存在于无限的空间之中，并且作为时间性的事物而存在于无限的时间之中。”自然是按照精确的自然规律在空间、时间上存在的统一意义上的自然，自然主义也应该是对自然发现的结果现象，但是当对自然的发现变成一种主义，变成一种观念，其实陷入了背谬的困境中，那便是“扬弃自身”——它在教诲、在布道、在训导、在改造，当否认的东西是为了自身要求而预设，那么就是将意识自然化了，进而在观念和规范上进行了自然化。

胡塞尔举心理学为例，在他看来，心理物理的心理学，尤其是实验心理学，是一门具有严格科学地位的哲学，甚至在他看来，“严格的心理学不言而喻地是所有精神科学的基础，同样也是形而上学的基础。”因为心理学的任务就是科学探究心理因素，客观有效地规定心理因素，发现它们的构成和变化、形成与消失的和规律性，也就是说，每一个心理物理的判断都包含着对物理自然的“实存设定”。所以在心理学中，是否是一种科学，其核心的问题是意识和存在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存在是意识的“相关项”，也就是说是合乎意识的“被意指之物”，它是被感知之物，、被回忆之物、被期待之物、被想象之物……诸如此类，但是只要是理性话语的客体，而且在认识中，它就能在意识中显示自身，“并且根据所有认识的意义而成为被给予性。”同样，意识的经验也能给予或切中一个对象：

经验如何能够通过经验来相互证明或相互纠正，而不仅仅只是主观扬弃自身或主观地加强自身；一个经验逻辑意识的游戏如何会意味着客观的有效，意味着对自在、自为存在事物的有效；意识有趣的游戏规则为何对事物并非无关紧要；为什么自然科学应当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可以被理解的，只要它以为在其每一个步骤中都设定了并认识了自在存在的自然——相对于意识的主观河流而言的自在存在——一旦反思严肃地朝向这些问题，它们便都变成了谜。

对象是可以存在的，但必须在认识上能表明自身存在，“而且是如此地存在着”，这种表明自身“而且是如此存在”，在胡塞尔看来，就是一种“被给予性”，这是关于意识的科学，时意识的现象学，但是心理学却并不是如此，胡塞尔认为，心理学与“经验意识”有关，于经验观点中的意识有关，而这种意识是自然联系中的“此在者”，所以心理学虽然所持的是自然主义观点，却在背谬中将意识自然化了，这种自然化带来了心理学判断中的概念变得混乱，而此基础上，所谓的“经验”也不再具有被给予性，不再是一种客观，因为个体此在、心理因素都变成了第二意义的自然。

如何消除背谬？如何被给予客观的经验，如何发现本己意义的客体？胡塞尔自然认为现象学是构建这一科学的不二法门。在他看来，经验的被给予性要得到客观的规定，必须回溯到经验的本己意义，经验要成为被经验到的东西，就必须被纳入到包容性的联系之中，这是一条现象流，是带着一条贯穿的意向主线，“就像它们自身给予的那样”：“作为它们之所是的这个流动着的意识到、意指、显现，作为这个前景意识到和背景意识到，作为意识到的当下呈现之物或前当下呈现之物，作为被想象之物或被符号化之物或被映像之物，作为直观性的东西或空乏表象性的东西，如此等等。”而心理学所谓的现象是一种观念化的经验，它不是“永远是它之所是”的自然，当然也不是自然主义构建下的客观存在。

现象学是一条现象之流，是“对极为错综复杂的意识问题的完全献身中、在完全自由的、不为任何自然主义成见所迷惑的精神中进行的现象学”，只有它才能提供对“心理”的理解，所以胡塞尔认为，在现象学之上的认识论才能构成哲学的基础，才能使哲学成为严格的科学。同样，胡塞尔认为以兰克、伏尔泰等人为代表的历史主义者，也和自然主义犯了同样的错误。历史主义强调知识的历史性，主张用历史理性来取代纯粹理性的优先地位，所以历史的价值就变成了一种观念，一种“熟识”，“通过对一个历史地被再构的精神构形的熟识，对在它之中起制约作用的意见或意指的熟识，以及对从属的动机联系的熟识，我们不仅能够理解这个精神构形的内部意义，而且也能够评判它的相对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规定着的思维便产生了世界观哲学，这种哲学是为生活和世界提供相对而言最完善的回答，也就是说，即使用最佳可能澄清了不确定性，依然是一种相对主义，看起来是实现了一种“自然化”，但最后陷入的是一种怀疑主义困境中。

胡塞尔认为，历史的东西也是一种存在，而且是精神的存在，是“可理解的”、“可解释的”，这种意义的存在就需要各个内部自身达到统一，而统一需要从认识的源泉来论证——返回“历史”事实，就是回溯到那个伟大的、独一无二的精神领域，这个精神是“活着的、内在最丰富的、但自身仍然含混的、未被理解的智慧”，也只有从这种状态出发，才能开启逻辑加工的可能性，继而完成在严格科学中的逻辑方法学——科学标识着绝对的、无时间的价值，科学拒绝含糊的观点，科学清除对事实的迷信，而科学也是非人格的——科学的合作者不需要智慧，不需要深邃，它需要的是一种秩序，一种简单的、完全清晰的、被阐明的秩序。

秩序是为了合理性目的而存在的，所以在胡塞尔看来，哲学的终极的、极端的态度就是科学：“我们不接受任何现有的东西，不承认任何传统的东西为开端，并且不为任何哪怕是伟大的名字所迷惑，而毋宁是在对问题本身以及从它们中所产生的要求的自由献身中来试图获取开端。”它是真正的开端和起源，它关于万物之本：

只要哲学是在向最终的起源进行回溯，它的本质便恰恰在于：它的科学工作是在直接直观的领域中进行；而我们这个时代所迈出的最大一个步伐便是，它认识到，借助于正当意义上的哲学直观，借助于现象学的本质把握，一个无限的工作领域便显露出来，一门科学便显露出来，它不带有任何间接的符号化和数学化的方法，不带有推理和证明的辅助，但却获得大量最严格的并且对所有进一步的哲学来说决定性的认识。

让哲学成为科学，在胡塞尔看来，就是让哲学“回到”科学：回到意识本身，回到被给予性的经验，回到事实的本质直观，回到精神科学既有的秩序，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回到纯粹理性规范，“现象学的方法是一条通向科学的理性理论的真正道路，也是一条通向充分的心理学的真正道路。”但是当哲学的困境起源于科学，当对含糊的“观点”予以蔑视的拒绝取决于意识，当深邃和智慧成为哲学的另一种追求，规范理性批判会不会变成一个伪命题？或者胡塞尔、现象学会不会只是个体此在的一种认识论标签？

	编号：B36·2190320·1552
	作者：【德】康德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99年05月第1版
	定价：20.00元当当10.00元
	ISBN：9787100026994
	页数：200页

他之所以能够做某事，乃是由于他意识到他应当做这事，并且在自身之中认识到自由，而如无道德法则自由原本是不会被他认识到的。
——《纯粹实践理性原理》

被引证的“他”，是一个在经验中的人：一个男人据说有淫欲的禀好，只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他就可能会去实施：有可爱的对象，有行淫的机会，一种不能克制的欲望出现，或者最后实施，是被禀好驾驭了；但是，如果在他面前有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机会，但是他看到他的房屋前竖起了一座绞刑架，而且有规定当他宣泄了淫欲之后将会被吊在上面，那么很明显，他一定会抑制这种禀好，放弃这种机会，当然也会终止这种行动——在经验意义上，他知道那架绞刑架对他意味着什么。

经验证实了我们心中各种概念的秩序，但是如果这个被引证的“他”面对另一种选择：如果他的君主想用冠冕堂皇的借口，处死一个正人君子，要让他提出伪证来控告这个正人君子，那么这个男人会如何选择？会克服他贪生的念头，还是会进入到君主设计的阴谋中？在这个充满冒险的故事里，即使他最后选择了为君主作了伪证，甚至眼睁睁看着正人君子死在那里，对于他来说，克服贪生的念头“原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当他在心里承认可能做某事，即使没有选择去行动，也完全“在自身之中认识到了自由”，这种自由并不是在经验意义上得到机会，而是在内心深处遵循了一个道德法则，这个道德法则让他认识到自由——即使没有冒险成为一种实践理性。

德行揭示了自由概念，实践理性像思辨理性提出了最难解决的问题，这一困境或者是思辨理性在二律背反中陷入无可理喻地步的一个原因，但是当一个人意识到“原有可能”，道德法则其实就已经导向了自由概念，只是所谓的意志没有变成自由行动，没有防范以经验为条件的理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实践理性需要一种普遍的法则，康德说：“这样行动：你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用作普遍立法的原则。”——人们能够做某事，人们应当做某事，在这些“此在”的命题之外，需要一种无条件的实践规则，需要意志绝对的和直接地规定，“因为纯粹而自在地实践的理性在这里是直接地立法的。”

“纯粹而自在地实践的理性”在哪里？又在何处体现？在“纯粹理性批判”的世界里，康德已经毫不手软地在形而上学身体上画出了一个口子，已经将经验的迷信送入了坟墓，已经将上帝的本体推下了悬崖，当天国被袭击，当上帝倒在血泊之中，面对贴身仆人老兰培，康德却有想给他一个“幸福的理由”，“我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给信仰腾出位置，就是在纯粹理性之外找到实践理性的意义：里面有上帝不朽，有灵魂不灭，有自由，所以这便成为了理性在实践意义上的任务——在《序言》中，康德开门见山就指出：“这个批判应当单单阐明纯粹实践理性是存在的，并且出于这个意图批判理性的全部实践能力。”理性的全部实践能力，需要将纯粹理性看成是“现实地实践的”，也就是说，必须证明理性具有实在性，包括概念的实在性和行动的实在性，而实践理性一条无可争辩的法则证明自由具有实在性，正是这种实在性使得它成为整个理性体系建筑的“拱顶石”，通过自由理念，道德法则才能展现自己，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纯粹理性在实践应用的条件，上帝和不朽的理念才能成为被道德法则所决定的意志的必然客体的条件。

必然客体的条件，如何能使自由、上帝和灵魂不朽具有一种必然的普遍性？那就是要有理性的“客观有效性”，这种客观有效性当然要排除经验主义“感觉到的必然性”这一基础，必然要防范以经验为条件的理性“想要单独给出意志决定根据的狂妄要求”，所以在实践理性的阐述中，康德首先提出了实践理性的“要素论”，而这种要素论是从实践理性的原理出发的。要决定意志，要具有客观有效性，就必须有一个实践法则，康德把主体只对自己意志有效的主观原理称作是准则，而把“对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有效”的客观原理称作实践法则——它是一种“决定作为意志的意志本身”定言命令，它具有实践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必须独立于本能的、从而偶然地粘在意志上的条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提出了两个定理：“凡是把欲求能力的客体（质料）作为意志决定根据的先决条件的原则，一概都是经验的，并且不能给出任何实践法则。”建立在欲求能力上的客体，是一种经验意义上的客体，所以不是实践法则；“一切质料的实践原则本身皆为同一种类，并且从属于自爱或个人幸福的普遍原则。”这种原理是出于自爱或个人幸福的目的。经验的条件成为一种欲求能力的客体，自爱或个人幸福的普遍原则，都将意志的决定根据置于低级的欲求能力之中，只是一种禀好而已，它无法展现真正高级的欲求能力，它是偶然的，个体的——当然，也无法趋向于自由。

所以在两个定理之后，康德提出了第三个定理：“如果一个理性存在者应当将他的准则思想为普遍的实践法则，那么，他只能把这些准则思想为这样一种原则，它们不是依照质料而是依照形式包含着意志的决定根据。”要证明这个定理，就必须完成两个任务：设定唯有准则的单纯立法形式是意志充足的决定根据；设定一个意志是自由的：试发现唯一适宜于必然地决定它的那个法则。法则的单纯形式只能有理性来表象，这样的意志是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是独立于经验的，在这个意义上，“正是我们直接意识到的道德法则首先展现在我们面前，而且由于理性把它呈现为不让任何感性条件占上风的、确实完全独立于它们的决定根据，所以道德法则就径直导致自由概念。”所以在这个论述过程中，康德绘制出了一条实践理性的产生轨迹：纯粹理性在自为地实践意义上，“并且给予（人）一条我们称为道德法则的普遍法则”，那么在这个法则之下，纯粹理性宣布自己是“源始地立法的”，而在这样的法则之下的意志才是“我的意志和命令”，这种意志又担保了我的行动，“sic sicvolo, sic iubeo”。如此，道德法则便成为一种无条件的定言命令，它在意志上就体现为一种强制性，实践理性在道德强制性中抵抗着本能的刺激，又成为一种理智的约束，所以康德认为具有强制性的道德法则是一种纯粹意志，也是一种神圣意志，而要真正在道德法则之下，实践理性成为自为地实践的理性，就需要一种意志自律，而这也构成了康德的第四个定理：“意志自律是一切道德法则以及合乎这些法则的职责的独一无二的原则；与此相反，意愿的一切他律非但没有建立任何职责，反而与职责的原则，与意志的德性，正相反对。”

纯粹理性是实践的，是不依赖于任何经验自为地决定意志，“这个事实就是理性借以决定意志去践行的德性原理之中的自律。”而自律达到的自由，就使得我们能够“厕身于事物的一种理智秩序之列”。让意志变成一种自律，靠的是道德法则，康德认为，道德法则不通过演绎，也不需要通过理论、思辨的或以经验为支撑的理性来证明，所以它具有客观有效性，是自为存在，是一种必然性。在这个必然性的道德法则之上，康德就为实践理性找到了对象，他认为，这种对象概念就是“一种作为通过自由而可能的结果的客体之表象”，而这个客体必须先行具备，只有先行具备，行为的可能性必须先行，而这个先行具备的客体，是建立在道德法则之上的，所以很自然，康德说：“实践理性唯一的客体就是善和恶的客体。”善与恶的客体就是在理性原则之下的必然对象，“善或恶任何时候都意指对于意志的一种关联，只要这个意志受理性法则的决定使某种东西成为它的客体；因为意志决不受任何客体或客体表象的直接决定，相反它是使自己成为充任行为动机的理性规则（一个客体因此而成为现实的）的能力。”善与恶的客体脱离了我们愉悦或不愉悦这种经验意义上的感受，而成为一种理性能力，康德举例说，当一个要接受外科手术的人，他会觉得这个手术会让自己不愉悦，甚至是一个“祸害”，但是，“凭借理性，他以及每个人都承认它是善的。”

从道德法则出发，实践理性的对象是善与恶的客体，从而在意志上达到了自由，实际上，康德在道德法则和善与恶之间直接建立了必然性，“法则于是直接决定意志，符合法则的行为是自在地善的，一个其准则始终符合这个法则的意志，是绝对地善的，在一切方面善的，并且是一切善的无上条件。”从而排除了经验意义上的因果性，排除了感觉世界的可能性。对象问题解决之后，康德又提出了实践理性的动力问题，同样，他已经预设的道德法则，无可避免地具有一种理性动力：“它作为一个动力，在心灵上产生了更恰当地说，必须产生什么作用。”在他看来，神的意志不能产生动力，人类意志的动力也绝不可能与道德法则不同，所以不会是感觉冲动，不会是欲求，不会是禀好，而是一种“敬重”：“对于道德法则的敬重是唯一而同时无可置疑的道德动力，并且这种情感除了仅仅出于这个根据的客体之外就不指向任何客体。”敬重始终仅施于人，决不施于事物，是由法则决定意志的唯一方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上帝作为感觉对象，并不具备命令人对他爱的法则，而是出于一种职责，而且把上帝当成一种遵守道德法则的造物主，它是必然的，是意志趋向于自由的产物：

职责啊！好一个崇高伟大的名称。你丝毫不取悦于人，丝毫不奉承人，而要求人们服从，但也决不以任何令人自然生厌生畏的东西来行威胁，以促动人的意志，而只是树立起一条法则，这条法则自动进入心灵，甚至还赢得不情愿的尊重（无论人们如何并不经常遵守它），在这条法则面前，一切禀好尽管暗事抵制，却也无话可说：你尊贵的渊源是什么呢？人们又在何处找到你那与禀好傲然断绝一切亲缘关系的高贵谱系的根源呢？而人类唯一能够自己给予自身的那个价值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出身于这个根源的。

职责是人的职责，敬重也是人的敬重，所以在造物主的道德法则构筑中，人就必然成为主体，“在全部被造物之中，人所愿欲的和他能够支配的一切东西都只能被用作手段；唯有人，以及与他一起，每一个理性的创造物，才是目的本身。”而人成为道德法则的主体，更重要的是在职责和敬重中，人具有的是一种对于自由的自律，“所以，凭借其自由的自律，他就是道德法则的主体。”自由的自律，是人作为主体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使得理性本身通过至上的和无条件的实践法则认识到自身，才能在自身中找到自己的人格，也才能超越感觉世界谋得“关于超感性的秩序和联结的认识”，从而在扩展中认识实践理性所必需的的范围。

实际上，当人被确定为道德法则的主体，人的自由的自律成为一种条件，很容易陷入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中：道德法则直接决定意志，凡是符合法则的行为都是自在地善，这是一种条件总体，但是当人作为主体而运用于现象时，仿佛产生了一个假象：现象变成了事物本身，也就是说，条件总体是一种无条件的事物本身，而现象是有条件者，当有条件者寻求无条件者，寻求至善这一对象，在某种意义上反而不再是通过意志自由产生的，而是成为先天的必然，比如幸福，“倘若至善依照实践规则是不可能的，那么命令去促进这种至善的道德法则也必定流于幻想，指向空洞想象的目的，从而本身就是虚妄的。”所以康德认为，德性必须产生一种克服自己禀好的意识，幸福虽然构成了至善的第二元素，但是它不是无上的善，它仅仅是以道德为条件必然的结果，所以需要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进行批判扬弃，其目的是让无上的至善成为实践理性的“整个客体”，而且要竭尽可能促进至善的实现，只有这样，德性才能成为独立于禀好成为一种意志，才能在自由的自律中成为道德法则的主体。

但是幸福并不是就这样扬弃在实践理性之外，而是将其安置为一种基础，成为“感性原则管束的意向的关切”，于是康德在这个意义上建立了实践理性的公设：灵魂不朽、上帝存在和自由。什么是公设？康德说：“所谓公设，我理解的是一种理论的、但在其本身不可证明的命题，它不可分离地附属于无条件有效的先天实践法则。”虽然是不可证明的，但是它依然具有实践意义，而这种实践意义总是趋向于一种“至善”：只有在灵魂不朽的公设里，“对于一个理性的却有限的存在者来说，唯有趋于无穷的、从低级的道德完善性向高级的道德完善性的前进才是可能的。”而把上帝作为一种实存，是自然无上的原因，也必须为了至善而被设定，所以不朽、自由和上帝存在成为公设的意义在于：不朽成为“滥觞于与道德法则的完整实现相切合的持续性这个实践的必然条件”，自由则“滥觞于对于感性世界的独立性、以及依照理智世界的法则决定存在者意志的能力”，而上帝此在的设定，理智世界通过它而成为至善——实践理性的公设区别于纯粹理性的假设，它是一种需求，“使某种东西（至善）成为我意志的对象并竭尽全力促进它”，但是它必须有一个条件，“我必须设定对象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上帝、自由和不朽，虽然不能凭借思辨理性来证明，但在不是出于主观根据的希望出发，它却是在正当理由中认为“其手段是可能的或认定其对象是完全现实的”，也就是说，自由王国和道德王国在理性意义上一致设想为至善的可能性条件，而且又有益于道德性，“在这里决定我们判断的原则，虽然主观上作为需求，但同时也作为促进客观上（实践上）必然的东西的手段，是具有道德意图的认可之准则的根据，亦即纯粹实践的理性信仰。”

无论如何，这种理性意义上的信仰是起源于道德意向的，是具有实践意义的——即使进入人类心灵，具有主观意向，它依然是一种实践，因为它无法改变它的必然性：“现在非常清楚，唯一使准则成为真正道德的并且赋予它们以德性价值的意志的决定根据，即法则的直接表象和作为职责而对法则的客观必然的遵守，必须被表象为行为的根本动力；因为否则行为的合法性虽然可以产生，而意向的道德性却不会产生。”置入心灵而成为行善的最强大动力，只需要一个条件：这是一种德性，亦即在道德法则之下的自由意志，它在内心，是内心的自由。“我们自由的意识是提防心灵受低级的和使人败坏的冲动侵蚀的最佳的、确实唯一的守望者。”

在纯粹理性的知识世界里，天国早就不存在了，但是康德又在实践理性中建立了道德王国，知识被悬置，信仰找到了位置，而这一切是因为人作为真正的造物主需要返回自身，返回内心，返回作为理智存在者的世界。宇宙之上没有上帝只有星空，但是当以景仰和敬畏的方式进入另一个宇宙，在普遍和必然的连接中，无限的世界就在心中的那个必然的道德法则中展开了，“通过我的人格无限地提升我作为理智存在者的价值，在这个人格里面道德法则向我展现了一种独立于动物性，甚至独立于整个感性世界的生命；它至少可以从由这个法则赋予我的此在的合目的性的决定里面推得，这个决定不受此生的条件和界限的限制，而趋于无限。”

	编号：B37·2190320·1551
	作者：【德】亨利希·海涅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6年05月第1版
	定价：18.00元当当9.00元
	ISBN：9787100120944
	页数：168页

正是，而且是一部古老的平常的书，这书像大自然一样谦虚，也像大自然一样自然；它好像那使我们得到温暖的太阳，又像使我们得到滋养的面包一样：贡献多，而一无所求；它像架着眼镜，颤抖着令人敬爱的双唇每天都在读着它的一位老祖母一样亲切而仁慈地望着我们——这部书可以言简意赅地就叫作“书”，Bi-bel。
——《第二版前言》

如温暖的太阳，如可口的面包，如慈祥的老祖母望着我们，当一部古老的书，一部平常的书，当成为食粮，成为寄托，成为爱，它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上的信仰标签，更在精神世界里成为一种面向自我的意识。“Bi-bel”，《圣经》文本所构筑的世界，是谦虚和自然，而对于从来具有人本主义宽容本性的亨利希·海涅来说，这一本书是不是就是在理性、批判和革命之外享有的幸福？就如康德身边腋下夹着雨伞、满脸淌着不安的汗水和眼泪的老兰培，终于在康德“不妨保证上帝存在”的实践理性中找到了活着的意义？

第二版，是第一版之后的第二版，是1834年巴黎宣言之后的第二版，是充满革命精神之后的第二版，晚年的海涅已经皈依了宗教，当他开始面向上帝，他说：“关于许多事物，尤其是关于上帝的事物，我的看法已经起了巨大的变化，我以前的许多主张，同我现在更好的确信有了矛盾。”没有老兰培那样的不安，海涅是主动找寻到了上帝，因为有了皈依，所以在巨大的变化中，在矛盾的感受中，海涅却坚决地指向了终极：“理性批判毁灭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以来关于上帝存在所做的种种证明，但如果认为理性批判也结果了上帝的存在本身，那就不真实了。”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上帝本身是真实存在的，理性批判并不能否定这一切，理性批判所解构的只是教会关于上帝存在的那些证明，这些证明是不真实的，甚至只是一种虚构，但是上帝在那本“像自然一样谦虚，也像大自然一样自然”的书里作为一种永恒而存在，当它像老祖母一样“亲切而仁慈地望着我们”，幸福便成为人本主义宽容的一种注解。

理性批判和上帝存在，革命精神和宗教皈依，在这晚年的“第二版序言”中结合在了一起，这是不是意味着海涅的某种矛盾？甚至是一种面向自身的妥协？当他说：“在德国只要革命的原理不是从一种更为民族的更为宗教的和更为德国的哲学中引导出来，并且受到这种哲学的权力所支配，那就不可能有任何一种普遍性的革命。”一种革命精神贯穿在德国宗教和历史中，老兰培需要一个上帝，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给了这个上帝一个位置，海涅需要一个上帝，在第二版前言中找到了上帝应有的位置，而这个上帝对于海涅来说，却依然是一种革命精神的体现，依然是置身在存在和认识的同一性中，或者说，他完成的是关于“上帝怎样在人里面达到其本身的意识”的命题——就在第二版前言里，海涅引用了圣经一开始夏娃和蛇的故事，当夏娃吃了树上的禁果，她便立即失去了天真和无邪，但是一种意识却产生了，“从而察觉到，作为她那种阶级的一个人物，作为后世那么多皇帝和国王的老祖母，未免太赤身裸体了，她就想有一件衣服。”

于是，她穿上了衣服，于是她具有了阶级性，于是她成为了一个具有道德感的人，而那个曾经赤身裸体、天真无邪的人只不过是一种自然存在，她不具有人本身的意识——也正是她穿上了衣服，使得整个人类的哲学体系开始建立，而这个伟大的转变却是由一条蛇作出的，“如果你们吃认识之树的果子，你们就会和上帝一样！”它引诱夏娃，它让夏娃有了羞耻感，它使她穿上了衣服，无疑一条蛇就是天堂里的闯入者，它像一个批判者击溃了上帝的天堂，把夏娃带向了人间，所以海涅说，“这位没有脚的女学者极其精辟地指出绝对怎样置身于存在和认识的同一性中”，正是这种对于同一性开创性的贡献，这条蛇便成为了“在黑格尔诞生前六千年已经讲授了全部黑格尔哲学的小小女讲师”——引诱夏娃的蛇，是康德哲学的实践者，所以在这个“Bi-bel”里，当然有理性批判，也有上帝存在，有宗教皈依，也有革命精神——“第二版前言”开启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不也正是海涅的“Bi-bel”？

宗教皈依而直面矛盾，海涅在这本认识到上帝和人、存在和认识同一性的书里，其实更直面于一种“对上帝的畏惧”心理，因为他的某些篇章被窜改，在海涅看来，这种窜改并非是真的对上帝的畏惧，而是对皇帝的畏惧，“当他们小心翼翼地删掉了政治上一切危险内容的同时，却放过了有关宗教的最成问题的内容。这样，就丧失了本书原有的那种爱国的、民主的倾向，并且出现了一个面目完全不同的精神从书中阴郁地凝视着我。”删除是为了不想看见爱国和民主的倾向，是为了维护皇帝的权威，所以从另一个侧面来说，这一本书里面就有着令他们害怕的革命精神，而海涅写作这本德国宗教和历史的书，就是为了在德国精神中挖掘革命的力量，正如恩格斯所评价的那样：“正像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但是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东西，至少有一个人在1833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

为法国杂志《两个世界评论》而写，是为了阐述和法国革命不一样的德国精神，海涅在第一篇中就说，因为法国人不理解德国宗教和哲学的意义，所以被看成是“默默无言的花朵”，“整个德国思想对他们仍是一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哑谜。”海涅就是要让这朵“默默无言的花朵”开放，就是要让德国哑谜亮出谜面和谜底，而所有的中心词只有一个：革命——宗教的，民族的，哲学的，组成了“普遍性的革命”。在宗教意义上，从基督教到天主教再到新教，本身的宗教改革就蕴含着强大的革命理想和实践努力，当路德喊出“人们必须用圣经里的话或用理性的论据来反驳它的教义”时，德国就开始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而这个新时代的开创，和法国革命不一样，它是带着鲜明的德国民族特色，是有着德国内在的历史诉求，“基督教教会把古老的日耳曼民族宗教恶意地颠倒过来；把德国人的泛神主义世界观改造为泛鬼主义的世界观；把这个民族早先视为神圣的东西变成了讨厌的妖魔鬼怪。”

基督教所宣称的是来自天意的、神灵的和神圣的恩赐，它面向受苦受难的人们，只有在天堂上才能实现无上的幸福。无疑，这样一种观念在德国的“妖怪性格”里被置换了，“德国人就是这样，他们常常在恐惧中寻求无尚的谑趣”，当泛鬼主义的世界观取代了泛神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孕育了革命的火中，而路德所提出的是，基督教消灭肉欲追求救赎和人性是矛盾的，在现实中也无法实现，而且天主教提出的上帝和魔鬼之间的所谓妥协其实是一种精神的独裁统治，在实践中剥夺了一切权利——宗教和旧政权完全结成了不可分解的同盟。路德的宗教改革就是为了打碎这个结盟的链条，把上帝变成了人，于是，宗教变成了真理：一方面，上帝成了天上的老童男，他的儿子合法性被否定，圣母丧失了“她对天界的王冠的一切权利要求”，而另一方面，牧师可以娶妻生子，天使的翅膀被剪断了，“从这时起，尤其是从自然科学作出了巨大的进步以后，奇迹便完蛋了。”

亨利希·海涅：“幸福”的人本主义者

“人们必须用圣经里的话或用理性的论据来反驳他的教义”，理性被授予了解释圣经的权利，所谓新教，就是让理性成为宗教论争中最高的裁判者，所以海涅认为，这个时代就是德国产生精神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时代——而且，路德用德语翻译圣经，也给思想一种语言，就像给精神一个肉体；他也开创了关于美的文学，“所以谁要谈论德国新文学，他就必须从路德开始”。新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改革的产物，同时也导致了在宗教革命中产生的哲学革命。海涅认为，近代哲学之父是笛卡尔，他提出的“我思故我在”就是明确了人的自我意识，“此哲学用不着到神学那里乞求进行思维的批准，它现在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科学和神学相提并论了。”而德国的莱布尼茨就是继承了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单子论是从一个哲学家头脑中想出来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假设。”斯宾诺莎更进一步，认为上帝既是物质又是精神，而且同等神圣，他对于神性的证明就是认为上帝是一个实体，“这一实体是无限的，也是绝对的。一切有限的实体都从这一实体衍生出来，都被包含在这一实体之中，并于其中浮上来沉下去。”所以海涅认为，这一观点把神我和自性结为一体，在人类中神性变成了自我意识，而这种自我意识又重新通过人类来显示神性，甚至人们可以有权利说：“人类是上帝的化身！”而莱辛用巨大的批判热情鼓舞德国民族，引发了一次健康的精神运动：“正如路德不是唯一向传统作斗争的人那样，莱辛确实也并没有孤军作战，不过他在反对字句的斗争中却战斗得最为猛烈。”

单子论的假设，上帝的实体观，健康的精神运动，或者仅仅是铺垫，1781年，当莱辛在人们的曲解、憎恨和辱骂声中死去，一本开启德国精神革命之路的著作在哥尼斯堡出版，它就是伊曼努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从这本书的出现起，德国开始了一次精神革命，这次精神革命和法国发生的物质革命，有着最令人奇异的类似点，并且对一个深刻的思想家说这次革命肯定是和法国的物质革命同样重要。”这是一本“砍掉了自然神论头颅的大刀”伟大的书，而康德，“单是他的姓名已能发生驱邪的威力”的人——他的破坏性和震撼性足以改变德国之后的哲学历史：“把我们的认识能力置于一种无情的考验之下，他探测了这个能力的全部深度，并定了这个能力的一切界限。”他的伟大、他的威力，他的革命意义在哪里？海涅说，康德宣告了数学形式在哲学中的死亡，康德让现象世界围绕着理性太阳旋转，康德给思想穿上了“宫廷般冷淡的公文用语的外衣”，而最为重大的变革是：康德把上帝这一本体看成是先验观念里的虚构，是一种由自然幻觉产生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关于本体，关于上帝，一无所知，“到这里为止康德扮演了一个铁面无私的哲学家，他袭击了天国，杀死了天国全体守备部队，这个世界的最高主宰未经证明便倒在血泊中了，现在再也无所谓大慈大悲了，无所谓天父的恩典了，无所谓今生受苦来世善报了，灵魂不死已经到了弥留的瞬间——发出阵阵的喘息和呻吟”……

当天国被袭击，当守备部队被杀死，当上帝倒在血泊之中，思辨理性就用那把大刀砍下了自然神论的头颅，这是最后的结果，而这只是长期铺垫长期准备的结果，所以海涅说，“我们早就穿了丧服”，而这种早已有之的革命精神到了康德时代，渗透到了一切科学的批判精神中，“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的道路，因此哲学变成了一件民族的事业。一群出色的大思想家突然出现在德国的国土上，就像用魔法呼唤出来的一样。”而在康德的批判理性之下，腋下夹着雨伞的老兰培或许只能在实践理性的那个上帝中“享有幸福”。康德之后，费希特建立了积极的、辩证的体系，但他永远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谢林运用直观检查人类知识的源泉，但是用的是神秘的直觉；“如果人们在康德哲学中看到恐怖主义的国民代表大会，并在费希特哲学中看到拿破仑帝国，那么在谢林先生哲学中就可以看到相继而来的复辟的反动。”而真正让德国哲学真正在巨大的“圆运动”中运行的则是哲学家黑格尔，他以一种完成的方式把哲学带入了更伟大的时代，海涅成他是“德国自莱布尼茨以来所产生的最伟大的哲学家”。

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出版的时候，人们把莱辛的死看成是一种覆灭，而海涅说丧钟却已经向他们敲响，“跪下吧一一人们正在给一个临终的上帝行临终涂油礼。”而当黑格尔临死时说:“只有一个人理解我”，但随即烦恼地加了一句：“就连这个人也不理解我。”他似乎也听到了自己身体里敲响的丧钟，但是所谓后知后觉并不是哲学革命的常态，它在发生，一直在发生，永远在发生，所以海涅说：“德国哲学是一项重大的、关系到全人类的事件，只有后代子孙才能决定，我们先完成我们的哲学，然后完成我们的革命这个事实，该受到责备还是赞扬。”只要哲学家具有一种革命情怀，只要具有理性的、批判的精神，即使晚年在上帝的荣光中看见如温暖的太阳、可口的面包的“Bi-bel”，在第二版的“幸福观”里也一样能看见那条不长脚女学者，而拥有革命力量的女学者最终会成为身披铠甲，头戴战盔，手里拿着矛枪的战斗者，他的名字就是智慧女神：

目前你们尽管是浪漫主义者，伯你们还是天生的古典主义者，所以你们是知道奥林坡斯的。你们在那些摆着琼浆玉液、珍馐美味的席前尽情欢宴的裸体的神仙和仙女中间，会看到一个女神，这个女神尽管处身于那样一种欢乐和安逸的气氛中，却始终身披铠甲，头戴战盔，手里拿着矛枪。
那就是智慧的女神。

	编号：B82·2190320·1550
	作者：【德】海德格尔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04年09月第1版
	定价：25.00元当当12.50元
	ISBN：9787100041065
	页数：285页

我于是哀伤地学会了弃绝：
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格奥尔格《词语》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一本书的书名整齐地写在封面上，词语与词语之间没有空格，没有大小之分，也没有加粗，你完全可以匀速地念出每一个字，但是当你以这样的方式标示出书名，甚至作为通向语言的进口，那一定会跌入到机械式的阅读中，甚至只是读过，连知识本身也无法抵达。所以不妨从这个八个字的书名开始，从词语的关系入手，寻找词语之命名，发现词语之破碎，探讨词语之表达。

是“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打破匀速的读法，至少可以为这些没有空格的词留下一些转换语气的机会，“在……途中”自然是一种持续的过程，海德格尔把这种状态称为“持存”，而“通向语言”则是一种到达的目标，在目标和过程展开的时候，词语是作为最小的语言单位而建立表达的意义？还是在词语被人为说出之后反而丧失了其整体性？《词语》的演讲中，海德格尔引用了诗人格奥尔格的那句诗，似乎从词语的命名中发现纯粹的意义——即存在，他说：“惟有我们能支配的词语才赋予物以存在”，但是很明显，格奥尔格却“哀伤地学会了弃绝”，弃绝了词语，那么当词语被弃绝，能够赋予物以存在的词语是不是真的破碎了？

海德格尔的引用，其实对词语和物的存在提出了两个问题：能够赋予物以存在的词语是什么？需要词语才能存在的物又是什么？似乎是对于“词语”和“物”的本体论探讨，而当格奥尔格在《词语》中表达出“哀伤地学会了弃绝”，弃绝的是词语还是物？弃绝，冒号，便是弃绝之结果：“词语破碎”，而这其实也是弃绝之开始，因为“无物可存在”。无物就是没有物，这是一重否定，而在“词语破碎处”，词语也不可支配，于是有了第二重否定，所以弃绝变成了双重否定之后的一个肯定：因为弃绝才有“学会”的可能，所以海德格尔说，“学会”便意味着获得一种洞见，“学会”也意味着我们去达到这样一种洞见——它在途中，在行进中，“上路去经验”，而这一切的经验获得是打开了“道出”的进口：“只有在词语获得允诺之处，一物才存在。”

诗人的洞明便是：“惟有词语才让一物成其为物。”同样的启示在诺瓦利斯的那篇《独自》之文中被阐释：“语言仅仅关切于自身，这正是语言的特性，却无人知晓”。”当诗人弃绝了关切于自身的词语，当词语在言说中被打碎，无人知晓之后是不是“通向语言”？在《走向语言之途》中，海德格尔写下了一个边注：“为何不是诸道路中的‘一条’呢？这个演讲试图让人体察并且命名语言的固有特性——召唤人们进入不显眼者的可疑问性中（一种隐瞒的不显眼者，它的丰富性）。”并非是诗人切近于自身的语言才是纯粹的诗，在弃绝的双重否定中，在无物可存在的破碎处，其实是一种可能性的展开：“在此我们要斗胆一试某种异乎寻常的事情，并用以下方式把它表达出来：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作为语言的语言是一种物，当把这种物带向语言，即通向作为本质的途中时，它才是一种存在。

“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在海德格尔那里，其最重要的意义是，语言作为语言而成其本质的方式，是一种持存的方式，“也就是在那个允诺语言入于语言之本己要素而成其本身的东西中聚集起来的方式。”这种持存地“通向语言的途中”，海德格尔称之为“道说”——取自中国道家“老子”的“道”。在海德格尔看来，“道”就是“道路”，这种“道路”是高于理性、精神、意义等形而上学的规定性，他在《语言的本质》中说，把“道”看成是理性、精神、理由、意义、逻各斯，其实是误入了形而上学的范畴，““根本上”它就意味着道路”——也正是在这“道”上才可以真正“道说”。海德格尔区分了道说和说话，在他看来，有人可以滔滔不绝地说话，但是并不一定是“道说”，而有人沉默不语，却可能在不说中道说很多，因为，道说便是语言之本质，“道说。语言说话，因为语言道说，语言显示。”而当道说在道示中抵达语言的本质，也使得人作为“终有一死者”居于其本质之中并使之能成为说话者，“大道居有人，使人进入为大道本身的用之中。如此这般居有着作为成其本身的显示之际，大道乃是使道说达乎语言的开辟道路。”

语言说话即“道说”，“道说”是在道示中成为语言的本质，使终有一死者成为说话者，那么这个“终有一死者”为什么要走上语言之大道？在之前他在哪里？海德格尔在“对特拉克尔诗歌的一个探讨”中对诗歌中的语言进行了一番阐释，也正是试图回答未被道出的诗歌如何被道说，诗人如何在异乡之路上回家。特拉克尔诗作中有一首诗说：“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异乡者传递的意义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异乡，他是漫游者，他在漫游之际寻找大地；但是在寻找中它听到了召唤，于是走在通向其本己家园的道路上，以便自己能够在大地上“诗意地筑造和栖居”，从而实现拯救大地只为大地这一灵魂之本质。

现在的问题是，是谁怀念着异乡人？或者说，异乡人被谁召唤？在被召唤的时候，异乡的灵魂其实还没有“带回家”，也就是说没有带入其“隐蔽本质的居所之中”，异乡人的漫游在另一种层度上甚至是“趋向没落”，“没落就是自行沦丧于蓝光的精灵的朦胧中。”通过特拉克尔的诗歌，海德格尔其实指出，正在通向他的途中的异乡人是一个孤寂者，他的回家实际上就是没落于一种“蓝光”，而这朦胧的蓝光是夜间小路，是蓝色的夜，是童年的记忆，是灵魂的飞翔，它们聚集而起成为一种精神，而孤寂者的孤寂便是“精灵的”存在，而在海德格尔看来，“精灵的”是由精神规定的，它的本质在于燃烧，燃烧而开辟道路，所以，“只有当灵魂在漫游中深入到它自己的本质——它的漫游本质的最广大范围中时，灵魂的忧郁才炽热地燃烧。”

灵魂在漫游，精神在燃烧，虽然不再是形而上学意义的“精神”，但是当孤寂者走向这条大道也只是“拥有位置之本质”，也就是说，和作诗一样，它只是在位置之本质中完成了倾听，“孤寂首先把这种倾听收集到它的悦耳之声中，借此，这悦耳之声便响彻了它在其中获得回响的那种道说。”已经有了可能，有了方向，甚至在持存着，但是是回返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在位置之本质中开始了漫游式的应合：“跟随着道说，也即跟随着道说那孤寂之精神向诗人说出的悦耳之声。”

正如海德格尔把这个异乡者的状态叫做“孤寂”，在他看来，真正的“道说”，真正揭示语言之本质的状态叫“寂静”，无论是在特拉克尔诗歌中研究“独一之诗”，还是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手冢富雄教授关于东西方之间的语言困境、美学的危险，都是一种对话，一种“探讨”，而探讨的意义就是找寻位置之本质，像一个异乡人，被精灵所召唤通向灵魂的栖居之地，“指示位置；然后也意味着：留意位置。”位置之本质，是收集那些东西，只有洞照那些被聚集者，才能把聚集的东西释放到本质中，而整个过程才是寂静——而语言，在海德格尔看来，就是寂静之音。

所以必须回到语言的本质“道说”。语言的本质是什么？很直接的回答是：说话。人们认为，这是人的一种天性，人天生就有语言，所以在他们看来，只有语言才使得人能够成为作为人而存在的生命体，也就是说，只有作为说话者，人才是人。所以在回答语言的本质是说话的时候，人们传递的信息有几重含义：一是把说话看成是一种表达，第二则是把说话当成是人的一种活动，而在哈曼的那个论点中，语言是一种理性。但是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说话”这个命题有着太多的问题：“语言说话。语言之说的情形如何？我们在何处找到这样一种说话？”或者更扩展之，什么叫说话，当人是说话者的时候，人是什么？

语言说话，如果是表达，那么说话只是“源出于某种特殊的欲望”，如果人作为说话者才称其为人，那么人就成为语言的一个保证。无论是表达还是人成为保证，最大的问题是，“在所说之话中，说话已经达乎完成了。”但实际上，海德格尔认为，“在所说之话中，说话并没有终止。在所说之话中，说话总是蔽而不显。在所说之话中，说话聚集着它的持存方式和由之而持存的东西，即它的持存，它的本质。但我们所发现的往往只是作为某种说话之消失的所说。”说话之所说，没有消失，也没有完成，当然更不是人的一种保证，“语言说话”而揭开语言之本质的意义是：“语言从这个领域而来向我们道出其本质。”这样一种命题就是：“语言是：语言”——“Die Sprache ist：Sprache。”

海德格尔从格奥尔格的《冬夜》入手阐释语言的本质，在他看来，语言的本质是一种纯粹，而诗歌就是这种纯粹，“一首诗的伟大正在于：它能够掩盖诗人这个人和诗人的名字。”诗人被掩盖，是为了在寻诗歌中真正的诗意因素，因为纯粹的诗在说话，就是诗意道出自身：是语言说话，也是语言说话——第一个“语言说话”重点在说话，“什么是说话”，第二个“语言说话”，是谁在说话——正是这两种表达道出了语言的本质。

雪花在窗外轻轻拂扬，
晚祷的钟声悠悠鸣响，
屋子已准备完好
餐桌上为众人摆下了盛筵。
只有少量漫游者，
从幽暗路径走向大门。
金光闪烁的恩惠之树
吮吸着大地中的寒露。
漫游者静静地跨进；
痛苦已把门槛化成石头。
在清澄光华的照映中
是桌上的面包和美酒。

格奥尔格的诗中，那些诗意的东西是落雪和晚钟，“雪花在窗外轻轻拂扬，/晚祷的钟声悠悠鸣响”，海德格尔认为，“此时此际在诗歌中向我们说话了”，这种说话海德格尔称之为“召唤”，而召唤的准备是“命名”：“命名在召唤。这种召唤把它所召唤的东西带到近旁。”“屋子已准备完好/餐桌上为众人摆下了盛筵。”但是众人似乎不见，因为他们是异乡人，是漫游者，但是当召唤发生，被召唤所要到达之位置便是“隐蔽人不在场中的在场”，也就是说，命名着的召唤是“令物进入这种到达”——这种令是邀请，它建立的是“使物之为物与人相关涉”的关系。

这种相关涉的令使物进入到达，海德格尔称之为“物化”，“物化之际，物展开着世界；物在世界中逗留，因而向来就是逗留之物。”而另一方面，世界也被命名，这是世界化的过程，在物化和世界化的过程中，诗歌“通过令物走向世界和令世界走向物来说话的”。但是物化和世界化并不是走向完全亲密的融合，在海德格尔看来，亲密的意义是“完全分离并且保持分离之际”，也就是说，存在着两者之“中间”，这个“中间”的状态便是“区-分”：“区-分”使世界与物向着“中间”并通过“中间”贯通为一体，“区-分”是为了让居有物进入世界之实现并衡量世界和物。

所以在这首诗里，其实是关于语言的三个过程：首先令物到来，物物化着实现世界；其次是令世界到来，世界世界化赐予物；再后，是令世界和物的“中间”到来，在亲密性分解中，有着撕裂着的痛苦，但也有面包和美酒带来的世界之明亮，所以海德格尔认为，语言说话的真正意义是：“语言令被令者，即物-世界( Ding-Welt)和世界-物( Welt-Ding)，进入区-分的‘之间’中。”在“中间”，不管是物还是世界，都保持了静默，“它通过让物居于世界之恩赐中而得以静默。它通过让世界在物中得到自足而静默。”而双重静默便是“寂静”：“语言，即寂静之音，乃由于区-分之自行居有而存在。语言作为世界与物的自行居有着的区-分而成其本质。”

在这种寂静之音里，人在语言本质中，起到的只是应合的作用，“人说话，是因为人应合于语言。这种应合乃是倾听。人倾听，因为人归属于寂静之指令。”所以人作为终有一死者，是为了应合语言而存在的，也正是在应合而倾听中，人学会了在语言中栖居。终有一死者的栖居最后一定会成为一种经验，但是经验的意义不是理性，而是让“某个东西与我们遭遇、与我们照面、造访我们、震动我们、改变我们”，是让我们接受和顺从语言的要求，是“把他在语言上取得的经验特别地亦即诗意地带向语言而表达出来”，而这种经验的过程便是“在行进中、在途中通达某个东西，通过一条道路上的行进去获得某个东西”，从而“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编号：B31·2190320·1549
	作者：【古希腊】柏拉图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8年11月第1版
	定价：15.00元当当7.50元
	ISBN：9787100164016
	页数：86页

但是那另一匹马，那匹驯良的马，却和主人站在一起，受了贞洁和理性的感召，向那匹劣马进行挣扎抵抗。

一匹马是驯良的马，一匹马则是顽劣的马，两匹马是相对于主人而存在的：顽劣的马总是不受约束，总是用好话向主人说，“劝他要在一点快活事里得到许多心血的报酬”；驯良的马却只是不作声，按照主人的想法甘心做着事；当主人和两匹马在一起，主人的态度似乎也是重要的，顽劣的马和驯良的马对于主人都是出于真心，都是忠诚，但是当主人想要对两匹马有不同的态度时，便有了分歧：顽劣的马是冲动，是疯狂，它可能会破坏主人的行为，在这个时候，驯良的马就会在贞洁和理性之下，向顽劣的马发起抵抗。

一种比喻，苏格拉底引用一篇文章，实际上是在向斐德若阐述灵魂中爱的意义，顽劣的马是情人，驯良的马是爱人，出于对主人的真心，情人和爱人都有忠诚，但是顽劣的马更像是一种友谊，而驯良的马却始终和主人站在一起，只有在爱面前，那个主人才会“受到无限的崇拜”，才会“像一个神”，而只有主人成为被崇拜的神，也便在爱的征服中具有真正的灵魂。“因此，每个人选择爱的对象，都取气味相投的，那被选择的对象仿佛就是他的神，就像他所雕饰的一尊神像，备他供奉祷祝。”一种爱的理想状态？苏格拉底用驯良的马来昭示理性和贞洁，实际上是在提升灵魂意义的时候，向斐德若提出一种真正的修辞术：写文章本身没有美丑，“我想写文章可丑，是在写得坏的时候。”

从马的比喻到灵魂，再到写作的美丑和好坏，实际上苏格拉底并不是真的在阐明一种“术”，并不是在驳斥“诡辩术”的荒诞，而是在方法论中寻找真理，“所谓神灵的就是美，智，善以及一切类似的品质。”一个人如何拥有神灵的品质，又如何在灵魂意义上走向真理大草原？“这原因在人类理智须按照所谓‘理式’去运用，从杂多感觉出发，借思维反省，把它们统摄成为整一的道理。”理性、思维、哲学，都是灵魂世界走向美智善的条件，但是这个“统摄成为整一的道理”却总是在诡辩中变成了那一匹顽劣的马——就像情人，说着好话，要着心血的报酬，却让主人在坏的世界里被引诱，从而失去了研究自我认识自我的可能。

修辞术和诡辩术，驯良的马和顽劣的马，爱人和情人，美和丑，以及感性和理性，似乎都在分裂的状态下处在不同的世界，就像苏格拉底和斐德若——一个诡辩家和修辞家家的信徒，但是两个人并不是交锋，而是在“对话”中辨析灵魂、真理和美的意义。两个人相遇，两个人都不穿鞋，两个人沿着河流走，两个人来到梧桐树下，这些都是共性存在的标志，只有共性走在一起，才能展开“对话”，才能明辨是非，才能达成共识。但是先入为主一般，作为诡辩家的信徒，斐德若在遇到苏格拉底的时候，就沉浸在莱什阿斯的那篇文章里：一个美少年受人引诱，引诱他的人不是一个有爱情的人，“妙处就在这里，他很巧妙地证明应该接受的倒是没有爱情的人，而不是有爱情的人。”

斐德若称赞这篇文章是妙的，就在于它突破了一般人的理解，认为没有爱情的人比有爱情的人更有优势，也就是说，爱人应该接受没有爱情的人。莱什阿斯在文章中列举了爱情的种种毛病：有爱情的人容易得到欲望的满足，于是他们就会对所施与的恩惠感觉到后悔，于是就会计算自己所受到的损失；因为他要讨得爱人的欢心，于是得罪了全世界，而且他还会因为爱而可能抛弃现在的爱人，“如果那未来的爱人要他那样做，他会毫不犹豫地伤害现在的爱人。”有爱情的人会明目张胆追求自己的爱人，所以会招致别人的议论，而一旦爱情破裂，有爱情的人会受到更大的痛苦；另外，在爱情中人们更注重容貌而不是性格和身世，“因此，到了欲望已满足的时候，交情就保持不住。”

有爱情的种种弊端，都是为了凸显没有爱情的意义，所以，莱什阿斯又从没有爱情方面论证了好处：没有爱情的人施与恩惠并不受情欲的驱遣，而是一种自由自愿的行为，所以在顾得自己利益和地位的同时不会感到后悔；没有爱情也不会冒充为了爱而忽视自己的事业，不会算计自己的损失，当然也不会引起家庭的纠纷；当然，因为没有爱情，即使破裂了，也不会遭受痛苦，他们“先有友谊”，“目的达到了，友谊也不会冷淡起来，而且往事的追忆会保证来日的交欢。”

莱什阿斯论述了没有爱情的人比有爱情的人更自由，也更应该被人接受。当斐德若在苏格拉底面前引用了这篇文章，苏格拉底并没有直接说出文章的毛病，而只是认为这篇文章只是在辞藻和语言方面有一些问题，比如为了显示才能将一个意思用三种方式来讲述，这种修辞术在苏格拉底看来，似乎并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丟掉它们就无话可说。所以我以为对于作者，不用在这方面苛求；对于这一类题目的文章，不必较量里面的意思，只消看这些意思怎样安排。”所以，苏格拉底反而以戏拟的方式，用另一种“诡辩”来阐述这个颠倒是非的主题：作者要向一个美少年献殷勤，用“一个没有爱情的人应该比一个有爱情的人更有理由得到恩宠”的观点来说服他。

苏格拉底首先确立了一种“公认的定义”，也就是：什么是爱情？他把爱情有关的动机分为两种：一种是天生追求快感的欲念，一种则是追求至善的希冀，如果是为了追求至善的希冀，在理性的控制下，就是“节制”，而在快感的欲念下违背理想就是“纵欲”，而爱情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有一种欲念，失掉了理性，压倒了求至善的希冀，浸淫于美所生的快感，尤其是受到同类欲念的火上加油，浸淫于肉体美所生的快感，那就叫作‘爱情’。”当爱情的定义明确，苏格拉底就把有爱情的人称作是被欲念控制了的“变成快感的奴隶”，为了从爱人那里得到最大限度的快感，于是他有了心病：厌恶一切与欲念作对的东西，所以他是妒忌的，不让爱人接近其他人，也不让她接近那些思想境界高尚的人，而这条通往哲学之路被阻断，于是他不再理智：“他妒忌爱人有财产，等它损失完了，他才高兴。此外，他还希望爱人长久不结婚，没有儿女，没有家庭，因为他想尽可能地长久霸占着爱人，供他自私的享乐。”但是在爱人之外，没有爱情的情人则不然，“从前他发过许多誓，说过许多好话，允许过许多好东西，借这些花言巧语勉强达到目的，爱人所以隐忍敷衍，是希望将来能得到他所允许的那些好处。”

显然，在这个有爱情的人比没有爱情的人有更多毛病的文章是建立在一种诡辩的论点之上的：爱情是一种欲望满足，是一种肉体快感，是没有理性的行为。当苏格拉底套用诡辩术来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说自己“心里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惶恐”，因为这是一种如伊比库斯所说“求荣于人而得罪于神”的罪过，这种罪过讲给斐德若听，其实是暗含了一种伏笔，于是他接着说，为了消除这种惶恐，“我也要劝莱什阿斯赶快另写一篇，证明在旁的情形相同时，应该给恩宠的不是没有爱情的人，而是有爱情的人。”

而在作这篇文章之前，苏格拉底开始论证爱情的真正意义，在他看来，那些所谓的“爱情”是被一种“迷狂”所控制，它是一种被神力所控制的技术，为的是消灭清醒，而当清醒不再，灵魂似乎也迷失了。所以苏格拉底进一步指出灵魂的意义：“如果灵魂是完善的，羽毛丰满的，它就飞行上界，主宰全宇宙。如果它失去了羽冀，它就向下落，一直落到坚硬的东西上面才停，于是它就安居在那里，附上一个尘世的肉体，由于灵魂本有的动力，看去还像能自动，这灵魂和肉体的混合就叫作‘动物’，再冠上‘可朽的’那个形容词。”在这里，灵魂是一种动态过程，它需要培养一种抵达美智和善等品质的羽翼，只有理智这样一个灵魂的舵手才可以关照到它，所以灵魂需要真理，因为“那大原上长着灵魂的最高尚的部分所需要吃的草，以高举灵魂为本性的羽翼也要借这种草来滋养”。那么谁来种植真理大草原的草，那就是哲学家，“因为哲学家的灵魂常专注在这样光辉景象的回忆，而这样光辉景象的观照正是使神成其为神的。”

哲学把灵魂提升到神的位置，“就像他所雕饰的一尊神像，备他供奉祷祝”，所以爱人也是一种神，她在那匹驯良的马身边，在贞洁和理性的感召下，在驱逐顽劣的马的过程中彰显爱的灵魂。而从爱到文章的美，一样的道理，只有去除了“写得坏”的文章，才能让文章充满真理的力量，甚至这个过程也是美的——苏格拉底反问斐德若：“如果我们所追求的境界美，尽管遭遇到困难，这追求本身也还美的？”而斐德若在听了苏格拉底的论述之后，也看见了一种神力：“所说的就是我的心事，我愿馨香祷祝我能成为这样一个人。”

从成为莱什阿斯文章的读者，到以戏拟的方式暴露诡辩的问题，再到回到自己的观点，苏格拉底面前是三篇文章，就像灵魂的三种状态，一种是顽劣的马，一种是驯良的马，一种则是那个马主人，而只有驾驭马的主人才是有真正灵魂的，才能自己选择方向和目标，才能拥有理性的力量，所以灵魂必须回到“主人”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研究我自己”，在他看来，诡辩术所热衷的是解释神话，“要解释的神话多着哩，一开了头，就没有罢休，这个解释完了，那个又跟着来，马身人面兽要解释，喷火兽也要解释，我们就围困在一大群蛇发女，飞马以及其他奇形怪状的东西中间。”穿凿附会而已，而苏格拉底似乎也在这个神话体系里，得尔福神谕早就有了预言：“他是希腊人中最有智慧的。”所以苏格拉底站出来让自己成为一种靶子，他认为，自己活在神话里，却不知道自己，唯一走向自己的方式就是认识自己，不穿鞋地走在水里是认识自己，坐在梧桐树下对话是认识自己，从诡辩中反其道而发现真理也是认识自己：

所以我把神话这类问题搁在旁边，一般人怎样看它们，我也就怎样看它们；我所专心致志的不是研究神话，而是研究我自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要看一看我自己是否真是比泰风还要更复杂更凶猛的一个怪物，还是一种较单纯较和善的神明之冑，呃，朋友，这不就是你要带我到的那棵梧桐树么？

	编号：B83·2190319·1543
	作者：【法】乔治·巴塔耶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9年02月第1版
	定价：72.00元当当43.90元
	ISBN：9787305209062
	页数：445页

一具尸体不是无(rien)，但是这个东西，这具尸体从一开始就被标上了无的符号。
——第四章 生殖与死亡的相似性

一具尸体出现在那里，它是生命的终结，它是死亡的象征，它甚至变成了一种物：然后发臭，然后腐烂，然后归于寂灭。但是为什么乔治·巴塔耶要否定尸体具有的“无”？为什么要去除这个从一开始就被标注的符号？

无是什么也没有，当人死去变成尸体，在客观意义上的确不具有生命意义，它以物的状态存在，没有表情，没有思想，没有内心体验，是“无”的一个东西。但是尸体之存在，或者被成为尸体的时候，尸体其实是一种对象，而在尸体前面的则是那些活着的人，所以尸体对于生命来说，具有双重的含义：一是当人们看见尸体的时候，想到尸体的发臭和腐烂，乃至最后的消失，一定会有某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便是对于死亡的恐惧，“尸体不能回应我们的任何期待，只能回应一种恐惧，因此这个东西还不如无，比无更有害。”

这是对于“无”这个符号的解构，尸体的腐败甚至变成了“我们所来自的世界和我们所要回到的世界的缩影”，它对应了生命的两种端点，在尸体中我们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感，而尸体重回自然在循环之后又变成生命的另一种形式，它以出生的方式重新回归生命世界，这便是出生的羞耻感，“死亡超越这一毁灭，将宣告我重回生命的腐败。”也正是这种恐惧感和羞耻感使得死亡本身具有了一种禁忌，“不可杀人。”这一条《圣经》中的戒律便成为我们从根本上必须遵守的禁忌，而因为禁忌的存在，尸体所触发的便是一种焦虑，当人们看到尸体，其实已经在焦虑中感受到了一种死亡，这种焦虑并不是在恐惧中走向终结，还有一种称为“着迷”的情感，“每个着迷于尸体的人来说，尸体就是他自身命运的图景。”他从尸体身上看到了命运中的暴力，而且不再是杀死一个人，而是毁灭所有人的暴力。

所以，尸体之存在意义，在“他者”的层面上具有了死亡的双重含义，“一方面，与生命的渴求相关的恐惧感使我们远离死亡；另一方面，一种庄严又恐怖的因素使我们着迷，引发一种至上的混乱。”一方面是一种禁忌，制止了接触尸体的欲望，但是禁忌之后的焦虑甚至超越了禁忌本身，因为仅仅所注解的恐惧是即时的，是不可避免的，是无法抵抗的，在内心体验来说，则变成了对于死亡的一种暴力，“入侵死亡的暴力引出的邪念只有一层意义，就是将暴力嵌人我们内心，反对生者，就是让我们产生杀人的欲望。”也就是说，生命一方面给死亡定罪，排斥死亡，是对于死亡的恐惧，是一种禁忌，而另一方面，却有一种“反对禁忌”的行为，它变成了推翻障碍寻找内心吸引人的东西，“恐惧让我们远离被禁行动的同时，赋予这一行动以荣耀的光环。”

巴塔耶考察了与死亡相关的禁忌和生殖相关的禁忌，在他看来，禁忌总是对于暴力的否定，是一种理性行为，《圣经》中记载的两条戒律就是“不可杀人”和“肉体的使命只有结婚后才能完成……”这是人对于死亡、对于生殖的态度的结果，而它们的相似性也一目了然，除了一种暴力性之外，一种恶心感之外，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于本性的一种献祭：“性活动和死亡只不过是一场自然行为的祭典的高潮时刻，自然有着各式各样无法穷尽的存在，性活动和死亡都具有无限度浪费的意义，与活下去的欲望相反，自然进行无限度的浪费，这是每一个存在的特性。”

恐惧带来的禁忌和禁忌之后的焦虑，总是连接在那里，巴塔耶引用萨德的话说：“没有什么能遏制纵欲……拓展和丰富其欲望的真正方法是给其加上边界。”无法遏制纵欲，即使在禁忌和赋予这一行动“荣耀的光环”之间加上边界，那种内心的暴力也无法变成像尸体一样，成为“无”的符号，“没有什么能遏制纵欲……或者说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减少暴力。”而巴塔耶甚至更进一步，在他看来，人虽然用禁忌的方式让自身活动进入到理性世界，但是内心的暴力本质却不会改变，“自然本身就是暴力的，哪怕我们变得理性，也会有一种新的暴力再次控制我们，并非自然的暴力，而是一个理性存在个体的暴力，理性存在个体企图服从，但是抵抗不住内心不受理性控制的冲动。”

禁忌和僭越，理性和暴力，尸体表象中的无和死亡恐惧带来的有，似乎都在这一种对立中建立了联系，而这种焦虑和着迷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让人获得了非一般的内心体验，而这种内心体验，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表现，除了死亡，便是和死亡具有一致性的色情。巴塔耶认为，色情在表面上是不停地在外部寻找欲望对象，但实际上，与欲望对象呼应的就是欲望的内在，它和动物的性活动的真正区别就在于，动物纯粹是为了满足生理欲望为了繁衍后代，它不需要也不可能进入到内在生命中，只有色情是属于人类特有的，是人的意识中思考内在存在的部分。

从外到内，其实巴塔耶勾画出了色情的双重属性，一方面色情在寻找外部欲望对象的时候，它总是被设置成了一种禁忌，当人们被强制遵守禁忌的限制，就是和动物区别开来，而另一方面，禁忌之存在，使得内部的体验反而变得正当化——禁忌是为了消灭一种暴力，但是人天生具有的暴力情绪则摧毁了我们内心的平静，而没有平静，人类的意识也就趋向于无。所以巴塔耶认为，我们遵守禁忌，屈服于禁忌，实际上就不会意识到禁忌，而只有僭越禁忌时才感到焦虑，这种焦虑感又凸显了禁忌，“体验将人带向达成的僭越、成功的僭越，体验同时又维持着禁忌，为了享受禁忌的乐趣而维持禁忌。”

所以色情是一种失衡，在这种失衡中，存在本身有意识地质疑自我，而禁忌并不是让如色情、死亡等的内心体验达到平衡，只有禁忌和僭越在一起的时候，才能走向平衡，“僭越解除禁忌，但并不消灭禁忌。这其中隐藏着色情的原动力，其中同时也有宗教的原动力。”所以僭越不是对禁忌的否定，而是“超越禁忌并将其补完”，也就是在连接中达到人类精神的平衡。巴塔耶从僭越出发，以反向的方式回过来考察禁忌，禁忌看起来是一种束缚，是对于杀人、战争等非理性行为的否定，但是实际上禁忌也是一种非理性，“谁又敢说自己在人群中没有克制过杀人的欲望，就跟对性的渴望一样真实，或者说一样渴求。”他认为，战争是一种攻击性的勃发，是用以维持大规模的充溢，所以在战争中能够找到色情的本质，它也是一种战争，一种攻击性的勃发，一种维持大规模充溢的方式，所以当禁忌约束了这种勃发和充溢，在某种意义上，当禁忌产生，禁忌对象反而变成了一种神圣，所以在僭越这种补充行为出现的时候，它不是为了跨过禁忌这道坎回到自由的状态，而是和禁忌一起激发着迷的状态，甚至回到原初的神圣性，“禁忌和僭越与这两个矛盾的情绪相呼应：禁忌让人拒绝，但是着迷引发僭越。”

禁忌和僭越在平衡中达到的神圣性，才是巴塔耶对于色情考察的重点。回到内心体验这个所在，它就是一种连接的存在，色情就是在可能性中建立寻求人类精神的一致性，他在序言中说：“我的立场建立在这一观点之上，即发现这些相互对立的可能性是可协调的。”从一开始，人类害怕自身，质疑自身，所以用惊人的禁令威胁人类精神，而对色情，和对死亡一样，自然感觉到恐惧，但是，“圣女惊恐地避开好色之徒：她不明白，好色之徒不可告人的激情与她自身的激情并无二致。”这便是人类精神统一的可能性。

从表象上看，无论是死亡还是色情，都是一种不连贯的内在，这是一个个体存在和林一个个体存在之间的“深渊”，这道深渊在带来“头晕目眩”的同时，也带给我们“着迷”，所以，“我谈个体存在的生殖和死亡，目的在于呈现存在的连贯性与死亡是一致的，两者同样迷人，而其迷人之处支配着色情。”人死亡之后，不是无，而是在腐烂之后重归大自然，并再次以生命形式回归，这是死亡带来的连贯性意义；生殖中的精子和卵子本是不连贯的生命体，当他们结合便建立了连贯性，这是一种融合，而超越生殖意义的色情，巴塔耶将其分为肉体色情、情感色情和神圣色情，他在这三种形式中寻找连贯性，寻找融合，当人脱光衣服展示赤裸状态，就是破除了封闭，“这是一种交流的状态，揭示出存在超越自我封闭、对可能达到的连贯性的追求。”

所以考察色情，巴塔耶提供了融合的视角，甚至是神圣性的观点，色情中的女性伴侣就如献祭中的祭品，而男性则成为祭司，“两者自身均消失在最初毁灭行动所建立的连贯性中”，看起来，献祭是一种杀戮，是一种原罪，但是在献祭中，它也是僭越，它是神圣的，“她丢掉贞洁的同时，丧失了将自己与他人分离开来、让自己不受侵犯的那个屏障：突然间，她向在生殖器官中爆发的暴力的性活动敞开自己，向从外界侵入她的非人的暴力敞开自己。”也就是说，在献祭的僭越中，仪式反而进入到生命的内心世界里，同样在色情中，“我们得到了爆发的体验，“一种爆炸性的暴力体验”，所以性活动本质上就是一种僭越。而在禁忌中，人只有结婚才能进入性生活世界，一旦僭越，就变成了狂欢的色情，两者连接在一起，在人类精神的平衡中达到连贯性。

所以禁忌而献祭，献祭而狂欢，狂欢而色情，这一种融合不连贯而产生的同一性为色情相关的暴力提供了神圣的维度，巴塔耶甚至有些极端地认为，基督教的冲动与色情生活的冲动“实为统一”。在他看来，在基督教世界里，禁忌是绝对的，它用自己的方式划定了神圣世界的界限，那些不洁之物、污秽和罪恶都被排除在外，它们被丢回到了世俗世界。但是僭越却揭露了基督教所掩盖的东西，也就是和禁忌相混淆的神圣之物，所以基督教在宗教层面发展了一种悖论：“接近神圣之物的道路是恶；同时恶是世俗的。”而巴塔耶认为，基督教的原始宗教性里有着一种僭越精神，它是一种颠覆禁忌的狂欢，是触及狂欢的真相，“通过禁止有组织的僭越，基督教加深了肉欲造成的内心混乱的程度。”

内心混乱中，肉欲当然被认为是一种色情，当然是一种禁忌，而僭越精神又让色情具有神圣性，它颠覆禁忌，所以在欲望的对象中，一方面是产生了一种低俗化的低层妓女，在道德、宗教层面对对象进行了限制，而这样的欲望对象“比禁忌更加漠然”，“她无法达到完美的漠然，她了解别人所遵守的禁忌：她不仅堕落，而且被赋予了了解自己堕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宗教构筑了一个神圣世界，而在这个神圣世界里，却有一种叫做“神圣卖淫”的行为，它让羞耻心成为仪式，“并承担僭越的意义”。

这无疑是一种悖论中的割裂，是对于人类精神不连贯的道德运用，低俗卖淫和神圣卖淫其实是模糊的，它在色情意义上甚至建立了某种“融合”的可能，而巴塔耶认为，禁忌和僭越的最大作用就是保持平衡，就是完成连贯性，所以需要越界，“如果必要，我们会赋予界限的破除以客体的形式。”这种客体形式便是将对象纳入其中，就像死亡一样，它不是无，而是成为对象，“我们不仅用不着死亡，而且将对象纳入欲望，后者其实是死亡的欲望，这样我们就将对象纳入了我们持续的生命中。”越界而为一种客体，客体而为禁忌和僭越的对象，在人类精神中，成为丰富生命的形式而不是抛弃生命，而这种客体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美：“在对象身上，正是美将对象指定给了欲望。”

美的价值和意义，是对象指定的，而在对美的追求中超越了断裂，达到了连贯性的努力：“美成为欲望的对象是为了令美变得肮脏。不是为了美本身，而是为了在亵渎美的确定性中感受乐趣。”这便是禁忌和僭越构筑的平衡世界，没有绝对的美，也没有绝对的丑，没有永远美的对象，也永远没有丑的禁忌，当色情既是一种污秽，又可以达到欲望的满足，于是，在色情世界里，“越美，污秽就越深。”永远在禁忌和僭越的关系里融合，永远在美与丑的对立中平衡，永远在色情的二元性中维持，巴塔耶说，这是一首生命的诗歌，在战栗、欺骗中迂回前行，在欺骗和可能中相融，“诗歌将我们带向永恒，带向死亡，并通过死亡，达到连贯性：诗歌是永恒。那是沧海，融入太阳。”

	编号：B87·2190319·1542
	作者：【奥】弗洛伊德 著
	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版本：2015年02月第1版
	定价：36.00元当当21.90元
	ISBN：9787511724106
	页数：298页

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说，宗教、道德、社会和艺术的起源都汇集在伊底帕斯情结之中。这正和精神分析学的研究中认为底帕斯情结构成了神经症的核心不谋而合。
——《在孩童时期重现的图腾崇拜》

那一匹马似乎总是进入到小孩汉斯的世界里，它会走进屋子里咬人，长着一张令人害怕的脸，所以对于汉斯来说，他总是希望这匹马能够跌倒。马会进入屋子里咬人，汉斯如果想要逃避，可以选择到外面的街道上去，但是他却拒绝外出，在他看来，似乎马无处不在，马在路边，马在身后，马在看他，马会咬人——无论是屋里还是街上，汉斯无法摆脱对马的恐惧，而这也使他变成了弗洛伊德的病人。

对马的恐惧到底来源于何处？马在汉斯的世界里是怎样一种映射？弗洛伊德在观察、研究和分析中找到了病症的原因，那就是汉斯对父亲的恐惧：马要咬他，无论是在屋子里还是在街上，都是因为他的身边一直有父亲存在，高大的父亲，冷漠的父亲，甚至掺杂着暴力的父亲，而当汉斯希望那匹马跌倒，其实就是想要去除这种无处不在的阴影，而汉斯曾经就是希望父亲能够离开——外出旅行或者死亡。通过弗洛伊德的努力，汉斯终于说出了内心对父亲的恐惧，而最后通过精神分析的治疗，汉斯也消除了对父亲的恐惧。

父亲是一匹马，或者一匹马是父亲，汉斯的恐惧世界里，父亲是一个无法根除的阴影，而这种动物化的结果在弗洛伊德看来，是恐惧父亲的某种转移，在这个病例中，其实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汉斯母亲的缺席。在这种缺席状态中，汉斯既要对父亲有某种依赖，有一种崇敬的心理，又想要摆脱父亲的阴影，所以父亲的角色具有了双重意义，弗洛伊德分析认为，汉斯的恐惧症中具有一种不明显的图腾崇拜结构：一方面父亲变成了图腾，图腾于是成为了父亲的替代物，那匹在汉斯世界里出现的马便是一种图腾。父亲原本需要汉斯去仰慕和亲近，这是一种情感表现，但是当对父亲的敌意开始上升，他必须克服长期以来和父亲建立起来的情感，以减轻内心的冲突，所以他用一匹马来代替父亲，想象它跌倒，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敌意和恐惧。

这种图腾崇拜的内心结构，一方面具有敬畏的情感，另一方面却是一种恐惧，弗洛伊德认为，这两种心理状态其实正对应于人类对于“图腾和禁忌”的态度，而汉斯的父亲被贴上标签之后，也成为一种社会层面、宗教层面、艺术层面、道德层面的情结——俄狄浦斯情结，它成为一切的起源。将所有的起源都归结为俄狄浦斯情结，这种对于精神分析的某种泛化结论无疑是弗洛伊德在探究过程中的简单归类，其中甚至包含着一些猜测成分，但是从图腾和禁忌这一角度出发，寻找病例中的精神结构，弗洛伊德无疑是另辟蹊径，为他建立自己成熟而系统的理论创造了条件。

现代人的恐惧，并不只是现代人的病症，它一样出现在原始人的生活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或许可以认为史前人仍活在我们之中：我们不难看出，世上有些人无论在哪些方面都更接近于原始民族而与我们不同，因此，我们将他们视为原始民族的直系后裔或继承人。”这是弗洛伊德切入的一个点，在他看来，原始民族的心理和作为现代精神分析对象的神经病患者的心理存在着相似性，相似而成为继承，所以从返回原始部落的路径出发，弗洛伊德研究了他们的“图腾与禁忌”。以澳大利亚最年轻大陆上的土著人为样本，像是为这种继承关系找到了时间横切面。这些土著人和现代人在生活上自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甚至和我们所想像的原始人也有明显的差异：他们部建筑房舍或固定的茅屋，他们不耕种任何土地，他们不懂得陶器制作的技术，他们几乎全依赖于追猎所得的各种野兽和挖掘的树根，他们也不知道有国王和酋长，他们的公共事务由长者处置……但是他们在弗洛伊德看来，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他们却尽其最大的努力，严厉而残酷地防范着乱伦的性行为。”

这种防范乱伦性行为的努力，在弗洛伊德看来，是因为他们具有系统的图腾崇拜心理，它取代了宗教和社会制度。弗洛伊德认为，图腾是宗族的祖先，也是其守护者，所以他们把图腾看成是一种象征，每个来自同一图腾的人都是血亲，都属于同一家族，这个结构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作为社会义务的基础，图腾崇拜延伸了部落关系，而另一方面，则严格规定同图腾各成员之间不可以有性关系。而正是防范同图腾成员之间的性关系，所以就防止了群体乱伦，而这种防止群体乱伦的行为便演化为“对乱伦的畏惧”——乱伦就是对于图腾的亵渎。弗洛伊德从澳洲这一土著延伸开去，发现了类似的“回避”习俗：在美拉尼西亚的一个部落里，男孩和母亲、姐妹之间交往有着种种的限制；在新喀里多尼亚，当兄妹在路上相遇时，女人必须闪入丛林中，而男的也必须头也不回地继续前行；在新不列颠的加泽尔半岛的土著居民中，女人婚后再也不会和她的兄弟讲话，也不提他的名字，迫不得已时也只使用比较隐晦的方式来加以表达。

回避的目的，和图腾崇拜的意义一样，就是为了预防乱伦，而这也形成了另一个习俗，那就是族外通婚制——近亲结婚被有效阻止了。这是原始人的习俗，折射出原始人的心理结构，而在弗洛伊德看来，这种“乱伦的恐惧”一样在现代人世界里成为一种心理结构，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男人和丈母娘间的交往被施以禁忌，并非是母亲可能模仿女儿会使她爱上女儿所爱的男子，在弗洛伊德看来，这恰是一种“对于乱伦的畏惧”，而且从婴儿时期就表现出来，一般男孩最早的对象是具有乱伦性质的，比如母亲，比如姐妹，所以在成长过程中，男孩总是排除这种乱伦意识，当丈母娘出现的时候，她取代了母亲、姐妹的地位，男人可能产生转向自己原初恋爱对象的冲动，所以他们通过禁忌的力量来对抗这种冲动——这在弗洛伊德看来是“精神幼稚性”的表现，“他既不能解除童年时期充盈于心里的性心理情况，又不能回到这种状态中去。”恰恰是弗洛伊德在图腾崇拜之外关注的另一个核心关键词：禁忌。

他借用波里尼西亚部落使用的一个词来解释禁忌的双重性含义，“塔布”具有两个词义：一个是“崇高的”“神圣的”，另一个则是“神秘的”“危险的”“禁止的”，人类学家冯塔认为，从这个词和相关的释义中可以看出，它比任何神的观念和宗教信仰都要早，“它是人类最远古的法律形式”。为什么禁忌在“塔布”这个词的双重含义中得到体现？弗洛伊德认为，禁忌一方面是神秘的，它的背后往往有一种神的力量，所以遵守禁忌成为一种规范，一种“法律”，但是当有人破坏了禁忌，对于整个部落来说，则变成了一种“危险”，因为破坏之后的惩罚，并不仅仅是针对破坏者的，其他的人也经历了这种恐怖，他们希望通过赎罪或净化的方式来避免，也就是将禁忌的传递扼杀，从而来消除禁忌。禁忌本身是神秘而神圣的，而当禁忌被触犯，那个触犯禁忌的人也成为了一种禁忌，而这便是禁忌的双重性意义：“触犯禁忌的人由于具有了一种能诱惑他人仿效他的行为的特性，于是他就成为另一种禁忌”，而这背后是禁忌具有的潜意识力量，弗洛伊德认为，就是潜在的欲望：模仿，“他的行动无疑地将鼓励其他人去仿效，因此，他本身必须被隔离开来。”

触犯禁忌而成为禁忌，这便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矛盾情感，他以统治者的命运为例，统治者享有最高荣耀，在被统治者看来，荣耀也意味着对他们的禁忌，甚至这种禁忌也成为一种控制力。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这就好比父亲和小孩之间的关系，小孩对父亲有着遵从的心理，这种心里变成了禁忌，但是在禁忌的而背后却是一种恐惧之后的敌意，而敌意之存在，导致的矛盾心理，却让敌意成为触犯禁忌之后的那个禁忌。这很容易在统治者死后得到体现，一方面隆重的死亡仪式传递的是哀悼的气氛，而另一方面，它又“明显地泄露了自己企图掩饰的、已被伪装成自我防御的对死者的敌意。”这就是死亡的矛盾情感，作为禁忌双重性的一种体现，“禁忌”本身也成为一个矛盾情感的字眼。

图腾和禁忌，是弗洛伊德视野中原始人心理在现代人身上的充分体现，从现象到本质，他分析了图腾崇拜的三个起源，一个是唯名论的学说：原始民族将一个人的姓名看成是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认为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将其视为构成灵魂的一个因素，由此而产生了图腾崇拜；一个是社会学理论，图腾崇拜的存在体现了一种社会制度，按照弗雷泽的观点，图腾制度是基于人类自然需要所形成的一种实用组织。而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他更看中图腾崇拜在心理学上的理论。弗雷泽的观点认为，图腾是被当做一种灵魂的避难所，是为了使灵魂免遭迫害，他以“怀孕妇女的错误幻想”为例阐明这种“灵魂论”：“当一位妇女第一次知道自己将成为母亲的瞬间，这是一个奇妙的时刻，任何能够在此时影响她的事物都将很容易使她对于子宫内的胎儿产生联想或认同。因此，这种母亲的幻想就水到渠成地成为图腾崇拜的基础。”另一种心理学理论则来自于荷兰人威尔肯，他认为图腾崇拜和灵魂轮回的信仰有关。

而弗洛伊德通过多年的精神分析认为，图腾崇拜的心理学理论应该首先从乱伦畏惧开始，而这种畏惧最先是对于父亲的畏惧，接着通过动物代替父亲而实现转移，从而成为一种图腾。汉斯对于马的恐惧无疑是父亲代替的最直接表现，当图腾动物代替了父亲，其实就意味着图腾崇拜的两个重要制度得以建立，孩子对于父亲有一种恨意，因为父亲在权力欲和性欲上都成为他的一个障碍，同时，他又热爱并羡慕父亲，当他摆脱父亲之后，一方面，他满足了心理上的恨，另一方面，他可以继承父亲的权力——这当然是禁忌的矛盾情感体现，于是产生了罪恶感，为了减弱罪恶感让他们又想请求父亲原谅，而这种心理结构又为宗教产生创造了条件——“简单地说，神只不过是父亲影像的一种投射罢了。”

父亲是父亲，因为父亲是权力的象征，是图腾的原始符号，所以父亲又变成了国王，变成了神，于是在社会、宗教层面上“图腾和禁忌”成为了一种制度，所以弗洛伊德认为，宗教、道德、社会和艺术等的起源都可以汇聚在一种情结中，那就是俄狄浦斯情结：“禁止屠杀图腾和禁止与自己图腾的妇女发生性关系”，它在表现上就是变成了：杀害了父亲，娶母亲为妻。孩子杀死父亲是对于禁忌的双重反应，一方面满足了对父亲的恨，另一方面自己继承了父亲，他也成为一个禁忌，但是这是一种矛盾情感，“当儿子在尽最大的努力赎罪时，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他达到了反抗父亲的目的。因为他被自己列为神，或者应该确切地说，他取代了父亲的地位。”

儿子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弗洛伊德对于图腾和禁忌的解读方式，而这便成为一种潜意识，“在潜意识中对由于父亲关系所形成的种种习俗仪典和禁忌的解释为：当他们在从事某些被禁止的事情时，他们带有一种罪恶观念。他们对这些行为感觉悔恨。同时不再违犯，因为任何违犯这种禁忌都被认为绝无益处。”但是和原始人不同的是，这种神经症病人并不是“不受压抑”地把思想变成了直接的行为，他们往往用“压抑”的方式用思想取代行为，压抑而患病，潜意识终于没有成为一种意识，在这种原始和现代的彻底分野中，图腾是不是仅仅变成了一个回避的符号？禁忌是不是只是一种矛盾情感？“没有任何理由能使我在最后做出一个完善的结论。”当弗洛伊德拒绝做出最后的结论，似乎一切又滑向了未知论，父亲、神性、宗教，权力，以及欲望，也都在未知中变成了投影，当然，为弗洛伊德“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最源初的结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