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普希金的“奧尼金”

编号:H27·2130309·0954
作者:【苏】柏林斯基 著 孫楚良 譯
出版:泥土社
版本:1953年05月初版
定价:原:6700元 10.00元
书号:登字0054749
页数:168页

全名:《论普希金的“欧根·奥尼金”》,《欧根·奥尼金》,后译作《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的长篇诗体小说,这个故事曾经感动过许许多多的中国读者,而一九五三年五月初版的《论普希金的“欧根·奥尼金”》,是别林斯基对普希金的这部作品进行评述,附P·保里诺夫创作的木刻《柏林斯基像》和斯托克夫斯卡娅绘制的油画《奥涅庚和泰基雅娜》。而这本译作的最大“亮点”是出版社泥土社的有关往事。1950年春夏之交,许史华、尹庚、应悱村、张禹、胡今虚等人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小小的私营出版社——— 泥土社。泥土社的标志出自章西厓之手,一株幼苗,根须深扎在泥土中,两片小叶破土而出,土里嵌“泥土社”三字,是鲁迅先生的手迹。作为一家私营出版社,在共和国初期出版了很多的作品,但是当1955年胡风被打成“反革命”后,泥土社被视为胡风集团的“黑据点”,自然,泥土社出版的书即成了禁书。

古今小说(上、下)

编号:C24·2130309·0953
作者:[明]冯梦龙 编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58年04月第一版
定价:原:2.10元 15.00元
书号:10019·743
页数:642页

该书本为冯梦龙为自己编撰的几个通俗小说选集所拟定的一个总名,故初版题为《古今小说一刻》,后增补再版,改书名为《喻世明言》。内容多宋元旧作,也有明人拟作。题材来自现实生活或据历史故事和前人小说改编而成,大多经过编辑者不同程度的加工、整理。描写爱情、婚姻主题的作品占突出地位,有的直接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生活,暴露社会黑暗,有的反映城市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歌颂朋友间忠诚的友情,另一些作品反映了明代商业社会发达情况及中小商人的精神面貌,亦有不少作品存有封建说教和因果报应的消极思想。是明代“话本”和“拟话本”的重要选集之一,亦是后人研究"话本"小说的重要参考资料。原书为明天许斋刻本,藏日本内阁文库。1947年商务印书馆据拍摄照片排印。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重印。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古今小说》名排印今人许政扬校注本。

泰山压顶不弯腰

编号:H77·2130309·0952
作者:
出版:浙江人民出版社
版本:1969年11月第一版
定价:原:0.05元 3.00元
书号:3103·435
页数:44页

1969年7月起,桐庐县南堡大队的社员群众,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短短10个月时间,便战胜了罕见的特大洪水,夺取了抗灾斗争和生产双胜利。不久,全省掀起了“远学大寨,近学南堡”的群众运动。1970年6月3日,新华社发表《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长篇通讯,报道桐庐县南堡大队战胜特大洪灾的事迹。本书即对“浙江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单位桐庐县南堡大队革命领导小组带领群众战天斗地的英雄事迹”进行汇编,除事迹介绍外,还有杭州日报的社论《赞南堡精神 学南堡精神》、南堡大队贫下中农豪言壮语《泰山压顶不弯腰 双手开创新南堡》和发生在南堡的故事《风景这边独好》。

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社论选

编号:H77·2130309·0951
作者:
出版:
版本:
定价:35.00元
书号:
页数:1268页

红宝书典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林彪“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题词,以及《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268页图书从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开始,黑体:“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前言,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党委会。这是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采取的组织措施;二是列举《二月提纲》的10条罪状,逐条批判,提出一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三是结语,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结束于一九七〇年八月一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提高警惕 保卫祖国——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四十三周年》。

俠隱記

编号:C37·2130309·0950
作者:【法】大仲马原著 伍光建 译注
出版:岳麓书社
版本:1982年09月第一版
定价:原:1.25元 5.00元
书号:10285·21
页数:497页

1626年至1628年间的法国,当时英国国王为查理一世,而法国国王为路易十三。1627年英法两国间爆发了战争,围攻拉罗舍尔和次年白金汉公爵遭刺杀都是历史事实。虽然法国王后和英国的巴京汉公爵一心要阻止战争,维护和平,但却落入阴险的黎塞留设下的陷阱里。然而,在富有正义感的达尔大尼央和三个火枪手的积极努力下,两国的和平终于得以实现。这是法国作家大仲马的作品,一般翻译为《三个火枪手》,由伍光建先生翻译的版本叫做《侠隐记》。矛盾在校注中说:“伍光建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的,而且不是全译,有删节,可是他的译本有特点:第一,他的删节很有分寸,务求不损伤原书的精采,因此,书中的达特安和三个火枪手的不同个性在译本中非常鲜明,甚至四人说话的腔调也有个性;第二,伍光建的白话文,既不同于中国旧小说(远之则如“三言”、“二拍”,近之则如《官场现形记》等)的文字,也不同于“五四”时期新文学的白话文,它别创一格,朴素而又风趣。由于这些原因,我选它作为我所标点加注的第二种外国名著译本。”

頓巴斯

编号:C38·2130309·0949
作者:【苏】戈爾巴朵夫 著 碩之 譯
出版: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
版本:1954年06月第一版
定价:原:22800元 15.00元
书号:027
页数:580页

顿巴斯是“顿涅茨煤田”的简称,是当时苏联最大的重工业中心之一,是煤和铁的产地。小说《顿巴斯》,从文本上看,是在描述煤矿工人中的英雄人物事迹。这本小说是按照苏联法定的文学创作原则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的,也就是说,它是根据苏共党校教科书《党的建设》书里对工人阶级的理论叙述而描写人物的。小说《顿巴斯》看起来是在对理想中的工人阶级进行赞扬歌颂,实质上,是在对工人阶级的最高代表斯大林进行歌功颂德美化神化。小说的代序写道:“斯大林给安德烈展示了顿巴斯的远景。安德烈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斯大林的亲切谈话。”这本小说歌颂了斯达汉诺夫、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和斯达汉诺夫运动。

论戏剧情节

编号:X31·2130309·0948
作者:【德】古斯塔夫·弗莱塔克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81年10月
定价:原:0.26元 4.00元
书号:10188·229
页数:84页

1863年,德国剧作家、小说家古斯塔夫·弗莱塔克的《论戏剧技巧》初版,他在书中总结了剧作家如何获得最后的获得成功的经验,全书共分六章,而《论戏剧情节》则是译者张玉书根据莱比锡圣·希尔彻出版社1905年《论戏剧技巧》第十版本,选译了第一章“戏剧情节”的有关内容,包括《主题思想》、《什么是戏剧性?》、《情节的一致》、《情节的的真实性》、《情节的重要性和宏伟性》、《情节的运动和高涨》、《什么是悲剧?》等七节内容。对于戏剧性,古斯塔夫·弗莱塔克在书中说:“所谓戏剧性,就是那些强烈的、凝结成意志和行动的内心活动,那些由一种行动所激起的内心活;也就是一个人从萌生一种感觉到发生激烈的欲望和行动所经历的内心过程,以及由于自己的或别人的行动在心灵中所引起的影响,也就是说,意志力从心灵深处向外涌出和决定性的影响从外界向心灵内部涌入;也就是一个行为的形成及其对心灵的后果。”

楊家府演義

编号:C24·2130309·0947
作者:[明]无名氏 著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1980年09月
定价:原:0.94元 5.00元
书号:10186·203
页数:303页

明代长篇历史小说。全名《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凡8卷,58则故事。序文后题"秦淮墨客校阅",但究竟作者属谁,现已很难确定。内容与《杨家将》大致相同。小说从宋将杨业与辽作战,身陷重围,碰碑殉节写起,以十二寡妇征西,凯旋后归太行山结束,中间穿插杨继业,杨延昭,杨宗保,杨文广,杨怀玉,五代将领的征战业绩。其中对杨门女将的描写尤为生动,塑造了以穆桂英为代表的众多的巾帼英雄形象。作品语言通俗朴素、生动活泼,风格粗犷豪放。但其情节的安排尚欠妥帖,形象的塑造也显粗糙。现存明三十四年(1606)刊本,清嘉庆十四年(1809)书业堂重印本。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杨家府演义》即据以上诸本刊印。

搜神记

编号:C96·2130221·0946
作者:[东晋]干宝 著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2年01月
定价:30.00元亚马逊20.50元
ISBN:9787101083125
页数:449页

“及其著述, 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搜神记》,当然是为鬼神故事寻找合理的解释和文本的记录,有鬼有神,自然是不骗人的,那么何以证明这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呢?“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亦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这微说是不是也是古代社交网络的雏形?和现在的微信、微博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并非是合乎规矩的小说,只是记载而已,而这搜集而来的四百多篇神异故事,开创了古代神话小说的先河。“神道之不诬”其实是作者干宝的一种人生观,干宝年少时即博览群书,尤其对阴阳术数、易卜占筮等典籍感兴趣。《晋书·干宝传》说他有感于生死之事,“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此为本书的由来,但其实除了干宝的著述之外,很多篇章并非是干宝的原文了,添加和删减之后的这二十卷,也已经不是那个“不诬”的世界了。


《搜神记》:无有定体的鬼神“微说”

“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亦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二十卷,四百六十余则故事,对于干宝来说,这些数字组成的“微说”便是一个大突破,所谓“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干宝将《汉书·艺文志》的观念抛在脑后,将各种关于神仙鬼怪故事的“微说”,作为“七略”之外的第八略。这种突破似乎是急切的,也是亲历的证明,因为在干宝看来,世界不仅有鬼神,还可以在鬼神中发现征象和规律,“更好地指导社会实践”。

《晋书·干宝传》说他有感于生死之事,“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有感于生死之事,像是一种真实的注解,对于干宝“三观”的形成似乎是不可置换的,也就是说,干宝的辑录最终目的是要证明鬼神是存在的,也就是说,神道并不是骗人的游戏,它在现实生活中,在生死之事里。《晋书》卷八十二《干宝传》有两个故事,就足以证明对于干宝的影响。一是干宝的父亲生前宠幸的婢女,因为母亲的妒忌而成为死去父亲的殉葬品,但是十余年后,再次打开墓穴,发现那个婢女容颜未改,栩栩如生,待回家后竟然又活了过来,还述说着在墓穴里的人生故事,和世间并无差别,而且父亲还为她取来饮食,恩宠如昔。另一个故事是关于干宝哥哥的,因病没了气息,但是体温如常数日不僵,甚至几天之后又活了过来,像是一场梦,还声称看到了天地间的各种鬼神。身旁的故事足以有感染力,也让干宝深信不疑,所以他要在那些过往的传说中,从自己的耳闻目睹中发现存在着的那些鬼神。

“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看起来也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自始至终所有的记述都是通过言说的方式出现的,干宝对于神怪的传说一方面是“承于前载者”,另一方面是“采访近世之事”,但是很明显,“承于前载者”占了大多数,从上古神话开始,干宝就极力收集这些传说,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西汉传下来的历史神话传说和魏晋时期的民间故事和神话,如卷十四的“盘瓠神话”,是关于古时蛮族始祖起源的猜测;“蚕马神话”是有关蚕丝生产的神话;卷十一“干将莫邪”讲述复仇的历史传说;卷十六紫玉传说,讲吴王小女的生死爱情;卷十一“东海孝妇”,讲孝妇周青蒙冤的故事;韩凭夫妇的传说则歌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卷一仙女下嫁董永的故事也是如此。这些故事当然是文本间的转述,如书中著录的汉代故事中,有文献可查的不少于几十则。如《董永》引自刘向的《孝子传》,《东海孝妇》引自刘向的《说苑·贵德》,又如《阴子方》、《张助》、《张汉直》《到伯夷》等等,卿裤见东汉应确的《代俗通义》……虽然《搜神记》在对前代神怪传说的转录保存之外,还进行了更广泛的开拓,而在“承于前载者”之外,“采访近世之事”却并不多见,实际上亲眼所见的故事更是零星了,所以故事的言说和记述的本质没有变,而这些传说的文本,也消解了干宝所谓的亲身经历,因为也是记载,也是传说,在文本中听闻和转述,那个婢女,那个哥哥,复活的传奇仍然无法证明“神道之不诬”的命题,所以相信鬼神的出发点也可以看成是另一种“搜神记”。

这是从文本材料的来源上看,《搜神记》,顾名思义便是关于神的记载,这神大约是干宝有着寄托的那种,所以相信是真实存在的,从神农、赤松子、宁封子到彭祖、师门、葛由,这些得道的神仙组成的序列,不仅能呼风唤雨,还能骑龙驾虎,亦能长生不老,而这些的功能对于现世的生活秩序来说,当然是可以寄托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干宝所要证明的也是这样的“神道”,这种探赜索隐、穷神知化的写作,实际上在干宝看来,却并不是为了证明其存在,而是为了凸显神道的不易,这种不易最直接的证明就是站在神对立面的那些鬼怪的破坏。“寿光侯劾鬼”的故事里,寿光侯的本领就是“能劾百鬼众魅,令自缚见形。”以致东汉章帝“以相试耳”,竟也找到了乐趣,而“管辂论怪”中说,“夫神明之正,非妖能害也。万物之变,非道所止也。”也就是说妖和神之间一直存在着非此即彼的紧张关系,只有神明正了,才不至于被妖所害,当然,那个东海人黄公就是因为自己“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神明和鬼怪之间的争斗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所以“淳于智杀鼠”、“淳璞撒豆成兵”都是对于妖道鬼怪的剿灭。

而下一个命题则是,在神明之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鬼怪,那些鬼怪到底是从何而来?“妖怪者,盖精气之依物者也。气乱于中,物变于外。”在这论妖怪的叙述中,干宝认为就是因为人的精气发生了改变,正常的秩序发生了变化,从而有了妖,有了怪,有了精灵古怪之淫祀,有了妖怪变现之奇异,以及善恶因果之报应。正是这些鬼怪,使这个世间呈现很多诡异和恐怖之事,“臧仲英遇怪”里,女孙年三四岁就死了,却不知道死在哪里,“两三日,乃于圊中粪下啼。”“华佗治疮”里“须臾,有若蛇者,从疮中出。”不仅是人世的各种灾祸和怪异,其实更多体现在国家兴衰和王朝的覆灭中,“舜得玉历”中,“舜知天命在己,体道不倦。”也就是说,在天道的预言中,孜孜不倦地躬行正道就是最大的贡献。“汤祷桑林”故事里,“汤乃以身祷于桑林,剪其爪、发,自以为牺牲,祈福于上帝”。亦是成仁成道的故事,而更多的征象则是怪异之下的符命谶纬之事,“孔子夜梦”里,那只麒麟说:“周亡,赤气起,火耀兴,玄丘制命,帝卯金。”而在世间各种怪异之事,总能找到最后的注解。“地暴长”,京房《易妖》曰:“地四时暴长,占:春、夏多吉,秋、冬多凶。”如果是“蛇斗”,京房《易传》曰:“立嗣子疑,厥妖蛇居国门斗。”“龙斗”则是:“众心不安,厥妖龙斗其邑中也。”第六卷各种奇异现象,如雨肉、三足乌、人生两头、三足驹、僵树自立、儿啼腹中,都对应着那些道德和秩序之变,古志有曰:“赤厄三七。”三七者,经二百一十载,当有外戚之篡,丹日之妖。”赤厄三七所对应的“王莽之乱”正说明了鬼怪横行的缘由,而这,也正形成了“因果报应”的循环世间。“阴子方祀灶”里,因为“性至孝,积恩好施,喜祀灶”,所以有了好报:“自是已后,暴至巨富,田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而在“丁姑祠”里,老人的善举和两个奸淫之人都得到了的善与恶的回报。包括那些东西之怪,也有报恩和报复之别,那只蚁王对救了他的人说:“仆是蚁中之王。不慎惧江,惭君济活。若有急难,当见告语。”而在”猿母哀子“里,小猴子被人截杀,“其母便搏颊向人,若乞哀状,直是口不能言耳。”而那人竟毫无恻隐之心,“竟击杀之”。最后的结果便是猿母悲欢而死,而那个人也是“疫死,灭门”

神和怪之斗,那么怪和人也必将是水火不容。在“阮瞻见鬼客”里,阮瞻一直是无神论者,也就是从来不相信有鬼神存在,而鬼客就对他说“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得独言无?即仆便是鬼。”而且现场表演,“于是变为异形,须臾消灭。”而这一幕也让阮瞻从无神论变为鬼神见证者,这似乎有干宝的影子,但是不管是“阮瞻见鬼客”,还是“黑衣白袷鬼”,都是因鬼而起的故事,这种以鬼现身与人辩论的方式,虽然表明了“有鬼”的立场,但是也必须面临这些鬼怪的最终去向问题,人既生而有死,死而成鬼,生死两途的阴阳界限就不能完全隔断人与鬼之间复杂的关系,而在现世,在活着的当下,人对于鬼怪的态度则有些残忍了。在第十八卷中,那些饭舌怪、细腰、树怪、青牛、老鼠、母猪、雄鸡、蝎子以及众多的狐狸,它们最终或被烧死,或被杀掉,或主动远离人类。在“谢非除庙妖”里,因为“此庙中无神”,所以龟鼍之辈都不应该被供奉,最后的结果是诸人“并会伐掘,皆杀之”。为什么这些鬼怪必须要被杀死呢,在“孔子论五酉”里,孔子说:“夫六畜之物,及龟、蛇、鱼、鳖、草、木之属,久者神皆凭依,能为妖怪,故谓之五酉。”而对待这些老家伙的办法便是将他们消灭掉:“酉者,老也,物老则为怪,杀之则已,夫何患焉?”

这是不是意味着每个人都有除之而后快的“驱怪”心理,而那些有道者,其实心里充满着对于鬼怪的鄙视,充满着对于自我的偏执和自负,在“张华擒狐魅”中,张华遇见的那个鬼怪“比复商略三史,探赜百家,谈老、庄之奥区,披《风》、《雅》之绝旨,包十圣,贯三才,箴八儒,摘五礼,华无不应声屈滞。”也就是说以张华为代表的人类已经抗不了鬼怪的学识了,“论及文章,辨校声实,华未尝闻。”而处于弱势的张华最后的判断是:“天下岂有此年少!若非鬼魅则是狐狸。”人类达不到这样的高度,那只能是狐狸鬼魅了,对人类自负的讽刺达到如此程度,实在精彩!

“夫万物之化,无有常形;人之变异,无有定体。或大为小,或小为大,固无优劣。万物之化,一例之道也。”其实不管是神明,还是鬼怪,或者是人类自己,都归结为一种”宇宙观“,那就是变异的产物,或为神,或为鬼,都是万物之化而已,所以你信不信那个神道的故事,言说的,还是亲见的,到最后也都是生死之事,有无之事。

电影或想象的人

编号:Y29·2130220·0945
作者:【法】埃德加·莫兰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2年04月
定价:36.00元亚马逊25.90元
ISBN:9787549506910
页数:251页

“只有电影艺术出现后,想象过程才得以原原本本和完全彻底地显露出来。我们终于能用形象表现我们的梦幻了,因为这些梦幻已附着在实际的材料之上。这种梦幻还会反过来塑造我们清醒状态的生活,它们教我们如何生活或如何拒绝生活。”将想象当做是现实生活的反面,在埃德加·莫兰看来,电影艺术展现了我们心里“既显著又晦涩的潜在部分”,而这个潜在部分是全部人类性的一部分,所以本书的副标题即为:社会人类学评论。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电影,或者说,通过电影研究来探索人类的精神和社会,埃德加·莫兰在《电影或想象的人》里试图将电影学研究推向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即人类的精神和外部客观现实的问题,从而使本书的价值并不局限于电影领域,为人类学的研究开拓了全新的方向。


《电影或想象的人》:每次表演都是我的再生

观众们,如果你们曾经相信我是真人,如果你们曾认为我和你们一样拥有肉体、灵魂和心脏,我也会像你们一样死去,那你们和我又有哪些不同呢?你们是血肉之躯还是草木之躯?

彼得鲁什卡是木偶还是拥有灵魂的躯体?它或者他,生活的“另一个王国”里有没有不朽的神明?以及“宗教信仰的源泉”?只是幕布拉开的时候,有着细线,有着小提琴声,有着动作笨拙、不善言辞、但感情纯朴,招人喜爱的那个形象,在集市上它跳舞,表演,以及最后的痛苦、哭泣和期望,但是那些形象和运动,最终却指向一个被杀死的命运,是人的计谋,还是魔术师的名令?只是当幕布再次关闭,死亡变成了可以继续开启的芭蕾舞,继续跳舞,继续表演,继续痛苦、哭泣和期望,以及继续死亡。

只是它说:“每次表演都是我的再生”的时候,一共是有三个木偶的,都是草木之躯,但都是有关爱和恨的灵魂。可爱而有些粗鲁的彼得鲁什卡爱上的是女演员,也是木偶。女演员却爱上了凶狠而外表漂亮的摩尔人,也是没偶,而彼得鲁什卡因为嫉妒得不能忍受,设法破坏了他们的爱情,那个市集的晚上,彼得鲁什卡逃跑,气得发疯的摩尔人追上,一刀就杀死彼得鲁什卡。当舞台变成一个祭台,爱和恨那里有血迹和哭泣,草木之躯背后就是一根细线,就是一个魔术师的表情,所有可以取代的就剩下刺耳的音响、粗砺的线条外加荒诞不经的剧情。可是当幕布变成了一个时代的背景,芭蕾舞的的舞台也绝非是一个祭台,那个成为木偶的芭蕾舞演员却没有一根细线,却没有肚子里的稻草,他最后的墓前,呆坐着彼得鲁什卡,却已经成为一尊铜像。

这是舞蹈家瓦斯拉夫·尼金斯基的角色,也是他常常用以自喻的形象。但是当木偶的躯体死去——杀死或者被魔术师控制,那么那另一个王国里一定住着一个灵魂,住着一个理性存在物,一个宗教信仰的源泉。而在埃德加·莫兰看来,这只是参与生命和灵魂有关的雕像、傀儡、木偶和印刷符号,而这些不同的符号最终成为传奇英雄一样,是真实的一种再现。血肉之躯还是草木之躯的电影学意义,其实便是他在《电影或相像的人》里那个化身和变形,一个潜伏着的自我,和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生命。

生命在一个王国,和在另一个王国一样,都是符号意义下的再生,是灵魂创造的不朽之躯,木偶或者铜像,魔术师或者芭蕾舞演员,让幻觉的化身成为绝对的客体,“木偶彼得鲁什卡的故事是所有真正虚构的想象人物的故事。”那个王国是瓦斯拉夫·尼金斯基的王国,是埃德加·莫兰的王国,是卢米埃尔的绝对现实主义王国,也是梅里爱的绝对非现实主义的王国,他们表演,他们再生,他们用技术的符号编织艺术的梦想,他们用真实的现实创造艺术的世界。

埃德加·莫兰说,早在《人类与死亡》中就指出,“人类对再生的普遍信仰只有两个源泉:一是相信化身,即在映象、阴影和梦幻中出现的另一个自我,他们甚至对此早有感受;二是笃信变形,即生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化身是草木之躯背后的血肉之躯,是铜像背后的墓地里的那个灵魂,自我就在电影的镜头里,这是柏拉图洞穴假说中的影子王国,这是“人类自从举头望天起便产生的疯狂梦想”的另一架飞机,“电影把化身和幽灵的古老世界神奇地再现于银幕。”而这些化身就像木偶在舞台上的所有话语符号传递的那样,“化身和幽灵使我们痴迷陶醉,难以自拔”。在我们并不知晓的身体里,“提供了未曾经历的生活,并以梦想、欲望、向往和规范滋养着我们的生活。”从卢米埃尔的机器时代开始,这种化身的魅力便从我们的未知世界逐渐走向了已知世界,莫兰将其称作是“神灵旅居之地”,而这个在德吕克看来是“人与物的最高诗意形态”,在穆西纳克看来是“人和物的诗意性质”,便是先锋派时期路易·德吕克提出的“上镜头性”。photogenie,这是照相与精神的合一,这是“通过电影放映机显现出来”的魅力,是电影在客观反映现实的时候,“偶然”产生了一种艺术感染力。

埃德加·莫兰将其看做是对电影本质的反思,是电影对于照相技术的一次真正超越,那些“镶在镜框中,贴在相册上,夹在钱包里,被人们端详、爱戴和亲吻”的照片只是“具有从保存道德到施展魔法和再现亡灵等各种功能”,但是更多只是私人占有的“固恋”,甚至它所定格的瞬间也只是完成了技术上对客观现实的真实性阐述。而电影的意义是在寻找梦幻的化身,寻找另一个王国里不断重生的可能。这是自身的暗示,这是自我的矛盾,而这样的化身使世界重新焕发出“固有的魔法性:这是个永垂不朽的世界,即亡灵的世界。”在莫兰看来,化身是人类在自我意识之前的基本影像,“它体现在映象或暗影中,投射在梦想、幻觉、迷信、宗教和表象上。”而这只不过为电影提供了揭示自我世界的那种深刻矛盾性,“既像是外在的,又像是同一的:这既是我,又不是我”的“自我替代”现象,在电影的投射中成为另一个符号,而这种“生物或非生物”的化身或者就如木偶彼得鲁什卡对人类的疑问一样,到底是草木之躯还是血肉之躯。

自我替代的矛盾对于莫兰来说,或许是深刻体会的,这个曾经着迷研究的却是共产主义问题,而从共产主义问题转身面对电影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时,一定会有一种木偶般的疑问,那些有关的肉体、灵魂和心脏是不是仅仅是客体世界的一部分,就像幕布、细线和稻草一样,所以莫兰的“自我替代”是一种革命,不仅是从共产主义问题走向电影的“社会人类学”,而且是对笛卡儿时代开始的那种“分离/压缩/简化”的思维方式的质疑,在他看来,笛卡尔时代的思维范式“破坏和损毁了现象的复杂性”,而我们所缺少的是这样一种范式:“它使我们既能看到事物的异质性和对立性,也能看到其复杂的统一性和互补性。”

化身和变形无疑是莫兰在社会人类学意义上的重新建构,甚至在这本为1957年出版的《明星》而产生的“副产品”里,要拆除电影文化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生存悖论:“工业化、资本主义或国家化的电影生产既要排斥创造,又要将创造纳入其中,在创造与生产的博弈中,所有因素都会在人力、偶然、统计、文化等方面发挥作用。”而这种对悖论的拆除意义也便是一种在“另一个王国”里看到的自己的化身,灵魂的化身,意义的化身,自我的化身。而这种化身正像一个男孩儿对马克斯·雅各布所说的:“人们用死人来演电影。他们找来一些死人,让他们活动起来,这就是电影。”

自我意识的觉醒而开始的化身,在梦想、欲望、向往和规范中滋养着我们的生活,那么小男孩的问题就直接指向电影的灵魂问题,类似德帕维尔的疑问是:“在这些惊人的写实场面中,他们到底是观众还是演员。”死人活动起来演电影,是一种形态的转变,而客体和主体之间仍然有着一种天然的鸿沟,那便是观众还是演员的问题,化身的目标到底指向哪里?在电影对客体世界的投射-认同中,其实所建立的灵魂世界是一个拟人类和拟宇宙的一个王国,这种“倾向于把主观性结构赋予客观影像”的电影现象的最终目的或许在寻找“梦幻与现实的复合体”,兼纳清醒和梦幻的混合状态将电影带向一个新的世界,那里有着影片具有的客观性物质,是客观性、实体性和合理性的结合,是清醒的技术世界,而那些音响和音乐、虚构的故事,以及情感的参与又让现实看起来充满了虚幻的色彩,那些建筑物会骤然消失或沉入地下,特写镜头中的庞大昆虫让人看不出是舌蝇,在近景镜头中,刚果铁匠打造的刀具远大于实物……是的,当潜伏的梦幻世界会突然淹没客观世界的时候,电影只是对幼稚的观众营造了一个封闭自我的世界,这种侵害也正是一种矛盾:发现自我是为了逃避自我。

所以,莫兰的真正意图是在发问:那个自我的客观世界到底在哪里?那种“非凡的真实性”是不是电影真正追求的?这或许是另一个主题的阐述要点:变形。从一种形态变为另一种形态,在电影意义上,则是从电影术变为电影艺术,也就是从电影放映机到电影艺术的转变,这是空间的变形,而在这种变形中物体也有灵魂,也在面孔的景观中发现“神奇的视觉”,发现影像背后的想象物,在梦幻、音乐、虚幻、魔力、主观性中获得艺术的魅力。当然,梅丽爱在莫兰看来,就是一个从卢米埃尔现实主义而来的革命者,他的“绝对的非现实主义”将卢米埃尔的电影术融入了梦境,1896年广场拍摄的一分钟便是一种“奇妙变换”,是电影魔术时代的开始,他的场面调度使影片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戏剧性表演的道路”。所以,在电影的艺术化道路上,“梅里爱像魔术师一样,使电影术摇身一变就成了电影。”就像那个拉着线创造了三个木偶形象的魔术师,他才是真正的符号,真正的灵魂,真正的信仰源泉,而1896-1897年,滑稽、爱情、袭击、演义等内容纷纷进入影片,电影成了虚构的同义词,而同时,电影中的东西、物品、实物具有了新的性质,成为“主观存在”的一部分,那么只有在这样的变形中,在当电影真正成为艺术的时候,草木之躯才能变成血肉之躯,才能使每次表演都成为一次重生。

其实,这并不是莫兰的终极目标,用社会人类学来构建一个电影王国,才是他的任务,所以在声音、色彩和维度对于电影客观存在的影响中,在梦幻、特技、艺术对于电影灵魂世界的挖掘中,莫兰更希望拥有一种更理性的电影王国,这便是电影语言的意义,而这种电影语言其实并不是对话不是台词,也不是那根细线那块幕布,而是“电影艺术自身产生了一种抽象、推论和概念系统”,一种逻辑、范畴或理性,也就是那个走向最终归宿的logos,这是电影艺术走向象征的本质,在叠化、化入化出和叠印等手法之外,这样的象征便是意义上的符号,包括凋谢的花束、一页页飞逝日历、快速转动的表针、堆满烟蒂的烟缸……“这些压缩时间的表象先成为一种象征,后又成为时间流逝的符号。”莫兰的出发点就是让电影不仅从技术中走出来,还要从那个魔法的晦涩渊源中摆脱出来,“并提升到话语的理性层面”,在莫兰看来,这便是真正的人类存在方式,是在想象的投射-认同中,在“人类半想象的现实”中发现自我的真正意义,发现普世的价值:“我们应当对梦幻提出询问,即把想象重新纳入人类的现实。”

作为完全从人文视角来观察电影的著作,莫兰当然是要在电影的”社会人类学“里建设一个新的王国,建立“人与物的最高诗意形态”的”上镜头性“的电影世界,但是那种理性世界是需要解构想象,还是将想象纳入现实的理性中?莫兰也说过,自我的替代是一个“这既是我,又不是我”的深刻矛盾,而在电影世界里,“发现自我的需求表现为力图强化自我,把千百个想象中的非凡人物当作自己的化身。”这即是说,发现自我是为了逃避自我,所以即使那个草木之躯的木偶能在符号的意义上构建一个灵魂世界,但是它的血肉之躯也只是一根细线下的产物,背后仍然是一个魔术师,“幻觉的化身甚至是绝对的客体”,那么,好了,永垂不朽的灵魂就一定是一次自我之外的虚构,只有虚构不灭,生死不灭,那个王国里就一定会有不断的再生,不断的有幕布拉开,不断的有小提琴声响起。

这不是一只烟斗

编号:B83·2130220·0944
作者:【法】米歇尔·福柯 著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2012年10月
定价:21.00元亚马逊14.70元
ISBN:9787540758998
页数:134页

134页的图书,关于那只“烟斗”只占了80页,这本小册子更像是关于文艺实践的手册,而且大量的留白,仿佛是文字组成的一幅画,而书的主要内容就是为展现图形和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比利时画家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在绘有一只烟斗的画中写着“这不是一只烟斗”的句子,而福柯正试图从图形诗的角度入手,对马格利特这组烟斗画进行解读,“仅仅一句话里就有七种说法”,当福柯与马格利特相遇,也就是思想和思想的相遇。《这不是一只烟斗》写于1968年,法文版出版于1973年。虽然福柯的解读只是众多阐释中的一种,却是哲学和艺术之间对话的一个范本。马格利特的画作召唤的也许正是福柯这样级别的读者或曰对话者,挑战的也正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哲学思维。这样的交锋在这篇简短却缜密的论文中一一展现,像高手对弈一样引人入胜。《这不是一只烟斗》是第一次以简体中文单行本在国内出版,同时收入马格利特致福柯的两封信,以及国内学者关于福柯和马格利特的两篇研究文章。


《这不是一只烟斗》:只留下空洞作为痕迹

这一天终将到来,仿效沿着一个长长的系列不确定地转移,图像本身带着自己的名字,失去了自己的身份。Campbell,Campbell,Campbell, Campbell。

是分割,也是结合,是紧张,也是回避,福柯说绘画不是确认,是一种仿效沿着不确定在转移,而马格利特说,“物”之间没有相似之处,它们有或者没有仿效物。仿效的“物”在哪里?在一幅画里,在一段说明里,在一本书里,还是在消失的身份里?福柯,马格利特,一个是哲学家,一个是画家,他们具有不同的名字,自己的名字,也具有不同的身份,他者富赋予的身份,那么在福柯和马格利特的分割和结合,确认和转移,以及命名和消失中,还一定会有另一个人,也有自己的名字,也有自己的身份,当然,还也还有自己的阅读和解说,他就在画作的面前,在写有文字的化作面前,在写有文字解读的文本和画作面前。那个人就是拿着书,拿着这本《这不是一只烟斗》的书的读者,我或者更多的人,不认识马格利特,不认识福柯,也没有见过那两张有关烟斗的画。

但却可以像福柯所说,在一种“公共场所”中,“恢复图像和符号关系”,甚至可以沿着福柯指定的线路,做一些有关仿效物的某种活动。活动模式分为五步,可以省略某些关键词,可以跳过某些文字,只要是用自己的名字和身份,“在一种没有参照的体量和一种没有平面的空间的不稳定当中发挥作用”。首先是绘制,是一首图形诗,有图像和文字,或者有命名的马格利特和书写的福柯,或者他们合二为一结合在一个相似性和确认的共同场所里,比如一本《这不是一只烟斗》的中文一本里;第二步,打开,从封面那彩色的烟斗和“这不是一只烟斗”的法文和中文书名中跳开去,法文在上面,是一只烟斗底下的说明,是一幅画作的组成部分,而中文标题则是区分红色手写体法文的黑色标宋体,从这里进入一张翻开的页面,是一个叫米歇尔·福柯的作者的介绍,(1926-1984),当然也有烟斗系列画作勒内·马格利特的介绍,(1898-1967),法国和比利时,文字的《这不是一只烟斗》和绘画的《这不是一只烟斗》,而在某一个书页里合二为一恰是一种不确认的开始,这里的分割除了国籍、文本和名字、身份的不同外,还有那关于出生和死亡的时间和连接号的不同,1898年的马格利特在1926年绘制了《这不是一只烟斗》的画,福柯在书里是这样确认的:“第一个版本,我想是作于1926年,是一只精心绘制的烟斗,下方这样写着:‘这不是一只烟斗。’”作于1926年的“这不是一只烟斗”仅仅是第一个版本,是福柯所说的那种简单的画;而第二个版本则在《远方的黎明》中找到,和第一个版本相比,是“同样的烟斗,同样的语句,同样的字体”。但是,最不同的是,第一个版本也成为第二个版本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烟斗是另一个烟斗的组成部分,“文字和图形没有并置在一个既无边界又无特指的随意空间里”,这个空间有三脚架、画框,有地面、地板条纹,还有上方一样的烟斗,“只是要大上许多”。这是福柯所说的“明显增加了人为的不确定”的烟斗,而这只不确定的烟斗作于“最近”,这个最近当然是指这一本《这不是一只烟斗》的书,而此书作于1968年,而这一年,马格利特去世,福柯以马格利特的“这不是一只烟斗”为题写作此书,是对逝者的致敬,还是故意让马格利特看不到这个“公共空间”?

1926年马格利特绘制的烟斗,是关于福柯出生的一个记号,而1968年福柯书写的这本书,则是关于马格利特“失去了自己的身份”的记号,他们如此巧合地被安排在时间里,是不是就如这有意义的活动的第二步,图形诗和真实存在的画家、哲学家生死约定一样,“立即分解并消失”,不在同一个时间里的对话使马格利特和福柯只留下“它自己的空洞作为痕迹”,这种不在场或者也是福柯所研究的现象学一样,遭遇到了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返回到是事物本身。看的考古学也只能成为某种“下落”的话语,只有字母的可见形状,这种“与画本身有关的一种不肯定、不明确、错综复杂的关系”,就像两个人相遇一样,没有“它们的共同场所”,这其实就是第三步。而在这之后,仿效物也各归其主,在各自的方向上“繁衍”,在马格利特的绘制里,在福柯的“看”里成为一朵不断升高的云,而云不是烟斗自身燃烧所发出的,“它们只在那里只反射出自己,绝无他物。”

这“绝无他物”的自己一定是和1926年有关的马格利特和福柯,也一定是和1968年有关的马格里特和福柯,但是他们必然会在不同的活动中走向结束,从生到死,从白到黑,“静静地隐藏在相似性再现当中”,而《这是一只烟斗》变成了“处于流动状态的仿效物”,那就是《这不是一只烟斗》。图形诗消失,烟斗消失,名字消失,身份消失,最后是“Campbell,Campbell,Campbell, Campbell”的呼叫,在安迪·沃霍尔的作品里,而那注解在最后一页的作品到底有着怎样的内容,是否有一只烟斗,则已经是另一个“公共场所”了。

那么,当这种不仅仅是绘画的确认结束的时候,在回过头来看看那一只不是烟斗的烟斗。二个版本,都属于马格利特,简单的和“人为的不确定”,但其实,所谓的“简单”并不简单,烟斗和“这不是一只烟斗”说明建立了一种紧张的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是消解传统绘画的,因为在传统那里,文字成为图像的支撑,“为图像命名,说明图像,分解图像”,这种“把图像加入文本和书页中的“图说”,但是马格利特在烟斗的下方注明”这不是一只烟斗“,那么是文字在接近真相,还是图形在仿效真相?或者说,这“是”一只烟斗,还是这“不是”一只烟斗?而福柯的建议是,“这不是一只烟斗可以这样来读”,就是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属于你的语言,由你可以发出的声音组成,由你正在读的字母所表示的这个词语”,那么,作为一个阅读者,可以发出这样的声音:“这-不是-一只烟斗”,或者“这不-是-一只烟斗”,是或者不是也可能不是关键,不是重音部分,而是“这”,这是一个指称,是一个指向,是一幅画,还是一个说明,或者还是那块支撑的画板,以及画板里的烟斗。而各种解读或者也像福柯所说是那个“确认的七封印”:

但这还仅仅是最次要的不确定,还有其他一些:有两只烟斗。是不是更应该说,这是关于同一只烟斗的两张画?还是一只烟斗和它的图,或者是各自再现(representant)一只烟斗的两张画,或者是两张画中一张再现一只烟斗而另一张不再现烟斗,或者是两张既不是烟斗也不再现烟斗的画,或者是一张再现的不是一只烟斗而是画有一只烟斗的另一张画?

“烟斗”,和“烟斗的烟斗”

这是词与物的合作还是分割?而最可怕的归结点可能是这样的:“马格利特的文字具有双重的矛盾性,它给明显不需要命名的东西命名。”这就是某种形体再现和语言说明之间的分离,这是福柯所说15至20世纪西方绘画的原则之一,也就是说形体再现强调了相似性,而语言说明则排除相似性,这种分离带来了解读的鸿沟:“人们通过相似性来观看,通过差异性来言说,结果是两个体系既不能交叉也不能融合。”所以马格利特的这种矛盾性就是在寻找词与物的分离,寻找它们分布的“两个不同的方向”,也就是说,“一只烟斗的图与一只烟斗相似是不够的,它还应该像另一只画成的烟斗,后者本身也像一只烟斗”,这和一棵树与叶子,海上的航船和大海、一双鞋和脚一样,都在分离中寻找相似性。

而这种图形与文字的命名看起来就是一种图形诗,所以福柯说这只烟斗其实是简单的,就像马格利特“从植物学教科书中借取的一页那样简单,是一张图和一句为之命名的文字。”这是让人识别,“明白无误毫不犹豫地让它所表现的东西得以显现”,图形诗的作用是补充语词的不足、不借助修辞进行重复、用两种书写法捕捉事物。让文字说出图形所再现的内容,图形诗的意义也就是“试图游戏般地消除我们字母文明中最古老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关于展示与命名、绘制与言说、重现与表述、模仿与意指、观看与阅读的对立,所以图形诗是合作,是确定,是相似。而马格利特的烟斗并不是要消除对立,相反是制造矛盾,是构建然后拆散,这是模糊的不安,这是魔法般的创作和命名。

这是纸张里游戏,图形诗譬如阿波利奈尔的《烟》和《康乃馨》,它们在一种符号里穿梭,它们表达如烟斗般的意义,而这种游戏也是可以鉴定的,比如在目光所见的阅读和“看”中,它们呈现的是一种图形,但是我拿起扫描笔,鉴定的结果是每一个字母都可以被扫描成简单的句子,所以他们是文字的组合,不是图形的绘制,它们并没有拆解开来,它们就是线条和符号,但是所有的线条和符号都是文字,都是字母。

而这种用技术扫描的方式揭开的游戏秘密,当然也像是第二个版本的烟斗,牢牢固定在画布上,固定在从“就是”到“像是”的画作上,这是一种确认,但不是是对于相似性的确认,是一种移动和交换,将烟斗从画作中移到正在绘制的画布上,有三脚架,有地板,还有那只画好的烟斗,是”这不是一只烟斗“的注释,这是马格利特的分离做法:打破相似和确认的联系,“明确它们的不同,让一个在另一个不在的情况下表演,保持属于绘画的东西,清除最接近话语的东西;把相似的不确定性继续延长到尽可能远,但从中抽掉旨在说明它像什么的各种确认。”这像是《再现》、《移印画》一样,不是相似性的复制,是摧毁仿效的意义,而“所有这些画面上,掠过了没有由任何参照求物确定的仿效,是既无出发点又无支撑物的移动。”

没有出发点,也没有支撑物,画作是在消灭命名的意义,从“这是一只烟斗”的图形,到“这不是一只烟斗”的说明,到最后可能是:“任何地方都没有烟斗。”而在简单的和人为的不确定之后,或者还有一只不以自己为相似性和仿效物的烟斗,它在《启示的字母》里,大木框被分割成两个部分,一边是烟斗、钥匙、叶子和酒杯,而且还有一道裂缝,里面似乎正藏着秘密,空洞的秘密。而另一块木板上,是无法梳理的绳子,缠绕起来,无法辨认的图形,福柯说里面可能有冠词LA,LE,而这“没有块面,没有名称,不成体的形状”,以及空空的剪影,是另一幅画中消失的物,这是秩序的背叛,还是在空洞的痕迹里寻找解构的线索,那烟斗的剪影似乎并不在文字的上面,也不在画板上,而“启示的字母”只是解不开的绳索,只是一个被分割的物。物的消失,词的消失,当最后看是不是也会消失?

所以当仿效远离,一切的意义都不可复制,而在那没有人的画布面前,三脚架子已经不稳了,而画框也在解体,最后摔在地上,字母散开,启示的意义也和字母无关,而那只烟斗呢?1926年的烟斗,或者1968年的烟斗,马格利特或者福柯,画或者文,就像“烟斗”一样,可能“破碎”,而在“Campbell,Campbell,Campbell, Campbell”的字母里,那些“共同的场所——平庸的画作或者日常的课程——消失了”。

游戏的终结

编号:C63·2130220·0943
作者:【阿根廷】胡利奥·科塔萨尔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2年05月
定价:20.00元亚马逊16.00元
ISBN:9787020089826
页数:200页

《动物寓言集》、《跳房子》、《万火归一》之后,胡利奥·科塔萨尔依然以一个叼着烟的形象出现在我的阅读视野里,而《游戏的终结》是他的早期短篇小说集,其中的故事延续了科塔萨尔早年的幻想小说特征——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精致的封闭结构,先驱性的主题,梦魇般的离奇画面,以及对存在主义及人性的初步探讨。“我知道,这样的故事没有人用西班牙语写过,至少在我国是这样。我国有另一类故事,博尔赫斯的故事是令人赞叹的。但是我写的是另一种。”科塔萨尔将自己和博尔赫斯做了区分,但也看出了他天才的自恋和严苛的自律集于一体。萨拉马戈在评价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时说:“从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简单寻常的事件出发展开叙述,其中每一个词都在悄然扭转表面上的正常,渐渐抵达一个完全超出意料的情境。”超乎意料是在常规之外,在现实之外,那是一个人的迷宫,一个人的游戏,“仿佛在热恋中。”幻想的小说世界里,住着科塔萨尔的美丽情人。


《游戏的终结》:我总是梦见自己醒着

热烈的言语在书页间如毒蛇般疾速地穿行交错,一切都仿佛是早已注定。
——《公园续幕》

“早已注定”的是“前几天便开始看的那本小说”,或者是男人和女人在山上茅屋的最后会面,这是时间的游戏,关键词里连接着“几天前”、“那天下午”以及“晚风”,而被目睹的是“天开始黑了”的分别;这也是情境的游戏,一个人的庄园、书房、落地窗和栎树,对照着男人和女人的下流勾当和流血的爱抚。他不说话,他们不说话,游戏仿佛是那个将人分开的任务,往北去的小径和反方向的小路,而且还“回头看了一眼”,看一眼是追逐那远去的背影和长发,以及“早已注定”的结局?还是又把一个忘我读小说的人拉回到书本之外的现实里?

总之之前是背对着门,“因为看着门就似乎意味着会有什么东西突然闯进来,这会让他不痛快。”而那条分叉的小径宛如“在书页间疾速地穿行交错”的毒蛇,一下子让人感到热烈、痴迷和危险,男人其实在门外,上了楼梯,穿过两个房间,最后在书房门前停下,“于是他手握匕首,看到落地窗外的光线,看到绿色天鹅绒扶手椅的高靠背,看到扶手椅上那正读着小说的男人头颅。”而接下去,一定是另一种热烈、痴迷和危险,分叉的小径连接着他和他,没有了她的现场是不是一定没有了勾当和分别,没有了受伤和流血,没有了书页和匕首?

“一切尽在盘算中:不在场的证明、意外的情况、可能的错误。”但是哪里来的公园?哪里来的续幕?或者“续”之前谁在那里,“续”之后他和他又经历了什么?这是背对着门和面对着门的游戏,那中间没有隔着一本书,是一个活着的头颅,而门是不是唯一的进口?早已注定的故事里,谁又会一直站在门的两边?

这里的门和那里的门,现实的门和虚构的门,以及面对的门和背对着的门,始终在书页间寻找一个通道。这个通道或许是一扇厚实的墙壁,是通向另一个房间的“暗门”,里面有一个小孩的哭声,传过来,使佩特隆在睡梦中醒来,又像是一个没有醒的梦,宾馆的经理说,隔壁只住着一个单身的女人,单身是不带孩子的哭声的,但是夜晚这哭声却如此强烈,从那啥暗门里传来,那么这是一出戏,“一场毫无道理的、可怕的、荒唐的游戏”?但是当第二天女人离开,佩特隆不知道谁是真实的谁在欺骗他,“这寂静、这哭声、这安慰,这是在这日夜交替时分唯一真实西,却用令人无法忍受的谎言来欺骗他。”而且可怕的是,他开始想念孩子的哭声,而就在夜晚,那暗门里又传来了哭声,微弱但不可能听错,这是真实的梦?他或者会害怕,或者会深夜逃离,但是最后他从那从来没开的暗道里知道,“那女人并没有说谎,她轻声安慰那孩子,她希望孩子安静下来让人们睡个好觉,她并不是在惺惺作态。”

其实暗门一直关闭,也没有背对着着会有东西闯进来,但是如果不是谎言,那是不是也是一个早已注定的梦?或者那哭声是自己的,梦中的自己?只不过在不是梦境的现实里,那个宾馆的经理堵住了那扇门。当然,被堵住的还有蚂蚁洞口,卡洛斯叔叔带着的灭蚁器里有着毒药罐,而用毒药灌杀死蚂蚁就必须堵住所有可能的洞口,或者是真的蚂蚁洞,或者是其他动物的洞,而毒药的作用是在封闭的洞里毒杀所有的东西,除了蚂蚁,还有植物,还有孩子们的懵懂,那个盖子上的骷髅头标志提醒着存在的危险,而我对莉拉有着不一般的情谊,却嘲笑妹妹对雨果的感情,嘲笑隔壁内格里三姐妹。但其实那一支漂亮的孔雀羽毛将所有的危险都变成了现实,这是雨果送给莉拉的,莉拉也是满心欢喜并且引以自傲,而我就好像被困在那个危险的洞里,被堵住了,充满了危险,但是这危险也是另一扇门,推门进去就像看见背对着的门的那个男人的头颅,就像听见暗门里传来的哭声,早已注定的梦境摧毁了谎言,“毒烟会彻底地熏遍蚂蚁洞,杀掉所有的蚂蚁,家里的花园中一只活口都不留。”

这是游戏,这是报复,因为梦境和现实如此决然地被谎言分开了,真实的门从来就没有打开过。因为门被关闭了,所以只剩下了谎言,只剩下了远离真实的“说”。这是《迈那得斯之夜》里的那个座位,“我总是建议我朋友们千万别坐第十三排,因为那里仿佛有某种气流漩涡,乐音传不进去”,乐音传不进去所以你听到的是吵闹,是争论,是“激情表达”,甚至只是“献礼行动”。这也是《基克拉泽斯群岛的偶像》,那小雕像可能只是一个复制品,他们一模一样,无人能分辨出谁是真品,而且雕像也不会“说”出真相,索摩查将手“轻轻地放在她的乳房和腹部上”,这是无限接近的真相,但是另一只手,“再往上摸至那并没描出的嘴”。嘴没有描出,当然更不会说出可能的真相,所以最后索摩查死的时候,只能“低哑、惊恐地尖叫”。而更危险的真相还在后面,“他已全身赤裸,这时他听到计程车的声音,听到特蕾丝的声音引领着笛子的乐音,他关上灯,拿着斧子在门后等着,他一边舔着斧刃一边想着,特蕾丝真是准时极了。”没有现场的说,似乎就没有现场的真相,一切都被覆盖了,一切都是传说,而《饭后》的那些信件或许在弥补这不可言说的真相,费德里科·莫赖斯博士和阿尔维托·罗哈斯博士,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洛沃斯,他们也隔着一扇门,也隔着时间的游戏,费德里科·莫赖斯博士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寄给阿尔维托·罗哈斯博士邀请聚会的信却比阿尔维托·罗哈斯博士寄给费德里科·莫赖斯博士的信迟了一天发出,而第二封信“才刚开始写一段”,信又收到了,看起来“在本月三十号在我家一聚的本意”并没有因为这颠倒的秩序而改变,但是信件总是不在现场的“说”,总是离现实很远,在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八日阿尔维托·罗哈斯致费德里科·莫赖斯的信里, “刚刚从广播短报里听说路易·福内斯自杀了”。而费德里科·莫赖斯在信中写到:“为哀悼我的朋友路易斯,福内斯的过世,我已经决定取消原定于本月三十日进行的聚会。”

被安排的聚会,被取消的聚会,它们都在那些来往的信件里,这是“说”的另一种方式,但从来都没有抵达过真相,在信件中还有争执、猜疑,甚至咒骂,所以信件所构筑的不是面对面的现实,那是一扇随时可以取消而关闭的门。同样是纸上的言说,在《游戏的终结》里,那是孩子们的世界:“铁路的一个大弯道正好在我们家屋后的土地前拐过,那里除了路基、枕木和双轨,再没什么东西。”而这“荒野之城”也是“我们游戏的重地”。游戏是装扮成虚拟的雕像,然后“等待从蒂格雷开来的两点零八分的火车”。而在游戏的过程中,那张从火车第二节车厢里扔下来的纸条则打开了孩子们另一个游戏的门:“雕像都很美。我坐在第二节车厢的第三个窗户边。阿里埃尔·B”。阿里埃尔·B是谁?一个过客,还是一个关注的人?或者是我关于火车噩梦里的陌生人,但是这扇门也仅仅是纸条上的一个假设,甚至当阿里埃尔出现又说明了什么?一切都是从纸条开始,也将从纸条结束,孩子们的梦里有着入侵者的游戏,而最后那扇门也被关闭了:“列车来时,我们毫不意外地看见第三扇车窗里空无一人,我们半是放松半是愤怒地微笑着,想象着阿里埃尔坐在车厢的另一侧,在他的座位上一动不动,他灰色的眼眸看着河水。”

空无一人的车窗里,是拒绝的门,是拒绝的言说,是拒绝的现实,一切充满了未知,充满了“早已注定”的结局,被关闭的门,被取消的说,那么真相和现实又在哪里体现?而这无疑打开了科塔萨尔内心的那扇门,这里是梦境,这里是虚构,这里是对现实的背叛,也是对自我的回归,在《毒药》的梦里,“我无比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是醒的,而那个梦坏就坏在我总是梦见自己是醒着的,梦见自己是真的在飞,梦见以前是做梦但是这一次是真的,当我醒来时,那就好像是摔到了地上。”只有真正醒来,才是现实破碎的时候,那么何不在自己编织的梦里,这梦能看见自己醒着,能看见那些现实,甚至能看见真相。只有梦境中,置换才会变成可能,不在场又能说明什么,这是一条自我拯救的捷径。

所以,在《水底故事》里,溺死者卢西奥成了我,他“最隐秘的渴望都被偷走了”,而找寻到的唯一办法是他成为了我,“我需要一个这样的地方,你做了一个属于别人的梦。”在置换中,梦会完成它的真正情境;而在《一朵黄花》中,我进入了那个康布罗纳路上一家风味餐馆里讲述的故事中,卢克变成了重生的我:“卢克就是我,就是我的小时候,但是您别把他想象成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倒不如说他是一个相似的镜像。”因为这样的置换,也就“不存在必死的天命,我们都是不死之身”。这是抵达虚无的意境,没有那一朵花却是在寻找自己。而在《美西螈》里,我自然成了在水族槽里的美西螈,“从一开始,我就明白我们是息息相关的,我知道有某种东西虽然完全失落了,虽然无比遥远,却仍然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用观者的我来承担那属于动物的“无言的痛苦、水底的酷刑”。而在玫瑰色石头般的外表下,“每一只美西螈都在像人类一样思考”。

时间、场景、人物,都在一种梦境中被置换,所以我是卢西奥我是卢克我是美西螈我是一切的梦,而是打开的一扇门,这是醒着而被听见的言说,就像“麻鞋乐队”的演出的剧院,一切都是在远离真相和自我,这里有谎话连篇的节目单,有不合时宜的观众,也有大部分成员都是充数的假乐队,有荒腔走板的指挥,还有装装样子的列队行进,甚至还有格格不入的他自己,但是正因为这些谎言和不真实,这些欺骗和格格不入,所以在那一刻会突然“撞见”现实,“他对现实惊鸿一瞥,却以为那是假象,其实那才是真切的,是他现在已经看不到的真实。他刚刚目睹的就是真相,是对假象的揭露。”

这是不可理喻的现实,这是充满危险的现实,这是不敢说被关闭着门的现实,而在这种颠倒的秩序中,虚幻却又变成了心中的真相,是一切早已注定的结局,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说:“在科塔萨尔的世界中,虚拟游戏摒除了成人活动的严肃性。小说人物以游戏为避难所,藉此逃离自身所在的那个不可理喻、荒谬且充满危险的世界。确实,他创作的人物常以游戏自娱,但在许多情况下那是危险的娱乐,使他们被排除于周边环境之外,有时甚至遭遇精神错乱或死亡的威胁。”是的,游戏并不是真正的逃离,梦境总会最后消失,不可理喻、荒谬和危险从来没有消失过,那扇门只是一个通道,但最后还是被堵上,还是背对着门,还是有着可怕的死亡:“会害怕并不奇怪,在他的梦境中,恐惧无处不在。”即使是一件套头衫,也会在一个人的世界里成为推向自我毁灭的凶手,被缠绕的手,看不见的眼睛,在十二层大楼里,那扇门窗是开着的,通向外面,也同乡了坠落的死亡:“他直起身子逃向另一方,逃向一个没有手、没有套头衫的地方,那里只有呼呼作响的包围着他、陪伴着他、爱抚着他,还有十二层楼。”

“你看着,从明天开始,游戏结束了。”只是在现在你看不见未来看不见明天,即使醒来,我们也是仰面朝天,双目紧闭。

万物静默如谜

编号:S38·2130126·0942
作者:【波兰】辛波斯卡 著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2年09月
定价:26.00元
ISBN:9787540457228
页数:201页

“每个开始/毕竟都只是续篇,/而充满情节的书本/总是从一半开始看起。”有时候,很难对“静默”的万物一见钟情,而2012年2月的一个晚上,当辛波斯卡溘然长逝的时候,那本书或者真的只有一半了。甲虫、海参、石头、沙粒、天空;安眠药、履历表、衣服;电影、画作、剧场、梦境等等,在这些静默的万物中,辛波斯卡似乎找到了深藏其中的诗意,用笔让它们焕发出新的诗意,让人们重新认识生活中常见的事物。“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代最为迷人的诗人之一”、“《洛杉矶时报》年度最佳图书,作品曾被收入国内高中语文教材”……这腰封上的注释,其实已经将日常生活的“万物”隔离开来了,只有“辛波斯卡”的名字如谜呈现。这里收录的75首诗歌,包括激发知名绘本作家幾米创作出《向左走,向右走》的《一见钟情》,收录高中语文教材的《底片》,网上广为流传的《在一颗小星星下》被选入韩寒杂志“一个”的《种种可能》等等。


《万物静默如迷》:既无单数也无复数的浪花

噢,甜美的短歌,你真爱嘲弄我
因为我即便爬上了山丘,也无法如玫瑰般盛开。
只有玫瑰才能盛开如玫瑰,别的不能。那毋庸置疑。
——《企图》

是的,那封面盛开如艳的花真的不是玫瑰,宽阔的叶面和怒放的花朵,在灰色的调子里吟唱,但是“万物静默”,听不到那盛开时的声音,默默如被“嘲弄”一般,所以,不管是“爬上山丘”,还是“企图长出枝叶”,蜕化成玫瑰都是一种“无情”的遐想而已,甚至也只是无法抵达的“企图”。“只有玫瑰才能盛开如玫瑰”,而封面里的那个暗喻只是走向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体:

甜美的短歌,你对我真是无情:
我的躯体独一无二,无可变动,
我来到这儿,彻彻底底,只有一次。

这便是辛波斯卡,她的名字后面是一串有关纪念的数字:1923-2012,中间的连接号是过程,是生命,是成为玫瑰的“企图”,是“只有一次”的彻彻底底的躯体。2012年2月,辛波斯卡溘然长逝,而在一周年的纪念日,在封面那朵不是玫瑰的盛开中,仿佛读到了那些无情的“甜美短歌”。或者阅读也是一次中间插着连接号的过程,从过年之前打开而合拢,到过年之后再度翻阅,被停顿的过程里是一个时间的段落,或如生命一般。而阅读的体验,对于我来说,也是在接近辛波斯卡的一次企图,玫瑰如玫瑰,而“我即便爬上了山丘”,即便长成树丛,也不是真的接近了辛波斯卡玫瑰的世界。

《企图》,诗集里的第一首,收录在1957年的《呼唤雪人》之中。而对于辛波斯卡来说,这样的“企图”,这样不是玫瑰的玫瑰,却开在她的一生里,那“彻彻底底,只有一次”的“甜美的短歌”一直在生命中响起,“我就是我。/一个令人不解的偶然,/一如每个偶然。”2002年出版的诗集《瞬间》里的这首《在众生中》,依然能感受到对于生命的某种偶然情愫,而这种“令人不解的偶然”不是她的无奈,也不是宿命,是众生之中寻找到的个体意义,“我也没有选择/但我毫无怨言”不是逃离离群的努力,而是做一个“截然不同的人”。这是回归自我,回归生命的表态。而这“一无惊奇而言”的我,也一如“植物的沉默”:“以自己的方式了解一些东西”,那种生长的自然状态或许是辛波斯卡的一生都在寻找的。

其实对于生的“企图”,对于死也一样只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在《墓志铭》里,辛波斯卡也是用淡然地笔触为自己写下了人生的总结:

这里躺着,像逗点般,一个
旧派的人。她写过几首诗,
大地赐予她长眠,虽然她生前
不曾加入任何文学派系。
她的墓上除了这首小诗、牛蒡
和猫头鹰外,别无其他珍物。
路人啊,拿出你提包里的计算器,
思索一下辛波斯卡的命运。

用计算器“思索一下辛波斯卡的命运”,这似乎显得很无情,那短歌也仿佛没有声响,那玫瑰更是一种传说而已,“逗点般”的旧派的人,不加入任何文学派系,墓地里也只有“小诗、牛蒡和猫头鹰”的静默万物,命运到最后也只是一串数字而已。但是这样的短歌,这样的人生和自我,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辛波斯卡的自我认同?“在我仓促的人生中,如此急促/却被永远搁置。”这或许是在“植物的沉默”中,偶然闪现的一丝无奈,甚至不妥协,而这种“永远搁置”的遗憾在辛波斯卡的命运轨迹和诗情中似乎能找到一些痕迹。

诗集《万物静默如谜》收录的是1957年至2002年的诗作,而延至一九五二年出版,名为《存活的理由》的诗集并未收录,那时波兰共产党政权得势,主张文学当为社会政策而作。辛波斯卡于是对其作品风格及主题进行全面修改,而这样的修改对于辛波斯卡来说,越来越远离自我,远离生命和诗歌的意义,未被收录或许就是一种拒绝的态度,而在其他诗作里,一样可以读到辛波斯卡对于现实的无奈。现实是什么?现实是《布鲁格的两只猴子》里“用叮当作响的轻柔铁链声”;现实是的“手输给了手套。/右脚的鞋打败了右脚。”的《博物馆》;现实是“内在背离你”没有门的石头;现实是“气味让我反胃”的医院;现实是一只隐形的手“一把抓向我的喉咙”的剧场;现实是“透过窗帘的缝隙/窥探外面的街景”的“色情文学”……

现实是现实,现实也是历史,现实当然是不在场的一种日期而已,在《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六日》里,不再引起共鸣的日子“诸如此类”,而“我当时潜藏于何处,/隐匿于何处?/在自己的眼前消失/可是相当不错的幻术。”这是消除历史某种证明和在场的努力,是自我逃避的开始,也是对于宏大的叙事的不屑,“比思想更淫荡的事物”充斥着,而每个人似乎也没有了自己的方向,“每个人交合的只是自己的双腿”,所以在更多意义上,辛波斯卡是害怕现实的淫威,是《有些人》里的那个世界,有枪响,有飞机,有敌人,“有些人逃离另一些人。/在某个国家的太阳/和云朵之下。”在她看来,这个世界应该是透明而简单的,如植物的沉默一样,没有太多的肮脏、淫荡和压制,世界“无非是整整一秒钟”。甚至历史也只是每一个人有关的童年,在《希特勒的第一张照片》里,便把那个独裁者的童年描绘成一个简单而充满善意的初点,是可爱的小天使,是妈咪的阳光,是甜心宝贝,“这里听不见狗吠声或命运的脚步声”,而这一切在历史那里却变成了另外的模样,“历史老师松开衣领/对着作业簿打哈欠。”

在辛波斯卡看来,这又是另一种“企图”,是用历史绑架现实的企图,是用恶绑架善的企图,是叶子绑架玫瑰的企图,是“人物是捏造的,急促是虚拟的”的企图,而她一定是要告别这样的沉重,告别这样的压制,告别这样的嘲弄,对于她来说,世界就是一粒沙一样的存在,“它存在于这个世界,无色,无形,/无声,无臭,又无痛。”,而自我则是浪花,“对浪花本身而言,既无单数也无复数”:“它们听不见自己飞溅于/无所谓小或大的石头上的声音”,浪花只是浪花,只是一种存在,一种不因时间而改变的世界原态而已,而既无单数也无复数,就是即不在众生之中,也不在孤独的自我里。

这是人类寻找自我的实践,辛波斯卡是一粒沙看到的世界,是浪花的飞溅,是逗点般的人生,所以“他不太能分辨梦想与现实,/仅能勉强弄清他便是他(《一百个笑声》)”他便是他,浪花便是浪花,而那个曾经想建立的思想岛屿也只是一个“乌托邦”,是一个“寓言”:“既不会太晚也不会太远。这个名叫‘这里’的岛屿无处不在。”这是第三个渔人的话,而”这里“便是此在,便是生命的意义,便是没有单数也没有复数的浪花,那么就抛弃那些病态的医院,充满杀戮的剧场,让自己成为人类的失物:“一个暂且归属人类的独立个体,/昨天遗忘在市区电车上的不过是一把雨伞。(《失物招领处的谈话》)”在这里,“我的兄弟姐妹都死了”,那些建立起来的关系和现实都幻灭了,而剩下的就是“我体内的一根小骨头陪我欢度纪念日”。

一把雨伞支撑起没有欲望,没有压制,没有历史的自我,那是没有差别的植物,那是无处不在的天空:

即使最高的山
也不比最深的山谷
更靠近天空。
任何地方都不比另一方拥有
更多的天空。

辛波斯卡(1923-2012)

天空之于天空,就是自我之于自我,没有分别,没有昨天和今天的历史困扰,没有现实和理想的企图,“我早该以此开始:天空。/一扇窗减去窗台,减去窗框,减去窗玻璃。/一个开口,不过如此,/开得大大的。”一个开口,却是另一个大大的天空,世界也只是一种容纳,而辛波斯卡恢复一个人的诗意,而回归到“彻彻底底,只有一次”的人生,回归到“一如每个偶然”的自我,她便是走向了“一群人”的反面,成为“在众生中”的叛逆者。而这种自然意识、自由意识,对于辛波斯卡来说,则是对于玫瑰的无限接近,在这里有爱情,有自由,有诗歌。

一个女人的爱,是“一个女人的画像”:“她若非爱他,便是下定决心爱他。”而在《家族相簿》里,她说:“我的家族里没有人曾死于爱情。/令人欣慰的是,他们都死于流行性感冒。”这是对于一种家族宏大历史的反叛,而归于爱情的永恒,是“下定决心爱他”的毅然决然。在辛波斯卡的诗里,爱超越了很多东西,包括政治、历史和种族,在《越南》里,是和越南妇人的对话,所有关于名字、出生、害怕、战争等的问答,都是同一个答案:我不知道。而在连续九个不知道之后,最后的问题是:“这些是你的孩子吗?”回答是:“是的。”否定和肯定,是不是女性对于一种爱的坚持,但也是对于那些爱的缺失的无奈。爱是脆弱的,在《金婚纪念日》里,辛波斯卡描述了一对金婚爱人的行尸走肉的生活:

这两人谁被复制,谁消失了?
谁用两种笑容微笑?
谁的声音替两个声音发言?
谁为两个头点头同意?
谁的手势把茶匙举向两人的唇边?
谁剥下另一个人的皮?
谁依然活着,谁已然逝去
纠结于谁的掌纹中?

活着和逝去,身体和爱情,以及“性别模糊,神秘感渐失”的无奈,当所有的激情消失,剩下的或许都是“被褪成了白色”的生活。所以在这个爱情渐渐消失的生活中,辛波斯卡要唤回的仅仅是一种存在着的状态,一种最原始的力量,万物静默的背后,则是生命的意义。在她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中说:

在不必停下思索每个字词的日常言谈中,我们都使用“俗世”、日常生活”、“事物的常轨”之类的语汇……但在字字斟酌的诗的语言里,没有任何事物是寻常或正常的——任何一块石头及其上方的任何一朵云;任何一个白日以及持续而来的任何一个夜晚;尤其是任何一种存在,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存在。

任何一种存在都是生命的意义,不管是单数还是复数,不管是叶子还是玫瑰,都是抵达一种意义。而对于辛波斯卡来说,抵达意义的方式则是诗歌,“当代诗人对任何事物皆是怀疑论者,甚至——或者该说尤其——对自己。”怀疑就是抵达,抵达善,抵达我,“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而这种荒谬一方面是消除现实的无奈,另一方面却是构筑在“众生”视野之外的自己,写作是一种喜悦,在书写的森林里抵达爱的终点,“那么是否真有这么一个/由我统治、唯我独尊的世界?/真有让我以符号的锁链捆住的时间?/真有永远听命于我的存在?(《写作的喜悦》)”,而这是一种“保存的力量”,是“人类之手的复仇”。而写作的终极目的也就是接近现实,接近自我的存在,和妹妹“全部的文学作品都在度假的明信片上”不一样,诗歌里的那股“在亲人间掀起可怕的旋风”是间离着家族历史,而这正是一种可贵的荒谬,一种被称为“这里”的岛屿,所以在《我们祖先短暂的一生》里,那个不管是家族还是自我,都是人生之一种,都是“无论有多长,始终短暂”,甚至“短得让你来不及添加任何东西”。

不添加任何东西的人生也就是返回一次偶然,成为彻底的一次,而高贵的玫瑰依旧在那里开放,甜美的短歌再次响起,只是诗人已逝,“原谅我,虽然你已成为标本”,那岛上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的乌托邦,只是一个人的浪花,只是一个人的天空。

酉阳杂俎

编号:C21·2130126·0941
作者:[唐]段成式 撰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2012年08月
定价:18.00元
ISBN:9787532563166
页数:183页

《酉阳杂俎》有前卷20卷,续卷10卷共6篇,篇目包括:忠志、礼异、天咫、玉格、壶史、贝编、境异、喜兆、祸兆等,内容涉及仙、佛、鬼、怪、道、妖、人、动、植、酒、食、梦、盗墓、预言、凶兆、雷、丧葬、刺青、珍宝、政治、宫廷秘闻、八卦谈资、科技、民风、医药、矿产、生物、超自然现象、壁画、天文、地理,可谓包罗万象。在记叙志怪故事的同时,《酉阳杂俎》还为后人保存了唐朝大量的珍贵历史资料、遗闻逸事和民间风情。有《津逮秘书》、《学津讨原》、《湖北先正遗书》、《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等,均为30卷,内容“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徵引”(《四库全书总目》)。作者段成式,《新唐书·段成式传》称段成式“博学强记,多奇篇秘籍”,因而以家藏秘籍与酉阳逸典相比。其书内容又广泛驳杂,故以《酉阳杂俎》为名。


《酉阳杂俎》:饱食之暇的唐朝逸典

黑夜里有梦,有影,有不见的北斗,而在1200年前的晚唐,又多了一个魔鬼般的传奇故事,而那个叫段成式的人就坐在茫茫黑夜中,独自沉思,又独自实践,自得其乐。而作为儒生之一,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用一种志怪和珍异伪装着自己,在一个诗歌盛行的时代,似乎只有他瞥见了那闪烁在暗处的奇光。

暗处也是1200年之后的情境,也是黑夜,也有影,有梦,还有那30卷的笔记,“历代笔记小说大观”并不是黑暗中那闪烁的奇光,在某一页的右上角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或者符号也不是,只是记号而已,而那《酉阳杂俎》的名字似乎穿越了迷雾,从千百年的过往中一下子闪现出来,如此突兀,甚至让人不敢捧读。每一个文字都是符号,每一个文字都是黑暗中奇异的光,而每一个文字都还在旧时的光阴里,没有注释,没有解读,也没有现代文的翻译,一切仿佛都是原始的,像穿越历史之后的黑夜,一如以前那样,有人端坐在那里,逃离诗歌,却怡然自得。

主流之外,那个叫段成式的名字或者也是一个符号,撰者也只是搜罗而已,但是那奇异的文字里还住着一个“成式”的我,也是带着面具,在唐朝的黑夜里穿行,蜀有道士阳狂的异人故事是“成式见蜀郡郭采真尊师说也”;大历中荆州有术士的故事也是“成式见寺僧惟肃说”,只是“忘其姓名”。这是听说而记之。而“蜀有费鸡师鸡祭”的故事则是“成式长庆初见之”,故事已经陈旧,而那个费鸡师也“已年七十余;在扬州“石曼有奇术”,也是“成式数年不隔旬与之相见”,这是亲见。除听之见之,还有实践,“道士郭采真言,人影数至九。”所以“成式常试之”,只不过人影并非是九,而是“至六七而已”,“试之”当然有着一种不相信的怀疑,或者也有一种娱乐的态度。

而这种既听之见之,又能试之的传奇,对于一个怀有荒唐激情的儒生来说,则是一番新天地,“固服缝掖者肆笔之余,及怪及戏,无侵于儒。”也就是这样来讲鬼怪故事,其实并无伤大雅。无伤大雅也是一种伪装,要知道在那个时代来说,传奇也只是“小说”之流,而正统文学却是那些诗书,那些史书,那些子集,所以这鬼怪故事不登大雅之堂,“无若诗书之味大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也。”最多也只是佐料般的小菜而已,只是“饱食之暇,偶录记忆”而已,也就是说,千万不要把这些东西当做大餐,而影响一个时代的食欲,“号《酉阳杂俎》,凡三十篇,为二十卷,不以此间录味也。”饱食之暇,当然不是为了美味,所以在段成式看来,这“志怪小说之书”的三十篇也只能谦之为“固役而不耻者”。

“不耻”当然是一种胆大的尝试,而对于段成式来说,这就是一种伪装,在如此“盖棺定论”之后,他则可以任凭自己的感觉而不顾及身份,而他当过秘书省校书郎,官至太常少卿的经历也使他得以浏览浩瀚的皇家藏书,又因为迭任刺史,行万里路,听了无数奇闻异事、流言蜚语。所以听之见之和试之的故事边辑录而成书,仿佛在想象的虚构中和那些圣贤、大儒和史家对话,和那些妖魔鬼怪奇人异士对话,和天地之间的众生对话,一切是人的黑夜,黑夜的美妙、迷狂、恐怖和神秘,人在黑夜里放纵的怪癖……

书名“酉阳”也是一个虚幻之境,酉阳,相传山下有石穴,中藏书千卷,而秦时有人避乱隐居学习於此,梁元帝为湘东王时,好聚书,赋有“访酉阳之逸典”语。所以段成式取“酉阳”之名也就是要书写唐朝的逸典,而《新唐书·段成式传》称段成式“博学强记,多奇篇秘籍”,所以将家藏秘籍与酉阳逸典相比,内容又广泛驳杂得多。而“杂俎”之名,当然是为了做出特别的味道,既非大羹,也非醯醢,却能在黑夜中品味出特殊的味道。这特殊在于体例,忠志、礼异、天咫、玉格、壶史、贝编、境异、喜兆、祸兆、物革、诡习、怪术、艺绝、器奇、乐、酒食、医、黥、雷、梦、事感、盗侠、物异、广知、语资、冥迹、尸穸、诺皋记、广动植、贬误、寺塔记等,分类编录,内容涉及仙、佛、鬼、怪、道、妖、人、动、植、酒、食、梦、盗墓、预言、凶兆、雷、丧葬、刺青、珍宝、政治、宫廷秘闻、八卦谈资、科技、民风、医药、矿产、生物、超自然现象、壁画、天文、地理,可谓包罗万象。而其实很多隐僻诡异篇目的命名都是段成式的独创,如记道术的叫《壶史》,钞佛书的叫《贝编》,述丧葬的叫《尸穸》,志怪异的叫《诺皋记》等等。

《礼异》中的使节、婚嫁、妇人等礼仪,《玉格》中的治所、鬼官、罪簿、仙药、符图,《贝编》中的青出死、黑绳、号叫、焦热、八寒等地狱,都像是某种知识的普及和传播,里面有趣味的知识性,但是对于段成式来说,仅仅记录那些知识并不是目的,而是知识后面的珍异,比如说到动植物,也是广纳各种传说,“成式以天地间所化所产,突而旋成形者樊然矣,故坎《山海经》、《尔雅》所不能究。” 这是超越,这是突破,“因拾前儒所著,有草木、禽鱼未列经史,或经史已载事未悉者,或接诸耳目,简编所无者,作《广动动植》,冀掊土培丘陵之学也。”再看看那里面的记载:“鱼满三百六十年则为蛟龙,引飞去水。”“鸟有四千五百种,兽有二干四百种。”“木再花,夏有雹。李再花,秋大霜。”甚至这些动植物和人类的生活存在着某种暗示:“鸡无故自飞去,家有益。鸡日中不下树,妻妾奸谋。”“鹊巢中必有梁。 俗言见鹊上梁必贵。”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段成式是在创造着一个世界,这是伪装着的世界,这是儒生之外的世界,第一篇目就写《忠志》,从前朝和当朝的皇帝开始记述,而这些真龙天子也都是能人,“如写高祖的精奇悍勇:“隋末,尝以十二人破草寇号无端儿数万。又龙门战,尽一房箭,中八十人。”这是正史所不存的。还有太宗“击碎连环,毁掉鹊巢”,高宗“乱画满纸,角边画处,成草书敕字”,则天“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子,引之长尺余。”而武则天相关的是骆宾王的故事,他的《讨武曌檄》传到武则天手中:“则天览及‘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抔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不悦曰:‘宰相何得失如此人’。”堪称神来之笔。

从《忠志》开始,底下的民间奇士就容易写了,所以在大量的篇幅里描写了各地的传说故事,各地的风土人情,勾勒了一个另类的晚唐市井,比如婚嫁丧葬,酒食物革,在《黥》篇章里为我们描绘了晚唐纹身文化的图景,一般来说,刺字纹身也都是街肆恶少,比如有个叫张幹的,“札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阎罗王’。”大都是主流之外的贼人或者好斗之人,但也有喜书的人,比如荆州街子葛清,“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这是一种文化崇拜,“凡刻三十余首,体无完肤”,活脱脱一个“白舍人行诗图”。除此之外,也还有当官的,黔南观察使崔承宠“遍身刺一蛇”。当然,除了男人,也有女人,房孺复妻崔氏就比较喜欢这样的打扮:“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烧锁梁,灼其两眼角,皮随手焦卷,以朱傅之。”而其实,刺字最本质的意义是刑罚一种,“周官,墨刑罚三百。《汉书》:除肉刑,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而到了晚唐,这种刑罚慢慢变成了一种时尚文化。

当然,这些知识性、趣味性的奇风异俗和风土人情在段成式的书里是一道比较阳光的风景,但是作为志怪小说的代表,毕竟需要迷狂、恐怖和神秘,而在他的笔下,那些鬼怪故事并没有什么意义指向,也不求因果报应,赤裸裸,而且冷冰冰,让每一个黑夜显出诡异的色彩,从僵尸类、画皮类到不明因果的怪事,随处可见,这也为《酉阳杂俎》增添了阴森恐怖的味道。有一个喝了酒的王生,不小心从床上掉到地下,竟有巨手伸出,将他拉入地中,“妻与奴婢共曳之不禁,地如裂状,初余衣带,顷亦不见。”一个人就这样活生生地消失了,没有原因,只有怪异,而“并力掘之,深二丈许,得枯骸一具,已如数百年者。”活人变成了几百年的枯骨,实在让人惊心。又如,夏夜的白衣老人,看见床前有婢眠熟,“因扼其喉,咬然有声,衣随手碎,攫食之。须臾骨露,乃举起饮其五脏。”实在血腥。

“所涉既广,遂多珍异,以世爱玩,与传奇并驱争先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这样评价,所以说《酉阳杂俎》已经具备了传奇小说的开创意义,当然这也主要是指他对于这些奇异怪事的描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则将他的这些故事作为小说的一种代表:“其书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征引,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这”饱食之暇“而偶录记忆之事,倒成了中国文学上的异类,根据《酉阳杂俎》翻译而写成的《唐朝的黑夜》就凸显了其中的那些鬼怪故事,作者魏风华说:“在那个诗歌年代,谁会看重和留意一个奇幻恐怖小说家呢?但正是黑夜中的孤独给段成式无穷的力量,使他最终完成了《酉阳杂俎》的写作,让我们看到了华美、瑰丽、明朗之外的另一个唐朝:一个充满隐秘、诡异和恐怖事件的唐朝……”

唐朝之于唐朝,是诗歌之于传奇,是大羹之于野味,都有各自的味道,只不过在那个时代,这些黑暗、偏僻的知识而具有的“魔鬼的性质”实际上是没落王朝之下的某种民生不安,或录秘书,或叙异事,由各类知识和仙佛人鬼组成的晚唐风景,看起来“无侵于儒”,也“役而不耻”,但实际上段成式只想从现世中逃避,在文本的世界里寻找自我的国度。

博物志(外七种)

编号:C98·2130126·0940
作者:[晋]张华 等撰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2012年08月
定价:18.00元
ISBN:9787532563470
页数:162页

《博物志》辑录历代笔记小说,除《博物志》外,还包括“外七种”:穆天子传、燕丹子、神异经、海内十洲记、古今注、南方草木状、荆楚岁时记。西晋张华编撰的《博物志》为我国第一部博物学著作,共十卷,分类记载了山川地理、飞禽走兽、人物传记、神话古史、神仙方术等。《燕丹子》,古小说。作者不详。一般认为是汉代以前的作品,共3卷。全书记燕太子丹之事,以反暴秦为基本思想,歌颂了荆轲刺秦王。《神异经》是中国古代志怪小说集,一卷,旧本题汉东方朔撰。所载皆荒外之言,怪诞不经。全书分东荒经、东南荒经、南荒经、西南荒经、西荒经、西北荒经、北荒经、东北荒经、中荒经等九章。《海内十洲记》,志怪小说集。一卷。又称《十洲记》。旧本题汉东方朔撰。《海内十洲记》记载汉武帝听西王母说大海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等十洲,便召见东方朔问十洲所有的异物,后附沧海岛、方丈洲、扶桑、蓬丘、昆仑五条。《穆天子传》记述周穆王事迹而带有虚构成分的传记作品,作者不详。共6卷。前5卷记周穆王驾八骏马西征之事,后1卷记穆王美人盛姬卒于途中而返葬事,别名《盛姬录》。《古今注》三卷,晋崔豹撰。此书是一部对古代和当时各类事物进行解说诠释的著作。《南方草木状》,晋代嵇含编撰,此书记载生长在我国广东、广西等地以及越南的植物。计上卷草类二十九种,中卷木类二十八种,下卷果类十七种和竹类六种,共八十种。书中并有生物防治的记载。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植物志。《荆楚岁时记》,记录中国古代楚地(以江汉为中心的地区)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笔记体文集。南北朝梁朝宗懔撰。全书凡37篇,记载了自元旦至除夕的24节令和时俗。有注,传为隋代杜公瞻作。


《博物志(外七种)》:吉凶有征的山川位象

地以名山为之辅佐,石为之骨,川为之脉,草木为之毛,土为之肉。
——《卷一·地》

“地”在“山”、“水”之前,却又在“地理”之后,这种颇具象征意义的编排或许只是一种巧合,对于张华来说,更多的只是将“《山海经》及《禹贡》、《尔雅》、《说文》、地志”以来的著述,因为“虽曰悉备,各有所不载者,作略说”,而进行新时代的补充,但这种补充,却有着“出所不见,粗言远方,陈山川位象,吉凶有征”的目的,而一切似乎都应建立在以“博物治闻”为表象的收集整理中。

这是不是文本的一种暗号?据东晋王嘉《拾遗记》称,张华曾将完稿的《博物志》四百卷呈献给晋武帝司马炎看,司马炎认为书中“多浮妄”之语,令其删削,遂成十卷。洋洋洒洒的四百卷,或许还可以说是“博物志”,然而从四百而削减为十卷,只因“多浮妄”之语。我们不得而知这个传说的真伪,也无从确定所删减的到底是哪些部分,但是从这次删削的文本之变来看,张华在卷一的序中所说:“其土地不可具详,其山川地泽,略而言之,正国十二“也是一种遗憾,“博物之士,览而鉴焉”或者更多只是一种手册上的意义。

山川地理、飞禽走兽、人物传记、神话古史、神仙方术等,在体例上,《博物志》成为继《山海经》后又一部包罗万象的奇书,填补了我国自古无博物类书籍的空白。而这种包罗万象也是比较符合张华的身份,《世说新语·言语》称他“论《史》、《汉》,靡靡可听”,而《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则说他:“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几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天下奇秘,世所稀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治闻,世无与比。”这种“博物治闻”的优势也使其中的很多记述成为经典而影响后世。前三卷所记为山川物产,外国、异人、异俗、异产、异兽、异鸟、异虫、异鱼等,性质大略相当于《山海经》的缩写,内容部分采自古籍,又杂以新的传闻,比如“华、岱、恒、衡、嵩”的五岳,“河出昆仑墟,江出岷山,济出王屋,淮出桐柏”的四渎,“上芝为车马,中芝为人形,下芝为六畜”的药材,“橘渡江北,化为枳。今之江东,甚有枳橘”的物性。

但是这种广罗天下万物的“博物治闻”并不是为辑录而辑录,为览鉴而览鉴,在这”博物“的背后其实是以人为中心为主体的地理学,也就是这些山川草木和奇鸟怪兽的自然之物,并不是具有真正的地理意义,而只有将人的因素写入其中,阐述其中,才有了博物的意义,正如张华在卷一所说:“出所不见,粗言远方,陈山川位象,吉凶有征。”

从地开始,是“形高大者有昆仑山”,而这昆仑山就是传说之仙山:“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也。”神物和圣人仙人出现了,这“三亿三万五千五百里”的地也就有了“人”的气息,而围绕昆仑山的是八十城,中国只在东南一隅“居其一份”。而这中国之城,“左滨海,右通流沙,方而言之,万五千里。东至蓬莱,西至陇右,右跨京北,前及衡岳,尧舜土万里,时七千里。”也就是疆域和大小都在变化之中,而这种变化“亦无常”,但有着一种规律,那就是“随德劣优也”,也就是说统治者的道德是影响中国之城疆域的主要因素,所以在此后也有在”九州“中对唯独对“鲁”有“大野广土,曲阜尼丘”的记述,这是唯一提及相关的“圣人”,而这种隐含其中的“圣人观”也打开了这本博物志的序幕,在其后的“赞曰”中说:“无德则败,有德则昌。”

将君王之德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对于以儒学为中心的那个时代来说,张华的博物的方式看起来是隐蔽的,但却是一种叙述的技巧。这种将人的因素体现在自然万物的身上,张华一方面是用自然之形来表达“人文地理学”,另一方面则在自然之征象中寻找对现世劝谏和讽喻的方法。“地以名山为之辅佐,石为之骨,川为之脉,草木为之毛,土为之肉。”这是张华在拟人化中已经将自然之物脱离出来,名山就如辅佐之士,有着基本的规则和秩序,所以我们在更多的山水鸟兽记述中,寻找到人的印记。在《山水总论》中,张华说:“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赏封内名山者,通灵助化,位相亚也。”也就是说山川都是一种象征,都能“通灵助化”,这种“通灵之感”还在各种奇鸟异兽之中,《蜀山猕猴》可以看做是通灵的典范,“蜀南多山,弥猴盗妇人”,这盗其实是一种物种的繁衍,而其选择的竟然也是漂亮女子,这是不是一种优生学的雏形?弥猴以长绳引盗大道上漂亮的女子作妻子,产子还送女家食养,而那些孩子则是“及长,与人无异,皆以杨为姓”,杨姓是人的姓氏,而猕猴取人姓,可以看做是在通灵中对于人的仰慕。这是猿类故事的原型,后有唐传奇的《补江总白猿传》、《剪灯新话》和《申阳洞记》等承此衍传下来。而在《异鸟》里,越地冶鸟也和人结合在一起,“此鸟白日见其形,鸟也;夜听其鸣,人也。”也就是说其形为鸟其声为人,而“越人谓此鸟为越祝之祖”。

在自然之型中发现人的印记,这是张华对于人文地理的一种贡献,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另一种方式,从自然之中发现人文的征象,在“通灵助化”的山水中,就是隐藏着关于人伦、关于德政的征象:“故地动臣叛,名山崩,王道讫,川竭神去,国随已亡。海投九仞之鱼,流水涸,国之大诫也。泽浮舟,川水溢,臣盛君衰,百川沸腾,山冢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小人握命,君子陵迟,白黑不别,大乱之征也。”这种种的迹象就是表明自然并非是没有生命和意义的自然之物,而是有着各种征象,这也是张华在这本《博物志》里的寄托。这种征象不仅在山水中,也在各种物产物理中,在《物产》中说“江出大贝,海出明珠,仁主寿昌,民延寿命,天下太平。”而在《物理》中,这种征象表现为“麒麟斗而日蚀,鲸鱼死则彗星出,婴儿号妇乳出,蚕弭丝而商弦绝”。在《史补》中文王就说:“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潦东流。天不享于殷,自发之夫生于今十年,禹羊在牧,水潦东流,天下飞蝗满野,日之出地无移照乎?”而在《列传》中也说:“聂政刺韩相,白虹为之贯日;要离刺庆忌,彗星袭月;专诸刺吴王僚,鹰击殿上。”

正是这种种的自然之象带来了王朝的各种预兆,不管凶吉,都有物象,而张华显然不只是用这种物象来表达超自然的神力,而是要在这里呼唤“无德则败,有德则昌”的治国之略。楚南炎人“朽之肉而弃之”是孝,精卫填海是忠,而“豫章郡衣冠人有数妇,暴面于道”的则是关于妇道的准则。在《杂说下》中,也将父母胎教提上了人文的高度:“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听诵诗书讽咏之音,不听淫声,不视邪色。以此产子,必贤明端正寿考。”而这种种的德也只是为了国家和王朝的兴旺,所以,“随德劣优”的不只是疆域国土,更多的则是王朝的兴衰,就像祝雍曰对行冠礼的周成王说:“近于民,远于佞,近于义,啬于时,惠于财,任贤使能,陛下搞显先帝光耀,以奉皇天嘉禄钦顺”。

其实,这删削的文本也是一种隐喻,刚展开的德政之说却已被翻到了末尾,而面对这遭遇,张华或许也只能发出一声叹息了。而“博物”之中,这“外七种”的文本,其实也有着某种人化的印记和脉络,在“其言不典,皆是古书”的《穆天子传》中,我们读到了一位爱好旅行的周穆王:“王好巡守,得盗骊、骡耳之乘,造父为御,以观四荒。北绝流沙,西登昆仑,见西王母”的经历自然是获得了很好的探险体验,“各行兼数,三万有五千里。”但是对于骑八骏而行游天下的周穆王来说,他并不是随意而游:“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辨于乐,后世亦追数吾过乎!”周穆王担心游放过度,行辄忘归,所以将这样的话以自警也。所以在“宾于西王母”的时候,针对王母所提出的什么时候再会的问题,周穆王的回答是:“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后而野。”也就是说,再会的标准就是王朝“万民平均”,在这样的时候或许“游行之事”才显得有意义。

同样在最富小说意义的《燕丹子》中,则将臣子的忠诚写得淋漓尽致,燕子丹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传奇的人物,他可以“乌白头、马生角”,也可以鸡鸣则鸣,而他为了报仇也是不惜成本寻找义士,可以说,燕子丹是站在“反戾天常,虎狼其行”秦王的对面,是代表着当时的反秦的力量,他对田光说:“论众则秦多,计强则燕弱。欲曰合从,心复不能。常食不识位,寝不安席。纵令燕秦同日而亡,则为死灰复燃,白骨更生。”而这一番表白之后的“此国事,愿勿泄之!”田光却解读为对自己的不信任,所以最后吞舌而死,而荆轲的出现,让燕子丹的复仇计划有了希望,荆轲说,千里马的肝美,燕子丹便杀马进肝,荆轲说音乐好听“但爱其手耳”,太子又立马“断其手,盛以玉槃奉之”。他们“嗣案而墓,同床而寝”,对于荆轲来说,这是一种恩遇,这是一种必然的报答,“当犬马之用”,这犬马便是肝脑涂地死而后已,这种“忠”在荆轲身上得到了最大的体现,所以他的刺秦王变成了一种烈士之节:“死有重于太山,有于鸿毛者,但问用之所在耳。”所以拿着将军的头而去刺杀秦王,当然“图穷而匕首出”的悲剧并不能掩盖荆轲那种“风萧萧易水寒”的壮士情结,而这种情结也组成了一个人治仁政的故事内核。

《古今注》“问答释义第八”上,牛亨和董仲舒之间有一段对话:

问:“无识宁得为生类也?”答曰:“物有生而有识者,有生而无识者,有不生而有识者,有不生而无识者。夫生而有识者,虫类也;生而无识者,草木也;不生而无识者,水土也;不生而有识者,鬼神也。”

虫类,草木,水土和鬼神,也都是“生”和“识”之间的区别,生命和意识,或者说是自然之属性和人类之属性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当然是有着儒家的基本见解,但是这对话也正好说明了这些博物类的文本背后有着更为隐蔽的人文诉求。

智慧国

编号:C28·2130121·0939
作者:人与 著
出版:新世界出版社
版本:2010年11月
定价:29.80元 亚马逊13.10元
ISBN:9787510413636
页数:319页

副标题:《双岸黄源如是说》,有一个人叫“双岸黄源”:“母亲想知道双岸黄源的心愿,赤子的童心。年幼的双岸黄源朗声回答:‘我要去耕耘人类的清晨。使人类成为一个全程。’”所以“如是说”就是双岸黄源追寻“人类成为过程”的过程。冰雪的课堂、光的意境、人口、印在布上的“口号”、欧元、引力、世界性组织、演说、女性、开显、教育、呼吸、儒家论、试验、云乡和冬季与欲望等等,构成了一个自足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是作者人与费时十四年的局部:“它已经见证了一个具有纯净精神追求者的愿望,也是一部心灵史。”在《冰雪的课堂》里,“双岸黄源唱着晨歌,他要把:‘要有美,于是有雪了’这件事情告诉给世人,他要回归到人群中去。”所以,他是一个救世主,如是说倒变成了佛典里的那句“如是我闻”。


《智慧国》:人类如何能成为一个全称

土著人说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没有谁见过幸福岛,只从祖辈那里听说过:“它在北方以北。”
——《智慧国·21 审判忠诚者》

土地上的土著,以及世世代代的传说,所谓寻找,只是一个转身的迷惑,而站在对面的是双岸黄源,以及另一些先辈们,和那个指向幸福岛的“南方以南”。北方以北和南方以南,或者都是传说的一部分,或者都是“先辈们的口舌”,那个遥远的地方在传说中成为一个迷惑的象征,而幸福岛就在“边域地图”上,隔着海水和高山,隔着土著和先知。

也隔着此岸与此岸。“双岸黄源”不是一个名字,只是连接南方以南和北方以北的一个线索,路途所困是一个思想者必须经历的断裂,即使看到右边的“理性”洞穴和左边的“深刻信念”之湖,那“事物的本质”也并不是传说,而那幸福岛“纵有诸多迷人之处,这座岛上却无人居住”。这是另一个诗人笔下的岛,接近事物的本质,却是在洞穴的野蛮和湖水的隐秘处,就像在南方以南的那些阻挡着的高山和海水。

这是辛波斯卡的《乌托邦》,双岸黄源的看见的“忠诚”骗局,而幸福岛也是水和陆地的骗局,是被废墟挡住的去路。此岸与彼岸,南方以南和北方以北,在不同的方向里,在不同的传说中,在乌托邦的幸福传说里。而这断裂是不是双岸黄源必须消弭的理想?“我要去耕耘人类的清晨。使人类成为一个全称。”这是年幼的双岸黄源的回答,这是对于母亲对于“赤字的童心”的阐释,可是那个全称在哪里?在双岸黄源的寻找中?在先辈和土著的传说中?或者只在相向而行被看见的迷途上?

先是此岸的行走,是此岸的看见,那是科学、技术、知识和思想围绕的世界,是人类良知落后的发展,是人所编织的“迷宫”和“谎言”,是人成为“入侵者”的游戏,在这里,“城市、尾气、噪音,森林在减少、风沙平繁、水质变差、气温升高……”这是今日的世界,是“人类的眼光”停留于此的世界,人成为入侵者是将“知识的历史”掩盖了人类“生命的历史”,“生命史”被涂改,就像南方以南的幸福岛其实只是北方以北的传说。

就像土著生活着的大地,是无法看见那乌托邦,是无法听见神旨的,他们只有传说,只有地图上的战争对话,甚至只有知识和思想,而没有智慧。正是人执迷于自己的游戏,在入侵者的身份中取代万物。那里有爱国主义的教育,而国家和民族只不过是被割裂的群体,“人人都爱着他们的国家,地球上有近二百个国家、二千多个民族,数十亿人口被割裂地放在不同国家的土地之中,这些致使他们无法拥有长期的和平生活。”所以“人防范着人,成为生活中的技巧;人群防范着人群,成为一代又一代人最为重大的生活内容之一。”爱国主义教育就是扼杀整体,扼杀秩序,甚至扼杀和平和美;那里有儒家的人治,但是个体的君子和圣人也只是时间长河中的一个段落,活不过百年都会逝去,“儒家思想阻碍了将‘个人修养’升华到‘社会修养’的进程中去。”当然,那里也有忠诚,有传统与习性,而忠诚只是“在长达数千年的的历中取消了人们的活性”,忠诚者只是“一堆堆精神阉人”。

教育的此岸,人治的此岸,忠诚的此岸,而这样的此岸让每一个人成为无数个“他人”的代称。人成为某一类人,这是此岸的境况,这是迷途的北方以北,所以在传习、惯性的人类的历史里,那种入侵者的游戏已经所剩时间不多了,只有狂欢,而无法看见危险,而人类在这样的此岸,只剩下人口意义上的一万年历史,知识意义上的五千年历史,环境意义上的三千年历史,和军事意义上的一千年二千年历史。“人依然活在眼前,我们的世界被人的眼光与大脑即将推向毁灭。”而当时间消逝之后,谁能带领着人类走向那个变,走向救赎的未来?

他就是双岸黄源,在紧迫的时间里寻找到人类出路的那个“伟大导师”:“一位出现在人类最初的一万年历史中,付出我们的努力。”曾经影响整个人类历史的是十位伟大导师,“谨以此书献给——伏羲、女娲氏、老子、毕达哥拉斯、华盛顿、凡高、甘地”,他们被列在一本书的献词里,一万年或者更久,而他们的拯救是从此岸到彼岸,打开那个迷途的困局,打开通向神祇的大路,当然,双岸黄源也是用他的“叙曰”的语录迎接导师的诞生,他倾听土著的和先辈的传说,他铺设基石,他带领众人在雪山,在黑夜中寻找神性之光,。神性之静,寻找心灵的引力,寻找开显的力量,寻找心灵灵团,寻找内视的方向,寻找大异的世界,而最后也必然是寻找智慧。

“小爱不如大爱;爱国不如爱人类。”“‘要有美’,于是有雪了。”“在远方,我只爱天空。”……这是双岸黄源的说,他像一个智者,在行动中演说着人类的方向。而在这接近神旨的演说中,他找到了让人类弥合的力量。那是精神与物质携手的“欧元”:“欧元,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它将欧洲的历史气脉聚集在这一刻,把欧洲古老的精华全部在这一刻闪现出来。”连接历史和现在,连接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在经济统一之后走向政治统一,而政治统一之后将不再有政治家,不在有政治家就意味着执迷于自我的言说的终结,意味着作为他人的代称的终结,也意味着那块土地上人们向下的兽性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认同感,是强大的精神基础,是向上的人性,而欧元诞生也成为这个世纪以及以前的世纪中发生的最伟大的两大事件之一:“一件是欧元的诞生;一件是双岸黄源正在成长的心灵。”

人与:执迷于自己的游戏

还有世界性组织的出现,“将世界某一方面的关系更大范围内联系起来,它的价值是在阻止这样的割裂继续下去。”这是超越国家和民族,超越爱国主义,超越人治,超越忠诚,而人也不再是那种大自然中的“间谍”,是给生命带来幸福的博爱,是人教育成人的安全空间。而不管是欧元还是世界性组织,它们都是“智慧、良协的多重宇宙生态秩序的载体”,是圆满和清明的秩序的象征。也是“研究自身,发现自身,认识自身,引导自身”的开显的力量,而这种由“大异”开始的世界也必将走向真正的大同:“今天的纷争构成了社会的异斥。未来的社会,则是由小异构成了中异,中异构成大异,再由大异构成了社会的大同。”

开显、良协、内视、大异,这些带着双岸黄源言说意义的词成为一种“叙曰”的语录,而这也使双岸黄源成为一个隐喻的符号:“双岸黄源,是一种隐喻,溶人万物的情感之中;双岸黄源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曾经远离大众许多年后又走回来,他的经历无须他人去模仿。”他是“让人成为人”的试验者,他是森林、山川、平原、城镇上的舞蹈者,他是征服迷途爬越雪山的征服者,他是在上空寻找到云的发现者,他是只爱生灵只为灵性哭泣的博爱者,是的,他就是那个“使人类成为一个全称”的实践者,在心灵雪山中发现静:“这‘静’是拯救万灵苦难的神性,是它们永恒的守护者,是人类的‘最高法典’。”

可是,双岸黄源也是一个疲倦者,在通往幸福岛的乌托邦之路上,他遭遇到了海水中的恶浪,他的“骨骼也已经累软”,而对他来说,他只有怀着鱼一样的理想,游回到岸边,然后爬上去,甚至他活着回来只是一个幸存者而已,“叙曰”到最后变成了微弱的说话声:“扶我起来吧,我这个自以为会水的人。”不通水性而要游过海水的阻隔,这是不是仅仅是对于智慧之国的一种理想?“一个不通水性的动物,一个思想着的兽”,这也是一种入侵者的游戏?但是他毅然前行,甚至海水,甚至寒冷,甚至南方以南的传说只是一场骗局,“远处的星,在前方。于是,双岸黄源叙曰:‘我们的星光靠岸了。’”

星光靠岸,是智慧的神性在发出光芒,但是双岸黄源是不是带领众人真正走向了彼岸,走向了那个幸福岛?其实,从一开始,双岸黄源就是一个虚幻的符号,他用“叙曰”建构了一个遥远的世界,而这个“对整体负责”的说也只是心灵的某种成长,而这种“说”有谁知道是不是就是那些土著对于北方以北的“传说”?他像一个大智者,一个连接天与地的代言人,一个率领队员走向雪山之静的博爱者,但是在在“人类”的学校中,“始终没找到双岸黄源学习的记录和档案。”

他是那两个名叫讴阳雪和林默然的人,还是那个叫“我”的人,或者也是那个在文本插图中留下“刘成林”名字的人?甚至就是著者人与?没有记录和档案,是不是就是一种隐喻,是欧元构建的政治社会的隐喻,是世界性组织的隐喻,是大同社会的隐喻,当那些对于伟大导师的献词从文本中删除,是不是连同智慧的理想也一同消失了?只有最后“1997-2010年”的时间段标注着一个文本之后真实的个体的意义,14年的智慧国是一个人的呓语,是“如是说”的传说,而南方以南和北方以北依旧在不同的方向,那隔着大海和高山的“幸福岛”上至今无人居住。

那么退回到这个没有全称的人类社会吧,不再入侵智慧国,不在海水中被淹死,也不在北方以北迷途,“双岸黄源”可以找到如下的简介:

人与,本名向军,七十年代生于河南信阳。在郑州上了大学,2003年前后北漂到北京,在一个私人文化公司作编辑谋生。

福楼拜的鹦鹉

编号:C38·2130121·0938
作者:【英】朱利安·巴恩斯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0年05月
定价:23.00元 亚马逊16.60元
ISBN:9787544711395
页数:249页

快八十一岁的老女人西尔维娅·温斯坦利在写给“亲爱的巴恩斯博士”的信中说:“您知道我将要看什么吗?下一套是巴恩斯著作:《福楼拜的鹦鹉》。”《柠檬桌子·学法语》的这句话恰好是我对于朱利安·巴恩斯的阅读现实。对于“下一套”来说,便是以往和过去,“我们该如何抓住过去?我们能够抓住吗?”这个疑问或许就是要从福楼拜这位法国著名作家身上找到答案,把握历史的困难、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这些和后现代主义有关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更多在为福楼拜立传的这部小说中进行实验,故事、年表、文学批评、随笔、回忆录、词典、问卷等,所以有人把《福楼拜的鹦鹉》纳入人物传记的范畴,而这部似是而非的人物传记像是在找寻那个遗失的标本:福楼拜的两处故居都有一只鹦鹉标本,究竟哪一只才是福楼拜当年的那只7主人公杰弗里·布拉斯韦特,一位英国老医生,带着这样的疑问,开始了对福楼拜的鹦鹉的寻访之旅,引出了有关鹦鹉的主人——福楼拜的作品和生平的一系列问题。


《福楼拜的鹦鹉》:单性生殖的危险物种

那么我们就到禽鸟区去。他们打开门一看,于是在他们眼前出现了……五十只鹦鹉。Une cinquantaine de Perroquets !
——《十五、至于说那只鹦鹉……》

法语世界的五十只鹦鹉,没有飞起来,他们在架子上,鸟身上都喷洒了白色的杀虫剂,黯然失色地站在那里,像“充满疑惑、目光敏锐、布满头屑、无耻的老人”,但它们都不说话,在时间的博物馆里等待被借走,被描绘,被处理,被法语翻译和传播,以及被书写在一本书里。但是在那个自然博物馆里,五十只最后只剩下了三只,在一个既是停尸房,又是炼狱的地方,还有什么可以证明鹦鹉曾经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和女人先后在书里死去,以及被当成圣灵的一个象征?

这不是1905年建立的克鲁瓦塞博物馆,也不是1876年后三十年建立的福楼拜凉亭,它甚至已经不再自然博物馆里,1880年古斯塔夫·福楼拜就死了,那时,疲惫的福楼拜说:“我觉得自己像一块卡门贝产的软奶酪,正在融化。”是慢慢的融化,是他看见的融化,他说:“这本书什么时候能完成?”这是一个问题,这不是1851-1857年的《包法利夫人》,不是1862年的《萨朗波》,也不是1869年的《情感教育》,而是《布瓦尔与自居谢》,“福楼拜竭力囊括整个世界并企图服之,囊括人类奋斗与失败的历程”,但是却没有征服自己,“像一块卡门贝产的软奶酪”慢慢融化了。

时间构成了生命的那块奶酪,福楼拜却充满了恐惧,在1846年他说:“我像一支雪茄烟:你必须在一端吸吮才能使我燃烧。”在1852年,他说:“生命是多么可怕的东西,不是吗?就像表面上漂浮着许多头发的汤。但是,你还是得吃下去。”而那只鹦鹉呢?是不是一直停留在架子上,在书房里,在费莉西泰的身边,直到被还到了博物馆成了另一个标本,在矛盾的房间里充满杀虫剂的味道?

“这就是那只真正的鹦鹉。”
“那另一只呢?”
“另一只是假的。”
“你怎么能肯定呢?”
“这很简单。这只来自鲁昂博物馆。”

到底是哪一只鹦鹉走进了书里,然后再以标本的形式被还回?这是一个和时间有关的问题,还是和生命相关的隐喻?就像那个制造了故事的福楼拜,那个1821年出生1880年去世终身未婚的福楼拜,还是那个写了诸多小说反对现代文明和理性的福楼拜,或者是那个既是同性恋又是异性恋的“外省人”?众多的符号,就像福楼拜的三座雕像,在特鲁维尔,他的胡子还需要修理;在巴朗坦,他的左腿开始开裂;在鲁昂,雕像上生出一条条斑纹——完好无损的外表结构里却是像脉搏一样的泪痕,这是我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医生”,对福楼拜进行时间线上的解剖的起点:“一尊高高在上、亘古不变却并不漂亮的雕像,一尊挂着铜色的泪水的雕像。脖子上领带松散,身上穿着古板的马甲,裤子鼓鼓囊囊,胡须蓬乱,机敏冷傲,这就是这个人的形象。”

三个雕像,和五百只鹦鹉,不同的博物馆,不同的小说,不同的架子,哪一只才是真的被写进书里?哪一个福楼拜是我们知道的福楼拜?那可能是一条名叫“古斯塔夫·福楼拜”的大街,那里有福楼拜印刷厂,以及一家名叫福楼拜的快餐店,而在医院附近还停了一辆大型的带仓门式后背的白色标致车:上面漆着蓝色星星、一个电话号码,以及福楼拜救护车的字样。加粗的字体,福楼拜已经成为物化的符号,大街、印刷厂、快餐店、救护车,似乎都在遗忘那个曾经活着的福楼拜。

而活着也只是在那一份年表里,分为I、II、III三种形式,就像那三个不同地点的雕像,被陈列着,里面包括出生爱情著作死亡,以及“幸福就像天花。太早染上了,会毁了你的体质。”的警言警句,也包括孩子们的夭亡、1839年被鲁昂学院开除、1843年考试没有合格、1844年第一场具有破坏性的癫痫病、1846年古斯塔夫的父亲去世,紧接着是他心爱的年方二十一岁的妹妹卡罗琳去世、1849年两位听众说,不如把它(《圣安托万的诱惑》)付之一炬、1850年古斯塔夫在埃及染上了梅毒、1851-1857年《包法利夫人》、构思是痛苦的,以及最后“1880年古斯塔夫·福楼拜死于穷困、孤独、疲惫中”。那最后的生命留在左拉的讣告里是这句话:“五分之四的鲁昂人都不认识他,剩下五分之一的鲁昂人讨厌他。”

还有别人呢?鲁昂之外的人呢?在寓言集里,他“主要地、暗地里、本质上来说,都是一头熊”,1852年的时候是“一头固执的熊”,1853年是“一头因时代的愚蠢而陷入更深的熊性中的熊”,1854年是“一头肮脏的熊”,甚至还是一头饱食的熊;以此类推,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这时的他依然还是“像任何一头在洞穴中发出怒吼的熊”。而在《布拉斯韦特的公认概念词典》里,“古斯塔夫·福楼拜”的词条里写着:“克鲁瓦塞的隐士。第一个现代小说家。现实主义之父。浪漫主义的屠夫。连接巴尔扎克与乔伊斯的浮桥。普鲁斯特的先驱。躲在窝里的熊。憎恨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在埃及,是个“胡子老爸”。殉道士圣波利卡普,克吕沙尔,夸拉冯,le Vicaire-G6neral,陆军少校,封建领主,沙龙白痴。所有这些头衔都落到了一个对受封领爵没有热情的人身上:“荣誉使人玷污,头衔使人堕落,工作使人迷茫。”

五百只鹦鹉一起在那里,就像五百个福楼拜,我们如何想他?“一个秃着头、耷拉着小胡子的人,一个克鲁瓦塞的隐士,一个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的人;一个不可救药的唯美主义者,一个资产阶级的资产厌恶者?”或者他就是一个在时间里留下字符,留下寓言,留下巧合,留下罪行的福楼拜,一个用鹦鹉的诡异来制造消失和重现的外省人,那些鹦鹉留在支架上,留在博物馆里,留在胸口成为图腾,但是它和福楼拜一样出现过,或者名字叫“露露”。

那么从文本开始,再次循着时间去寻找那只并不存在的鹦鹉,三故事之一,“在创作《一颗质朴的心》时置于他的案头,被唤成露露,是故事中主人公费莉西泰的鹦鹉。”这就是开始,鲁昂博物馆里借来的鹦鹉,没有蛀虫,当然也没有杀虫剂;没有外科的味道,也不像五金商店,它是费丽西蒂的宠物。一个女佣,把爱给了一个粗暴凶恶的未婚夫和女主人的孩子们,而她的的主人们相继死去,最后露露也死了,费丽西蒂便把它剥制成标本。标本不是生物学上的,是情感上的,甚至是宗教意义上的,不离左右,在它面前下跪、祈祷,因为它就是费莉西泰心中的圣灵,是的,圣灵不是鸽子,是一只鹦鹉,死去的鹦鹉,做成标本的鹦鹉,“当然她拥有她的合理逻辑:鹦鹉与圣灵都会讲话,而鸽子不会说话。”会说话的鹦鹉到底承载多少宗教意义,在一个没有欲望的费莉西泰那里,语言不是圣谕,是一种形式意义上的“说”,是嘴巴的动作,最后,费莉西泰也死了。“在她的嘴唇上留着一抹微笑。”像是在讲着最后一句话。

鹦鹉为什么要死,费莉西泰为什么也要死?“作家是屠夫,作家是敏感的野兽。”而讲话成为宗教的象征,是不是福楼拜在费莉西泰那里发现了征服世界的通道:以说的方式抵达,但这明显是一次生理学上的解构,费莉西泰也不讲话了,她的感情是一个消解的过程,“费莉西泰+露露=福楼拜”的等式后面是一个“诡异风格的完美而有控制的典范”。鹦鹉是一个寓言,一种动物,甚至也是野兽之一,而那只鹦鹉被制成标本,在福楼拜看来,只是“这个物种存在着身后单性生殖的危险趋势。”

这是福楼拜的自喻?“他一百多年前去世,而他所留下的都是纸上的东西。纸张、思想、词语、隐喻,可转化为声音的构思精美的散文文字。”而这些纸上的“标本”是不是也不能抵达真实,不能征服世界?所以未完成的书成为福楼拜最后的遗憾,想一块奶酪融化,终究离自己越来越远。那么纸上留下的那些东西呢?那些年表、履历、回忆,以及与之相关的大街、印刷厂、快餐店、救护车等符号,是不是也存在着“单性生殖的危险趋势”?

这是一本传记的全部初衷?那里有关于熊、骆驼、鹦鹉和狗的寓言,有金字塔的黎明、荒岛唱片、棺材和荣誉军团勋章相关的巧合,有“古斯塔夫以前曾站过被告席“的罪行:包括憎恨人类、憎恨民主政体、他不相信进步、他反对巴黎公社等等十五项指控,有被置换“福拜( Faubert)”、福贝(Faucetbet)的名字,但是作为对现代文明的鄙视者,一个非理性的外省人,对于女性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这也是福楼拜贯穿在生死年表中最接近“单性生殖的危险趋势”。1836年 福楼拜在特鲁维尔遇到了一位德国音乐出版商的妻子埃莉萨·施莱辛格,对她产生了“巨大”的激情;约1836年 古斯塔夫与他母亲的一个女仆发生了最初的性关系。这就开启了一段活跃的、色彩斑斓的充满性欲的人生,从妓院到沙龙,从开罗的浴室男孩到巴黎的女诗人。继续,1846年,福楼拜的男性朋友阿尔弗雷德结婚了。他认为自己丧失了一个亲人,“你干了件不正常的事。”他抱怨说。同年,25岁的福楼拜与35岁的路易丝相遇,开始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风流韵事,这是“一对延续时间较长、感情热烈、口角不断的情侣”,在《露易丝·科莱的叙述》中则完全变成了势利与贪欲的一个标本:“我相信,都会给他一种他自己不愿承认的欢愉:他不时渴望得到我的肉体,但始终禁止自己去得到我。”但其实肉体带给福楼拜的并不是欢愉,而是精神之外的那种虚无,在这期间,“古斯塔夫坚持要与他的那个野心勃勃的男伴一起消失三个月之久”。不是写诗的缪斯,不是漂亮的情妇,甚至可以舍弃而背身道德的谴责,就像那本词典里对露易丝·科莱的解释一样:“1)单调乏味、胡搅蛮缠、男女乱交的女人2)勇敢、激情洋溢、被人深深误解的女人”,双重含义之下,福楼拜更愿意寻找男伴侣,寻找妓女和女演员,在他那里,这些肉体都充满了隐喻,都是他征服世界的一个词语,而最后必定在不断变坏的身体之下,成为痛苦的源泉,而对于福楼拜来说,未竟之事便成为最后的诱惑,最后逃离世界的那个危险,“如果说人生最美的时刻是在逛妓院而不嫖娼的时候,那么,也许写作最美的时刻是在写书的念头出现之时,而这本书永远不用写出来,它永远也不会有形态固定不变的缺陷,永远都不必暴露在那些不如作家本人那样热爱书本的目光之下。”

未写成的作品和未完成的人生都投下了一个又一个的阴影,而在一个有良知的医生手里,还原福楼拜以及那只鹦鹉变成了从征服走向破碎传记的一种“危险趋势”,就像萨特在《家庭的白痴》中,竭力想囊括福楼拜的全部:“囊括并征服这位大师级作家”,但最后的征服一定是失败的,“中风结束了第一本的计划;失明使得第二本书草草收尾。”与《布瓦尔与自居谢》一样,在1880年成为“未竟之事”。“我苦恼于自己使用比喻的倾向,而且一定非常过度。我被比喻吞噬了,如人们遭受跳蚤噬咬一样。我什么也不做了,而把时间全花掐死它们上。”这是福楼拜对于罪行的全部痛苦,就像他十五岁时写的那封信,罗列出了现代文明的罪行是:“铁路,毒药,灌肠机,奶油馅饼,皇室和断头台。”

没有结婚,病变的身体,以及变态的性欲,福楼拜是否仅仅靠“费莉西泰+露露”来发现自己,从而来征服世界?这像是只做了标本的鹦鹉,最后在五百只的世界里再也找不到那只真正写进书里的鹦鹉,而对于福楼拜的传记也显得可笑,这不是年表,不是寓言,不是巧合,不是字母,不是外省人,是渔网,“当拖网装满的时候英,传记作家就把它拉上来,进行分类,该扔回大海的就扔回大海,该储存的就储存,把鱼切成块进行出售。但是想想那些他没有捕获上来的东西:没有捕获到的东西往往多得多。”那也是破碎的词语,是下跪膜拜的标本,是杀虫剂,是法语说出的“五百只鹦鹉”,就像1872年福楼拜致埃内斯特·费多的信中说的那样:“当你为朋友立传时,一定要做得像你在为他报仇雪恨那样。”

子不语

编号:C24·2121224·0937
作者:[明]袁枚 编撰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2012年06月
定价:20.00元 亚马逊10.00元
ISBN:9787532562701
页数:464页

“怪力乱神,子所不语也。”《子不语》是清朝中叶著名文学家袁枚编撰的一部笔记小品,共二十四卷。书成,才发现元人新部中已有此书名,遂改为《新齐谐》,取自《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之意。不管是“子不语”还是“新齐谐”,小说中的故事大凡都是袁枚自己听到的神鬼、妖怪、狐仙,甚至奇人奇事,如袁氏自序所言,这是他从事文史之余,“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的自娱之作。小说仿六朝志怪及《聊斋志异》,其中因果报应、荒诞迷信成分较多,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论《子不语》,说“其文屏去雕饰,反近自然,然过于率意,亦多芜秽,自题‘戏编’,得其实矣。”《子不语》描述故事简洁明了,刻画人物简练生动,语言朴实而自然。在不少篇目中,还展现了其放达、诙谐与幽默的语言特色。此书为“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系列。


《子不语》:他人即地狱

鬼,随阴风而来;鬼,臭气不可闻;鬼,常披发沥血;“鬼有三技,一迷、二遮、三吓。”……这是鬼怪的故事,这是人世之外的存在,这是儒学不敢说及的“怪、力、乱、神”,这是可怖、可妄,又可爱、可娱的世界,笔墨所触,皆是打开了“鬼门关”:“以妄驱庸,以骇起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是亦裨谌适野之一乐也。”

对于袁枚来说,并不是因为对鬼世界的迷惑,而是在打开人世和鬼怪的那个通道,这个通道以生死相连,以善恶相通,以前生后世相应,人也不是世间的人,当然,鬼也并非是地狱的鬼。这只是一个“他者”的世界,《序》中说:“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惑也。”“妄言妄听,记而存之”,是他对于那些“接群居之欢者”的背叛,是对于不饮酒、不度曲、不樗蒲的嗜好的自娱,这倒也接近他的性灵说,但其实并非是“以妄驱庸,以骇起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是亦裨谌适野之一乐也”的自娱自乐,而是要从这非人的世界里,这“他人”的地狱中寻找到性灵之物。

那是一个怎样的地狱?袁枚通过邸报、亲耳所听、古书记载,以及有时候心生幻觉的方式采撷那些鬼怪故事,而自成一个二十四卷加十卷续集的《子不语》,千则故事对于道统和礼仪的儒家来说,当然是“子不语”的禁地,那些鬼魅怪物都是活在另一个规则里,而袁枚辑录整理的过程就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地狱王国,那里有蝴蝶怪、蟒蛇怪、鄱阳湖黑鱼精、羊骨怪、白虹精、樱桃鬼,有瘟鬼、疟鬼、蓬头鬼,有自相残杀的鬼怪、鬼糊涂、鬼势力鬼相思,有漂亮而哀怨的女鬼,有才高的文人鬼……各式各样,千奇百怪,这些鬼都带着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性情,他们在鬼世界里生活,他们怕扫帚,他们与人发生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宿怨。在这个王国里,有新的规则新的秩序新的法度,“报冤索命事都是东岳掌管,必须诉于岳帝。(《沈姓妻》)”“群狐蒙太山娘娘考试,每岁一次,取其文理精通者为生员,劣者为野狐。生员可以修仙,野狐不许修仙。(《狐生员劝人修仙》)”在这里,鬼并不是为所欲为,并不是随意扰乱人世,他们也必须遵守等级遵守统治的规定,而和人世相比,鬼魅世界也有自身的特点,比如《穷鬼祟人富鬼不祟人》里说:“鬼皆醉饱,邪心不生。”《赌钱神号迷龙》里说阴间赌法“与世间不同,其法聚十余鬼同掷十三颗骰子,每子下盆,有五采金色光者,便是全胜。”甚至,鬼也要上班公事:“阴间比阳间公事更忙,一刻不暇。惟中秋一日,例不办事,然必月朗风清,英魂方能行远。(《今阴间中秋官不办事》)”

但鬼怪世界并不是一个完全自足的生活圈,他们总是因为人世的存在才存在,因人世的故事而衍生故事,或者说,鬼只是人的一个变种人的一种隐喻,“人得一饱,可耐三日;鬼得一饱,可耐一年。(《土地受饿》)”鬼也有饥饿饱食;“人之魂善而魄恶,人之魂灵而魄愚。(《南昌士人》)”鬼是人的一面镜子;“天地之性,人为贵,凡荒莽幽绝之所,人不到者,鬼神怪物亦不到;有鬼神怪物处,便有人矣。(《徐崖客》)”鬼因人而存在,也因人而消失,当然鬼世界的法则很多时候是为了制人,人当然也有诸多规则来制鬼,人世的道士、和尚巫,皆有自己的办法,比如“砂笔写字以驱鬼”,比如“凡送鬼者,前人送出门,后人把门闭。(《门夹鬼腿》);比如“鬼有气息,水死之鬼羊臊气,岸死之鬼纸灰气。凡人闻气,皆须避之。(《水鬼畏嚣字》)”比如“吾闻鬼畏赤豆、铁屑及米子,备此三物升许,伺其破棺出,潜取以绕棺之四周,则彼不能人矣。(《僵尸求食》)”……

但是对于袁枚来说,建立这样一个地狱世界并不是真的为了“游心骇耳”的自娱,而当鬼怪乱舞所最终指向的一定是自己生活的现实世界,一定是打通那扇大门,从鬼世界看人世界的现实,而从这道门进去,“他人即地狱”便以轮回、报答、借喻等方式实现着对话。那门里起先写着“禁止入内”,而当打开的时候,一切的虚妄,一切的恐怖,一切的怪力乱神,以及一切的性灵,都成为对于现实的弥补和反叛,甚至那成为理想主义的一个世界,在人世无法实现的东西在鬼怪世界却轻易成为现实。

人世和鬼怪世界的通道里有一个“轮回”的按钮,不管是因果轮回,还是善恶轮回,都是相同的,没有阻隔的。浙人方文木泛海到毗骞国奇遇,或者是“轮回之说”最经典的阐释,毗骞国国王问方文木的问题是:“世间福善祸淫,何以有报有不报耶?天地鬼神,何以有灵有不灵耶?修仙学佛,何以有成有不成耶?红颜薄命,而何以不薄者亦有耶?才子命穷,可何以不穷者亦多耶?一饮一啄,何以有前定耶?日食山崩,何以有劫数耶?彼善推算者,何以能知而不能免耶?彼怨天尤天者,天胡不降之罚耶?”这是一个哲学问题,是与非,好与坏,穷与富到底是有什么主宰的?方文木不能答,就如现实的诘难,一个凡人何以知之,而毗骞国国王告诉他:“呜呼!今世上所行,皆成案也。当第一次世界开辟,十二万年之中,所有人物事宜,亦非造物者之有心造作,偶然随气化之推迁,半明半暗,忽是忽非,如泻水落地,偶成方圆;如孩童着棋,随手下子,既定之后,竟成一本板板帐簿,生铁铸成矣。”

世上的一切,都是前世定下的,而这定下的标准不是造物主之心,而是偶然气化推迁的结果,只有最后定了也就不再更改,也就是开天辟地之后便是轮回,任何力量都不能改变了,而方文木奇遇记也会在下一个轮回中发生,“人但知万事前定,而不知所以前定之故,今得是说,方始豁然。”万事所以,而更重要的是万事所以然,而这扇大门的打开,为那些阴阳相隔的人和鬼的对话提供了可能。在这轮回之下,一种便是报应,前世冤死而成鬼来报应,在《子不语》中,有许多和古人有关的报冤的故事,比如两千年前的周昭王的奇冤,“望神替一查。(《两神相殴》)”汉高祖坑咸阳的二十万兵卒“受无量罪,今始满贯,方得诉冤。”还有为班固所欺的董贤,《三国志》的陈寿,岳飞麾下的周通,还有曹操、杨贵妃、史可法,等等,皆有冤案。而大部分是含冤而死的那些平民百姓,《影光书楼事》上说,前世冤孽,已百余年,“积愈久者报愈深”,人世间的老僧无能为力,
甚至城隍也无济于事,在《城隍替人训妻》里,城隍得知“查汝命只一妻,无继妻,恰有子二人。”所以遇到悍妻也只能听之,因为命中注定只此一个,所以城隍反倒听从凡人建议,给妻子一点下马威,这种矫枉之策实属无奈,因为不可能逆袭命运,所以才会有“俗传凶人之终,必有恶鬼,以其力能相制也。《鬼借力制凶人》”的规则,也只好通过鬼世界的报应来唤回公平,而人世界的所有对抗和拯救似乎都无能为力,“使知因果显应,虽隔世不相宽假,虽念佛斋僧,丝毫无益也。(《叶氏姊》)”

而与恶有恶报所对应的则是善有善报,也就是化为鬼怪的“报答”,一是男女之情,因各种世俗原因不能结合在一起,便化作鬼神以续缘分,《喀雄》里的男女:“近知郎爱周女而不得,故来作冰人,以偿汝愿。”《张光熊》里:“尚有相会期乎?”曰:“二十年后,华州相会。”另一方面,则是人兽感情作为来世的回报,《大乐上人》里因为“七两借贷报恩,而为驴”,而《人同》里的那一匹马“居一年,将军任满归,人同立马前,泪下如雨,相从十余里,麾之不去。”《义犬附魂》里的“犬受主人恩,正欲图报,而被凶人打死。一灵不昧,附魂于豆腐店癞狗身上,终杀此贼。”很多动物通灵性,在受到不公或者无法尽忠时,便以这种回报的方式谢恩。

袁枚画像(1716年-1797年)

恶之报应,善之报答,这是人世和鬼魅世界的一个通道,从这个通道抵达人鬼对话的境地,而更重要的是借鬼怪世界来叙说现实的不满,借古喻今,借鬼讽今,那个在地域的他人世界无疑是袁枚的一种理想世界,虽虚幻但有时比现实的人世更真实,更具性灵之美。《替鬼作媒》里,袁枚赞同寡妇再嫁的;《裹足作俑之报》里反对妇女裹足;《淫谄二罪冥责甚轻》为“妇女失节者”辩护;《全姑》写一对年轻的恋人是如何被一个信奉理学的官僚置于死地的;而在《沙弥思老虎》则更是广为流传,一个小沙弥三岁上山修行,从不下山,长大后随师父下山,什么都不认识,禅师告诉他少女是老虎,不可接近,回山后,小沙弥说:“一切物我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心上总觉舍他不得”。这是对禁欲主义形象的讽刺和抨击。

对于袁枚来说,现实多为虚妄,那种求佛之术也被他所拒绝,在《赵李二生》中,信佛的李生依照书生“从圈入,即佛地也,可以见佛。”的指示而进入佛的世界,但李生所看到的“圈中观音、韦驮”,实际上却是另一人眼中的“獠牙青面、吐舌丈馀者”而信佛的李生梦醒之后“颈已有伤”,及至最后“自缢而亡”。求佛原也是虚妄之道,是鬼怪而设的一个“圈套”而已,而在袁枚的心里,精神的寄托在于人心,而非佛。在《凡肉身仙佛俱非真体》中,袁枚甚至恶搞佛像:“剥其所施衣彩十三层,叩其胸而弹之,亦自觉无礼矣!”剥了佛的衣裳还弹佛的乳房,这“无礼”是一种鄙视。而对于袁枚来说,诸多对于现实的不满和鄙视都是通过这一个个“子不语”的故事来寄托,特别是在文学上的主张上,通过这些篇什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在《秀民册》里说:“秀民者,皆有文而无禄者也。”。《科场二则》则是对人才埋没的担忧“如此佳文,而汝不知,尚忝然作房考乎?”在《有子庙讲书》中,袁枚说:“汉、宋诸儒不识‘仁’字即‘人’字,将个孝弟放在仁外,反添枝节,汝到世间,为我晓示诸生也。”而对于程朱理学和封建礼教不满的最大批判则是洋洋洒洒三千余字的《麒麟喊冤》,通过邱生之口大喊“宋儒误我!”,而在那个“文明殿”里,对汉儒“造作注疏,穿凿附会”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说“颁行《四书大全》通行天下”是“捆缚聪明才智之人”,而那些儒生,就像应声虫,“今之儒生,皆宋儒之应声也。”所以要废《六经》,这也正是袁枚以“性灵说”宣称“《六经》尽糟粕”,向汉儒和程朱理学发难。

不管是所谓的轮回,还是借喻,都是为了打通两个世界,在人和鬼之间寻找对话的通道,而在《子不语》里,袁枚是这个虚拟王国的国王,一切辑录而成“他的国”,这个国有地狱,也有另类的世界,比如“称十岁者,中国之五岁也;称二十者,中国之十岁也”的《无门国》,比如“高日国有狗站,以四狗挽车。无启国人死心存,埋之地中,百年又复为人。土哈国昼长夜短,日没顷刻即出。沙弼日入时声如雷,国中必鸣金鼓以乱之,否则小儿惊死。大耳国耳长七尺,阔四尺,人卧以一耳为褥,一耳为被。”的《外国》(当然,身为钱塘人的袁枚,对于临近的临安、於潜也有所涉,比如《鬼脚甚香能行经受胎》里讲到“宁波周秀才在於潜署内作幕,久之,形状赢瘦。”《羊乳鹿》里说:“临安山中产鹿,清明前后生子。”而《多角兽》则说到了天目山:“僧志定居天目,言其山深处长亘一二十里,榛莽森列,无道路。”《斋猴》里说到天目山多猴,而袁枚“欲往施斋,而以路险草深,不果往。”)。当然还辑录了一些人世的罕见故事,比如男女性变,男悦男之事、石南等,当然,在这些故事里,也有很多男女淫恶相狎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在这本书里也被打上了“删”的字样,比如《陈圣涛遇狐》里“少年强之,弛下衣以阴示嫂(删十二字)”,《采战之报》里“京师人杨某,习采战之术,(删三十六字)”在《斧断狐尾》里说到同性恋,则“然非兄之丑,亦无由显弟之美也。(删九十二字)”,另外《蔡京后身》、暹罗妻驴、控鹤监秘记二则、急淫自缢,则全篇被删。

被删的现实,其实也是一种无奈,对于道统和礼仪来说,并非是袁枚时代的隐喻,也是一种无奈,子不语的世界毕竟是虚幻虚拟和虚妄的,毕竟只是“广采游心骇耳之事”,所以一千则故事也只是“妄言妄听,记而存之”,有过对话,有过通道,但最后还只是“自娱”而已,这在书里的《子不语娘娘》里有过暗示,那袖中木偶也就是“子不语”:“此人姓子,名不语,服事我之婢也。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君打扫一楼,供养之,诸生意事,可请教而行。”供养之怪,有“人类而不如怪者,有怪类而贤于人者”,但是木偶相貌丑陋,不肯与人相见,只能供在楼中,听听声响而已。就如这《子不语》,命运也多舛,或被禁或被删,也被视为相貌丑陋者,也只能供养在楼中,也只是讽世的木偶而已。

红星照耀中国

编号:E54·2121224·0936
作者:【美】埃德加·斯诺 著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2012年01月
定价:45.00元 亚马逊23.40元
ISBN:9787506361330
页数:338页

《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另一个名字叫“西行漫记”,据说1938年2月《红星照耀中国》为了出版中译本而将其改名为《西行漫记》作为掩护,作者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埃德加·斯诺作为第一名进入延安采访的外国记者,采写、发表了大量的关于陕北苏区、中国共产党、红军的报道,在4个月的采访中,他密密麻麻写满了14个笔记本。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当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后,在世界范围引起巨大反响。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译者董乐山,此版本为“译者家属独家授权”,是“中译本出版七十周年纪念珍藏版”。


《红星照耀中国》:九十二天活着的故事

你所听到的只是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一这些名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
——《第四篇 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大写的字母,也是RED STAR OVER CHINA,印在1937年英文初版、1938年中译本初版、1939年英文修订版三个早期不同版本的封面上,它不是隐晦的《西行漫记》,也不用像曾经的那些文本一样,毫无例外地以这么一句收尾:“本书的作者是个资产阶级作家,书中有不少资产阶级的观点,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分析批判。”大写的字母还有EDGAR SNOW,埃德加·斯诺,《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太阳报》和《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首次把鲁迅著作介绍的西方的人之一,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是的,他是红色中国的“闯入者”,是中国革命的见证者和传播者,以及“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他弥留之际病床上用生命的最后力量说出的那句话是:“我热爱中国。”

埃德加·斯诺的中国之行始于1928年,他作为记者来到上海,1930年后,他遍访中国主要城市。1933,他认识了美国著名的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并结识了鲁迅、宋庆龄等一批民主进步人士。而1936年的6月至10月,他深入我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对于这次“红色中国”之行,他或者完全为了自己新闻记者的职业目的,而这种职业初衷却让他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红色中国,那扇门打开了,一个新奇、感动的世界完全融入了他的个人感情,而这也改变了他对于中国的印象。

对于斯诺来说,1936年之前,他对中国的定义是“劳苦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这也是西方眼中中国的集体写照,而这种写照当然带着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子,“事实是,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国仅是一个不能接近的“传说”,在九年的持续封锁中,谁也不了解那个红色中国的生存状态,他像那些“关心东方政治及其瞬息万变的历史的人”一样,充满了疑问:“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的呢?如果是的,那么那个纲领是什么?共产党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红军不过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究竟谁是谁非?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的?”

对于完全封闭而充满疑虑的红色中国,斯诺要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去闯入这个“禁区”,“在我的臂部和腿部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的病菌”,年轻人和老人做向导,铺盖卷、一点吃的、两架照相机和二十四卷胶片作为简单的行李,以及一辆载重六吨的道奇卡车,这是他破译这个世界疑问的全部装备,从西安到延安,从白色世界到红色革命,从资产阶级政权到西北红都,斯诺的转变不仅是地理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对他而言,这九十二天的行程完全是陌生的、新奇的,甚至是恐惧的。

作为一个闯入者,斯诺的勇气完全是职业驱使,而当他遇到河边的第一个红军战士开始,九十二天的行程却成为他见证中国革命,见证伟大长征,以及西安事变、抗日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记录者和分析者。在这里,他遇到了周恩来,遇到了毛泽东,遇到了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等一大批红军将领,也听说了朱德的故事,那些所见所闻丰富着他的感受,也一步步转变着对于红色中国的看法。那些革命者对于斯诺来说是陌生的,所以在他的第一印象中,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组成了另类的“革命群像”。

在安塞,他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但是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招呼:‘哈啰,你想找什么人吗?’”会用英语对话,周恩来的出现至少对于斯诺来说是一次关于红军都是未受教育者的最初概念的颠覆,他甚至想象不到,蒋介石悬赏八万元要周恩来的首级,可是他的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在随后的接触中,斯诺完全有了自己的评价:“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作为红军的创建者之一,周恩来身上有着“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对于毛泽东,他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他说,“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对于林彪,他说:“他的首级的赏格高达十万元,但是他仍神奇地没有受伤,身体健康。”而彭德怀,“是个愉快爱笑的人,身体极为健康,只是肚子不好,这是在长征途上有一个星期硬着头皮吃没有煮过的麦粒和野草,又吃带有毒性的食物和几天颗粒不进的结果。他身经百战,只受过一次伤,而且只是表面的。”而徐海东,给斯诺的印象是“我所遇到的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不论在态度上、外表上、谈吐上和背景上都是如此”。

但是这些印象是斯诺对红军将领群像的一种感性认识,甚至他还用很大篇幅记录了他们生活小事和琐事,斯诺形容周恩来“害羞”,而毛泽东小时候喜欢和他爸爸吵架,彭德怀小时候差点儿被他奶奶召集全族人扔到河里淹死,朱德年轻时当过军阀的手下,也在中学里教学生广播体操为生。徐海东有一天骑马出去,撞在树上将牙齿留在树上……这些个人片段在斯诺笔下被写得颇为生动,但记录这些轶事似乎并不是为了文本生动的需要,相反,斯诺想从这些个人故事中发现他们的成长发现他们的自我,因为斯诺在这九十二天的生活中,发现红军在革命中逐渐抹去了个人印记,而成为集体的一部分。

在斯诺看来,红军军官最习惯说的是:“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说:“弟兄们,向前冲!”这说明红军同拥有极大优势的敌人作战的能力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红军已经成为一个整体,所有的诉求都凝结为一个集体意识,而在这种集体意识下,个体有关的经历和喜怒哀乐似乎都不存在了,“有某种东西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或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共自由同患难成为“红军”这个名词下的动力源泉,所以对于斯诺来说,所有“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名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大写一定是集体的记忆,集体的意义,以及集体的历史,而在毛泽东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作为“伟大领袖”,虽然斯诺碰到的共产党人没有一个口中老是叨念着“我们的伟大领袖”,也没有把毛泽东的名字当作是中国人民的同义语,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所代表的就是一个集体名词,在毛泽东对斯诺回忆自己的出生、求学、革命经历中,斯诺发现,越到后来,个人的印记越来越淡,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会师、古田会议,以及中央苏区的建立,“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在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毛泽东,在这时很难看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音的客观史料记载了。”

从我到我们,从个人到集体,从个体的名词到大写的历史,这种转变对于一个西方世界的记者来说,当然会有惊奇,但是当个体成为集体的一部分,成为大写的字母,对于斯诺来说,恰好发现了红军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一场艰难的战争中发现在的精神和品质,而这种精神和品质为之后中国革命的“红色化”以及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通过红军的长征,斯诺说:“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他们战胜的不只是大自然,或者上帝和死亡,而是自己,将自己的个人从革命事业中清除出去,将千千万万的自我凝结为一个团体一股力量;而在和红军生活在西北的所见所闻中,他知道了红军所提供的是当地老百姓最希望拥有的,重新分配土地,取消高利贷,取消苛捐杂税,消灭特权阶级,这四项经济改革措施为红军寻找到了斗争的最重要目标,那就是群众基础,“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无怪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它当作希望和自由的象征。”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是年轻、精神、训练、纪律、出色的装备,特别是高度的政治觉悟,所以和“白军”相比,红军的“革命觉悟”“是他们维系斗志的主要支柱”。

埃德加·斯诺(1905-1972)

所以在斯诺看来,消除了自我印记的红军变成了一个大写字母之后,也是他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中国社会革命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暂时退却,可能有一个时候看来好像奄奄一息,可能为适应当前的需要和目标而在策略上作重大的修改,可能甚至有一个时期隐没无闻,被迫转入地下,但它不仅一定会继续成长,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后终于胜利,原因很简单,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力因素。”运动必胜的有力因素便是觉悟、精神、斗志,和自身融入百姓的忘我品质。所以在总司令蒋介石的围剿中,红军通过长征和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等办法,锻炼了新的意志,也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而作为当时的战局,斯诺也最关心抗日战争,在他对毛泽东提出的十几个问题中,就有关于如何打败日本“这样强大的战争机器”。而毛泽东对斯诺的回答是:“三个条件可以保证我们的成功:第一,中国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全世界结成反日统一战线;第三,目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下受苦被压迫各国人民采取革命行动。在这三个条件中,主要条件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这本在西安事变之后出版的图书也在最后一章着重描写了这举世闻名的事变,红军接受国民党提出的整编要求,而国民党也同意共同抗日,不在剿杀红军,而对于这样的一次“国共合作”,斯诺认为南京方面打的“太极拳”看起来人人都“得胜了,但其实是”历史受了骗——给骗掉了一个牺牲品。“

这个牺牲品是不是一种对于外族入侵反抗而带来的政权力量削弱,在斯诺看来,西安事变是一个晴雨表,在这之后,战局其实进行了大转变:

以后的三个月里,西安事变所引起的政治上错综复杂的关系大部分都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到了最后,局面就完全倒了过来。有人得到了大进展、大胜利,也有人遭到了大挫折、大失败。但是所进行的决斗就像中国旧戏舞台上两个古代武将所进行的决斗一样。他们口中连声呐喊,手中猛舞刀剑,令人心惊胆战,但是实际上却一点也没有碰到对方。最后,战败者颓然倒地,表示阵亡,过了一会儿却又自己爬了起来,大摇大摆地走下舞台,威风凛凛,极其庄严。

这是一次政治的讽喻?其实在西安事变中,斯诺已经从红色中国出来了,而他对于红军的所见所闻也到此为止,可以说,斯诺还停留在那个禁区,还在那个就是二天行程的“活着”的故事里,而这些故事的主角是那些中国革命的青年们,从故事而来,或者也走不出那个故事了,而这些活着的记忆对于斯诺来说,打开了一扇从未有人触碰的门,“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这种盖棺定论的说法似乎也在隐隐传递着某种个人感情,在《一九三八年中译本作者序》中,斯诺说:“在这里我所要做的,只是把我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这些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公平、客观而无党派之见的报告也是他作为新闻记者所秉承的职业道德,但是耳濡目染中,斯诺似乎也被同化而感动,甚至也在和红军的那些将领一样,慢慢“去个体化”,而成为一个大写的字母。

当那活着的故事已成为历史,这本被誉为研究中国革命的“经典的百科全书”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红色经典”里还有那些珍贵的影像,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八角帽、“儿童团”里的红色小学生、红色苏维埃的工人俱乐部、写有革命口号的招贴画、日墙报画、苏区图书馆、红色合作社,这些用“两架照相机和二十四卷胶片”拍摄的照片或许是历史中最鲜活的一部分。

还阳

编号:C28·2121120·0935
作者:侯磊 著
出版:新世界出版社
版本:2010年10月
定价:24.00元 亚马逊10.50元
ISBN:9787510412417
页数:230页

古代、后宫、京城,这些标签对于这部小说来说,或许是开启了一种陌生的文本空间,而“一部讲述后宫秘史的历史小说”、“新京派小说代表作”等注解似乎又为“小说前沿文库”丛书的整体定位带来了困难。如何消解历史?如何在“新历史”中讲述宫廷传奇?或者与现实保持的那个距离才是虚构文本走向阅读前沿的标记。没有完全净身的太监,本身就带有戏谑的味道,似乎要把故事带向身体和仪式的挣扎之中。而他所要做的就是变回自己,所以寻找自我,寻找爱情,甚至寻找自己的后代就成为“还阳”的最终目的。在一个陌生的文本空间里,那些奇幻的色彩或许才是让我们不必纠缠于历史的理由。小说第一句:“这天一早,毕玉从毕小四家中醒来,他几乎都忘掉了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还阳》:被架空的故事和理想

如我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那我是什么?答案只有一个,我是太监。
——《第二章》

封面上那一轮的太阳,是猩红的光,有限地照耀,却如一滩流下来的血,仿佛毕玉被刘爷处理的下身,而那太阳的中心是若隐若现的神物,仿佛是那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宫廷世界,隐秘而模糊,“还阳”的场景被设计成一张充满隐喻的抽象画,而那个用毕玉残缺的身体构筑的在场世界徐徐拉开了帷幕,小说 第一句:“这天一早,毕玉从毕小四家中醒来,他几乎都忘掉了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那个世界就像一个未醒的梦,隐秘而模糊。

残缺的是鲜血迸溅之后的那一堆碎肉,从身体里割了下来,用水洗干净,用香油炸了,再“裹满了石灰、珍珠末、潮脑、樟脑面、麝香、透骨草、沉香、辰砂等细细磨成的粉末”,再包上绸子,装入精致的匣子,写上姓名、年龄、籍贯、生辰八字和净身的日期,然后再裹上黄丝带,挂在贴近天花板的位置,“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这个充满仪式感的净身之举将毕玉的身体割裂成两部分:活着和死去,现在的自我和以前的自我,那男根在花椒水、滑轮、绳子和刀组成的意象被阉割,而从此,健康、读书的小书生也变成了太监。身体的割裂带来身份的转变,而这种身份的转变是毕玉进入皇宫的通行证,这种悖论对于毕玉来说,是玄幻的,是感性的,甚至是理想主义的,而一旦成为另一个人,走回去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毕玉是个读书人,起码他自己是以读书人自居的。”这是他的第一个身份,也是健康的身体下的身份,而这个身份因为现实,而多了一份无奈,洞房夜被骗,“发现那里是一片偌大的虚空在等待着他。”这便是不能改变的生活,偌大的虚空将他拖向现实的边缘,而在这边缘便产生了改变现实的“伟大”理想,把便是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进入皇宫。所以他来到了京城,“京城给毕玉的第一印象就是从找厕所开始的。”这也是一种逼仄的现实,厕所是藏污纳垢之地,是现实的巨大隐喻,似乎在毕玉的心中,那个遥远的皇宫里的一切都是现实之外的理想存在,所以他选择用极端的形式进入皇宫。尽管他净身而成为太监并非是自己最完美的进攻方式,但却是最直接最便捷的,而从现实到理想,对于毕玉来说,是丧失作为男人的身体开始的,而丧失了男人的身体,也就丧失了自我。

几根胡须和腋毛不见了,说话的声音变得又尖又细,像孩子般稚嫩,又像女人那样尖细,这是另一种现实,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的身体,对毕玉来说,是一个连自己都无从知道的未来。进入皇宫,成为其中一员,毕玉从最低贱的活儿开始——刷马桶。这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这是一个生死如常的世界,包括肉体的惩罚在内,都用不可颠覆的秩序维系着。但是这表面森严的宫廷里,却到处是危机,甚至不堪一击。而毕玉也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被阉割只在某种程度上被分离,因为没有完全净身,他发现自己的男人身份还若隐若现,似乎一旦被激活,自我又将重新回来,而一旦自我回来,理想也可以安全地拥有。

“他发现自己和其他太监这点是不一样的,他一见到宫女还会脸红,还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冲动。”在太监群体里他成了“异类”,而更大的异类在于他在冷宫中奇遇了淑妃,而且不可思议地与淑妃产生了所谓的爱情。如电石火光一般,即刻消解了男性身份缺失的遗憾,尽管后宫里“杂糅着一百年来尸体的腐臭味和酸酸的血腥味”,那是死去的味道,就像毕玉死去的那堆肉一样,但是在死面前的活更显珍贵,所以和淑妃的爱情迅速称为一个男人身份的回归,“每当和淑妃聊过天的夜里,毕玉怎么也睡不着,他的眼前总是无端出现许多奇怪的画面,是一男一女,像两个赤身的妖精在打架”。而这种与身体有关的欲望的复活,是毕玉重新找回自我的开始,对于毕玉来说,另一个更大的计划浮出水面:还阳。

“还阳”当然是重新找到男人的欲望,重新返回男人世界,或者说,还阳除了技术上的指称之外,更重要的是一种自我的确认,找寻自己失去的那个身体和身份。“如今,宫中的故事再一次发生,毕玉发现自己已经成了故事中的人。”已经成为宫廷故事一部分的毕玉,要重新找回失去的身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作为读书人,毕玉似乎能够在充满愚昧和阴险的宫廷里得心应手,他先是取得了皇上的信任,让皇帝也恢复了那种身体有关的欲望,而在另一种意义上,毕玉是一个闯入者,对于宫廷外的生活有着自己的经历和经验,而将外部的信息带入宫廷成为他计划的一部分。闯入者当然是要改变这个封闭世界里的秩序,让皇帝取消上朝、玩“扑扑登儿”和屎壳郎拉车的游戏、给宫女缠足,然后让皇上逛妓院、吸大烟,这些光怪陆离的生活对皇帝绝对是一个刺激,也从此改变了为莫如深的宫廷生活。

对于一个闯入者来说,改变秩序就意味着颠覆规则,而毕玉也从刷马桶的太监变为宫中领班,再成为统领后宫的总管,他一步一步从最低微出爬上来,向着自己更大的理想进发。而当皇上因为萎靡生活和身体原因突然驾崩的时候,对于宫廷规则的颠覆当然受到了阻力,或者说从此毕玉转向了一种自我保护,而其实这种保护对于毕玉来说,是脆弱的,是不堪一击的,在宫廷内部,各种权力斗争对于他来说,似乎只有招架,或者说,“还阳”的生理意义已经成为毕玉的最大理想,而非身份上的认同。

这当然是一种悖论。对于已经成为太监的毕玉来说,生理困扰一直无法彻底摆脱,那个男人的自我并非顺利的回归。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的尴尬依旧是现实意义的,皇帝没有驾崩之前,要毕玉晚上陪他唱《西厢记》中的《红娘》,便是他男性身份的再次丧失,甚而至于“那天毕玉就在养心殿中陪着皇上睡下了”,作为第一个睡龙床的太监,毕玉仍然被身份所困扰,这是一个刻在他身体上永远无法抹去的印痕,那个“还阳”的计划显得越来越渺茫,“毕玉对淑妃说:咱们一定选拔一批正义的、有学问的大臣,再招募一批忠实的、不会为非作歹的太监,你辅佐孩子管理前庭,我在后面稳定好后宫,咱们好好的管理这个国家你说好么?”这是他的理想,但是理想多少有些幼稚,甚至只能寄托在梦中,他梦见淑妃产下了龙种,“他猛然间有了一种做父亲的幸福感,自己的生命有了延续,将来自己死了,这个婴儿就会代表自己一样仍旧在世界上。”但这毕竟是一场梦,他甚至还要去探究那个孩子是男还是女,在他心里这是无法跨越的一个宿命。但梦醒之后,是宫廷之变,是外国入侵,以及他被尹小刘更大的阴谋架空的现实。“皇子为帝,康王为王!”的命令像一盆冷水泼在他的身体之上。

作为一个闯入者,毕玉只是一个弱小的个体,在他身上只有社会底层男人卑微的理想,甚至只是洞房被骗对于男女欲望的弥补,只是肮脏厕所的现实所带来对于物质享受的向往,而仅仅于此,“一个只是来到京城讨生活的小书生,他曾经梦想着读书中举,然后进入朝廷”,而身体被阉割变身太监,也只是个体的某种理想的满足,“现如今通过净身当上了后宫的总管,还有了众多的宫女作陪,而且把最大的宫女:娘娘都搞到手了。”对他来说,只有被放大的私欲,但是在宫廷里,这个理想多少有些幼稚,有些微弱,他敌不过那些阴谋,“这么多日子,你还没感觉到么?您的身边都已经被架空了,尹公公马就要对您下毒手了。”而在尹小六、王丞相等阴谋者之外,还有另一个闯入者:外国传教士汤若望。

汤若望一步步接近皇宫,是另一个计划,他的背后是西方文明,所以作为珍宝馆的洋人,汤若望对于宫廷的秩序比毕玉更为彻底,也更具有颠覆意义,薄荷叶、月桂树叶、鼠尾草、麝香草、薄荷花、艾菊、山竹、火龙果、蛇果、毛丹、洋桃、山梨等陌生名词成为宫廷生活的一部分,在衣食住行上都进行着渗透,而皇后最后“下令把太和殿中的大柱子全部拆掉,一律换成欧洲罗马风格的大理石廊柱,并且要把养心殿、交泰殿等等全部拆掉,改为欧洲风格的大尖顶式建筑。”这样的改造当然是异族文化的输入,对于毕玉来说,在宫廷阴谋和西方颠覆的双重作用下,走向了一条溃灭之路,被架空的自我只剩下“还阳”的虚幻梦想,而淑妃之死也将他男人的身份彻底打碎:“毕玉回头望望皇宫的方向,他突然觉得皇宫要在这个世界上永远的消失了,起码是他在的世界里消失。那里有他的居室,有他的女人,有他的孩子,有他的理想,还有他的家。”

消失的不是那个皇宫,是他的身体梦想,是他对于男人身份的找寻,是他回归自我的“还阳”,被赶出皇宫落荒而逃的毕玉与汤若望一起远走他乡,那个未知的世界在等着他,但一定又是另一个阴谋。“秘制宦官阉割要诀”,那“在第一页的第一列上写着这样几个字”似乎也像是依稀的梦,只是梦而已,而不是现实,“先不忙,先好好的看着他。回到意大里亚再说吧。”在西方传教士汤若望面前,一个被阉割的中国男人躺在那里,身体已经缺失,身份已经丧失。

“你不过是一个太监,一个奴才。”这是淑妃曾经对他说的话,虽然被逼无奈,但也是一个明确的定位,和毕玉自己怀疑“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的尴尬那样,作为皇宫的闯入者他永远难以逃脱宿命。没有完全净身,或者正是毕玉最可怕的处境,所以他既有重新做男人的欲望,又总是陷入身体的沦陷中,他所改变的只是另一个世界里的秩序和习惯,是完全在自我之外的,但是对于自我,不管是身体还是身份,都无能为力,“一只公鸡、公羊、公牛、公猪等等被劁掉了,那么它们最好的面对生活的态度就是安心的去做一只肉鸡、肉羊、肉牛或肉猪。”被架空的自我,被架空的理想,隐喻着虚幻的梦境。而那个皇宫,那些故事,是不是也是另一种虚幻的梦境,另一个被架空的现实?

其实,在这本书里,除了斜么签儿的、熬滔、官茅房、五积子六瘦、魔三道儿等浓厚的京味,以及在宫帏知识上的专业性之外,侯磊似乎并未做好写寓言故事的准备,至少在整体结构和行文上,显得短促而平淡,毕玉身份的转变、和淑妃的爱情、宫廷政变等几乎都是用简笔的方式叙述而过,对于人物的塑造没有标新立异,对于情节的设置也没有精心构筑,虽是虚构历史,但这虚构是被架空的人物,被架空的故事,以及被架空的寓意。“还阳”竟也无处落脚,就像最后汤若望准备白纸、鹅毛笔和墨水瓶,“在上面写下了第一行字”,那后面不是冒号,是一个句号,以及“2010年3月于北京”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