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狗

编号:C38·2180624·1487
作者:【英】马丁·艾米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有限公司
版本:2017年05月第1版
定价:65.00元亚马逊36.30元
ISBN:9787532774449
页数:331页

马丁·艾米斯的《黄狗》是一部头绪纷纭的作品,他用先锋实验的文学品格、标新立异的创作形式、变幻莫测的情节铺陈以及惊世骇俗的语言天赋,使得西方文学评论界说它 “也许没有主题”。主人公汉·米欧是演员和作家,他的父亲梅克·米欧是极其残暴的强盗,早已死在狱中,他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中,唯恐遇见父亲生前的仇人或同伙,害怕他们对他报复。在沉重的精神压力下,他变得十分孤僻,甚至疏远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一直想实施报复的科拉,指使色情演员卡拉把汉诱骗到加利福尼亚,想以色相破坏其婚姻,但未得逞。汉在加州意外地遇见了自己的生身父亲安德鲁斯,这个意外发现使科拉放弃了报复的念头,因为他并非米欧的真正后代。梅克·米欧是一个暴君,而汉寻找如何摆脱暴君影响的方法,正如那条哀鸣的黄狗试图挣脱背负的锁链。


《黄狗》:不能再有猴子在床上跳了

当它终于静止不动地开始俯冲时,上空出现爆炸式的闪光,一秒钟之内,彗星的尾巴就像银河一样划过天际……
——《最后一章·4》

黄狗在咆哮,在怒吼,甚至在张开嘴的一刹那,闻到了满是血腥的味道。但是只要你不打开一本书,不从封面开始进入一个 “我去好莱坞,又去医院”的故事,黄狗就只是黄狗,静止,死寂,不会扑向任何一个人。

封面总是以直观的方式呈现在眼前,甚至赤裸裸地想到暴力,但是黄狗也并非是黄狗,即使它被拴住了绳子,吊在那根柱子上,凶煞的背后也一定有一个训练它、调教它,以及命令它的人。狗的事其实是人的事,在建立了这样一种逻辑之下,黄狗的故事看起来就和现实发生了关系——在这个城市,因为某一件狗咬人的事而导致了社会议论,便是 “黄狗”可能延伸的社会叙事学。但是,当黄狗以如此解读的方式进入现实,是不是暴力、谋杀以及无政府主义式的寓言就一定超越了动物属性?

这当然只是一本书,而且也不是汉阅读的那种 “一页只有一个词”的书,如果让黄狗进入现实,那么阅读也必须进入现实,打开一本书也必须以现实的方式。是的,汉阅读是在六点,在自己的房子里,身边是抬起头看他的女儿索菲,阅读之前还倒了一杯啤酒,时间地点人物,似乎都在现实层面,甚至在阅读的间隙,他还会想到应该如何跟第二任妻子罗莎讲起和科拉发生的事, “他在信中已经保证要对她坦白,所以他无法只字不提。”一件自己出轨的事,无论如何在现实意义上就是和道德、伦理有关,当淫念最后变成回忆,其实是社会禁忌发生了强大的效果,甚至在和罗莎说了之后,汉也想到了要离开科拉, “听起来老套——但生个孩子吧。每次看着你我都在想你的孩子。你的胸也在期待,期待你的孩子。快让伯尔·罗德把你的肚子搞大,然后全力待产。”

但是一页只有一个词,一个现实也只有一个词,它就写在翻开黄狗的封面开始的现实里,它不是淫念,它是乱伦。那是一个夏季的派对,花园里,以及叫 “猴子之家”的屋子里,前妻珀尔的家,罗莎也不在,在聊了两个小时之后,汉和科拉就在花园里做了那事,在床上, “有太多的猴子蹦来蹦去”,它们是活力的象征,是欲望的表达,也像孩子一样,无法控制自己,但是,在做事的时候,汉为什么发现了身体里那 “一块坚硬的软骨”?为什么会想到女儿比利和索菲,想到了 “校服、连体衣和尿布”?为什么拍色情片的科拉最后提到了约瑟夫·安德鲁斯?一种淫乱的回忆变成了道德的现实,而一种道德的现实最后又变成了乱伦的故事:科拉就是汉自己姐姐丽达的女儿,丽达的丈夫又强奸了科拉;而约瑟夫曾在爱城和汉见面时掏出了一张纸条,那是汉的出生登记证明, “九个月前你在哪里?你他妈的在温森格林监狱。我搞了你老婆,而且把她肚子搞大了。你那个儿子,他不是你的。他妈的是我的。”

丽达遭遇了丈夫的暴力,父亲梅克·米欧打死了他,和约瑟夫一起被关进监狱,那乱伦的伤害对于科拉来说,似乎是藏在心里永远的烙印,而她却又成为了汉的情人,当汉看到了约瑟夫的那张纸条时,才发现自己的秘密比科拉的烙印更难以抹除,就像自己脸上的伤口 “形状就像血染的括号,距眼睛上方西北角的半英寸处”。括号形成了一个封闭系统,在没有指向的伦理关系里,汉和科拉似乎都在同样的命运中,而当科拉说: “在我六岁到九岁那几年,我父亲每天都会强奸我一次……”而指向汉总是紧抱着的女儿比利时,似乎又将汉带向了可能的乱伦深渊。

那么,在夏季的派对上,在花园的软骨里,在床上的猴子蹦跳中,社会禁忌会以另一种病态的方式呈现: “医生说:禁止猴子在床上弹跳……”医生在说话,医生开出了药方,这是生理和心理意义的治疗,而对于汉来说,他却选择了另一种方式,那个约瑟夫是谁?他在1949年开始的监狱生活中,在 “爱城”的房间里,在汉永远的伦理阴影中,但最后却在一本 “一页只有一个词”的书里, “知道。你书里的人物。我想那是对亨利·菲尔丁的嘲讽吧。《蜜汁》。非常棒。”在一本书里,成为虚构的人物,成为可以合拢的故事,但是,当科拉说自己其实是汉的侄女,说约瑟夫 “曾经是你的敌人”,那么,还有什么可以从虚构中逃离?还有什么可以从现实中躲开的?

因为一本书的封面永远是一只黄狗, “空中,一声哀嚎,那是黄狗的咆哮。”黄狗不在现实里,拴着链子,吊在柱子上,却永远发出咆哮,而且从空中而来,而那空中原本像一本书一样,充满了幻想的味道,汉一直想看见彗星到来的那一刻,而就在2月14日,那架101航班在经历了从早上9:05准备起飞,到发现问题,最后无法避免危机之后的14:09,终于从空中俯冲而下,像黄狗的咆哮一样,天空中充满了机器受损而悲哀的轰鸣声,最后是逆时针打转翻滚之后的爆炸声,而在一秒之内,彗星也拖着长长的尾巴划过了天际。

从现实到虚构,从虚构到现实,无法逃离的社会禁忌?无法避免的黄狗咆哮?而101航班上机长可能的畸形恋情,那具死了好几天的尸体,到底是现实一种,还是虚构元素? “他闭上双眼,看到了那只黄狗。”就在那个夏天的夜晚,就在那废弃的院子里,他看到了姐姐丽达和男朋友在一起,她跪在水泥搅拌机后面,裙子提在腰间,而工作室里的美女照片,等待泔水桶的群交野狗,以及兴奋的母鸡和尖叫的公鸡,都将一切引入了欲望的可怕世界,而当汉推开门的时候,他看到父亲正坐在一个男人的胸上,他们不是别人,是梅克·米欧和约瑟夫·安德鲁斯——一个是操他母亲的男人,一个是娶他母亲的男人,一个是出生证明中的父亲,一个是名义上和丽达一样保持着家庭关系的父亲。

两个父亲,却在虚掩的门里上演男人的游戏,那一刻,黄狗的叫声再一次响起,却不再是咆哮,而是呜咽、哭泣, “摇着脑袋仿佛想放松酸痛的脖子,它抖动着肩膀,试图挣脱那此——背上背负的东西。”——终于从那一页只有一个词的小说中挣脱出来,然后站在封面上,以现实的方式,用暴力驱赶暴力。一个回环,淫乱无法成为回忆,暴力无法变成虚构,乱伦无法获得救赎,无论是医生说出 “禁止猴子在床上弹跳”,还是《蜜汁》里无尽的嘲讽,在被决定了命运而无法逃离的现实里,黄狗也只是一两声的咆哮,以暴制暴,以权抗权,最后都变成了现代社会的宿命,如彗星一般,是寓言,是隐喻。

“我去好莱坞,又去医院;你是第一个,又是最后一个;他很高大,她却很弱小;你彻夜无眠,但又倒床就睡;我们很富有,却又贫穷;他们找到了安宁,却发现……”在汉的人生路上,好莱坞和医院仿佛就是命运无法逃离的归宿, “好莱坞”是一间运河岸边的酒吧,汉在那里喝酒,一杯啤酒,就像在阅读开始前一样,却是在进入他自己的故事;医院里有医生,有护士,当然也有药品,而医院的存在只为病人而准备,所以两条路指向了人生的两个方向:欲望和病态。而对于汉来说,这两个方向都能让他短暂地离开现实:四年前和珀尔离婚,他决定戒掉烟酒,戒掉的不是普通的烟酒,而是那种无政府主义的波西米亚生活,那里是毒品、可乐、皮条客,似乎在告别一种颓废的生活,而取代的却是两杯鸡尾酒、四根烟和一小时的写回忆录,看起来美妙,是压力的平衡, “但他鬼知道,永远也无法迈过离婚这道坎。”

为什么离婚?不是那种现实中的鸡毛蒜皮, “当珀尔让他第三次被逮捕时,他站在公寓门口听对他的指控,他知道他们的婚姻已走到尽头。他已经走到了爱情的对立面——远远超越简单的仇恨。”仇恨夹杂着暴力,为什么要对他指控?为什么要让他被逮捕?是因为患上了 “夫妻间偏执狂”:长达数月的冷战、临时分居、独自旅行、频繁的拳脚相加、无休止的通奸, “他们的婚姻如同失落的世界,似乎是退化的、充满兽性的,甚至是史前的——如同一片蜥蜴横行的大陆。”蜥蜴横行,所以和科拉在一起的那个猴子之家,而最后对婚姻的逃离却又跌入了乱伦的深渊。而美国籍妻子罗莎呢?四年前结婚,也是在婚姻世界里分道扬镳,一个高大一个弱小,一个彻夜无眠一个倒床就睡,一个富有一个贫穷,一个在医院里成为病人,而另一个却以 “收腰的衬衫、运动型胸罩、浅褐色的乳沟”从医生面前走过——一个和另一个,依然像好莱坞和医院一样,走在欲望和病态的两条命运之路上。

在创伤之前,汉想着从第一段婚姻中走出来,在罗莎的世界里他想成为 “那个梦寐以求的丈夫:一个和母亲责任对等的父亲,温柔守时的情人,善于养家的男人,喜欢逗笑的伙伴,多才多艺且很少计较的家庭修缮工,精巧细致的厨师,有天赋的按摩师,更重要的是从不闲逛……”所有的标准都在远离那个坏丈夫,因为 “他曾经历过一次,并且它是谋杀。”但是在欲望和病态同时抵达的命运中,四十七岁的汉像在为自己写一部虚构的小说,那里一页只有一个词,那里的约瑟夫是个书中的人物,那里的女儿就在自己身边陪伴,甚至那里的妻子也原谅了他曾经犯下 “乱伦小插曲”的过错。

于是,出门就是走进自己的小说,于是,被人打倒就是逃避欲望和病态,于是,他送进了医院,转到了创伤科,产生了健忘症——而那条黄狗就在那里变成了一个词。甘地医生说汉遭受了高速碰撞,而使用暴力打击他的就是约瑟夫,这便是对于乱伦的某种影射,只有成为一个病人才能抽离更病态的社会, “他的状态就像身在二十一世纪:人们想从中觉醒、从中挣脱。这是一场梦中梦,而且都是噩梦。”那三个词是狗、粉色和现实,当甘地对他说了之后,汉重复的时候,却颠倒了秩序,也更换了词语: “粉色。猫。现实。”而之后第二次说起三个词,猫是猫,现实也还是现实,颜色却从粉色变成了 “黄色或蓝色”——于是,在词语游戏中,黄狗慢慢成形:他最终会在那充满了情欲和乱伦气息的废弃房子里,向着整个世界咆哮,然后101航班俯冲下来,然后彗星拖着尾巴飞过天际。

“无论是谁害我,我定要报复,我定要报复。”这是身为病人的汉内心最真实的声音。用病态来反抗更病态的生活,汉无非是一个个体,而在被展开的现实里,整体的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病态世界,那里有无政府主义的波西米亚,那里有充满犯罪倾向的暴力分子,那里有在婚姻的谋杀中永远的敌人,当然,好莱坞的欲望世界永远开放着:《晨雀》杂志把读者称为 “行手淫者”,他们的宗旨是: “行手淫者优先”和 “想行手淫者之所想”以及 “这是我们的行手淫者的真正兴趣吗”,而他们的办刊目的就折射出社会的现状: “好的。主流严肃大报的目标读者是当权者和知识分子。时髦的通俗报纸针对中产阶级。低端的廉价小报则面对无产阶级。我们《晨雀》的目标读者是失业者。”失业者无非是 “高智商的白痴”; “粉红公鸡”酒吧里永远站着一个叫安斯利·卡尔, “贝丽尔是安斯利青梅竹马的恋人。他们在十六岁那年举行了婚礼,两周之后安斯利就离开了她,在他历史性转会的第二天。”然后,《晨雀》杂志为了让卡尔重整旗鼓,策划的行动叫 “干了贝丽尔”;工作之后的生活,也完全是欲望带来的病态,杂志主要策划者克林特 “一直在做跟蕾哈博约会的准备工作,吃了三次壮阳药和五次沃硫姆内斯男性药片”。

色情、药物、肉体、乱伦,组合成的无非是 “现代化社会”的畸形生活,而当所有人都无可避免地陷入其中的时候,甚至历史也被解构了,何来一个叫 “亨利九世”的国王?英国叫亨利的国王之后八个,当第九世出现的时候,是以反现实的方式走进虚构,那里有祖父约翰二世、父亲理查德四世传下来的家族箴言,有带着荣耀的国王专列,有臣服的民众,但是国王没有权力, “除了钱我还有什么呢?我是立宪君主,显然,我没有权力。我有荣耀,是的。但没有权力。”也没有自己追求的性生活, “维多利亚公主出生后,亨利的性生活不再受控于日历和月运周期:现在,它听命于预约簿。”历史被解构,而里面的一切就像这个展露的社会一样,变成欲望和病态的混合体:亨利九世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性生活,和那个叫何子珍的 “中国长期驻巴黎大使的女儿;做了九年斯堪维尼亚国首脑的情妇”的女人在一起,而另外一方面,自己的女儿维多利亚却陷入了黄房子的 “突袭”事件的漩涡中,那个视频里公主在白色浴缸里,但是在水流过身体的第四秒, “她把头扭向右边,身体转了九十度,翘起的屁股使水溅了出来。接着黑屏。”

黑屏,一段悬案,却在《晨雀》杂志的策划中变成了欲望的消费品, “性问题上的巧合:他自己,在城堡里,把异类的何揽入怀中;而穿过草坪,公主在黄房子里遭到‘突袭’。”所以对于亨利九世来说,权力和欲望在畸形的世界里,永远变成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讽刺,而这种讽刺所折射的是信仰的危机, “我的信仰只不过是一株纤细的芦苇而已,陛下。”十二月党人布伦丹戈登对亨利九世这样说,作为国王身边的近臣,他其实代表着一种制度,一种信仰,一种思想,甚至一种爱: “他是共和党人,他在这里做的一切,他四分之一个世纪一直做的都是为了爱,一切都为了爱。开始是出于对国王的爱,后来是出于对公主的爱。”维多利亚十五岁,布伦丹四十五岁,在一种年龄的差距里,是不是他反而更像一个父亲——当亨利九世在虚空的世界里用可怜的欲望满足自己,他其实远离了带来爱的父亲形象,而畸形之欲望,最后编织的不是爱,而是乱伦。

黄屋里的身体,最后的谜底是 “她们”, “何子珍是我们敌人的敌人。”而亨利对维多利亚的爱最后只是变成了信封上的一个词,而布伦丹呢?十二月党人从历史中跳出来,却不是别人,正是约瑟夫一样的存在,暴力、入狱、同性,以及搞大了别人的老婆,生下了带着永远烙印的孩子——当回到现实,一本小说合拢,而病态的世界从来不曾被改变,甚至,汉在三个词语的颠倒中陷入另一种可怕的危机: “所有这一切都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事与比利有关。”

用身体紧紧抱过比利,为什么就会让人怀疑是乱伦?在珀尔的口中,在科拉的口中,甚至在罗莎的口中都变成了怀疑论,一切都像那个无家可归的约翰所说, “我没有家。”没有了家,也就没有了以忠诚为目标的 “婚礼颂歌”,就没有了依偎在怀里的父爱,没有了高举着她哄她入睡的责任,而所有没有家的信仰只是因为自身带着的那种原罪:汉是那个父辈欲望的牺牲品,却也制造了另外的病态生活——亨利九世是父亲,梅克·米欧是父亲,约瑟夫是父亲,丽达的丈夫是父亲,汉也是父亲。所以原罪需要的自救,只有毁灭之后才能迎来新生,这是一种悖论,像彗星来自天堂,也可能是来 “毁灭我们的”,就像小说在虚构中解构现实,却在合拢中依然听见黄狗的叫声,101航班的尸体带着鲜活的生命从高处坠落,就像欲望在堕落中自毁,而最后那升腾的可能也是希望:

现在她从他手中滑开,开始在屋里转来转去,从一个扶手转到另一个扶手。他一脸麻木地苦想:在这项保护他们的工程中,令人绝望的痛苦是,当他们还很幼小的时候,他们弱小的身躯,弱小的身躯,他们十分弱小的身躯。

圣安东的诱惑

编号:C37·2180624·1486
作者:【法】居斯塔夫·福楼拜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7年09月第1版
定价:42.00元亚马逊23.50元
ISBN:9787532774814
页数:251页

“白昼终于出现;仿佛一座神龛的幔帐掀开,金色的云霞盘旋向上,露出天空。”出现而新生,但是,在此之前,一切都呈现为堕落的形态,安东在一个夜晚产生的精神幻象,那是魔鬼,那是诱惑:财富、权力、享乐,乃至更具诱惑性的:礼仪、经文……魔鬼以科学之名,制造迷障,隐藏起宇宙的秘密。从夕阳西下到晨曦渐上,幻梦不断,最终,安东从迷局走出,迈向新生。小说反映出对妄念的反叛、对物欲社会的厌弃,是作家投入 “热狂”的一部作品: “噢幸福!幸福!我看见生命产生,我看见动作肇始。我的血激荡着,要胀破脉管,进裂出来。我想翱翔,我想游泳,我想吠叫,我想呼喊,我想吼号。我愿意长出翅膀,长出甲壳,长出树皮,长出象鼻,喷出烟氛,旋扭我的身体,分裂开,散入一切,和香气一样发散,和草木一样成长,和水一样流动,和声音一样响颤,和光一样发亮,隐藏在一切形体。钻入一粒一粒原子,一直坠到物质的尽头,——成为物质!”


《圣安东的诱惑》:十字架离我太远

钻入一粒一粒原子,一直坠到物质的尽头,——成为物质!
——《七》

物质是一本书?一幅画?一个作者?不管是布罗该的画,还是贾劳的画,都在居斯塔夫·福楼拜的眼前展开,即使他写给勒·蒲瓦特万的信中说: “自己也很想把《圣安东的诱惑》写成一出戏;不过,这得另请高明,我可不成。”那也是一幅不可更改的画;一部作品打开在我的眼前,C37·2180624·1486的编号也是属于它的唯一;二十五年在困难中写作, “现在我算写完了,中间辍而复始,始而复辍,整整占了我二十五年!”也只有一个叫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作者;当然还有一九三七年一月翻译出版这本书的李健吾,之后再没有机会出版的译本也成为唯一……

不可更改的画,唯一编号的书,二十五年写作的作者,和唯一的译者,它们都呈现了恒定的物质,都在 “坠到物质的尽头”时成为物质:最后的物质,唯一的物质。但是在成为物质之前,一切的变化都在发生,在福楼拜看到布罗该的画后,是迟疑,但最后决定买下这幅画,从此开始思考如何写作 “我一生的著作”,而后来的一八四六年,福楼拜又买下了贾劳的画,在画里发现了一种共存, “忧郁的奇丑于我有一种异常的魔力;我的性格是滑稽地苦辣,所以这正好应和它密切的需要”。但是当他在一八四九年完成初稿,读给朋友听的时候,他们却要劝他扔到火里烧掉,福楼拜虽然没有付之一炬,但是却听取了朋友的建议写了 “俗不可耐的现实的故事”,这便是他的《包法利夫人》。

二十五年,仅仅是写作的时间,这部 “一个四世纪亚力山太世界的戏剧的展览”没有被烧掉而真正成为福楼拜一生的著作,其中的曲折只是因为他把作品给了唯一的读者,那就是自己,李健吾在《跋》中说: “他胜利了。这场胜利是光荣的,因为他收服了一个读者的读者,他自己。”唯一的作者,收服唯一的读者,这便是变化之后的最后物质呈现,而在像是上帝造人完成后的第七天,圣安东也在经历了魔鬼的七重罪之后发下了 “成为物质”的自己:

噢幸福!幸福!我看见生命产生,我看见动作肇始。我的血激荡着,要涨破脉管,进裂出来。我想翱翔,我想游泳,我想吠叫,我想呼喊,我想吼号。我愿意长出翅膀,长出甲壳,长出树皮,长出象鼻,喷出烟氛,旋扭我的身体,分裂开,散入一切,和气一样发散,和草木一样成长,和水一样流动,和声音一样响颤,和光一样发亮,隐藏在一切形体。

血液激荡,脉管崩裂,长出翅膀,分裂身体,翱翔,游泳,吠叫,吼号……如此众多的是形式,但是它从属于一个物质,那就是生命,所以生命之产生才是圣安东最后的幸福,这最后的幸福也成为坠落到物质尽头之后 “成为物质”,也在这幸福的第七章看见了基督, “就在中央,正当太阳的圆盘,耶稣基督的面孔熠耀着。安东画了一个十字,开始祈祷。”落幕,完结,救赎,得道。 “隐藏”着一切形体,是形式的多元表现,但物质只有恒定的一种,叫做生命,所以圣安东的整个过程就是从种种多元、多变的形式之中找到属于自己也属于上帝的物质,而这个过程就像福楼拜二十五年的困难历程,只为让一种思想,一本书定形。

那么,当安东在家里人逝去之后选择退隐在坟墓里长达十二年,为什么没有发现这最后的物质?为什么在沙漠的八十多年修炼中,没有找到唯一的形式?为什么把自己的所有都变卖给穷人,没有让他看见耶稣的神迹?为什么鼓舞迫害的教徒、指责阿芮屋斯的邪说也没有让他找到皈依的上帝?形式多样,在安东的求道得道中似乎成为了一个迷障,当他在上埃及的戴巴伊德境内,当他居住在山顶圆平台上,当他以隐士的身份独居在茅庐里,当他竖起长十字架,这一切只不过具有了形式上的意义,尼罗河还在流淌,海滩之外还是一片海,里比山脉里藏着很多的秘密,而在安东的内心深处,有着无法抵御的痛苦。 “又是一天!又过了一天!”是厌烦, “然而往常,我并不这样苦!”是迷失, “如今,泉水涸了。为什么?”是困惑,当初毅然离开家,毅然远离家人和女人,安东似乎做好了准备,母亲快死了,妹妹要他回来,女人阿娼娜芮亚穿着开衩的后襟迎风飘荡,安东还是头也不回,盲人狄第穆给了他圣经的知识,追随的学生给了他作为长着的尊严,沙漠的苦修给了他勇气,但是当经历了这一切,他为什么还会厌烦、迷失和困惑?

他看到了总督最后一次示众中阿娼娜芮亚被脱掉了衣服毒打的场景,他听到了全城的邪教者争辩的声音,他感慨于自己的弟子全部离开自己的不安,他甚至想着如果不是成为一个圣徒,是不是做俗人、成为文法家或者学家,当兵做税吏或者更适合自己, “苦命的我!真就没有一个完!倒不如死了好!我忍不下去了!够了!够了!”那竖起的十字架只不过在沙子里投下了一个影子,像耶稣受难时的样子,哭泣的安东需要一种勇气, “我就这么弱,我的上帝!拿出勇气,站起来!”但那只是影子,耶稣的影子,上帝的影子的影子——种种的形式,如何抵达唯一的物质?种种的苦修,如何抵达唯一的得道?

影子的世界里,也有着不同的影子,尼布甲尼撒的影子出现了,他沉湎在快乐和骄傲中,最后上帝惩罚他让他变成了走兽,示巴女王的影子出现了,她诱惑了耶稣,但被耶稣打败,安东在众多的影子里开始思考的问题是,既然他们说世界是一个整体,各部分相互影响,就像一个身体的器官,在过程中相互爱憎,那么,在这个整体里, “形式不变的程序真还能够加以修改?”这无疑是对于形式多变的不安,自己是圣徒,是隐士,是接近上帝的使者,但是那些形式在沙漠上投下了可怕的影子,那个整体是不是也面临破碎?自我的欲望是不是会重新苏醒?

其实,已经醒来了,他越需要勇气,就越脆弱,他越需要泉水的干涸,就越饥渴,他也是看见阿娼娜芮亚的痛苦,越是想要靠近她——他也是苦修,是不是越是发现了自己无法克服的欲望? “如今有三十多年了,我一直在沙漠之中呻吟!好像尤赛布,我腰上缠了八十磅的黄铜;好像马开尔,我露出身体叫虫来蜇;好像巴考穆,我一连五十三夜不闭眼睛;和我一比,砍头的人们,钳死的人们,或者烧死的人们,也许全不如道高德重,正唯我的生命是一串不断的殉难!”

所以,安东被一个声音定义: “可怜的安东!”那个声音是最初的诱惑:你要女人吗?你要银子吗?你要一把剑吗?你要全体人民都仰慕你甚至甘愿被你杀吗?声音传到耳朵里,其实这声音就来自自己的内心,就来自欲望的影子,于是声音之后,他看到了黑暗,看到了黑暗中的一塘水,一个妓女,一座庙的角落,一个士兵的形象,一辆有着白马的马车, “它们增多了,环绕他,攻打他。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惧袭有他;他什么也不感觉到,除去上腹一阵炽热的抽搐。”于是,有了面包和酒席,有了最终可以买通皇后的金钱,有了拿着长矛的人群,甚至安东把所有的仇人都杀死了, “他忘记的仇人他也认出来;他先加以凌辱,然后杀死。他剖开他们的肚腹,割断他们的咽喉,砸倒他们,揪老年人的胡须,压轧小孩子,殴打受伤的人们。”还有尼布甲尼撒,还有示巴女王,一切都回来了,一切都围绕在身边,从最初苦修时的舍弃,到苦闷时的复活,即使最后赶走了它们,即使最后用力抽打自己,欲望和信仰,被诱惑和自救,终是交织成一个矛盾体。

福楼拜:我讨厌每一种单独的教义

那些影子,那些食物,那些女人,那些被杀死的仇人,那些金钱,其实都在安东作为一个隐士的内心世界里,所以在这个自我坠落的世界里,一切的欲望都是想象式的,而惩罚自己也只不过是对于肉身的一种戕害,而既然作为整体的世界有不同的形式,那么诱惑人的又何止这些自我想象式的欲望?往年的弟子伊拉芮影来了,他曾跟随安东,又离安东离去,这便是一个隐喻,是从内心走向外部的象征,而这个走向外部整体的伊拉芮影,以引领的方式,看见了更多的影子,更多的形式,更多的欲望,而伊拉芮影对他说的那句话也成为安东欲望纠缠的一种解读: “伪君子!你陷在寂寞之中,为的是更好纵欲!你摒弃酒、肉、浴室、奴仆和荣誉;可是你放任你的想象贡献给你宴席、香料、赤身的妇女和喝彩的群众!你的节操只是一种更加微妙的腐败,厌恶人世只是对于它憎恨的无力!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同类全那样阴沉,否则也许由于缺少信心。”

尽管安东喊出了: “我时时需要膜拜上帝!”反而证明他缺少信心,这便是七宗罪与信望爱三种美德对于安东真正考验的开始,伊拉芮影带他进入到教堂,在这里有劝服丈夫皈依基督教的妇女,但是当妇女头发被剪平,安东开始害怕起来,这种害怕就是安东内心里的某种不平等思想,而所谓的罪,所谓的恶,所谓对于欲望的痛苦都从这个源头开始:人之异化。在这个教堂里,出现了摩尼,他住在世界的顶端,作为基督-诺斯替派的信徒,他通过怀疑论追求知识,更坚信知识可以获得解脱,他喊出的是: “灵魂宁可落在地上,也不要憔悴在肉欲的桎梏里面!”而在摩尼之后的各种教派教侣,有的认为 “圣灵乃是女性”,有的认为 “女人正是罪恶之树”,他们争吵,就像在安东曾经在城里的教堂里一样,不同的信徒传递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而孟塔鲁斯,作为无冕的异端之王,与摩尼分别掌管天地,他 “披着一件黑大衣,用两根死人骨头扣住”,他用异端的方式惩罚: “啊!皮鞭子抽你们的时候,你们怎样苦苦呼号!你们痛楚的四肢怎样献给我的热狂!爱情不能实现,你们怎样在我的胸脯上面枯萎!爱情的强烈为你们发现了好些世界,你们如今可以用自己的眼睛望见灵魂。”

邪教异端充斥着教堂,在该隐教派高喊: “该隐万岁!所多玛万岁!犹大万岁!”之后,全教堂变成忿怒的波涛, “邪说领袖我们有些殉教者比你的殉教者还要坚苦,有些祈祷比你的祈祷还要困难,更高的爱情的激越,同样长久的禅定。”邪教也要苦行,也要修炼,也要殉教,但是和安东的信仰有什么区别?安东说: “可是没有天示!没有物证!”那只不过是一种害怕之后的辩解,在这个意义上,安东在诱惑面前,还不如邪教异端的信徒。完全赤裸的男人出现,他在这争论的世界里,却看到了空无, “正因为我认识万物,万物不复存在。”没有希望也没有忧虑,没有幸福也没有道德,没有日也没有夜,没有我也没有你,于是这个世界 “一无所有”。

男子在某种意义上启示了安东,当那种对上帝的皈依表现在肉体的苦修上,是不是反而变成了束缚?异教也殉道,而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异端?所以重要的不是形式,甚至形式本身就是幻觉,就是一种诱惑。于是,在这样的迷失之中,安东高喊: “我在什么地方?……我怕我坠入深渊了。不用说,十字架离我太远……啊!怎样的夜晚!怎样的夜晚!”在教堂之后,伊拉芮影再次出现,这一次他不再是孩子,而是变成了 “巨灵”,这一预示着安东的求索之路走向了对于神祇这一形式的怀疑。他们是偶像, “各国的,各时的,木头的,金属的,花岗石的,羽毛的,皮缝的。”他们把人毁灭了, “供在石祭坛上面;有些在臼里被碾碎了,用四轮车压扁了,钉在树身上。还有一位,全身烧红的铁,公牛犄角,拿婴儿活活吞了下去。”神与人之间似乎变成了对立,这便是伊拉芮影所说的 “最初的二元”,而他告诉安东的是,绝对不靠任何形式表现,即使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最后, “其实也只是一个人。”

来自印度的佛来了,他也是修道苦行而成佛,勒底人的神衹奥阿迺斯来了,他说: “我太初万物同时。”而且形体没有一定的世界;巴比伦的姑娘为女神卖淫;波斯人的神有善神奥尔穆士,也有恶神阿芮芒;小亚细亚的春神阿提斯歌颂的是身体: “搂紧他的腰,吻他的胸呀!看呀!看呀!你觉得出我们戴指环的手指抚摸你的身体,我们的嘴唇寻找你的嘴,我们的头发拂过你的大腿吗?晕过去的神呀,不闻不问我们的祈祷!”如此众多的神祇,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实现着不同的目标,这便是众多的形式,但最后却都消失或死去,在安东面前,最后 “奥林普山摇动起来”,那些裘彼特、裘龙、马尔斯、狄亚娜等众神也不见,最后变成了黑暗,而在这不同形式的神祇面前,安东喊出了唯一的上帝: “我只信一位上帝,天父——只信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长子,——托生为人,——十字架受难,——埋葬,——刃于天,——要回来裁判已死未死之人,——他的王国没有终结;——我只信一位圣灵,一只信一种悔罪的洗礼,——只信一座天主教的圣堂,——只信肉身的复活,——只信永生!”

于是,伊拉芮影,又将她带向了魔鬼统治的科学世界, “我永远解放精神,衡量世界,没有恨,没有畏,没有怜,没有爱,没有上帝。”这就是科学世界,而安东就是把这个世界叫做魔鬼。那里有不同的星宿, “每个星宿影响其他星宿的行动,助成它们的行动,——不假一个助手,单凭法则的力量,程序的唯一的德能。”这是像上帝一样唯一的存在,但是众多不同的星宿是不是组成了整体的世界?但是魔鬼说,这是一个没有界限的 “无限”世界, “无所谓虚!无所谓空!处处有身体在‘幅员’不动的空间行动;如若有什么东西加以限制,它就不复是‘幅员’,而是一个身体,它没有界限!”身体没有界限,就是容纳所有的形式,或者形式之意义也被消解了,所以安东更加害怕:上帝会在哪里?善与恶的分界在哪里? “管它哪,善必须有一座天堂,恶必须有一座地狱!”而魔鬼说: “所谓善恶,仅仅同你息息相关,犹如昼夜、苦乐、生死,仅仅在幅员的一个角落,一个特殊的环境,一种个别的利害之上是相对的。”

只有无限,只有永久,空间和时间都不存在,神和人也不存在,而一切的诱惑和想象都变成了你自己的一部分, “万物以你的精神的媒介和你接触。仿佛一面凹镜,你的精神歪扭万物;一而你缺乏一切方法来证实它们的正确。”魔鬼嘲笑着上帝想要把安东一口吞下,但是却给他保留了最后的希望。安东 “举开眼睛”看见了另一个世界,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年轻女人,像耶稣的母亲或者像美丽的阿娼娜芮亚,但是当他们复活却不是人,而是死亡和物欲,老妇人不是安慰,不是休息,不是遗忘,也不是永久的绥静,年轻妇人不是安眠者,不是欢乐,不是生命,也不是汲不尽的幸福,他们是死亡的骷髅,是物欲的肉身。所以安东认为这是魔鬼制造的幻觉, “我拒绝幸福,我觉得自己永生。所以,死亡只是一种幻象,一块面纱,在某些地方掩饰生命的赓续。”

抛弃死亡的幻象,寻找生命的赓续,就是回到人这个实质,从神祇到怪兽,安东的最后一种历险,最后一种幻觉,就是把他从时间的巨大流转中带到独一无二的实质里,那就是生命,这是一种回归,也是安东在诱惑面前发现最后的物质,并将自己变成了物质,于是所有动作,所有的器官,所有的声音,都变成了人这个整体,这个物质,那一个十字符号也终于在见到耶稣的面孔之后,在胸前画出——一切的形式制造了一切的幻象,一切的幻象导致了一切的欲望,一切的欲望通向了一切的痛苦,所以最后的第七章,就像上帝造人的第七天,完成了对于人这一种实质的命名:

超乎一切,最引诱我的,正是宗教。我的意思是说所有宗教,不限于某一种宗教,我讨厌每一种单独的教义,然而我认为创造宗教的情绪是人类最自然最有诗意的情绪。
——1857年3月30日 福楼拜致尚特比女士

巴塞尔姆的60个故事

编号:C55·2180624·1485
作者:【美】康纳德·巴塞尔姆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5年08月第1版
定价:58.00元亚马逊32.40元
ISBN:9787544278065
页数:516页

《巴塞尔姆的60个故事》是巴塞尔姆重要短篇小说集,其中收录了唐纳德·巴塞尔姆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期间的作品,而这段时期也正是巴塞尔姆的创作开始崭露头角并渐入佳境的一段关键时期。在这段时间中,他所做的任何创作和尝试,都一次次地颠覆着人们对小说的理解。这里包括了处女作《回来吧,卡里加利博士》、《时代》杂志年度最佳图书《不可言说的实践,不自然的行为》,以及《城市生活》、《悲伤》等重要作品。相比巴塞尔姆其他书名标新立异的作品,本书的书名虽看似波澜不惊,却体现了巴塞尔姆站在更宽广的领域对待其作品的态度。书中汇集了他的八部已出版的重要代表作品中的经典之作,每个故事都从它的创造者对于这一篇本身要求什么的直觉中获得它独一无二的形态。每一篇都在用自己的声音唱着自己的调子。另有系列集子《巴塞尔姆的40个故事》。


《巴塞尔姆的60个故事》:要找到一个遗失的父亲

一一一首歌能让人怀孕吗?
——我想不行吧。我会说不行。
——也许是在一个人睡着的时候,可能么?
——也不大会吧。
——什么样的人会有歇斯底里的怀孕?
——嗯,你知道。那种神经质的女孩吧。
——如果一场歇斯底里的怀孕最终结果是生下来了,还是要把它算作歇斯底里吗?
——《城市生活》

一张嘴,一只眼睛,一些杂物,抽象而混乱地遍布在封面上,像是贴合着巴塞尔姆兀立、怪异、绝望的叙事风格,甚至那里根本没有目录——当一本书翻过131页的时候,在第132页和133页之间,却发现新大陆一样看见了那张单独的目录页面:和封面一样的设计,和内页几乎一样的宽度和长度,像是隐藏在其中成为内文的一部分,从1964年的《回来吧,卡里加里博士》到1988年的《不可言说的实践,不自然的行为》,从1970年的《城市生活》到1972年的《悲伤》,从1974年的《罪恶的快感》到1975年的《亡父》,从1976年的《外行们》到1979年的《伟大的日子》,以及序和译后记,共同组成了《巴塞尔姆的60个故事》的序目。

为什么隐藏?为什么显现?只有进入到文本里才能找到,这是不是也在贴合巴塞尔姆的行文风格?怪异和混乱的反面是不是秩序和规则?那一排排的题目按照有序的方式陈列着,在目录世界里它们应该跳出来,为一本书制造进入的通道,但是隐藏而显现,看上去具有了一种阅读的行为艺术。甚至,夹住这张坚硬目录的第132页和133页,完全在叙述一个父亲的寓言。 “父亲就在那儿”,不是简单的肯定,而是感叹,像是发现了这张目录一样的表情,但是在哪儿?在床上坐着, “而且正在哭泣”,谁弄伤了他?谁侮辱了他?谁诽谤了他?

“我父亲玩着盐和胡椒瓶,还有糖碗。他掀起糖碗的盖子,把胡椒撒进去。”隔开了一个段落,父亲不哭泣了,但是还是坐在床上,他在翻娃娃的梳子,他在翻娃娃的床,他把手捅进娃娃房的一个窗口。娃娃不是他儿子,我坐在他对面,他为什么不和我说话,为什么不告诉我受到伤害的事?省略号之后还是省略号,泣不成声的故事里,一切都是断裂的,都是混乱的,都是隐藏的。但是如果拿掉坚硬的目录,在第133页里,却看不到一个省略号,看不到娃娃房,也看不到糖碗和胡椒瓶,哪里只剩下一个想知道父亲遭遇的我,于是拉尔斯·邦出来了,于是米兰达出来了,于是那条街和那辆马车出来了,于是贵族和主人出来了。

省略号的132页,坐在床上哭泣的132页,胡椒瓶和糖碗的132页,亲身经历了故事的父亲坐在床上哭泣,但是父亲之存在却是隐藏的;拉尔斯·邦来到房间的133页,米兰达勾勒了发生事情的133页,我和车夫约会的133页,父亲不在,但是他的遭遇却慢慢显露出来。隔开却呈现出不同的状态,隔开而具有某种逆反的叙事效果,而一张坚硬的目录之隔开,是不是更具有隐喻?但是夹在中间,它从来不属于故事,不属于132页和133页,不属于父亲和我,也不属于那个父亲死去的故事,它只是一个路标,突兀、怪异,以及最后必然抽身而出。

抽出身来回到封面之后的位置,文本似乎回到了文本,就像这本1981年出版的图书,当时巴塞尔姆还活在世上,当从1964年的故事到1979年的小说整合成一本书的时候,巴塞尔姆却用简单的名字和数字命名:60个故事,就是60个故事,没有分叉,没有混乱,没有怪异,朴实无华,就像大卫·盖茨在序中所说, “也许他对相处可以拱悬于这样一片多样风景之上的任何一个书名绝望了”,60是一个好数字,圆满而又悦耳,再没有那种 “举起一根手指挠到你的咯吱窝”的怪异感觉,也没有《我买了一个小城市》的异想天开,但是在用圆满的数字修饰的故事里,巴塞尔姆真的在回归一种现实主义的存在?真的要结束怪异而绝望的叙事风格?

残留在第132页和133页的影子还在,《我父亲哭泣的景象》,看上去也是简洁而自然:关于父亲在街上被一辆马车撞到,然后死去。但是当马车撞到父亲的时候,谁在现场? “我在出事后不久就到达了现场,没闻到酒味。”在店员面前我这样说,否定是因为父亲喝酒才被撞到,是因为我站在父亲这一边,但是,没有在现场,我的证明其实是脆弱的,而最后也变成了一种听说,一种想象。甚至,我开始怀疑,那个父亲是不是我的父亲,就像坐在床上哭泣的是不是就是我的父亲, “但也许在那里哭泣的不是我父亲,而是另一个父亲:汤姆的父亲,菲尔的父亲,帕特的父亲,佩特的父亲,保罗的父亲。”谁的父亲,其实不是为了探寻唯一的结局,而是为了证明,他不是谁的父亲。从一种肯定走向一种否定,这便是父亲的命运,而那个时候,父亲也变成了一种类: “父亲”。

带引号的父亲,可以是打开糖碗盖子的父亲,是坐在床上哭泣的父亲,是捅开娃娃房窗户的父亲,也可以是被马车撞到的父亲,但是他也是所有人的父亲, “坐在床中间的男人看上去非常像我父亲。”只不过是像而已,而这个像就把父亲变成了一种隐喻:所有人的父亲。被撞到,被弄伤,最后死去,完全不具有个体意义,所有的父亲都被侮辱,都被伤害,都在哭泣,那个店员说的话,女孩说的话,车夫说的话,从来不是证明我的父亲遭遇了事故,而是各自说着自己的父亲。父亲重新被淹没,而这是 “无父”的开始,隐藏而否定,就是放弃一种权威,而放弃权威的那种否定力量来自哪里?来自另一种权威,撞到父亲的人是谁?一个贵族,名叫阿克莱菲尔特伯爵,他的马车,他的车夫,于是都成为身份之一种,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过那天这么可怕的脾气;如果你父亲活下来了,而我的主人逮住了他,你父亲怕是得不了好,这是肯定的。”车夫拉尔斯·邦这样说,于是,一个父亲的死变成必然,一种权威的消失变成必然。

这便是1970年巴塞尔姆笔下的《城市生活》,父亲在城市,马车在城市,死亡在城市,当一切隐藏而消失,当一切解构而混乱的时候,是不是就是 “城市生活”的本质?城市生活里有被马车撞死的父亲,有和天使有关的教堂和信仰,有警察,有宗教,也有高高在上的 “玻璃山”,但是一切和父亲一样,只不过是陨落的权威,是解构的秩序,是颠覆的经典。 “艾尔莎和雷蒙娜进人了复杂的城市。”《城市生活》中的艾尔莎和雷蒙娜就这样进入到城市里,他们寻找公寓,遇见男人,生下孩子,看上去一切都是有秩序的生活,但是,生活里的没一个父亲都在哭泣,都死在更大的权威里。艾尔莎和雷蒙娜,一起都法律学校,是希望从事法律工作,这是秩序的另一个开始;他们都遇见了男人,都在爱情中怀孕,这是秩序的再一个开始,可是,一切的秩序都是混乱的:艾尔莎在卧室里哭泣,他和雅克卷入了一场争斗,而和艾尔莎在一起的查尔斯被人绑在床上,一根针扎进了臀部,后来艾尔莎和雅克走进了婚礼现场,艾尔莎怀孕了,查尔斯给雷蒙娜写信,雷蒙娜也怀孕了还生下了一个男孩, “当两个女孩住在一起的时候,一个人必须做出选择。一个人不可能两个都拥有,在我们的社会里。”这是她们各自的选择,但是谁也不知道她们会属于那种秩序,艾尔莎没有读完法律学院的课程,雷蒙娜带着孩子被老师指责——她们是怎样怀孕的?她们是怎样生孩子的?或者说,那个孩子的父亲是谁?

“雅克、艾尔莎、查尔斯和雷蒙娜坐在同一排看太阳舞。雅克坐在艾尔莎旁边,查尔斯坐在雷蒙娜旁边。当然查尔斯也坐在艾尔莎旁边,但他主要是靠向雷蒙娜。”这其实就是他们的 “城市生活”,坐在旁边,隔着距离,相互影响,又彼此独立,所以一首歌能让人怀孕,歇斯底里能生下孩子,他们命名为 “童女生子”只不过是一种反讽,那张销量达一百万的唱片名字叫《城市教培中心》,没有爱情,没有婚姻,没有父亲,没有秩序,一切都是动物的交配,而一百万的销量是不是意味着在城市生活中有一百万个孩子会在交配中生下来?

一首歌会让人怀孕,一曲舞曲却会让人产生恐惧。《警察舞会》里有警察,有王后至尊,有英俊的男人,有性感的女人,但是当他们进入到舞会之中的时候,一切都没有了秩序,都没有了权威,只剩下吃过烤鸡的味道,只剩下珍珠脚趾,只剩下高级钢灰色, “因为警力,那个伟大的准则,在违背与遵守之时最受崇敬。而这正是你们这些人的所在,在违法之时。”玛格戈和贺拉斯终于在舞会上各自交出了身体,没有了警力的保护,没有了准则的维护,当然也没有了自制力,最后便是弥漫着的恐怖, “恐怖已经移到了贺拉斯的公寓外面。即使警察和他们的女人也不安全,恐怖想。没有人是安全的。安全并不存在。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恐怖是城市的权威和主人,而书写了《恐惧与颤栗》的克尔凯郭尔呢? “真正的任务是经由现实性实现的和解而真正的现实性,克尔凯郭尔说,乃是宗教。”现实性实现而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宗教是唯一的道路,是消除恐惧与颤栗的必然通道,但是,在宗教之前,是不是有另外的现实性?一种反讽对应着 “城市生活”,警察、法律和政府,都在维护着现实的秩序,但是最后却成了反讽: “我们正在花费大量金钱用于我们所有的这支军队,一支非常庞大的军队,装备得美轮美奂。……。那么政府做的是什么呢?它跑去变卖它剩余的军装。孩子们开始穿上它们,军装或部分军装,因为它们便宜而又有某种风格。”反讽出现了,反讽的目的是什么?是反对而拥有自由, “反讽是一种剥夺客体的现实性的手段,为了使主体可以感觉自由。”但是当具有会眉心的反讽出现的时候,客体在战栗,在破碎,在消失,但是那个空出来的地方会放什么?克尔凯郭尔说是异化和诗歌,就像施莱格尔《路德清》里所说,它构建了一个反讽之后的替代物,优于历史,也优于现实,而在克尔凯郭尔那里,具有真正现实性的东西只有宗教。

克尔凯郭尔和施莱格尔,在文本里谈论异化和诗歌,谈论反讽和宗教,但是当从文本走向城市,真正的现实会出现吗?火车,似乎是逃离城市现实的一个通道,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一个在提问一个在回答:看到了火车上的女孩,在看一本书,书放在膝盖上, “她的两腿分得相当开,晒得很厉害,颜色是——”于是幻想出现了,它逃离了现实,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正在接近反讽,但是在讨论了克尔凯郭尔和施莱格尔之后,他们的问答是:

答:她在抚摸自己的乳房。
问:还穿着短上衣?
答:是的。
问:黄色的短上衣?
答:蓝的。

重新回到幻想,重新回到欲望,重新回到反讽——反讽的反讽,就在文本的背面,就在现实的里面,没有诗歌和异化,没有宗教和哲学,女人的乳房和短上衣成为最后的愉悦。和哭泣的父亲,交媾的警察一样,反讽在反讽着自己,于是,在 “城市生活”,美丽的公主被人从玻璃山上扔了下来, “可以依靠他们来对付她”,暴力,赤裸的暴力,是另一种权威,没有任何道理地发生了: “老鹰也没道理,一点都没有,一会儿都没有。”

1970年的 “城市生活”里,毕竟有过一种如父亲,如法律,如宗教一样的权威,毕竟有过具有摧毁性力量的反讽,但是在 “城市生活”之前呢?甚至连父亲是谁读不清楚。《你会告诉我吗?》在1964年的文本里,一个问号是无数个问号,你我也是无数个你我,先是三个人,休伯特、查尔斯和艾琳,查尔斯和艾琳结婚了,休伯特给了他们一个婴儿过圣诞节,婴儿名叫保罗,一个从银行来的婴儿,就是在这样令人费解的答案中,保罗长到了十六岁。在这十六年里,不是平平安安,暗处的故事以令人晕眩的感觉上演着:休伯特和艾琳有了恋情,他们没有让查尔斯知道,休伯特又有了一个养子叫埃里克,艾琳和查尔斯又有了女儿希尔达,和保罗同岁,希尔达于保罗不仅同龄,两个人也有恋情,但是风信子安喜欢保罗,保罗在丹麦又跟英格上床,霍华德想要摸希尔达的手,查尔斯的女儿罗斯玛丽又读诗给爱德华,还有无政府主义的杰克逊,年轻的亨利……

人物出场,又匆匆离开,于是关系变得复杂,缠绕在里面就像迷宫,谁和谁在一起,与谁和谁不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同义反复,但是最为关键的是,谁制造了混乱?线索是艾琳和休伯特有过的奸情,然后蔓延开来,于是希尔达砍到了黑梨树,爱德华咆哮着啃咬自己,保罗借出了一把斧头……在一触即发的暴力中,休伯特还摸着艾琳的乳房, “你有美丽的双乳,他对艾琳说。”查尔斯也在床上摸着艾琳的乳房, “你有对美丽的乳房,艾琳,查尔斯说。”于是,安的风信子扔到了海里,霍华德的爱慢慢枯萎,而埃里克,却拿出了那把霰弹枪,在休伯特问: “你带着那把霰弹枪去哪儿啊,埃里克?”艾琳大喊: “埃里克,把霰弹枪从你嘴里拿出来!”

枪响了吗?为什么是埃里克?他是谁?仅仅是休伯特的养子?或者说保罗仅仅是从银行拿出来的婴儿,希尔达仅仅是查尔斯和艾琳的女儿?关系混乱,人物混乱,故事混乱,最后没有秩序的存在只不过是一种幻觉: “保罗和希尔达拥抱。什么才美妙?他们想着。他们认为答案或许就在他们眼里或在他们交混的呼吸里,但他们不能肯定。这或许是虚幻的。”父亲是谁,隐约地传递起来,却成为最具伤害性的线索。 “混乱是美味的也是有用的”,巴塞尔姆站在暗处说,在《游戏》里: “我们每人都配有一支.45,我们每人都应该击毙对方,如果对方行为怪异的话。多怪异才叫怪异?我不知道。”在《总统》中, “我正在想着总统。我疑惑,他对于这一任合适吗?他是是个奇特的家伙,我想——不像我们有过的其他总统。”而所有的混乱都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关系世界里分不清自己是谁,就像《气球》, “每个交汇都是至关重要的,气球和建筑的相遇,气球和人的相遇,气球和气球的相遇。”相遇、碰撞、发生关系,最后的选择,都变成了一种必然却随机的举动,所以世界的混乱就是失去了秩序,《看见月亮吗?》和红衣主教Y对话便是将这种混乱推向了真正的解构:

“世界在什么上面?”我问。
“在一只大象上面。”他说。
“大象在什么上面?”
“在一只乌龟上面。”
“乌龟在什么上面?”
“在一台红色剪草机上面。”

上面的上面,再上面,似乎从来没有最上面的存在,上帝在哪?像一只气球,随风飘逝,于是《爱丽丝》说: “那就是混乱你可以制造混乱吗?爱丽丝问当然了我可以制造混乱我说我制造了混乱她打量那?混乱混乱是英俊而有魅力的她说而且比悔恨更持久我说而且比悔恨更滋润她说”……我在哪里?什么时候会结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该怎么办?愉悦和迷惘的混合,可能的选择和态度,最后不是焦虑,而是沉浸在混乱中,把混乱当成现实,把混乱当成上帝。

所以,1964年的《回来吧,卡里加里博士》是神秘的铺垫,1968年《不可言说的实践,不自然的行动》是前奏,而在1970年《城市生活》之后,巴塞尔姆在荒诞中走向批判,在反讽中新制造更大的混乱。《日常生活批判》是借用了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列斐伏尔的著作名字,我读的是《感性剥夺日记》,妻子旺达读的是《Elle》,不同的选择,意味着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生活,意味着承诺的缺席, “如果你是一个已婚男人的话。没有什么事做,还是回家喝上九大杯算了吧。”所以即使在婚姻破裂之后,他们也是友好的,干杯互助健康,在一箱接着一箱,一年重复一年的生活中,消费着一切, “资本主义兴起并脱去了它的睡衣。又一天,又一美元。每个人的价值都以他将给市场带来什么来衡量。”这便是《资本主义的兴起》,而更进一步,则是《在机械时代之末》,我和戴维斯太太建立家庭,仅仅是在超市买肥皂时,随机的手碰到了一起,最后离婚时,戴维斯太太说, “这是一个隐喻,它具有隐喻性的真实。”而我说: “还有机械时代之末,那是一个隐喻么?”

物世界异化了一切,《瑞贝卡》说自己想要改掉 “丑陋的、爬虫似的,完全不能接受的姓氏”,《被俘获的女人》回答年龄却说: “去年八月三十二岁。”《中士》里被人称赞 “这么快就当上中士了”,而回答是: “我一直是中士,我说。上一回我也是中士。”扑面而来的是反讽,它正在摧毁那种高高在上的秩序和权威,于是欧也妮·葛朗台想要杀死自己的父亲,但是葛朗台却因为被捐了八十万而活活气死;于是,1888年5月,爱德华·李尔向亲朋好友发出邀请函,不是庆祝什么,而是让大家见证自己的死亡,女人、结婚,都不在活着的世界里出现,而死亡变成了最后的表演, “一个死者面模被立刻取下。”最后所有人都在消费死亡,就像葛朗台消费金钱和信仰, “随着时间推移,爱德华,李尔之死变得如此流行,以致全国各地都在重新搬演,取得了值得瞩目的成功。”

但是,反讽能建立另一种秩序吗?1975年的《亡父》似乎以独立的方式再次审视 “父亲”,这一本 “给儿子们的一份手册”中,列举了不同的父亲:狂怒的父亲,作为教师的父亲,跳跃的父亲,有獠牙的父亲,坠落的父亲,遗失的父亲,以及最后被弑杀的父亲,父亲有三角眼,有固定的蓝色,可以跟女儿一起睡觉,或者会成为一个国王,但是,父亲都会遗失,就像权威,就像秩序,就像上帝,而遗失并非是最后的结局,甚至,遗失也会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要找到一个遗失的父亲:要找到一个遗失的父亲的第一个问题是要遗失他,毅然决然地。”要找到另一种权威的 “父亲”,首先就要遗失,想尽办法遗失,制造事件遗失,所以遗失成为一种归宿,而真正的遗失是死亡, “父亲之死:当父亲死去时,他的为父之道被归还给了全父,他是所有亡父汇集到一起的总和。”但是,让他在死亡中遗失,绝不是弑父, “杀戮你的父亲是毫无必要的,时间会杀戮他的,那是一件确凿无疑的事。你真正的使命不在于此。”

让时间杀戮父亲,这是不是取消反讽变成了一种自然?巴塞尔姆是反对 “无”的,而他反对的其实是物意义上的无, “一条雀鲷不是无,它是一条鱼,一条Pomacentrus,它喜欢暖水、珊瑚礁——甚至它自己,就我们月所知的一切而言。无不是一件长睡衣或一个傻瓜、九十二,或尼尼微。”当一个绝对权威的上帝如父亲一样在时间中被杀戮,这其实是为无提供了理念的存在可能, “海德格尔指引我们面向恐惧。从克尔凯郭尔那里借了一杯恐惧,他把它撒了,而在茁铺开的污渍里他发现(像一个茶叶占卜师)无。”它是更恐惧的恐惧,是更虚无的虚无,更混乱的混乱,所以在60种虚构里,60个故事里,60种父亲的杀戮中,最后的出路其实是摧毁 “父亲”这个次本身, “你必须成为你的父亲,但要成为一个更苍白、更虚弱版本的他。”

你不是你,不是父亲,你是他,永远的第三人称,不在抬起头的上面,不在床上哭泣,不在马路上被撞到,永远缺席,缺席而怪异,怪异而反讽,反讽而混乱, “混乱的存在应该有五大证据,其中第一个是上帝的缺席。”

庶出的标志

编号:C54·2180619·1483
作者:【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7年08月第1版
定价:48.00元亚马逊29.90元
ISBN:9787532774357
页数:233页

“庶出的标志”——bend sinister,指的是从盾徽右上方到左下方的对角斜纹,通常,也有表示私生子的含义,纳博科夫说: “选择这个标题是想暗示一种被折射破坏的线型轮廓,一幅镜中的扭曲图像,一次生活的错误转向,一个怪诞邪恶的世界。”小说的背景置于一个荒诞不经的警察国家,人们信奉埃克利斯主义,追求整齐划一的埃特盟(普通人)式生活,浑噩无知又胡作非为是国民的通性。主人公克鲁格是该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享誉海外,为了让他为新政权背书,独裁领导人巴图克百般尝试却不得法,最后挟持了克鲁格幼小的儿子,通过这一小小的 “爱的杠杆”,撬动了固执的哲学家。作为移居美国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毫无疑问,可以从镜子中清晰地分辨出那些愚蠢可憎的政体造成的某些扭曲”。


《庶出的标志》:死亡只是一种风格问题

然后,克鲁格想到,最重要的是,我是意象的奴隶。我们总说这个东西像另一个东西,而我们真正渴望做的是描述一个不像地球上任何一个东西的东西。
——《十四》

一个东西和另一个东西,各自延伸,又各自返回,延伸的是自己应该行走的轨道,返回的却是被牵制的那条路,当这两个动作、两个目的指向不同的方向,又合二为一的时候,谁在里面建立规则?谁在中间制造力量?一个词, “像”,隔开了它们,却又联合在一起,但所有一切在如此诡异的过程中发生的时候, “创造性的毁灭”变以悖论的方式侵袭了那个左右为难的实体。

一个东西属于 “外在”问题,它是空间,是时间,是物质,是外面的未知事物;另一个东西属于 “内在”的问题,它是生命,是思想,是爱,是内部的未知事物,它们曾经如此独立,互不干扰,但是却在 “接触点”上相遇,不是谁比谁重要,而是哪一样东西都无法逃离一种束缚,那就是本体的消失,而当本体消失之后,外在而变成内在,内在也变成外在,它们共同在一种状态中成为互文,而这种状态就叫死亡。

在死亡没有降临之前,一种东西和另一种东西,内在和外在,就是沿着各自的道路,就在各自的轨道上, “就像以往那样,他有两面性,一个是情绪激动的人,另一个是旁观者,带着关切、同情在旁观望,时而叹息,时而惊诧不已。”克鲁格,一个大学教授,一个热衷于哲学的老师,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即使是两面性,也是对于两面性存在憎恨的人, “我的平方根还是我”,被复制却又返回自身,永远有那个 “我”存在—— “我”是 “我从来没有签署过,也从来不会签署任何东西”的 “我”, “我”是 “只要过了河就可以。明天早上我的一个朋友会来把事情办好”的 “我”, “我”是 “我不能就这么胡乱穿上衣服。我必须得先冲个澡,我得刮胡子”的 “我”,看上去似乎一切都没有变化,但是当 “我”不断强调是 “我”,当我拒绝别人而保持自己的 “我”的时候,那种外在的力量,那种 “像”的意象,却已经成为一种破坏力,甚至让克鲁格看到了那种叫死亡的连接点上出现的影子。

死亡其实从来没有远离过,当克鲁格的妻子在医院里死去,当自己的朋友被捕,当孩子的生存受到威胁,当 “两个风琴手在同一时刻出现在同一个院子里”,还有什么可以成为完全的内在,还有什么可以避免绝对的外在,还有什么能绕过那个 “像”的状态?当初死亡降临的时候,在我的平方根还是我的倔强中,对于克鲁格来说,死亡也依然被直视,甚至 “把它称作是一只狗”,把它看成是令人憎恶的东西,就像憎恶那个两面性的 “我”,耸了耸壮实的肩膀,甩掉死亡这个怪兽,重重的一击中,在灰尘四起时, “那些厚厚的、陈旧的草垫、地毯还有其它一些东西纷纷跳起、落下,于是他感受到了一种令人惊骇的解脱。”

在克鲁格看来,我就是一个不能改变的本体,像妻子奥尔嘉一样活在自己的舞台上,像安波一样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像自己一样远离政治,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那本书。十五年前父母在火车事故中双双遇难了,几天前自己的妻子奥尔嘉在医院里死去,他曾经以为自己是一个英雄, “克鲁格能够瞄准一连串最时尚的、最高尚的人类思想,随时就能打下一只野鹅。”而且不能打败死亡,也正是由于这个能打败外部问题的人,他和奥尔嘉在错失了五年的相遇之后发现了存在着的 “本体”,他们用一种激情相爱,但是爱、思想、生命却终于无法抵御死亡, “那么为什么他或者是任何一个人,就此事而言,希望这个东西会失去它的鬈毛,它的面罩,它的镜子,成为没有任何修饰的赤裸裸的本体?”赤裸裸的本体,其实已经变成了臆想,变成了梦幻,变成了文本里的一个符号,被平方又被开方, “我”在其中,已经不是那个唯一、绝对,以及像 “悬挂在宇宙的圣诞树上的钻石”,而是变成了一个喻体。

“克鲁格希望找寻出来的不单单属于末描述的种、属、科、类,而是某种代表崭新的纲的东西。”这或者是一种努力,而新的世界被打开,也无法绕过,甚至后来就变成了逃避。在一个被 “像”统治的世界里,只有溢满到边缘的水, “像是一个匙形的洞,透过它你可以看到底下的天空。”当然,在行走的路上也照出自己的脸,克鲁格已经找不到用以擦脸的手帕,他的双手取代了手帕——手取代了手帕,是一种 “像”的本能反应;世界也变成了一面镜子,那只窝成杯子的手和低下的头都在镜子里,然后映照出一举一动,即使那个时候克鲁格在写信,在看《沉思录》,透过河对岸的冷杉树和桤木灌丛望见奥尔嘉姑姑的家园,甚至看见了五年之后相遇而获得的爱情,但是最后都变成能了 “一封丈夫酒后写给天堂中的他妻子的信的碎想”。

水里照出的是独立的本体和思想,镜子里看见的是曾经的自己的爱,但是它们都已经在 “像”的世界里了,还有什么可以像直视死亡一样直视喻体?唯有逃避。旋转钥匙,打开门,在 “空洞无比的、嗡嗡的、隆隆的、滚动的、轰鸣的寂静”中,他的想法是:带着儿子大卫去乡下呆上几天,并且警告最后的佣人克劳蒂娜: “记住,如果你向孩子透露一个字,我可不会对你客气。”无声无息地消失,不是对外部的世界抵抗着什么,而是在内在的问题中还把自己当成 “我”,就像他在学校里面对校长,面对同事的请求说的那样, “我不会签署不是我写的任何东西。”

但是,对于克鲁格来说,从来没有可能离开自己的存在,从来无法逃离自己的生活,奥尔嘉和安波,难道就只活在自己的舞台上?难道就是在演绎莎士比亚的悲剧? “现在有两个主题出现在我们面前:一个是用现在时演绎的莎剧,由安波在他的小巷子里一手操办,另一个是融合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混合物”,混合物里有我和非我,有政治和文学,有 “我”的平方和平方根后的 “我”,以及本体和喻体——莎士比亚的经典台词最后却变成了 “杀还是不杀,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即使在自造的词语里,舞台也渗透进了外部的残忍, “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击晕了整个城市。他热爱的两个人已经被带走了,也许被处决了。”

舞台已经沦陷,学校已经封闭, “亚当·克鲁格,你将拯救我们吗?”校长这一句问话其实是整个知识分子的悲哀,而更为悲哀的是,想要获得拯救,不只是让克鲁格投降,而是让所有人承认,他们成为意象的奴隶,是因为有一个伟大的主人, “在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我要加一句,一个伟大的人,在过去的岁月里,非常巧合地成为另一个伟大人物,一个现在领导我们这个国家的人的同学。”巴图克,一个人,一个领袖,一个伟大人物,不再是那个叫 “蛤蟆”的本体,不是那个克鲁格曾经的同学,更不是坐在他脸上一千次游戏的同伴,而是一个巨大的象征,一个国家的符号,一个复制了人格的埃科里斯主义的统治者。

校长请求克鲁格拯救他们拯救学校,是把克鲁格和巴图尔当成曾经的同学,这是一种在 “我”和我们意义上的私人关系,甚至连 “蛤蟆”这个外号也具有某种亲和力——它不是 “像”的那个意象奴隶。克鲁格父亲是生物学家,巴图克的父亲是素食者,克鲁格曾经踢足球,巴图克不踢足球,即使,那时的巴图克是个沉闷、平淡无味的人,是个气量小、热衷于报复的人,他也只是一个个体,一个本体,一个 “我”。但是在时间的经历中, “像”已经慢慢吞噬了本体,巴图克加入了 “普通人党”,开始活跃甚至崛起,开始拥有了拥护者和卫兵,最后他终于登上了国家的领袖宝座,最后他驾驭了这个国家,一种本体的消失,是用另一个叫做国家的机器取代了它,从此, “像”便去除了所有蛤蟆的外号,去除了做了一千次的故事,去除了同学的关系。

“像”制造的神话,其实就像巴图克父亲设计的那个 “销售笔迹装置”一样,它是埃克利斯主义者信奉的一个教条, “它可以证明这样一个事实:机械装置是可以复制人格的,质量仅是数量分配的一个方面。”重复,机械,丧失人格,丧失本体,在机器中成为 “我”。新机器演变成新政体,新政体统治新国家,于是在巴图克的广播里,每一个曾经的个体都成为国家的奴隶: “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将在另一个市民的内心自我中建立自己的寓所,在心灵间振翼而飞,直到你不知道自己是彼得还是约翰,你们将与国家紧密拥抱,每一个人都会高兴地成为krum karum(krum与karum两词发音相近,可理解为 “紧密不分的”。)……”于是在大学开学典礼的稿子上,不同的 “我”都看见了同一样东西: “不管它们属于谁,两双看着一只靴子的眼睛看的是同一只靴子,因为在两双眼睛青里映的是同样的靴子;更进一步说,喉管是思想的位置所在,因此,思想的活动就是一种漱口。”

每个人和国家紧密相连,每一个我都在没有思想的世界里,所以巴图克说: “国家是你真正的朋友”,那些被逮捕、不处决的不是你的朋友;所以巴图克说: “‘独处’是语言中最卑鄙的词。没有人可以独处。当一个有机体中的一个细胞说‘让我独处’,那么结果就是癌。”所以取消个体,让每个人都在 “独处”中自灭,谁都是笔记装置中的一个意象,谁都脱离了本体的存在,而且更为可悲的是,在这个国家机器里,还美其名曰是自由,那封油印件里清楚写着: “亲爱的公民,根据宪法第五二一条,以下四个自由是全体国民所拥有的:(一)言论自由,(二)出版自由,(三)集会自由,(四)游行自由。”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民主,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在现实和由巴图克宪法授予公民的权利之间没有任何矛盾,为我们有足够的纸张供应,诸多优秀的印刷出版社,宽敞温暖的公共大厅,以及环境优美的场所和公园。”而在这样的自由和民主中, “唯一的真正的艺术是遵纪的艺术。”国家、领袖,共同体,只不过是不同的说法而已, “我们热爱我们所属的集体,甚于热爱我们自己,我们更加热爱我们的领袖,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我们拥护完全的一体化,平衡和融合国家的三套程序:生产、执行和思想。我们拥护在同胞公民中建立一个利益的共同体。我们拥护在爱人和被爱者之间树立强有力的和谐关系。”

领袖叫巴图克,国家叫 “巴图克格勒”,一种命名的背后甚至取消了作为蛤蟆的个体,那么在这样一个像 “笔记装置”的国度里,还有什么可以直视死亡?还有什么可以拯救思想?还有什么可以避开外部问题?舞台上的角色,戏剧里的哈姆雷特,以及小说中的人物,是不是也只是一种 “像”之下的意象的奴隶?死亡没有被吓跑,而是席卷而来, “浑身空虚,他永远不会再写书了,他太老了,无法低头再重新建造这个世界,在她死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塌陷了。”对于克鲁格来说,这是他从避世主义走向反抗世界的第一个信号,警车、暗探、拘捕证,把他的幻想击碎, “或者,是不是可以说‘外在’和‘内在’也是幻觉,一座大山可以说是代表了千万个美梦,而希望和恐惧则可以很容易被描述成冰盖和海湾?”

其实,在这个全盘陷于幻想的世界里,在这个面临死亡的困局里,克鲁格可以让自己变成 “我”的就只有唯一的希望,那就是让儿子大卫离开这里,去乡下只是权宜之计,当一切慢慢靠近时,他想到了以更积极的方式离开这个国家:出逃。 “我决不能把我的孩子留下来。”这是克鲁格作为父亲的唯一一个 “我”,但是这一切也只不过是一种 “像”的互文:何处是出口?何人是本体?信赖的女佣?大学里的司机?策划出逃的书商? “已经太晚了”似乎把这一切都推向了没有自我的时间。

甚至,这是真正死亡的开始,从克鲁格身边被带走,又送回来不是自己的孩子,之后是关于大卫在 “游戏”中死亡的消息,而最后告诉克鲁格的是: “这本不应该发生。我们实在感到抱歉。你的孩子将会得到最好的安葬,一个白人孩子所能梦想到的最好的安葬……”最后的希望成为泡影,死亡才在那一刻成为真正的解构,而面对死亡,克鲁格最后冲向巴图克,可以看成是个体向机器发动的最后反抗,而这反抗的终点也是死亡,只不过在彻底冲破了 “我”之固守的原则,以一种从奴隶到英雄的对抗方式,把死亡变成了一种 “幸福”—— “但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幸福的,而且他也看到了死亡只是一种风格问题。”

死亡是风格问题,死亡是一种生命的书写,上升而蜕变,从肉体到精神,再到思想,克鲁格显然已经从自我定义的哲学家变成了对他人具有启示意义的知识分子,也是一种 “像”,飞蛾扑火式的存在,但是在处处存在 “笔记装置”的国家主义面前,变成了一记响亮的 “嘟”: “于是,我伸展了一下身子,从写了又写乱成一堆的稿纸前站立起来,去查看一番窗上的铁丝网,刚才有什东西打在上面发出 “嘣”的一声。”打破了寂静,打破了黑暗,打破了纯粹书写的符号,在那一个书写者 “我”面前变成了从内部走向外部的信号,而这无疑是对于那个 “庶出的标志”的讽刺。盾徽上从右上方到左下方的对角条纹,是 “私生子”的含义,在一个取消了父亲本体存在的寓言里,这一条条纹永远是 “像”的符号, “暗示一种被折射破坏的线型轮廓,一幅镜中的扭曲图像,一次人生的错误转向,一个怪诞邪恶的世界”,水坑或者镜子,埃克斯利主义者,巴图克格勒, “草坪游戏”,都在意象的奴隶世界里制造了 “庶出的标志”,而唯有用最后的死亡来破解,才是唯一抵达幸福之路——纳博科夫称之为 “爱的杠杆”,因为大卫是儿子,因为克鲁格是父亲,唯一而真实的关系,只有靠爱的杠杆才能走向那个独立的 “我”——没有隐喻,没有象征,从死亡走向死亡,就是从本体回到本体, “死亡也只是一种风格问题,仅仅是一种文学的手段,一种音乐和弦。”

“嘣”。一个不错的飞蛾扑火的夜晚,有灯光,有声响,以及一个真正直视死亡的我,和我们, “很可能,同样的情况据说当我们在身边的空间里留下印迹时也许也会发生。”

族长的秋天

编号:C65·2180619·1482
作者:【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定价:39.50元亚马逊24.50元
ISBN:9787544269209
页数:258页

萨尔曼·拉什迪说《族长的秋天》是近五十年来各语种的小说中 “最为伟大”的小说,或者只是一种个人感观,只是放在腰封上的还有马尔克斯自己的告白: “有一天,当没有人记得《百年孤独》中的奥雷里亚诺是一个人还是一条街的时候,《族长的秋天》将使我免于被遗忘。”被遗忘其实是一种恐惧,一种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条街的独裁主义的恐惧,就像那个独裁者,他在难以数算的岁月中享尽荣光,却无法改变 “没有能力去爱”的命运,于是他一边用权力的罪恶补偿这无耻的命运,一边在只有母牛的宫殿里沦为自己孤独的祭品。 “他将自己仍记得的寥寥几件事情写下来,以确保永远不会忘记,莱蒂西娅·纳萨雷诺,他写道,我唯一的合法的妻子,她曾在他朽迈的年岁里教他读写,他拼命想忆起她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想再一次看到她撑着那面旗帜色彩的塔夫绸阳伞……”


《族长的秋天》:真相之后永远有另一个真相

他都会拿出一个论断:一件事如果现在不是真的,那没关系,他妈的,将来它全部会是真的。

将来总是在后面出现,甚至在最后的最后以一个句号的方式完成,而在 “无目录”的文本里,在一个逗号可以到底的段落里,在最后的最后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一件事总是以迫不及待的方式证明它是真的。塑膜之后,是封面,封面之后,是本文,从最初撕开的那一刻起,最初的真就仿佛凌驾于一切之上,透明的世界里能够望见腰封及封底的那些话,引用自萨尔曼·拉什迪的话说: “近五十年来各语种的小说中,《族长的秋天》最为伟大。马尔克斯以抒情诗般不可思议的语言,写下了无人能及的作品。”引用自马尔克斯研究权威杰拉德·马丁的话是: “马尔克斯身为作家最重要的作品是《族长的秋天》,而不是《百年孤独》。”引用自哥伦比亚《时代报》说: “《族长的秋天》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文学方面最具野心的作品,是这位不世出的作家用语言和画面撑起的一部史诗。”

不管是 “近五十年来所有语种里最伟大的小说”,还是代表加西亚·马尔克斯最高文学水准,无论是 “无人能及的作品”,还是最具野心的作品,所有的饮用都在一种最高级里,因为最高级,可以排除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等其他小说,也把其他任何作家都抛向了最远端。引用总是他们在说,都是读者为他建立一个王国,而马尔克斯自己说: “有一天,当没有人记得《百年孤独》中的奥雷里亚诺是一个人还是一条街的时候,《族长的秋天》将使我免于被遗忘。”他看见自己,看见作品,是为了不被遗忘,但是前提是,所有人都忘记了《百年孤独》。

又是一个最高级,又是一种没有异样的 “所有”状态,那么这一种他说和自说的状态在最初时间里就扑面而来的时候,打开这一本无目录的书,如何找到最后的真?如何定义将来?198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已远,2015年的肉体之逝也不在眼前,它们比作品本身更早离开,在最初的引用和最后的结论之间,是不是横亘着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是不是围绕着一种神话般的气息?甚至是不是只是出版促销的噱头?当 “他”拿出论断的时候,似乎就在自己的文本里设置了一个破解这些疑问的命题:

他说得有道理,因为在我们的时代,不曾有任何人去质疑他的历史的合理性,也不会有任何人能证实它或驳倒它,因为我们甚至都无从确定他尸体的真假,我们没有其他的祖国,只有那个依据他个人的想象和偏好建成的祖国,它拥有被他的绝对意志的构思改变的空间与被校正的时间,它被他从自己记忆中最模糊的源头重建起来,同时他会茫然游走在那栋臭名昭著、没有住过一个幸福的人的宅子里

其实没有结束,一系列的逗号,已经将他的道理延伸到很远,而当用不是句号也不是省略号结束引用,是不是一种读者的暴力?暴力是为了打断无休止的陈述,是为了切断被延伸的引用,如此才有喘息的机会重新返回这个论断:现在不是真的,将来全部会是真的,但是这真的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在这个时代没有人会质疑历史的合理性,所以真的只是把一个人,把一个时代纳入到历史之中,这种人为的方式排除了甚至抹杀了历史的客观性,于是他的祖国只是 “想象和偏好建成的祖国”,于是空间是被 “绝对意志构思改变”的空间,时间是 “被校正”的时间,而那个宅子自然成了他幸福生活的所在。祖国、空间、时间和生活,都被一个人虚设了,如同真实一样,侵入到了现实里,侵入到我们的思想里,而作为他统治的 “我们”,真的没有能力返回?真的找不到最后的将来?

甚至,他死亡之后的尸体都难辨真假,当生命终结的物证都失去了其存在的客观意义,还有什么可以相信? “我们之中没有哪一个见过他”是一句悲哀的话,也是残忍的结论,当礼拜一的黎明时分这个城市醒来,当那间弥漫着腐肉味道的房间被打开,当权力的废墟不再是一个禁区,那看见的一切是不是会带来重见天日的惊喜?总统府的阳台已经破乱,金属窗栅已经腐朽,原先的藏身之处已经空阔,所有事物都在颓弱的光线下模糊难辨,而那个已经变成死尸的身体呢?

填充着棉花的缎面手套,巧克力战争虚假胜利的勋章,奢华的晚会制服,漆皮绑腿,十枚宇宙将军的悲凉太阳的徽章,似乎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属于他的荣耀标志,但是这些装饰本身就具有某种欺骗性,在一个独裁的世界里,在权力制造的神话中,甚至这独一无二就是抹除了他作为一个人的死, “在孤独暴君的漫长生命中,他用这样的姿势睡过了一个又一个黑夜。”重复的黑夜,没有分别的黑夜,当死发生的时候,也像睡着一样; “看到山茶和蝴蝶之间停放着的噪音年代的四轮马车、瘟疫时期的运输车、彗星年代的彩车、有序进步时代的灵车、第一个和平世纪的梦游加长轿车,它们全部漆成了那面旗帜的色彩,在覆满尘土的蜘蛛网下被保存得完好无损。”四轮马车、运输车、彩车、灵车、加长轿车,不同的车,本该体现不同的时代,但是最后却被漆成了旗帜的色彩,在被尘土覆盖下,也没有了和时代有关的任何特征。

没有分别,历史在合理性里,他在历史里,死亡在他身上,而所有的可能都变成了不可能,唯一真相,唯一的死亡,以及唯一的他,便在这想象的祖国、用意志构筑的空间和时间里,成为另一个他,成为真实的神话, “我们也不敢相信他已经死去,因为那是他第二次被发现死在那间办公室里,孤身一人、穿戴齐整,无异于睡梦中的自然死亡,正如多年前巫婆盆中的预卜之水宣称的那样。”第一次死亡,第二次死亡,死亡之后的 “复活”,预言之外的现实,都以一种 “历史合理性”将他从自然状态下驱逐出来,于是,他变成了符号,变成了比喻,变成了制造神话的引用。

被架空的存在?从那个国家还算兴亡的秋天开始,他就在孤身一人的情况下站在了权力之巅,将军,总统,父亲,所有的身份都让他活在自我的神话中。当他的卧室灯一亮,整个城市、整个国家都必须醒来:总统卫队会响起起床号,附近的公爵领区会接到新的通知,圣赫洛尼莫基地会听到号声,从基地到港口碉堡,从港口碉堡到整座城市、整个国家都随着一个人的醒来而醒来, “这个时候他已经坐在可移动式马桶上用双手捂住耳朵,试图止息那会儿刚开始困扰他的耳鸣”——一个人阻止那些被制造的声音,是不是试图返回自己?当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时候,人群开始泄愤,他终于察觉到, “这个国家的问题就在于民众有太多空闲时间去思考”于是他开始让人们忙碌起来:恢复了三月诗会和一年一度的选美皇后大赛;建造了加勒比地区最大的球场, “并赐予我们球队不胜就死的口号”;他下令在各省建造免费教授清洁打扫的院校,让学校的女学生狂热地打扫家里街道合马路——当赋予人们某种机会,是不是试图建立和谐的社会?当他在纸牌世界里看见了对手的歧企图,看到了不忠和背叛,于是用纸牌的占卜主导国家的运势,甚至大赦政治犯,批准所有流放的犯人返乡——当囚禁的牢笼被拆除,是不是预示着民主的开启?当被当成 “圣徒”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死去,当神父让她享有登上祭坛的荣耀, “神父,给您,于是整个国家自然都是他的了”,但是那些教皇使节官邸之外的麻风病人康复者,为什么要展示 “自己糜烂患处新生的皮肤”?于是,他以国家名义颁布了法令,这一份 “出自他个人灵感、不曾请武装力量参与、未尝向他的部长们问询且风险由他本人承担的法令”,除了将母亲的生日定为全国性节日之外,则宣布和圣座处于战争状态、将主教和所从驱逐、征用教会的所有资产——当政教分离变成新的暴力,是不是对于母性尊崇神话的再次上演?

一盏灯叫醒整个国家,一个事件改变了所有民众的生活,一道法令去除了所有的宗教机构,一副纸牌决定了对手的存在……一盏灯是他打开的灯,一个事件是他经历的时间,一道法令是他制定的法令,一副纸牌是他握着的纸牌,在单数的世界里,他以独一无二的方式主宰着民众、城市和国家的命运。 “他宣布了独立自主的民族所做的最高决定”,这依然是一个最高级,但是当他把这一切都叫做秩序,叫做规则,叫做制度,叫做权力,他其实也架空了自己——因为他自己就在这个城市里,在这个国家中,在人群里,所以,他要寻找完美替身,那个像狗一样忠诚的帕特里西奥便成为了另一个他, “您先用木把我的脚掌打扁,让它们变得和您那双梦游人的脚一样,再用鞋匠的锥子穿过我的睾丸,好让我患上疝气,之后安排我喝下松油,让我忘记怎样读写”,帕特里西奥疼痛而受折磨的背后,便不再是他自己;所以他要寻找一个父亲,自己没有父亲带来的缺失,让他在权力世界里成为独裁的父,成为至上的族长, “幼儿园的教材上说他是一位身形魁梧的族长,因房门狭小而足不出户,他喜爱儿童与飞燕,通晓数种动物语言,拥有预测自然现象的能力,看人眼便能读人心,熟谙治病之盐的奥秘,能令麻风病人的伤口愈合,令瘫痪患者站立行走。”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仰视着他,都在狂热中尊称他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所以他要爱女人,致命的午休时段外,他会随时躲在妾侍们的身影间, “突然逮住其中一个,不褪她的衣服,不脱自己的衣衫,也不把门关上,于是整个府中都能听到他作为一个急迫丈夫的没有灵魂的紧促喘息”;所以他要生下孩子,那个七个月早产的怪胎在临时祭台上被施洗,在三岁时替他主持官方活动,被抱着检阅军队,接受人群的欢呼,六岁时出席公开场合——他成为 “拥有切实的司法权和指挥权的师长”……

一切似乎都在实现着他作为人的存在,但是当另一个自己是完美替身,当权力的族长被神话笼罩,当女人们只听到急促的喘息,当儿子代替他行驶权力,他又何尝是他自己?他依然活在一盏灯、一个事件、一副纸牌和一道法令里, “要知道连他的心腹们都不知晓他的确切年龄,在某些时期这一问题着实令人困惑:他出现在慈善抽奖会上时看起来已年过八十,在民众接待会上时六十,在公共节日的庆典上甚至不到四十。”而在被写在那预卜之水的镜面中,他唯一看到了自己作为凡人之死: “他看到了自己在与会客厅相连的办公室里于睡梦中自然死亡,他看到自己面朝下趴在地上,与他自出世以来的一生中每个夜晚的睡姿无异,穿着没有军衔标志的粗布制服和军靴,戴着金质马刺,右臂弯在脸下当作枕头,年龄在一百零七岁至二百三十二岁之间。”

年龄在一百零七岁至二百三十岁之间,何来真实的死?当死亡变成神话,所有的一切都无法抵达那个将来,都无法走向真实?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神话?女巫?纸牌?民众?还是自己?或者是另一个自己?无法摆脱的影子,是因为自己脱离了生死,脱离了恐惧,脱离了规则, “我一个人就够了,继续统治到下次彗星经过简直绰绰有余,它不会只回来一次而是要回来十次,因为我就是这样,我不想再死了,妈的,让别人去死吧,他不假思索地说着。”在自己制造的神话里,活着就是为了让别人死去:帕特里西奥以完美替身的方式死去了;一直保护他的国防部长罗德里格死去了;纳尔希索·米拉瓦上校死去了,那些被认为是威胁他权力的反叛者被公开处决,那些帮他掩盖中奖彩票骗局的孩子们死去了——在他身边不允许存在任何一个敌人,但是这个自我本身就是虚构和神话的世界里,杀死了敌人就是在杀死自己。

“一个人就是政府,没有能通过言语或行动阻断他意志的源泉,他在自己的荣光中如此孤独,孤独得连一个敌人都没有剩下”,甚至他第一次的死亡也变成了一个敌人,而真正可怕的敌人在自己内心深处:他看见的所有人都成为了敌人,连另一个自己,连完美替身,所以在制造的死亡里,一切的荣光都变成了最后的恐怖:圣徒母亲死了, “世界开始了一个新的混乱而躁动的世纪。”而当母亲死去,当他保存躯体,只不过是为了一个符号的永生, “事实上他母亲的躯体之所以得以保存,并不是因为她的美德,也不是因他出于专横的孝心而安排的凡士林的补救和化妆品的矫饰,而是因为她与那些在科学博物馆中展出的动物尸体一样,被施以最恶的技艺而制成了标本”;他 “唯一的合法的爱”死了,莱蒂西娅·纳萨雷诺是女人之外唯一的女人,生下了唯一的孩子厄玛奴耳,但是在街上最后死于六十只野狗, “但它们不是寻常的街头野狗,而是一群猛兽,有着惊悚的黄眼珠和光滑如鲨鱼的皮,是有人养来对付那些蓝狐的,六十只一模一样的狗,没人知道它们是怎么从蔬菜摊中窜出来扑到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和孩子身上的……”

反对者、异己力量、兄弟会,那些 “有前科的逃犯,犯过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上过军事法庭”的人,就像那个 “刀与鹅毛交叉的图案”一样,在他心里就变成了永远的威胁,永远的符号,永远的敌人, “每六个脑袋都会制造出六十个敌人,每六十个都会制造出六百个,之后是六千个,再之后是六百万个,整个国家,他妈的,咱们永远都搞不完了”。所以当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所有的预言都变成了自我命运难以摆脱的一部分,彗星没有再次划过天空,灯盏没有再次点亮,法令没有再次从口中说出,在满是敌人的世界里,他在自己的影子里看见了不存在的自己:他说 “我还有人民”的时候,外面已经没有了为他狂欢的人群;当他呼唤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那阳台上只有一头母牛;当他想起女人,那激情的回忆只不过靠巫医的汤药;当墙壁上还留着将军万岁、伟人万岁的口号,那只不过是自己亲自写上去的幻影——十二点,就像敲响了丧钟,灯挂在了门楣上,卧室的三道门栓被锁上,最后未动的饭菜被倒入了马桶, “在可移动式马桶上经受了微不足道的排尿的最终燔祭,而后倒在了光秃秃的地板上”,就像第一次的死亡一样,也像最后的死亡一样。

谁是最后真实的自己?似乎只有那个名字让他有限地返回了自身, “同时确信有人在梦中叫他但用的不是他的名字,尼卡诺尔,又一遍,尼卡诺尔,有人能够不开门锁就进入他的房间,可以随心所欲地穿墙进出,就在那时他看到了它,是死亡将军阁下,您的死亡,它穿着龙舌兰纤维编织的槛褛的忏悔长袍,手中抓着钩杆,头骨上遍布阴森的水藻嫩芽,骨缝中开出陆上的花朵,没了肉的眼窝里眼睛朽迈而惊恐”——当一种架空的符号完成对自身的命名,走向的却是死亡,自我之死,影子之死,神话之死。

但是作为一个人死在最后的真实里,却也是另一个神话的开始,就像他曾经对他的敌人说的: “阁下,别傻了,孩子,祖国就是活着。”因为活着,所以可以无限,因为活着,可以没有时间,因为活着,独裁的统治会用永无止境,所以族长的秋天只是一个人的死亡,在没有最后的时间里,永远有他一样的族长,有他一样的将军,有他一样的总统, “到头来我们已不清楚没了他我们会怎样,不清楚在他死后我们的生活会怎样,我无从想象一个没有了那个男人的世界”,于是世界继续在神话中,因为真相之后永远都有另一个真相,真相从来不返回它真实的自身。

红发女人

编号:C39·2180619·1481
作者:【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8年04月第1版
定价:49.00元亚马逊30.30元
ISBN:9787208150164
页数:308页

十六岁的高中生杰姆在暑假来到伊斯坦布尔郊区的恩格然小镇,跟随挖井师傅马哈茂德挖井。因为长期找不到水,劳作变得格外枯燥。不过,马哈茂德师傅和杰姆也渐渐变得像一对父子那样亲近。就在这个夏天,一位红发女人短暂地出现在杰姆的生活中。因为一次意外事件,杰姆仓皇逃离小镇。在未来的三十年里,他不断地阅读和寻找两个古代传说。他发现,这些古老的故事仍然在神秘地牵引着自己的命运。三十年后,杰姆已成为建筑公司老板,过上富足而平静的中年生活。他再度回到了恩格然,并发现了他试图忘记的一切……谁的人生注定是一场宿命,谁会用自己的方式改变? “您头发的红色是天生的,而我的红色出于自己的决定。”


《红发女人》:我梦见你的儿子被杀死了

有时我以为玻璃后面出现的不是我儿子,而是他死去的父亲,不,是他死去的爷爷。
——《第三部》

杰姆死在井底,恩维尔关在监狱里,作为死亡事件的双方,他们似乎已经归属于各自的命运,但是当杰姆的尸体解剖证明在掉入井底之前就已经死了,当证据证明那把杀人的勒克卡莱手枪是杰姆带来的,或者当推断是杰姆首先拔出了枪,死亡和杀人难道还是一清二楚的?有罪和无罪难道还是昭然天下?谜团或者并不在案件本身,当没有了目击者,所有发生的故事就像小说一样进入到永远的悬念之中,而最为可怕的是,杰姆是恩维尔的父亲,恩维尔是杰姆的儿子。

如果事情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恩维尔没有预谋杀死自己的父亲,那么他就属于正当防卫,就可以无罪释放,而且会成为杰姆的遗产继承人——因为杰姆和合法的妻子艾谢没有生下孩子,他们甚至在无孩子的无奈中把自己的公司叫做苏赫拉布,一个取自伊朗神话作品《列王纪》中被父亲鲁斯塔姆杀死的儿子的名字。而如果恩维尔成为杰姆唯一的继承人,并且成为苏赫拉布最大的股东,是不是就像《列王记》一样,反倒变成了一种弑父行为,而这种行为又把井边的决斗演变为一种宿命?

父与子,这是一种血缘和亲情关系,却最终披上了血腥的味道,而在他们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不是就是那个女人?她是父亲的女人,是儿子的母亲,所有关系的变化似乎都取决于她,但是在这场父子决斗发生的时候,她是缺席的,就像红发女人探视恩维尔的时候,他们隔着玻璃,而那块玻璃是隔音玻璃,也就意味着,当他们各自向对方说话时,声音是无法穿透玻璃传递到彼此的耳朵里,这是隔阂,透明的隔阂,彼此看见,彼此确认,却最终在缺席的位置上,所以那个在她眼前的人,可能不是儿子,而是在恩维尔面前死去的父亲杰姆——甚至可能是杰姆死去的父亲,也就是恩维尔的爷爷。

儿子、父亲、爷爷,这是家族的直线序列,但是当这三者都和红发女人发生关系的时候,伦理意义就已经被颠覆了,而在这颠覆的伦理关系里,不管是《俄狄浦斯王》中儿子杀死父亲的悲剧,还是《列王记》中父亲杀死儿子的悲剧,都可能发生,而当现实以宿命的方式演绎着这两个文本,隔着隔音玻璃,彼此看见却听不见就变成了现实最大的隐喻: “我的儿子,知道你要写你的小说,让我非常开心!”

那张但丁·罗塞蒂的《红桃皇后》的画作从包里拿出来,交给作为犯人的恩维尔,红发女人说: “完成后,把这幅画放在封面,也写点你漂亮母亲的青春。这个女人,看,有点像我。”意味着要把自己写进小说里,而这在更大意义上抹除了自己作为现实中的最大的因,抹除了伦理颠覆带来的悲剧,或者说,把现实中发生的一切都变成了一本小说,这是逃避,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书写,因为这从来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开始, “别忘了,其实你的父亲也曾想当个作家。”又回到了原点,因为杰姆在自述中就说过: “事实上,我曾经想当作家。”

作家是写小说的作家,小说是现实之外的存在,在文本里他可以创造可以虚构,而所有写作的欲望都来自于对现实的逃避,但是当一本小说又以轮回的方式走向起点的时候,现实不仅无法逃避,反而以更加残忍的方式把现实推向了宿命的结局。如果把杰姆想要当一个作家作为起点,那么现实就是他难以逃避的最初影子。很小的时候他虽然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为经营药店的父亲送饭,但是父亲的角色是缺席的,父亲总是和左派的朋友在一起,而当杰姆到药店之后,他们便打住花头,不再讨论任何政治话题,而之后的军事政变,则完全让父亲从生活中消失,他被带走,从此没有再回来,而家里只剩下母亲。

杰姆是察觉出父亲的缺席并不仅仅是政治原因, “有时,他们很久谁也不理谁,几乎不说话。或许,他们不再相爱。”这是一个关键的线索,也就是说,缺失了爱所以缺失了父性,而正是父性的缺席,使得杰姆和母亲发生了微妙的关系, “自父亲失踪后,我和母亲成为挚友。”这是在情感上已经开始发生了颠覆,杰姆和母亲之间的挚友关系已经在杰姆的世界里埋下了一种乱伦的种子。而对于他来说,萌发他心中 “俄狄浦斯情结”的另一个原因便是在 “德尼兹”书店当店员时阅读的那些书,除了儿童文学、凡尔纳的科学小说,爱伦坡的小说,以及各种诗集、历史小说之外,那一本弗洛伊德的选集却 “改变了我的一生”——一种自身命运的注解,在一篇文章里,而这篇文章就是关于梦,关于俄狄浦斯情结,而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写小说。

遇到挖井人马哈茂德,似乎改变了杰姆的生活,因为跟着他我开始离开家离开伊斯坦布尔,也离开了母亲,而恰恰是马哈茂德的出现,使节目找到了一种缺失的父爱,他叫杰姆小少爷,挖井时对他鼓励,休息时聊天,马哈茂德的慈爱和亲近,以及权威,让杰姆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也让杰姆在正常轨道上成长。但是在那个有6200人口的恩格然小镇,当我看到高个子的红发女人,便打开了我的另一个世界, “我的灵魂隐约感觉到这种美好源于刚刚在门前见到的那个漂亮的红发女人。”又如梦幻一样,只不过这次打开的是少年杰姆的欲望世界。她美丽,她性感,她也神秘,而且是在 “警世传说剧场”表演,而那个剧场里上演的就是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当杰姆不断幻想和她在一起,甚至想要结婚,红发女人实际上就成为了自己梦境的投射物,而年龄比杰姆大的事实,又使得这个幻觉具有了和父亲同样的隐喻, “有时,我眼前会浮现出我们一起看书然后亲吻做爱的场景。在我父亲看来,最大的幸福,是年轻时和一个姑娘为了理想一起兴致勃勃地读书,然后娶她为妻。有一次父亲在谈到其他某个人的幸福时对母亲这样说过。”

终于那一次,杰姆遇到了红发女人,作为对梦想实现的第一步,他们的谈话中说到了马哈茂德,说到了杰姆的父亲,而这个线索又让红发女人具有不一样的身份,最后在那间房间里,已经结婚的红衣女人对杰姆说: “瞧,我和你母亲岁数相当。”杰姆第一次和女人上床,在那个夜晚他体会到了一种欲望的快感,而欲望的释放让他告别了梦,在现实的意义上完成了从孩子到成人的仪式, “我对于人生、女人和自己的想法豁然有了改变。红发女人教我认识自己,认识幸福。”相差两倍的年龄被忽略了,而 “和你母亲岁数相当”似乎再一次跌入了乱伦的映射中。

这是杰姆第二次违背了伦理,也正是这一次的违背,使他在面对马哈茂德的时候,陷入了某种欺骗 “父亲”的不安中,而当那次失手导致的泥桶掉落事件,似乎把杰姆和马哈茂德不稳定的父子关系变成了一场提前上演的弑父悲剧中。杰姆听到了惨叫,然后是死寂,在害怕中,杰姆没有救他,而是逃离了现场,甚至最后离开了那里,拿着父亲的旧行李箱坐上火车回到了伊斯坦布尔, “坐在车厢里,我的内心没有顺从师傅带来的自尊受伤的感觉,却有无边无际的罪恶感。”这是罪恶的开始,父亲失踪带给杰姆的是父性的缺失,马哈茂德变成了引导他成长的另一个父亲,但是事件中他以逃避的方式把父亲推向了深渊,那个俄狄浦斯情结似乎冥冥中控制了他,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无法消除的情结里,他生活在负罪的状态中。

回到伊斯坦布尔,求学,毕业,工作,乃至后来和艾谢结婚,杰姆的生活似乎走在正常轨道里,但是内心的负罪感却无法消除,他总是在问自己:马哈茂德是不是死了。而在这种看似正常的生活里,他和另一个女人、合法妻子艾谢之间却也陷入了某种宿命里,那次他们见到了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的,而父亲看到艾谢说的一句话是: “你找了一个很像你母亲的姑娘。”这是第一种隐喻,艾谢是不是和杰姆的母亲一样,会导致一个缺失的父亲?的确,结婚之后,他们一直没有孩子,也就是说,杰姆一直无法成为父亲,这成了隐喻,一种失踪的父亲和埋于井中的父亲双重缺失,带来的自我缺失,母亲、艾谢,甚至红发女人,则组成了另一个隐喻——杰姆爱着的人都是以母亲的身份出现。

父亲缺失,导致自我的缺失,爱上女人,却总是以母亲的身份出现,那么在这个错位的关系里,杰姆到底是儿子还是父亲?或者说,他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小时候看的是弗洛伊德的文章,后来看的是剧场里俄狄浦斯王的悲剧,结婚之后办公司听说的是伊朗的《列王记》,这所有的文本构成了多重的梦境,而不变的主题则是父与子关系的悲剧性,俄狄浦斯王弑父娶母是一种罪,《列王记》中鲁斯塔姆杀死儿子苏赫拉布,则是另一种罪,但是当这些悲剧在所谓的情结里发生的时候,是不是杀人者反倒变成了无辜者,而杰姆正是在这样的想法中,不断弱化对马哈茂德的负罪感,而他取名自己的公司为苏赫拉布,不是为了让父亲杀子的悲剧在现实中发生,而是为了弥补自己缺失的父性。

返回恩格然,似乎是杰姆的一次努力,也是为了找到自己,但是这为了消除自己罪恶的经历却揭开了一个又一个无法接受的现实。在那里他听说马哈茂德当时并没有死在井里,而是被人救起,之后一直生活在那里,直到五年前去世,但是在这个父性回归的同时,另一个消息是,自己的父亲曾经有过一个情人,就是红发女人, “就是红头发的居尔吉汗女士。以前她的头发是棕色的。您已故父亲年轻时候的情人就是她。”杰姆曾经和她上床打开了欲望世界,而当得知她就是父亲的情人,那么自己又是谁?父亲和儿子面对的是同一个女人,这本身就是一种乱伦。而这还不是最终的颠覆,当那个叫恩维尔的人写信给吉姆,并说自己是他的儿子时,杰姆也恢复了父亲的角色,但是恩维尔却是自己和红发女人生下的孩子,这是另一重父子乱伦的悲剧。

那么,在梦、小说、戏剧、电影的文本暗示中,杰姆是不是会走向悲剧?不管是如俄狄浦斯王那样弑父的方式,还是《列王记》中父亲杀死儿子,父子之间都不存在正常的关系,也不会再有和平的结局,就像艾谢所预言的那样: “晚上,我梦见你的儿子被杀死了。”当杰姆面对恩维尔的时候,他说的理由是,为了给马哈茂德报仇,这是一条隐秘的线,那次救出马哈茂德的是红发女人,之后他们生活在一起,马哈茂德照顾恩维尔,其实又变成了恩维尔的父亲,在这个关系特殊的三人世界里,父亲、儿子都没有亲缘关系,却变成了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而红发女人呢?当杰姆的父亲、杰姆和马哈茂德都在她身边,她其实就变成了混合体,她不是把关系带向明晰,而是在更加混乱的状态中导致了死亡:就是在马哈茂德的那口井边,杰姆被自己带来的手枪,被自己生下的孩子杀死。

“我梦见你的儿子被杀死了”,这一句预言成真,也让《俄狄浦斯王》、《列王记》都从梦境中走向现实,而其实,在这个乱伦制造的悲剧里,并不仅仅和欲望、和成长有关,它在更大意义上折射的是社会性混乱。杰姆的父亲一直从事左派革命工作,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红发女人,他们的爱情似乎具有革命的意义,但是社会摧毁了他们的爱, “二十五岁上下,我还是个现代的广场戏表演者,一个激愤但快乐的左派,而非从古老神话和传说故事中挖掘警世意义的舞台剧演员。”所谓警世,就是希望为这个社会找到自己的父亲,找到保护者,而不是最后带来悲剧的俄狄浦斯王。

这便是一个国家的隐喻,土耳其这个遭受过创伤的国家就像一个孩子,他需要的是父亲的保护,但是就像杰姆一样,甚至和恩维尔一样,那个能保护自己的父亲一直处在缺席状态中,所以杰姆通过书籍制造梦境,而恩维尔则转向与西方个人主义, “因为他是个反叛的、西化的个人主义者……”这是一种分野,而个体的命运也折射着国家的矛盾心态,那个小镇恩格尔居住的都是战争之后的士兵,他们似乎被遗忘在那里,而无法回归的他们就像被抛弃的土耳其;那个剧场演出的是希腊悲剧,但是正如红衣女人所说,土耳其一直抵触希腊戏剧,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拒绝,而拒绝可能的结果是故步自封。

如果不是拒绝,是不是就可以走向开放,走向自由,走向民主?这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就像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对立面从来不是像恩维尔那样的自由主义,当城市发展起来之后,当伊斯坦布尔和恩格然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扩展的城市却毁掉了曾经的纯真,所以关于现代社会的选择,总是伴随着缺失,总是带来阵痛,所以在这种缺失和阵痛中,孩子就缺少了父亲的保护,所以无论是杰姆还是恩维尔,都在不正常的成长中走向了另一种极端,杰姆对于马哈茂德见死不救,恩维尔在井边和杰姆打斗,就像俄狄浦斯王和苏赫拉布的悲剧一样,他们其实都是无辜者,却最后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或儿子,所以它们既不是原罪,也不是理性之罪,而是在和 “国家的敌人联手”中杀死了父亲或儿子,而这个国家的敌人就是专制主义。

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恰恰是杰姆的父亲推荐的,而其中讲述的却是干旱和洪水,为什么东方专制主义国家会出现干旱和洪水,就是因为在这些国家里运行着强大的官僚制度, “统治者在自己身边,也就是在官僚和后宫中,想要的不是有能力的人,而是完全服从自己的奴隶,整个机制便是如此运作。”而这正是杀人者, “这样对待自己妻子和臣子的那些皇帝,最后也会杀死自己的儿子。”所以杀人只是一种手段,不管是父亲杀死儿子还是儿子杀死父亲,他们是被专制主义控制下的牺牲品,而专制主义带来的干旱和洪水,就指向了一个中心词:水。

马哈茂德为了寻找水不断挖井,正像他所说: “一个地方若是存在文明、村庄、城市,都因为那里有井。没有无水的文明,也不存在没有师傅的井。”所以无水的现实,以及最后马哈茂德被埋于井中,才是文明的悲剧,才是父性的陷落。但是,陷落之后,想要重新寻找,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并不乐观甚至悲观的命运抉择中,红发女人作为关键人物,却又重新跌入到了一种迷局中, “公开探视中,我总是抚摸着儿子的胳膊、肩膀、后背和脖颈,握着他的手。他也同样握着六十二岁的母亲的手,并像个情人般尊敬地亲吻它们。”恩维尔爷爷的情人,父亲的女人,在那个隔音玻璃的另一面,六十岁的她又以情人的身份出现,一个梦又开启了,一部小说又要写作了,一出戏剧又要演出了,无法逃离的命运似乎回到了不真实的起点: “当然小说怎么开头,你更在行,不过你的书须是像我在最后剧中的独白一样,既发自肺腑,又宛如神话。”

东京人(上、下)

编号:C41·2180514·1474
作者:【日】川端康成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5年02月第1版
定价:79.00元亚马逊41.10元
ISBN:9787544276184
页数:726页

《东京人》是川端康成长篇小说代表作,分上下两册,描绘了战后东京一户平凡人家的悲欢离合,展现了日本社会的众生相。《东京人》洋洋洒洒60万字,直面美的残缺与毁灭,生存的艰难,人的欲望与孤独。住在东京的人,都是没有故乡的人。丧夫的敬子认识了岛木俊三和他的女儿弓子。俊三的妻子因病长年在外地疗养,敬子和俊三便组成了一个奇怪的家庭。敬子的生意越来越好,她不但撑起全家开支,还承担俊三妻子的医疗费用,但俊三的公司却濒临破产。有一天,俊三忽然不告而别、销声匿迹。在有如两片破碎镜子一样重组的家里,敬子同她的亲生儿女、养女一道,在离合悲欢中体味着世间人情与善意,讲述着一个饱含爱与孤独的东京故事。


《东京人》:住在东京的东京人没有故乡

敬子无法把自己的孩子与朝子的孩子分开。正确地说,朝子的孩还没生出来,自己的孩子没生成。然而此时此刻,敬子感觉就像怀里抱着一个热乎乎的婴儿。这不是幻想,不是记忆,也不是现实,也许是女人的本能。
——《为谁落泪》

生下孩子是渴望,却也是幻想,是爱的结晶,却也是道德的羁绊,而当一个孩子真正降生,最为重要的是让一个女人成为了 “母亲”,这是一种归宿,是女人被确定的证明,当敬子感觉自己怀里就抱着一个热乎乎的婴儿,她便在自己的臆想中完成了这样的证明,但是无情而残忍的是:她其实已经流产,甚至连流产都几乎是一个人承受的巨大秘密,无法公开,无法讲述——那个和她有了 “孩子”的男人昭男还是一个治病救人的医生。

“这不是幻想,不是记忆,也不是现实,也许是女人的本能。”似乎一下子将她对孩子的渴望变成了一个能超越现实的存在,它的后面是炽热的爱情,是相守的感情,是一个家的希望,但是当女人的本能最后沉寂在一个人的痛苦之中的时候,它赤裸裸地取消了 “母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不管是合理还是合法,都不是两个人之见的事,而成为一种公共事件:一个是风韵犹存的四十多岁的女人,一个是和自己女儿同龄的男人,一个是丈夫死去和俊三同居了几年的女人,一个是和继女弓子有着暧昧关系的男人,这一段能够带来归宿感的情爱,终究会像这个孩子一样,走向流产的境地。

生下孩子是女人最大的本能,但是对于敬子来说,这个上升到精神层面的爱的结晶,其实面临着现实意义的悖论,她其实有着三个孩子:儿子清和女儿朝子是和自己的丈夫所生的孩子,和俊三同居之后,俊三的女儿弓子又亲切地教她 “妈妈”,而且母女之间的融洽程度超越了自己和亲生孩子之间的感情,当三个孩子在自己身边,当俊三选择失踪之前还维系着一个家,为什么敬子最后会在 “女人的本能”中渴望另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为什么要以另一个假象的婴儿为自己 “母亲”的角色定位?

“住在东京的东京人没有故乡”,这是在火车上敬子听到乘客的议论,火车从一个起点驶向另一个终点,其实只是从一个站点开往另一个站点,它们都不是最终的目的地,离家东京也罢,去往东京也好,最终都是经过,而敬子的命运就像这一列火车一样,在经过的现实里始终没有归宿,而这种没有归宿的感觉就是一个女人在战后的现实写照,而从一个女人到一段感情,再从一段感情到一个家庭,没有归宿感的现实,就如风一样: “但无论是俊三、昭男,还是敬子本身,都如随风消散的影子一样虚幻缥缈。夫妇、情人、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都不过一时的结合,脆弱得随时都会分崩离析。”

敬子的第一个丈夫,也是唯一的丈夫,死于战争,对于敬子来说,他是自己第一段感情的归宿,无论是爱还是家庭,还是生下的清和朝子,都让敬子成为真正的女人,成为真正的母亲,当然,也满足了女人的本能。但是战争的到来,以及丈夫的战死,最后破灭了这一种归宿感,甚至把敬子这样一个女人推向了另一个困难的境地,所以她在战后遇到了出版社的岛木俊三,进入了 “同居状态”,起初两个人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找到了一种归宿感,但是这一归宿感只不过是对于现实的妥协。岛木俊三和妻子京子结过婚,但是京子身患疾病,但是俊三却带着女儿离开了她,后来遇到了敬子,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喜欢敬子的美貌,于是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他们同居在一起,而正是这种不稳定的同居关系,造成了敬子之后的矛盾,甚至把这个临时组成的家庭推向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战争中失去丈夫,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完整的家,这似乎是敬子的宿命,当她面对还没有离婚的俊三,面对自己的孩子和俊三的女儿弓子,面对这个临时组建的家庭,她其实一下子失去了生活的依靠,也让她在现实中,成为一个 “住在东京的东京人”,像一列火车只是经过那些站点,却始终没有目的地。而对于俊三来说,严酷的事实也来自于战争带来的后遗症,他的出版社起先通过出版发行通俗性杂志生存,但是渐渐销路不畅,之后随着纸张费、印刷费、稿费的增加而无力开支,俊三为了摆脱困境,投入了新的资本,改出单行本,但是还是遇到了滞销问题,最后负债累累,无力偿还。

这似乎属于男人的问题,当一个家即使是临时组建的家,男人也必须承担起责任,但是对于俊三来说,除却自身性格原因,临时组建家庭的某种疏离感,让他整天愁绪满怀,又不想告诉敬子,只能靠安眠药来维持睡眠,而这一种恶性循环终于使他走向了绝境,当公司的员工病逝消息传来,对于苦撑着的俊三来说,似乎看见了自己的未来:战后的现实会打垮他,于是他选择了一条犯罪之路,偷偷从保险箱里拿走了钱,还给死去员工家属拖欠的钱,然后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这是在现实中失踪的男人,俊三选择失踪在某种程度上比敬子战死的丈夫更为窝囊,他以自己的方式躲避现实的困境,也把敬子、弓子和这个临时家庭推向了另一种深渊。

但是,俊三作为一个躲避现实的男人,他导演的失踪事件却为女人主导自己的命运创造了可能。在男人缺席的情况下,最直接的影响当然是俊三自己亲生的女儿弓子,这个纯洁、美丽的女孩,并非如外表一样,生活在一种与世隔绝的世界里,在俊三遇到敬子之前,她其实对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有着很大的疏离感,或者说,在一个并不和谐的家庭里,弓子是迷失的,父母并没有给她提供足够的爱,所以当她把敬子叫做 “妈妈”,两个人却奇异地找到了一种共鸣,他们经常一起洗澡,一起聊天,相互照顾,像是姐妹一样, “敬子觉得,即使让俊三回到妻子身旁,也不能放弓子走,她对弓子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执着感情。”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对于亲生母亲仿佛陌生人,而对于这个没有和父亲结婚的 “妈妈”却心生依恋。

实际上,无论是敬子,还是弓子,在她们内心世界里都有着一种对于美的天然追求,而这也是返回到女性本能的一种反应, “长期以来,弓子甚至含着一种同性恋的感觉,对敬子修长的粉颈、浑圆的窄肩、丰腴的胳膊无比羡慕。”而敬子又在弓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弓子被敬子娇生惯养,这样的养女在自己身边出落成如花似玉的少女,其实对敬子起到一种 “嫁接”的作用。这一点,不仅弓子没有发现,恐怕连敬子也没有觉察到。”敬子和弓子超越了年龄,成为情深意笃的朋友,这是一种出于本能的自我投影,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但她们在内心呼唤一种爱的时候,会暧昧地喜欢同一个男人:昭男。

川端康成:一曲悲哀美的颂歌

昭男作为一个医生,在弓子曾经患病期间曾经为她主治过,当他看见弓子的身体,似乎完全去除了疾病的生理影响,也不是以医生的身份发现一个女性的美,而当有一次没有回家,在敬子家留宿的时候,他第二次看见了弓子的身体, “无论是昨夜隔着蚊帐看恍若天仙的弓子,还是今晨羞答答的弓子,对于昭男来说,似乎映丽旖旎得难以高攀。”其实弓子的身体并没有让他进入到欲望层面,反而让他以欣赏的方式看待一种美,也正是这种暧昧的关系,是他从理性上拒绝了弓子,认为自己和弓子不在同一个世界。像是柏拉图的爱,在自我拒绝中,他却爱上了弓子的 “妈妈”敬子,这像是一种移情,但其实,当敬子主动去争取这份感情的时候,在昭男的内心深处,却是对于弓子付出的一种高贵的爱——就像弓子对他一样,当朝子结婚时弓子将那一束康乃馨送给昭男,内心世界两个人其实已经走在了一起,它超越了肉体, “弓子送给自己的康乃馨的花色比敬子洁白的肉体更鲜明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是朝子婚礼上插在新娘子腰间的小小花束。”

但是,高贵之爱本身也是一种虚幻,在现实面前昭男选择了妥协,而他选择和敬子在一起似乎是退而求其次的表现,但是对于敬子来说,这一种跨越年年龄的爱恋,又仿佛让她找到了做女人的感觉,并进而想在满足女人的本能中变成爱之意义中的 “母亲”——弓子叫她 “妈妈”而不是 “母亲”,这本身就是隐喻,一方面是因为弓子的父亲俊三没有和敬子真正结婚,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甚至俊三还没有和京子离婚,所以敬子其实是一个处在婚外情尴尬境地的女人,另一方面来说,她们之间的 “嫁接”和自我投影,也弱化了 “母女”之间的关系维系。但是更深意义上,不是母亲而是妈妈,也将敬子和昭男的关系推向了尴尬的处境,甚至让敬子背负了道德的负罪感。

敬子真正接触昭男是在俊三因为公司债务失踪之后,丈夫死于战争,同居者失踪,对于敬子来说,是爱的现实缺失,但是对于她来说,缺失只是一个表象,她有着强烈寻找自我归宿的欲望,而这种归宿就是爱——他爱的意义是为了自爱。她感慨自己年龄在增加,忧郁自己头上长出的白发,所以洗浴成为她挽救青春的一种努力,那些庭院里的蔷薇,是她对于青春之美的另一种寄托,而在弓子身上,她看到的是自己的过去,在那株名叫 “二八年华”的蔷薇花前,她看着橘黄色和红色的花朵,对弓子说: “可爱的二八年华……弓子,这花名叫十六岁的少女。”

所以敬子不想让青春流逝,不想让爱沉寂,不想让自己枯萎,所以当他们看见昭男那道清澈的目光时,再也无法抵御自己内心的渴望,而昭男在另一种投射中也找到了弓子的影子,于是两个年龄差距在母子级别的男女以一种不合理也不合法的方式在一起。不合理也不合法,命名为爱,其实遭遇到的最大问题便是现实,敬子和俊三没有结婚而同居,当俊三失踪之后,敬子去海湾寻找他,当她听说那天有人选择了自杀,敬子几乎没有深入调查,就认定自杀者就是俊三,于是匆匆让公司为他办了葬礼,这是缠绕在敬子心中最大的负罪感,似乎只是自己宣布了俊三的死亡,而在葬礼不久,她就投入了昭男的怀抱,成为了一对偷情的情人,在害怕孩子知道,害怕社会舆论的谴责中,敬子又承受了第二重压力,而她和昭男之间的年龄差,似乎又让她在第三重压力面前无法释然,他们在朝子即将出嫁的那个晚上走到了一起,在身体火热的接触中,敬子甚至有一种做母亲的感觉, “敬子被抱着放在长沙发上,她搂着昭男的头闭上眼睛,搀杂着一种母亲般的甜蜜静谧的喜悦。”但是她还是把这一种感情叫做爱,但是面对这种爱,她必须承受第四重压力,那就是面对弓子, “这是敬子人生唯一一次,也是最后的恋爱冒险。一方面神魂颠倒、情肠炽烈;另一方面岑寂无奈、清醒冷静。”无奈的背后是弓子和昭男之间秘而不宣的暧昧, “敬子由于和昭男的关系,觉得面对弓子时罪孽深重、苦不堪言。”更为要紧的是,弓子一直觉得昭男貌似自己的父亲俊三, “我心爱的男人必须是像父亲的化身那样的人。”弓子希望在深沉朴实的爱情中宁静地生活。她的脑子里忽然浮现出昭男五官端正的脸庞。他那双眼睛像父亲,声音也像。”

敬子爱上昭男,是为了所谓的爱,为了女人的本能,而实际上在这样的爱情里,弓子的嫁接和投射却愈发强烈,昭男在敬子身上看到了弓子代表的纯净和美,弓子在昭男身上看到了和父亲一样的亲切感,无论哪一种投射,敬子都成为一个符号,甚至在现实面前再也无法回头的符号,所以当这一种微妙关系在现实中越来越难以维持的时候,她甚至畸形到想和昭男生一个孩子,也只有这个更具有符号意义的孩子,才能让她有真正做女人的感觉,真正找到归宿感。这是一种近乎荒唐的想法,而在现实面前,敬子最后只能接受一个女人飘离的哀伤, “作为一个女人,一辈子没有被男人刻骨铭心地爱过,最后连一个男人也没拴住,现在在神户的街道上独自彳亍。”

流产是对于身体的打击,更像是一种臆想,而这种失去爱的保护就是把敬子变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东京人。但同样是战后现实的无情打击,弓子和昭男也无法在所谓爱的世界里在一起,敬子因为 “自私”,她只想自己的儿子清和弓子成为夫妻,这样她就可以为自己赎罪,的确,清一直喜欢弓子,这是一直在生活在一起产生的情愫,尽管清爱着弓子,但是弓子却无力承担这份爱,从小失去父母之爱的她在内心深处更渴望这原本应有的爱回归,所以她和敬子保持着非常规的母女之情,她暧昧地喜欢上了和父亲相似的昭男,也是投射而已。所以当清在那个晚上要逼着弓子说出到底喜不喜欢自己,弓子说出的那句话是: “爸爸死后,现在我非常懦弱。”跑出了门的弓子甚至一头撞在了柱子上,而这也彻底将清拒绝了。

这是另一个战后现实的映照,清是敬子的儿子,是这个家里唯一应该承担起职责的男人,但是作为战后的一代,清似乎一直处在迷失的状态中,他的忧郁,他的愤世,他的无奈,使他不仅在这个家庭也在这个社会里呈现一种游离的状态。而这种不承担责任的游离状态还在另一个男人身上体现,那就是朝子的丈夫小山。他们是在演戏的时候结识的,当那一场宴会之后发生关系,当朝子未婚先孕,小山都无法承担这样的责任,他让朝子把孩子做掉,而且即使在他们结婚之后,朝子怀孕,小山也依旧不接受这个孩子。和清的游离一样,小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自动取消了 “父亲”这个身份,对于他来说,不管是爱情还是婚姻,也只有一个身体,一种欲望,一种没有归宿的现实。

而小山作为一个男人的虚空状态,却正反映了战后女人的另一个现实,那就是以朝子为代表的女性。 “朝子二十岁,深蓝色的裙式大衣,饰带紧束着婀娜细腰,长相略显严厉,似乎带着几分不悦的神色。”与弓子清纯雅静不同,朝子喜欢西式打扮,喜欢自由,所以朝子是战后全盘西化的一代,她在物质上贪婪,在感情上放纵,但是当那个晚宴将自己的身体给了小山之后,她却把自己推向了命运的束缚之中,或者说,朝子的自由和放纵只是一种表象,在内心深处她还是一个传统的女人,正是这种错位,使得她两次打掉了孩子,承受了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戕害,而只要当她终于和小山离婚,主动舍弃了那些看似反叛的性格,她才第一次主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但是这种对自我命运的掌握,在现实里又变得如此地残忍, “朝子不想结两次婚。所以,如果不要这个孩子,她就成了无儿无女的女人。”

敬子、弓子、朝子,都在这个战后社会里,在这个临时家庭里,面临命运的抉择,她们是 “住在东京的东京人”,在她们面前,站着的是男人,作为父亲的男人,作为情人的男人,作为丈夫的男人,当这些男人在现实中同样徘徊同样无奈的时候,那个归宿到底在哪里?俊三之失踪是这个混乱世界的一个出口,而俊三的复现又提供了他们选择的机会,但是在这个可以轻易失踪的现实里,复现也只不过是一种心理的安慰,最后,不管是男人和女人,都重新面临了一次抉择:昭男终于要离开这里,他既无法面对敬子,也无法面对弓子,所以即使最后敬子在机场的人海中看到了昭男,也终于不再有最后的归宿, “敬子仿佛自己也被黑暗的天空吸引上去。在极目的远处,飞机似乎依然没有离开地面。” “真想随他而去”成为自己最后的渴望,但终于没能跨过最后的障碍,飞向那个远离地面、远离现实的天空。

而俊三呢?在医院里,他见到了女儿弓子,见到了敬子,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自己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最后那一张不辞而别的纸条是他执意离开的证明,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了女儿,没有了妻子,没有了家,回来只不过是另一种失踪,而身边那个一直陪伴他的美根子呢?不离不弃,甚至把他叫做自己的 “上帝”,在同样不为社会所容的畸形之爱里,她和他一起消失成为一种必然,当俊三被船票改成 “岛木美根子”,把年龄改成 “二十四”,似乎把美根子当成了自己的女儿,这一种投射里其实也没有真正同等的爱,而他真正的用意在于消失, “不过,他这一回说不定是为了明确告诉敬子和弓子自己死了。”在《萤之光》的音乐声中,在开船的锣声里,他对美根子说的那句话是: “谢谢你。去年乘的就是这条船,那时候真想一了百了……”

去年没有远去,离开一直在持续,告别现实,告别东京,去往那里已经不重要了,留下谁也不是关键,在 “住在东京的东京人没有故乡”的游离状态中,无论是在女人本能意义上没有得到真爱的敬子、朝子、弓子,还是游离的清、昭男、俊三,他们都成为了那一列没有目的地的火车,飞机在天上,轮船驶向大海,空旷的世界里,永远没有那个叫做家的目的地。

动物集

编号:C57·2180514·1473
作者:【墨西哥】胡安·何塞·阿雷奥拉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7年05月第1版
定价:28.00元亚马逊14.60元
ISBN:9787532774555
页数:119页

《动物集》是阿雷奥拉的一部精彩的微型小说集。在书中,阿雷奥拉用散文诗般的语言描绘了二十三种动物。阿雷奥拉表面上写的是动物,但文中折射出的却是他对人的看法。每篇故事的篇幅都非常短小,但阿雷奥拉总是能够用寥寥数笔表达出丰富而深刻的寓意。阿雷奥拉的比喻直接、干脆,不带丝毫犹豫,有时甚至是定义性的,密度极大的比喻交织结成动物凿实的轮廓线条,《长劲鹿》里说: “上帝发现自己把喜欢的树上的果子挂得太高了,祂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拉长了长颈鹿的脖子。” “看得仔细些的话,蛤蟆就是一颗心脏”; “(斑马)受困于自己光亮的围栏,活在由不被理解的自由所造的飞驰的牢笼里”; “海豹是灰色的,是气味强烈到令人作呕的被磨光了的肥皂”。书中配有23副精美动物插图,以及精美书签一枚。


《动物集》:爱那像猪和鸡一样的人吧

现在我们在动物园看到的它们,像是一面羞辱性的镜子:它们嘲讽地看着我们,可怜着我们,因为我们还在观察它们的动物行为。
——《猴子》

它们嘲讽地看着我们,我们观察它们的行为,在交汇的目光了,各自读出不同的意义,看见,是在主体意义上的看见,看见,是给对象留出了位置的看见——甚至,看见变成了对立。在动物园里的猴子,在森林里的猴子,猴子之存在,只有一种身份,那就是动物,所以是 “它们”。但是人类在观察它们的时候,自己是不是远离了动物世界,是不是去除了动物行为?

其实在看见的目光里,读出不同意义的交错却被连接在那里,如果按照进化论,人只不过是走在了从动物向高级动物递进的路上,他解放了上肢,他开始制造工具和利用工具,他开始了劳动、说话,于是他变成了人,当他独立行走甚至昂首阔步向前的时候,身后是有着那一群的猴子,而向前和向后,便构成了物和影子的对应关系,但是在猴子世界里呢?那个被人称为影子的动物,又如何看待人类? “早在几千年前(是几千呢?),关于自己的命运,猴子们决定拒绝诱惑,反对成为人类。”胡安·何塞·阿雷奥拉把命运之不同看成是自我选择的结果,而猴子反对人类就是一种主动行为,因为它们拒绝诱惑,因为它们忠于自我。

选择和不选择,在人和猴子具有共同祖先的背景下,猴子的拒绝诱惑和忠于自我,在胡安·何塞·阿雷奥拉那里成为了否定理性的一种写照, “它们没有落入理性的设计中,而是留在了天堂里。”人类用理性的选择让自己成为人类,从而远离了猴子的世界。而猴子当初拒绝诱惑,但是在所谓的天堂里,它们却又成为讽刺漫画的主角, “淫乱又为所欲为”,这里其实有一个角度问题,当猴子成为讽刺漫画的主角,那么绘画者一定是人类,也就是说,它们的 “淫乱又为所欲为”是人类对于它们品质的评价,那么猴子无可避免地进入到了人类的体系里,所以当猴子在动物园里的时候,羞辱性的镜子便照见了它们,以及他们——猴子也在看着人类,并且再次把人类当成理性的迷失者,或者一如既往地猴子根本没有改变对人类的看法,最终它们在自己的目光中,永远嘲笑者我们,可怜着我们。

我们与它们,人类与猴子,理性和非理性,以及建造动物园里和被关在动物园里,最后的命运似乎说明了一切:当猴子还保留着动物行为,它们已经无法逃脱人类的目光,比嘲讽和可怜更含有深意的目光是:它们远远落后于文明,它们无法走出动物的牢笼。但是这就是一种进步?当胡安·何塞·阿雷奥拉把人类安排在动物园笼子外观察猴子的动物行为时,人类也被他关进了另一个牢笼,而在那个牢笼之外,观察者则是胡安·何塞·阿雷奥拉。

这其实是一个隐喻,牢笼之外还有另一个牢笼,嘲讽的目光之外还有另一道目光,胡安·何塞·阿雷奥拉的观察就是在思考人类是不是具有真正的理性和选择之后的优越性。像那部《人猿星球》的电影,当曾经的人类文明只存于地层中,当现在的人类像野兽一般,当人猿成为星球的统治者,其实就是一种逆向文明的过程。所以和时间的进程相反,文明又回到了原始社会,回到了冷兵器时代,人类的统治地位不复存在,所以理性和控制,反倒是一个乌托邦,甚至最后人类寻找属于自己的文明,也无能为力,因为那具有标志意义的自由女神已经坍塌在大海边,于是人类文明最终被炸毁。

胡安·何塞·阿雷奥拉或者在建造另一个文明世界,那里的主角不是人类,而是动物,当那头犀牛长长的角顶在封面上,传递出的是某种力量,某种破坏的力量, “它顶着披甲的、近视的、愤怒公牛的独角,带着完全属于实证主义哲学家的澎湃信念,像冲车—样进攻。”实证主义哲学家,需要的是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所以它朝着自己的目标向前,但是这一种形态并非是犀牛命运的唯一写照,当它被圈起来之后, “犀牛是一种忧伤地生锈了的野兽”,由力量的零部件组成的身体早在史前的险境中被武装起来了, “任不同的地质层在它身上压下了层层的皮。”无论如何,这还是一种力量的象征,但是当它被 “一位知晓分寸的处女征服”,它的肉身变了形, “那阳刚好斗却迟钝的角在少女的面前变成了纤长的象牙般的哀伤。”

犀牛也会被征服,经历了地层的险境而活下来最终还是被征服,甚至永远活在了哀伤中。犀牛的命运证明了动物的两面性,胡安·何塞·阿雷奥拉笔下的《昆虫》也是如此,可怜的昆虫被处于顶端的雌性统治, “她们精力旺盛、嗜血成性,数量又少得可怕。”一只雌虫就会带来二十只弱小痛苦的雄虫,当雌虫开始追击的时候,雄虫们只能逃跑,那时候的雌虫是贪得无厌的,但是当最后雌虫疲惫了, “没有力气把骑在自己身上享乐的雄虫的头咬下来时,她便会和这最后一只幸存者完成结合。”最后一只雄虫是幸存者,但是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上,而对于具有决定权的雌虫来说,从先前的贪得无厌到最后的无奈,和雄虫结合只能被视为一种和现实的妥协。

两面性便是矛盾体, “猫科动物”看起来威严可怖,但是这只是它身体的写照, “和它的灵魂一样,郡很像狗,很瘦弱。”作为食肉动物,它的生存法则 “全靠某些属下了替它做刽子手”,但是这样的威仪最后还是在远离了森林之后成为了一个符号,大理石刻出来,用铜铸造,或者印在马戏团的海报上,它们看起来都是幸福的,但是这种幸福已经远离了它们真实的存在。猫头鹰的两面性在于它既是和谐的也是阴暗的,但是不管是何者,都是符号意义的, “它是和谐的绣花羽毛组成的塔尖,支撑着一个希腊隐喻;它是不祥的阴暗时钟,在灵魂之上刻下了中世纪坐术的某个钟点:这就是这种禽鸟的双面形象,它总在傍晚起飞,并且一直是西方哲学书籍的最佳装饰画。”而熊呢?它有节制的友好,可以跳舞,可以骑自行车,可以变成小孩手中的玩具,但是,它也 “可以越过界把我们搂进怀里撕碎。”而且,现在的熊洞依旧是所有猛兽居所中最舒适的。

还有 “海豹”,胡安·何塞·阿雷奥拉说: “它们是肢体残废的狗、没有翅膀的鸽子。是橡胶做的沉重压载物,抻着艰难的步带游泳疾驰。是只想交配的家伙。巨大的微生物。上帝赐予生命的、活在泥土最初形态里的生灵,那泥土本也有可能成为鱼、爬行动物、鸟类或四足动物。”而 “鹿”之存在,却在双面的象征里解决了人类的哲学悖论,它行走者,带着敏捷的迟缓,像是静止的,也像是在运动,于是, “它们将这二者结合得那么好,让我们不得不把它们放进永恒里。”永恒就是在时间和空间之外,正是这种排除了时间和空间意义,所以鹿解决了人类的最古老悖论, “鹿同时是阿喀琉斯和乌龟,同时是弓和箭:它们奔跑着,却永远追不到自己;它们停下来,有些东西却永远留在身外继续疾驰。”

永恒之意义就是把现实放在身外,而且永远不在时间空间里被如此定义,胡安·何塞·阿雷奥拉其实在寻找动物的隐喻,那些动物的两面性从深层次来看,其实也都是在人类的视野中,它们变成了 “永远留在身外继续疾驰”的动物,所以胡安·何塞·阿雷奥拉确立了一个人类的坐标:被人类看见,被人类驯化,被人了征服,被人类观察,最终成为了人类的影子。而这种影子化的处理,更大的意义是一种类比:当动物变成人,或者当人类成为动物,他们一样是那些 “永远留在身外继续疾驰”的可怜者。

胡安·何塞·阿雷奥拉:二十三种动物是二十三类人

蛤蟆的跳跃 “就是一颗心脏”,斑马总是 “饶有兴致地无限发展个体间的差异”,河马无聊的时候 “像躺在空酒杯边的披着巨大披风的醉汉”……甚至,当胡安·何塞·阿雷奥拉觉得海豹是灰色的, “是气味强烈到令人作呕的被磨光了的肥皂”,它们还是动物,只不过具有了某些人类的生理特征,也就是从生理意义上找出和人类的共同点,并非是批判性的。但是,当蛤蟆具有 “斯芬克斯式态度”,而且里面藏着隐秘的交换命题,那么蛤蟆就是丑陋的人类, “像镜子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猛禽中有独眼的老鹰,也有掉光了毛的雀鹰,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具有 “食肉动物的血统所享有的名望”,当他们站在夜晚的栖木上,依次侵犯下面的小鸟尊严,那么它们就是人类等级制度的写照;于是,当鸵鸟把头埋进土里,它不再是凌乱的、性感的、骄傲的鸵鸟,不再拥有优雅,而是在装饰自己的丑陋中变得更为丑陋, “它总是不知羞耻地移动着,跳着一种诱人的恐怖舞蹈。”就像在人类社会中,当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在不正派的女人头上插上羽毛,她们就像鸵鸟一样,在裸体游行总被讽刺,被消遣;而鬣狗,具有嗥叫、恶臭和暗斑三重特点,但是作为凶猛王国的看门狗,它却有着很多的崇拜者,而且它的传道活动并不是一场徒劳,从这里看出的社会人类的荒诞: “也许它是在人类中获得新信徒最多的动物。”

动物和人类进行类比,胡安·何塞·阿雷奥拉在动物身上找到了人类的隐喻,或者说人类具有某种动物性,所以它们和他们,变成了只是因为选择不同而各自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就像人类和猴子,在本质上他们是同等的,无关理性,也无关诱惑。所以在这种同等命运中,如 “一座千年的细末垒成的小山”的野牛在人类面前,就成为了牺牲品, “人并没有被那角、蹄与厚唇的波涛卷走,而是埋伏着,射出一箭又一箭,于是一头又一头的美洲野牛倒下。”当它们被人类的箭射进 “第四纪的最后的牲口圈里”的时候,人类和野牛其实在同样的命运中,和平协议便是这一象征, “战败了的粗壮的牛向我们奉上了它们的反刍类动物的秩序,以及它们全部的肉和奶。我们还为它们加上了轭。”而人类则从原始社会开始, “在阿尔塔米拉洞穴里借野牛的形象完成了他最好的画作。”

《美西螈》在动物集里唯一出现了一个 “我”,而且是具有个体意义的 “我”:一是关于美西螈,我从两个途径获得了可靠的信息,一是《新西班牙博物志》的作者,另一个则是 “我的生活的作者”——胡安·何塞·阿雷奥拉故意将两个 “作者”采取了不同的性别,一个是阳性,一个是阴性,所以 “我的生活的作者”实际上指的是 “我的母亲”。而就在下面关于美西螈的故事中,就出现了 “我的母亲”,母亲告诉我的是,在一个离我们很近的村子里,有一个女人怀上了美西螈孩子。这像是一个传说,但是正像全神贯注的修士所说,美西螈 “像女人”,墨西哥水塘里的美西螈,就像是小美人鱼,所以当女人毫无戒备地在有美西螈的水里沐浴, “这难以察觉的明澈的生灵会在水中滑来滑去。”最终进入女子的身体而使她怀孕。

而美西螈的来源也与此有关,有一些长者告诉我,美西螈的祖先就是一个女人,当有一天一个男人在她月事间强占了她,而她不想要她的孩子,于是跳进了湖里,最终她便成为了一条美西螈。是一个传说,但是却像是真实发生的,所以当胡安·何塞·阿雷奥拉以 “我”这个个体作为讲述者讲述美西螈的故事,实际上就是把美西螈放在和人类相同的命运上,所以这种同一化就消除了人类的特殊性: “内米洛夫和让·罗斯坦德也同意,他们指出,美西螈是动物王国中第四种大约每月都得经受生理灾难的。其他三种分别是雌性蝙蝠、女人,还有某种雌性类人猿。”

所以胡安·何塞·阿雷奥拉的意图很明显,这本用一个星期口述的《动物集》并非是在记述动物故事,并非是在描绘动物的特性,而是将动物人化,或者将人动物化,在同等的命运中接受现实,正如前言所说:

爱那不配的和没用的人吧。去爱那散发恶臭、破衣烂衫、满身油污的人吧。
去真心问候那丑陋可笑的人吧,尽管他以人性之名,把他黏稠的信任、他死鱼般的手交给了你,还把他那狗的目光投向了你。
爱那像猪和鸡一样的人吧,尽管他们正欢快地跑向那动物占据的油腻腻的天堂。
爱那突然来到你身旁的人吧,尽管她身着母牛睡衣,按照家畜的习性,开始永无止境地倒嚼牧草球。

浮世画家

编号:C38·2180420·1471
作者:【英】石黑一雄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1年05月第1版
定价:28.00元亚马逊16.50元
ISBN:9787532754373
页数:258页

《浮世画家》是石黑一雄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获Whitbread奖并进入布克奖短名单。《浮世画家》同样以主人公的会议为基调,以非凡的小说技巧生动地展现了主人公的回忆与思考,写作笔法含蓄委婉,耐人寻味。主人公曾是位显赫一时的浮世绘画家,随着二战日本的战败,他才恍若大梦初醒:原来整个日本民族的过去竟是在为一种荒诞虚幻的理想献身,他的艺术理想也真如其名称一样毫无根基,虚浮于世: “画家有希望捕捉的最细微、最脆弱的美,就漂浮在天黑后的那些娱乐场所里。而在这样的夜晚,小野,那种美也会飘到我们这里。可是挂在那里的那几幅画,它们没有表现出一点那种虚幻的、转瞬即逝的特征。严重的败笔,小野。”


《浮世画家》:这些都有致命的败笔

现在每天都在施工,日新月异。川上夫人的酒馆外面,以前是寻欢作乐的人们摩拳接踵,现在正在建造一条宽宽的水泥马路,路的两边已经打好了一排排大型办公楼的地基。
——《一九四九年四月》

以前和现在,似乎就在一条路的两端,两端不是终点,它们以各自的方式向自己的世界延伸,甚至延伸的两端也不是被隔阂在两个彼此独立的状态下,它们会交错,会纠葛,会在有形和无形之中变成一个世界。而当小野增二站在高处,看见变化的城市时,它仿佛像一个上帝检阅着这里发生的一切,上帝的视角似乎可以超越自身的存在,超越时代的疑问,超越众人的困惑,但是那一道自上而下的目光却只从现在延伸到了未来,无论是新建的马路还是办公楼的地基,无论是现在的日新月异还是未来的真正新生,这种单向度的俯视方式似乎注定把自己误读为一个已经走出了过去的人。

这是一九四九年四月,按照小野增二的注视方式,那个在未来到来的一九五〇年六月,他必定沉浸在喜悦之中,也是在高处,也是俯视, “看到我们的城市得到重建,看到这些年一切迅速得到恢复,又让我由衷感到喜悦。看来,我们国家不管曾经犯过什么错误,现在又有机会重振旗鼓了。我们只能深深地祝福这些年轻人。”小说的最后一句话,似乎就是这种注视的终点,即使未来再向前延伸,那种重建的喜悦也溢于言表,那种对年轻人的祝福也发自肺腑。但是当对未来只有一种心情,当终点已经被注解,那些国家曾经犯过的错误,是不是可以一笔勾销了?那些民族和人们遭遇过的伤痛,是不是可以彻底抹除了?

甚至,小野也曾经以回首的方式看见路另一端的过去,一九四九年四月之前是一九四八年十月,从川上夫人的酒馆出来,站在门口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片荒凉的废墟,一些喝酒买醉的顾客,以及几座楼房的背影,在这个远离文明的地方,小野看到的就是颓废,就像酒馆的老板川上夫人一样, “战争前,她或许仍可以被称为‘年轻女人’,战争后,似乎她内在的什么东西破碎、萎缩了。”而当看到这些场景,川上夫人说这是 “战争的破坏”,这一句话不仅是对于这一片废墟,也是对于生存在其中像她一样的人的感慨。如果再向前,是一九三三年或者一九三四年,作为当时已经有些名望的画家,小野代表那些艺术家向政府提出了建议,就是要把这一带作为 “本城画家和作家的聚集地”,不仅仅是饮酒,而是让这个酒馆成为颂扬日本正在涌现的 “爱国热情”,甚至要排除异己, “酒馆的装潢将会体现这种新精神,如果顾客与这种精神格格不入,就坚决要求他离开。”正是这个建议,在新干线开通大约两年半,这个创作 “坚定地效忠于天皇陛下”作品的艺术家们有了这个叫 “左右宫”的聚集地。

现在是日新月异的激动,未来是重建恢复的喜悦,过去是踌躇满志的信心,那么一九四八年十月的那片废墟是不是被忽略了?在这个小野 “单向度”的世界里,他甚至用那座 “犹疑桥”来命名那些颓废的人, “我们之所以还这么叫它,是因为就在久之前,过了桥就进入了我们的逍遥地,你会看见那些所谓良心不安的人在那里犹豫不决地徘徊,不知道是寻欢作乐地度过一晚上呢,还是回家去陪老婆。”这是战前就开始的命名,而当这个名字在战后的一九四八年还保留的时候,小野似乎用鄙夷的目光注视徘徊者,他们和这片废墟一样,无法以超越平庸、颓废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未来,也无法成为这个国家的 “年轻人”。

故意延伸到未来而不是真正的回头,故意要抹除废墟的存在而忘记徘徊的岁月,小野的单向度代表了战后一类人的生活方式,但是,他的激情,他的喜悦,他对未来的憧憬,似乎和战争无关,这种要把颓废从自己身上抹除的想法和行动,或许就是在寻找年轻的力量。曾经的小野还没有走上绘画之路,那年父亲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客厅里让他把自己偷偷画的画作拿出来的时候,父亲的态度很明确,不能从事绘画,他引用许多年前云游僧说过的话,说小野的性格里有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懒惰、不切实际、意志薄弱,所以父亲认为,如果小野变成了画家,那么他的生活将是 “肮脏而贫穷”的, “这样的生活境遇,使他们容易变得软弱和堕落。”

这是小野第一次感受到颓废,从父亲口中说出,又注解在画家的生活里,这个颓废的未来是关于身体,关于性格,关于个体的现实,也正是这种对于未来的颓废注解,成为了小野超越自我的一个契机,他似乎在违背父亲的意愿情况下开始了自我超越,最终是通过了自己的努力走上了绘画之路。摆脱颓废的自我,是小野走出的第一步,而之后,他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走向了未来——自己的未来,国家的未来。他离开竹田大师看起来是对于自己追求技术精进的又一次努力, “尊重老师是没有错的,但是一定要勇于挑战权威。在竹田的经历告诉我,永远不要盲目从众,而要认真考虑自己推往哪个方向。如果说有一件事是我鼓励你们大家去做的,那就是永远不要随波逐流。”不要盲从,不要随波逐流,就是要自己认清道路和方向,这是自我成长的需要,但是小野的这句话里却含有对于颓废天然的敌意, “要超越我们周围那些低级和颓废的影响,在过去的十年、十五年里,它们大大削弱了我们民族的精魂。”

提到了 “民族的精魂”,这是一个重大而特殊的转变,绘画当初是自己告别意志薄弱的选择,是纯粹面对个体的努力,但是当上升到国家和民族层面,你是为了告别战前那些颓废的思想。从竹田大师那里出来,跟着毛利君学习绘画,这种观念得到了强化,而其实那时的颓废思想已经影响到了那些画家,毛利君告诉小野的是,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和仪三郎经常光顾艺伎馆,那是一个充斥着娱乐、消遣和饮酒的地方,这种叫做 “浮华世界”的生活是颓废的象征,也成为绘画的背景, “人们所说的浮华世界,小野,就是仪三郎知道如何珍惜的那个世界。”但是之后的毛利君却幡然醒悟,并称这是他 “致命的败笔”,年轻人对于快乐经常会产生犯罪感,估计我也是这样。我想,我当时认为在这样的场所虚度光阴,用自己的技巧去绘如此短暂、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实在是一种浪费,是一种颓废。当一个人对一个世界的美产生怀疑时,是很难欣赏它的。”

也正是因为看见了 “致命的败笔”,毛利君开始改变生活,转变画风,而这种转变也影响到了小野,当小野开始教授学生时,他对学生说的是: “作为日本新一代画家,你们对本民族的文化负有重大的责任。有你们这样的人做我的学生,我深感自豪。自己的画作不值得多少夸赞,可是当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想起我在事业上培养和帮助过你们在座各位,那么没有人能使我相信我是虚度了光阴。”个人告别颓废,是为了寻找到国家的精神,民族的精魂。而在日本处在一个特殊关口的时候,这种所谓的国家精神就变成了对于战争的鼓吹,正像松田说的那样, “我们是新生的一代。我们团结起来,就有能力做出真正价值的事业。正好,我们一些人对艺术情有独钟,希望看到艺术能响应当今世界的呼唤。”在他们看来,日本是一个生病的孩子,是一个颓废的人,这样的国家会让自己的人民越来越饥饿,越来越病弱,所以为了使日本摆脱现状,就必须成为强大而富有的帝国,而这个渠道最直接的便是 “利用我们的力量向外扩张”。

松田所说的 “我们的力量”一方面是在绘画中注入那种精神,另一方面通过绘画唤醒他人,所以小野才会向委员会提议让左右宫成为艺术家构建未来的聚集地,所以才会让学生绅太郎创作 “中国危机”的宣传海报,才会自己用实践表达自己的决心。那一幅《得意》的画是小野最为投入的作品,当初和松田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从那一片废墟中得到了启示,废墟象征那时的日本,废墟上的不幸孩子象征当时的日本民众,所以在反对颓废、重建信心的画作上,三个男孩像准备作战的武士,而画作的左下角写着一句宣言: “可是年轻人准备为尊严而战。”而以这幅《得意》为原型,小野之后创作的《放盐地平线》则更进一步, “其中两人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中间站着一位宫,举着长剑指向前方——西边的亚洲。他们身后不再是赤贫的背景,而是一片太阳军旗。”那句宣言也变成了: “没有时间怯懦地闲聊。日本必须前进。”

从告别意志薄弱的个人颓废状态,到告别娱乐消遣的群体颓废生活,再到告别饥饿贫穷的国家颓废现实,在小野看来,是一个画家必须承担的责任,也是未来的方向,所以当战争爆发,当日本侵略,画作变成了美化的艺术品。但是,这场战争到底带来了什么,小野似乎并没有认真思考过,而当日本战败,当另一种怨恨的情绪滋生的时候,小野又把它看成了新的颓废思想,于是在通往未来的单向度目光中,他再一次要重建国家精神,再一次希望超越平庸。

一九四八年十月,已经是战后了,小野的大女儿节子已婚,作为一个老人,他似乎更应该把精力放在另一个女儿仙子的婚事上,而未婚的仙子却也成为他在战后寻找新的责任和精神的一种象征,面对发生变故的退婚事件,个体的生活和这个国家的未来纠葛在一起,而小野最终做出的决定其实依然是单向度的,依然缺乏反省。战争到底带来了什么?或者战败的日本到底影响了谁?当上川夫人变得苍老,当杉村明的女儿变得消瘦,战争绝不仅仅只是戕害了人们的身体,曾经和小野一样要重建日本精神的松田为什么喊出 “战争把一切毁了”?曾经跟小野学画创作了 “中国危机”的绅太郎为什么要小野给委员会写信证明自己的清白?战前战中唱战歌、模仿政治演说的 “平山小子”为什么会被人揍打?或者三宅家为什么要和仙子解除婚约?

小野把一切都归结为怨恨, “如果你仔细研究每个人对你说的每句话,似乎都会发现其中贯穿着同样的怨恨情绪。”而这种怨恨情绪在他那里又再次被解读为颓废,所以实际上小野一直没有思考过战争的本质,他尽管认为战争是一次错误,甚至是一种罪过,因为自己的妻子和儿子都在战争中丧生,亲人的死去对于他来说应该更深刻思考战争的本质,思考日本战后的未来,但是面对这些怨恨情绪,他根本没有从内心深处反省自己,有的甚至只是敷衍,如此,对于未来的种种设想,最后却以讽刺的方式回到了可怜的原点。

战争之后,其实提供了不同的选择,那些经历过的人也表现了不同的态度,这其中有小野所谓的怨恨者,三宅解除了和仙子的婚约,并不是因为自己和小野家的名望有着差距,而是不认同小野的战争态度,当卷入过战争的公司总裁选择以自杀的方式谢罪的时候,三宅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忘记过去的罪行,才能展望未来,而他看不起甚至愤怒于那些不肯承认自己错误的人,称他们是懦夫, “而且那些错误是代表整个国家犯下的,就更是一种最怯懦的做法。”而小野正是这样一种人, “如果你的国家卷入战争,你只能尽你的力量去支持,这是无可厚非的。有什么必要以死谢罪呢?”

怨恨者还有节子的丈夫池田,当小野儿子健二的骨灰从满洲运回日本,小野举行了仪式,他认为健二 “死得英勇壮烈”,但是池田却提早离开了仪式,他认为, “勇敢的青年为愚蠢的事业丢掉性命,真正的犯却仍然活在我们中间。不敢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不敢承担自己的责任。”也正由于此,小野和池田之间产生了矛盾。怨恨者还有 “乌龟”,那个跟着小野学画、小野又处处维护他的学生,当小野再次说起《得意》这幅画作的时候, “乌龟”愤而离开,最后留下的一句话是: “你是个叛徒。请你原谅。”怨恨者,还有黑田的学生恩池,黑田以前是小野的学生,也是最为吹捧的人,但是战后他的画作因为是 “有害作品”而遭到警察的搜查,黑田也被审讯,当小野去黑天的寓所寻找黑田时,遇到了恩池,恩池希望他不要去找黑田,因为在他看来,黑田这几年所受的苦是小野导致的,他对小野说: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谁才是真正的叛徒。他们许多人仍然逍遥法外。”

怨恨者之外,还有逃避者,绅太郎要小野帮忙写信,就是为了洗清自己的错误;还有松田,曾经雄心勃勃的松田现在已经变得病病恹恹,住在自己几乎与世隔绝的房子里,当小野去找他,松田答应他的一件事就是隐瞒真相, “关于你的过去,我只会说好话的。”除了怨恨者和逃避者,当然还有那些谢罪的自杀者,公司总裁自杀了,曾经在战争期间唱过那些歌曲的野口也自杀了,而对于他们的自杀,小野的态度一致,就像他对节子承诺恶那样, “我绝对不会考虑采取野口那样的行为。我可以毫不自夸地说,我当年也是个很有影响的人。”

怨恨者、逃避者、自杀者、被审讯者,其实当战争结束,当日本战败,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但是,当小野面对这一现实的时候,他尽管也认为战争带来了危害,也在黑田事件之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是,他把这一切和自己撇清了关系,就如松田所说: “ “军官,政治家,商人,他们都因为国家的遭遇而受到谴责。至于我们这样的人,小野,我们的贡献一向微乎其微。现在没有人在意你我这样的人曾经做过什么。他们看着我们,只看见两个拄拐棍的老头子。”正是这种无关论,使得他们能安然站在战后的时间节点上,并以从小就具有对于颓废思想的痛恨为支撑,在面向未来时,依然希望能重现国家精神,依然能凝聚民族惊魂,甚至还沉浸在曾经的自我超越上。一郎是节子的孩子,他没有经历过战争,作为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他接受了多元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已经渗透到他的生活里,他喜欢看怪兽电影,学唱牛仔的歌曲,和大力水手一样吃菠菜,就像节子所说: “池田认为,一郎与其崇拜宫本武藏那样的人,还不如喜欢牛仔呢。池田认为,现在对孩子们来说,美国英雄是更好的榜样。”

但是,在小野看来,这种对于美国文化的崇拜是违背国家精神的,而在这种否定方面,他却在一郎身上看到了自己儿子健二的影子,他让一郎学着喝酒,当节子和仙子反对的时候,他甚至说: “你们女人有时候不能充分理解一个男孩的自尊心。”虽然是 “一小滴就够了”,但是在小野看来,一郎身上的男子汉气概就是健二的化身,健二曾经就是这样喝酒,所以在战后一代身上他又看到了国家精神, “我承认,看到孩子们继承了家里其他人的这些特征,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欣慰,希望我的外孙能把这些特征一直保留到他成年。”成年而成为年轻人,或许正是这个国家的中流砥柱,正可再建国家精神,所以当松田病逝之后,他却找到了自我慰藉的理由: “他当然更没有理由在幻灭中死去。也许,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时确实看到某些瑕疵,但他肯定也认识到,他能够引以自豪的正是这些方面。”

战败之后当然需要重新建设,当然需要重塑精神,但是当小野以一种继承的方式在战争中寻找力量,却一定是一种可悲,一种顽固,甚至他把这种力量看成了告别颓败的不二法则,从而美化了它,当一九五〇年六月他坐在高处俯视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依然像上帝一样, “乌龟那样的人,绅太郎那样的人一一他们也许很勤勉,有能力,没恶意,但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我那天感受到的那种幸福。因为他们不知道勇于冒险、超越平庸是什么滋味。”而小野的观点也是石黑一雄的思想,在没有反思,没有反省的文本里,在 “献给我的父母”的题辞中,这种告别 “浮华世界”的方式完全变成了讽刺,就像毛利君评价自己的画作时说的那句话: “这些都有致命的败笔,小野。”

怪谈·奇谭

编号:C41·2180319·1461
作者:【日】小泉八云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4年08月第1版
定价:48.00元亚马逊37.00元
ISBN:9787532766024
页数:289页

小泉八云,在日本文学史上堪称最为 “特殊”的存在,他身为爱尔兰人与希腊人的混血,生于希腊,长于爱尔兰,先后旅居过英国、法国、美国等,却对东瀛的思想、文化、风俗人情抱有执着的兴趣与热爱。之后加入日本国籍,成为近代史上有名的日本通、现代怪谈文学的鼻祖。被称为 “日本《聊斋志异》”的《怪谈·奇谭》共收录五十五篇怪谈故事,皆为小泉八云根据日本古典文学名篇所作的复述与改写,采自《卧游奇谈》《夜窗鬼谈》《十训抄》《今昔物语》《雨月物语》《古今著闻集》《百物语》《新撰百物语》等诸多日本古籍,这些黑暗中或孤独或寂寞的故事,深得日本文学之三昧。书中配有小泉遗稿中其手绘插画及多幅日本名家浮世绘作品。


《怪谈·奇谭》:谁知偏偏漏掉了耳朵

“不会吧?八云先生,你莫非把那篇怪谈故事还给当了真啦?”
——《宿世之恋》

新幡随院只是个无趣的破寺,墓地早已变成了芋薯田,石塔间插满了七扭八歪的木桩,那座在《牡丹灯笼》里的坟墓,却还在,只是在地藏菩萨像旁边的墓碑上,自己已经无法辨认,用柔软的白纸敷在上面,用黑色的黏土擦刷一下,纸面上的字却是一段 “宝历留念丙子三月十一日”的日子,而另一座碑石上却刻着 “延妙院法耀伟贞坚志法尼……”的字样。

一切之颓败,一切之萧然,死去之人也只是肉身寂灭,而那段在《牡丹灯笼》中奇幻的故事去了哪里?那痴心的露儿、感人的阿米,以及薄情的新三郎又在何处?它原先在文本里,《夜窗鬼谈》上卷第四十五篇三十九话便是《牡丹灯》,之后经过各种版本的演绎,根据三游亭圆朝的落语剧目《怪谈牡丹灯笼》而创作的《牡丹灯笼》成了最有名的狂言剧,在东京都内演出时好评如潮,堂堂爆满。这一个关于人鬼的恐怖故事为什么会吸引如此众多的看客,又如何在历史中不至于湮灭?

《宿世之恋》当然是关于人与鬼情感之纠结,那个名叫荻原新三郎的男子生得英俊逼人,而且性情平易,在和平左卫门的女儿初次相见,便情投意合,互生爱慕,甚至暗暗许下心意,誓言一生一世永不相负。这是男女之情发展的常有轨迹,只是在物是人非中的种种曲折中,誓言便也成空,露儿因未见新三郎前来见她,便以为对方负情,最后积愁成疾,进魂断香消,韶华永逝。而新三郎却一无所知i,,直到盂兰盆节的第十三日,遇见了露儿和丫鬟阿米,阿米告诉新三郎的是: “志丈那厮实在可恶!正是他向我二人编派说荻原大人已经去世。却原来都是那老贼的诡计。”

露儿早已成鬼,为何又遇见新三郎,而且阿米竟传闻说新三郎已经去世,到底谁是人谁是鬼,似乎也制造了一个悬念,但是露儿在两人交谈中始终以袖掩面,不发一语,便也是一种怪异。在之后的七日之中,露儿和新三郎倒也是风雨无阻在那间屋子里相会,新三郎对露儿一日比一日爱之深切,两人之间为情链所系,那份执着,较之铁锁犹更坚固。但是这发生的一切似乎不是感动,在沉迷之外的人看来,却也变成了可怖之事:露儿年轻美丽的容颜变成了一句空壳骷髅,眼鼻处仅余几个黑漆漆的窟窿。相面先生勇斋也叱呵新三郎: “你可明白,每夜与你温存亲吻的是死人之口;握着你的,是死人之手?如今看来,你面上已有死相显露。”

新三郎知道自己离死期不远,却央求能保全自己的性命,于是用起了符咒,于是念起了《雨宝陀罗尼经》,于是挂起了海音如来的佛牌,这一切也隔绝了他和露儿之间的情感,而阿米又想方设法出钱去除了那些符咒和佛牌,最后新三郎气绝身亡,而当他死时, “那张脸上,仍清清楚楚地残留着临终前的苦相。床上,紧挨他的尸身,还有一具女子的尸横卧在旁,森白的手骨,紧紧绞住了新三郎的脖颈,深嵌在皮肉之中。”男女之间,人鬼之间,生死之间,到底隔着什么?所谓的爱恋最终被金钱所击败,但是真正阻隔他们的还是新三郎求生的欲望,良石和尚曾对这一种宿世之恋有过评价,他说,露儿并非是出于憎恨而前来寻仇,而是执着过深之故, “可怜那女子,在距今生遥遥三世或四世之前,就一直对你爱恋不已。转生,死去,再转生,改变了容颜,即使如此,对你的爱意却从未歇止。”

不管是盂兰盆节相见,还是两人相守,都是跨越了人鬼之间的距离,但是最终当新三郎死去之后,那一具女尸似乎也在外人看来变成了诡异之物,而新三郎自己呢?能否化为鬼魂,与露儿长相厮守?似乎问题并不在于此,新三郎听闻自己和鬼魂在一起,而且自己死期已近,却担心起来,这是一种对死亡的恐惧,远远超出了和早已为鬼魂的露儿的相爱,也正由于此,当他死去时,一切又回归到人的评价体系,对新三郎的鄙视便是对跨越人鬼阻隔的爱情的否定,这一出宿世之恋便也打上了重重的怀疑论的标签。

而本来计划将《牡丹灯笼》剧作翻译成英文的小泉八云,在这个故事里却也悟出了东西方之间的差异, “新三郎这个人,当真薄情。若是放在西洋的古典叙事诗当中,一对恋人真心相爱,男方必定会在女子死后,怀着热情和勇气追随她而去,到墓中与之相会。并且这些殉情的男子,本身都是基督教徒,他们是不信什么来世转生的,心中十分清楚,自己的生命仅此一回。饶是如此,也能够为了爱情欣然赴死。”薄情之人,只为自己的性命担忧,却不知死之最大意义在于和露儿永久在一起,所以那种死也不是令人恐惧的,而是充满了无限向往,但是在西方世界里,这种殉情即使在人世间,也是极为珍贵的。所以最后和友人去新幡随院去求证,更多的是体味文化之间真正的差异,而当那墓碑上写着的只是尼姑的名字,先前的期望便烟消云散, “这明明是个尼姑的墓嘛!”于是新三郎的怀疑论又变成了对这出好评如潮的东方戏剧的怀疑,正如友人所说: “你自己不也是图个乐子才找到这儿来的嘛。”

不必当真的是宿世之恋,不必当真的还有所谓的传奇,似乎在活着的现实和死去的鬼魂之间,的确存在着无法消除的隔阂,所谓的生死故事,所谓的人鬼情谊,其实只是一种投射,最后还是以复返的方式回到人之为人的世界里。人只有死去的时候才能变成鬼,当人成为鬼的时候,他其实是人的影子,鬼之好坏也都是人之好坏的一种对应,于是在这种关系里,最常见的便是因果报应。《鸳鸯》中那个叫尊允的猎师是因为饥饿难忍,便拉起弓箭射中了一只雄鸳鸯,并当成了佳肴,最后死去的鸳鸯便化成鬼魂, “平日太阳落山,我便会与夫君缱绻依偎,相伴回巢。此刻,却落得形单影只,独宿独栖于茫茫菰草之中……此中悲痛,这凄楚滋味,怎一个愁字了得!”第二天,尊允再次看见了那只雌鸳鸯,却只见雌鸳鸯当着尊允的面,用尖锐的鸟喙猛啄起自己的身子,直到啄得遍体鳞伤,肠穿腹裂,最后惨死在尊允眼前。

传说中,杀鸳鸯是一件不祥的事,猎师为了填饱自己的口腹竟痛下杀手,而当他目睹雌鸳鸯的惨状后,才感知自身的罪孽,于是剃度出家做了和尚。《食人鬼》中也有着浓厚的因果报应,专噬人肉的食人鬼化成和尚,而他之所以变成食人鬼,是因为曾经做和尚的时候,为死者超度,却只想凭借僧人身份之便,获取的衣食资粮、利益供养,这是奉佛之心不诚的表现,最后因累下种种贪业,死后便遭受果报,堕入饿鬼道,投胎成食人鬼模样,专噬刚死之人的尸体。而《轱辘首》里的骷髅鬼化成樵夫,也说自己曾经是某位大名的家臣,但是时常纵情酒色,嗜饮无度,又兼秉性暴烈,骄纵跋扈,几次三番惹下祸事,连累了许多人无辜死于非命,在恶有恶报的罪责之下,只好隐姓埋名成为樵夫,虽然樵夫本是个轱辘鬼,但是他这一番话道出了因果报应的规律。

人而为鬼很多是报应,但也有感人之处,《阿贞的故事》里的阿贞原来就是长尾的妻子,不想染上重疾之后死去,在死之前她告诉长尾: “奴家总相信,哪怕明日便埋身黄土之下,凭你我二人的因缘造化,也注定会在人世间再度相逢的……”并非是在鬼魂世界里再次相遇,而是在人世间再续前缘,后来长尾在投宿客栈时看到一名女子,眉目间处处是阿贞的影子,于是最后娶了女子为妻,而女子似乎忘了客栈里的那些对话,也忘记了前世种种, “两人邂逅的瞬间,曾经一度苏醒过的前生记忆,重又烟消云散,在此后的岁月中始终混混沌沌,不复真切。”记忆之模糊,在再次相遇的人间真情里,也无那种必要。

小泉八云:东西方文化的隔阂如何消除

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那些植物也被赋予了人格化的一面,《乳母樱》中,乳母阿袖为救德兵卫染病的女儿小露,在不动明王前许下大愿,恳求以一己性命,换得小姐安然无恙。后来德兵卫家栽下一棵樱树, “在往后的二百五十四年间,年年岁岁花开不辍,每到二月十六,则必定喧阗盛放,花瓣白中泛着柔嫩的粉红,宛若女子哺乳后微微濡湿的乳房。”这便是人格化的樱树,寄托着另一种情感。而在《十六樱》里,那棵樱花树开花也都恰好赶在阴历正月十六,且仅此一日,绝不多开。而这并非是一棵普通的树,是伊予国的一位武士 “替死身”,当他铺开白布与蒲团,以武士剖腹之仪,毅然赴了死。之后,武士之魂便凝结在樱花树上,并凭借着一己的生命力在开花,使樱花之树和武士之魂结合于一体。

无论是人与鬼之间的因果报应,还是跨越生死的情感寄托,都是在折射着人的处事之善恶,而当这些具有东方意境的故事在小泉八云面前铺开的时候,所谓的隔离似乎变成了东西方之间理念的不同,正如那个《宿世之恋》的故事一样,为什么好评如潮的故事最后只是一个荒冢?那个哀怨的女子为什么只是一个尼姑?怪谈故事不能当真,那么这五十五篇采自于《卧游奇谈》《夜窗鬼谈》《十训抄》《今昔物语》《雨月物语》《古今著闻集》《新著文集》《百物语》《新撰百物语》《怪物舆论》等古籍的 “怪谈·奇谭”被辑录而成,对于小泉八云这个出生于西方生活在东方的作者来说,是不是体现着另一种文化融合的欲求?

《宿世之恋》中东西方之间的观念差异已经显现,而在其他故事里,小泉八云分明是用怀疑论的观点来讲述那一个个怪异故事,《毁约》中死去的妻子报复不遵守誓约的丈夫,却把新婚的妻子杀死了,小泉的疑问是: “这故事未免太残忍了!那女鬼存心复仇的话,也该冲着背信弃约的丈夫去啊!”但是友人却说: “男人都这么想,可女人们显然不啊!”《骑死尸的男人》中,女人因为被丈夫休掉而身怀悲痛与羞愤,当她死去时这一份悲痛和羞愤也无法被埋掉,于是变成女尸之后,正一心一意等待负心汉归来。男人看到了女尸,按照阴阳师的说法,只有骑在女尸身上才可以避祸,男人照此做了,除了一夜的害怕之外,负心的骑尸男既不曾发疯,也没有遭受报应, “男人感激涕零,向阴阳师一再拜谢。”看到这样的结局,小泉似乎有些不理解,负心男人应该得到报应,但是最后却是 “感激涕零”,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而且, “最后的注释,则更叫人失望”: “据闻其男与阴阳师的孙辈们,如今依然在世,居于大宿直村内。”

观念不同,理解不同,造成的隔阂似乎也不可避免,而其实小泉八云改写这些鬼怪故事,除了寻找一种东方叙事之外,更重要的在西方视野中发现所谓的差异,而这种缘由在《无耳芳一》中得到了某种阐释,几百年前的赤间关,住着位名叫芳一的盲人,他以其精湛的琵琶弹词技艺而闻名远近,其中表现源氏和平家连年争霸的《壇浦会战》一曲,弹奏达到了 “鬼神共泣”的化境。那一日夜晚,有武士邀他去弹奏,盲人芳一听到的是武士的命令,是宅门开启的声音,是门内的脚步声,是女人们交头接耳的议论声,当然也是 “这琴艺,端的是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赞叹声,可是这声音被听到,而无法看见,便也成为了一种隐喻,只有当阿弥陀寺的和尚发现时,才揭开了真相: “你不是去什么贵人府邸说书,而是每晚到平家墓地去‘对碑弹琴’直到天亮。今晚寺里的仆役们找到你时,你正淋着大雨,呆坐在安德天皇的坟前。”于是在芳一的身上写上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胸前、后背、脸、头、手、足,以及足底,无一例外,却偏偏漏掉了耳朵,而当那个夜晚来临,也只有耳朵被那些鬼魂所迁走,从此,盲人芳一便成了无耳琴师。

“谁知偏偏漏掉了耳朵”,这一耳朵从人身上掉落,而进入鬼魂世界,这遗落的耳朵其实就是小泉八云在这些鬼怪故事里设置的隐喻,那就是悬念,就是留白,就是没有说满的结局。《因果谭》本就是一个因果报应的故事,卧于病榻三年的夫人染病,即将去世,她对侧室的雪子说,要在临终前扶她为正室,除此之外便想最后一眼看看庭院里的樱花,当雪子准备背起她去庭院的时候,夫人 “便将嶙峋的双手挪下肩头,迅速伸进雪子的衣襟下,嚯地捉住了雪子的双乳,随即喉中发出了悚人的狞笑”,这是匪夷所思的一幕,夫人最后说: “我的‘赏樱之愿’只不过,却不是那庭中樱树。此愿不偿,我死亦不能瞑目。如今,总算了却了一桩夙愿。啊,实在太高兴了!”在日本,妇人肉体之美比喻成樱花,但是夫人为何对血渍也有着肉体之好,其实这是一种惩罚,那一双手再无法从雪子双乳间拿走, “那双手已死死粘住了雪子的肌肤,若硬生生剥除,势必将雪子弄得皮开肉绽,血流不止。夫人的手指,绝不仅仅是深嵌在了雪子双乳之中那么简单,而是手心的皮肉与雪子胸前的皮肉以一种莫以名状的方式,完全粘连在了一起。”不是融合为一体,而是在每日丑时便会攥住雪子双乳,又拧又掐又捏,将雪子折磨得痛不欲生,直到寅时方肯罢休。即使雪子出家为尼,即使烧香拜佛,这一折磨却始终未能消除,而一切的归因在于: “可惜,宿业难消,造成如此恶果的,自有其恶因。”

雪子有何宿业,故事中没有提及,甚至伏笔也没有,这便是一种空白,一种悬念,也正是这一悬念使得整个故事让人有一种难受的感觉,而在《镜与钟》中,当那个整日游手好闲,不事正业的农夫学 “无间钟”而求富求贵的时候,得到的是一只大瓮,本来如果按照因果报应,好吃懒做的农夫得到大瓮,自然也是一种报应,但是,故事却在 “见瓮内有东西迅速充盈,不停漫涨,自瓮口满溢出来……”中打断,最后的一句话是: “那充斥瓮中的,究竟是什么呢?恕本人实难启齿。”《茶碗中》也是如此,名叫关内的侍卫在茶碗中看见了一张面孔,却不是自己的,害怕之中将茶碗之水倒掉,之后有人竟找他报仇,原因是倒掉茶水是因为 “加害于我”——那张脸就是这个复仇者的,但是最后在客栈里,关内和复仇者的争斗却没有最后结果,一句 “而后……”便在省略号中走向了空白,小泉说: “其后的结局,我大可随意杜撰几种,不过,应该没有一个能够满足西方人的思维喜好。因此,倒不如留给读者们自行想象,到底吞下灵魂后,会发生什么……”而这留下的悬念便也成为一种风格, “事实上,这些故事为何停留在未完成状态,则无人知晓。”正是不完全化的写作使得这些鬼怪故事保留了最后的遐想。

不仅配有1891年《平知盛海上出现图》、 作者、年代不详的《雪女》、《牡丹灯笼图》,而且还有小泉八云遗稿手迹《平家蟹》、《辘轳首》、《雪女》等,小泉八云用西方的目光来看待这一个个东方鬼怪故事,并非仅仅是对异域文化浓厚的兴趣,其实,这些故事就像是小泉幼年的一个梦,当父母离异,当自己寄样在叔父家,那一种没有归宿的感觉,让他只能在梦中流浪,所以五岁时的那个梦便成为他一生的情结,他把梦中的幽灵写进了《梦魔的感触》文章里,关进了文本,却总是想方设法逃逸出来,于是在这关与开之间,在这梦幻和现实之间,真和假便成为一种永远模糊却充满刺激的共存状态,而这也是小泉八云无法走出的 “宿世之恋”。

公羊的节日

编号:C66·2180319·1460
作者:【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58.00元亚马逊34.90元
ISBN:9787532160419
页数:490页

阔别祖国三十五年的乌拉尼娅回到了故乡多米尼加共和国,三十五年前,整个多米尼加共和国处于冷血独裁者特鲁希略的统治下,乌拉尼娅的父亲 “智囊”卡布拉尔正是这位独裁者的得力助手。三十五年后,卡布拉尔已老,他行动不便,更是丧失了语言功能。乌拉尼娅的姑妈不能理解为何乌拉尼娅从不曾探望自己父亲,面对质问,乌拉尼娅缓缓诉说起三十多年前的伤痛记忆,那些错综复杂的政治阴谋,还有那个毁了她一生的秘密……略萨用写实的笔法,三线并呈的叙述结构,描述了乌拉尼娅对往事的追忆、独裁者特鲁希略如何开始一天的生活以及一场令人屏息的暗杀行动,略萨说: “这是一部小说,不是一本历史书,因此我有很多的自由。”


《公羊的节日》:这双手从来没有颤抖过

当拥有了自由意志的时候——这恰恰是特鲁希略剥夺了多米尼加人三十一年的宝贵权利,你会感到咖啡和甜酒的醇香,会感觉到香烟、海水浴、周末电影或者广播中的默朗格舞曲给身心留下的十分愉快的感觉。
——《九》

什么是自由意志?是惬意地喝着咖啡和甜酒,在海水浴中感受蓝天和白云?还是周末欣赏一部美国电影,听着广播中的默朗格舞曲?1961年5月30日,星期二,当子弹射进元首特鲁希略的身体,当暗杀终于变成现实,当31年的独裁统治终结,那首《他们杀了公羊》的舞曲的确在多米尼加街头上传唱, “人民/以极大的热情/庆祝/公羊的节日/五月三十日……”

可是,谁是人民?公羊是不是就是人民的公敌?在结束独裁之后,人民是不是真的拥有了自由意志?5月30日是一个标记,是一个节日,但是当那条公路上传来连续的枪声,当身穿制服的 “公羊”脑袋被打碎,当公路变成染血的现场,这一个节日注定涂抹上了那血腥的记忆,而在节日之后,对于一个国家的期望只不过是六个参与谋杀的反特鲁希略分子的计谋,只不过是无数的部长、参议员、高级行政和军事官员的计划:共同重建政治制度,消灭特鲁希略主义的残余势力,实行开放政策,成立军民联合执政委员会,在美国的支持下,稳定内外秩序,防止共产党人介入,号召全民大选。

希望是美好的,即使暗杀者冒着生命的危险,即使计划者冒着被清洗的代价,5月30日也一定会成为一个终结,元首死了,公羊死了,特鲁希略政权死了,但是枪声没有沉寂,混乱没有消失,谋杀没有消失。1996年,当乌拉尼娅在三十五年后回到多米尼加,回到祖国,回到父亲身边,再没有了特鲁希略的统治,再没有独裁的政治,可是, “这座殖民时期的城市并没有焕然一新,她居住过的街道卡斯圭也没有变化。因此,她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她们的家也几乎没有变化。”35年大于特鲁希略对于多米尼加的31年统治,或者说后特鲁希略的自由意志大于特鲁希略时代的独裁专制,为什么一切没有变化,甚至,还有很多人怀念那个时代,他们会把种种的滥用职权、暗杀迫害、贪污腐败、特工横行、封闭隔绝、恐惧焦虑统统忘记,会把曾经的恐怖又还原为一种神话,他们还在说: “那时候人人都有工作,社会上也没有这么多犯法的事情。”

因为专制里有一个父亲,一个统治一切的元首,一个发号施令的统治者,一个像是上帝的领袖,是他,结束了多米尼加长期的军阀混战,是他,消除了海地人的一次次入侵,是他,摆脱了对美国的屈辱服从, “总之,无论好坏,是伟大领袖在领导我们国家的政府啊!”所以他是人民的父,而且,人民也需要这样的父,当父权、君权和神权集于一身,他的个人意志便成为了人民的自由意志,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上没有那么多犯法的事,现实不再如此混乱。但是,当统治变成力量,变成一个声音,变成一种行动,它抹杀的却是个体,它去除的是民主,它扼杀的是自由,所以多米尼加的 “公羊”独裁其实提供了一种社会的样本:我们到底需要怎样一种制度?我们到底应该有怎样的意志?

以1961年5月30日为界,其实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特鲁希略的独裁时代,一个则是后特鲁希略时代。当戎马一生的特鲁希略在军阀混战中崛起,建立了多米尼加共和国,作为元首,他在一九三七年挫败了海地人的入侵,并在全国各地捕杀海地人;他在一九四九年下令进行中银港登陆,巡航部队抓获了全部入侵者,并大赦俘虏,允许俘虏流氓国外;他和美国搞好关系,写信给美国报刊提醒美国人: “在整个特鲁希略时代,多米尼加共和国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桥头堡,是美国在西方最好的盟友。”当他成为一个国家的父,他便成为这个国家利益的体现者, “这双手从来没有颤抖过。因为只有从国家的利益出发,认为绝对有必要时,我才下令杀人。”他便是这个国家的象征, “特鲁希略可以让水变成酒,让面包成倍增加,只要他老人家高兴。”

但是,当父权在握,一个国家也便成为了一个人的国家,他曾经说过, “我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就是因为有章法。”但什么是章法?他可以在一夜之间撤除阿尔杜罗将军军情局长的职务,而认命没有上过任何军事学校的乔尼·阿贝斯·加西亚上校为军情局长,理由是乔尼是最忠诚于特鲁希略的人, “在我身边的人里,唯一不可能背叛我的人就是你,即使你想背叛我,也不可能!”就是在乔尼的手下,反对派的何塞阿尔莫依纳被杀死,并且组织了在古巴、墨西哥、危地马拉、纽约、哥斯达黎加和委内瑞拉的流亡分子暗杀反对派。也因为忠诚,特鲁希略任命 “宪法专家兼酒鬼”亨利·奇里诺斯,让他负责起草几乎全部的法律规定,并交由国会通过,目的就是要使得独裁政权合法化;他把华金·巴拉格尔博士扶上总统位置,成为一个傀儡总统,因为巴拉格尔曾对他说: “为特鲁希略效力就是为国效力。这让我的生活非常充实,远远超过金钱、美女和权力能够给予我的一切。”而且在一篇论文里,他让元首和上帝并肩站在一起。

他是元首,他是领袖,他是上帝,所以在父权、君权和神权于一身的特鲁希略便拥有了一切,对外,他以打击入侵者的名义屠杀海地人,他的一个口号就是 “乱世当用重典”,他不仅为一九三七年屠杀海地人辩解,而且还把大屠杀当成丰功伟绩, “既然涉及到拯救民族,那杀死个五千、一万、两万海地人又算得了什么呢?”而对内呢,双手更是沾满了鲜血,一九四九年中银港登陆之后,他大开杀戒,将银港省长安东尼奥·英贝特和他的弟弟、城防司令塞贡多·英贝特少校撤消职务,并逮捕入狱,还进行了刑讯拷打。一九六〇年,政府发现了秘密反对政府的 “六·一四”组织的存在,便动用国家机器开展了扫除叛乱的行动,米拉瓦尔三姐妹以及骨干都被清除;当他发现敌人或潜在敌人的时候,会用一切残忍手段将他们杀死,因为米内尔瓦拒绝和元首跳舞,最后父亲被送进了监狱;因为街上看到装疯卖傻的夫妻,竟下令将他们扔去喂了鲨鱼;因为路易莎·希尔的哥哥是 “六·一四 “动乱分子,元首终止了他们的婚约;因为泄露了机密,元首侍卫副官安东尼奥的弟弟达威托被军情局的特工残忍杀死……

并非只是特鲁希略一个人的权力过大造成了独裁,实际上是那些傀儡的总统,忠君的官员,阿谀的议员,麻木的特鲁希略分子,使得他的权力不断膨胀。但是在成为人民之父的时候,特鲁希略的象征意义和个体存在之间也出现了断裂,他喜欢美色,不断物色了美女满足自己的需要,不仅是那些官员的妻子名正言顺让自己享受,甚至那些少女也都在那个叫 “卡奥瓦之家”里满足他的欲望。但是当他用自己的身体占有无数女人的时候,他其实只是一个男人,和所谓的女人都站在欲望的前面,这或许是最为公平的关系,但是他却发现自己 “小便失禁”了,继而感觉到丧失了功能, “你可以打败成千上万的敌人,多年来,你用收买、恐吓和暗杀的方法战胜了他们。可是生殖器不是敌人,生殖器长在你身上,是你的肉中肉、血中血。”

这是一个隐喻,自己可以战胜所谓的敌人,可以杀死所谓的反对者,但是却无法让生殖器听自己的话,这就是权力的一种解体。当作为男人最基本的权力在滥情中丧失,他却以工具化的自我来拯救这样的悲剧,而其实,这是悲剧之悲剧的开始。14岁的乌拉尼娅是国务委员、参议员、多米尼加党主席阿古斯丁·卡布拉尔的女儿,当元首要她去 “卡奥瓦之家”的时候,卡布拉尔是犹豫的,但是他所有的权力都是特鲁希略给他的,他似乎应该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出来,妻子暧昧不明的存在其实已经是他做出的巨大牺牲,但是面对女儿,他的心情是复杂的,那个前来劝慰的曼努埃尔对他说的是: “我为他可以牺牲一切,而仅仅就是为了让元首占有我的女儿,为了让元首同我女儿一起享受情欲,这会让我心满意足,让我感到幸福无比。”为了自己应该把女儿献给元首,这不是耻辱,而是荣耀,甚至也威胁他: “如果你被指控挪用公款、贪污盗窃而蹲了监狱,失去了一切,你的女儿可怎么办呢?”

对于卡布拉尔来说,乌拉尼娅是纯洁的,是可爱的,是自己唯一的宝贝,但是把女儿活生生推向特鲁西略的淫窝,又意味着什么? “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是我最宝贵的一切。你母亲去世后,你是我生活里唯一最亲的人了。孩子,你明白吗?”当卡布拉尔对乌拉尼娅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都是无奈,这也是所有阿谀和麻木的官员返回个体世界时,面对的分裂。而正是这种分裂,让卡布拉尔也丧失了作为父亲的存在。乌拉尼娅进入了庄园,进入了一个人的舞会,进入了 “特权”生活,但是已经丧失了男人功能的特鲁希略,却以更加变态的方式找到了发泄, “给处女开苞的想法是很刺激男人的。”在抚摸身体之后,他竟用自己的手伸进了乌拉尼娅的下体, “他是因为那肿胀的前列腺,因为那疲软的阴茎,因为不得不像贝坦喜欢的那样,用手破坏处女的贞操!”

就是这双手,曾经用枪击溃了侵略者,维护了国家利益;就是这双手,曾经用绳子绞死了反对派,延续了自己的独裁统治;也正是这双手,在男性功能丧失之后,变成了另一种工具,进入到女人的下体,这是另一种暴力,另一种耻辱,另一种扼杀, “从那天晚上以后,再也没有男人碰过我一指头。唯一碰过我的男人就是特鲁希略。经过你已经听到了。每当有男人走近我、把我当成女人欣赏的时候,我就感到恶心,感到恐惧。”14岁失去了女人的尊严,直到49岁依然没有结婚,这便是作为个体的悲剧。

但是当离开多米尼加35年的乌拉尼娅回到早已经结束了独裁统治的祖国,他一样看见了自己只是作为躯体存在的父亲,他已经中风,眼睛再无光芒,嘴巴不会说话,而身边只有一只盛放尿液的便盆。父亲不是丧失了父权,而是一种精神的彻底死亡,而这种死亡就是政治牺牲品所付出的代价。在特鲁希略的独裁时代,随着父权的丧失,一切的统治也便开始解体,那些特鲁希略分子也便从 “奴性十足的热爱和卑躬屈膝的服从”中挣脱出来,他们认识到的一个普遍真理是: “结束暴政的唯一办法就是结果暴君的性命。”

所以,1961年5月30日的 “公羊日”开启了这个国家寻找自由意志的征程,但是在那纷乱的枪声里,在流血的冲突中,谁能保证民主,谁能给予自由?当谋杀者的英贝特和路易斯·阿米阿玛失踪,安东尼奥·德·拉·玛萨、胡安·托马斯·迪亚斯和阿玛迪多在军情局的搜捕中死去,当筹划发动军队的罗曼被捕而割掉了睾丸,甚至最后 “幸福地听到了那最后的枪声”,那个美好的刺杀行动并没有进入预定轨道:特鲁希略儿子兰菲斯及其家族镇压,政权的不断更迭,大街上的暴力事件,治安的无序状态,成为后特鲁希略时代的另一种恐怖,甚至还出现了政权对立共存现象:一个由巴拉格尔领导的文人政府一再表示和声明,保证国家实行民主;一个由兰菲斯操纵的军警政权继续像元首生前那样肆无忌惮地抓人、打人、杀人。

即使随着特鲁希略家族猖狂出国,巴拉格尔成为新的元首开始政治大赦,即使在查明 “铲除暴君的义士们”的行动中, “凶手”变成了 “义士”,变成了 “英雄”,即使一九六一年十月二日巴拉格尔在联合国总部大会上宣布,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真正的民主和新面貌正在诞生。”但是经历过的恐怖、罪恶和死亡如何忘记,曾经发生过的混乱如何彻底消除?或者在一个公羊已死的后特鲁希略时代,人民的自由意志里是不是还需要奴役自己的父权?当乌拉尼娅再次离开,是离开自己的父亲,离开自己的祖国,离开自己的亲人, “回来看我们!我们是你的亲人。这里是你的祖国。”在姑妈的请求中,乌拉尼娅答应写信,但是对于一个49岁封闭了自己的人来说,对于一个永远在病床上的父亲来说,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 “可是怒火还在燃烧,可是伤口还在流血,可是沮丧还占据着心头、还在毒害着你的心灵……”而每一个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乌拉尼娅就是他们的过去,就是他们的未来,就是他们无法摆脱的血色人生: “处女膜真的破了。我的腿上有血,他手上有血,被褥上也有血!”

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上、下)

编号:C54·2180319·1459
作者:【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8年01月第1版
定价:98.00元亚马逊77.40元
ISBN:9787532775576
页数:817页

夜晚书桌前的男人被一位不速之客惊扰,原来是来自故乡的木精灵;失散已久的儿子与母亲重逢,却现身在无比尴尬的时刻;名为 “剃刀”的流亡理发师给曾经迫害过他的男人刮脸;新郎在蜜月结束后不得不向岳父报告新娘的死讯;羞涩的梦想家与恶魔做了灵魂的交易……在这些幽暗而充满魔力的故事中,纳博科夫完美展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小说技法,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智力游戏,以及对生命中无从躲避的暧昧和失落的迷人洞察,被称为 “英语文学的奇迹”。《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是文学大师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作品在国内首次完整结集。68则风格各异的短篇小说,由纳博科夫之子德米特里按照年代顺序编辑而成。


《纳博科夫短篇小说》:杀了我等于杀了他

因此,与其陷入瞎猜的困境,还不如重述一下我最喜欢的童话故事里那个快乐国王的话:哪支箭能永飞不落?是射中目标的那一支。
——《俄罗斯美女》

一支箭被射出的时候,一定朝着目标行进,这也是一支箭甚至一个射箭人存在的唯一意义,但是当精确瞄准,当用力射出,在飞行过程中却可能经历意料之外的事情:或者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或者偏离了目标,或者目标本身也在移动甚至逃离——射不中目标大几率远远大于射中的可能,当一切的意外发生之时,是不是那唯一意义就变成了无意义?甚至一支箭或射箭人都变成了无用的存在?

但这只是一句引用,甚至只是一个童话里的引语,童话世界之存在总是消解了现实,总是提供了一个理想化的范本,我最喜欢的童话,童话里的快乐国王,快乐国王关于命中目标的那支永飞不落的箭,都提供了一种逃逸现实的可能,而且我一直在 “重述”:循环而强调,越来越将现实埋葬在那里,越来越把童话变成了虚妄的存在。为什么逃避?为什么重述?当我站在奥尔加故事的另一面的时候,似乎就想把她从那个 “陷入瞎想的困境”中解救出来,或者让她暂时忘记生存的困境,但是仅仅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我的一切显得徒劳和多余, “故事结束了”之后才开启那个童话,才引述那句话,才把一支箭当成理想的范本,所有一切其实都无可挽回。

奥尔加在说出那句 “真是一群乡巴佬之后”的第二年夏天,死于分娩,一个生命死于胎中,未出生而到来的死亡就是现实最大的困境,而身为 “俄罗斯美女”,其身上的标签已经成为无可回避的宿命,这是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段历史有关的命名,一九一九年她离开了俄国,母亲死于斑疹伤寒,哥哥被行刑队处死, “这一切如今听来都是陈词滥调,是听厌了的小话题,可在当年都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真实发生的故事,即使她来到柏林,对于她来说,这一切的困境依然无法摆脱,在这里她认识了一群年轻的俄罗斯人,似乎又让自己凸显了那个刻意遗忘的符号,俄罗斯美女和俄罗斯年轻人组成的世界,其实是自身命运的又一次投射,而带着这个无法抹去的标签, “昔日的记忆便是她唯一的嫁妆”,所以那个在肚子里的孩子,也成为了一个牺牲品——无法回到俄罗斯,其实是不想回到俄罗斯,回到痛苦的记忆里, “如今,重回俄罗斯已经绝无可能了,仇恨也成了习惯,几乎不再是一种罪过。”

如此困境,压制了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正常的女人,所以她的故事从来没有结束,甚至,在奥尔加的对面似乎永远有一个敌人,一个拿着一支箭的敌人,而且他就用全身的力量射出了那支箭,在空中发出呼啸声之后,箭深深地扎进了她的身体,一个俄罗斯美女应声倒下。当一个童话反转成了现实的一部分,不是可能忘记,而是永远成为伤痛的一部分,不是可能逃避,而是永远成为牺牲的目标,而射中目标的那支箭便成为永飞不落的罪恶象征。

柏林,是离开了俄罗斯的柏林,却是另一种陷入的困境,从记忆到现实,从亲人到自身,从遗忘到铭记,空间距离反而加深了心灵和精神的创伤,那么这一定是一种必然:罪恶之箭永远例不虚发。但是在这个必然降临之前,那些被贴上标签的人是希望有 “纯属偶然的事情”发生,甚至希望有 “一则童话”出现。阿列克谢·利沃维奇·卢仁就在 “纯属偶然的事情”里,也是五年前离开俄国,也是来到了德国。离开到抵达,本是一个空间迁徙的简单过程,但是当他从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城市,是不是就可以将过去的一切埋葬,是不是就可以在纯属偶然中让那支箭偏离目标?在德国国际快车上当服务生之前,卢仁当过土耳其农场的雇工,做过维也纳的信差,还当过房屋油漆工、推销员,每一种换新的工作看起来都是纯属偶然,都是为了抵消命运必然性,但是当他下班的时候, “毒品就像水晶般清澈透明的冲击波一样冲击着他。”什么毒品冲击了他的思想?妻子的失踪,他越是想遗忘,却越是在努力寻找,越是寻找不得,越是陷在可怕的自我麻痹中,于是最后的最后,他定下了自杀时期, “激起他兴趣的倒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前的种种细节。”

死亡成为一种预约,死亡的细节成为最有兴趣的一部分,这也是一种必然,但是在八月一日和二日之间的那个夜晚来临之前,他却在列车上遇到了乌赫托姆斯基老公爵夫人,一个来柏林寻找丈夫的人,而他的丈夫被传说死在了那里,于是她以戒指为标记,当他真的死了就把结婚戒指戴在十字架项链上。但是来到柏林却听说丈夫还活着, “就在昨天,我在流亡人士办的报上登了一条寻人启事。”看起来是奔着希望而来,看起来是看见了童话般的美好,但是那枚戒指却不见了。一种符号的消失,总是像一个偶然事件,而偶然之存在能承载太重的希望?当列车远去,其实是一种宿命被写在了必然里,当马克斯在角落里发现了戒指,它的必然意义指向了更可怕的结果——偶然丢失,偶然找到,最后无法改变的依然是离开、悲伤、死亡的命运,于是, “一列不在该站停靠的火车风驰电掣地进了站。卢仁走到月台边上,跳了下去。煤渣在他脚下吱吱作响。”

纯属偶然的事情无法走出必然的宿命,那么, “一则童话”呢?埃尔温就在童话里,一个如此方便、仙境一般的德国小镇上,对他来说,这似乎意味着一种幸福的生活,但是小镇提供的并不是生活中处处如意的生活,因为 “生性腼腆得有些病态了”,被同事存心捉弄之后不敢和女人搭讪了,那一句 “你该懂得羞耻,一边儿去吧。”似乎成为了他的心病,所以他避免与陌生女士交谈,而作为补偿,他隔着车窗玻璃看来来往往的姑娘。这是从外部世界走向内心生活的变向,沉浸在自我的遐想中,他可以暂时忘记外部的嘲弄和羞辱,但是当他被一个女孩注意了之后,童话便成为了无法逃避的宿命, “其实我就是一个魔鬼。”女孩这样介绍自己, “我计划下个星期一到别的地方转世。我已经选好西伯利亚的一个妓女,让她生一个不可一世的混世魔王。”这个叫蒙德太太的女人上演了一出童话,而这则童话更像妖术:她告诉埃尔温的是,从中午到半夜选中自己想要的姑娘,但必须是单数,只有满足这唯一的条件,她就可以答应为他做任何事情。

只要是单数,似乎并不是什么难题,于是埃尔温寻找街上的姑娘,从第一个到第三个,总是以单数的形式出现,即使是双数,他也必须寻找到另一个而使总数成为单数,十一点钟,十一个女人,但是还没到半夜,于是又增加了一个,但是变成了双数,当终于在午夜的时候凑足了十三,当蒙德太太的承诺就要成真,童话却走向了恶作剧,单数的第十三个女人平静地对他说: “ “你该懂得羞耻,一边儿去吧。”似曾相识?这原来就是第一个被搭讪的女人嘲讽他的话,从第一个到第十三个,从现实到童话,其实最后依然回到了第一个,回到了现实——哪里还有让人抱有幻想的童话?哪里还有可以逃脱困境的希望?一支箭永飞不落就是射向自己这个无法逃避的目标。

终点又回到了起点,无论是 “纯属偶然的事情”还是 “一则童话”,都在宿命之中陷入在必然的困境中,甚至更为可怕的是,自己永远不是射向敌人的那个射箭人,面前站着的敌人反而将那支箭射向了自己。这便成为了一种寓言,而在纳博科夫的世界了,寓言之可怕,寓言之压抑,寓言之宿命,往往呈现出它的荒诞性,它解构现实,它摧毁希望,它制造恐怖,而在这种荒诞性面前,人作为本能之一,就是想方设法地逃避,想方设法进入和现实无关的文本里,仿佛那个快乐国王正在邀请他们。《威尼斯女郎》构筑的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故事,在城堡里度假的是麦戈尔夫妇,是弗兰克和他的同学辛普森,而城堡的主人则是弗兰克的父亲,那个上校。当麦戈尔把一副卢西亚尼创作的名为《威尼斯女郎》的画作挂好之后,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辛普森发现画中的女子很像自己的妻子,而这个已经死去的妻子在画作中复活,便是打开了辛普森的记忆, “当他踩着小径上紫罗兰色的泥土缓缓行走时,他想起了他和弗兰克的友谊,想起了他父亲的竖琴,想起了他自己一事无成、闷闷不乐的年轻时代。”现实似乎已经存在了,包括死去的妻子,但是辛普森告诉别人的是: “要是不跳出来,再过片刻,画就把我永远吸进去了。我会沉入它的深处,住在它的风景里,要么吓得发软,没有力气返回现实世界,也没有力气穿透新的空间。”

纳博科夫: “俄罗斯”是我永远的标签

这便是一个寓言的前设,并非仅仅是关于死去妻子的美好回忆,其实在这幅《威尼斯女郎》的画作中藏着更多的秘密,上校问弗兰克的问题是: “你和麦戈尔妻子到底是什么关系?”弗兰克对上校说: “我在一本写阿富汗战争的书里读过你在那里的故事,还有你立功受奖的事。你那些事是绝对的愚蠢,简单轻浮,自我毁灭,不过倒也是英雄一场。”而当那个夜晚辛普森真的走进了房间,看见了威尼斯女郎的鲜活的身体,专注的眼神,以及玫瑰色的上衣,不同寻常的暖意,脖子和耳朵下面美丽暗色,一切就真的复活了? “他变成了画面的一部分,摆着一个可笑的姿势,站在威尼斯女郎身边。”童话故事似乎在召唤着一张美好,但是当辛普森消失,上校在赞叹中,似乎就把故事推向了另一个诡异的世界——原来是一场梦,辛普森说: “昨天夜里我出来散步,倒头睡在了这儿的草地上。哎哟,我全身疼痛……我做了个极其可怕的梦……现在几点了?”返回到了现实?威尼斯女郎又在何处?那些没有明确的关系指向何处? “没有理由对你隐瞒真相,上校。卢西亚尼根本没有画过你那幅《威尼斯女郎》。它不过是一幅出神入化的模仿品。”麦戈尔如此说到,现实是可怕的,可怕到一切都可能成为虚无,而所谓的爱情,所谓的怀念,所谓的希望,只不过是现实的 “模仿品”——现实是巨大的黑洞, “它出自你儿子的手笔,在罗马,我给他准备了画布和颜料。他用他的天才诱我下水。你为此画付我的钱,一半归他了。唉,上帝啊……”

麦戈尔如此说到,是弗兰克创作了这幅画?又出卖了它?那么他和弗兰克的友谊呢?弗兰克和妻子的爱情呢?都在上校那一句 “你和麦戈尔妻子到底是什么关系”中变得可怕和残忍,而一切的臆想就像画作一样,在秘密的通道里解构了所有的纯真关系,它映照出的金钱的迷失,是道德的沦丧,是自我的异化。《威尼斯女郎》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反文本,它不是为了构筑什么,而是为了破坏,为了毁灭,为了把试图逃离现实的人当成是被射中的目标。画作是一个恶的文本,那么城市呢?《柏林向导》中的柏林是什么,它有 “有沉默的隧道,两端各有一个管口”的公共管道,有 “一个它自己在俗世的人造伊甸园”,有 “一瞥之下竟然看到了某个人未来的回忆”的酒吧,有最后必然消失的马拉电车和有轨电车;《海军部大厦塔尖》是一个文本,在里面有颓废的爱情,有被命名的奥尔加和列昂尼德,有从事秘密工作,有虚构的革命经历, “写到结尾时,你让我加入了白军,在一次侦查巡逻时被红军俘虏,然后英勇就义,被一位身着‘犹太黑衣’的人民委员打出的子弹击倒了,嘴里还念叨着两个叛徒的名字——俄罗斯和奥尔加。”《昆虫采集家》也是一个文本,当一个 “教授先生”成为错失了梦想的人,他只在寻找蝶蛹的过程中,在 “大自然的珍宝”中遗忘现实,但是最后在 “是个什么价钱”的交易失败中,成为死去的符号: “四肢摊开,背朝着柜台,倒在散落一地的硬币中间。他死了,乌青的脸摔得没了模样。”

文本构筑了一个异想的世界,在那里可以逃避现实,可以重生希望,可以忘记过去,但是当这虚构的一切破灭,是陷入更深的困境, “没有力气穿透新的空间”便成为更加可怕的宿命,所以寓言的荒诞性是一个增殖的过程。在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中,除了极少的作品指涉的是人类的普遍困惑,关于爱情,关于信仰,关于生命,更多的则是和他的经历有关,也就是在 “俄罗斯”这个标签之下的流亡者,如何寻找一个逃离困境的办法。在这个世界里,有失去了生活纯正性而作家,他只能在 “一封永远没有寄达俄国的信”中叙说自己湮灭的理想: “一切都会过去,可是我的快乐,亲爱的,我的快乐将会永存:在街灯潮湿的倒影里,在小心地拐了个弯下到运河幽幽水中的石头台阶上,在一对对舞伴的微笑里,在上帝慷慨安排在人类孤寂周围的万物中。”在这里有《这里说俄语》中被囚禁在心灵牢房里的人, “我继续给他解释,他只会在一种情况下得到大赦,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像泡泡一样破灭之日,也就是他获释之时。”这里有《博物馆之行》中被捕者的懊悔: “我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耐心和努力,才重新回到国外,从那以后,我发誓不再受人之托替人办事,尤其是受精神错乱的人之托去办事。”在这里也有多年后在异国他乡重逢的兄弟,他们却再也记不起那条小时候的贵宾犬叫什么名字。当然,这里更有把枪指向自己的自杀者, “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希加耶夫逝世……俄罗斯讣告中常常出现的省略号,肯定代表词语的踪迹。这些词语踮着脚尖毕恭毕敬地排成一列纵队离去了,把它们的足迹留在了大理石墓碑上……”

这个寓言的统治者似乎就叫暴君, “我记忆中的他,正在渗透到每一处地方,以他的存在影响着大家的思维方式,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以至于他的平庸,他的冗长乏味,还有他的灰暗习惯,正在变成我国人民生活的主体。最后,他制定的法律——大众具有难以压抑的力量,所以要向大众的偶像不停地祭献——丧失了所有的社会学意义,因为他就是大众。”但是当这个提出了 “我们的一半国土必须用来耕作,另一半必须铺上沥青”的口号的暴君遇到了敌手,是不是反对暴君实际上也成为另一种暴力?那个我想通过选举打败他,想监禁他,想要把他流放到海岛上,甚至必须让他受死,但是二十五年过去了,他没有跌下神坛,我也没有让他死,如果二十五年前那把放在衣袋里装着格列戈里子弹上膛的左轮手枪能够打响,或者一切都不存在了—— “不会有冒雨的假日;不会有我的千百万同胞奴隶一般扛着铁锹、锄头和钉耙浩浩荡荡游行庆祝的场面;不会有震耳欲聋的扩音器,反复播送着同样的声音,令人无处逃遁;每一户人家不会有不敢声张的丧事;不会有花样繁多的酷刑;不会有麻木的心灵;不会有巨幅画像——不会有这一切。”

其实一把枪杀死一个敌人,只是一种暴力,当二十五年后再想要摧毁暴君,我想到的是:杀了我就等于杀了他, “因为他整个就在我体内,我强烈的仇恨养肥了他。杀了他,我也就毁了他创造的世界。”摧毁暴君就是摧毁自己,摧毁另一种暴力产生的根源,这是不是一种异想天开?或者说,解构一个人就是解构他创造的一切,如此,这个荒诞的寓言就变成了另一种救赎,而实际上,在纳博科夫的世界里,流亡而心怀希望似乎一直是不变的信念,而他要坚持信念就是希望在时间中摧毁旧有的秩序,第一部短篇《木精灵》中似乎就表达了他的这种救赎之心, “当我打开灯的时候,扶手椅上并没有人……没有人!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只有一股淡淡的香气,桦树的香气,湿苔的香气,飘荡在屋子里……”那香气的世界就是一个不被毁灭的希望之所在,那里有 “燃烧着彩虹的每一种颜色”的激情,有 “彩虹般绚烂的众神啊”的解救,有被遗忘的诗人复活的意义——《被遗忘的诗人》就是一个荒诞的故事,那个被认为是 “俄国的兰波”的年轻诗人佩罗夫死于半个世纪前,据说是因为被父亲扇了耳光而在河里淹死了,他留下的是一件衣服,吃了一半的苹果, “可是尸首怎么都找不到。”

一件衣服、一半的苹果,没有尸首,本来就呈现了寓言特性,仿佛死去的只是一个意象,而留下的呢,也只是一个驱壳,当若干年后俄国掀起了重读他诗作的热潮,就像那个耳光,嘲讽了这个社会,而在学术会议中,却出现了一个老人,他讲的一句话是: “我是佩罗夫”。诗人死去整整五十年,却又 “复活了”,这到底是真相还是一种讽刺? “佩罗夫是个单纯、热情、有革命理想的诗人,那形象是融化在他的诗行之中的,怎么能变成一个在漆过的猪圈里打滚的粗俗老头呢。”但是,诗人真的死了?纪念大会是不是另一种形式上人他复活?既然人们可以用仪式让他重新出现,一个老人为何不能让他复活?

只不过是一种可耻的消费,五十年前是不是真的死去已经不重要了,这本身就是一个被架空的符号,而当最后在革命中那个展览会的展品被一扫而空,当诗人的作品在巨大的撕扯声中摧毁,当老人死在现场,架空的符号本身就是对那个畸形价值观的社会扇出了一个巴掌,就像老人曾经说过的那样: “那是我演的一出戏,原因嘛我自有道理。”一出戏有演员,一出戏终归要落幕,所以寓言也罢,童话也好,纯属偶然的事情之外必须寻找到必然之路,就像宿命本身带有的必然性就需要用必然的死亡来遗忘, “不过没关系。无论如何,再过二十多年,俄罗斯也就与佩罗夫的诗歌完全失去联系了。年轻的苏维埃民众对他的作品几乎一无所知,如同他们不知道我的作品一样。”也只有在遗忘之后,在死亡之后,在我的世界坍塌之后,才能重新在废墟中寻找到微存的希望: “毫无疑问,他得以重见天日、重受尊崇的时代肯定会到来,但现在人们还是禁不住觉得,在目前情况下,失去的也太多了点。”

佛罗伦萨的神女

编号:C38·2180319·1457
作者:【英】萨曼·鲁西迪 著
出版:北京燕山出版社
版本:2017年01月第1版
定价:45.00元亚马逊33.30元
ISBN:9787540242817
页数:322页

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意大利的美第奇政权、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伊朗的波斯帝国、中亚的乌兹别克王国,以及英国与西班牙争夺海上霸权、哥伦布发现美洲——东西方世界皆为一个似真似幻的黑眼睛公主而疯狂……历史有多么宏大,情爱就有多么离奇!那里有佛罗伦萨的交际花,有马基雅维利,有虚幻的王后、乖戾的王子、不可思议的妓女、诡异的宠臣、为画中人而匿毙画页一角的宫廷画师、神秘的阉人以及 “性爱秘药” “记忆之宫” “四个巨人”……在历史混合着后现代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鲁西迪营造了巴洛克式的旋风般的叙事,成为 “一本惊人的狂热梦想的书”。第一句: “在一天最后一抹余晖的照耀之下,宫城下方的湖面闪闪发亮,看起来仿佛是融化了的黄金形成的海洋。”


《佛罗伦萨的神女》:镜子那个词是阳性的

新的一天开始了。过去已经毫无意义。存在的只有现在,还有她的眼睛。在那双眼睛让人无法抗拒的魅力之下,辈分模糊不清,融合消解了。
——《第十九章》

锦缎帐篷的墙上安放着镜子,镜子里射出了烛光,当那些镜中的映像照得莫卧儿王国的国王阿克巴眼花缭乱的时候,他是不是想起了胜利之城西克里的湖水消失的那一幕,是不是回忆起了塞健陀妓院失火之后满城燃烧的惨相,是不是重现了曼·巴依太子妃的精神错乱、西克里服食鸦片死去、皇太子萨利姆悲痛欲绝的场景,是不是发现了 “莫卧儿的爱情结晶”尼克罗·韦斯普奇驾船逃走而留下的诅咒?当水与火变成了这个王国最后的悲剧,当疯狂和死亡成为国王面前最惨重的失败,他如何能驾驭变化,如何能看见未来?

或者,所谓的变化和未来都在镜子里变得眼花缭乱,而现实呢? “它诅咒的不是当今,而是未来。”起源于争论,水和火、西方和东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莫卧儿和佛罗伦萨,在这个本已分出了彼此的现在,何以会有相互残杀的悲剧?一切可能都是错误,正像掀开锦缎帐篷的卡拉·克孜开口对他说的第一句话: “有一件事你说错了。”仿佛是从眼花缭乱的镜子里说话,仿佛从悲剧发生的迷雾中说话,何错之有?

卡拉·克孜,一个失踪的公主,一个曾经迷住了波斯国王伊斯玛仪和妇罗伦萨雇佣军、魔力无边的长矛手土耳其人阿伽利亚的女人,一个曾经和镜子姑娘一起被称为 “安卡利亚”的神女,一个被歇斯底里的佛罗伦萨人骂作巫女的人,为什么会来到阿克巴的面前,为什么会开口说话,为什么会告诉他说错的那句话?像镜子一样的存在,其实是反光,其实是折射,其实就是他本身,她告诉他的是,她没有生育,从来没有孩子,那个孩子,只不过是和她同样拥有 “安卡利亚”名字的镜子姑娘的女儿,而镜子姑娘的女儿却又是她母亲的镜子, “也是那个作为镜子姑娘原型的那个女人的镜子。”镜子之于镜子,是制造了幻象,甚至在双重的虚幻中让她 “相信自已拥有一个其实并不属于她的身份”,所以在镜子的世界里,父女之间的关系失去了意义,它被乱伦所取代,镜子里的孩子变成了符号,没有了家族的延续,而从镜子到同样被命名的安卡利亚,都变成了和家族、和过去、和恩怨有关的骗局。

所以,她早就死了,死在佛罗伦萨人的诅咒中,死在士兵的围追中,死在红衣主教的驱逐中,或者说,一个属于镜子的符号系统就这样成为那次死亡的祭奠者,而莫卧儿王国的这次灾难是不是也是虚幻镜像中的事件?当她失踪之后出现,当她死亡之后复活,眼花缭乱的镜子已经不见,唯一被阿克巴看见的是一双黑眼睛,而这正是卡拉·克孜名字的本来意义,黑眼睛看见了阿克巴,阿克巴看见了黑眼睛,那是美丽的世界,那是纯洁的世界,那是充满爱的世界——不再眼花缭乱就是一个唯一的世界,于是辈分模糊不清了,于是融合消解了,于是国王是国王, “他是法律的仲裁者、法律的体现,在他的心里是没有罪行的。”

这是一体的世界,这是单数的现实,当卡拉·克孜不再是 “安卡利亚”,不再是神女,其实就是恢复了她作为人的存在,一个女人,而她讲出了真相,便也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 “我终于回了家,你让我回来,我就来了,我的旅程已经结束了。现在,天下的庇护者。我是你的人了。”这是最后的归宿?一双黑眼镜看见了回家的路,看见了唯一的法律,看见了单数的国王,就是对于镜子镜像的一种替换,而对于这最后的结局,完全可以命名为融合的爱: “直到你不愿意,普天之下的帝王想。我的爱人,直到你不愿意的那一天。”

这黑眼睛的神女,这回家的故事,曾经出现在尼克罗的故事里,出现在异域的佛罗伦萨中,甚至出现在和阿伽利亚的爱情里,但是故事被讲述的时候,阿克巴就已经知道她将是自己唯一的伴侣, “卡拉·克孜这样的女人他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女子不顾世俗的观点,完全依靠自己的意志力塑造了自己的生活,她是个国王一样的女子。”在他的世界里,传说变成了幻影,他看见了在莫卧儿王朝之外的世界,看到了那个叫做西方的神奇土地,但是一个东方世界的国王对于西方的怀想却并不是为了财富,为了国土,为了征服和统治, “在东方,男男女女努力干活,生活得或是好或是坏,死得荣耀或者卑劣,他们信奉各种宗教,这些宗教产生了伟大的艺术、伟大的诗歌、伟大的音乐,给人某种慰藉,也带来很大的困惑。总之,过的是正常的人类生活。”他想要的是把这 “正常人的生活”带入那个神奇的土地,这是一种单一的信仰,是和平式的延续,是作为人之存在的交融, “正因为这个原因,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力量不是神的愿望,而是人的本性。他,阿克巴,这位完人,是时代的引擎。”

而西方呢?从来不是以这样的目光看见东方,他们相信那里有数不清的黄金,相信那里有金的城市、金的河流,相信有大片的土地,有身穿兽皮可以统治的人,修道院的本笃会修士瓦尔德塞弥勒写的《世界地理概论》仿佛就是西方世界对于东方的扩展样本。但是当卡拉·克孜展开地图,当她念出地名, “她对那些新地名的反应就仿佛是听见了符咒一般,这种符咒能够满足她的心愿。”什么心愿?当她最爱的阿伽利亚死在自己的家乡,她开始寻找被延续的爱,寻找另一种保护,就像尼克罗曾经解读的那样: “我的神女母亲就能够延长她的青春,她本可以活上三百年,可是她丧失了信心,再也无法坚信有一天可以回家,她让自己染上了一种致命的疾病,这样她可以在身后去会见她那些不在人世的亲人。”这似乎是对于西方式扩展的不满,所以她以死亡的方式和爱人在一起,却又以复活的方式 “回家”,因为在东方,在印度,在莫卧儿王朝,有一个展露了人的本性的男人,一个完人,一个时代的引擎,而阿克巴在看见了西方世界之后, “他让自己的幻想像送信的鸟儿一样飞到了世界的另一头,最后答案来了。”

回家其实是相遇,是融合,国王一样的女子,展现人的本性的国王,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乘船驶入白茫茫的雾中,消失在一个尚未成形的新世界中,在那里没有人认识他们。”而这段所谓的旅行就叫爱情。但在这个宛如人类伊甸园的故事走向最后结局之前,一切充满了镜子般的幻觉,一切折射出眼花缭乱的镜像,而这个镜子寓言同时在东方和西方出现。在阿克巴统治的莫卧儿王朝,他的镜子是那个叫焦特哈的妻子,她从来不存在,是阿克巴的幻象,她美丽无比,她智慧超群,她熟知七种不同的指爪术, “那就是说用指甲来增加做爱的快乐”。

为什么要创造一个虚幻的妻子,为什么要给她命名?实际上这正折射出阿克巴希望创造出一个一体世界的愿望,王国有着广阔的土地,有着努力干活的人,有着听从他的臣民,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他反而没有了自我,那些生活在他周围的后妃,过着浪荡的生活;他的三个儿子似乎都有着致命的缺点:萨利姆抽鸦片,夜里老是纵欲无度,而且还是性变态;穆拉德欢乐癫痫病;丹尼亚尔似乎一无所长,看来根本就没有个性……而且三个儿子为了争权而斗争。所以当阿克巴拥有了一切,他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复数的人, “他代表所有的臣民,全国的城市、土地、河流、山脉和湖泊,以及疆土内所有的动物、花草和树木,还包括天上的飞鸟、晨昏时叮人的蚊子以及藏身在地下洞穴中慢慢地咬啮着树根的无名怪物。”

用 “咱们”代替 “我”,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说,也是一种悲哀,所以他需要的是找到那个真正的我,那个第一无二的自己,创造出不存在的妻子,给她命名,是自己预设自我世界的第一步,然后她开始练习 “我”这个词,也只有在焦特哈面前,他可以说出 “我来了” “我爱你” “到我跟前来”这些表达自我情感的话,也就是在说出这些话之后,他才抛弃了那些复数的后妃,抛弃了争权的儿子,抛弃了数不清的黄金,也只有在我回归到我的单数之后,他才能从一个人的层面允许宗教的自由,才能射向一个联合东西半球的大帝国。

所以在单数的世界里,他设立了自由辩论的场所,他不在神灵崇拜问题上设置任何禁区,而把它们都看作是智力的较量;他不在神殿里设立其他的神祇,在他看来这里唯一供奉的是神灵便是辩论本身;而且他要把这个革命性的建筑当成是永久性的场所,让自由之光照向未来, “理性是个有生命的神祇,它是会死的,即使它能够获得重生,它还是再会死去。思想就像大海的潮汐或者月亮的圆缺,它们适时出现、成长、壮大,然后时间的巨轮反转,它们退缩、黯淡直至消失。”而他在这个自由辩论场所里所关注的也是人的本身存在,在他看来,人笃信宗教仅仅是因为是祖先的信仰,而不是真理,也就是说,家族的继承代替了真正的信仰,代替了真理,而这种跨越了时间的宗教也变成了 “咱们”的复数形式,所以他革命性的一句话是: “一切事物的中心是人,而不是神。”

不是家族让人笃信宗教,是因为宗教是真理,不是神创造了人,是人创造了神,所以阿克巴就是以人的方式活着,就是在 “我”的世界里寻找价值,但是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当他的父亲曾经是失败者,当他因为婶婶的保护而活了下来,那一段关于自己出生,关于自己家族的历史似乎是模糊不清的,当和自己有关的历史模糊不清,是不是这个 “我”也在眼花缭乱中成为一个镜像?当那个来自异域的黄头发魔术师告诉他,自己是皇帝的亲戚, “我母亲是卡拉·克改,您祖父的妹妹,那个伟大的神女,她懂得如何让时间停顿下来。”似乎所有既存的体系都开始摇摇欲坠。

魔术师名叫莫果尔·德拉摩尔,取自 “莫卧儿”的谐音,而其实在之前,他自称叫 “乌切洛”, “我采用这个意为‘旅行’的假名,是因为在我的语言当中它的意思是‘鸟’,鸟是所有动物当中最出色的旅行家。”后来他说自己叫韦斯普奇·尼克罗,带有佛罗伦萨韦斯普奇家族的标签, “我的法师是普天之下法力最强大的神女。”不同的命名,就像镜子一样制造了虚幻,制造了复数的魔术,所以皇帝阿克巴愤怒地说: “一个连自己姓甚名谁都要撒谎的人在别的事情上也不会说真话。”正是这个带着复数名字的魔术师开启了阿克巴隐秘的历史,也因为这段历史,西方的那面镜子闪现出更加眼花缭乱的映像。

阿克巴的祖父在自传中曾经写到: “那是在第五个气候区,在文明世界的边缘。”那时莫卧儿家族的发源地安集延,从来没有见过先辈这块土地的阿克巴只是从书中认识了它,而当尼克罗重新提及这段历史的时候,它就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但是那段历史到底发生了什么?佛罗伦萨的神女如何是自己的家族成员?神女就是卡拉·克孜,那时她还不是神女,她是小公主,但是有一双神奇的黑眼睛,而阿克巴想起宫廷那幅达西万斯的画里就有这个小公主,只不过在那副画里,她的手被紧紧抓住,三个人被围成了一圈, “通过这个圆圈画家就暗示抓握或者说权力的效仿也可以是反向的。”就像历史,在反向的过程中会抵达另一个终点。

卡拉·克孜的反向历史和佛罗伦萨有关,和佛罗伦萨的阿伽利亚有关, “一开始有三个朋友,安东尼诺·阿伽利亚、尼可罗·马基雅和阿戈·韦斯普奇。”那一个故事从这样一句歌谣开始,三个人在佛罗伦萨读到的一句话是: “吊死的人的精液落到了地上,就在那地方可以找到曼德拉草。”于是在昏暗的八角形圣约洗礼堂里受过洗的他们寻找象征欲望的曼德拉草,阿戈和马基雅对于欲望的看法是: “无论未来会遇到多大的艰难困苦,同女人快快活活、满怀激情地过上一夜就会使人忘却所有的烦恼。”他们逛妓院,觊觎佛罗伦萨最美丽的女人西蒙内塔,但是对于阿伽利亚来说,他的命运却在那个讲法语的、名叫 “记忆之宫”的妓女的预言里: “从前有个王子名叫阿卡利亚,他是个伟大的武士,具有法力无边的武器,他手下有四个可怕的巨人。他也是世界上最英俊的人。”

王子阿卡利亚,土耳其人阿卡利亚,伟大的武士阿卡利亚,魔力无边的长矛手阿卡利亚,何以成为阿伽利亚的标签?喜欢旅行的阿卡利亚成为 “四处漫游的星星”,他离开了佛罗伦萨,在旅店里用智慧砍下了巨人的脑袋,偷偷乘坐在安德烈亚·多里亚舰队的旗舰上,甚至用故事让自己化险为夷,和残暴的司令多里亚成为朋友,但是这一艘船却遭遇了奥斯曼土耳其人,最终阿伽利亚被俘获,和其他人一样,十一岁的阿伽利亚被送到了伊斯坦布尔,被训练成为了禁卫军,最终成为军团历史上最伟大的禁卫军战士。

从佛罗伦萨人变成土耳其人,阿伽利亚却被马基雅和阿戈称为叛徒,因为他皈依了伊斯兰教,背叛了自己的祖国,但是, “阿伽利亚的变节投敌是一种犯罪行为,它有悖于深层的真理,有悖于有关权力和亲友关系的基本道德准则,正是这些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土耳其人阿伽利亚在真理、权力和道德之外,但是当他遇见卡拉·克孜的时候,才发现一个女人才是真理,才是权力,才是道德,在和波斯进行了恰尔德兰之战之后,在血流成河的战场上他走进了御用帐篷,看见了没有戴面纱的卡拉·克孜,那一双令人着魔的黑眼睛让阿伽利亚无法抗拒,而当卡拉·克孜回过头看见阿伽利亚的时候,也拥有了动心的感觉,于是他们相爱了,于是他给了她 “安吉利卡”的名字,于是,他带她回到了佛罗伦萨。

一起来到佛罗伦萨的还有卡拉·克孜的女奴镜子姑娘,他们共用 “安吉利卡”这个名字,而实际上,如镜像般的存在正是卡拉·克孜多舛的命运象征,这个有着迷人黑眼睛的女人在莫卧儿王国里却被排挤,无论是哥哥巴布尔还是姐姐汉扎塔将她看成是最大的威胁,他们甚至将她的名字从历史记录中被抹除,她就像一面镜子,看见了人世间种种的存在, “黑眼睛公主在不同的人眼中有着不同的形象,榜样、情人、敌手、女神;在她并不在场的情况下,她像个容器一样被人使用着,各种各样的人把他们的一切倾倒在里面,这其中有自己的爱好、憎厌、偏见、癖好、秘密、担忧和欢乐,有他们未曾实现的自我、他们的影子、他们的清白和罪过、他们的怀疑和信心、他们对自己人生在世所做出的最慷慨和最吝啬的回答。”所以她离开莫卧儿王宫的时候,只带了镜子姑娘,在自己的容器里她希望看见的是另一个自己, “她早就以自己创造出来的自我来替代真实的自我,但这个真实的自我自然会是那个新的自我的一部分,是它的基础、它的剑和盾。”

到了波斯之后,她被波斯国王伊斯玛仪汗迷上,而在离开莫卧儿王国之后,才知道家族在那块神灵的土地上已经没有了一点立足之地,他们拥有的命运是流浪,是寻觅,是依靠别人,是进行无法取胜的战斗,是承受一切的失败。而早已经远走他乡的卡拉·克孜永远没有放弃唯一的身份, “她的母语察合台语是她的秘密,是将她和她真实的、被拋弃的自我连接起来的纽带。”遇见了阿伽利亚,去往佛罗伦萨,对于卡拉·克孜来说,也是新的自我的开始,在那里,阿伽利亚发现佛罗伦萨处在软弱无力的君主统治之下,街头到处在纵情享乐,点火闹事。于是他成为了佛罗伦萨雇佣军的统帅,开始以自己的武力保卫家乡的和平与安宁,在赶走了美第奇家族之后,阿伽利亚成为佛罗伦萨新的统治者。

权力或者也像历史一样,也是反向的,卡拉·克孜的美貌被看成是这个城市独特的面孔,成为它的新象征,甚至被万众拥戴, “总而言之,摘下面纱的卡拉·克孜——作为 “安吉利卡”——抵达了她作为女性的权力的巅峰,并且全力将这个城市置于她的魅力之下,她带来了一阵仁爱的轻雾,使得佛罗伦萨人心目中充满了慈爱、孝顺、肉体和圣洁之爱的种种形象。”卡拉·克孜和阿伽利亚一样具有了某种至上的权力,但是当卡拉·克孜说出自己的身份,尤其是提到了莫卧儿王朝的时候,佛罗伦萨人的态度完全转向, “佛罗伦萨已经给一个穆斯林婊子迷住了。”她从神女变成了女巫,从至上的权力中跌落下来,而阿伽利亚也面临背叛行动的威胁,失去了统治这个城市的权力。

当权力消失,对于他们来说,却有着永远被保留的一样东西,那就是爱情,当教皇开始对付这个狂野的女巫,卡拉·克孜对阿伽利亚说: “我爱你,为我而死吧。”而阿伽利亚最后那句话是: “我也爱你,我已经快要死了,但我很愿意为你而死。”爱上唯一的女人,用唯一的死亡来保护,这便是阿伽利亚最后的命运。其实,这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命运,而是一种时代的命运,无论是阿伽利亚离开佛罗伦萨被俘获到土耳其的流浪,还是卡拉·克孜离开莫卧儿成为波斯国王的女人,他们都成为了异族人,无论是文化、语言还是信仰,在这样的流浪中都变成了背叛,但是在他们内心来说,却始终住着唯一的自己,而这正是消弭隔阂、化解矛盾、融合背离现实的最好武器,甚至在他们身边发生的暴力刺杀、人身污蔑、权力斗争,也都成为了一面镜子,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镜像里成为时代的一个讽刺。

“原来,‘镜子’那个词是阳性的,可是人们专门为那个女子造了一个阴性词儿斯佩基亚,意思是小镜子姑娘。”阳性的镜子是单一的镜子,它需要的是阴性的词,阴性的镜子,所以镜子姑娘之存在就是赋予了一种统一性,而莫卧儿王朝到了阿克巴时代,这面镜子起初就变成了那个并不存在的妻子焦特哈, “她是他的一面镜子,因为是他那样塑造了她,但同时她也是她自己。”镜子的意义是找到自己,找到那个永远单数的 “我”,所以历史轮换之后,时代变迁之后,唯有 “我”才是唯一的,才是统一的——曾经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争,曾经的东方和西方之差异,曾经的神女和女巫之极端,都在那一双如镜子一样的黑眼睛里被看见,而当卡拉·克孜以复活的方式重新回到莫卧儿王国,重新爱上阿克巴,再也没有离合的过去,再也没有乱伦的辈分,再也没有矛盾的权力,就像阿克巴作为最伟大国王,就是代表着一种理想主义: “新的一天开始了。过去已经毫无意义。存在的只有现在,还有她的眼睛。”

午夜之子

编号:C38·2180204·1454
作者:【英】萨曼·鲁西迪 著
出版:北京燕山出版社
版本:2015年09月第1版
定价:56.00元亚马逊34.50元
ISBN:9787540237523
页数:580页

一千零一个孩子在印度独立日出生,他们延续着国家、民族与宗教的命运,但他们的身份却又被 撕裂,如穆斯林的孩子与印度教信徒的孩子交换了身份,他们的下一代又阴差阳错并非是自己的后代。这是一本魔幻的印度史诗故事。萨曼·鲁西迪借助庞杂的印度历史、神话与宗教,讲述了一个身份混乱与断裂的故事,他用孩子的经历去折射国家的命运、家族的转折,探讨了印度错综复杂的种族宗教关系。 “一千零一个孩子死去,因为午夜之子既要成为他们的时代的主人又要成为其牺牲品,他们要摈弃隐私,被成千上万个群众的消灭一切的旋涡所吸收,他们既不能安宁地活着也不能平静地死去,这一切正是午夜之子的特权以及对他们的诅咒。”


《午夜之子》:将会有一个鼻子和两个膝盖

他的父亲其实并不是他的亲生父亲,但他也是一个时间的孩子,这个对间对现实进行了如此严重的破坏,简直没有人能够将破坏的地方修补好。
——《第三部·婚礼》

相遇之后是相爱,婚礼之后是生育,它们遵循着时间的序列,但是,当里夏姆老太缺席了婚礼,当婆婆帝皈依了伊斯兰教,当莱拉成为新的名字,一切还在时间之列?而那个出生的孩子还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或者说,父亲和母亲还会在儿子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午夜十二点,钟的长针和短针重叠在一起,钟声敲响了被夜影笼罩的贫民窟,一种时间的标记为什么永远无法翻过那已经结束的一夜?

是午夜十二点还是凌晨零点?同一时刻却不属于同一时间,午夜指向的是过去,是昨日,是夜晚那一页的左侧,而零点意味着现在,是今天,是夜晚那一页的右侧——当长针和短针重叠的那一刻,时间却被分裂成两种状态:一种叫否定,一种叫肯定, “我说过了,是在晚上。”在肯定的语句里是不是可以读到欣喜,但是,那个否定词扑面而来, “不,重要的是要更加……”否定晚上,就是否定昨日,就是否定过去,而在过去的那一个晚上,那一个长针和短针重叠的时刻,那一个敲响十二点的午夜,也掺杂着否定和肯定。第一句, “话说有一天……我出生在孟买市。”确定的这一天,确定的地点,是强烈的肯定态度,但是那个否定词也是扑面而来, “不,那不行,日期是省不了的——”更加详细的时间是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更加详细的地点是纳里卡尔大夫的产科医院,但是为什么 “不”会变得如此雄壮有力: “哪个时辰呢?时辰也很要紧。嗯,那么,是在晚上。不,要紧的是得更加……事实上,是在午夜十二点钟声敲响时。”

所有的时间都落在了 “不”后面,落在了 “午夜十二点”的标记中,为什么不是零点,一个充满期待、充满希望的零点?一个可以向往美好生活的明天?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午夜,是印度获得独立的那个时刻,就想出生的婴儿,国家纪年印在了一个个体生命中,他的成长和国家一起,走向新的历程,但是在一九七五年那场 “婚礼”之后,那次改名之后,那种否定之后,新生而期待,却完全变成了另一种历史: “印度进入‘紧急状态’的那个时刻,他来到了人世。”

历史其实是有预兆的,当13天之前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宣判英迪拉·甘地总理有罪,这个国家就笼罩在选票计算违规的阴影中,而紧接着开始的 “紧急状态”像改名为莱拉·西奈阵痛的身体一样,虽然被折磨,但是必须把孩子降生在这个世上, “好啦好啦!她在屏气啦,加油婆婆帝,屏气屏气屏气呀。”鼓励、期盼的声音里其实没有了喜悦,只有必须出来的习惯,当一个特大号的孩子来到世上,带着哭泣,新印度似乎也完成了一次诞生,但是这只是持续两年之后的漫长午夜的一个结束,但绝不是结束,因为再没有人会把被时间严重破坏的现实进行修补,也再没有可以在否定词扑面而来的命运中真正走向肯定。

严重破坏的现实,也绝不再是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五午夜十二点迎来生命的那张床单,它的中间只有一个洞, “那是一条沾有血迹的中间开洞的床单,他发现那个洞变大了,而且在大洞的周围还添上了一些小洞。”从这个洞里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可以闻到女人的身体,可以滴着鲜红的血,甚至可以修补而成为最完整的床单,但是当一九七五年的午夜十二点的现实被时间破坏之后,那漏出去的是一个家族的历史,是一个生命的完整,是一个国家的和平,于是, “他的父亲其实并不是他的亲生父亲”,于是,午夜十二点再没有 “午夜之子”的荣耀和特权。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的长针和短针重叠着,组成了关于萨里姆·西奈的 “前历史”,它以印度取得独立为最后的标志,而它的开始则是那个中间开洞的床单。外公阿达姆·阿齐兹在一九一五年从德国学医回来,那个洞其实就已经出现在他面前,而这个洞可以看成是印度人对于西方的观望,他总是带着那个提包,坐船出去为病人看病。但是当无政府主义者的朋友奥斯卡和卢宾死去的时候,当阿齐兹现在 “无法崇拜真主,但又无法完全不相信他的存在”的犹豫状态中的时候,这个洞的对面总是有着保守而顽固的思想。 “他在德国待了五年之后,回到了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之中。多年之后,当他内腔的空洞被仇恨堵塞,他将自己作为牺牲供奉在山上庙宇黑色石神像的圣坛之前时,他总想要尽力回忆起他童年时在天堂里的春天,那时候还没有旅游、一簇簇土和军队的坦克将这一切搅得乱七八槽。”老船夫塔伊把装着刀子,装着治疗霍乱、疟疾和天花的特效药的提包看成是入侵者, “不错,它就橫在大夫和老船夫中间,使得他俩成了对头。”

但是阿齐兹还是通过那个中间的洞,那个直径七英寸的圆形窟窿,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看到了爱情,地主哈格尼的女儿纳西姆生了病,请来阿齐兹看病,却用这个床单遮挡住了,也像是横在中间的阻碍,但是阿齐兹却从这个窟窿里拼凑除了纳西姆的形象, “总而言之,我外公爱上了那位小姐,他逐渐将那条中间开洞的床单看成是件具有魔力的神圣物品,因为他正是透过床单见到了原先填在他身上那个窟窿里的东西,他身上那个窟窿便是他把鼻子磕到一簇泥土上时并且受到老船夫塔伊侮辱时弄出来的。”被填补了窟窿,爱情降临了,而那一天,世界大战也结束了。

床单不仅仅有一个看见了身体的洞,那个晚上也有了三滴血,这是阿齐兹和纳西姆的结婚仪式。这似乎是一个融合的开始,但是当塔伊要把他们赶出山谷,克什米尔对于阿齐兹来说,仅仅变成了一个经过的家园,他带着纳西姆离开去了阿姆利则,而正是在阿姆利则, “四月七日——罢市”的标语开启了印度独立的序曲,保持静默,然后是集体罢市,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圣雄让印度学会了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要 “以和平的方式来抗议英国人赖在这儿不走”,而来到阿姆利则的阿齐兹也在克什米尔之外开始了自己独立式的成长,他从手提箱里把纳西姆所有的面纱都拿了出来,然后扔进一个洋铁皮的废纸桶里,桶上面还画着那纳克古鲁的画儿,点火把它们烧了。而他对纳西姆说的一句话是: “别再去念叨做克什米尔的好姑娘啦,想一想怎样做个现代的印度女人吧!”

从德国回到克什米尔,又加入圣雄的号召把英国人赶出印度,对于阿齐兹来说,似乎存在着一个悖论,而在这个悖论面前,阿齐兹显然需要的仅仅是一个有着窟窿的床单,不需要全部拿掉,仅仅保留可以窥见现实的洞口,于是自己也可以隐藏起来,于是纳克古鲁的画儿也可也烧掉。这是一种不彻底,而在阿姆利则,在印度,有多少人是彻底的? “他是在教他们仇恨,老婆。他教他们要恨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和耆那教徒和锡克人,还有其他那些谁也弄不清楚的吃素的人。女人,你愿意你的孩子心里只会充满仇恨吗?”但他对纳西姆说起印度宗教、种族之间的纠葛时,已经看到了一种宿命。当自由伊斯兰大会解散,当哼哼鸟阿布杜拉被城里的六千多条狗追逐,当私人秘书纳迪尔汗侥幸逃脱,前历史总是充满了暴力,总是布满了死亡。

阿齐兹将纳迪尔汗藏在了家里的地毯下面,另一个时代开始了,而这个时代走向的是一段没有父亲的怪异旅程。 “在这所宅子里,由于历史闯入到生活当中,生活被转化成为光怪陆离的怪物。”阿齐兹的女儿穆姆塔兹在地毯下面找到了爱情,他们在地下世界里完成了仪式,可是当三年之后穆姆塔兹回到地上的时候,才发现她还是个处女,于是在只剩下闪闪的痰盂,只剩下柔和灯光,只剩下一张字条的地下世界,穆姆塔兹成了一个被休掉的女人,当她在第二年漆布商阿赫穆德·西奈之后,也改名叫阿米娜·西奈——改名而忘却了过去的婚姻,忘记了依然是处女的尴尬,而重新命名是不是意味着新生?

“在某种意义上,他既是她的新丈夫,又可以说是她的新父亲……”新的丈夫,是新的男人,新的男人,是新的父亲,但是就像她改名一样,阿米娜·西奈其实也只是一个符号,即使她向着要 “一点一点地爱上自己的丈夫”,也完全是一种架空的现实,那个梦中见过的诗人在哪里?那种被抛下的命运何处是归宿?当阿米娜发现丈夫其实走上那条岔路的时候,她其实看见了床单那个窟窿越来越大,甚至完全遮盖住了生命应有的模样,而那个在肚子里的孩子,到底谁是自己的父亲?是遇上了混世魔王的父亲阿赫穆德·西奈,还是在阿米娜的梦中的诗人?就像在算命时说的那样, “ “他没有儿子却会有儿子!他没有老的时候已经老了!他在没有死的时候……已经死去了。”一种缺席的 “父亲”让一九四七年的八月十五日午夜之子,也变成了一个被架空的符号。

萨曼·鲁西迪:我的儿子在下午出生

“将会有一个鼻子和两个膝盖,两个膝盖和一个鼻子。”无论谁出生,都将会有一个鼻子两个膝盖,这是我作为孩子的正常之处,但是当阿齐兹被船夫塔伊从克什米尔赶走,当他又离开阿姆利则,当地毯下的生活让阿米娜崩溃,当阿赫穆德·西奈又被赶到孟买,其实在这个家族迁徙的轨迹中,我之出生注定会是一种漂泊状态, “在那个一月底,历史在一系列的推推搡搡之中,终于使自己抵达了那个我马上就要出场的时刻。”被历史推搡着,也是印度的命运,从印度赶走英国人的不合作运动,到印巴分治计划,完整的印度在哪?——它也一样有一个逃离的父亲,一个改名的母亲,甚至最后有一个被掉包的新生命。

印度时报上宣布将奖励在新国家诞生的新生命,这是一种对于历史的纪念方式,但是当这个时代最终结束了莫卧儿王朝的时候,新生是不是意味着背叛,在阿米娜的世界里,这又变成了一种矛盾,莫卧儿王朝代表着过去的父亲, “她把自己想象成莫卧儿王朝一名即将被处决的杀人犯”,而新生命到来之前,却又想要捏造出一个名门世系,甚至拿着报纸,确定那个和新国家一起诞生的孩子的孟买母亲就是自己, “这个奖会是我的。”所以在对过去的遗忘和对未来的虚构中,那个长针和短针重叠在一起的时刻便也成为一种想象, “我一点都记不起来了。我仿佛觉得时间完全停止了。我肚子里的孩子让时钟停摆了,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别笑,你记得山顶的那个钟塔吗?告诉你,在雨季后钟再也不走了。”

想象的时间,想象的生命,想象的国家, “印度,这个新神话——一个集体虚构出来的产物,在它里面似乎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只有两大幻象能与这个传奇相媲美,那就是金钱与上帝。”当床单上还有那个洞,当午夜的钟声即将敲响,新时代的到来却被一把椅子破坏了,它砸烂了父亲的大脚趾,一次事故就这样降临,于是玛丽·佩雷拉趁着混乱,将隔壁房间的范妮塔的儿子调换成了阿米娜的儿子, “我成为中了奖的午夜的孩子。这个孩子的父母其实不是他的父母,他的儿子将来也不是他自己的儿子……”

我成了被放上报纸的 “午夜之子”,我成为一个国家光荣时刻的见证,我成为拥有特权的象征,贾瓦啥拉尔·尼赫鲁写道: “亲爱的萨里姆娃娃,请接受我对你诞生这一大喜事的迟到的祝贺!你是印度那个既古老而又永远年轻的面貌的最新体现。我们会最为关切地注视你的成长,你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自己生活的镜子。”新的历史开始,意味着就历史被埋葬,对一个国家如此,对一个生命也是如此,所以当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五午夜十二点到来,所有的过往都变成了 “前历史”:前历史的克什米尔床单,前历史的阿姆利则地毯,前历史的孟买椅子,在曲折中构成了变异的 “父亲”群像,而这个国家,似乎也在这种变异中走向了午夜十二点。

但是,前历史之后的历史呢?午夜十二点之后的零点呢?一样是变异, “从我一出世我便开始着手进行自我扩大的英雄计划。”我以疯狂的速度成长,吸干了母亲和奶妈的奶水,从来不眨眼睛,长着一个巨大的鼻子,到后来甚至能够偷听所有的声音,甚至是人内心里的声音,这一种通灵术无安全使 “午夜之子”成为一个怪异的代表,而作为印度独立的 “代言人”,萨里姆一样看到了怪异的现实。一九四八年毒蛇乱爬,我中了毒蛇, “用了眼镜蛇王毒素,体温恢复了正常”;之后躲在洗衣箱里看见了母亲和纳迪尔汗偷情, “洗衣箱是世界上的一个窟窿,文明将这个地方排除在外,不予接受,这使它成为最理想的藏身之处。”一九五六年,我听到了父亲阿赫穆德·西奈在办公室里幻想着女秘书赤身裸体听他口述的欲望之声;而我竟然爱上了阿米娜生下的女儿 “铜猴儿”,她是我妹妹,我爱上她至少也是一种乱伦;而当我在舅舅家看到了漂亮的舅妈皮雅的时候,激活了我的另一种欲望, “随着她在我身子底下扭来扭去,它越来强,最后在一种比我的力量更为强大的力量驱使之下,我忘记了受伤的指,把右手伸了下去,在触到她的乳房时,伤口碰在皮肤上……”

午夜之子,是光荣的象征,是幸福的开始,而其实在这个虚构的名字下面,则是悲剧, “到我知道有午夜之子这回事的时候,共有四百二十人由于营养不良、疾病和日常生活中的意外事件而夭折了。”有的女孩长了胡须,有一个男孩长着完全可以用来呼吸的淡水鲑鱼的鱼鳃,还有个连体人,两个身体上只长着一个脑袋、一个脖子,而那个脑袋会用两种声音说话, “一个男声,一个女声,并且能够说次大陆上的任何语言和方言。”而和个人的怪异一样,这个国家也经历了那些混乱,孟买邦被一分为二,暴风雨、洪水、万里无云的天空中突然下起冰雹的反常气候,共产党成为国大党最大反对党,中国和印度在边境交战……

而策划了 “萨巴尔马提事件”,见证了阿齐兹折断骨头死去,开始了第二次流放之后,我也被送到了印巴分治的边界,来到了巴基斯坦,加入了军队,干起了革命,而我的鼻子也终于在鼻窦引流的手术之后,被剥夺了通灵术,妹妹贾米拉开始了她的歌唱生涯,使她贏得了 “巴基斯坦的天使”和 “信仰的夜莺”的美名——当我在月光之下,握住了贾米拉的手,当我告诉她我爱她的时候,似乎唯有这一种情感是真挚的,尽管是被 “情欲的微风”吹开了口,尽管只是从床单的窟窿里看到了她的影子,就像梦中见到的克什米尔,它也必须在这个国家里保持最真实的身份, “不用多久,克什米尔的幻梦就会发展成为全巴基斯坦人的心愿,我始终与历史紧紧相连,我发现我的幻梦在一九六五年成为整个国家的共同财产。这对即将到来的结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到那时所有的一切都会从空中落下来,我终于得到了净化。”

但仅仅是梦,仅仅是虚构,从阿齐兹生活着的克什米尔,到萨里姆梦中的克什米尔,已经完全被改变了,它在战争中被毁灭,而即使重生,也没有了自己的父亲,没有了自己的母亲,没有了自己的姓名,而当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战争再次爆发的时候,我的父亲、母亲、姨妈和阿米娜肚子里未出生的孩子都被屋顶压扁了,而我被一个痰盂击中之后醒来,便也不再知道自己是谁, “佛陀”是我的没有家的存在的命名,密林里寻找出口是我的命运,而当泰格·尼亚兹向萨姆·马尼克肖投降,这一场战争也变成了制造悲剧的游戏,连服十次丧的四百天,是我对于死亡的态度,而作为午夜之子,早就没有了特权,没有了幸福,没有了归宿。

婆婆帝让我重新找到了名字,结束了流浪生活,而那一场婚礼举行的时候,我早已经不是曾经的自己,在这个从被掉包的出生开始的人生里,在这个被国家命名的历史中,我其实就是被女人们虚构的符号, “在这午夜时分之前和以后的六十三年里,女人竭尽了全力,同时我也得加上一句,她们也使出了最恶劣的手段。”纳西姆在克什米尔注定了我逃脱不了开洞的床单,母亲开启了女人改名的先河,阿米娜让我在洗衣箱里看到了情欲,皮雅让我充满了报复的欲望,而 “铜猴儿”贾米拉则让我走向了 “乱伦”,还有玛丽·佩雷拉,她是我的第二个母亲,却再也无法让我回到家中。 “我们如何来理解我这些太多的女人呢?是母亲印度的各种不同的面孔吗?或者更加多的……是空幻境界的力的一面吗? ”

这是幻想,这是虚构, “它以女性器官的形式出现。”它是时母、难近母、金迪、查曼陀、乌摩、萨蒂和婆婆帝…… “她活动时,身穿红色衣服。”但是在众多女人激活的幻力面前,父亲又在哪里?从前历史到历史,其实父亲的形象一直是模糊的,阿齐兹是父亲,他只是从床单的窟窿里拼凑了纳西姆的身体;纳迪尔汗是父亲,他却在地毯的躲藏下让一个女人三年还保持着处女之身;阿赫穆德·西奈是父亲,他的大脚趾却被凳子砸得稀巴烂,而我真正的父亲是范妮塔的丈夫,他甚至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叙述中……而当我和婆婆帝结婚,当婆婆帝改名叫莱拉,我又变成了一个不存在的父亲,而那个同样诞生了生命的午夜,也在这种被扭曲的母亲和模糊的父亲书写的历史中,成为一个符号。

“某些事情告一段落,某些事情正在开始,新印度诞生了,一个将要持续两年之久的漫长的午夜开始了。”儿子出生,是 “后历史”的开始,但是当时间破坏了现实,那段要在时间中书写的历史又如何寻找自己的归宿?儿子阿达姆·西奈作为午夜之子,开始了和我完全相反的成长历程, “我出生后,成长的速度快得令人头晕目眩,同像毒蛇一样的疾病斗争的阿达姆呢,几乎根本就不长。萨里姆一出生就带着讨人喜欢的笑容,而阿达姆呢却稳重得多,从来不对別人微笑。萨里姆让自己的意志屈服于家庭和命运联手施加的高压之下,而阿达姆却拼命进行斗争,就连绿色药粉也不能使他低头认输。”这一种逆反其实在消解着我作为父亲最后的象征, “消失得无影无踪似乎是另一件在我的历史中反复循环发生的事情。”

痰盂不见了,睾丸和子宫不见了,床单也不见了,而阿达姆听到儿子喊自己的那句话也不是 “阿爸”,而是阿巴卡达巴, “阿巴卡达巴,这根本不是一个印度的词儿,而是从巴西里得诺斯替派主神的名字衍生出来的一个神秘的口诀,包含了三百六十五这个数字,也就是一年的天数,天的数目,以及阿布拉克萨斯天神发出来的精灵数目。”神秘的口诀,神圣的名字,却是非印度的词汇,就像克什米尔,作为历史的起点,早就被驱逐出了时间,而午夜之子, “我会嘴里念叨着克什米尔的名字而死去,没法见到那个快乐的山谷,人们去那里享受生活或是寻求死亡,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

永远无法回到克什米尔,意味着无法回到中间有个破洞的时间,回到清楚地写着生与死的历史,含混而模糊,变异而虚构,长针和短针重叠,午夜和凌晨合一,连敲了十二下的钟总是会迎来一个午夜之子,但是他活着像死去了,他死去了却在象征里活着, “因为午夜之子既要成为他们的时代的主人又要成为其牺牲品,他们要摈弃隐私,被成千上万个群众的消灭一切的旋涡所吸收,他们既不能安宁地活着也不能平静地死去,这一切正是午夜之子的特权以及对他们的诅咒。”

于是,萨曼·鲁西迪在所有的故事开始之前,在所有的历史书写之前,给自己的儿子扎法尔·鲁西迪说: “他出乎大家的意料,在下午出生。”下午就是下午,就像一个鼻子就是一个鼻子,两个膝盖就是两个膝盖,是确定的,是唯一的,是真实的。

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

编号:C38·2180122·1450
作者:【德】海因里希·伯尔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6年01月第1版
定价:20.00元亚马逊13.50元
ISBN:9787532158546
页数:125页

年轻漂亮的女管家卡塔琳娜,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过着体面的生活,当她爱上风度翩翩的路德维希的时候,完美的爱情似乎变得不可预料,路德维希被警方以抢劫银行的罪名通缉,他逃走了,毫不知情的卡塔琳娜却成为媒体的靶子,遭到小报的肆意诽谤,个人隐私被披露,陈年旧事被挖掘,甚至连她的亲人、朋友都无一幸免地遭到骚扰。忍无可忍的卡塔琳娜,终于举起手枪,踏上了以暴制暴的复仇之路。 “这个故事里的人物和情节都是虚构的。如果其中描写到某些新闻记者的行为与《画报》的所作所为有类似之处的话,那么,这不是故意,也不是偶然,而是在所难免的。”小说的第一句话似乎就在非虚构的现实里拉开了帷幕。又名《暴行是如何发生的,并能导向何方》。


《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而且果真开了枪

许多事情发生在台前,而幕后发生的事情我们却不知道。

台前是一把0.8口径的手枪像喷水枪一样打在了临时做成的酋长衣服上?是她在决定性的时刻 “一刹那拔出了手枪”打向了摄影记者舍纳?是一个 “冷酷无情的尼姑”最后成为了一个杀人犯?被调查、被报道、被审讯、被记录,乃至最后被判刑,似乎都在公共的维度里成为一个女犯人,而当在司法、媒体之外,一个干净的女管家到底有怎样的生活?过去的一切可以在平静中被遗忘?

许多事情发生在台前,当然也有许多事情发生在幕后,当台前和幕后被一种可能的叙述连接起来的时候,有时候不知道也变成了发生的事,而在这个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最后都抹去了私人空间,甚至成了无关名誉的存在,像一种暴力,卡塔琳娜·勃罗姆的台前幕后便提出了两个问题:它是如何发生的?它能导向何方?如何发生的当然是从台前看见的所谓幕后,而导向何方,则是从台前更向前的未来。

其实,不管是站在台前还是幕后,在整个叙述中始终有一个 “第三只眼”,他看见,他评判,他叙述,他疑问,他是谁? “这个故事里的人物和情节都是虚构的。如果其中描写到某些新闻记者的行为与《画报》的所作所为有类似之处的话,那么,这不是故意,也不是偶然,而是在所难免的。”在未展开台前和幕后故事之前,一个声音究竟出现了,他仿佛站在卡塔琳娜·勃罗姆的一边,又仿佛站在司法和媒体一边,他仿佛独立在整个故事之外,又介入到案件里——中间状态的隐身人?那个代表 “我们”的俯视者?以及看见事情前因后果的知情者?

其实,当他以 “我们”的名义来叙述这个 “不是故事,也不是偶然,而是在所难免”的故事,就已经把虚构变成了可能,就已经不是把勃罗姆当成一个个体,所以当最后勃罗姆成为一个杀人犯,在展开台前幕后故事的同时,就可以更加直接地回答那个问题: “它能导向何方?”而要回到这个导向未来的问题,则需要认真地回答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像勃罗姆那样聪明且相当冷静的妇女,不只是计划谋杀,而且真的这样干了;在决定性的时刻,她不仅在一刹那间拔出了枪,而且还果真开了枪。”

聪明和冷静赋予勃罗姆,使之成为她的性格特征,当然是那把0.8口径的手枪没有打在酋长衣服上,当然也没有读到《日报》上关于自己名誉受到损害的报道,再往前,也没有发生和被通缉的匪徒戈顿一起跳舞,或者她还出现在沃尔特斯海姆女士的舞会,更有甚至,她还没有和 “绅士客人们”来往。如果撇除这些发生过的故事,这个在布洛纳家里的年轻漂亮女管家就会过着体面的生活。但是这一切发生了,而且一定会发生,它按照必然的路子将一个女人带到了最后的深渊,而在这个过程中,是她自己毁了这一切?

如果把事情的起点放在星期三,那么勃罗姆的生活是这样的:布洛纳给了勃罗姆二周工资,她在海彼茨那里工作两小时,然后用自己的大众牌小汽车送他们去车站,回到住处后,就去沃尔特斯海姆女士的舞会上,在那里她和那个叫路德维希·戈顿的人跳舞,而据他自己所言,她一直 “单独地、亲热地”跳着舞。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戈顿是一个被通缉的匪徒,已经被证实抢劫过银行而且还是个谋杀嫌疑犯。不管那天勃罗姆是坐着电车还是开着自己的车去舞会,也不管是戈顿有预谋或者偶然进入了沃尔特斯海姆女士的家中,戈顿是个嫌犯是无疑的,勃罗姆让他离开了也是没有疑问的,那么两者之间是不是必然的?

或者贝克林咖啡馆主人凯蒂·贝克林所说的那一幕是真实的,那么勃罗姆说爱 “这个人”也是真实的,就算是坠入了爱河,她怎么能够在四天之后拿起了那把枪,让自己的冷静都消失,从而在一声枪响、两声枪响,甚至更多枪响之后,让自己成为一个杀人犯?而且他打死的是那个从电梯里出来一直向他拍照的摄影记者,即使舍纳曾 “带着一个浪荡的女人溜掉了”,也构不成所谓的报复。在星期三的事情发生之后,对于勃罗姆的解读就从司法和媒体两个层面进行了解读。司法层面有警察局的审讯记录,有律师布洛纳博士的说法,也有检察官彼得·哈赫的材料,警察、律师和检察官,构成了案件的第一手材料,但是在这主要来源之外,还有 “次要来源”,包括律师布洛纳博士所处的 “相当困难的处境”,包括把戈顿带到舞会上去的十七岁的女售货员海塔·舒梅尔的证词,包括舞会上的成员所说的 “讲下流话”的电话,以及那些塞满了邮箱的匿名信件,邻居对她的恶意态度、 “您这只该死死的猪,该死的不中用的猪”的电话——当次要材料变得丰富,主要来源是不是就只是一种象征?

于是在司法而外,就变成了公众舆论,为什么勃罗姆会有一处价值十七万马克的住所?为什么卡塔琳娜一见戈顿就立刻把他占有了,同他跳了一夜的舞, “仿佛他们早就认识似的”?她的那把枪从何而来?而这些变成公共舆论的问题最后变成了《日报》上的报道,勃罗姆大幅的照片出现在头版,大字的标题是: “强盗的情人卡塔琳娜·勃罗姆拒绝回答关于绅士客人们的问题。”这里便带出了一种生活问题:她和 “绅士客人们”总是在一起,后来还成为了 “强盗的情人”。而其实从司法调查变成媒体报道,中间的转换甚至是同步的,就像她在被调查的时候,拒绝在 “不礼貌”的记录上签字,因为她认为 “不礼貌是单方面的行动”——刑事总监埃尔文·巴埃兹曼纳甚至为了获得戈顿的踪迹,盛怒之下可以向勃罗姆提出 “他跟你睡觉了吗?”的问题。

所以在哪个层面上属于司法调查,哪个角度属于舆论关注?曾经 “恶意离弃丈夫”是道德审判?和 “绅士客人们”出入是人品问题?在双重评判之下,连沃尔特斯海姆和布洛纳都认为, “卡塔琳娜是咎由自取,因为她帮助戈顿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她的住所逃了出去。”而司法对于媒体则是另一种方式的纵容,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警察或检察机关对于 “新闻界登载的那些歪曲性的文章无权进行刑事上的追查”——新闻自由是不能轻易侵犯的,即使个人提出控诉是合法的,在这个漩涡里,勃罗姆还有什么可能自证清白?就像流水,在平静的生活中,做好的是 “疏导”和 “排干”的工作,但是 “由于水位的差异及平衡水位”,便出现了淤塞、溷集或搁浅及郁积的现象,而且除了 “流不到一起的”来源外, “还有地下水流等等的问题”。

甚至地下水流变成了主流,慢慢涌出来,聚集成另一种力量,将一切都摧毁了,就像次要来源反而变成了对勃罗姆的道德审判:勃罗姆的母亲性格不稳定,而且还有酗酒的习惯,她的父亲曾在战争中变成了残废,一直生病而且总是抱怨,勃罗姆曾经离婚,而且还有一个不成器的哥哥。从个人扩展到家庭,那个道德问题就被放大了,而《日报》为了搜罗能够说明勃罗姆的性格以及 “她不清不楚的过去历史的资料”,记者托特格斯溜进了勃罗姆母亲的病房, “因为世界上没有人能比母亲提供更丰富的资料了,即便是生病的母亲。”

或者是刺激了母亲,或者是另外导致的可能,勃罗姆的母亲死了,在和海能医生对《日报》进行对质时,勃罗姆甚至完全没有争辩的权力,她只能接受一个现实:自己丧失了作为正常人必要的尊严: “她只是说,这些人就是杀人犯,他们毁坏人的名誉。她对此很藐视,很显然,她认为这类报业人员的义务,就是毁坏无辜之人的名誉、声望和健康。”而当戈顿在斯特劳布莱德这个企业家的寓所里被逮捕,其实对于勃罗姆来说,整个事件已经慢慢脱离了放走戈顿单一故事。就在星期日的《日报》上,事件的标题是: “卡塔琳娜·勃罗姆的温柔情人在企业家别墅里被捕。”从头版转到七至九版,而且还附有许多照片,里面说到了他母亲的死: “人们现在可以认为,成为不易看透的、现在还自由自在的卡塔琳娜·勃罗姆的第一个被证明了的牺牲品的,正是她自己的母亲,由于被女儿的行为刺激,她断送生命。”里面说到了她帮助戈顿逃走: “她无耻地滥用了一位有极高名望的科学家、企业家的友好的信任和主动的帮助。”甚至还指出了司法审讯太过温和: “是不是我们的审讯方法大太温和了?难道对没有人性的人还应该讲人道吗?”

海因里希·伯尔:可怕的暴力 “能导向何方”

媒体定性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当勃罗姆变成一个断送母亲的杀人犯,变成无耻的女人,变成没有人性的人,或者还只是在个体层面上对她进行攻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斯特劳布莱德住宅的那把钥匙,《日报》从 “这类机关”获得的 “连官方调查员都搞不到手的材料”,已经被窃听的电话,其实都指向了个体之外的制度层面,而布洛纳甚至花费整整一天时间在勃罗姆父亲曾经去过的村子调查 “伪装的共产党员”的事情: “唯一的证明就是一九四九年他在村里的七家酒店中的一家对农民舒曼尔说过一句这样的话:‘社会主义并不是太坏。’除此之外就没有更多的东西了。”

事件发生在狂欢节之前,这一切就像是公共舆论的狂欢,似乎要把一个不信教,不拜金,不虚伪,更不欺骗的女管家送上断头台才足够狂欢, “人们当然会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个好端端的年轻妇女,几乎是高高兴兴地去参加一个很平常的跳舞会,四天以后她——我们这里不是在审判而不过是在报道,并且是以真实材料为根据的——成了谋杀犯。”是因为母亲被诋毁?是因为父亲成为 “斯大林主义的牺牲品”?这就是所谓的幕后?就是把幕后变成了台前?在公共舆论狂欢的世界里,穿着酋长服装的记者是不是就是拥有生杀大权的暴君?

可是这根本不是最后的可悲,它将导向何处的问题在被响起的枪声里变成了另一种暴力: “酋长服装,那是用一块相当旧的床单缝的,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得出,许多许多鲜红的血弄在白布上会显出什么样的情景;这时候一支手枪几乎就变成是一支喷水枪,它向衣服上喷射,就像向亚麻画布上喷射一样,与其说是像排水还不如说更像是画了一幅现代派的绘画或者舞台布景。”勃罗姆说,拿出手枪不清楚开了几枪,而在打响的时候,想到了父亲,相待了母亲,想到了离婚的丈夫,想到了哥哥, “想到她所过的令人诅咒的困苦的生活”,在冷静小时之后,射出的子弹不是为了打死一个记者,而是为了消灭没有名誉的生活。

所谓消灭,就是以暴制暴, “不需要任何证明就可以确认,使她死亡的人就是那个托特格斯,而他自己是遭到流血的暴力而死亡的。”的确,她是 “冷酷无情的尼姑”,是 “没有幽默感”的女人,甚至是 “共产主义的妖妇”,而所有这一切丧失了名誉的称呼都是社会和公众给她的,那么她拿起手枪,就真的变成了暴力实施者——那把手枪是巴特斯的,她拿走了手枪,在读完《日报》星期日版的文章后,便扮作阿拉伯女人到记者俱乐部去了——阿拉伯女人杀死酋长,反其道而行之,而年轻漂亮的女管家在丧失了名誉之后,就变成了和纳粹有关的射击手, “这涉及到康拉德·巴特斯的一次主动供认,他在那场合承认自己过去曾经是个纳粹。”

宣室志·裴铏传奇

编号:C21·2171218·1449
作者:[唐]张读 裴铏 著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2012年08月第1版
定价:16.00元亚马逊10.20元
ISBN:9787532563272
页数:140页

《宣室志》传奇小说集。张读撰《宣室志》,受其祖辈影响,集中纂录仙鬼灵异之事,往往宣扬戒杀放生、因果报应等佛家思想,但部分篇章描叙较为细致,为古代神怪小说之集大成者。汉文帝曾在宣室召见贾谊,问询鬼神之事,故取以为书名。《裴铏传奇》,唐裴铏撰,田松青校点。裴铏著有《传奇》三卷,本书多记神仙怪异之事,尤以豪侠故事最为著名,《传奇》的艺术成就首先在于它创造了一种通过人物的高超技艺来塑造人物形象,展示人物性格特征的新的表现渠道,推动了后世武侠小说向描写技艺的方向发展,《昆仑奴》和《聂隐娘》就是其代表之作。


《宣室志·裴铏传奇》:无以异类见阻

古丈夫曰: “余本凡人,但能绝其世虑,因食木实,乃得凌虚。岁久日深,毛发绀绿,不觉生之与死,俗之与仙,鸟兽为邻,猿犹同乐,飞腾自在,云气相随,亡形得形,无性无情,不知金丹大药为何物也。”
——《传奇·陶尹二君》

跨越生与死,跨越俗与仙,当与鸟兽为邻,当与猿犹同乐,当飞腾自在,当云气相随,当忘形而得形,当无性而无情,是不是对于人的一种超越?但是当古丈夫和女子提供了这一种得道之法,去除了金丹大药的物性,为何在和陶尹二君对话中,要形体改易为被二君接受的形貌,这是不是反而变成了一种融于人世的妥协?

当世者为陶太白、尹子虚两位老人,他们是存于现实中的人,即使游历嵩山华山之巅,以松脂茯苓为业,即使寻觅异境以喝茶为好,但终究是俗世之人,终究是要面临生死之别,所以讨要金丹大药成为他们摆脱俗世的一种方法,而在松树之下偶遇的古时丈夫和女子,泽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另类的窗, “渐混合虚无,潜孚造化。彼之与我,视无二物。凝神而神爽,养气而气清。保守胎根,含藏命带。天地尚能覆载。云气尚能欎蒸。日月尚能晦明,川岳尚能融结。即余之体,莫能败坏矣。”这当然是超越了陶太白、尹子虚两人的境界,几乎就是和自然融为一体,正是没有彼与此的区别,没有生与死的概念,也就消除了俗与仙的界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丈夫所言 “余本凡人”更是拉进了和两位老人的距离,似乎他们完全可以按照两人融于自然忘形得形的方法,亦可以超越生死。

而且,两位老人也的确在实践意义上走上了仙人之路: “陶、尹二公今巢居莲花峰上,颜脸微红,毛发尽绿,言语而芳馨口,履步而尘埃去身。”但是这并非只是简单讲述了一种得道之法,当陶尹二君以古丈夫和女子为样本,而实现了没有金丹大药的超脱,实际上在另一个层面上却让自己成为他们的样本。当初他们在松树之下喝茶的时候,古丈夫和女子就翩然而至,但是只闻其声未见其人,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是世外之人,如果对话必须让自己成为和陶尹二君一样的当世之人, “吾二人非山精木魅,仆是秦之役夫,彼即秦宫女子。闻君酒馨,颇思一醉。但形体改易,毛发怪异,恐子悸栗,未能便降。子但安心徐待,吾当返穴易衣而至,幸无遽舍我去。”这可以看成是他们最便捷的改易之法,就是用在世的标准让自己进入现实。

所以神仙变为凡人,这是一种潜在的妥协,而当两人向陶尹二君说起自己身世时,那现实的桎梏似乎又成为一种束缚,古丈夫说自己是秦之役夫,而女子则为秦之宫人,现世是唐大中年间,而他们生活的历史则是秦代,当时间被超越,其实进入的是另一个时间轴线,而在这个时间轴线中,他们当然不是神仙,而真的是凡人一个。丈夫说起小时候自己就是秦始皇派徐福求不死之药的童子,只不过在出海之后自己 “遂出奇计,因脱斯祸”;但是归来之后,成为一个儒生,不想秦始皇焚书坑儒,自己在危惧之时再一次 “出奇计,乃脱苦”;后来成为了板筑夫,却不想秦始皇正好开始修筑长城,于是成为役夫之后 “又出奇计,得脱斯难”;不想又不是一次彻底的逃脱,成为业工之后又遇秦始皇驾崩,于是开始 “穿凿骊山,大修茔域”,最后又出奇谋,再一次得以逃脱。

从求长生不老的童子,到儒生,再到板筑夫,再到业工,丈夫的四个阶段似乎就对应秦始皇的四次大事件, “四设权奇之计,俱脱大祸。”随着秦朝最后灭亡,丈夫也终于挣脱俗世, “知不遇世,遂逃此山,食松脂木实,乃得延龄耳。”而那个宫女,本来也是殉葬者,最后也是逃脱,一起藏匿于此,所以当秦朝已远,当朝代已更替,他们并非真的远离尘世,丈夫问陶尹二君的是: “不知于今经几甲子耶?”而当陶尹二君回答说: “秦于今世,继正统者九代千余年,兴亡之事,不可历数。”从秦到唐,历经千余年,历经兴亡事,在这时间和朝代的转变中,其实陶尹二君和丈夫、女子一样,希望能逃脱俗世的束缚,所以在金丹大药无力延缓年寿,他们便选择了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得道之法,最终也现实了 “忘形得形,无性无情”的境界。

从丈夫和宫女 “四设权奇之计,俱脱大祸”到偶遇陶尹二君而 “形体改易”成为对话者,他们其实一直没有真正摆脱俗世,为陶尹二君提供得道之法看上去也只是为了躲避当世的纷扰,所以在这个俗与仙的故事里,存在着一种基本的逻辑是:即使抛弃了金丹大药的物性束缚,在得道的终极终究中,一样存在着某种隔阂,或者在心理归向上,他们依然是俗世之人,也就是俗世成为他们生活的一种影子——无论是《宣室志》还是《传奇》,在鬼神和人世的纠葛中,那些休咎故事的意义就在于寻找一种挣脱与融入的方法,在双重道路上架设超越的通道。

《宣室志》里有各种和动物有关的灵幻之事,李揆看见月中天使的蛤蟆,石宪梦见变成僧人的蛙,农民王叟身上的蚯蚓,韦君夫人梦见的白蜘蛛,都是在俗世之外的存在,而怪异之物似乎也不仅是动物,不仅有 “目若电光,齿如戟刃,筋骨盘蹙,身尽青色”的夜叉,有堕臂变成树枝的巨人,更有见血成沼的血树、古杉之魅、人手蒲萄怪、水银精、黑衣猿怪、无尾白狐,等等,不一而足,当然 “若置于浊水,泠然洞彻矣”的清水珠,碧瑶杯、红蕤枕、紫玉函的三宝, “南人用之,能化银液”的玉龙膏,也都纳入到了其中,而唐玄宗游梦中遇见能奏《紫云曲》的神人、丰乐里开业寺的神人、修祠宇的赤水神,他们也以神人的身份成为人世秩序之外的一种存在。

但是种种怪异,种种灵幻,甚至种种邪恶,却无法脱离现世的存在,成为俗世关照的一种影子,和所谓的凡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种关系中,有怪异而现的征兆,跋扈的李师道,曾经起兵叛乱,在不断获胜之后 “益骄”,于是一日坐于堂前,听到塌前的银鼎发出鼓声,然后一鼎 “耳足皆坠”,这是一种坠亡的征兆, “后月余,刘悟手刃师道,青齐遂平,盖银鼎相鼓之兆也。”左丞相王涯掌邦赋、主簿盐铁,其儿子仲翔有一天在山亭避暑的时候,看见数十个家童都成为无头之人, “被血来仲翔前”,儿子告诉王涯这件事,希望他解去权位,但是王涯不听,于是这一征兆便成真: “是岁冬十一月,果有郑注之祸。”

与凶兆不同的是善报,有一个老人每次得到食物总是先给那些狗吃,又一次老人生病卧床,而外面大雪纷飞, “叟贫无衣,裸形就地,且战且栗。”这时那些狗围坐在老人身边, “竟以身卫叟肢体”,但最后老人还是寒死, “群犬哀鸣,昼夜不歇,数日方去。”又一人不好杀,甚至对待老鼠也是慈善之心,家里不养猫,所以那些老鼠善报与他,最后他发出了感慨: “悲乎!鼠固微物也,尚能识恩而知报,况人乎?如是则施恩者宜广其泽,而报恩者亦宜竭其诚。有不顾者,当视此以愧。”有一间成为鬼宅的官舍,每次居住在里面的人都是一夕暴死,但是御史崔某却不管这些,那天夜里主宰其中,便听到有声音传来,告知他其中的隐情: “我,女子也。女兄弟三人,俱未笄而殁。父母葬我于郡城之北久矣。其后,府公于此浚城池,构城屋,工人伐我封内树且尽,又徙我于此堂之东北隅,使羁魂不宁,无所栖托。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语其冤。傥君以仁心为我棺敛,葬于野外,其恩之莫大者矣!”鬼之诉苦,是因为有冤情,而冤情之产生,就是俗世的不合理的秩序,所以崔某在第二天招工人,在官舍东北角发现了枯骸,于是将其章鱼禅智寺的空地上, “里人皆祭之,谓之三女坟。自是其地获安矣。”

而那些所谓的神人化身而来,也是为了解决生前的遭遇,但是作为神人,甚至还沾染着俗世对权势另眼相看的恶习,赤水神希望陈袁生为自己修建祠宇,但是当袁生告诉道成的时候,道成却说: “夫神所以赖于人者,以其福可延,戾可弭,旱亢则雩之以泽,淫潦则祈之以霁。故天子诏天下郡国,虽一邑一里必建其祠,盖用为民之福也。若赤水神者,无以福人而为害于人,焉可不去之!已尽毁其庙矣。”以福人作为一条标准,显然赤水神没有达到,最后甚至他的像也被毁坏,于是赤水神开始愤愤不平,他对袁生说: “向托君修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毁我之舍,弃我之像,使一旦无所归,君之罪也”,但是袁生告诉他: “毁君者,道成也。何为罪我?”赤水神的回答竟然是: “道成师福盛甚,吾不能动。今君禄与命衰,故我得以报。”最后 “生恶之,后数日,竟以疾卒”,赤水神竟持强凌弱,活生生就是人世不平等秩序的一种折射。

无论是灵异之动物,还是知恩图报的生灵,无论是持强凌弱的神人,还是形体改易的神仙,似乎都成为现实的隐喻,而因果报应的背后逻辑则是如何化解矛盾,在一种理想化之路上消除彼此的隔阂,吕生的妻子黄氏将死,她告诉其姑的是: “妾病且死。然闻人死当为鬼,妾常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梦告于姑矣。”托梦而来,表达的是成为鬼之后的隔阂,鬼为异类,她希望自己死后和活人世界能沟通, “愿姑念平生时,无以异类见阻。”这一个小小的心愿最终化成一只鸟,其姑泣言曰: “果吾之梦矣。汝无昧平素,直来吾之居也。”这是一种对异类的接纳,也就消除了死后的恐惧,在人鬼之间建立了一种和谐关系,而这种关系在能识别鬼神的任生那里变成了一种理想状态: “吴郡任生者善视鬼,庐于洞庭山,貌常若童儿,吴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因为善视鬼,所以无有年龄,超越生死,超越俗仙,正如他所说: “以神合用,以用合神,则吾得而知之矣。”

破除人世和神鬼的界限,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当然是对于现世的一种摆脱,在裴铏的《传奇》里,这种理想化状态越发明显,《崔炜》故事里的崔炜 “不事家产,多尚豪侠。不数年,财业殚尽,多栖止佛舍”,这是一种现世中的享乐态度,但是当栖于佛舍之后,便经历了一段奇幻之旅,他救出了老妪,用针为老僧救治,在坠井之后又遇灵蛇、羊城使者、田夫人和四女,最后得知,这些人都是曾经的殉者,是活着另一个世界的人,而崔炜问田夫人曲折过程后,田夫人道出了隐情: “某国破家亡,遭越王所虏,为嫔御。王崩,因以为殉,乃不知今是几时也,看烹郦生如昨日耳。每忆故事,辄一潸然。”也正是这一启发,崔炜从此居于南海十余载, “遂散金破产,栖心道门。”

不管是崔炜还是陶尹二君,他们都是从现世中感悟而寻求得道之法,所以《传奇》里有浓重的道家思想,而道家思想的避世观念就是为了寻求一种解脱。《许栖岩》中的许栖岩遇到的是太乙元君,太乙元君问他的是,什么才是得道之法,许栖岩说读《庄子》《老子》《黄庭》,其中得道之法便是如《老子》所说: “其精甚真。”便是如《庄子》所说: “真人之息以踵。”如《黄庭》所说: “但思一部寿无穷。”太乙元君告诉他: “去道近矣,可教也。”这似乎是第一种境界,而在《崔航》中,崔航对卢颢说的得道之法是,如《老子》所说: “虚其心,实其腹。”而这一种道明显变成了对俗世的解构, “今之人,心愈实,何由得道之理?”所以, “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即虚实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术,还丹之方,但子未便可教,异日言之。”

凡人的不死之术,还丹之法,只是方法论上的运用,而真正的道则是心道,是不羁于物的存在,是 “亡形得形,无性无情”的自由,是 “凝神而神爽,养气而气清”的超然,所以抛除那些虚幻的灵异故事,裴铏以《传奇》命名,实际上就是进入到现实生活,它的表现形式则变成了洒脱的侠士,《昆仑奴》磨勒能够识得勋臣一品大人家里红绡妓的手语,然后为两人牵线搭桥,在权势之下为他们创造一种无忧的爱情, “磨勒请先为姬负其橐妆奁,如此三复焉。然后曰:恐迟明,遂负生与姬,而飞出峻垣十余重。”而《聂隐娘》似乎也打开了和俗世无关的那扇门,本来是魏帅重臣之女,却在年幼时被尼姑所劫,这是一种挣脱俗世生活的被动方式,当她回来之后,便也开始了一种解构。尼姑让他却刺杀大寮,不料计划实施比原定晚了,聂隐娘回来告知: “见前人戏弄一儿可爱,未忍便下手。”尼姑大叱: “已后遇此辈,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

尼姑代表着一种彻底的避世主义,所以看上去毫无人性,而聂隐娘返回人世,则是一种改造的开始,当她看见那个只能淬镜的磨镜少年时,竟然认定这就是自己的丈夫,墨镜少年代表着一种空无,却又成为自己的丈夫,这是聂隐娘对于打通两个世界的一种努力,在父亲的反对中,她决意为之,甚至在 “外室而居”中和磨镜少年厮守。而当魏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和,她被派去刺杀刘昌裔的时候,她竟然 “叛变”,而其原因就在于从刘昌裔身上发现了俗世不存在的神机妙算,也正符合她的侠士风格,当杀了魏帅派来的精精儿和空空儿,聂隐娘其实已经完全成为刘昌裔的左右,刘昌裔死的时候他在灵前大哭便是一种证明,而他对刘昌裔任陵州刺史的儿子刘纵的劝诫也代表着它的一种态度,那时骑着一头白驴的聂隐娘让他吃了一粒药,让他不要做官,这样才能避免灾祸,只是刘纵不听,最后死于陵州,而从此之后也再没人见过聂隐娘。

看起来聂隐娘是入世的,但骨子里却是出世的,她以一种改造的方式沟通起了两个世界,而这也正是 “无以异类见阻”精神的体现,是朝向 “混合虚无,潜孚造化”的一种追求,所以传奇里的脱俗与侠义,其真正的旨归是破除界限,达到一统, “亡形得形,无性无情”便是不受拘束,便是自由旷远,于是便有了最为惊世骇俗的那一段私奔爱情:

有红拂妓目靖久之,其夜来奔,曰: “我杨家红拂妓也,阅天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松萝愿托,故来奔耳。”

金字塔

编号:C38·2171218·1448
作者:【阿尔巴尼亚】伊斯梅尔·卡达莱 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10月第1版
定价:29.80元亚马逊19.10元
ISBN:9787533942113
页数:180页

原文为阿尔巴尼亚语的《金字塔》,是斯梅尔·卡达莱流亡巴黎后的第一本小说,卡达莱之前在阿尔巴尼亚期间发表的作品,多是以阿尔巴尼亚历史故事与传说为源本,而此次他进入的是历史的另一个通道,在《起源。一个古老想法的艰难重提》中,他通过法老胡夫提出了关于人性和奴性的历史: “这竟然就让你们悲痛到了如此地步吗?仿佛这话说到的不是我的金字塔。反倒是你们的金字塔啦!哦,瑞神啊,瞧瞧他们那已被奴性扭曲的面容!再晚些时候,等我上了年纪,变得腿僵胳膊硬的时候,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啊?”金字塔,被臣民视为无可争议的永恒的权力象征,而对于君王来说,却意味着自己的死亡。于是,一场关于是否建造金字塔的大争论开始了……


《金字塔》:我用自己的手准备了毁灭

你之所以建造了世界上最宏伟巨大的坟墓,那是因为你的生命同样被承诺会是人们在大地上所看到最长寿的。任何别的棺椁都无法承载你。
——《忧伤》

为什么忧伤?一块块巨石已经垒就让金字塔直升上天,黑木炭的涂鸦文字已经写在墙上: “我们现在要庆贺节日!”天地之间的平衡正吸收着光明和黑暗,作为埃及的法老,胡夫凭什么对史上最宏伟、最高级、最昂贵的金字塔忧伤?甚至他早已宣告: “我要位于中央。”中央是金字塔的中央,是埃及的中央,是世界的中央,是生命的中央。

可是,必须忧伤,因为必须死, “对此,他自己也生发出些许曖昧的情愫:他既受到它的引诱,同时又仇视它。”引诱是被承诺是大地上最长寿者,引诱是当其他的每一个棺材都在地下保持自己的寂静,唯有金字塔高高在上,引诱是被带往金字塔内部最高的地方,但是在引诱的同时,却是仇视,当金字塔竣工的时候,胡夫分明听到了金字塔呼唤木乃伊的声音,木乃伊是死去的肉身,在指向唯一的终点时,引诱仅仅是生前最后的荣光,必须躺下,必须沉寂,和那些棺材一样,谁会看见属于自己的身后荣光?

“我用我自己的手准备了我的毁灭。”在金字塔完工后整整三年的那一天,胡夫死去,他最后以木乃伊的方式存放在金字塔里,在死之前他把这一种方式叫做毁灭,那么为什么看见了毁灭而要亲手创造?是把自己送进坟墓而是金字塔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当一切起源在那个古老想法里的时候,胡夫似乎就希望从毁灭的终点转身,在登基感刚刚数月的时候,他就诏令天下宣布放弃为自己修建一座金字塔。建造金字塔是埃及法老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新王登基而废除传统,到底为了什么?无论是口出圣言的臣子,还是宫廷的星象学家,无论是文武百官还是重臣老臣,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仿佛惊闻了一场大灾难的发生。”

像是一种革新,又像是一种破坏,灾难没有降临,却预感到了灾难,而胡夫望着他们,反倒在讥讽那个生活在传统里的人: “这竟然就让你们悲痛到了如此地步吗?仿佛这话说到的不是我的金字塔,反倒是你们的金字塔啦!”金字塔是自己的金字塔,可以兴建,可以放弃,但是当金字塔超越一座坟墓的意义,它其实和个人无关,它是权力的象征,它是国家的符号, “它是压制,力量,金钱。但它同时也是人群神志的模糊,精神的紧缩,意志的软化,能量的消耗,概念的单调。我的法老啊,它是你最可靠的护卫神。你最秘密的侍卫。军队。舰队。后宫。”正像大祭司赫米乌努所说,它是一种统治力,只有金字塔变得高大,才能投射更大的阴影,那些臣子才会显得渺小, “而你的臣子越显渺小,陛下啊,你就越能挺立在你的崇高中。”

所以,金字塔是至崇至高的标志,所有人都在它的阴影之下,它必须高大,必须高级,必须像以往一样建造,必须写进纸莎草纸的档案里,必须成为埃及历史的见证,也必须躺在每一个人的头脑里。而当金字塔超越个人坟墓的意义,对于胡夫来说,放弃就只是一种自我表达。但是一个君王为什么要说出放弃的旨意?为什么要制造一场灾难?当这个想法被说出之后,所有人都预感到危机出现了,是政权出现了松散?是财富休闲了问题?还是对自己的统治力感到担忧?

金字塔之父伊姆荷太普有一句名言: “金字塔即整一”。只有金字塔成为它原本的样子,它才是一个整体, “无论是在痛苦中,还是在欢乐中,人们只有跟它融为一体,才能居于其中。”而在埃及各处,人们谈论的只有金字塔,每一个个人,每一个事件, “全都被系统地认为处于跟它的关系当中”。这便是金字塔存在的当下意义。所以一句话仅仅是一句话,一个命令也仅仅是一个命令,金字塔汇总了人们所需要的所有条件,那一种叫做死亡的形式也不再和肉体有关,它的另一种叫法是:升天。所以最后的决定是:金字塔将建造, “所有金字塔中最高的一座,最宏伟壮观的一座。”当伟大而神圣的使命被委派给人民,当建造金字塔的计划开始实施,当埃及的每个人都参与其中,胡夫却依然感觉到自己的迷失,那一个梦里,他变成了木乃伊,而且看到自己的木乃伊飘浮在空无中, “像是一句溺水者的尸体。”

依然是看到了自己,看到了属于自己的死亡,看到了肉体意义上的木乃伊,甚至是在空无中的尸体——不是升天,是飘浮, “金字塔即整一”变成了 “金字塔即单一”。这是一次分野,胡夫的个体意识和金字塔的整体意识第一次出现了分叉,于是象征变成了忧伤,于是符号变成了存在,于是神圣变成了痛苦。但是即使能够诏令天下,胡夫依然无法推翻建造金字塔的计划,在一个没有危机的埃及,在一个强大统治的国家,金字塔必须建造,必须树立,必须整一。

所以胡夫是被某种集体意志劫持进了金字塔体系里,这或者是另一种悲哀。但是当建造金字塔的危机论变成了阴谋论,当离都城不远的吉塞赫笼罩着厚厚的尘云,当传说在神庙四周传播,甚至当大祭司失宠落马,当秘密缉捕的头目卡德里霍泰普和外务大臣遭受打击,当宫廷高官被解职,到底是谁制造了阴谋?不是阿卡德-苏美尔人的军队来到了孟菲斯城门口,不是尼罗河受到了打击抛弃了埃及,而是每个人都制造了阴谋诡计,建造金字塔不是建造它本身,而是建造重影,建造复制品——它又以权力统治的方式去除了那些阴谋,它又留出中央位置的方式欢迎这个国家的君王。

伊斯梅尔·卡达莱:金字塔是专制历史的投影

从日食到第二次月出,从第一块石头到第一万四千块时候,从第一个被压死的人到无数个在建造中死去的人,金字塔已经成为某种 “周而复始”的象征,在时间的内部,它从不停歇,从不放弃,从来制造危机和阴谋,从来都是为了清除异己, “如同它的那些先来者,这块石头安放之际,远处正好渺渺地升腾起一团沙尘,宣告了另一块大石头的到来,第一万一千三百九十九块,而其他的石头,正紧跟其后,如此连绵不断,无穷无尽,直到众多世纪的末尾,哦,老天!”它是冲天的迷宫,它是令人目眩的象征,而当金字塔越来越高地被拉向天空,它其实已经变成了专制的象征,当胡夫宣告: “我要位于中央。”他其实已经在个体意识被泯灭之后,成为了另一个专制的符号, “现在,即便他愿意,他也再无法摆脱他的金字塔了。”

这像是一个悖论,越是在沉浸在专制中,就越是需要金字塔,而越是建造最高级的金字塔,就越是看见了自己飘浮在空无中的尸体, “是的,留下他孤家寡人面对他的坟墓,而这坟墓一会儿膨胀,一会儿又蜷缩一团,最后又冲天而起,仿佛要一口吞下整片蓝天。”一个人能活多久?金字塔能活多久?他在那一刻第一次看见生命本身的虚无,它挣脱而去,而留下的是他的精神,他的意志,他的疯狂——这便是从物质和死亡意义的金字塔时代过渡到精神和专制的 “后金字塔”时代——写进建造的编年史里,写进纸莎草纸的档案里,写进一个国家的永恒历史中。

但是那一块石头却坠落了,一次事故不仅仅是死去了那些建造者,更变成了一种关于碎裂的政治阴谋,变成了关于怀疑论的一种实践。所以调查,所以屠杀,所以告密, “每个人都在寻找他自己的那块石头或者他自己的台阶,不知疲倦地跑上跑下,嘴里还不停地喃喃道:不,不是这一块,我是在第四十四行列中倒下的。”象征天地之间的平衡,从天上汲取光明,从大地吸收黑暗,而金字塔打通天地的通道,里面可能藏着破坏和谐的秘密,藏着乱伦的故事, “金字塔与其说能够吸取上天的光明或者种子,还不如说更容易吞噬整个的埃及。”为什么在放置诗歌的地方却有苏美尔大使妻子的内衣?为什么被调查的塞卡特会说金字塔 “不仅会长出毛发来,而且还会长出眼睛牙齿来”?为什么砌石工的家人会收到亲人被割下来的舌头?每个人都用死在建造金字塔,每个人都用寂静的棺材凸显金字塔的雄伟。

终于完工,终于庆贺,终于崛起而成为埃及的象征,也终于走向了死亡变成了木乃伊或尸体,被引诱也被仇视的胡夫终于制造了 “我的毁灭”:毫无理由地走向它,毫无知觉地躺下来。而在胡夫之后呢,新登位的法老杰德夫拉宣布将建造自己的金字塔,甚至胡夫的女儿赫娜申也要建造一座女性金字塔,他们似乎没有像胡夫那样发现了自己的死亡,没有做到那个飘浮着尸体的梦,当自己他脚下雕刻了巨大的斯芬克斯像,关于金字塔的疑问便是: “你是谁?”

斯芬克斯无法回答关于自我的命题,只是雕像,不会说话,所以金字塔也不说话,当若干年后金字塔出现了裂缝,当抢劫者盗走了里面的东西,金字塔又进入了 “反金字塔”的时代,那里面只是木乃伊,只是尸体,只是死亡, “人们盗窃了,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盜窃了死亡本身。”当在时间中被侵蚀,当方石出现开裂,当金字塔衰老,那一种永恒的专制象征又如何超越个体的生命?当亚细亚福地的伊斯帕罕草原上,帖木儿用七万颗头盖骨建造起金字塔的时候,它变成了一种集体的死亡,而残暴已经完全公开写在了金字塔上面,对于这一种专制的象征,她以更快的速度走向了 “自我的毁灭”: “每当那些被人称作头颅堆,还在炫耀千万只眼睛的新的堆砌垒立起来时,早在两三年前建起来的其他那些就已转变成了骷髅堆的状态。”

没有直升到天际,没有汲取光明,没有屹立不倒,当金字塔变成骷髅堆,崩溃的背后是一个王朝的覆灭,是一种专制的解体,是一种象征的虚无,正如胡夫在梦里看见的自己,飘浮在空无之处的只有自己早已没有了肉体的尸体,腐烂,寂灭,没有人能逃脱的宿命,而金字塔虽然高高屹立,但是当千百年之后,有旅行者透过玻璃拍摄到内部的一切时,透明的世界里再无危机和阴谋,再无威严和权力,再无 “我要位于中央”的宣言,而历史最后奇怪地以裂纹的方式留在胶卷上, “是胶卷上的一种瑕疵,而是一滴血迹,任何的水,任何的药液,都永远无法把它洗干净。”

基督的最后诱惑

编号:C38·2171218·1447
作者:【希腊】尼克斯·卡赞扎基斯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定价:45.00元亚马逊28.80元
ISBN:9787544730518
页数:503页

尼可斯·卡赞扎基斯的作品风格呈现出一种独特的 “拟古性”,文风遥应古代英雄史诗的磅礴气势,被誉为复活了荷马精神。他以哲学的深虑和博大的胸怀审视着人类的苦难与诱惑,着力刻画精神与肉体之间的斗争,以求得灵魂的安宁。《基督的最后诱惑》是每一个痛苦挣扎的人的自白,基督一生中的每一刻都是一场争战,一项胜利,他征服了凡人的七情六欲,不断将肉体转化为精神,并向上攀升。抵达他的顶峰时,他登上了十字架。但即使到了那里,他的争战仍然没有结束。诱惑——最后的诱惑——在十字架上等着他……每个人身上都爆发着一场神与人的斗争,与此同时,每个人也都渴望二者和解。第一句: “从穹苍吹来的一股清风把他的身心完全占有。”


《基督的最后诱惑》:发生于救世主濒死之际

“犹大,”他说,声音颤抖着, “你一向狂野不驯,你从来不受人力的限制。你忘记了人的灵魂是一支箭,它可以向天空高射,但是到头来还要落在地上。生活在人间意味着要剪除翅膀。”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三章,被书写的第三十三章,最后的第三十三章,也是生命的第三十三章——当数字契合着生命,是三十三岁的死亡,还是三十三岁的重生?是三十三岁的耶稣,还是三十三岁的基督? “同我的岁数一样多。三十三只鸟,都在歌唱。”那时候他听到了清脆的鸟叫声,看到了旭日中拿撒勒山上的光芒,看到了大门洞开的城堡,看到了王公贵族鱼贯而入的场景: “他们身穿金袍,跨骑白马。雪白丝绸绣着金色百合花的旗帜在空中飘扬。”还有不停的笑声,还有迷人的叹息,还有等待他的迷人新娘。

但是这一切是梦吗?三十三只鸟一定是天堂里的鸟,天使在身旁,告诉他的却是:这里是人间, “人间没有变,变的是你。从前,你的心不要人间,这是违背它的意愿的。如今你的心想要人间了——这就是全部秘密。”而人间就是天国,或者说,人心变化而想要走进的人间才是和谐美好的天国,在天国里,有笑声,有光芒,有鸟鸣,有新娘——当耶稣抱住抹大拉,当他们的肉体紧贴在一起,当他们体会到激情和快乐,是不是就是像天堂的人间生活?

抹大拉说: “从来没有男人吻过我,我从来没有尝过男人的胡子碰我嘴唇和脸颊的感觉,也没有尝过男人的膝盖夹在我双腿中的感觉。这是我出生的日子!……你哭了,我的孩子?”耶稣说: “爱妻啊,我从来不知道世界是这么美丽,肉体是这么神圣。它也是上帝的女儿,灵魂的优雅姊妹。我从来不知道肉体的欢乐并不是有罪的。”她第一次从妓女变成女人,他第一次叫他爱妻,他们回归的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自己,而人之存在,首先是肉体的存在,人之享受爱,首先是神圣而不是被玷污的肉体之存在。但是,为什么耶稣要在这肉体的欢愉之后,让抹大拉成为第一个殉道者?让她在死亡中成为不朽?

“抹大拉,你已经达到了你生命中最高的欢乐。你不能再升高了。死亡是仁慈的……再见吧,第一位殉道者!”只有死亡才可以永生不朽,只有死亡才可以复生,当神圣的肉体变成仁慈的死亡,他们是不是同在上帝身旁,是不是同样感受到了生命的荣光?还有母亲玛利亚,当他紧紧抱着母亲的时候,他想在母亲的身体里成为自己,成为她的孩子,成为一个生命最初的模样, “母亲,你为什么不能成为我的上帝?”或许有些疑虑,或许有些不安,但是当天使说: “世界上只存在一个女人,一个有无数面孔的女人。这个倒了下去,下一个起来了。马利亚·抹大拉死了,拉撒路的姊姊马利亚活着,在等我们,在等你。她就是抹大拉本人,只是换了一张脸。”所有的女人都是同一个女人,她们是母亲,是妻子,她们有着神圣的肉体,她们孕育着生命,而耶稣在那一刻成为了所有女人的儿子,或者是女人的所有儿子, “在她的子宫里孕藏着—一为你,拿撒勒的耶稣——藏着最大的欢乐:一个儿子——你的儿子。我们去吧!”

从死亡到永生,从天堂到人间,从妓女到妻子,从女人到母亲, “这是多么幸福的事!肉体和灵魂,大地和人在进行着多么深刻的融会交流!”一切的重生是得救,当光荣归于上帝,人之存在才有意义:男人是女人心爱的男人,女人的子宫里有她们的孩子,这是真理之光,这是生命之光,而当所有的女人,所有的男人,所有的孩子都在三十三岁的死亡之后得到永生,上帝的神性是不是也是人性?拯救全世界是不是就是拯救生命的意义?

“这就是上帝的意义,这就是做人的意义。这就是道路。”那时候,耶稣又合上了眼睛。合上眼睛不是不看,是打开了灵魂的眼睛,打开了上帝的神圣之眼。在三十三岁的时候,他也曾闭上眼睛。那是听到三十三只鸟鸣叫之前,是在三十三章复活之前,第二十九章, “被钉上十字架的人垂下脑袋——昏了过去。”那里有将他抓住的罗马人,有审判他的大祭司,有被捆在柱子上鞭打的疼痛,有向他吐唾沫的羞辱,有戴上荆棘冠流下的鲜血,当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不是这一切的痛苦都来自肉体?而他最后之死是不是也是肉体的泯灭?

二十九章的死,三十三章的生,似乎就是耶稣 “道成肉身”的象征,但是当重生提供了另外的肉体,当复活找到了人性的快乐,耶稣真的成为了基督?上帝真的通过他拯救了世界?圣殿真的在三日之后建造起来?为什么他看到的自己、妻子、院子里的树、窗户和门、踏过的石阶都变老了?为什么罗马人还在围困耶路撒冷?为什么以色列人还在遭受劫难?为什么城门口守卫的天使都不见了?而所有为什么对于基督来说,最致命的是:为什么犹大还愤怒地叫他 “叛徒”?

“叛徒!逃兵!你的地位是在十字架上。那才是以色列上帝要你战斗的地方。但是你胆怯了,死亡刚一露头,你就溜掉了!你逃到马大和马利亚的裙子底下躲了起来。胆小鬼!你为了救自己的命改换了容貌,改换了姓名,你是个假拉撒路!”犹大不是在最后的晚餐时出卖他的叛徒,不是把他推上十字架的罪人,在他准备赴死,准备 “道成肉身”的时候,犹大是他的合作者, “你会有力量的,犹大兄弟。上帝会给你力量,你缺多少就给多少,因为这是必要的——我有必要去死,你有必要出卖我。必须由我们俩来拯救这个世界。请帮助我。”两个人一起拯救世界,犹大 “出卖”耶稣,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然后才是死亡,才是死亡之后的复活。这是逾越节的密谋,从黑暗通向光明,从奴役通向自由,当然从死亡通向永生, “殉道、钉上十字架、罚入地狱,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必要的;可是在三天之内,我就会从坟墓中出来,升入天堂,坐在天父的旁边。”

但是,对于犹大来说,他看到的不是升入天堂的耶稣,不是坐在天父身旁的基督,而是在三十三只鸟的鸣叫中看见人间气象的耶稣,是把抹大拉叫做 “爱妻”享受肉体之欢愉的耶稣,是让玛利亚作为女人在子宫里孕育生命的耶稣,那么回归到所谓人性的他在犹大看来一定是亵渎了神性,也背叛了当初的计划。 “我举起拳头问你:为什么,为什么你没有钉死在十字架上?”当犹大怀疑一切的时候,真正被质疑的命题是:所谓的死亡,是不是一种通往那个神圣之境的拯救?所谓的永生,是不是要恢复生命中永恒的人性?这是犹大的质疑,其实也是每一个走向上帝的信徒的质疑u,而在这个质疑面前,尼可斯·卡赞扎基斯通过耶稣的口而回答: “你忘记了人的灵魂是一支箭,它可以向天空高射,但是到头来还要落在地上。生活在人间意味着要剪除翅膀。”

本应射向高空,射向天堂,射向天父的身旁,但是最后也的终点却是地上,却是人间,而且生活在人间的条件竟然是 “剪除翅膀”——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天使,不是俯瞰众生的神,甚至不是带着上帝的光来拯救众人的救赎者,他就是人,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但是犹大的质疑却并不是靠一支箭的寓言而完美解答,尼可斯·卡赞扎基斯在序言中就把基督当成是一个人,只不过在他内心深处有着成为上帝的渴望,这种渴望就是自己与上帝的同一,是神性与人性的合一, “这一追求既合乎人性又超越了人性。”这种合一性是一种目标,或者是信仰真正的意义,而要让人性成为神性,尼可斯·卡赞扎基斯其实撕裂了一个巨大的口子,一个引起争议甚至颠覆了经典的突破口,那就是在通往这个合一性终点的艰难过程: “灵与肉的斗争,反叛与反抗,和解与屈从,最后达到最高的目的——与上帝合一,基督就是这样一步步上升到最高境界,他召唤我们跟随着他的血迹,也走这样一条路。”而且,在他看来,只有灵魂与肉体之间的斗争越激烈,冲突越明显,最后获得的和解也越完美, “最后的诱惑只是发生于闪电似的一瞬间,发生于救世主濒死之际。”死亡不是简单的肉体寂灭,永生也不是简单的灵魂救赎,它们始终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的不可分割性,才使得基督从诱惑到超越,从人性到神性,从死亡到复活,才具有深刻性,才具有启示性: “为了走上牺牲的顶峰——十字架,为了走向不朽的顶峰,基督经历了挣扎中的人类经历过的所有阶段。”

所以当犹大喊出 “叛徒”的时候,第三十三章的永生其实是另一种循环的开始,就像死是生的起点,因为在最初的时候,耶稣还是一个木匠,他就听到了人们喊他是 “叛徒”,因为他制作的十字架是被那些统治以色列的罗马人用来钉死反叛者的, “做十字架的臭木匠,做十字架的臭木匠!”当反抗的奋锐党人被钉在他制作的十字架上,他就是一个叛徒,人们向他扔石头,那个老太婆甚至诅咒他: “你把别人钉上十字架,你自己也是要被钉上十字架的!”

这是耶稣经历挣扎的第一阶段,在受苦的以色列,受苦的耶路撒冷,他只是一个人,一个木匠,一个痛苦的人,他听到了母亲玛利亚的叹息,听到了父亲的痛苦,也看到了抹大拉的悲伤, “父亲瘫痪都是因为我,也是因为我抹大拉才堕落成妓女。因为我以色列才仍然在轭下呻吟……”而他的挣扎也只在于他如何寻找到一条不犯错的路。对于那些遭受蹂躏的人来说,耶稣的痛苦也是他们的痛苦,他们期盼上帝的解救,期盼先知的到来, “羔羊和先知者的鲜血在铺着石块的街道上流淌”,那个救赎者到底在哪里?在被奴役的世界里,他们看不到希望,甚至把上帝和魔鬼混淆: “一定是上帝,上帝……还是魔鬼?谁能区分他们?他们常常互换面孔。”

所以奋锐党人说 “上帝只有一个”,所以抹大拉被人说心里藏着七个魔鬼,所以耶稣变成叛徒,都是在最初的阶段,人神分离而造成的一种机械式的理解, “上帝的信徒不断从约旦、从耶路撒冷、从沙漠里或者从山上走来,他们穿着破衣服,系着错锁链,口角泛着白沫—一可是结果呢?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人们是迷失的,是茫然的。耶稣就是从这最初的阶段开始寻找上帝,开始寻找神性,当他终于抛弃了木匠这个 “叛徒”的身份,当他终于只身一人寻找沙漠里的寺院,其实也是一种表象的皈依,而在这个皈依过程中,他经历了从叛徒到反抗者的转变。

反抗现实,反抗命名,反抗宿命,耶稣离开母亲和父亲,离开自己的家,离开抹大拉——身为一个妓女,她的身上是污泥,是耻辱,是肮脏,是 “到处是咬伤,沾满了全世界人的口水、汗液和泥垢”的身体,但是耶稣在离开她之前,是为了得到她的原谅,是为了承担自己的过错,三岁时的那种肉体接触似乎成为耶稣背负的罪,他想要在最后的原谅中洗净自己,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反抗是一种宿命, “不管怎么说,他现在离开妓女抹大拉越来越远,而离上帝却一步比一步近了。”而抹大拉嘲笑他的是: “你同你的上帝是一副嘴脸。你俩一模一样,我简直分不出谁是谁。”的确,这只是耶稣最初级的诡异,意味离开肮脏就是抵达神圣,以为找到沙漠里的寺院就能得到救赎,就像红胡子的奋锐党人所说: “用不着害怕,我们不是杀人犯。我们是为自由而战的,腓力,我们要解放我们的上帝,解放我们的灵魂。”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耶稣也慢慢认识到了他身上的人性,他在和抹大拉告别的时候,想着和这个女人一起离开,一起开一家木匠作坊,然后以夫妻的名义过日子,生一群孩子, “这样挽救了一个女人,男人也就跟着得救了。这才是唯一的道路。”而他在走向沙漠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个给他水喝的老太婆,老太婆告诉他的是,人想要吃东西,想要喝水,想女人,都是上帝给的, “什么地方你看到夫妻一起过日子,什么地方你就找得到上帝。什么地方有小孩,有生活上的种种操心事,什么地方有人洗衣、做饭、吵架再和好,什么地方就有上帝。”也就是说,上帝不在寺院里,而在自己家里,家庭的上帝才是真正的上帝。而那时候母亲马里亚对雅各也说: “ “我不想叫我儿子当一个圣徒,我要他跟别人一样,当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想让他娶媳妇,给我生下孙子孙女。这才是上帝叫人走的路。”

老太婆和玛利亚,甚至抹大拉,都是女人,都在耶稣世界里呈现了作为人的渴求,而当耶稣从反抗的道路上寻求救赎的时候,却像是在泯灭人性,他不穿草鞋,没有钱袋,不拿拐杖,而他想象中的寺院里, “这些人穿着白色衣服,不吃肉,不饮酒,从不接触异性……除了向上帝祷告外什么都不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耶稣只是作为一个工具而存在, “我只把嘴张开,话由上帝来说。”他离开抹大拉,不认玛利亚,就是为了免除身上一切的欲望,用一种外在的圣洁来接近上帝。

但是当他穿着白袍,当他被所有人跟着,他不是在真正皈依上帝,而是 “把耶稣推到他要他去的地方——推到人群前面,让他讲话”,上帝在他口里说话,他藉着上帝而言,这是耶稣成为 “传播者”的阶段,他说: “要人人相爱。”他说: “天地是一体的。”他说 “大家都是兄弟。”而真正在他心里的只有一个标准: “我的父亲是上帝。”他作为上帝的代言人,在播种中开始接触那些信徒,开始传道, “这以后他就回到他的几个伴侣———约翰、安德烈和犹大身边,回到农民、渔夫和这些人的妻子身边。这些农民、渔夫都为他那亲切和蔼的面容所吸引,抛下田地和渔船跑来听他宣讲,他们的妻子怀里抱着孩子也都跟在后边。”在这个阶段里,其实也有着最简单的合一性,他对犹大说的是: “石头同云彩也分不开。天国并不在空中,它在我们身体里面,在我们心中,我讲的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把你们的心改变一下,天地就会拥抱在一起,以色列入和罗马人也会拥抱在一起,万事万物就会成为一个。”

也正是这种合一性,敌人不再是被仇恨的敌人, “是的,撒玛利亚人同加利利人也是兄弟,老人家——还有犹大国的人民,大家都是!”所以在他看来,上帝是新郎,人的灵魂就是新娘,天国就是一场婚礼,在灵魂的意义上,人是平等的。但是灵魂和平等的,那么在灵魂之外的肉体呢?耶稣没有把肉体看成是和灵魂一体的存在,灵魂是基础,肉体是罪恶,灵魂接近天国,而肉体充满了恐惧,所以在河边,当他看见自己的倒影摇曳不定时,他感到了害怕,当肉体害怕,如何承担全世界的罪?就像幻觉中出现的那条蛇所嘲笑他的: “你是想跟着上帝走,走老鹰的路,你这只肉虫!你一个木匠的儿子想把全人类犯的罪都担承下来?你自己的罪还不够你承担的?你要拯救世界,多么狂妄的想法!”

所以在这样的痛苦中,在这样的恐惧中,摧毁肉体变成了耶稣的另一种行动,而这种行动让他成为了 “伐木者”: “现在我要履行我的责任了:把腐朽的树砍掉。我以为我是个新郎,手里握着一根开花的杏树枝,其实我是个伐木者。你们记得我们在加利利跳舞和散步的时候吗?我们宣告世界是何等的美丽,天地是怎样的一致,天堂即将迎着我们开启,让我们进去。朋友们,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如今我们醒了。”伐木者必须拿着斧子,伐木者必须清除腐朽,伐木者必须走向死亡, “天国都准备打开。每分每秒,麻风、疯狂、烈火,就又前进一步。他们的翅膀已经碰到了我的头发。”所以在耶稣看来,只有肉体之死才能走向永生, “一朝死亡——死了以后,则是永生不朽。这就是我们的方向。你们准备好了吗?”伐木便是战斗,便是打开上帝的旗帜,便是出发作战,而这种作战似乎只是反抗的延续:没有家,没有母亲,没有作为人的存在,而所有一切的否定都只是为了接近自己的灵魂, “如果我们身体里的灵魂不改变,犹大,我们身体外面的世界就永远不会改变。敌人在内部,罗马人在内部,拯救从内部开始!”

从最初的 “叛徒”,到推倒十字架的反抗者,再到身穿白袍的 “播种者”,再到 “拯救从内部开始”的伐木者,耶稣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但是无论是哪个阶段,肉体和灵魂,始处在分离之中,人性和神性也是无法合一的,但是正是这种分离性甚至对抗性,才产生了力量,才可能从不休止的无情搏斗中走向和解。所以从伐木者开始,这种无情的搏斗让耶稣要清除大地的烈火,要清除不义的人,要清除不信教的人,甚至要审判活人和死者,而清除唯一的方式就是死亡, “死亡是通向不朽的门;没有别的门。你们的亲爱的人并没有死——他也将永远不朽。”在死亡面前,耶稣为了拯救众人,他选择让自己承担所有的罪孽,在逾越节和犹大在合作中选择了死亡。

本是为了永生而选择死,本是为了灵魂而消灭肉体,本是为了去除亵渎而建造圣殿,但是三十三章的死是三十三章的生,三十三章的耶稣是三十三章的基督,当看到人间宛如天堂,当在肉体中感受到爱的灵魂,一切的变只是因为人心在变,所以上帝的意义是做人的意义,射向天空的箭最终回落到大地,灵魂的救赎从肉体开始,甚至当他被犹大叫做 “叛徒”的时候,他不被钉死在十字架也是作为人性之存在的证明:

不,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光荣地坚持了他的立场,直到最后一刻。他信守了诺言。他喊了一声 “以利,以利”,就昏厥了。诱惑俘虏了他一刹那,使他迷了途。欢乐,婚姻,子女都是假的;那些形容枯槁、年老体衰的口中叫着胆小鬼、逃兵、叛徒的老头儿也都是假的。这一切——这一切都是魔鬼制造的幻觉。他的门徒们都还健在,事业兴旺。他们漂洋过海在广大的土地上传播福音。结果一切都如所愿——光荣归于上帝!

时间的噪音

编号:C38·2171218·1445
作者:【英】朱利安·巴恩斯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8年01月第1版
定价:38.00元亚马逊24.30元
ISBN:9787544769440
页数:257页

“肖斯塔科维奇死于1975年8月9日,离下一个闰年还有五个月。”朱利安·巴恩斯在《后记》中说。1937年5月,列宁格勒某处公寓楼里,一位三十岁出头戴着眼镜的男子在电梯门前等待着,腿边靠着一个小行李箱。他们总是在午夜来抓你,与其穿着睡衣被从公寓里拽出来,他宁愿收拾妥当,一夜又一夜守在电梯门前,等着被捕。他就是肖斯塔科维奇,一个终其一生都在等待枪决的人。他把怯懦给了权力,把勇气给了音乐,朱利安·巴恩斯为自己的英雄写下了人生小传,不是为了发现真相,而是看见偏见和遗漏,他说: “我把它当作一本私人日记:虽然显得是要给出全部的真相,但通常是在一天的同一个时候,在同样的主导情绪中,用同样的偏见和遗漏所写成的。”


《时间的噪音》:通过让他活着杀死了他

当生活告诉你, “就这样”,你只好点头,称之为命运。就这样,他命中注定被称为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对此无能为力。
——《第一章 在电梯旁》

关闭窗户之前,是不是应该点头的?关闭窗户,是不是无能为力?就在近处,就在背后,不是时间制造的噪音,是不分时间的吵闹。我称之为工地,用俯视的方式,至少要从坐着阅读的状态中起身,至少要走到书房窗户的位置,至少要打开半扇窗户然后把目光放出去:挖掘机在隆隆作响,坚硬的钻头深入每一块石头,碰撞、敲击,碾碎,这是巨大的工具,即使它无法抵达目光的高度,但是在被看见的行动之前,之后,和之中,那种声音却是以没有空隙的方式覆盖过来。

甚至把时间也覆盖了,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日落黄昏,几乎没有从覆盖的噪音中抽身的机会,即使是那个需要片刻宁静的午休时间。这是一个工地,这是一个项目,这是官方开始实施的计划,当你点头的时候,记得把窗户关上,至少可以有限地隔开一点声音,在拟无能为力的时候,记得让自己听见一声叹息,至少可以证明一种情绪的表达。但是,在巨大的工具面前,在巨大的噪音面前,在不分时间的时间面前,何处有历史的低语?

“几十年后,如果这样的音乐足够强大、真实、纯净,能淹没时间的噪音,它就能够转化为历史的低语。”一种信念已经出现在几十年后了,已经从 “在电梯旁”等待审问甚至枪决到 “在汽车里”屈服了。一本书放在面前的时候,几十年显得很遥远,朱利安·巴恩斯,这个名字总是在我结束了一年开局的那些旧书阅读之后,出现在我面前,从前是《英格兰,英格兰》,现在是《时间的噪音》。一个新的开始,是以文本为标志的,是以名字为开端的,就像一个标签,分明是选择之后决定的,但是时间能选择吗?时代能选择吗? “几十年后”能选择吗?那句话之前,他说的是: “什么能对抗时间的噪音?只有我们自己内心的音乐,关于我们存在的音乐,有些人将它转化成了真正的音乐。”对抗时间的噪音,时间是无时间的时间,时间是没有选择的时间?The noise of time,书名写在封面上,当那种时间成为无时间的状态,成为窗外不分时间的存在,是不是时间就是一个复数:times——当时间变成复数的时间,它就是一个时代,一个被噪音覆盖的时代,一个存在着权力、死亡、恐惧的时代,也是一个呼唤着音乐,良心、自由以及 “历史的低语”的时代。

复数的时间变成时代,会有一个人的时代吗?可以发现 “历史的低语”吗?当那个叫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人站在1937年的那不升降电梯里等待权力把自己叫去的时候,他是不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低语,仅仅是叹息的另一种说法,和升降电梯突然的嘎吱声响起一样,它总是变成一种无能为力的打断声,那个声音也曾在他耳边出现, “我儿子得先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母亲的恐吓声,如此强大,强大到了甚至取代嘎吱声。父亲德米特里·勃列斯拉夫维奇不到五十死了,和战争有关,也和时代有关,而当他试着想要离家出走的时候,那个声音变成了一种屏障,让他无法面对和尸体有关的死亡。

这是一种命运, “就这样”地说着,却绝不是历史的低语,一个带给他生命的女人挡在面前,这就是命运,甚至是宿命,包括身体,包括名字,包括音乐,包括婚姻,哪一个不是在 “就这样”的状态中给他的 “times”留下了声音的标签? “当时他以为是他自己挣脱的,但现在,他承认,是母亲让他脱手的,一个手指接一个手指,直到彻底松开。”滑脱的时候不是安全,而是恐惧,甚至不是自己想要的离开,于是自由就变成了调转屁股之后泪如泉涌的现实,跑回家的一切就是 “对此无能为力”的命运。还有妻子,妮塔,塔尼娅,以及职业妓女罗扎利娅,他的选择总是为了证明自己拥有自由,可是那不是聒噪而淫乱的吗?不是不合常情的吗?那一个和自由选择的话题可以拉出长长的一个句子:

就这样,他和妮娜相遇了,成了恋人,但侄他还在努力将塔尼娅从她丈夫那里赢过来,然后塔尼娅怀孕了,然后他和妮娜敲定了他们结婚的日子,但在最后一刻,他无法面对,于是没有出现,逃婚了,躲了起来,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几个月后,他们结婚了,然后,妮娜有了一个情人,既然事已至此,他们决定分手并离婚,之后,他也有了一个情人,他们就分手了,签了一份离婚协议书,但当离婚成真时,他们意识到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六个星期后,他们复婚了,但他们还是没有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

母亲是女人,妻子是女人,女儿是女人,当一个男人的父亲去世,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一个被命运带来的另一个男人来说,时代就变成了充满噪音的个体时间——它是单数的。在单数里,关于生命,关于家庭,关于婚姻,关于音乐,也都变成了单数,变成了唯一,就像时间,无论是1936年,1948年,1960年,它们组成了复数而迷信的闰年,但是每一个闰年,都和上一个十二年没有相同之处,它在表面被贴上了符号,它在心里成为一个解不开的疙瘩,而其实它们不组合成唯一的时间,因为, “这是他人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天。”

那一天,他抽完了烟,那一天,他站在嘎吱响的电梯旁,那一天,他无能为力地等待权力的决定,当1929年他的音乐被说成 “偏离了苏维埃艺术的大道”而被学校开除,当献给他《第一交响曲》的作者米沙·卡瓦德里成为第一个被逮捕和枪毙的人,当1936年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音乐还没有停歇那个防弹包厢里的斯大林已经离去,当听说了一个作曲家因为管弦乐队的席位排列而遭到枪决,当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汗珠从发际线滚落下来,似乎一切都是无能为力的,甚至他想到进入电梯之后再也不出来,他想到自己一岁的女儿会被人送到收养人民公敌孩子的特别疗养院,还要什么是 “最值得纪念的一天”?还有什么能识破权力的边界?还有什么能对抗时间的噪音?

站在对面的是当权者,当问他关于和元帅的交往中有没有谈过政治,有没有 “譬如暗杀斯大林同志的阴谋”,他说话了吗?是的,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他在说话,只是在低语,被噪音覆盖的低语,和自由无关,和抗争无关,甚至和逃避也无关,他说了,只是说了,他知道, “从此以后,只有两种类型的作曲家:战战兢兢活着的和已经死掉的。”但是说了和不说,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在1937年的时间里,噪音又被噪音覆盖了, “在周六到周一之间,扎克列夫斯基自己受到了怀疑。他的审讯员被审讯了。他的逮捕者被逮捕了。”审讯而被审讯,逮捕而被逮捕,当在他面前代表权力的人消失在权力世界里,当元帅和红军高层一起被枪决,时间之外,他反而意外、偶然地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于是,命运这样表述他本应该死去的时间: “他那年夏天创作的《第五交响曲》,于1937年11月在列宁格勒交响音乐厅首演。”

从1936年闰年的《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到1937年的《第五交响曲》,音乐没有随着那个包厢变得空荡荡而消失,而当它再次回来,已经是十二年后的事:1948年,又是一个闰年;1948年,斯大林又观看演出,1948年,又有当权者和他对话,而1948年,他依然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但是,他不在电梯旁抽完了一根又一根烟,而是在飞机上以艺术团的名义从苏联飞往美国,又从纽约飞回莫斯科。机翼和转动的螺旋桨,颓废的西方发明 “安非他命吸入器”, “他本人在起飞和降落时,忍受着非资本主义的恐惧。”于是时间在空间的改变中转向了,参加纽约国际和平会议,宣读苏联当局为他准备好的讲稿,并公开批判他所崇拜的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被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尼古拉斯·纳博科夫百般质问……他没有犯错误,没有像帕斯捷尔纳克公开朗诵第66首十四行诗,那第九句写着: “艺术被权威绑住了舌头”;没有像来自格鲁吉亚的穆拉杰利在《伟大的友谊》中犯了政治和音乐的双重错误;没有被纽约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门口的示威者的那句话诱惑: “肖斯塔科维奇!从窗户跳出去!”

他没有从窗口跳下去,他没有自杀,当然也没有被权力杀死——他在权力中间,说着当权者的话,他自己变成了时间的噪音,覆盖了历史的低语。这是乐观主义? “成为俄罗斯人,就是成为悲观的人;成为苏联人,就是成为乐观的人。权力永远不明白这个。它认为,把宣传喂给剩下的人,就能得到乐观主义。”他在那个时间和这个时间之间,他在悲观和乐观之间:他爱妮塔,这是乐观的生活,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是一个好丈夫,这是悲观的;他爱孩子们,这也是乐观的,但是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一个好父亲,这也是悲观的;而对于音乐,他为这个国家说话,他是乐观的,但是音乐到底属于谁,这便成了一个悲观的问题。

“艺术属于所有人,也不属于任何人。艺术属于所有时代,也不属于任何时代。艺术属于那些创造它的人,也属那些享受它的人。艺术是历史的低语,能在时间的噪音上被听闻。艺术不是为了艺术而生:它是为了人民而生。但,是哪种人民?谁来定义?”音乐不是为了艺术而生,是为了人民而生,人民或者就是乐观的妮塔,就是孩子,就是家人,就是自己, “如果你保住了自己,你也可以保住你身边的人,那些你爱的人。既然你会做任何事来保住你爱的人,那么你也会做任何事来保住自己。”而自己不自杀的原因也仅仅是因为 “他必须掌握自己的人生故事”,哪怕最后变成无望,变成歇斯底里。

悲观而乐观,俄罗斯而苏联,跨越了不同的时代,就是跨越了时间,跨越了同为闰年的1936年和1948年,跨越了社会主义的莫斯科和资本主义的纽约,而在另一个时代开启的时候,他一样以妥协的方式来跨越时间的噪音。 “斯大林认为他懂得也欣赏音乐。赫鲁晓夫轻视音乐。哪种情况对作曲家来说最糟糕?”这是他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床头柜上的明信片是提香的《现金》,读到的一句话是契诃夫的 “你应该写下一切——除了揭发信。”写下的是描绘西伯利亚大草原的《森林之歌》,他的脖子上挂着三枚列宁勋章和六个斯大林奖,他的妻子死了,他二次婚姻结束了, “身边需要一个妻子”成就了他第三次婚姻——而这一切对于他来说,不是完全平静的,矛盾在那里,当权者在那里,音乐在那里,人民在那里,他自己在那里,他无法绕开1960年这个又是闰年的时间。

“这么说吧,你不入党,就不能当协会主席。”当权者的第三次对话,是把他推向了另一个权力顶峰,入党,成为协会主席,这些都是标签,但是在1960年他必须被贴上这些标签,甚至最后变成他自己贴上标签, “我是个作曲家,不是个主席”的拒绝显得有些苍白,于是他屈服了,于是他变成了共产党员,变成了社会主义英雄,于是他有了司机和相见别墅,有了仆人,于是他参加各种会议, “他任思绪流转,只在别人鼓掌的时候也鼓一下掌。”于是他签署了针对索尔仁尼琴的公开信, “他还认识了人类灵魂的毁灭。”

没有悲观和乐观,只有悲剧和闹剧,而且也再无分别:悲剧就像闹剧,历史的低语就是时间的噪音,活着就是死去—— “这就是对他生活的最后的、无可争辩的反讽:通过让他活着,他们杀死了他。”他们是谁?他又是谁?他们是复数的,是主动的,是权力,是时代,而他,是一个人,一个作曲家,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活着寻找音乐的人。活着才能杀死他,这便是他一生的反讽:

他所有的生活都依赖于反讽。反讽让你可以机械地模仿权力的行话,念出那些以你名义所写的毫无意义的报告,煞有介事地痛悔你的书房里没有斯大林的肖像,而在半掩的门后,你的妻子竭尽全力不让自己发出被禁的笑声。你欢迎新任命的文化部长,发表评论,说在音乐圈会出现非常可喜的进步,他们一直对他怀有最大的希望。你为你的《第五交响曲》写了最后一个乐章,相当于描绘一个小丑在对着一具尸体咧嘴傻笑,然后换上一张严肃的面孔倾听权力的反应: “瞧,你看他快乐地死去了,肯定是因为知道革命是正义的,必然取得胜利。”你内心部分相信,只要能依赖反讽,就能活下来。

他活着,他的家人活着,他的时间活着,是因为有些东西死去了他才活着?还是因为他活着而有些东西已经死去了?卑微、妥协、攻击、出卖,不同的闰年,他都有过不一样的态度, “在电梯旁”的时候他是准备死去而活着, “在飞机上”的时候,他是活着而继续活着, “汽车里”的时候,他是活着而走向死亡——到底谁真正死去了?到底谁还一直活着?生命?个体?音乐?自由?权力?

三种状态,三个时代,三次活着,以及三种音乐, “一个听,一个记,一个饮”,在那列火车停下的时候,三个不认识的人在伏特加的酒杯面前, “所有男人都会变成各种生存技术。”对羞辱无动于衷,对伤残的身体无动于衷,对失去的自由无动于衷,当三个杯子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音时,有人说: “一个三和弦。”叮的一声,酒在荡漾,弥漫着一种醇厚的味道,三个人,三个杯子里的酒,三个喝酒的嘴巴,三和弦的世界里也许真的没有那些时间的噪音,时代的噪音:

战争会结束,这毫无疑问,除非它从未发生过。恐惧会延续,而毫无来由的死亡、贫困、污秽——也许它们也会永远延续下去,谁知道呢。然而,三只不太干净的伏特加酒杯和杯中酒所碰撞出来的那个三和弦,清除了时间的噪音,会比所有人所有事都活得更长。而最终,也许,这才是最重要的。

魔桶

编号:C55·2171218·1444
作者:【美】伯纳德·马拉默德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7年05月第1版
定价:35.00元亚马逊22.40元
ISBN:9787020122899
页数:220页

马拉默德的《魔桶》获195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内中收录了《头七年》、《哀悼者》、《我梦中的女孩》、《天使莱文》等十三个短篇故事,地点有纽约也有罗马。他以强烈的城市现实主义色彩融合意第绪谚语和少许艺术魔力,诉说着鞋匠、鸡蛋对光检查员、媒人等小人物的生活。主题承袭了一贯的失败、挫折、疲惫、孤独、衰老等元素。 “你能爱一块石头、一把扫帚、一种虚无吗?他敞开胸膛,击打着一条条肋骨,咒骂自己为什么相信了那些根本不值得相信的东西。”这是一份可悲的清单,然而每个故事都带上了充满讽刺意味的幽默感和果敢的幻想。这是一本描绘纽约和移民经历的书,是现代美国短篇小说的亮点,其他类型的作品极少有能把挣扎、沮丧、心碎以如此愉悦和艺术的笔触描绘出来的。


《魔桶》:相信我,到处都有犹太人

德·维克契斯用力把钥匙掷过来,转身跑了。比维拉库两眼冒着怒火,一闪身躲过去了,钥匙打在卡尔的前额上,留下了一个永远抹不去的印痕。
——《瞧这把钥匙》

钥匙可以打开门,可以进入房间,当漂流者用钥匙找到安身之所的时候,为什么会被丢弃,甚至伤人?而当那把钥匙打中卡尔的前额,肉体的疼痛之外,却是心灵上的一次伤害,印痕其实就是那个刻在他身上永远的标签:美国人,在异国他乡找不到家的美国人。

并非只是一种地理上的隔阂,当身为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带着妻子和孩子来打意大利罗马,专攻意大利研究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消除隔阂的开始,就是寻找一种文化的源头,但是对于卡尔来说,这一次罗马之行却是 “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惊奇”。研究意大利文化,是在学术层面上进行的,他可以让人暂时遗忘身份,遗忘现实,但是这无非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异国他乡如何生存,如何让妻儿无忧,又如何在此基础上从事研究,这些问题摆在卡尔的眼前,甚至最为关键的找到出租房也成为一件难事。

“每一小片面包都有二十个人在张着嘴等着。你们美国人可真是够幸运的。”房屋中介比维拉库似乎在虚构着另一个美国,尤其是这样一个正在重建中的意大利,对于国家的虚构,也使得比维拉库虚构了卡尔,而除了比维拉库之外,那个女伯爵曾经的情人德·维克契斯也在虚构着美国以及美国人的生活, “我听说你们的政府对你们这些富布赖特学者相当慷慨。”也正是这种文化和历史的差异,造成了现实的差异,卡尔在最基本的安身之所都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只能感叹: “我也希望所有的意大利人能够如此,并祈求他们让我能在他们中间生活一段时间。”因为双方都在虚构,所以双方在现实面前却又开始了解构,卡尔找到了中意的公寓,并曲折地找到了拥有那把钥匙的德·维克契斯,最后一把钥匙八万里拉的价格当然无法说拢,即使两万五千里拉,也是跳过了比维拉库而被卡尔视为 “行贿”,而对于 “行贿说”,德·维克契斯愤怒地说: “你们想尽办法收买我们——我们的选票,我们的文化,而你们反而厚着脸皮说什么行贿。”

虚构和反虚构,就是一种解构,而曾经女伯爵住过的那所公寓也只是一种虚构,当最后打开房门,里面却是一片狼藉: “家具用斧子给砍碎了,沙发里的弹簧都露了出来。地毯也被剪成了碎片,书被扔得满地都是。白墙上泼洒了红酒,卧室墙上写了一些些脏话,是用橘色口红涂上去的。”钥匙从德·维克契斯手中掷出,然后 “转身跑了”,钥匙没有落到比维拉库的脸上,最后在空中飞出一段轨迹之后,打到了卡尔的前额上,于是那个印痕成为 “永远抹不去”的标记,成为虚构世界里对人的伤害。

钥匙从一个人手中掷出,越过一个人的身体,打在另一个人的前额上,三个男人其实都书写了他者的生活,而当现实真的回到真实的时候,似乎一切都没有了意义,只有印痕式的标签无法抹去。而在《最后一个马希坎人》中,一样是关于文化差异造成的虚构,但只有两个人,而两个人又都是意大利之外的他者。费德尔曼和卡尔一样是从美国来到了意大利,也是为了从事研究——打算写一部研究乔托的作品,但是他在这个和学术有关的城市遇到的不是本国人,而是一个同样漂流到此的客人——犹太人萨斯坎德, “我来到罗马的第一句问候居然是来自一个乞丐。”这自然也是解构的开始,这个产生了伟大乔托的国度,却为何让一个犹太人变成了乞丐?

“我不开玩笑,真是靠喝西北风活着,有时我也做点小买卖,可做买卖需要许可证。而意大利人又不发给我。所以每次他们抓到我卖东西,就罚我在劳役营里待六个月。”在意大利,萨斯坎德不从事研究,只是为了生存,但是他身上永远刻着那个标签:犹太人,种种的不公似乎都成为他永远无法抹去的印痕, “他们要给我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回以色列的票。”身为流亡者,就必须回到自己的祖国,这就是这个标签真实的意义,在犹太人墓区干活, “他为死人祈祷”,这便是萨斯坎德的生活写照,而当费德尔曼的公文包被偷走,他为什么会直接怀疑是萨斯坎德所为?这种推断是不是也是一种歧视?就像学术研究对于流亡现状的不屑,

但是在萨斯坎德那里,意大利人给他买回以色列的车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等同于驱逐,一个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归宿感的人,是 “最后一个马希坎人”,但是萨斯坎德却在流浪中自己驱逐了自己,他对费德尔曼讨价还价, “一万五千里拉赎回那章手稿。那个崭新的公文包归你所有。这是你的生意,没有商量的余地。这公平吧?”在教堂周边卖念珠的萨斯坎德真的需要用钱,而用偷窃的办法看上去是为了敲诈,但是最后她却说 “什么也不要”——唯独烧掉了费德尔曼的那份手稿, “我只是帮你做了点事。”烧毁手稿就是烧毁研究成果,就是返回到最基本的生存,所以在萨斯坎德的行为中,费德尔曼也看到了研究和生存之间永远无法消除的隔阂,当那一句 “衣服归你了,我原谅你所做的一切”喊出来的时候,萨斯坎德却从他的视线里跑掉了,跑掉而消失,只是消失在身为美国人、身为研究者的面前,而他永远无法从这个虚构的世界里逃脱, “可是那个流亡者仍在跑,直到最近,人们仍看见他在跑着。”

伯纳德·马拉默德:哀悼之后才能复生

流浪而奔跑,甚至永远无法找到终点,它提供了一种既存的社会现象:没有转身而看见的归宿,没有信仰的生存,而这便是隔阂世界里必然的印痕。《头七年》里的鞋匠助手索贝尔也是来自波兰的犹太人,当他以流浪者的身份找到鞋匠费尔德的时候,头上也刻着印痕,只不过他遇到的是同为波兰移民的费尔德,这或者是幸运, “考虑到是同胞,用他比用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总要少担一份心。”费尔德收留了他,但是仅仅是物质上的最低满足,在费尔德心里,一直存在着一种理想,那就是成为这里的人,去除流氓者的身份,去除犹太人的标记,所以他在看见大学生麦克斯前来修鞋的时候,希望自己的女儿米里亚姆能够喜欢麦克斯,甚至和她结婚,他的理由是: “让她同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结婚,将来过个好日子。”

这本身就是一种歧视,所谓的高贵并非是因为受到了教育,而是因为麦克斯不是犹太人,不是逃亡者,但是正如女儿米里亚姆所评价的,麦克斯是一个 “十足的物质至上的人”,她不喜欢他——这是一种否定,而否定之前是肯定,她喜欢索贝尔,喜欢索贝尔的书,喜欢索贝尔的阅读,而索贝尔待在鞋匠铺里,目的也只有一个,他爱米里亚姆。一种爱情,看上去是去除了身份的差异,两个爱读书的人才是真正相爱的,而其实这是唤醒了同质的身份,当费尔德骂索贝尔: “ “索贝尔,你真是异想天开,她决不会嫁给你这样又老又丑的人的。”就是在用另一种标签隔开了他们。

所以在这个异构的社会里,标签永远是前额的那个印痕,无法抹去,却更加凸显,《哀悼者》里的凯斯勒也是犹太人,他以前是个鸡蛋对光检查员,但是现在只能靠社会保险生活,在那一幢出租房里,房东格鲁伯为了自己的利益,要让他迁出,并且动用了司法局长的特权,通过两名身强力壮的助手将他赶了出去,在写着雪的户外,凯斯勒孤独而忧伤地坐着,是邻居将他重新背上了楼,而凯斯勒哭诉着说: “是谁把一个在这儿住了十年按月交房租的人赶了出去?我都做了什么,请你告诉我!是谁无缘无故地伤害别人?你是希特勒还是个犹太人?”特权下的歧视,是一种暴力,在犹太人的记忆中,这种暴力体验一直无法抹除,而格鲁伯、司法局长、身强体壮的助手,就是复活了他们的这种伤痕。

但是,在谴责种族歧视的同时,这个令人心寒的故事却隐藏着另一个线索:凯斯勒为什么孤独,为什么无助,是因为他在年轻时抛弃了家庭,扔下了孩子和妻子, “他一次也没有想过去问一问他们是否还活着。”作为一个父亲和丈夫,他是不是也在所谓的权力中犯下了一种罪?所以在这样一种同样被抛弃的境遇中,他自言自语说: “有什么人死了。”而在所谓死者身边,他就是一个哀悼者, “突然有一种可怕的力量撞击着他,他想到这个哀悼者哀悼的正是他本人,是他已经死了。”克鲁伯是哀悼者,凯斯勒是哀悼者,而那些已经死去的人正是他们自己。

哀悼是对于死者的悲伤,是对于自我的忏悔,但是在《湖畔女郎》中,那个标签却被隐藏起来,同样是来自美国,同样是去往意大利,更喜欢叫自己 “自由人”的弗里曼在那个美丽的戴尔·东戈岛上看见了美丽的女孩, “她那面庞轮廓分明,皮肤的颜色较重,是典型的意大利脸型,它集中了历史各时期的美于一身,成了这一民族和这种文明的美的代表。”所谓的美,其实只是身体欲望的一种投射而已,尤其是在接触之后女孩全身裸体跳入水中,深深吸引了弗里曼,甚至弗里曼开始构筑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女孩在见到他时问的第一句话是: “你大概是个犹太人吧?”

肯定式的疑问,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但是弗里曼似乎故意隐藏这个标签,他把自己带向了另一条道路,他说自己不是犹太人,虽然说对犹太人并无反感,其实在内心来说,他是将自己的犹太身份杀死了,是在哀悼自己。但是最后他却陷在自己的陷阱里, “因为我希望你是犹太人。”女孩是犹太人,在那个战争年代,她身上留下了伤痕,正是这个伤痕,她要让自己永远记住那段历史,要让自己永远保留这种记忆, “我不能嫁给你,我是犹太人。我的过去对我很有意义。我十分珍视我以往所受的苦难。”弗里曼选择的是遗忘,甚至是刻意的遗忘,和女孩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他把自己杀死了,而她让自己永远活着。所以最后的欲望变成了一种反讽: “他摸到她的胸脯,想握着、亲吻着、吸吮着,但她走进了雕塑群,当她已快消失在雾霭之中时,他还呼唤着她的名字,拥抱着月光下的一座石像。”

苦难必须铭记在心,这是对历史、对信仰、对文化的尊重,这是对自我的肯定,所以别人刻下的印痕不必抹去,而当自己抹除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背叛?那些犹太人是流亡者,是生活在底层的鞋匠、对光检查员、裁缝,但是活着必须有尊严。但是当自我背叛,自己成为哀悼者的时候,谁来拯救?那个黑人犹太人莱文说自己是天使,在马尼斯彻维兹陷于生活所迫的时候,似乎成了一种寄托,但是那仿佛是一个梦,即使在梦中求助了莱文,对于马尼斯彻维兹来说也感觉问心无愧了, “他知道这次行动是最后绝望的痛苦挣扎,去寻找一个黑人魔术师来拯救妻子的病。但是如果别无选择,他至少也算是尽了力。”而这种行为似乎也从现实意义过渡到了信仰意义,正如那个驼背所说: “灵魂是无形的物质力量,如此而已,灵魂就是这样产生的,无形生自有形,而这两者又都生自灵魂,只是偶尔相反,没有比灵魂更高的了。”上帝是希望,上帝是光,上帝把精神置入万物,所以人人是天使,人人可救赎,最后的马尼斯彻维兹发出感慨, “相信我,到处都有犹太人。”

到处是犹太人,到处是天使,到处是有灵魂的上帝,于是下雪天会看见白色的羽毛从天上飘落,于是现实中老去的女人会成为 “我梦中的女孩”,于是 “用手搂着她从紧身胸衣里溢出的赘肉一起跳起了华尔兹舞。”于是在《魔桶》里有了最后的爱。芬克尔读完了犹太教律法,经过六年寒窗,他可以被授予圣职出任牧师,但是别人建议最好能结婚,这样就能成为拉比。为了完成这个心愿,芬克尔找到了媒人萨尔兹曼,但是萨尔兹曼做媒的女人都不和他的意。不合意,并非是女人年龄问题,并非是不够漂亮,其实是芬克尔根本不会去爱,甚至对上帝,也只不过是在知识层面完成了命名: “我信上帝,并不是因为我爱他,而是因为我并不爱他。”

除了父母之外,芬克尔从未爱过任何人, “因为他不爱人类,也不可能全力地去爱上帝。”但是当他从萨尔兹曼的手中看到那个女孩的照片时,却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 “她在开启一个新的天地,这里有各种希望,她自己的天地。”但是萨尔兹曼却告诉他,这个女人 “不适合你。她太野,没有廉耻,她不配嫁给一个拉比为妻”而且, “就像牲畜,就像狗。在她看来贫穷就是罪恶。正因为这样,我就当她已经死了。”萨尔兹曼其实就是这个女孩的父亲,他诅咒她, “她该下地狱,该烧死。”她是罪恶的符号,是死去的象征,那刻在身上的印痕也永远无法抹去,但是这种奇怪的东西反而让芬克尔体会到了爱, “他最终下了决心,让她向善,而自己皈依上帝。”在他看来,她纯洁无瑕,她是天使,她是希望。

无论是找不到归宿的流亡者,还是将身份隐匿起来的无名者,其实都缺少一种爱,缺少对自我的救赎,那个印痕总是压着自己,让自己无法翻身,无法成为完整的人,甚至被沦为罪人,所谓哀悼是哀悼历史,哀悼社会,哀悼谎言,但是灵魂不死,信仰不死,爱不死,救赎就是自救, “上帝把精神置入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