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传说品

	编号：C55·2151117·1243
	作者：【美】保罗·奥斯特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1年06月第1版
	定价：20.00元 现12.00元
	ISBN：9787020085484
	页数：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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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想象过放任自己的生活，好是因为总有某个时刻我们希望自己是另一个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有兴趣深入下去。”不深入下去是不是就会揭穿自己的妄想，是不是不应该为生命的偶然负责？作家、笔记本，似乎都在为这种放任自己成为另一个人的假设提供可能，所以作家西德尼在买到的蓝色笔记本发现一连串的怪事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置入另一个想象的维度，而当西德尼灵感突发，在这本魔幻笔记本的引领下重新投入写作的时候，那种被创造的虚幻又变成了现实，不仅身边同时发生了一个接一个的事件，而且他那神秘的妻子与老朋友约翰，又在一种盘根错节中解构自己的生活。生命的偶然，像不定时发作的病毒，而人生又有几层世界，你究竟生活在哪里——“解开的方法，如果有，那就是现实之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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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谕之夜》：上帝都掉头不看我们了

人人都把事情记下来。孩子们在学校用我的本子做功课；老师们用我的本子批分数；情书装在我的信封里寄出去。我这里的每样东西对生活都很重要，这使我高兴，让我的生活有价值。

记下来就是进入到一种故事里，孩子们在本子里写下功课，他们收获的是成长；老师用本子批改作业，他们面对的是对错；情人写下情书，他们向往的是爱情——生活以一种记下的方式被展开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永远？是不是表达着永恒？是不是决定着价值？文具店老板张生对于“记下来”的意义或者只是在生活层面，而那些被创作的故事，是不是在写下来的时候会变成一种经典？西尔维娅·马克斯威尔笔下的《神谕之夜》，希德笔下尼克·葆恩的故事，或者是保罗·奥斯特写成的另一部命名为《神谕之夜》的小说，这些文本在何种意义上让生活更有价值？而当所有的想法、构思变成文字，变成小说，是对于世界的虚构还是对于现实的逃避？

所有记下来的人都是作者，所有阅读的人都是读者，那么当保罗·奥斯特写完关于希德的故事，希德写完葆恩的故事，葆恩读完勒缪尔·弗拉格的故事，文本的意义是在作者层面上还是在读者层面上？或者说，有价值的是那一个虚构的故事还是虚构之外的现实？作者，读者，小说中的人物，在一个层层套进的故事里，在一个无法挣脱的现实里，他们面对的其实只有一个问题：我是谁？

如果从最里层的故事开始，我是谁就是一个关于存在的寓言，一流小说家西尔维娅·马克斯威尔的《神谕之夜》里构筑的是一个哲理故事，主角勒缪尔·弗拉格是一名英军中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迫击炮炸瞎了双眼，战争带来了失明，失明意味着对现实的拒绝，而当现实向他关闭大门的时候，他的世界里却又打开了另一扇门，他有了某种预言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对于他来说，却重新建立起了和现实的那一种联系，预言不是完全和现实的隔离，反而成为被现实伤害的一种疾病，婚礼前一天夜里，他看到未来的妻子贝缇娜不出今年将会背叛他，他知道婚姻劫数难逃，而无辜贝缇娜没有一点过失，甚至根本没有遇到她可以背叛婚姻而投入怀抱的另一个男人，预言让弗拉格痛苦不已，最后他用一把刀刺进了自己的胸膛结束了生命。

战争的伤害是失明，超越失明的是预言能力，但是这样的超现实能力却最终逃不过现实的命运，不是因为贝缇娜真的在现实里背叛了他，而是他已经被自己的预言能力控制了，他无法活在自己的虚构里，或者他自己的虚构就是一个无法逃避的现实，所以那一把刀将他杀死，自杀也是他杀，他终结了自己的虚构，也终结了自己的现实。小说《神谕之夜》仿佛就是一个关于现实和虚构的母本，它被放在作者和读者以及小说人物的最底层，而这个故事从来不是独立在文本里，当它被死去的作者孙女罗莎·莱曼保存下来，当它转交给代理人，当它出现在纽约一家出版社的编辑葆恩的手中的时候，文本又进入了另一个故事里，看起来不管是罗莎·莱曼还是代理人，还是葆恩，他们都是文本的读者，但是这一个关于现实和虚构的母本在另一个时空维度激活的时候，意味着在它之上又将建立一个新的文本。

如果罗莎和葆恩游离于小说文本之外，也就意味着他们游离于那个失明的寓言故事，但是作为读者，最不可控的是以进入的状态打开小说的那扇门，甚至不仅仅是小说文本本身，连同小说有关的一切，都变成了另一部小说的组成元素。“可是尼克发现她的脸庞是那么可爱，那种叫人心疼的年轻和不设防，简直就是（他突然觉得）希望和生命力的化身，以至于他有片刻屏住了呼吸。”这是一个进入的扣子，不是进入小说本身，是进入罗莎·莱曼有关的生活里：“他心里闪过一个念头，不期而至，像一道欲望霹雳：他愿不惜一切代价和这个女人上床，哪怕牺牲自己的婚姻。”

又仿佛是一个失明的故事，又仿佛是一种关于婚姻的寓言，母体的文本不是躲藏在暗处，而是被激活而成为现实的一部分，所以当读者的葆恩进入故事之后，他就自然变成了小说中的人物，自然从现实中脱离出来进入到另一个寓言里。在他心里，和妻子的婚姻便崩塌了，而面对自己命名的失败婚姻，他以出去寄信的方式，永远离开了纽约，离开了妻子，离开了生活，小说和罗莎，以随机的方式揭开了他必然的逃避之路，那个夜晚他乘坐拉瓜迪尔机场的飞机穿越黑夜来到了陌生的堪萨斯城，就像那个随机掉落的石质兽形滴水檐的兽头一样，他没有被砸死，却暗示了自己的复活，“他原来那条命已经完了，他过去的一切属于另一个人。”
 
属于另一个人的生活就此打开，实际上葆恩只不过是希德笔下的一个人物，他的现实被打开只不过是希德在那本葡萄牙蓝色笔记本里记下的一个虚构故事，那么当葆恩既是读者又是小说中人物的时候，他实际上陷入到两种命运的纠葛中，而这两种命运又在文本意义和文本之外指向虚构和现实，接下去的问题是，对于文本到底是进入虚构还是进入现实？“首先，尼克的故事；其次，葆恩的故事；最后，尼克读的这本书，在他们各自故事展开的同时他一直在读的这本书：故事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事当然还应该加上另外的人物：作者希德、希德的好友约翰、希德的妻子格蕾丝。

实际上，希德笔下关于尼克·葆恩的虚构故事和自己现实是同步发展的，也就是说，希德既是笔记本里那个故事的作者，又是保罗·奥斯特《神谕之夜》小说中的人物——《神谕之夜》的再次出现，只不过是一个预言的附体，它激活了那个关于失明而赋予的预言能力，也激活了关于婚姻背叛之后的痛苦，而面对这样一种痛苦生活，其解决方式也早就被文本化了，就像弗拉格最后的那把刀，以自杀也是他杀的方式结束了一个失明的自己，一个有预言能力的自己，一个活在婚姻背叛现实里的自己。

失明仿佛是对于过去生活的告别，弗拉格离开了战争，而希德因为一场疾病而成为一个几乎忘了怎么走路的老人，“每次出门做小小的远路感觉就像迷失在一座异域的城市里。”这是生理意义上的疾病，却也是社会意义上的困境，而在这样的疾病和困境面前，身为作家的希德是需要找寻一种自我存在的方式，弗拉格是被赋予了预言功能，而希德拥有的是写作能力，言和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同一种对待世界的方式——虚构地进入故事。希德创造了葆恩，就是自己写作的延续，所以实际上葆恩的故事里一定有着希德自己的影子，他和阅读《神谕之夜》故事的葆恩一样，是以进入甚至取代的方式打开了文本。

葆恩在文本之外爱上了罗莎，而在希德的现实里，罗莎就是自己的妻子格蕾丝，葆恩第一次看见罗莎，“这正是我第一次见到格蕾丝的情形，血往上涌使我瘫痪，无法继续呼吸，因此我不难在这个故事的发展中想象到这些感觉，并把它移植到尼克·葆恩身上。”移植其实是一次冒险，“我决定把格蕾丝的身体赋予罗莎·莱曼，哪怕最细微、最特异的体征，包括她膝盖上小时候留下的疤痕，她稍微有点歪的左门牙，和她下巴右侧的美人痣。”虽然希德声称他要的不只是格蕾丝的身体，不只是他身体的自然属性，而是真正的爱上对方。
 
这是一种现实和虚构完美的结合，但实际上这种结合的冒险意义就是把作者变成了小说中的人物，小说中的人物又反过来影响甚至预言了现实中的命运。葆恩去了堪萨斯城，看起来是告别了和伊娃失败的婚姻，但是在陌生的地方他遭遇的是银行卡的冻结，是身无分文的困境，最后只能求助于从飞机场坐上出租车而相遇的出租车司机爱德·胜利。而爱德向他打开的是更远离现实的那个虚构世界，名义上是让葆恩拥有一份在历史遗产办的差事，实际上那是一个秘密的封闭世界，50×30英尺见方的堡垒，没有窗户的地下室，无人知道的防空掩体，里面只有几千几万本电话号码本，“先按照城市的字母顺序分类，接着又按年代顺序排列。”不管是城市还是年代，其实都在那个叫堪萨斯的现代城市之外，那些电话号码对应着每一个活着而死去的人，“活着的死去的人的名字。历史遗产办是一所记忆之宅，是现在的圣墓。把这两样东西汇集在一个地方，我就能向自己证明，人类没有结束。”爱德曾经参加过战斗，在战场上他看见过太多的死亡，所以在离开战争之后，他希望用这种物证保留着那些记忆，死去的记忆，历史的记忆，战争的记忆，“上帝都掉头不看我们了，他永远丢弃了这个世界。这是我在那里亲眼看到的。”在战争中的死亡如此触目惊心，对于曾经是目击者的爱德来说，他感受到的不光是生命的逝去，更是信仰的泯灭，因为没有救赎，上帝掉头不看我们了，这个世界只不过被丢弃的世界，所以他用那些电话号码保留世界的最后意义。

却是一个防空掩体，“掩体”是对现实的拒绝，是自我建造的虚构世界，而这正符合逃避现实婚姻之困的葆恩的心愿，甚至当他穿着里面死人曾经留下的衣服而感觉到现实里的自己已经停止存在了，“而穿上一个同样不存在的人的衣服就显得很相宜——似乎这种双重否定能让他更加彻底、更持久地抹掉自己的过去。”抹点过去无非也是一种虚构，而且和他带着的那本《神谕之夜》一样，他也在寻找预言的能力，寻找自杀的方法，而当爱德因为心绞痛而被送往圣安塞尔姆的加急病房的时候，这样的寻找就慢慢变成了无可逃避的死亡之路，爱德最后死在医院里，而以为爱德还活着的葆恩因为疏忽将自己永远关在了这个秘密图书馆里，“这是一个防氢弹的地洞，不是一个平常的房间。双面绝缘墙有四英尺厚，水泥地在他下面延伸有三十六英寸，即便连是天花板，尼克以为最脆弱的部位，也是灰泥和混凝土的混合结构，牢固而不可摧。”虚构和现实隔着坚不可摧的一堵墙，再无钥匙打开那扇门，对于葆恩来说，他陷在一种虚构的现实里，“他通过读《神谕之夜》的手稿和仔细翻阅华沙电话簿来打发时间。他思考，做梦，一天做一千个俯卧撑。他制订未来的计划。他挣扎着不去想过去。虽然他不相信上帝，但他告诉自己上帝在考验他——而他一定不能不优雅而沉着地面对厄运。”
 
而伊娃即使同样飞往堪萨斯也无法再找到葆恩，即使罗莎知道了他的遭遇也再也无法打开那扇门，也就是不管是婚姻的现实，还是想象的艳遇，都关在了那个秘密掩体之外，关在了葆恩以《神谕之夜》读者身份进入的故事里，而更为可悲的是，他在希德的故事里，也永远没有出来的机会，“我已经把葆恩放进房间，锁上门关掉灯，现在我一点都不知道如何把他弄出来。”人物被作者杀死，这是一种无奈的绝望，还是文本的另一个陷阱？而其实，希德自己无法远离葆恩的故事，无法远离那本蓝色笔记本，但是被写下来的故事从来不指向一种虚无，它以更现实的方式变成作者希德无法躲避的困境。

格蕾丝和罗莎相像，爱德讲述的那个战争中死婴和母亲的故事也在现实里发生，刊登在《新闻日报》那篇文章《生于马桶，婴儿弃尸垃圾箱》无非是人类末日的另一个寓言，上帝掉过头去不管我们了，难道就像爱德一样寻找一个秘密掩体？真的，秘密掩体就在身旁，“我想我怀孕了，希德。”当格蕾丝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希德感受到的不是欣喜，而是一种不安，格蕾丝是在失踪二十四小时之后向希德说出这个消息的，“人们这么说，就意味着在遮掩。总是。就像算术法则一样。格蕾丝，是什么？你在向我遮掩什么？”

格蕾丝仿佛已经变成了那个秘密掩体，在它里面有无数的电话本，有无数的记忆，有无数的死亡，但是就像葆恩的冒险故事一样，当失去了那把钥匙，又如何能打开？希德自身的疾病已经让他很难找到自己，而出院后他选择自我确认的方式是写作，新的钢笔和铅笔、新的笔记本、新的墨胆和橡皮、新的便笺和活页夹，新的一切，“如果我将要讲述的故事有什么意义的话，我相信这就是开始。那几秒钟的时间，铅笔是唯一残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声音。”但是这个关于写作的虚构故事，本身就会像葆恩一样陷入到冒险的现实里。希德在好友约翰那里发现了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葡萄牙蓝色笔记本，这是一个预言？是疾病而失明之后的“神谕之夜”？

是的，神谕之夜正在悄悄降临，为什么希德第一次用笔记本的时候，格蕾丝却始终没有发现他的存在？为什么希德在写作的时候，没有听到电话铃响，却在起身去厨房的时候，答录机上有两条留言？完全在写作状态中，完全在虚构世界里，格蕾丝却进入了另一种生活，忧郁或者逃避，怀孕或者掩饰，对于希德来说，仿佛是文本隔绝了现实，隔绝了婚姻，“你在里面飞，感觉到自己充满了力量，像一个精神超人在蓝天驭风而行，斗篷在身后劈啪作响。接着，没有任何警示，你掉了下来砸在地上。”而那本葡萄牙的蓝色笔记本和约翰的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出现的是多重意义的复合文本，“我发现约翰和我有同样的偏爱。”蓝色代表希望，代表忧愁，代表忠诚，而格蕾丝就是在他们两个男人周围最亲近的女人，也就是说，和蓝色笔记本一样，格蕾丝也成为希德和约翰有同样偏爱的一个现实文本。

其实，现实的故事完全没有悬念，格蕾丝令人惊诧的情绪变化、谜一样的言语、星期三晚上的失踪和关于胎儿弃留的斗争，后面其实就是一个关于婚姻背叛的故事，约翰和格蕾丝的私情，其实早于希德和格蕾丝的爱情，所以当这个故事变成道德有关的背叛故事的时候，那个肚子里的孩子似乎成了一个寓言里的谜，“当格蕾丝去看医生，发现自己怀孕时，故事仍在继续。这本该是个令人欣喜的消息，可如果你都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的时候，就不是了。”孩子，就如小说中的人物一样，是凝结着作者的感情，但是当小说中的人物自己成为作者之后，谁是那个无关的读者？悬疑的孩子，其实就是一种文本的冒险，而摧毁这个冒险的文本的极端做法，便是约翰吸毒的儿子雅各布那愤怒的一脚，格蕾丝流产了，“一出血，小胚胎便从子宫壁上脱落，随着悲惨的血流被冲了出来。自发流产，一个医学术语，一次堕胎，一条永远不能出生的生命。”

不能出生的小生命，就像没有写完的虚构故事，葆恩在无法被打开的那个秘密图书馆里，手拿《神谕之夜》迎来另一个自己的死亡，但是希德却终止了这个故事，没有最后的解救，在永无结局的文本里死去。所以在葡萄牙蓝色笔记本构筑的虚构和现实里，摆脱预言的唯一办法就是毁掉那个作者，毁掉那个读者，甚至毁掉所有可能出现的小说中的人物，于是，密密麻麻的电话本永远在不被打开的秘密图书馆里，于是，蓝色笔记本被一张一张撕开扔进了垃圾桶，于是，希德收藏的有价值的书被雅各布破门而入盗走，于是，象征格蕾丝成长和感情寄托的布拉姆·凡德·威尔德的平版画从墙上消失，甚至，开文具店的张生的父亲那些毛泽东著作也都在火中被烧毁而去除了最后的污蔑证据，

“我们生活在当下，可未来也时刻包含于我们体内。也许这就是写作的本质，希德。不是记录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促成事情在将来发生。”这是约翰在死之前说出的话，而他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关于痛苦记忆和背叛现实的终结，文本无法承受现实之重，文本也无法定义一个活着的自己，无法预言一个被毁灭的未来，促成事情在将来发生，是从死胎、集中营暴行、总统遇刺、失踪的配偶、不可能的穿梭时空的旅程中回到真实的现实，回到没有上帝掉头的现实，回到活着的现实——约翰死之前寄给我的那张支票，也许是通往现实之路最后的文本：“我也是高兴的，从未有过的高兴，高兴自己还活着。那是一种幸福，超越慰藉，超越痛苦，超越世上一切美和丑。终于，泪水收干，我进卧室换了套衣服。十分钟后，我又来到大街上，向医院走去，去看格蕾丝。”

西尔维娅·马克斯威尔笔下的《神谕之夜》是一个失明的寓言，希德笔下的葆恩永远被关在了没有钥匙的秘密掩体里，而当保罗·奥斯特重新将故事命名为《神谕之夜》的时候，其实不是回到那个寓言的母体，而是在一种互文中打开通往现实的那条路，借用希德话说：“我记得我相当坚定地认为作家的选择是个错误，是一种对世界的不合理误读。想象和现实之间没有联系，我说，诗里的词句和我们生活里的事件没有因果关系。”

	编号：C38·2151109·1235
	作者：【英】格雷厄姆·格林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06月第1版
	定价：28.00元亚马逊10.50元
	ISBN：9787532156818
	页数：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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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犯下原罪，但上帝的宽恕是无限的，这一点很重要。也正因此，那些事实上没有告解的人，与做了告解但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那些自大的、敬神的人，是有区别的。”《二十一个故事》收录了格雷厄姆·格林自1929至1954年的短篇小说12篇。《地下室》中的男孩在小时候目睹了一场偷情与意外，导致他悔恨、疑虑一生，这篇故事是通向本书其他故事的钥匙——恐惧、遗憾、暴力、对恋情的追求和背叛是全书的基调。少数故事有着喜剧的讽刺乖张——《可怜的马林》中，马林先生的腹鸣能模拟任何声音；其他则带有冷漠怪异的悲剧感：《情色电影》里一对夫妇撞见了丈夫年轻时的失检行为；《毁灭者》中少年帮伙无目的的毁灭行为让人震惊；《散场》中一对双胞胎兄弟的心灵感应在捉迷藏游戏到达到了恐怖的高潮。每篇小说均带有格林标志性的道德拷问意味，也是了解战时和战后英国心灵图景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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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个故事》：仿佛肉身消亡得太快

你瞧，出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品位，可怜的马林的肚子卓有成效地学会了空袭警报的声调，但是不知怎的，这肚子从没学会警报解除信号。
       ——《唉，可怜的马林》

身体里的腹鸣，是一种声音，却不是自我控制的声音，它会无缘无故地出现，会在静默中制造哀鸣，悲悲戚戚取代其乐融融，这当然是一种破坏。可是，这种破坏对于身体之主人的马林来说，让他变得可怜。可怜是因为面对无奈的病态，他会“在印刷商从狼藉的茶点前直起身体，舒坦地靠上椅背的时候，传来了一首勃拉姆斯协奏曲开始的几个小节”，不是设置好的音乐，不是烘托现场的气氛，却在若有若无中带向某个遥远落魄的角落。

而真正的可怜或者并不是面对身体无奈的病症，而是在他人世界里，变成一个嘲笑的目标，马林找医生的时候，医生笑他，在舞曲播放的时候，晚会现场的人笑他，甚至在两个新闻纸业公司合并的关键场合里，即使合并耽搁了二十四个消失，他们也还是在笑他——一九四〇年九月三日，在这个具有某种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马林发作的腹鸣更像是对于胜利的破坏，而这种破坏似乎能找到真正的根源：“我小的时候，喜欢听德国乐队……”德国乐队代表德国文化？德国文化象征德国情感？一九四〇年九月三日对于德国的意义，也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和破坏，马林在这个特殊日子以一种病态的方式破坏合并，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隐喻，腹鸣就像是身体里再也无法根除的德国情结，成为制造病态之后再也无法解除的警报，把肉体的象征意义推向一种逆构：马林是Maling，对应于装病以逃避工作者的malinger，却也是装病逃避历史的一次逆构。

肉体是可怜的，是可笑的，是逆构的，它指向的是背叛，是无法解除警报的逃避。《艾奇韦尔路附近的小地方》里克雷文在向海德公园行走中，却看见了整个世界的庞大和黑暗，像墓穴，连接着每一个人，“为了死人，地球被弄成了蜂巢的结构。”这是一种肉体死亡的归宿，在一个没有一身好衣裳，没有一辆好轿车，没有一套公寓，没有一家不错的旅馆的生活里，肉体必然会指向死亡，但是即使你在梦中发现尸身不腐这个惊悚的细节，即使你在醒来成为乐观主义者，即使你有一丝宗教信仰的庇护，但是肉身之死必然要发生，无法阻挡。克雷文也是无法摆脱一九三九年这个时间，而在“默片之家”的地方，他拼命赚钱相信爱情可以在肉体以外生长出来，也无非是一种自我安慰，库伦马厩弄里发生的惨案，就是覆灭了人之生存的唯一肉体，一个男人的脖子被人用切面包的刀从左耳根切到了右耳根，在这桩恐怖的凶案面前，克雷文或者只是听说，但是那个电话分明把他带向了恐惧的起点，带向了肉体的终点。

“这种事为什么要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在我身上？”我完全变成了一个物体，“身上”就是肉体唯一位置，那不是梦，是另一个自己无法逃避的陷害，“他向前倾着身子，看见电话上方镜子里自己的脸，脸上星星点点的是细细的血滴，像香水喷雾器喷出的水珠。”没有传说，没有梦境，没有信仰，血如水珠一样滴落下来，滴进一九三九年的恐怖之中。克雷文是想要逃避的，他用梦，用赚钱的方式，是想要有一个身体之外的爱情，但是当爱情真正远离肉体之外，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情色电影》里是有着看上去像爱情的东西，卡特和卡特太太在某个夜晚走进情色电影院，似乎是无聊，也似乎是寻找刺激，但是这只过不过是对于“某种腺体功能缺陷”的弥补，是对于种种冷淡表现的唤醒，但是徒劳，甚至陷入更深的肉体背叛中，那部情色电影却原来是三十年前的老片，而卡特就是主角，那个女人是个妓女。“他们付她钱了。五十英镑。她非常需要那个钱。”这是三十年前的理由，而三十年前的理由下，卡特所展露的无非是和金钱有关的肉体，所以在三十年后他还是在回归的肉体中，和卡特太太保持着某种刺激。

这像是一种拯救，情色电影无非是利用了肉体赚钱，它应该和爱情无关，和忠诚无关，但是三十年的肉体一样陷入到沦陷的尴尬中，人到中年，只留下一个颓败的肉体，进入卡特太太的身体也仿佛是对于肉体蔑视的报复，“上帝啊，我希望她死了。”在“别停，别停。”的呼喊声中，肉体承载的意义是救赎，是满足，还是另一种亵渎？“卡特静静地躺在黑暗里，有一点孤独和内疚。对他而言，在那里，他背叛了他唯一爱恋的女人。”肉体是无法转向的，即使三十年的遗忘，即使“别停别停”的呼喊，在已经寂灭的肉体世界里，在沦陷的现在时态里，生活只能指向背叛。

这是迷失的肉体必然要行走的道路，从生到死，从忠诚到背叛，从过去到现在。而在拯救肉体的努力中，总会有一种叫做精神的力量。《铁证如山》里那个为社团专门作集会的菲利普·韦弗，似乎就是一个拯救的神话，印度军团退休少校，对于菲利普·韦弗来说，这是一个属于过去的身份，过去的身份对应于过去的身体，但是在他看来，过去没有死去，相反，它在“铁证如山”中又走向了现在，走向了精神的绝对不死，即使现在患上了癌症，菲利普·韦弗也还要证明自己的不死甚至永恒。“真可悲，卡拉肖想，这个病人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放。如同生命是个濒临死亡的独子，而他仍希冀与之保持某种交流……”这是真的可悲，还是同为军官的卡拉肖上校对于历史的选择性遗忘？

但终于是变成了在场的死亡，变成了集会上众目睽睽的死亡，变成了布朗医生口中匪夷所思的死亡，“这个人死了肯定有一个礼拜了。”见证过战争期间有人开枪自杀，有人丧命于野地，却从未看见过如菲利普·韦弗一样的死亡，“面部的肌肉好似熟过头的水果，一碰便会掉下来。”但是却在“铁证如山”中维持了精神的不死，“或许他所说的铁证是指精神比肉体更长久，精神经久不衰。”精神超越肉体，精神维持活着，像一个传奇，也像是对于灵异社团的一次证明，但是这个证明最后却取得了反证的效果，菲利普·韦弗的确死了，而且精神也死了，“然而他实际上所展示的却是，在没有肉体的协助之下，精神如何在七天内腐烂为喃喃的胡言乱语。”

精神不是拯救肉体而带向永恒，却是制造了胡言乱语，不是改变了和物质相对的价值观，却一同和肉体走向死亡，“铁证如山”证明的不是不死，而是必死。必死的爱情，必死的婚姻，必死的肉体，必死的时间。就像《纯真》里，我在三十年之后想要的是找回纯真的味道，是要从“带着柴火的烟味儿，带着黑暗中潮湿的铺路石沁出的凉意”的现实重返童年，那个八岁的女孩，那种懵懂的爱，看起来就是一种永恒，“我相信，从她之后，我再也没有体验过。至少我再也没犯过对孩子的爱恋大加嘲笑的错误了。”即使回忆还在，那张洞里的纸片还在，却以完全隐喻的方式颠覆了纯真——纸片上画着的不是童年纯真的爱恋，而是赤裸裸的色情图，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对应着一个身体和另一个身体，而首字母的缩写就属于我，所以这个幼稚的色情图是我关于童年无法抹去的记忆，却只和身体有关，但是当纯真变成了色情，寻找只是徒劳，“只是当我觉得这幅画不堪入目时，三十年的光阴已然逝去了。”

三十年光阴逝去，最重要的逝去当然是身体，所以指向肉体的色情图作为一种记忆，完全变成了关于身体的沦陷。无论是马林的腹鸣，还是克雷文的恐惧，无论是韦弗的胡言乱语，还是那张幼稚的色情图，都在肉体世界里成为一种象征，但是在这陷落的身体之上，需要的是一种拯救，解除警报是解救，“铁证如山”是解救，重新定义纯真是解救，而在肉体世界里，最后的拯救或者是找到上帝，找到信仰。但是上帝在哪里？《里弗先生的机会》其实没有机会，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只有随时叮咬的蚊子，只有肿胀的黑人尸体，只有帐篷和脚踝，“或许你会相信上帝，那个体恤人性脆弱的仁慈的上帝，会乐意给里弗先生三天幸福的时光，从咬噬的齿轮上解脱的三天，而他正穿越丛林开始返乡，带着外行的伪造签字，还有被感染的黄热病血毒。”所以在这生死考验里，在这肉体威胁中，上帝无非是一个空洞的符号，“当你深陷丛林，满目枯草，被死亡重重包围，无人生还，不会抱有坚定的精神信念。”那一个带着肉体不死精神不灭的上帝，其实抵不上他对远方的妻子说的那一句话：“照顾好自己。别忘了喝啤酒和牛奶。”

上帝在哪里？这是只有深陷在困境中才会变成一种无奈，这仅仅和拯救有关，却是对于信仰的背叛。“我有一种直觉，神是存在的，我的人生路上有种种非比寻常的巧合，它们像丛林里为豹子设下的陷阱，拦住了我们去路，于是偶尔，我也会惊诧喟叹，几乎就此产了信仰，然而，神就可以将他的创造物弃于‘自由意志’的滔天罪恶之下吗，我在理智上厌弃这样的神。”《剖白之暗示》里那个火车旅行中的旅伴，似乎就将这种背叛抛向了关于造物主和自由意志之下罪恶的矛盾，上帝像是因父亲，而旅人的天主教徒父亲就是将他抛向了深渊，“他的手段就是腐蚀我，让我堕落。他制定了一个精巧的可怕计划。”计划或者会改变，意志或者会动摇，但是身体呢？如何逃脱死亡的威胁，如何避免堕落的痛苦？上帝在别处，对于每一个无法拯救的人，或许只有背叛。

背叛的爱情，背叛的纯真，背叛的上帝，似乎这个时代总是响起马林那悲哀的腹鸣声，一九三九年，或者一九四〇年，其实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事件：战争。战争制造了恐怖，战争带来了死亡，战争动摇了信仰，战争的世界里只有而“尔虞我诈”。“牛津圣安布鲁斯学院”，这个在战争中出现的学校，其实没有真正的学校，没有真正的教师，没有真正的秩序和仪式，有的只是骗子和谎言，“普利斯盖特在这儿就是科学课程导师了。我管历史和文学。我想你嘛，亲爱的，可以搞定——经济学吧？”文学士芬尼克、药剂师普利斯盖特组建的函授学院无非是一个没有实体的空壳，所以在芬尼克外甥女伊丽莎白看来，这就是一个骗子学校。不仅“学校”里充满了欺骗，生活里似乎到处是谎言，骗子学校看见德莱弗爵爷，便录取其儿子，一方面骗子学校需要这样一种有地位的人的加入，另一方面，德莱弗爵爷接受儿子被录取，实际上也只是一个谎言，没有权势，没有地位，儿子身子还在监狱里，但是他把监狱说成是教养学院，让儿子说是在那里服役。谎言里套着另一个谎言，这一个谎言对应着别人的谎言，所以不管是授学位的仪式，还是最后爵爷的儿子和伊丽莎白之间相亲，也都是欺骗事件的继续：“他们没来由地相爱了，就在公园里，为了省几个两便士铜币就坐在长椅上计划着如何去骗那两个老骗子，他们知道自己可以青出于蓝。”

战争带来了“尔虞我诈”的现实，所以在这种欺骗中，所谓的婚姻和爱情也都只是一个游戏而已，在这样一个没有人能摆脱的游戏世界里，肉体的意义在不断地被消解，而在肉体消亡中，精神即使作为一个象征也没有了救赎意义。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背叛，一切都是死亡，一切也都是毁灭。“我的房子哪里去啦？”在托马斯先生从厕所里出来，逃离沃姆斯利公地帮孩子的恶作剧之后发出的这一声疑问，不是针对孩子，而是针对这个充满着“毁灭者”的世界，孩子们拆掉的只是“小气鬼”的房子，却在深层意义上是对于这个到处是爆炸的世界的模仿。房子就像人的肉体，是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放置自己的地方，房子去了哪里？肉体去了哪里？信仰去了哪里？只有破坏，只有消亡，只有毁灭，“片刻之前，那房子像个戴高顶黑色大礼帽的男人一样庄严地矗立在轰炸废墟当中，然后，砰，哗啦啦，什么都不剩了——一件不留。”

	编号：C38·2151109·1234
	作者：【意】翁贝托·埃科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5年01月第1版
	定价：59.00元亚马逊26.50元
	ISBN：9787208124431
	页数：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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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婚夫妇》的故事是意大利十八世纪最负盛名的作家曼佐尼的代表作，据说在一堆距今至少有四百年的烂纸里发现，而这部小说也奠定了现代意大利语言的基础。故事讲述的是胆小如鼠的神父堂·安保迪奥被两个打手劫住了！他们威胁要给他好看，除非他拒绝给伦佐和露琪亚主持婚礼。伦佐和露琪亚是一对快乐的情侣，沉浸在幸福中的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并且，即将被卷入时代的洪流，去经历一场巨大的灾难……作为中小学生的必读书目，《约婚夫妇》是所有意大利人童年时代的噩梦，这本卷帙浩繁、人物繁多，没有几个人能耐心读完的作品，却让埃科爱不释手，以至于他情愿把这个千头万绪的故事用自己的方式从头为我们讲述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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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婚夫妇的故事》：就这样，上帝开恩

如果你们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或许你们有问题要问我这个讲故事的人，其实我也很想问那个给我讲了这个故事的人——小说作者曼佐尼先生，其实他也应该关注一下你们，因为你们读了我的故事，而且还没有厌烦。

问题是存在的。世纪文景出版，软精装封面，59.00元定价，而且文字作者是翁贝托·埃科，在被塑膜包裹的封面上，这一切以一种豪华而且经典的方式凸显出来，不是“只见其表”的外观式判断，诸多因素结合起来，这个世界就应该指向这一条没有岔道的路，所以在小心翼翼撕掉塑膜，认认真真读完腰封，仔仔细细打开书本的时候，是分明带着一种致敬的态度来阅读这个故事。但是在一个以“在很久以前……”为开端，以“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为终结的故事里，其实没有了欣喜，没有了致敬，包含着马可·罗兰采蒂大量插图也只能撑到126页的故事，以翁贝托·埃科的大名却缩写到33000字数的小说，也在我不到一个小时的翻阅中合拢。

作为“留住故事”系列的一部，意大利的霍尔顿学院和“共和国图书馆-艾斯布雷索出版社”创意推出的这个系列是为了留住经典，“专门拯救那些近千年来即将被历史长河淹没的文学故事。”带有那个“留住故事”的标志，说明这个故事已面临被遗忘的危机。包括《唐·璜的故事》、《罪与罚的故事》、《大鼻子情圣的故事》、《李尔王的故事》在内的“留住故事”系列，很明显面对的是孩子，也就是埃科所说的“你们”，而在这个被塑膜包裹起来的豪华而“经典”的世界里，是看不见“你们”的，看见的只是“致敬”，只是软精装，只是59.00的定价，只是像标签一样的“翁贝托·埃科”。

而所谓的致敬只是“那个给我讲了这个故事的人”，翁贝托·埃科把他称作是“长着一张漂亮的马脸”的人，“因为写这个故事的人，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先生，是二百多年前米兰的一位显赫人物，他长着一张漂亮的马脸，看上去有些忧郁，就是这个人，执着地在一堆距今至少有四百的烂纸里发现了这个故事，也就是说，这个事大约发生在一六几几年。”一六几几年隔着翁贝托·埃科两百多年的时间，而隔着我则是完全未知的距离。据说，《约婚夫妇》是一部“卷帙浩繁、人物繁多，没有几个人能耐心读完的作品”，却是意大利文学的奠基之作，是和《神曲》并称意大利文学双璧。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地位，所以在意大利，它成为中小学生的必读书目，但是却也成为意大利人童年时代的噩梦。

这里似乎就有一种谁是读者的问题，翁贝托·埃科在《这个故事从何而来》里也说到：“有些成年人看见你们在读这个故事，就会让你们别再读下去，因为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写的这本《约婚夫妇》实在无聊，既没意思又不好读。”曼佐尼用20年的时间写成这部小说，并成为意大利的文学经典，当然是意大利文学的骄傲，所以埃科就把它提升到一种国家意义，“《约婚夫妇》这本小说在意大利读者心目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在以往的二百年中，意大利的长篇小说乏善可陈，而在法国、英国和德国却涌现出了传世佳作。由此看来，曼佐尼的《约婚夫妇》的确是意大利首屈一指的小说，它对所有后世作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便是那些认为它没意思的人。”二百年的时间影响了许多作家，当然包括埃科，但是这似乎并不适合学生阅读，所有小说必然会遇到读者的偏差问题，也就是说，在学生读者和曼佐尼的经典之间有着某种隔阂，而埃科似乎就是为了化解这种隔阂，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于是曼佐尼的经典，在埃科那里变成了这个故事，埃科讲述的这个故事，又会变成“留住故事”——他和你们之间，埃科既是一个读者，也是一个作者，他阅读故事，他也书写故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埃科起到了一种“读者创造”的意义，而这种创造是微弱的，完全改变的语言习惯和叙事风格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一种探索，而是一种功利。

没有读过曼佐尼的小说，于是便把自己放进了一个陌生、未知的埃科世界，这是一种普及，一种留住，仅此而已。所以在这个简单的近似童话的故事里，读到了从杀人者而出家做修士的克里司多福罗，读到了专横跋扈的堂罗德里戈，读到了被拆散的约婚夫妇伦佐和露琪亚，读到了被救赎而皈依的无名氏，读到了暴力和宗教，读到了集会和抗议，读到了阴谋和瘟疫，读到了善良和拯救。而种种经历，种种遭遇，目的便是在弘扬一种美德，“好像曼佐尼先生是为穷人撑腰的，穷人总是成为不公正待遇的牺牲品；此外，他对坏人也绝不心慈手软。”
 
露琪亚·蒙德拉和伦佐·特拉马利诺，是两个相爱的人，在他们本应该享受爱情和幸福的过程中，却遭遇到了坏人，堂罗德里戈老爷拥有权势，也欺男霸女，雇佣打手把两个人分开，而在露琪亚和伦佐被拆散之后，他们无法在一起逃亡，于是各奔东西，一个进了修道院，一个流浪遭遇了抗议和革命。而在这个过程中，似乎还有着不同的坏人，专横跋扈的贵族青年埃吉迪奥，被引诱而变坏的吉特罗黛，肆无忌惮的浪子无名氏，打手尼比奥等等，在这些坏人面前，露琪亚被抓被打。而另一边的伦佐，则在“三十年战争”的前沿，遇到了抗议的人群，最后却认为他是在煽动民众反封政府而被逮捕，最后又在混乱中跑出了城，但是他似乎一直没能越过米兰打工的地盘，前往威尼斯共和国。

实际上，没有去往威尼斯共和国，在某种程度上是抛弃了政治救赎的理想，而转向道德和宗教救赎。曾经一起见证了露琪亚和伦佐的爱情，并让他们成为约婚夫妇的修士克里司多福罗本来就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甚至还把仇人杀了，但是他最后做了修士，“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逃避仇家的追杀，而是因为他内心饱受煎熬，真心渴望悔过。”悔过是因为找到了灵魂的归宿，曼佐尼这样安排是因为，在他看来，“忏悔和原谅比报仇雪恨需要更大的勇气。”而在露琪亚逃亡过程中，她遇到的那个恶霸无名氏，也是在一种忏悔中起了善心，露琪亚跪倒在他面前，央求他放过自己，并说出了一句他从未听过的话：“上帝会因为一个仁慈之举而宽恕你很多罪恶！”

为什么铁石心肠的无名氏产生了怜悯之情和悔恨之意？是因为他看到了上帝，而看到上帝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犯了许多罪恶，所以实际上在无名氏的内心里，善恶是分明的，只不过露琪亚的哀求刚好打开了他内心向善的那道门，“人性本善”似乎是曼佐尼的一个信条，“人当然会因为其所处的环境和社会状况变得卑劣或邪恶：堂安保迪奥当神父并非出于本心，因为对于穷人来讲，他们没有更多的机会来摆脱生活的困境；吉特罗黛走入歧途是由于那个时代不公平的继承法所造成的，她的家人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孝子贤孙”；堂罗德里戈是个流氓无赖，这是当时那个建立在特权基础上的社会所造成的；也许那些助纣为虐的打手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苦衷。”在这样一种社会性的恶面前，人只要不丧失良心，只要自己主导行为，就可以像无名氏一样。
 
“就这样，上帝开恩”，杀人的卢道维柯成了神父克里司多福罗，作恶的无名氏变成了“开明士”，上帝成为他们皈依的目标，而在约婚夫妇的流浪过程中，使得他们最终走在一起的似乎并不是上帝的力量，或者说并不是完满的拯救，而这也正是曼佐尼小说存在争议的地方。本来露琪亚已向圣母发愿，“所以就再也不能嫁给伦佐了，还要彻底将他忘掉。”但是在露琪亚万念俱灰中，在伦佐颠沛流离中，一场大瘟疫，让他们阴差阳错地走到了一起。一场瘟疫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很多人染上瘟疫死去，而伦佐也染上了瘟疫，但是最终死亡却没有降临在他身上，而在他回去之后奇迹发生了，感染过瘟疫的露琪亚也痊愈照顾者一个恢复中的女人。他们在瘟疫中团聚，最后的结局当然是皆大欢喜：“最后，伦佐、露琪亚和安妮丝夫人一起搬到了贝加莫，在那里伦佐慢慢有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小缫丝厂，他和露琪亚也没有忘记为这个世界添上一群孩子，安妮丝的小外孙们每天都要在爸爸的面颊上留下亲吻的痕迹。”

用制造瘟疫的办法让伦佐逃离坏人的追逐，从而顺利回家，最后和露琪亚团聚，重新开启新的生活，在曼佐尼那里，不管是坏人变坏，还是降临的灾难，似乎都看成是一种天意，“正是由于他本人是一个极其虔诚的天主教徒，人们才会说，他心中的道德标准就是一切要顺应天意，上帝自有安排。”埃科这样说，也就是说，曼佐尼设定了一种天意，无论是好人的庇护，还是坏人的从善，都是在天意之下转变过来，“由于他本人是一个极其虔诚的天主教徒，人们才会说，他心中的道德标准就是一切要顺应天意，上帝自有安排。”这自然符合曼佐尼的世界观，但是当瘟疫也成为一种天意的时候，却存在着某种争议，瘟疫的确清除了很多污秽，“它让堂罗德里戈和格里佐一命呜呼，让堂安保迪奥复归平静，让人们忘记暴动的事，这样就不会有人再为难伦佐，它还让伦佐与露琪亚劫后重逢。”用瘟疫去除污秽，用瘟疫让爱人重逢，但是瘟疫毕竟是灾难，露琪亚和伦佐经历了瘟疫不死，只能说是一种幸运和偶然，要将此归因于天意，似乎有一些勉强，甚至是对灾难的消费，而在瘟疫下，天意也变成了一种可怕的力量，“从来不给任何人面子，通常把好人和坏人一起打击，让他们葬在同一片墓地中。”米兰三分之一的人丢掉性命，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难以逃脱天意，所以在这样一种灾难中，曼佐尼的选择性设置看起来主观味道太浓，也把整个故事当成了一种道德说教。

“曼佐尼先生告诫我们要笃信天意，其实是想鼓励我们要有扶危济困的善良意愿，就像他小说里写的那些帮助弱者的人一样。”虽然埃科还是给曼佐尼一种正名的解读，但是在这个“上帝开恩”的故事里，道德和宗教也完全贴上了标签，甚至成为一种空洞的符号。曼佐尼的原著没有阅读，实际上在埃科“留住名著”的缩写中，曼佐尼本身也成为一个标签，一个空洞的符号。“留住故事”是为了留住读者，而当读者的对面从作者曼佐尼变成作者埃科，或许留住的只是一个标签，一个符号，“因为你们读了我的故事，而且还没有厌烦。”

	编号：C27·2151022·1223
	作者：萧红 著
	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5年03月第1版
	定价：29.00元亚马逊16.70元
	ISBN：9787201091747
	页数：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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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940年初刊还原版”，收录了萧红最重要的长篇代表作《呼兰河传》及两部短篇《后花园》、《小城三月》。呼兰河畔有萧红儿时最纯真的快乐和最宏大苍凉的人生感悟。多年的漂泊之后，她在人生的末端回顾童年，写下《呼兰河传》这样一部充满童心、诗趣和灵感的“回忆式”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后花园》里，伴随着花园里花草的热闹，不经意地讲起寂寞的磨倌冯二成子，以及他灰暗沉闷的生活。萧红在淡淡的叙述中融入了她深沉的历史悲剧感。《小城三月》是萧红最后一部作品，写一个少女在春天的心事，温润的笔调载满了她对幸福不为人知的期待。翠姨将自己的情感隐藏起来，独自承担生命的孤独和悲伤。萧红在对翠姨爱情悲剧的描述中，也寄托着自己无奈的人生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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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传》：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的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的一声不响的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
       ——《呼兰河传》

似乎这一年只有春夏秋冬四季，似乎这人生只有受得住和受不住两种，可是，受得住的只是自然的结果，那么也无关毅力和运气，而受不住的在“自然的结果不大好”的世界里，到底是谁拉着他离开？一种外力，巨大的外力，无法躲避的外力，从何而来？又如何以“离开这人间的世界”的方式告别人生？受得住的是自然的结果，受不住的是外力的结果，实际上，不管是春夏秋冬还是活着和死亡的人生，大约都是在自古的循环里，大约也是无法改变的规律。

所以，当时间的坐标定格在“小城三月”的时候，那个春天果然就只有很短的命运了，冬天过去了，夏天还没有到来，这是自然的结果，看起来也应该是“受得住”的，而且，“春来了，人人像久久等待着一个大暴动，今天夜里就要举行，人人带着犯罪的心情，想参加到解放的尝试……”春风吹到了每个人的心里，是带着一种呼唤的，我的翠姨爱上了绒绳鞋，而且看到了妹妹出嫁，那是一种心灵的萌动，但是这种萌动像春风一样吹到了心坎里，带着呼唤，却也带着蛊惑，她爱上了堂哥哥，秘密的恋爱，是无论如何不能大声说出来的，无论如何是要带进坟墓里去的。

不是因为春天太短了，而是春风的蛊惑里带着一种宿命，如果是要自然的结果，她是会和一个未来的丈夫结婚，“人长得又低又小，穿一身蓝布棉袍子，黑马褂，头上戴一顶赶大车的人所戴的五耳帽子。”这是确定的婚姻，也是确定的人生，或者就会是确定的“自然的结果”——订婚三年，就要出嫁了，嫁妆里会有长穗的耳坠子和高跟鞋，但是翠姨却不肯回去，她的理由是要读书，“她说她要念书，她想不到出嫁。”这是一种拒绝，实际上是在春天里听到了呼唤，呼唤即为蛊惑，那个堂哥哥其实不在那里，不在春天里，不在自然的结果里，所以，读书的理由最后变成了那一个“一声不响的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的力量，念了书，不久开始咳嗽，咳嗽，不久开始闷闷不乐，而在这个这种病态的春天里，翠姨是无法躲开约定和礼仪的，因为婆家说，娶过去之后，“病新娘娶过来一冲，就冲好了。”

读书的人是把这种说法叫做迷信，可是在他们看来，这还是自然的结果，所以最后根本无法躲避根本故无法拒绝，所以翠姨的世界里就期盼着一种死：“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只想死得快一点就好，多活一天也是多余的……”她说是因为自己任性，是因为自己有不从心的脾气，那时她是对堂哥哥说的，而这样的自我折磨，这样的求死，是没有一点办法可以逃离那一声不响的力量，春天来了，又去了，最后直到翠姨的坟头再长出了草，春天就又回来了：“翠姨坟头的草籽已经发芽了，一掀一掀的和土粘成了一片，坟头显出淡淡的青色，常常会有白色的山羊跑过。”

小城三月里，“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而在“后花园”的五月，似乎更短，当花开过了，就在六月结了果子，黄瓜、茄子、玉蜀季、大芸豆、冬瓜、西瓜、西红柿，以及爬着蔓子的倭瓜。开花结果，对于在后花园磨房里的磨官冯二成子来说，那萌动的感觉只是一瞬间的感觉，站在他面前的是赵老太太的女儿，晒着那双湿得透透的鞋子，只是偶尔抬头，便看见了她，而看见之后，也是赶快低下了头。赵老太太的女儿是否看见了他，是否有过一瞬的感觉，冯二成子是不知道的，他们只知道这个六月很快就会过去，因为赵老太太的女儿后来出嫁了。

萧红：呼兰河之后，我也不见了

那看见的一瞬在冯二成子心里是如春风带来了呼唤，他在梦里羞怯怯地红着脸，在夜里想着她没有熄灭的灯，但是身份太低，一切都只是在自己的心里听到呼唤，后来她出嫁了，他娶了王寡妇，再后来，王寡妇生了孩子死了，孩子也死了，再后来，“以后两年三年，不知多少年，他仍旧在那磨房里平平静静的活着。”——只是在后来的后来，那春天是不是又回来过，那六月是不是又结了果，冯二成子不会知道，所有人也不想去知道。和三月里死去的翠姨不一样，冯二成子的呼唤最后似乎没有成为蛊惑，他也没有最终被带离这人间的世界，一年四季在那里循环，人生的生死在那里循环，没有悲伤，只有平静，没有求死，只有自然。

但是，三月的翠姨和后花园的冯二成子，却都看见过希望，都听到过呼唤，都在春天里有过一种惊喜，这不是自然的结果，那种萌动其实是可贵的，是积极的，尽管是在轮回的春天里，有人在坟里，有人离开，但是这短暂的命运还是属于自己的。但是在呼兰河这个小镇上，却并没有真正的春天到来，并没有呼唤，甚至没有蛊惑，只有飞着清雪的冬天，只有混沌的天空，只有冷寂，“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这是只有两条大街的小镇，这是只有冬天的小镇，对于他们来说，这里的一天是“乌鸦一飞过，这一天才真正的过去了”；这里的一年是“人们四季里，风、霜、雨、雪的过着，霜打了，雨淋了”。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春天甚至也没有看见，而在严冬裂着口子的大地上，发生的一切却都和那种“把一个人默默的一声不响的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的力量有关。比如那个泥坑，就在街上，有人掉下去，有人陷进去，有人来帮忙，有人不肯伸出手，泥坑仿佛就是那个裂口，“这泥坑子里边淹死过小猪，用泥浆闷死过狗，闷死过猫，鸡和鸭也常常死在这泥坑里边。”所以有人最后死在那里的时候，仿佛也是如小猫小狗小猪一样，王寡妇家的孩子掉到河里死了，王寡妇发疯了，可是后来却又平静地活着，“虽然偶尔她的疯性发了，在大街上或是在庙台上狂哭一场，但一哭过了之后，她还是平平静静的活着。”

死亡变得麻木，而死亡像是呼兰河这个小镇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东二街上的扎彩铺，是和死人有关的，而且就是为是人预备的，“人死了就完了。”生活在这里的人都这样说，所以当死亡发生的时候，他们早就做好了准备，不管是像看客一样，还是和自己有关，都是冷漠的，而这种冷漠，在呼兰河小镇上，竟也成了一种风俗，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这些习俗是热闹的，但是热闹的背后却都是和死亡有关，家里有人病了，跳大神驱邪，唱秧歌避祸，或者七月十五放河灯让冤鬼脱生，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为鬼祭奠，“跳大神有鬼，唱大戏是唱给龙王爷看的，七月十五放河灯，是把灯放给鬼，让他顶着个灯去脱生。四月十八也是烧香磕头的祭襄鬼”，一切和鬼有关，但当然，便和活生生的人无关。

这是一种荒凉，一种内容空虚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在这之前或者都是听说一些习俗，听说一些死亡而已，在呼兰河镇之外的世界里，我是在祖父身边，在大花园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我拉着祖父就到后同里去了，一到了后园里，立刻就另是一个世界了。决不是那房子里的狭窄的世界，而是宽广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而土地上所长的又是那么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觉得眼前鲜绿的一片。”祖父、院子和我，是不可缺少的三样东西，像是春天里的希望，像是在内心呼唤的春风，像是在翠姨和冯二成子世界里出现过短暂的美好，但是春天之后，那园子里便只有凋零的花，只有衰败的生命，“一切花朵都灭了”，像是那种把人拉走的力量赶走了一切的美好。

团圆媳妇，十四岁的女子，是应该像春天的花儿一样的，但是那么早就嫁了人，后来还听说被公婆打，几乎整个呼兰河镇都听得见，大娘婆婆说：“我也是不愿意狠打她的，打得连喊带叫的，我是为她着想，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有几回，我是把她吊在大梁上，让她叔公公用皮鞭子狠狠的抽了她几回，打得是着点狠了，打昏过去了。可是只昏了一袋烟的工夫，就用冷水把她浇过来了。”婆婆说她有病，需要跳神给她赶鬼，需要请大神，需要“抽帖儿的”——“画完了，把钱一算，抽了两帖二十吊。写了四个红纸贴在脚心手心上，每帖五吊是半价出售的，一共是四五等于二十吊。”而这吊钱都要团圆媳妇自己出，五十吊钱要在黄豆地里爬二十几天。而在这迷信的世界里，团圆媳妇也终于慢慢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夜里说话白天发烧，嘴里说着的“回家”被理解成“回阴间地狱的意思”，于是在跳大神的时候，把她的衣服撕了，大众洗澡，大神打着鼓，团圆媳妇便昏倒在大缸里昏迷。

水是太热了，一个晚上就烫了三次，而且烫一次就昏一次，而在这昏迷的折磨中，又想到给她扎纸人赶鬼——“穿布衣裳为的是绝对的像真人一擦脂抹粉，手里提着花手巾，很是好看，穿了满身花洋布的衣裳，打扮成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但团圆媳妇并没有好转，她的辫子整个掉了下来，她被人说成是妖怪，而在这愚昧的世界里，在被仪式化的迷信中，团圆媳妇终于死了，终于“回去”了。

而对于有二伯来说，似乎并没有像团圆媳妇那样，遭受非人的折磨和痛苦，六十多岁的有二伯没有地位，他只是和天空的雀子、院子里的大黄狗聊天，“他一和人在一起，他就一句话没有了，就是有话也是很古怪的，使人听了常常不得要领。”所以有二伯是在人之外的，这似乎是一种幸运，而且是在我家，所以即使偷了东西，也只是被父亲打了一顿，即使自己跳井，最后也是有人救了。还有住在磨房里的冯歪嘴子，竟也看不上了隔壁的王大姑娘，祖父说，她一看就不是好东西，一个磨房的磨官和一个坏女人在一起，是不被人所接受的，甚至有二伯也说：“好好的—个姑娘，看上了—个磨房的磨官，介个年头是啥年头！”所以在呼兰河镇的世界里，他们被人瞧不起，也瞧不起别人，他们自己在荒凉而空虚的世界里，也把整个世界都变成了荒凉空虚的世界。

后来有二伯死了，大约也是无声无息地去了，后来，冯歪嘴子死了，是在他的女人产后死了之后死的，带着两个病歪歪不长大的孩子告别了，再后来祖父也死了，后花园的主人也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团圆媳妇是受不住的人，在各种愚昧的迷信里，她是被带着寻求“自然的结果”，而那些离开的人，却像是受得住的人，和那些小黄瓜，大倭瓜一样，在循环的世界里，来了又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蜒，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那些来过的看见了春天希望的人，那些死去的经受了严冬的人，那些离开了像春风一样被蛊惑的人，那些消失了永远沉默的人，都在这受得住受不住的呼兰河镇里成为循环世界的一部分，荒凉也罢，空虚也罢，悲哀也好，冷漠也好，当一切都变成了似真似幻的记忆，“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四季循环，人生轮回，终究是没有人去改变、去反抗那背后“把一个人默默的一声不响的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的巨大力量。

	编号：C38·2151022·1222
	作者：【法】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3年07月第1版
	定价：37.00元亚马逊21.20元
	ISBN：9787532145768
	页数：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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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写给妻子的控诉信逐渐转化成日记、忏悔录，犹如没完没了的长篇内心独白，直到他突然死亡才中止。主人公路易出身卑微，是个有名无姓的人。到波尔多后，由于母亲强大的经营能力而发家致富。小说描述这个心肠冷酷的老守财奴生活在他自己造成的可憎的“蛇窟”中，渴望着向他家里人进行报复，直到死亡来临才觉悟到一生的错误，通过对他不幸的外孙女的同情，找到了爱和信仰。“生活的艺术就在于舍弃一种低下的欲望去追求一种更为高尚的欲望。”但是在《蛇结》里，这样高尚的欲望在哪里？那宗教气息的蛇只不过是一种最邪恶的东西，是撒旦的化身，没有救赎，只有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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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结》：“那个人”将为我作证

我感觉到，我看到，我触摸到自己的罪孽。我的罪孽并不全部都在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蛇结里；这是我对亲生骨肉的仇恨，我的报复欲望，对金钱的嗜爱；我的罪孽在于拒绝在这团相互纠缠的毒蛇之外去寻找别的东西。
——《第二部》

可是，却死了。死了如何感觉，如何看到？如何宽恕缠绕在蛇结里的罪孽？如何摆脱欲念和报复？如何寻找那一种爱？仿佛就是一种悖论，罪孽永远在生命之中，永远束缚人的心智，等到感觉到和看到的时候，生命却走向了最后的尽头，那唯一的人生之路上，是那个收获的秋天，是葡萄园里的烟雾，是夕阳中昏昏欲睡的生活，却不是唤醒——“我应该爱的人都死了，本来会爱我的人也都死了。对于还活着的人，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靠拢他们，重新发现他们。”

只有死去之前才知道应该爱的人，而爱的人却又全部死去，包括玛丽内特，包括吕克，包括私生子罗倍尔，甚至包括结婚40年的妻子伊莎。那一本笔记本里本来也应该记载曾经活着的这些爱人，可是这临终前私密的笔记本却不是忏悔罪孽，而是报复——一个贯穿了一生的报复行为，甚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也还是以毁灭和背离的方式被唤醒，直到最后一刻，完全变成了沉默的阴谋。一种家族式的阴谋，一种自小成长起来的报复，是源于爱的覆灭，是源于对金钱的占有，是源于对宗教的憎恶，“我明白，我将永远站在有产者这一边。”

“我要报复的是另一种沉默，在涉及我们的家务，我们深刻的矛盾是你一味保持的沉默。”68年的人生，40年的婚姻，对于我来说，像是一个早就写好了结局的故事，而这一切却源于家庭、身体和现实。我是一个寡妇的独生子，我是患有咯血疾病的人，我是拥有巨大财富的继承人，孤独而变得富有，富有却变得空虚，所以从小我便成为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我讨厌‘感情’。”——当身体垮掉的时候，我考入大学的雄心壮志破灭了；被逐年增长的财富所包围，我的青春成了慢性自杀；我锻炼口才仅仅是想在学习小组中憎恨宗教。为什么会无情，为什么会冷酷？就是因为我对于财产的畸形占有，甚至将感情也变成了交易的砝码。

和伊莎结婚，应该是对于青春和爱的一种尝试，可是当一个被母亲“用围巾包过头”的独生子，娶的是“出生在一个人多势众、组织完善、等级森严、因循守旧的家庭”的丰都台日家的小姐，起初的种种惊喜最后却变成了了对立，在我看来那原本没有感情的婚姻就是对财产的争夺，“妈妈不愿讨论年金；她坚持给你的嫁资要付现款。”所以在我看来，“在耶稣受难日啃块牛排，这就意味着你们休想在我有生之年掠夺我的财富。”多我来说，财富或者是我唯一的象征，唯一可以成为在我的生命中征服和占有的条件，所以当婚姻掺入了太多的物质欲求，我便把一切的所谓爱都看成了虚伪。

而且，“你在叫我的名字之前会叫过另外一个未婚男子的名字。”伊莎曾经承认，在那一个夏天，在埃克斯度假期间，她曾和素味平生的青年男子订婚，这更加剧了对于这场婚姻的不信任，“我们在爱河中沉溺，浮到水面上时却多了一个人：那个陌生的鲁道夫突然出现。我刚用双臂搂住你，就把他从你心中唤醒了。”唤醒的不是爱，而是怀疑，与男子热恋之后不满一年，她怎么又会爱上我呢？这种对婚姻的怀疑继而变成了对于爱的怀疑：“全都是假的，她对我撒了谎，我并没有得救。我怎么能相信一个少女会爱慕我！我是个没人爱的男子！”所以生活在一个寡妇的家庭里，我始终在缺失的世界里，而终于把眼前的一切都叫做虚伪。

而伊莎所谓的宗教呢？在我看来，只是每星期陪着去做弥撒的一种形式，“这是一个阶级的礼拜，一种为资产阶级专用的祖传宗教，一套除了社会意义之外已失去任何其他含义的礼仪。”而对于和伊莎生下的儿女，在我看来，他们只是想继承我的财产，“热纳维埃芙这个已是四十岁的胖女人，刚才为了她的无赖女婿竭力想从我手中诈取四十万法郎，我还记得她小时候坐在我膝上的模样。”所谓救自己的孩子，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在我的世界里只有那种“你们竞相瓜分财产的幻象——这一争夺将使你们彼此扑向对方：围绕我的地产，围绕我的证券，你们会像狗一样撕咬。地产将落到你们手里，可是证券不再存在”。

对婚姻的怀疑，对宗教的怀疑，甚至对于子女的怀疑，在我的人生之中，处处充满了虚伪，处处是复仇。我告发了儿子，我躲避了妻子，我只在自己一切的心里话都写在笔记本里，然后锁进保险柜，只有沉默，只有报复，只有怀疑，“到六十八岁，我才清晰地看到，我之所以拒绝一切艳遇，并非出于什么美德，而是出于猜疑和吝啬。”爱在哪里，爱只不过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恶心勾当。

从小缺失父爱，也让孩子缺失父爱，从小生长在财富世界，也让整个家庭陷在财富的争夺中，从小体弱多病，对于人生的一切都变得病态。68岁的人生是不是就是这样被写好了最后的结局——孤独地死去，恐惧地死去，像一件物品一样死去？人生变成了一个虚无，“对死亡的畏惧，就是怕肉体痛苦，最后咽气时的痛苦？不，那是因为死亡意味着再存在，意味着只能用负号表示的虚无。”但是在这虚无的现实里，在这负号的人生中，我曾经却看见过那一丝的微光，一种爱的温暖和纯洁。妻子的姐姐玛丽内特的丈夫在死亡之前曾留下遗嘱，可以继承一大笔财产，却不能再嫁，否则绝大部分遗产就得归他的侄子们所有。但是三十岁的玛丽内特却选择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她宁肯不要七百万的遗产而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是对财产的蔑视，也是对爱的追寻，而我曾经就牺牲了一切，让她成为我的女友：“在这万籁俱寂的世界里，只有她的呼吸透出一丝生机。”这是爱的回归？或许是我想要的那种纯真，那种不受财产羁绊的生活，“我记得你夜间身上的芳香。要相信肉体的复活，也许先得克制肉欲。纵欲过度的人甚至不能想象肉体还会复活，这便是他们受到的惩罚。”而这也恰恰是我最缺失的，物质主义的生活是糜烂的，是纵欲的，是腐朽的，是不道德的，但是玛丽内特却打开了一扇窗，她允许我进入，而在这进入的世界里，我甚至从玛丽内特的儿子小吕可身上看到了更多的那种叫爱的东西：“随着他逐渐长大，他的天性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纯洁，天真无邪，无忧无虑。我们的儿女都是好孩子，但愿如此。”而这一种纯洁也是玛丽内特的某种复活，“那股曾经在她身上涌出而又随她返回地下的清泉，再一次在我跟前喷涌。”

也是一个悖论，我为什么会爱上玛丽内特？无非是在财富的无尽占有中需要一股清泉的气息来唤醒沉睡的爱，但是在金钱的世界里太久，玛丽内特和小吕可仿佛又成为浮光掠影，甚至反过来又使我陷入到更深的物质主义的窠臼中，所以矛盾，所以痛苦，就像被毒蛇压得窒息的生活，已经浸透了毒液，再也无法挣脱出来，“这个蛇结是无法解开的，必须用快刀、利剑一下子斩断：我给你们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利剑。”快刀在哪里？利剑在哪里？爱又在哪里？“伊莎，缆绳已断；我在漂流。是什么力量把我席卷而去？一股盲目的力量？一种爱的力量？也许是一种爱……”

其实没有泯灭那一份爱，没有泯灭那一种信仰，只是被财富的尘土覆盖得太厚，被贪欲的心遮蔽太久，既然那小小的窗口被打开了一个口子，外面一定会有某种微弱的光芒，是的，对于私生子罗倍儿似乎就是一种拯救的机会，“若干年来，对这个没有见过面的儿子，我一直萦怀于心。在我可怜的生涯中，我始终感到有这个儿子存在。”在名正言顺的家庭之外，在占有和被占有的规则之外，罗倍尔的存在也是一种爱的唤醒，秉性纯朴，眷恋亲故正好是对于自己亲生子女那种贪婪的对立，所以在剥夺他们的继承权的同时，却又给他每月一千五百法郎。金钱和物质，曾经在我的生命中占据而变成一切的衡量标准，而随着报复行动的开展，财产的意义其实变成了一种羁绊，我反而讨厌一切的羁绊，“我曾设法把它送人或是丧失它，我甚至不能随心所欲支配它”，但是在爱的问题被唤醒之后，丧失和支配也变成了另一种束缚，“忽然间，我觉得自己对于它已十分超脱，它已提不起我的兴趣，已与我无关。”

放下是为了另一种寻找，爱人之死，孩子之死，纯真之死，还有什么是存在的？死亡不是失去，而是醒悟。当伊莎在我之前死去的时候，我曾经靠得最近的死亡仿佛变得遥远，甚至死亡的报复意义荡然无存，“我每念及我妻子，总要想象她成了我的遗孀，热孝在身就去开启保险柜，必定心里有愧。”看不到保险柜，看不到笔记本，也看不到我邪恶的内心，看不到他们的贪欲，“她死了，死之前不了解我，不知道我并非一个怪物，一个刽子手，我身上还有另外一个人。”所以阴谋最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虚无，一个负号，而她在笔记本上写下的话又仿佛是一次救赎：心灵的花束，“我非罚人堕地狱者，我名耶稣。”这是引用圣弗朗索瓦·德·沙尔的一句话，心灵上盛开的花束，是不是需要底下的清流？不是贪求而入地狱，而是如耶稣一样在受难中复活。

结婚前的另一个男人的名字，结婚后和子女对财产的觊觎，伊莎在我内心来说，从来不代表爱，但是在她死亡之前却以一种对爱呼唤的方式表达内心，那种被遮蔽，被误解的爱何时会被看见，何处被感觉到？就如我的罪孽，我的仇恨，我的欲望，也都在死亡降临之前，变成一种救赎。“我想必须有一种力量。什么力量？需要某个人。是的，需要那个人，在他身边我们大家都能携起手来，他将对我家里人担保我内心斗争的胜利；需要那个人，他将为我作证，将从我肩上卸下那个不堪忍受的重负，把它背到自己身上。”那个人是存在的，在我对玛丽内特的爱中，在对小吕可的照顾中，在对罗倍尔的赡养中，它不曾完全泯灭，而现在一切的爱人都走向死亡的时候，我却需要“那一个人”走进内心，“我在寻找那个唯一能完成这个业绩的人，那个人必须本身就是所有心脏的心脏，是一切爱恋之情的火热中心。”

收养雅妮娜或许是我死亡之前做的最后一件和爱有关的事，“雅妮娜逃出疗养院，我把她收留下来，已有一个月了。”一个被嗜酒的丈夫拖累的女人，一个在爱情中劳作和负担的妻子，一个被父母误解甚至抛弃的女儿，是需要那一种爱的拯救，而对于我来说，是在“那个人”的指引下的真正回归：“我在临死之前但凡能接触到一个人的内心，也感到很幸福了。”死在写字台上，脸贴着打开的笔记本，我死得并不痛苦，甚至笔记本以打开的方式出现，也意味着彻底放弃了报复的阴谋。“他曾是一个可怕的人——有时甚至令人不寒而栗。尽管如此，一道奇妙的光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照亮了他。”

这是雅妮娜写给我的儿子于倍尔的信里说的话，作为死之前唯一感受到那道奇妙之光的见证人，雅妮娜也是这个充满斗争和占有欲望家族最后一个希望，从我的寡妇母亲开始，到我对于金钱、物质的疯狂而变态的占有，到我的子女对于财富的争夺，所有人都是看不清真理的罪人，所有人都像死去的人，但是，正是这一种肉体的死，才能最后发现那道奇妙的光，“外公是我见过的唯一信教的人。”——这是爱之光，这是信仰之光，”如果我对您直说，哪儿有他的财产，哪儿就没有他的心，您会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在最后的救赎中，“那个人”会为所有的生者和死者作证。

	编号：C38·2151022·1221
	作者：【法】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3年07月第1版
	定价：33.00元亚马逊18.90元
	ISBN：9787532145744
	页数：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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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抬头看着他年轻的妻子，那眼神活像一条挨了揍的狗似的。”病态的感官带来病态的爱情，而这种病态却也是时代的一声叹息，主人公让·佩罗埃尔丑陋的长相和身体的孱弱就是一种生理的病态，而他在极端自私的父亲驱使下，娶了年轻貌美的女孩诺埃米为妻。诺埃米非常讨厌让，只是由于父母贪图地主的财产，不得不从命出嫁。婚后不久，让发现诺埃米对他就如同给“麻风病人”的吻一样，纯粹是出自妻子的义务和怜悯。于是，让每天娶看望身患肺痨的朋友，希望染上重症，尽早离开人世，结束妻子的痛苦。但当他即将达到目的，奄奄一息的时候，却又因为发觉年轻、帅气的医生深爱这诺埃米而万分嫉恨。让死后，诺埃米在命运的逼迫下，拒绝了意中人的求婚。《给麻风病人的吻》揭开了莫里亚克进入创作成熟期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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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麻风病人的吻》：她重新塑造了丈夫

她直视着她的丈夫，好似一个相信天国的生命垂危的女人凝视着死亡一般，她的嘴边露出微笑，仿佛人们在欺骗一个行将死亡的人时所表现出的那样。

望见丈夫，却像凝视死亡，露出微笑，却是一种欺骗的表情。在诺埃米面前的是让·佩罗埃尔，他是丈夫，她是妻子，在一种合法的婚姻里，谁在不停地拒绝，谁在制造着假象，谁得到了满足，谁又品尝了痛苦？他和她之间，丈夫和妻子之间，微笑和死亡之间，总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总有一个巨大的存在，将他们隔开，将他们分离，“分离是罪中之罪”，让的父亲热罗姆先生的这句引用，就是把他们之间的阻隔带向罪恶的边缘。

在这场婚姻里，热罗姆似乎就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朗德平原上的豪门地主，无论如何都代表着土地、财富和权力，但是妻子的逝世，本来就是一个缺席的寓言，所以他以一种近乎封闭的状态中行驶着自己的权力，“他在午休时，整个屋子都处于一片麻木状态之中：既不得开门，也不得关门；既不许吭声，也不许打喷嚏来扰乱这不可思议的寂静。”世界仿佛就是他一个人的世界，不开门也不关门，不吭声也不扰乱寂静，在无和有之间，是不存在一种绝对的和谐，实际上更是变成了无法弥合的矛盾，如死亡一样，将这个世界推向了“永无尽头的安息”，而那个女仆加黛尔，“对于革命、战争以及那么多的历史事件竟然一无所知；而每年过圣诞节宰杀的猪却使她那已近干涸的泪水浸湿了沾有眼屎的双眼。”在这个绝对安静的死亡里，也分明只是一个和自己饲养的猪一样，在封闭的世界里寂灭。

而对于儿子让·佩罗埃尔的婚姻，他也以自己的权威将他封闭起来，因为财富，因为权力，年轻貌美的十七岁少女诺埃米根本没有否定的理由，就完全变成了儿子的妻子，变成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寂静”里的爱。爱是一种结合，但实际上无论是对于让·佩罗埃尔还是对于诺埃米，都是一种分离。但是这种分离并不是一开始就表现得像“罪中之罪”，甚至，它在结合过程中还走向了对于人性和欲望的满足。让·佩罗埃尔从来都有着男人的欲望，缺少母爱，包围在父亲“永无尽头的安息”里，在让·佩罗埃尔身上是萌生出一种反抗的，他痛恨自己的丑态，他挑战自己的孤独，甚至他追求自己的所爱，那把二十四毫米口径猎枪是他想要打破这种束缚的努力，“这枪是本地区所有的喜鹊都熟悉的；让·佩罗埃尔是喜鹊的死敌。”

是的，一把枪可以制造对抗，在让·佩罗埃尔的世界里，还有另一把枪，那就是尼采，他阅读《尼采文选》，《善与恶的彼岸》里的那句箴言是：“它阐述了两种道德：主子的道德和奴才的道德。”主子和奴才组成的二元关系，恰恰也是自己家族存在而无法打破的结构，父亲或者权力，是主子的道德，而自己的丑陋和孤独，或者只能有奴才的道德。尼采对于让·佩罗埃尔来说，是一把猎枪，可是他没有太多的能力握紧这把猎枪，或者在制造的反抗中，他更多的是妥协，忍让，所以在尼采之外，他读到的是宗教，是上帝，“什么比世上任何一种邪恶更为有害呢？那就是对卑贱者和弱者所表现出的恻隐之心。”这是一种拯救，不是对于卑贱者的恻隐之心，而是在忍让和禁欲中感受上帝的荣光，这是另一个父，一个庇护者，所以宗教对于他来说，成为一个避难所，“它为这丑八怪的孤儿拉开了安慰的帷幕。”

但是这样去理解救赎，这样去信仰上帝，其实是空洞的。当诺埃米终于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欲望和人性世界里成为了一个男人，一个想要的男人，一个有追求的男人，一个不受束缚的男人。“宛如一株玉兰花绽开在花瓶外面”的连衣裙，“像狗屁股一样向两边摆动”的臀部，“宛若一株向前捧出果子的树”的“沉甸甸而柔软的胸脯”，在让·佩罗埃尔面前的诺埃米完全是身体意义的，这身体意义带来的是刺激，带来的是欲望，对于可怜、丑陋、孤独的让·佩罗埃尔来说，对于从没生活在没“不可思议的寂静”里的让·佩罗埃尔来说，对于信奉禁欲主义和忍让精神的让·佩罗埃尔来说，这无疑是打开了另一个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他不仅看见了诺埃米的身体，也看见了属于自己的肉身。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如何让爱不变成荒漠

“在教堂做大弥撒的过程中，当诺埃米穿越正厅而轻轻碰到让·佩罗埃尔的椅子时，他几乎不敢吸入被她的高级薄纱裙拂动的空气，她身上的香皂气息和干净内衣的气味。”身体却在大弥撒的教堂里，这是矛盾，而这样的矛盾带来的一定是冲突，他开始变得向另一个人，扮着鬼脸，手舞足蹈，引用诗句，在诺埃米面前，他像一个活着的人，展现自我，表达欲望，“这是个怪人，有点疯疯癫癫。”这是人们对他的评价，而在这个世俗世界里，让·佩罗埃尔的欲望是无法得到认可的，但是他无法阻挡自己，甚至想着那一个“她将属于他的”夜晚。

在父亲的权力之下，让·佩罗埃尔似乎轻易就抵达了那个夜晚，他娶诺埃米为妻，在那个持续了六小时的战斗之后，他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却也终于把自己又推向了矛盾的两端，“佩罗埃尔浑身汗水淋淋，一动也不敢动，他待在一个终究要被抛弃的僵尸身边，真比一条蛆虫还要令人厌恶。”他知道这终于爆发的欲望里，“有人要送命；大地要颤抖……”这不仅在自己身上，有着违背禁欲和忍让的罪恶感，因为在他看来，美丽的诺埃米从来没有喜欢过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答应过这场婚姻，这是一种违背，在信仰上帝的路上，他是犯了错的。而对于诺埃米来说，这样一场婚姻也是违背自己的本性，她曾对父母说，自己害怕结婚，“她希望进卡尔泰修道院。”在让·佩罗埃尔释放欲望的时候，她是用“退了色的圣衣和祝过福的圣牌”来保护自己，实际上，她一直希望摆脱这样一种婚姻，但是在父母的安排下，她又无法拒绝，“她是那种在婚姻中毫不追求肉体快乐的女人，安分守己，一切听从上帝和丈夫的安排。”

在让·佩罗埃尔那里，婚姻是一种罪过，在诺埃米那里，婚姻只有顺从，所以即使有那个汗水淋淋的夜晚，即使诺埃米怀孕了，但是他们得到的不是人性和欲望的满足，不是幸福与和谐，而是背负着罪恶感的痛苦，“让认为自己是唯一的罪人；而她则痛恨自己没有能按照上帝的意志做一个妻子。”于是他找借口出去打斑尾林鸽，从而远远离开她；而她也像凝视着死亡一样看见丈夫。但是这样的分离依然是“罪中之罪”，在逃离和欺骗中，对于谁来说，都无法浇灭内心的欲望。

让·佩罗埃尔出去找妓女，“他一一清点着这群消瘦的母狼的数目。”而对于诺埃米来说，除了有一种没有按照上帝的意志做一个好妻子的负罪感之外，她也有一种欲望难以抑制的痛苦感。皮厄雄医生是出现在她眼前的陌生人，“她不知不觉隐隐约约地想象着在她脑子里留下了印象的那个陌生人的面孔。”陌生的面孔打开了她的世界，她寻找，她想象，甚至，“心中漾起了一阵极其甜蜜的感情波涛，以致耽搁了上床就寝的时辰。”是的，这是一种本能，和让·佩罗埃尔当初对于她的欲望一样，是无法从道德意义上加以否定的，但是这种欲望却在萌芽状态下，也就面临着扼杀的危险，她反思，她为自己敲响警钟，“她不得不重新开始背诵各种祈祷经文，这使她心头出现了第一次恐慌：在上帝和她之间有一张棕褐色的面容在微笑。”

棕褐色面容，微笑的面容，是上帝在看她，还是她在看上帝？是上帝制造了隔离，还是她自己制造了隔离？上帝或者是她所设想的上帝，甚至她也成为里主宰自己的上帝，“她重新塑造了丈夫，使他不再令人厌恶，因此，丈夫在她的脑海里留下的只是一副狡黠的、经过整容的形象。”这是去除世俗的一种努力，她在让·佩罗埃尔的欲望里看见了自己的欲望，她在让·佩罗埃尔的离开中看见了自己的忍让，所以重新塑造丈夫，就是重新塑造自己。但是在让·佩罗埃尔那里，这一种“罪中之罪”甚至变成了自我牺牲的救赎，他去看望身患疾病的朋友，为的是自己染上重症，为的是脱离世界，为的是结束诺埃米的痛苦。

让自己患上疾病，在让·佩罗埃尔看来，自己曾经违背诺埃米的欲望就是一种疾病，所以他以一种殉道者的身份为自己也为诺埃米救赎，当他真的患上了疾病，真的病入膏肓的时候，对于诺埃米来说，却是一种真正痛苦的开始。完成了对于丈夫的塑造，他已经是一个去除了世俗评价的人，而在疾病面前，她也终于为他带来了“给麻风病人的吻”——这个来自耶稣的圣迹，是仁慈带来的新生，是自我修炼带来的救赎。“他是多么高尚，多么伟大啊！倘若他能恢复健康，她会多么爱他！”这样一种爱是建立在让·佩罗埃尔自我牺牲之上的，是建立在诺埃米仁慈和感动之上的，当然也建立在她拒绝医生的贪欲之上的。

同样是欲望，对于医生来说，完全是一种羞耻的征服，“他不相信她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年轻的医生认为自己对这类女人是熟稔的：他大概已经跟神甫为争夺这只母羊而在进行角逐了。”在他看来，让的疾病会让她投入自己的怀抱，这是一种自私的爱，甚至是一种堕落的爱，所以在让·佩罗埃尔死亡而重生的救赎里，诺埃米看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一切，她拒绝了医生，她第一次把丈夫叫做“漂亮的”，而且她为他的死守丧三年。让·佩罗埃尔在疾病和死亡中获得了心灵的慰藉，那不是禁欲主义，也不是忍让，而是一种超越欲望的牺牲，而诺埃米在丈夫的自我牺牲中感受到了虔诚，似乎上帝在她之间只有笑容。

这是爱的回归？让的欲望，诺埃米的欲望，医生的欲望，或者是三种不同的人性写照，而在欲望的世界里，总有道德和宗教的力量，无形地改变一切，让·佩罗埃尔的自我牺牲让自己成为一个麻风病人，而正是这样的疾病，才能得到上帝的吻，得到上帝的救赎，而在高过自己的植物丛中划破了手的诺埃米，也在这经历中学会了自我牺牲，那一种对于陌生面孔的暧昧向往无法承担起对于自我的救赎，她的吻献给了让·佩罗埃尔，也献给了自己——她也成了另一个需要获得新生的麻风病人：“沉重的鞋子里满是沙子，她不得不紧紧抱住一株枯萎的橡树，树枝上焦黄的枯叶，在火焰的冲击下簌簌地响着——一株与让·佩罗埃尔相似的忧伤的橡树。”

	编号：C38·2151022·1219
	作者：【法】阿尔贝·加缪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3年08月第1版
	定价：38.00元亚马逊22.60元
	ISBN：9787532761845
	页数：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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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焚尸炉拨火，犹如献身于照料麻风病人一样。恶意与美德不过是偶然的或任意而为之。”不相信才会让任何东西无意义，无意义才会让一切都变成可以为之的行为，“既无所谓赞成，也无所谓反对，杀人者既不错，也不对。”在这种几乎荒诞的存在中，加缪提出了反抗的主题。笛卡尔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命题：“我思故我在”，把思想提高到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唯一标志、唯一条件，而加缪在《反抗者》中，则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我反抗故我在”，将反抗视为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标志与条件。但是，有时候反抗却还是一种荒谬，“说来难以理解，最普通的造反行为竟然表现出渴求秩序。”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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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者》：应当舍弃幼年时代的疯狂

让我们仅仅指出，反抗在与历史斗争时，在形而上的反抗里，在“故我们存在”与“我们是孤独的”之外又增添了新命题：我们不会为了生产不属于我们的存在而杀人与死亡，相反要为了创造我们现在的存在而活着，并让他人活着。
       ——《历史上的反抗》

因为荒诞而矛盾，因为矛盾而反抗，因为反抗而死亡——不管是自杀还是杀人，当反抗彻底变成一种行动意义上的革命的时候，“故我们存在”变成了合目的性的要求，而“我们是孤独的”命题又把反抗拉回到虚无主义的世界，虚无主义不是制造，不是存在，虚无主义的反抗就是一种否定自己的行为，在革命的旗子下最终变成专制，变成恐怖，变成暴力，“虚无主义在今天已登上王位。声称以革命的旗帜引导我们的那些思想实际上已变成随声附和的而非反抗的意识形态。”虚无主义本来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反抗，革命本来是一种制造新存在的行动，但是在反抗历史的标本中，这样的形而上学和革命，反而变成了一种恶，架设了断头台，树立了敌人。

“我公开地把心灵献给严酷痛苦的大地，往往在神圣的夜晚许诺要忠贞地爱它，至死不渝，承受其命定的沉重负担，一无所惧，决不蔑视它的任何一个谜。这样一种致死的纽带把我和它联结在一起。”引用荷尔德林在《恩培多克勒之死》中的句子，加缪其实不是为了为妥协寻找一种借口，而是“忠贞地爱它”，是“承受其命定的沉重负担”，是“绝不蔑视”，是为了“把我和它联结在一起”，积极乐观，是面对“严酷痛苦的大地”采取的一种精神上的解放，但是这样的解放无论如何还有着某种神圣性，甚至有时候脱离了反抗的内在需求。在加缪看来，以神性的力量来化解悲痛，是一种精神的至上主义者，但是在现存的这个世界，需要的是回到反抗的自我意识这个主题上来，“反抗必须自我审视，以便学会驾驭自己的行动。”自我审视之后才能驾驭自己的行动，才能找到“神圣的夜晚”，才能保持忠贞，才能面带微笑，才能一无所惧。

如何审视自我？加缪把罪恶放在这个链条的开端，罪恶变成信仰，罪恶取代理智，罪恶制定法律，罪恶控制哲学，“罪恶以清白无辜乔装打扮，颠倒是非很适合我们时代的性质，此时，清白无辜却不得不为自己辩护。”加缪把我们时代具有的罪恶归结为逻辑罪恶，“自从人们信仰一种学说，自从罪恶受理性控制，它便如同理智本身一样繁衍增多，有了三段论一样无可争辩的性质。它如同呼喊一样是孤独的，同科学一样是普遍的。它昨天受到审讯，今天却制定法律。”这是奇怪的逻辑，这是荒诞的罪恶，实际上乔装打扮的罪恶成为我们时代的特征，就是因为我们生存在一个荒诞的世界里。荒诞推理而衍伸为逻辑罪恶，所以当荒诞变成这个时代的普遍意义，罪恶也就无孔不入地实施着自杀和杀人的事情，而要消除荒诞，在加缪看来，就是要进行反抗：“我大喊我什么都不相信，一切都是荒诞的，但我不能怀疑我的呼喊，至少应该相信我的抗议。我这样便在荒诞经验之内得到了最早的惟一明显事实，即反抗。”

一切都是荒诞的，一切都需要反抗，反抗诞生在无理性的场景中，反抗面对的不公正的生活，反抗是为了在混乱中建立秩序，反抗是寻找一切消逝事物那个统一性，也就是说，反抗的最终目的不是拒绝，不是死亡，而是发现合理性，所以在加缪看来，反抗的反抗者是说“不”的人，但是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他也是一个说“是”的人，“他突然意识到人身上有某种东西应该是属于自己的，哪怕这种情况为时短暂。”这就是反抗者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在更大意义上是为了超越个体，也就是说，我的反抗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我身上的某种东西是所有人共同享有的，也就是人有互助性的天性，“这种互助性是在镣铐中产生的。”它是一种集体意识的觉醒，是一个群体相信有某种正当的权利，“反抗表现出人类在其生存活动中对自身的意识越来越广阔。”

“在荒谬的经历中，痛苦是个人的。一进入反抗行动，痛苦则成为集体的，成为众人的遭遇。”尊重人，符合人性，这是反抗所要建立的世界的意义，而这个世界也是超越了圣宠的感恩世界，所以加缪把反抗作为生存权利的一种“类行为”，包含着人类性和社会性。而这种“人挺身而起反对其生存状态与全部创造”，在加缪看来，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反抗，因为“它否定人与创造的目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过程，是一种行动，不是为了目的的反抗，而其要脱离神圣的恩宠世界，就是要摆脱神性而恢复人性。所以形而上反抗精神从起源上来说，是和宗教有关，从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反抗，到杀死其弟亚伯的该隐，再到伊壁鸠鲁及卢克莱修所说的人化的神，加缪认为，在十八世纪末才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的反抗，其标志人物是戴着镣铐的哲学家萨德。27年的监狱生涯似乎是将萨德推向了一种饱尝罪恶的深渊，所以他怀疑神性，否定上帝，“上帝若存在的话，怎么会是冷漠无情、邪恶残忍的呢？”萨德否定上帝，是为了得到本性，而本性在萨德那里就成为一种自由，自由是毁灭罪恶的力量，自由是创造王国的手段，自由是本能的自由，自由是权力意志，所以萨德的自由主义到最后“必须使自己成为本性的刽子手”，这就是那个“唯一的人”，是终结世界也是成为上帝的人，“‘唯一的人’转身走向那个囚徒，正是这个徒无穷尽的想像力创造了他，二人交融在一起。”

而萨德的“唯一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浪漫主义，他和囚徒站在一起，其自身也有了恶的特点，“它仅仅热衷于塑造不法之徒、善良的苦役犯、豪爽的强盗之类的形象，借以阐述要求自由的深沉的运动。”所以当浪漫主义以花花公子的形象开创自己的反抗世界的时候，他创造的是一种奇特的“否定美学”，就如波德莱尔的罪恶花园，罪恶在其中是一种比其他东西更为稀罕的品种，而恐怖自身变成了细腻的感觉。浪漫主义的反抗是对于上帝的反抗，所以它以恶来回答恶，以高傲来回答高傲，甚至用沉默来回答沉默，所以说，浪漫主义者把自己当成了另一个上帝。但是这种对于上帝的回答是建立在一种“好意”基础之上的，甚至它自己成为另一个上帝也是为了创造秩序，所以这样的反抗无法走向更远，它最后被虚无主义“一切皆被允许”而走向了其反面。

“我们否定上帝，我们否定上帝的责任，惟其如此，我们方能解救世界。”尼采的那一声宣言是虚无主义对于反抗的阐释，否定上帝，而且上帝已死，在本质上是否定上帝的道德性，所以击垮一个圣殿，建立一个新圣殿，其最终的指向是单一的“不”，或者单一的“是”，在尼采那里，不管是否定上帝，而是自己成为上帝，都是一种单向的目的论，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只有放弃一切反抗，甚至放弃想要产生神明以纠正世界的反抗，反抗者才能成为上帝。“若果真有个上帝，如何能忍受自己不是上帝呢？”所以这样的反抗只是虚无主义，“用完全投入这个世界来代替一切价值判断，这样，便从绝对的失望中进发出无限的欢乐，从盲目的奴役发出极大的自由。”

而在超现实主义那里，反抗变成了另一种绝对的理论，完全不屈从，破坏规则，幽默与崇拜荒诞，它对一切挑战，“永远在重新开始的挑战”，超现实主义的启发者洛特雷阿蒙与兰波告诉我们，表象的不合理的欲望通过何种道路可以把反抗者引到最为破坏自由的行动形式。所以有了兰波诗歌之外那腰带里带着的八公斤黄金，有了安德烈·布勒东“无情的权力”与专制带来的政治狂热，有了破坏的混乱，有了必需的死刑，也就是说，超现实主义害怕的是承担责任，它想到的是破坏，不管是诗歌的诅咒，还是物质的锤子，他捍卫的就是不合理性，而这种不合理只有一个主人：“我反抗，故我存在”。

从自由主义到浪漫主义，从虚无主义到超现实主义，形而上的反抗的核心是对恶的抗议，但是这种抗议最后变成了”过度的绝对“，也就是反抗精神也变成了虚无主义，最后吞没了创造的力量。而其实在加缪对于反抗的阐述中，除了形而上的反抗之外，历史上的种种反抗行动，似乎都在这一个“过度的绝对”中走向了反抗精神的反面，不管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都变成了一种虚无主义。历史上反抗的实践似乎都指向一个词：革命，“革命是形而上的反抗的合乎逻辑的继续。”革命是因为向往自由，革命是为了抗议压迫，革命是为了获得正义，而革命却必须拿起武器，所以革命当为了建造一个新政府的时候，它其实就已经变成了断头台为标志的时代。

“一个被法庭判处死刑的骗子竟说他要反抗压迫，因为他要反抗断头台！”本来，断头台是压迫的最明显的象征之一，但是在怀疑一切的革命时代，断头台已经变成了革命的标志，已经变成一个绝对的符号，甚至变成了自由，所以在革命式的反抗中，这种断头台的象征意义一直存在着，而在非道德主义、科学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等理论的补充之下，破坏一切的革命甚至走向了恐怖主义，建立政府的革命则走向了专制主义。1878年俄罗斯女子维拉·查苏利奇开的那一枪引发了一连串的镇压与谋杀；同一年，“人民意志”一个成员克拉夫琴斯基在其《以死还死》的小册子中把恐怖活动定为原则，其后果接踵而至；仍是在1878年，亚历山大二世创造了国家恐怖主义最有效的武器。一方面是镇压与革命的对峙，另一方面则导致国家的加强，“1789年革命引来了拿破伦，1848年革命产生了拿破仑三世，1917年革命使斯大林掌权，二十年代意大利的动乱使墨索里尼上台，魏玛共和国招致希特勒的统治。”

不管是国家权力的加强，还是革命力量的破坏，多于反抗精神格格不入，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加缪看来，都变成了一种暴力，变成了另一个帝国，“原则的革命杀死了上帝在人世的代表。二十世纪的革命杀死了上帝在原则本身中的残留之物，并使历史上的虚无主义神圣化。不论这种虚无主义以后借用了什么道路，从它想摆脱一切道德规则而在本世纪进行创造之时起，便建造了恺撒圣殿。”这不是合理的革命，当然这也不是最可贵的反抗，甚至这样的犬儒主义都变成了虚无主义，反抗甚至也开始否定自己，“从而陷入最极端的矛盾”。

而加缪一开始就认为，反抗者不仅是那个说“不”的人，也是一个说“是”的人，他否定荒诞和不公平，却也应该创造秩序，寻找自由，“我们不存在，但应当通过一切手段来存在。我们的革命就是通过制造，在一切道德规则之外获得一种新存在。”所以反抗在更大意义上是“为了创造我们现在的存在而活着，并让他人活着”。也就是说，反抗不是为了我们的存在而杀人与死亡，而是“把心灵献给严酷痛苦的大地”，是“想到他人而超越了自己”。所以加缪在艺术创造中找到了反抗精神，“反抗是世界的制造者。这也确定了艺术的性质。”加缪把艺术中的创造视为反抗的精神，特别是小说，是对于世界的修正，是对于死亡的超越，在小说描绘的世界里能感受到巨大的反抗力量，“艺术中，反抗通过真正的创造来完成与永远存在，而非通过批评与诠释。而革命这一方面惟有通过文明来得到肯定，而非通过恐怖与暴政。”

艺术或者才是形而上的反抗，也是实践意义上的反抗，“在这个地狱中，艺术的地位与被战胜的反抗的地位是一样的，在空虚绝望的岁月中空怀着盲目渺茫的希望。”但是在艺术世界里，体察反抗精神的时代意义或者并不完整，所以加缪在《南方思想》中发出了疑问：“我们处于当代悲剧的顶峰，会变得对罪恶熟视无睹。生命与创造的源泉似乎枯竭。恐惧笼罩着布满幽灵与机器的欧洲。在两次大屠杀之间，在地下搭起断头台。施刑者在那里默默地庆祝他们的新信仰。是什么呼喊扰乱了他们？”在他看来，这种呼唤就是反抗，就是生命运动的反抗，就是生命站立起来的反抗，不是虚无主义，不是革命暴力，而是一种尊重个体生命，建立公正世界，符合人性需求，超越自己而共同享有的力量：“我们每人要拉开弓经受考验，在历史中与反对历史中征服他已经拥有的一切，收获他的田地中贫瘠的庄稼与这片大地上短暂的爱，在这个时刻，在一个人终于诞生的时刻，应当舍弃幼年时代的疯狂。弓张开了，木头吱吱地响，在弓张开得最满的时候，一支箭疾射而出，一支最刚劲的自由之箭。”

	编号：C25·2151022·1217
	作者：[清]石玉昆 著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3年07月第1版
	定价：24.00元亚马逊13.80元
	ISBN：9787101093766
	页数：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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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是中国一部非常著名的公案侠义小说，此书流传极广，影响深远，几乎家喻户晓。小说共一百二十回，分成两大部分。书中前半部分主要描写宋代包拯为官期间不畏权势、为民伸冤除害，后半部叙述良侠义之士除暴安良、正气热肠的壮行豪举，不同于一般荒诞神怪的小说，文笔酣畅淋漓，描述精彩，具有较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动人心魄的震撼力量。整部小说情节环环相扣，高潮迭起，人物形象鲜明，语言风趣生动，读来令人爱不释手。展昭的宽容忠诚，蒋平的刁钻机敏，徐庆、赵虎的粗鲁憨直，艾虎的纯朴天真，智化的机智潇洒，欧阳春的含而不露，尤其是白玉堂豪放不羁、少年气盛，莫不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直到现今，在影视和戏曲舞台上依然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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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侠五义》：如何算得见过大世面

宁老先生乃给包公起了官印一个“拯”字，取意将来可拯民于水火之中；起字“文正”，取其意“文”与“正”，岂不是“政”字么？言其将来理国政，必为治世良臣之意。
        ——《第三回 金龙寺英雄初救难  隐逸村狐狸三报恩》

九岁的包公在私塾，只要宁老先生一点《大学》的句断，就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就知“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背诵如流，使得宁老先生大喜，留下一句“不想我宁某教读半世，今在此子身上成名。这正是孟子有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老师之乐，并不在于包公能将圣贤之书背得滚瓜烂熟，而是看见了读书的意义，那就是包公显露了“天下英才”的潜质，甚至可以说，是在启蒙中开启了一种“明德”、“至善”的风范。大学之道虽然在九岁包公那里更多呈现的只是字词而已，“教上句便会下句，有如温熟书的一般”，但是他已经具备了以后为国家栋梁的素质，所以宁老先生给包公起的官印是一个“拯”字，起的字便是“文正”。

“拯”为拯救，文正而为“政”，这种命名方式，其实已经将包公的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治世良臣理国政便也成为老师的期望，自我的目标。这并非仅仅是启蒙，一种命名的开始，其实包公之后的人生之路已经走向了“大学”，而这种预言和启示性的命运在某种方面却是对于自身多舛幼年的一种超越。母亲是四旬开外怀孕，已有二子的包员外终日忧愁，而那独坐书斋的梦差点将包公带向人生的厄运，“朦胧之际，只见半空中祥云缭绕，瑞气氤氲。猛然红光一闪，面前落下个怪物来，头生双角，青面红发，巨口獠牙，左手拿一银锭，右手执一朱笔，跳舞着奔落前来。”梦中的怪物，是打破了本来的秩序，对于父亲来说，此种征兆也是大凶，所以有了后来包海将他抛尸野外，差点落入虎口，而包山的解救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兄弟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立的关系，善与恶，宽容和私狭，渗透在包公的幼年生活里，而到了七岁的时候，包公将救下他的兄嫂呼为父母，这是一种乱伦的称呼，对于伦理秩序的颠覆，其实是对于员外及兄长扼杀生命的否定；而且，包公从小到七岁从未哭过，也从未笑过，“每日里哭丧着小脸儿不言不语；就是人家逗他，他也不理。”

奇异的出生，奇异的性格，奇异的家庭，对于包公来说，的确是人生的变数，也是通向“大学之道”的坎坷，而这种自离娘胎而“天降大任”的考验其实是回应着朝廷的悲欢离合，小说一开始就以八月中秋的天象开始，西台御史兼钦天监文彦博出班奏道：“臣夜观天象，见天狗星犯阙，恐于储君不利。恭绘形图一张，谨呈御览。”那时的宋真宗还未有储君，所以这天象的吉凶自是一个未知数，而真宗那句“二妃子如有生太子者，立为正宫”，却将刘妃和李妃的命运，以及太子的命运也推向了变数，“狸猫换太子”宫廷争斗衍伸出的是关于君主的坎坷和折磨，也正是这种包公和仁宗波折中的共同点，让他们的命运契合在一起，也为后来仁宗重仁重义的明君形象奠定了基础。

这是一种呼应，呼应的目的就是为狭义文化的建立提供了一种大背景。而包公在个人成长中，也逐渐开始了从江湖到庙堂的人生之路，从读书到中试，再到成为定远县知县，也是一种儒家式的成才之路，而“乌盆诉苦别古鸣冤”虽然带有一种神话色彩，但是却是包公进入圣上视线的一种捷径，正直无私，断事如神，却越过了上司之嫉，直接呈现在皇帝面前，终于升任为封府府尹、阴阳学士。“阴阳”二字的意义是善于“白日断阳，夜间断阴”，是对于他判案神奇的一种说话，而在小说中也慢慢神化了包公。如果按照史书记载来看，《宋史·包拯传》只记载了他的一件断案故事：“知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立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如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但是，在小说中，包公不但能审民间各种民事、刑事案件, 而且能断阴阳，审冤魂怨鬼，“包公一生，不独能破前朝之案，且能破及清之案，其平反之功，宜累牍书之不尽矣”，包公被塑造成了一个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神人、法师。

这种神通广大其实是一个铺垫，一来符合自己那个“拯”字的含义，拯民于水火之中，而来，也是为了进入最高统治者的视野，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治国理政的理想，才能完成宁老先生当初对于他人生之路的一种命名。而第18回《奏沉疴仁宗认国母  宣密诏良相审郭槐》就是将那一段“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最后大白天下，余忠替死、送往陈州、开封府净室居住、李氏诰命叩天求露等沉疴细节一一展露，而包公在其中不光是历史的揭露者，也成为亲历者，包公认假母就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最后利用虚设的森罗殿，终于导致郭槐招供，当初刘后图谋正宫、用剥皮狸猫换太子、陷害李妃，等等，都变成了呈堂证供，也终于将历史冤案昭雪，而随着将郭槐立剐，圣上也最后宣召包公：“刘后惊惧而亡，就着包丑卿代朕草诏颁行天下，匡正国典。”

包公将沉冤多年的宫廷争斗大白于天下，就是真正走进了庙堂之上，将个人命运维系在皇权至上，这是一条典型的自下而上的道路，对于包公来说，是成为治世良臣的开始，是行使治理国政的起点，也正是仁宗是仁义之宗，才使得包公能够在超越自己出生多舛命运之后，能够施展自己的能力，在“在明明德”中行侠仗义。奉皇命到陈州放粮赈灾、公孙策设计要来御赐刑具三口铜铡，都是把宣扬忠义、维护社会秩序和弘扬人间正气、除暴安良联系在一起，而这种完美的结合其实走过了两个过程，一个是从江湖到庙堂，而另一个则是从庙堂到江湖。

除了包公的命运和皇权联系在一起，三侠五义的狭义思想也是在仁宗的认可下得到展现，而他们也从一般的江湖义士变成了朝廷命官。南侠展昭曾在金龙寺凶僧手中救包拯，又在土龙岗退劫匪，天昌镇捉刺客，功绩累累，当初他的侠义观其实是个人随机式的遭遇，“真是行侠作义之人，到处随而安。非是他务必要拔树搜根，只因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个‘侠’字。”只是将别人的悲喜当成是自己的安危，这是纯江湖的侠义，但是后来经过包公举荐，被皇上御封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在开封府供职，绰号“御猫”，才成为和国家命运有关的侠士。

在三侠五义里，锦毛鼠白玉堂应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当初经过包公的举荐，仁宗金殿试艺的时候，只给了“三鼠封官”，卢方等三人授予的是六品校尉之职，都安排在开封供职，实际上都成为了朝廷命官，仁宗而又传旨，“务必访查白玉堂、韩彰二人，不拘时日”。也就是说，在仁宗眼里，充满的是一种宽容心，是一种招贤若渴的仁义。白玉堂，因少年华美，气宇不凡，行侠作义、文武双全，但是白玉堂的性格，具有多个侧面，也是五义中最为复杂的。他少年气盛，性情高傲，闻听展昭受封“御猫”，便觉“五鼠”减色，遂专程赶赴京师与展昭一比高低，先于皇宫内苑中杀了意欲谋害忠良的总管太监郭安，又于忠烈祠内狠狠地戏耍并整治了奸太师庞吉；他与有志有德的贫寒书生颜查散结为兄弟，并为其鸣冤，多方救助；最后，为探谋反朝廷的襄阳王的虚实，三闯冲霄楼，疑似命丧铜网阵。

正所谓以英雄侠义始，以英雄侠义终，所做之事，均系无法无天的惊人之举，又都不离“侠义”二字。但是从一开始的经历来看，他的侠义是完全建立在自我基础之上的，不喜欢展昭受封为“御猫”，一个“御”字仿佛是将那种侠义的个性抹杀了，所以他极不服气，内心的渴望是自由，但是蒋平对白玉堂的一番话可以看出五义的一种转变，“你说你到过皇宫内院，忠义祠题诗，万寿山前杀命，奏折内夹带字条，大闹庞府杀了侍妾。你说这都是是人所不能的。这原算不了奇特，这不过是你仗着有飞檐走壁之能，黑夜里无人看见，就遇见了皆是没本领之人。这如何算的是大能干呢？如何算得见过大世面呢？”也就是说，蒋平所认为的那种江湖行为只是小打小闹，不是大能干，不是大世面，只是凭着飞檐走壁之能，血气方刚之勇，实际上是不懂规矩，甚至破坏规矩，所以“算不了行侠尚义英雄好汉”，充其量只是一个浑小子，甚至没有资格上开封府。

什么是大世面，“若是见过世面，必须在光天化日之中，瞻仰过天子升殿。……慢说天子升殿，就是包相爷升堂问事，那一番的威严，令人可畏。”天子升殿是大世面的标准，而这种标准直接否定了白玉堂的个人侠义，直接否定了鲁莽江湖，最终从江湖之远而转为庙堂之高，所以少年英雄最后得到了仁宗迟来的赏识，传旨：“加封展昭实受四品护卫之职。其所遗四品护卫之衔，即着白玉兰堂补授，与展昭同在开封府供职，以为辅弼。”而这也就意味这三侠五义都已经完成了一种庙堂式的命名，也和包公一样，可以真正拯救人民，可以治国理政，可以成为治世良臣。

而当居庙堂之高之后，这些侠义之士进入的另一个江湖就是自上而下的江湖，所以他们面前的任务也变得更为重大，那就是要清除最大反派襄阳王的势力。襄阳王，是真宗幼弟，宋仁宗的叔叔，他意图勾结江湖人士邓车、张华、马刚、马强、雷英等人，朝中的庞太师及其党羽，还有蓝骁、钟雄、邬泽，立下盟单兰谱放在冲霄楼中，意图谋反，颜查散上任襄阳，带领三侠五义众位英雄剿灭叛乱，为大宋的安危、人民免于战乱做出卓越贡献。在小说中，为了拿到襄阳王造反的证据，锦毛鼠白玉堂三探冲霄楼，命丧铜网阵，用自己的鲜血捍卫了大宋的安定，而这便是侠义的体现。在小说中，群雄战襄阳其实并未真正展开，在第一百二十回中说：

这便是《忠烈侠义传》收缘。要知群雄战襄阳，众虎遭魔难，小侠到陷空岛、茉花村、柳家庄三处飞报信，柳家五虎奔襄阳，艾虎过山收服三寇，柳龙赶路结拜双雄，卢珍单刀独闯阵，丁蛟、丁凤双探山，小弟兄襄阳大聚会，设计救群雄；直至众虎豪杰脱难，大家共议破襄阳，设圈套捉拿奸王，施妙计扫除众寇，押解奸王，夜赶开封府，肃清襄阳郡；又叙铡斩襄阳王，包公保众虎，小英雄金殿同封官，紫髯伯辞官出家，白玉堂灵魂救按堂，颜查散奏事封五鼠，包太师闻报哭双侠，众英雄开封大聚首，群侠义公厅同结拜：多少热闹节目，不能一一尽述。也有不足百回，俱在《小五义》书上，便见分明。

“活捉了襄阳王”成了续集，但是在小说中，从江湖到庙堂，再从庙堂到江湖的侠义世界已经建立，所以作为一种铺垫，那种大场面等待展开，而随着大场面的展开，拯民于水火之中建立的“在止于至善”和治理国政的“大明明德”也便成为侠义文化的最好阐释。

	编号：C38·2150920·1214
	作者：【奥地利】彼得·汉德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3年08月第3版
	定价：49.00元亚马逊37.90元
	ISBN：9787208113695
	页数：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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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深夜，A地一名51岁的家庭主妇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这是克恩滕州《人民报》的一条消息，这是彼得·汉德克笔下的悲剧。51岁家庭妇女自杀，而“我”作为叙述者立刻要义不容辞地撰写自己母亲那“简单而明了的”故事。母亲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小农环境里，接受的是无欲望、秩序和忍受的道德教育，她最终依然无法逃脱社会角色和语言模式对自我生存的毁灭，于是自杀成为她无可选择的必然归宿。在对这个女人命运的回忆中，她那受制于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的生存轨迹自然而然地展现在读者眼前。作者以其巧妙的叙事结构和独具特色的叙事风格表现了母亲生与死的故事，其中蕴含着一种启人深思的愿望，一种值得向往的生存，一种无声质问社会暴力的叙述之声。《无欲的悲歌》由两部小说组成，包括《无欲的悲歌》和《大黄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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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欲的悲歌》：我看见一个女人走进公墓

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变成另外一个人，而是成为一类人：从战前的变为战后的，从乡下土包子变成城里人，对这类人完全可以这样来描述：高个儿，苗条，深色头发。
    ——《无欲的悲歌》

谁是那一类人？是克思滕州《人民报》周日版的“综合新闻”消息里那个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的家庭主妇，A地G县是她的出生地和死亡地，51岁是她离开世界的年龄，当这些个人信息在一张报纸上被公众阅读的时候，对谁来说都可能只是一个可以完全忽略的事件，唯独对于我来说，有着一种特殊的意义，而这样特殊的意义并非是极度的悲伤，而是关于死和亡故带来的玩笑，是玩笑变成的愉悦，就像是007电影里表现的那样，充满了某种戏谑和味道。

可是，她是我的母亲。母亲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是一个象征着爱与保护的角色，一个有过爱情和婚姻的女人，可是最后却成了她，成了生活之外的另一个人，甚至成为了必须取消个体意义的“一类人”，这一类人从战前到战后，从乡下到城里，从出生到死亡，从孤独到遗忘，当51岁的人生最后以非个性化的葬礼仪式完成死亡的归属之后，她作为母亲之间似乎也只是一个空洞的符号，高个儿，苗条和深色头发，这些外部特征只是这一类人的描写，它无法深入一种叫做母亲的孤独和对爱的渴望，在临时的意义上成为他们，她们，甚至它们。

似乎从家族传统来说，就在一种被取消了个体意义的生存中开始的，外祖父的前面数代都是一无所有的长工，他们寄人篱下，他们没有遗产，“惟一的财产就是要跟进坟墓里去的节日礼服。”所以，在这样的生活中，“积攒”成为他们生活的唯一方式，积攒是为了生存，积攒是为了死亡，积攒压抑个人的欲望，积攒变成无法改变的命运，甚至希望子女也能继承这种“骇人的无欲无求”。看起来，积攒意味着对于财产的保存，是对于自我生存的最低要求，是为了满足某种欲望，但是在形成了传统的积攒体系中，个人已经慢慢变成了一种工具，所以即使后来他活下来的儿子成了木工师傅，可以雇佣工人，也获得了财产，甚至可以喝酒、娱乐，但是，积攒的习惯已经无法改变，一生似乎都要在这样的体系中被命名。就像当地女孩们常玩的一个游戏一样，人生的过程就浓缩成这样一条轨迹：累了／倦了／病了／病重了／死了。

积攒而累，积攒而倦，积攒而病，以及积攒而死。可是，母亲似乎要打破这如游戏一样的人生轨迹，她的童年想上学，因为只有上学才会让她感到自我的存在，“我自觉了”是一种追求，在积攒的世界里，变得另类。于是离家出走，于是寻找释放自我，于是寻找爱情。“约会，跳舞，聊天，打趣——对性的恐惧就这样被掩饰过去，‘没有我喜欢的’。工作，娱乐，心情沉重，心情轻松，收音机里的希特勒声音很好听。”没有我喜欢的，却是一种喜欢，一种自我。但是“收音机里的希特勒声音很好听”，这不是娱乐，也无关工作，而是一个错乱的时代，一场彻底消灭自我的战争。

1938年4月，注解成“德国人说赞成…！”而在十年之后的1948年初夏，则和“没有合法证件”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起先她是兴奋和激动，而后来是被迫离开东部管制区。这是战争的起伏，是战争的改变，远比“积攒”的生活方式更压抑和毁灭个性。1938年兴奋是关于集体主义的狂欢，那个世界是神奇的世界，“一个之前只在广告里看见过的世界。”虚幻变成现实，远远没有接纳一个个体的人，所以在那第一次的爱情里，母亲爱上了德国党员同志，唯一的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没有另一个的一个，“生活教会她的爱情只能固定在一个不能更换、无法替代的对象身上。”可是在集体狂热的岁月里，爱情真的是一种无法替代的感情，是一种释放自我欲望的满足？战争带走了母亲的爱情，带走了母亲的婚姻，带走了母亲的“自觉”，也带走了母亲的个体。

彼得·汉德克：被重新命名的叙述者

先是德国党员的离开，接着是她去柏林找到了他，接着是他又嫁给了德国防卫军的士官，接着就是战争结束，以及婚姻结束，“那个男人也忘了自己曾经因为打赌追求过她，和一个女朋友生活在一起。”创伤似乎是隐匿的，对于母亲来说，她以针刺的方式流掉了孩子，或者偷偷打掉了孩子，尽管在1948年回到出生的地方时，她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但是这些孩子和爱有关吗？母亲又会回到自己追求理想和自觉的出发地吗？战争无形之中改变了一个人，甚至比积攒更为压抑，更为骇人，无欲无求的生活让母亲成为一类人，一类从战前到战后的人，一类从乡下到城里的人，一类有过集体狂欢虚幻的人，一类再也找不到自己的爱情和婚姻的人。

“一个小人物通过成为某一类人摆脱了自己那丢人的孤独和孤立无援，失去了自我，却成了某个人，即便只是临时的。”是的，母亲曾有过寻找自己的反抗，从童年要上学而离家出走来说，她的骨子里是抗拒压抑的，甚至当战争之后她学会抽烟，开始酗酒，甚至数次堕胎，无非是对于现实的不满，但是这种不满是盲目的，甚至是自我牺牲的。自我牺牲对于那个自我来说，当然是一种毁灭，最后的意义依然是回到了一个类。类是“不再需要人，有物就够了”，类是“对于贫穷却只剩下象征而已”，类书写了一种“当时——后来”，“因为——尽警”，“是——变成——一无所成”的人生秩序，类甚至是在最后追求人生尊严而无望的时候变成了“用人作道具的大自然剧”，当极端的表达欲望与极端的无语碰到一起，即使阅读、看报，也只是在寻找一个类的模式，“她把每一本书都当做对自己生活的记录来读，在阅读中苏醒，通过阅读生平第一次袒露自我，学会谈论自己。”

这种寻找和谈论，是一种反讽，因为没有自我才寻找自我，因为寻找自我才发现更没有自我，在恶性循环中，她没有爱好，没有偏爱的东西；她不再做填字游戏，不贴照片；她不参与社会活动，害怕冬天；她的头剧烈地疼痛，吃不下药……“我根本就不是人了。”一种是自我存在的逐步消解，另一种是身体戕害带来的自我毁灭感，“我自言自语，因为没法跟任何一个人说些什么。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部机器。我很想坐车去个什么地方，但是天一黑，我就害怕自己找不回来。”迷路而迷失，而在身体彻底走向死亡之前，那唯一能感到自我存在的则是在平静中享受死亡的幸福，“终于能够安安稳稳地睡去了。”

“也许有别的绝望类型，我们对此依然一无所知，人们也没有意识到。”连绝望都找不到别样的意义，连死亡的仪式都没完成个性化，母亲在死前寄的挂号信里是遗嘱，但是从432号到442号的序列中，不是标注着不同，而是制造了混淆，“这和我脑海中的那个数字如此相像，猛看上去竟让我产生了混乱，一时间以为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所以对于“无语的悲歌”来说，死亡是自己最后的确认，“她把自己的秘密带进了坟墓！”那些秘密里有压抑，有孤独，有恐惧，有苍老，但是在无欲的世界里，仿佛和积攒的生活一样，如战争的岁月一样，最后只留下“A地（G县）一名51岁的家庭主妇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的消息，而那些真正的秘密只在坟墓里，在自我的最后归宿里。但是关于母亲的一切到底有多少是现实的存在，到底多少是虚构的焦虑？无欲是不是母亲一直以来的常态，秘密是不是真的被送进了坟墓？在我曾经邂逅自己父亲的那种经历来看，我并没不是在母亲的意义上成为我自己，实际上说，我只不过是另一个符号，另一种类别——叙述者：“由于我只是描述者，无法扮演被描述者的角色，所以也就不能产生那样的距离感。我只能和自己保持距离，母亲却无论怎样也不能像我平常对待自己那样，变成一个使人振奋同时内心激昂、越来越快乐的艺术人物。”

叙述者把她变成了一个51岁自杀的家庭主妇，把她写成在集体狂欢的战争年代品尝了苦涩和恐惧的母亲，把她描述成一个只在类别意义上具有符号特性的人，叙述者是虚构者，是闯入者，是梦境制造者，也是“我看见一个女人走进公墓”的旁观者。女人，死亡，叙述，在《大黄蜂》里，完全变成了一种类别化的书写，那里有我，有弟弟，有妹妹，有父亲和母亲——可是，为什么她自始至终都被叫做“那个女人”？那是一个十一月的日子，下雪的日子，寒冷的日子，坐在火炉边取暖的日子，或者是夜里有轰炸机飞过的日子，这是确定的时间；那里有一个弟弟，拽藤条道的弟弟，用指甲刮玻璃的弟弟，星期六回到家里的弟弟，以及在河里淹死的弟弟；那里有一个妹妹，念叨着大衣、熨斗、飞蛾和灰尘的妹妹，照见镜子中自己的妹妹，拍摄了哥哥照片的妹妹，模仿淹死的哥哥的妹妹；那里有一个父亲，驶向池塘的父亲，拔出刀剁碎水蛭的父亲，喝醉酒的父亲，以及有一个母亲的父亲。

可是我呢？只不过是一个叙述者，叙述者是一种类别，“我”就是“他们”，他们是我：“我妹妹说，十一月那一天，我的眼睛瞎了。两个当兵的开了一辆军车，穿过深深的积雪，不知从哪儿把我拉了回来。”他们是他：“关于上学的路，有三句话成了口头禅：我去修道院。我去易伯塞。我去下面爬一座山。”他们是叙述者：“当叙事者妹妹从热锅里拿出一个土豆扔给叙事者时，父亲在船上拔出了刀。当叙事者把热土豆从一只手滚到另一只手还不断吹着手指时，父亲在船甲板上把水蛭剁碎了。”叙述者是一种命名，关于声音的命名，“声音的名字”里有窗帘的飘动，有哗啦啦，有嚓嚓声，有嘎吱声，有当啷声，有嘶嘶声，有簌簌响，有啪嗒声；有关于动物的命名，是马眼睛上的虫子，是一只瘦骨嶙峋的猫，是这些都长翅膀的蚂蚁。可是，关于叙述者，关于声音，关于动物，关于自行车，关于柴棚，关于火炉，其实所有的命名只不过是走向“名字的丢失”，“他的名字被写在一堵墙上。有人骂他犯了法，做了不光彩的事，或者说，身体有缺陷。”“他的名字会出现在电影院的墙上。不过，—个否定事情的人并不一定是撒谎：他只是不认可别人强加给他的东西而已。”

名字的丢失，只不过是再次取消命名，它和当初的命名一样，是一种虚构，所以看上去是盲人，最后就是盲人，“谁也没有从镜子里看见过盲人的脸。”而关于那个不被命名的女人呢？她却像在真实中存在的个体，在无名中自我命名。“女人的出现”时，她问起了这个人的父亲，以及问儿子是否已经吃饱；她被我看见走进了公墓，然后被人吐了一口唾沫；然后她在房间里睡觉，“她挡住了别人的路。”她得了严重的恐水症，她问为什么要现在去镇上，而那两个真实的名字马蒂亚斯·贝尼迪克特和格里高尔·贝内迪克特也总是出现在她的故事里。是的，对于她来说，连死亡也都有了最后的意义。而所有这一切的无名化的命名，也都是在抹除叙述者的虚构，“因此，他说起自己的遭遇时，就像在说别人的遭遇一样：即使别人在考虑朝哪个方向迈起步子时，思想也会矛盾的。特别是因为他失明了更是如此，这也许只是编造出来的。”所以用“人”代替我，用我代替人，用他代替我，而无论是何种代替，也都是要把真实的自己藏起来，就像把母亲藏在“这个女人”的类别之后。

为什么隐藏？为什么无名？因为像战争一样的死亡，像盲人一样的虚构，“战争并不是消磨时间。它是为了一个严肃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严肃手段。它让一切事态更难以把握，并且干扰事件的进程。战争是偶发事件的领地。”所以关于存在和死亡，关于睡去和苏醒，关于命名和丢失，都在一种真实之外的时间里：“他说道，是明白事理的时间，头脑清醒的时间，冰期的时间，战争的时间，他说道，不合适的时间。”把时间藏起来，把自己藏起来，把母亲藏起来，只留下叙述者，只留下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是“以描写一条小路开始的，一个人领着儿子走在路上，正在寻找一位失踪的兄弟”；那个故事“并没有完全讲清楚这位少年是怎么失明的，只是多次提到当时处于战争状态”；那个故事“的细节都来源于他的记忆。他独自构思了这个简单的框架，并且还信以为真。幸好他只保留了结尾”。是的，盲人是叙事者，盲人虚构了命名的方式，盲人在回忆中讲述战争，但是对于盲人来说，叙述就像是面对一面镜子，“瞎子不可能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如果瞎子在照镜子，那就等于没有人在照镜子。”

不是象征，而是一种反讽，盲人的叙述只是要将一个类的故事写出来，用镜子，用虚构，用无用的隐藏，而其实，即使“这本书出人意料地以描写晚餐而结束”，最后的一页并非真的是那种“无法得到描述的”黑夜，而是在记忆中断中，盲人看见了新的故事，弟弟走在结冰的雪地上：“我呼喊他时，他滑倒了。他抬起左脚时，右脚滑倒了。他抬起右脚时，左脚也明显滑倒了。他跑动时，双脚都滑倒了。冰层下面的雪里夹杂着厚厚的泥土。”看见冰层，看见泥土，以及看见没有淹死的弟弟，在独自找到的出行动作的规则里，一个人走向远方。于是，不被命名为类别的故事真正产生了，“你不是走进来，你不是进人现场，更确切地说，你是穿过那些目光。没有人在场。”

	编号：C28·2150919·1210
	作者：金庸 著
	出版：花城出版社、广州出版社
	版本：2008年03月第3版
	定价：86.00元新华书店68.80元
	ISBN：9787806553312
	页数：1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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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九年，在《香港商报》连载。“写《射雕》时，我正在长城电影公司做编剧和导演，这段时期中所读的书主要是西洋的戏剧和戏剧理论，所以小说中有些情节的处理，不知不觉间是戏剧体的，尤其是牛家村密室疗伤那一大段，完全是舞台剧的场面和人物调度。”正是由于《射雕英雄传》具有中国传统小说和戏剧的特征，所以在银幕和屏幕上形成了颇为热闹的景象，不同版本、不同国家的电影、电视连续剧曾经成为独特风景，甚至也产生了《江南七侠》、《九指神丐》等他人冒名演衍的小说。新修版重写了黄药师和诸弟子的关系，并将吕文焕守襄阳一节，改为李全、杨妙真夫妇领“忠义军”守青州，以顺合历史及地理，守襄阳事至《神雕英雄传》书中再得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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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英雄传》：谁是大英雄？

如题，是关于英雄主义的一次文本追寻。大约是初中时代，以《金箫玄剑》为标志的阅读，就是闯入了一个玄妙的武侠世界，偶然之中得到的一册《谁是大英雄》，封面赫然写着“射雕英雄前传”的注解，其实那时大约也知道作者金童无非是一种投机取巧的命名，和向金庸致敬一类的理由好不沾边，但是“射雕英雄”却是实实在在成为打开这其中一册的全部理由。从大理国“”老皇爷段盛开始，追溯了南帝的渊源和发展脉络，及至最后形成“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武林格局，最后到众英雄第一次华山论剑终结。

只是片段阅读，那书自然是从某处偶得，金童是某人，图书是偶得，这一种阅读的境况大约就是对“射雕英雄”的迷恋而造成的迷失，现在网上搜索，还能找到1989年华文出版社出版的书影。但是对那一个文本缺失的时代来说，《谁是大英雄》的确让我无限接近射雕的故事，而其实，“谁是大英雄”的疑问却是很准确地传递出“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据说，1976年香港佳视曾经拍过《射雕英雄传》，当时由黄沾作词、作曲、编曲，林穆演唱的主题曲就叫“谁是大英雄”，而之后佳视拍摄了《射雕侠侣》，仍是沿用了该歌曲的旋律，只是刘杰把歌词和歌名进行了改动；之后的1993年，电影《东成西就》再次把该歌曲作为主题曲，而到了2011年，刘镇伟拍摄的《东成西就2011》，“谁是大英雄”还是被用作主题曲，只不过加入了摇滚、Hip-Hop等元素。

从1976年的电视剧主题曲，到1989年的小说，再到1993年、2011年的电影旋律，射雕故事似乎一直在追问“谁是大英雄”这个问题，而对于个人来说，偶得开始的文本，也经历了种种的迷失和迷恋。1989年出版的图书拿在我的手上接近射雕小说，显然是有些迟了，但这种浓烈的兴趣却是在电视剧文本里获得的，那时的电视节目单一，却无意之中在邻家的黑白电视中看到了1983年版的《射雕英雄传》，这无疑对于当时只有两个频道的收视节目来说，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也是童年英雄情结的一次成型。不稳定的电视信号，时断时续的观看体验，和那一册偶得的《谁是大英雄》一样，其实就是一种断裂造成的迷失，而迷失更加深了迷恋。而真正完整地一次观看，则是在几乎已经成年的高中时代，那一次90年代初期的重播，是第一次真正接近电视文本，第一次展现英雄主义，即使当时是趁着晚自习翻墙而出去追寻这一个英雄梦，最后导致了全班批评的后果，但至少，现在只要听到那熟悉的旋律，便会很怀旧地进入到那一个经典的场景中。

“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的铁血丹心，“人海之中找到了你，一切变了有情意”的东邪西毒，“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的华山论剑，记忆中的种种复活，就是为了保全一种永恒的文本，就是缅怀那一种英雄情结，就是在若干年后还是能回到“谁是大英雄”的恒久式疑问中。从前的阅读是迷恋一种现实之外的英雄传奇，无论是降龙十八掌、九阴白骨抓、打狗棒法、蛤蟆功，还是全真七子、江南七怪、丐帮、铁掌帮，无论是东西吸毒南帝北丐，还是是荒漠、大海、孤岛、高山，在纵横捭阖、出神入化的武侠世界中，武功高强就是一种英雄的标配，而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像是给了英雄一个更奇幻的空间，也给了读者更自由的想象世界。

但显然，英雄并不只是传统的侠客，当郭啸天和杨铁心未出生的孩子被丘处机取名为郭靖和杨康的时候，一个普通百姓的生活被打上了和国家利益有关的“靖康之耻”这一烙印的时候，其实也在某一种意义上开启了英雄主义的成长之路，相约十八年后比武，丘处机对江南七怪说：“今日是三月廿四，十八年后的今日正午，大伙儿在醉仙楼相会，让普天下英雄见见，谁是真正的好汉子！”这里就设置了两种身份，一种是“普天下的英雄”，另一种则是“真正的汉子”，真正的汉子是指十八年后长大成人的郭靖和杨康，即使他们身怀武功，但也是一个汉子，汉子的意义是个人层面的，他甚至和门派无关，只不过是身体和意识延伸之下的一种技艺而已。但是见证这一场比武输赢的却是“普天下的英雄”，天下之大，英雄之多，当他们都成为见证者的时候，是不是反倒变成了一种多元的标准？

英雄或者就是一种多元的身份属性，可以是出类拔萃的汉子，可以是武功高强的能人，可以有出神入化的武功，当十八年后终于在烟雨楼相遇的时候，各自经历了人生转变的郭靖和杨康，也都开始在这种多元论中寻找自我，但是最后为什么武功更高的杨康却输了这一场比赛，判决者当然是丘处机，他的意思很明确，因为杨康并不是杨康，那个和国耻相关的名字早已经被更改，杨康而为完颜康，不是简单的更名改姓，金国小王爷的身份实际上更是一种背叛，更是对于武德的背叛，“我这孽徒人品如此恶劣，更是万万不及令贤徒。咱们学武之人，品行心术居首，武功乃是末节。贫道收徒如此，汗颜无地。嘉兴醉仙楼比武之约，今日已然了结，贫道甘拜下风，自当传言江湖，说道丘处机在江南七侠手下一败涂地，心悦诚服。”所以由名字开始，到名字结束，杨康甚至连一个“真正的汉子”也没有资格，更物无从谈起所谓的英雄。

作为一种衬托，郭靖似乎是一种理想的英雄主义化身，从父亲被杀，到母亲颠沛，从雪地出生到大漠成长，郭靖似乎一生的注解都没有离开过自己被定义的名字，母亲李萍是个标准的家庭妇女，没有文化，没有地位，当她遭逢家庭巨变的时候，没有像包惜弱一样有着一些的妥协和屈服，也不枉自菲薄，而是以自己的坚韧养育了郭靖，并且培养了郭靖很多优点。当郭靖慢慢成长，母亲给他的一个人生启示就是为父亲报仇，这是一种道德责任，其目的就是为了履行一种社会义务。但是报仇这个人生主题需要确立的是：仇人是谁？仇人是完颜洪烈，而当这个名字从个人意义变成民族符号的时候，报仇的道德责任也从家庭扩展到了国家。

这是一个渐次成长的过程，就像郭靖身上的武功一样，是从简单到复杂，再到高深，“这孩子学话甚慢，有点儿呆头呆脑，直到四岁时才会说话，好在筋骨强壮，已能在草原上放牧牛羊。”这是愚笨的起点，也正是这个低层次的人生开头，才有更多可能获得关于英雄的技艺和精神的填充，从江南七怪的武功，到悬崖上到人马钰的指点，再从梁子翁的蝮蛇血，到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再到周伯通的左右互搏和九阴真经，他不断向上，不断修炼，终于在功夫层面上慢慢走向了极致，在最初级意义上接近了所谓的英雄。

当然，在郭靖成长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女性除了自己的母亲李萍，便是一生所爱的黄蓉，从张家口和身为乞丐的黄蓉相遇，到最后现身女儿身，郭靖对于黄蓉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一见倾心的感觉，而冰雪聪明的黄蓉在更多意义上却是对于郭靖个性的一种补充，这个多才多艺，博古通今，精通琴棋书画，厨艺了得的女子，与郭靖不离不弃患难与共，不仅阐释了一种理想主义的爱情，而且更是为英雄主义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基础，“两人不自禁的伸出手去，握住了对方的手，两颗心勃勃跳动，感到全身温暖，当听到别人伤心欲绝的不幸之时，不自禁想到自己的幸福，因为亲爱的人就在自己身旁坐着，因为她的伤势已经好了，不会再死。是的，不会再死，在这两个少年人的心中，对方是永远不会死的。”和自己的爱人在一起，这无疑是一种爱情的满足，比起梅超风和陈玄风逐出师门的背叛，比起瑛姑和周伯通不被承认的情感，郭靖和黄蓉当然是一种完美。

而其实这种完美主义也经历了诸多的坎坷，郭靖在蒙古的时候已经成为了“金刀驸马”，所以他在黄蓉和华筝之间有过艰难抉择，这种抉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道德责任使然，郭靖一开始是一种尊长的行为，所以他必须娶华筝，因为，“答应了人的事决不能反悔”，所以答应娶华筝就是一种实践诺言的体现。但是当他遇到黄蓉之后，当他和黄蓉经历各种磨难再次回到蒙古的时候，这个难题看起来变成了郭靖的一次毁约，“我再也不理甚么成吉思汗、甚么华筝公主，这一生一世，我只陪着你。”一生一世在桃花岛，一生一世陪着黄蓉，这是郭靖构筑的理想，而为了这个理想，他违背了自己的承诺，但其实，这却是郭靖的一个转折点，他由服从尊长的被动道德层次，进展到自己承担自己言行的后果的主动层次。

这个主动层次当然对于郭靖的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也正式开启了他从小我到大我，从个人到国家的“侠之大者”的成长之路。曾经是个追求武艺的人，曾经只把在桃花岛上卿卿我我度过一生作为理想的人，却必然走向一种自我成长的英雄传奇。追求武艺，似乎是每一个习武之人的毕生追求，所以有了华山论剑，所以有了对于《九阴真经》的争抢，也所以有了为了成为武功最高强的人而不惜滥杀无辜，黄药师的妻子因此而逝，欧阳锋为此而疯，“欧阳锋是谁？”第二次华山论剑上，登上巅峰的西毒欧阳锋，用这一个“我是谁”的疑问，提出了关于习武本质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能拥有绝世武功是人生一大快事，就如周伯通所说：“钻研武功自有无穷乐趣，一个人生在世上，若不钻研武功，又有甚么更有趣的事好干？天下玩意儿虽多，可是玩得久了，终究没味。只有武功，才越玩越有趣。兄弟，你说是不是？”入迷而入魔，成为人生唯一的乐趣，但是这种乐趣却制造了太多的灾祸，所以在这样一种层面上，郭靖的不解在于：“这样说来，这部经书倒是天下第一害人的东西了。陈玄风如不得经书，那么与梅超风在乡间隐姓埋名，快快乐乐的过一世，黄岛主也未必能找到他。梅超风若是不得经书，也不致弄到今日的地步。”

武功自然是一把双刃剑，而郭靖提出的这个疑问更在于武学的根本意义，而其实，对于郭靖来说，他在武学的疑问之外，更有着关于自身定位的一个疑问，身为汉人，金国王爷是自己的杀父仇人，而自己却生长在蒙古大漠，这是奇特的人生经历，这种人生经历也为郭靖成长为“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提供了条件，他是蒙古的大将军、大元帅和金刀驸马，在离开蒙古寻找杀父仇人的过程中，认识到了国家的危难，所以完颜洪烈与其说说自己个人意义上的仇人，不如说是国家意义上的敌人，而很有象征含义的是，《九阴真经》上的武功，几乎都是郭靖被动接受的，而他主动寻找的一本兵书秘籍却是《武穆遗书》，这一本金国人四处寻找的兵书，其意义就在于能够能“直捣黄龙，灭了我大金”，所以得到它既是为了能让它助力金国的扩张，更在于使汉人失去了谋略上的智慧，所以郭靖当听说欧阳锋和完颜洪烈要进洞盗书的时候，便心想：“武穆遗书若是被他得去，金兵即能以岳武穆的遗法南下侵犯，这件事牵涉非小，明知欧阳锋在此，决然敌他不过，但若不挺身而出，岂忍令天下苍生遭劫？”

不再追求自我的功夫，而是为了天下苍生不遭劫，《九阴真经》和《武穆遗书》两本秘籍所延伸的是不同的世界，而同样在黄蓉的爱情中，他也找到了另一种自我的目标，黄蓉对他说：“不错，这叫做‘国有道，不变塞焉，强者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者矫。’”黄蓉向郭靖阐述说：“国家政局清明，你做了大官，但不变从前的操守；国家朝政腐败，你宁可杀身成仁，也不肯亏了气节，这才是响当当的好男儿大丈夫。”这也为他们的爱情注入了一种爱国情怀，也正是这种为国为民的追求，最终使得他从为父报仇变成了为国成仁，也在个人和民族的纠葛中找到了关于英雄的定义，当成吉思汗在草原上展望蒙古的威力时，郭靖却说：“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妇之泪……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这便是郭靖真正对于英雄的阐释，而在成吉思汗临死之前“英雄，英雄……”的悲叹中，郭靖也最终选择了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与黄蓉共同死守襄阳重镇，协力击退蒙古的围攻。

	编号：C28·2150915·1209
	作者：金庸 著
	出版：花城出版社、广州出版社
	版本：2008年03月第3版
	定价：20.00元淘宝20.00元
	ISBN：9787806553336
	页数：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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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飞狐》是金庸十二部长篇小说中最短的一部作品。小说讲述的是闯王李自成四大侍卫胡、苗、范、田后人和闯王军刀的故事。当年闯王兵败九宫山，将藏有复国宝藏的闯王军刀交给四大侍卫之首胡侍卫保管，苗、范、田三位误以为他卖主求荣，将其杀死。百余年来，四家后人不断寻仇和寻宝，却无一能得善终。在这篇小说中，最精彩的就是胡苗比武那一场，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雪山飞狐》的情节描写与众不同，所有故事都是由他人口中叙述的，别具一格，胡斐和苗若兰蜻蜓点水式的爱情描写更是画龙点睛之笔。另收录金庸《鸳鸯刀》、《白马啸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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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飞狐》：这一刀劈下去还是不劈

忽然旁边一个嘶哑声音道：“两位说的经过不同，只因为有一个人是在故意说谎。”

说法不一，为什么必然有一人在说谎？也就是说，在排除说谎者之后，必然有人讲的是真话？这似乎是一种逻辑上的常识，但是当这一段往事尘封在历史之中的时候，说与不说，说谎与不说谎到底有何意义？或者说，知道真相或者隐瞒真相，会改变多少历史的曲折？这样的逻辑其实可能遗漏了一个更大的前提：两个人说出了不同的经过，但是如果他们都是在说谎呢？

真相的唯一性到底在哪？而在雪山飞狐还没出现的玉笔峰山庄上，说出经过的并不是两个人，而是更多。起先是那个叫宝树的和尚，拿出一把刀，当把刀鞘反过来之后，众人看见了“奉天倡义”四个字，而这四个字和百年前的一个人有关，那就是李自成李闯王，因为他当年的称号就是“奉天倡义大元帅”，也就是从这把刀开始，宝树讲述了闯王起义失败之后兵困九宫山的经历，当时的四名卫士“胡苗范田”对他赤胆忠心，但是在突围之中却产生了误解，当时李闯王派苗范田三人去求救援，胡则护卫闯王。但是在救援未到、敌兵先至的情况下，胡以一死卒充闯王献于清兵，然后将闯王安置一隐秘庙中为僧。胡因得清兵信任升官，而他的这一行为被苗范田以为是一种“出卖”，于是定计报仇。三人在行刺吴三桂时巧遇胡，不及胡陈明原委即将胡杀死。之后，胡之子以实情告知三人，三人当众自刎。三人后代未知内情，苗范田遂与胡世代为仇。百余年来，四家子孙冤冤相报，无一代能得善终。

这一段旧事当然谁都不是在场者，而在几代之后，到了胡一刀、苗人凤一代，这样的冤冤相报似乎并没有终结。胡一刀护妻去南方生产，至唐官屯突然临产，此时恰与来此寻仇之苗人凤、田归农等人相逢。胡一刀似乎要把真相说出，但是却因田归农从中做梗而未达，胡一刀和苗人凤的一场苦战变成了“雪山飞狐”的关键事件。在交战中，胡一刀和苗人凤因仗义豪气而消解了仇恨，最后甚至变成了知己，但是田归农却在二人比武之兵器上暗涂毒药，胡一刀只是因为小伤而殒命，胡夫人将幼子胡斐托于苗人凤，随夫自尽。

但是在宝树的讲述中，苗人凤杀死了胡一刀，虽然两人成为知己，胡一刀在死之前也认为自己无愧于天地，还把一只铁盒交给苗人凤，让他在孩子十六岁之后交给他，而苗人凤也感慨：“唉，天下虽大，除了胡一刀，苗人凤再无可交之人。”但是这并不能抹杀之后胡苗两家结仇的结果。而在苗人凤的女人苗若兰的口中，这一场比武决斗其实是为了化解百余年的恩怨，就像苗人凤所说：“任他武艺如何高强，一生不是忙着去杀人报仇，就是防人前来报仇。”所以他历下家训，苗门子孙不得学武，也不再收一个弟子。

两个人的叙说，其实各自都成了恩怨的书写者，当众人听说之后也就有了必有一个说谎者的推论，而在这之后，当时那名仆人却说自己亲见，也参与到叙述中来。他就是当时抱走胡斐的平阿四，他的一句话更是语惊四座：“害死胡大爷的不是金面佛，是从前叫做跌打医生阎基、现下出了家做和尚、叫做宝树的那人。”之后加上“镇关东”陶百岁的证明，“胡一刀夫妇临死的情景，我也是在场亲眼目睹，正如苗姑娘与那平阿四所说，宝树这和尚说的却是谎话。”也就把宝树定为了说谎者，一个真正的杀人凶手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为了混淆视听，当然会以谎言的方式讲述那一段渐渐模糊的历史。而之后刘元鹤的叙述又引出田归农相关的轶事：“各位，田大哥是自尽死的，并非旁人用箭射死。害死他的既不是陶子安，更不是胡斐，那是他自己。”

其实在这一日的玉笔峰山庄里，众人分明讲述故事，像是对于一个封闭环境的突围，各人怀着心事，各人都有目的，其实关于胡一刀的仇死，关于苗人凤的誓言，关于田归农的自尽，都成为已经发生的故事，它一定是在必然性之上，而在那一段历史的纠葛中，各人的猜疑，各人的谎言，改变不了什么，就像李闯王的最后结局，也存在着诸多的说法：一种说话是他在九宫山被村民击毙，第二种说法是他无法脱身最后自缢而死，第三种说法是他在罗公山军中病死，第四种说法是他逃到夹山出家为曾，直到七十岁坐化，而第五种说法则是被牛金星所杀。李闯王最后结局的四种说法在金庸的《后记》里被提及，而对于这些说法，他的观点是：“历史小说有想像的自由，可以不必讨论。其他各种说法经后人考证，似乎都有疑点。”

各种说法都有疑点，到时对于历史多元论的另一种说法，而金庸列出这五种说法，却又以历史小说的名义，为自己的想象找到了合理解释，也就是说，这只是和历史有关的小说，其中的虚构是必需的，它不是需要考证的历史，只是一种合理的想象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在宝树、苗若兰、平阿四及陶百岁之外，他作为一个作者，又变成了第五个叙述者，而这样的叙述者更是在自由的想象中把一段往事变成了更多元的可能，变成了另一种对于封闭世界的突围。

本身，胡一刀和苗人凤因为交战而成为知己，是化敌为友式的突围，是对于代代相报的突围；而苗人凤的妻子抛下丈夫和女儿跟了田归农，却是对于从一而终感情的突围，其意义当然是制造更多的悬念，更多的恩怨，以及更多的可能性，而当苗若兰终于说出“我一定学你妈妈，不学我妈”的时候，却又像是一种否定之后的回归，面对胡一刀的儿子胡斐，苗若兰把他的母亲当成是自己的榜样，就是学那种对丈夫衷心的妻子，甚至是夫死妇随，“她这两句话说得天真，可是语意之中，充满了决心，那是把自己一生的命运，全盘交托给了他，不管是好是坏，不管将来是祸是福，总之是与他共同担当。”

但这并不是一种必然性，当从玉笔锋突围出来，她和胡斐却又先于藏宝洞之中，“这小小山洞就是整个世界，登忘身外天地。”这也是一个封闭世界，当只剩下出不去的两个人的时候，他们的世界仿佛就剩下一元，也就是一个必然性的世界，爱情变成了这唯一世界的唯一故事。但是唯一性总是用来破坏的，历史需要小说来想象，山洞需要机遇来突围，当那一帮人为了寻找宝藏而陷身于山洞之中的时候，他们俩人却走出了封闭世界，那么豁然开朗的外部世界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又走向必然的爱情归宿？胡斐的面前却站在苗人凤，一个杀父害母的仇人，却也是自己所爱女子的父亲，爱和恨，似乎就在那里变成了一个永恒的难题：“他是我杀父仇人，可是他又是若兰的父亲。”

所以最后和苗人凤决斗，当胡斐有机会最后杀死他的时候，他内心的挣扎便是这个永恒的难题：“这人曾害死自己父母，教自己一生孤苦，可是他豪气干云，是个大大的英雄豪杰，又是自己意中人的生父，按理这一刀不该劈将下去；但若不劈，自己决无活命之望，自己甫当壮年，岂肯便死？倘若杀了他吧，回头怎能有脸去见苗若兰？要是终生避开她不再相见，这一生活在世上，心中痛苦，生不如死。”这千百个念头，其实在生死一瞬间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在金庸的想象之中，却变成了无法破解的难题，而当“他这一刀到底劈下去还是不劈？”成为最后的结局时，他其实把这个悬疑又留给了读者。

“到底胡斐这一刀劈下去呢还是不劈，让读者自行构想。”戛然而止，留下这个悬疑的意义是，作者从这里退场，而读者却又成了作者，在自己的阅读想象中开始了另一种自由。这是金庸的一种叙事技巧，虽然劈下去还是不劈，是两种选择，但是劈和不劈的意义其实被消解了，劈下去是死，不劈也是死，在共同的死亡面前，即使将选择权交给读者，也并没有多少意义。但是设置这样的结局，设置了爱恨情仇的选择题，其意义却是为了另一种必然，无论是苗人凤所说：“除了胡一刀，苗人凤再无可交之人。”还是当初裹在胡斐身上的包袱上写着的“打遍天下无敌手”七个字，其意义就是在消除无数可能之后找到一种唯一性，就像苗若兰和胡斐的爱情。

“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是去除无数的可能性，而归位于一种唯一性，在玉峰山山庄众人在听说不同版本的武林旧事之后是要找到一个真相，在藏宝洞中胡斐和苗若兰暗生情愫，是为了找到像父亲母亲一样的爱情，苗人凤致死不将武功传于弟子，是为了去除各种恩怨对友谊、对忠诚的破坏。所以在同样的《鸳鸯刀》中，那一短一长的“鸳鸯刀”，武林人都在寻觅，都在争夺，而“得知者无敌于天下”，无非也是在证明一种唯一性，林任夫妇新婚不久被传刀法，就是要让两人阴阳开合，要让两人共同应敌，“一个进，另一个便退，一个攻，另一个便守。”而萧半和为了刺死满清皇帝给先父报仇，而在十六岁净身入宫，以自戕的方式寻找唯一的机会，而当后来得出“替死人报仇，实不如救活人要紧”的结论，继而救出陷于囹圄的袁杨两位夫人，也是一种必然性的选择。所以那把“污泥不染”鸳鸯刀其意义就是在阐述这样一种思想，众人揭开刀上的秘密：鸯刀的刀刃上刻着的两个字是“仁者”，鸯刀上刻着“无敌”。

“仁者无敌”，成为真正是无敌于天下的大秘密。而在《白马啸西风》中，这样的“仁者”又变成了化解民族矛盾的一种必然性选择，一张高昌迷宫的地图让汉人李文秀失去了父母，却在颠破流离中来到哈萨克人的领地，她最初被叫做“真主降罚的汉人”，但是年幼时和苏普的纯洁友情就是一种没有隔阂的仁义之举，快活唱歌的天铃鸟是一种隐喻，打死的那一头恶狼也是象征，所以在四年之后当众人迷失在高昌迷宫里的时候，李文秀用自己的力量解救在其中的哈萨克人，她说出的那句话是：“汉人中有坏人，也有好人。我……我不是坏人。”

那一刻所有的爱恨情仇都化解了，那一刻民族的恩怨都消失了，仁者无敌，仁者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如可兰经所说：“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在安拉看来，你们之中最尊贵的，便是你们之中最善良的。”所以没有你强还是我强的争论，没有劈还是不劈的可能，悬念无解却早已注解了一种儒家的期望。

	编号：C28·2150906·1208
	作者：金庸 著
	出版：花城出版社、广州出版社
	版本：2008年03月第3版
	定价：20.00元亚马逊17.80元
	ISBN：9787806553367
	页数：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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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时世动荡，染元帝一批价值连城的珠宝连同藏宝图下落不明。八百年后江湖上传闻，藏宝图被拟作一道口诀隐于天下无敌的连城剑法中，绝世武功和连城财宝，引得江湖中人趋之若鹜……纠缠着四个家庭百余年的亲仇爱恨，混杂着三门帮派和一个僧人二十几年的凯觎争夺。作于一九六三年《连城诀》，取材于金庸浙江老家一个长工的故事，如果说金庸的《神雕侠侣》是一部“情书”，那么《连城诀》就是一部“坏书”，写尽了天下各色人等之坏。《连城诀》是金庸作品中最为独特的一部，初次发表时，篇名叫《素女剑》，经金庸后来整理后改为现名，是金庸十五部作品中最具现实主义，批判主义的一部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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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城诀》：大母哥盐失，长鹅卤翼圆

她满脸欢笑，向他飞奔过来，又笑又叫：“我等了你这么久！我知道你终于会回来的。你如不来，我要在这里等你十年，你十年不来，我到江湖上找你一百年！”
        ——《十二 连城宝藏》

四卷本的《倚天屠龙记》已经掩卷而息，五卷本的《天龙八部》尚未开封；一套书凌乱地躺在书桌上，另一套书竖立在书柜里——这是已阅和未阅的世界，这是开放和封闭的世界，而在两个世界之间，一本“全本”的《连城诀》正被慢慢地除去塑封，正被慢慢地打开，正被那开篇的“托！托托托！托！托托！”叫醒。一种阅读的过渡状态，或者也如那年的金庸创作时的中间状态，之前是《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构筑的一个广阔、丰富的武侠世界，侠之大者背负的是国家重任，而在自后的《天空八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里却更多是充满人性弱点的主角。1963年，当金庸在《明报》和新加坡《南洋商报》合办的《东南亚周刊》上刊载这一部单线索的小说时，他或者正在构筑另一个江湖。

是为转型的开始。在还未打开《天龙八部》之前，这种转型对于阅读来说，似乎更多进入到一种“无侠”的世界里，还是有对于武林秘籍的追查和抢夺，还有对于功名和财富的觊觎，还有奇遇中的奇迹发生，甚至还有江湖世界里存在的儿女情长，但是这样的世界人心险恶也罢，人世无常也好，当人的命运被推向一种无奈的境地，当所有的努力只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其实，这是一种狭义的丧失，倪匡说“《连城诀》是金庸作品中最独特的一部”，这种独特似乎去除了金庸武侠世界里固有的元素，“徒弑师、父杀女、为夺连城诀，师兄弟反目成仇；夺人妻、害友命、满个人私欲，大侠们暴露狰狞。悲乎，天良丧尽，大悲无声，问世间，情为何物？”

情为何物的疑问，是因为真情、亲情、感情已经被物欲所裹夹，已被利益所吞噬，是人性泯灭世界里的呼唤，正如狄云在最后看见站立在远处的水笙，那种突然看见的等待却是恒久的，它甚至超越时间而成为江湖世界的绝响，十年不来，就要找你一百年，而这百年的约定背后，却是利欲熏心的那些人对于所谓的“连城宝藏”的抢夺，“凌退思的部属又怎会不抢？兵丁先俯身捡拾，于是官长也抢了起来。谁都不肯落后。威长发在抢、万圭在抢、连堂堂知府大人凌退思，也忍不住将一把把珠宝揣入怀中。”习武者在抢，为官者在抢，那些道德在哪？那些规矩在哪？在宝藏面前谁都没有了尊严，谁都丧失了情感，谁都跌入了恶的深渊，而最后的结局时，“这些人中毒之后，人人都难活命，凌退思、万圭、鲁坤、卜坦、沈城等人作了不少恶，终于发了大财，但不必去杀他们，他们都已活不成了。”

背后是欲念，是恶毒，也是死亡，而狄云终于挣脱了这一切，在他面前的是在雪谷中邂逅的水笙，是在奇遇中萌发情感的女人，是一生等待只为永恒的爱人，如此鲜明的两幅图像，生生地被隔开了，而其实水笙的出现，等待中的相思，以及永恒的爱情，对于狄云和水笙来说，在某种意义上仅仅是一次缺失的弥补，和狄云最后将丁典的骨灰撒在凌小姐尸身上一样，是在遭受了人性摧残之后重新找寻到一种善，这种善在恶的背面，它是隐蔽的，也是需要坚持的，而这个世界的残酷意义就在于没有真正的“侠”来拯救自己，把自己带离痛苦和冤屈的只有自己。

“你们这些恶人，天下的恶人都来打啊，我狄云不怕你们。你们把我关在牢里，穿我琵琶骨，斩了我手指，抢了我师妹，踩断我大腿，我都不怕，把我斩成肉酱，我也不怕！”狄云在雪谷中的呼唤，就是自己找寻的一种明证，对于一个受尽折磨的人来说，他内心不灭的还是这样的信念。人生对于狄云来说，其实是阴暗的，他跟随着师父戚长发学艺，却是故意被期满，当他被万圭陷害后，又遭受身体的摧残，手指被斩断，琵琶骨被反穿，越狱之后，又遭遇了和丁典的生死离别；当逃离苦海，却又被血刀老祖要挟，最后被困于雪谷之中；而在雪谷中，又被水笙误解；终于出了雪谷，又亲见了自己的师妹被仇人所杀……

狄云的种种经历，其实隐含着一种社会现实，那就是在这个恶的世界里，一个纯粹、善良的人如何生存？那个世界是一个去除了伦理道德的世界，梅念笙是一代高手，他的《连城诀》代表着一种武学的境界，但是他所收的三个徒弟却为了这一本秘籍而将师父杀害，这是一种弑师的背叛，是一种忤逆的行为。而在三个徒弟身上，这种伦理道德继续在败坏，不仅三个人之间勾心斗角，为了这一本秘籍尔虞我诈，万震山以祝寿为名让戚长发进城，进而对他痛下杀手，而戚长发明知是圈套，却禁不住“连城剑法”的诱惑而进城，当被师兄暗算之后依然不思悔改，对外佯称已故，却潜伏多年，甚至不和自己的女儿戚芳相见，等待时机。而二师兄言达平为了得到剑谱，乔装成乞丐，在万震山家附近观察，后来又在戚长发的住处盖起豪宅，以寻聚宝盆为名雇佣工人在屋内深挖大坑，欲探究竟。这种明争暗斗将所谓的武学丧失殆尽，师父和徒弟，师兄和师弟，都变成了敌人，而他们的目标仅仅是为了得到一本秘籍，而在下一代的徒弟身上，这种丧失了基本伦理的行为又得到了恶的延续，万震山的所谓徒弟无非是心狠手辣的大手，他们见利忘义，设计陷阱，让狄云遭受折磨。

同样在花铁干身上，这样的行为更是令人发指，“中平无敌”花铁干和陆天抒、水岱、刘乘风义结金兰，被武林合称为“落花流水”，但是在追逐血刀老祖和狄云的过程中，却上演了禽兽的行为，当花铁干也见自己的兄弟战死，又无力挣脱自我毁灭的厄运，竟然让水笙跟着自己投降：“这两位师父武功高强，咱们是打不过的，还不如顺从降服，跟随着他们，服从他们的号令为是！”这种丧失尊严的祈求如果只是生的本能需求，那么，当他被坠落在雪谷之中时，为了生存竟然像动物一样开始吞噬自己兄弟的尸体，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使得水笙发出了这样的质问：“陆伯伯，刘伯伯，他……他二人是你的结义兄弟……”

师徒之间、兄弟之间的争斗，是一种丧失武学的表现，那么对于儿女痛下杀手，则完全丧失了最基本的道德观，丁典认识了知府凌退思的女儿凌霜华，两人一见倾心，不想凌退思却为了自己的名利，设下陷阱，“她父亲所以不做清贵的翰林，又使了数万两银子，千方百计地谋干来做荆州府知府，乃是有个重大图谋。原来他从史书之中，探索到荆州城中某地，一定埋藏有一批数量巨大无比的财宝。”他竟然以女儿为要挟逼他交出来，甚至将女儿活埋，引丁典上钩，还把他打入大牢达七年之久，当丁典和狄云越狱之后，才知道凌霜华已经死去，而丁典抚棺痛哭时中了无药可治的“金波旬花”，正如这如恶魔的毒药一样，不仅凌霜华和丁典的爱情之花被摧残，而且凌退思利用女儿的真情设计陷害丁典，也是丧失了作为一名父亲的基本伦理。而戚长发为了那本秘籍，也是隐匿江湖，明知女儿被万震山的儿子万圭掠去，却置之不理，抛下了自己的女儿戚芳，让戚芳一个人面对人生的种种遭遇，最后被万震山害死，留下了“师哥，你答允我，好好照顾空心菜，当是你……你自己的女儿一般。”的悲苦遗言。

在师徒之间，在父女之间，这样的伦理、感情和信任在人心之恶中荡然无存，但是这恶的世界却只是一种虚幻的图像，它无法真正带来成功，就如天下武林争夺的《连城诀》其实是在一本不起眼的《唐诗选辑》中，它藏在山洞中，它沉默在日常生活中，即使被打湿而显出字迹，即使让人最终找到宝藏，也只是虚幻之一种，梅念笙因识破三个徒弟心术不正，传授剑法时故意将招式变得更加花哨无用，不将独门绝密“连城诀”剑谱传给徒弟，戚长天在传授戚芳和狄云武功的时候，那些“唐诗剑法”也变成了“躺尸剑法”，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变成“大母哥盐失，长鹅卤翼圆”，被篡改的句子里传递的何尝不是心术不正的虚幻秘诀？

不管是“四、四十一、三十三、五十三……”组成的数字密码，还是“江陵城南”中隐含的藏宝地点，最后也无非是“西天宁寺大殿怫像向之虔诚膜拜通灵祝告如来赐福往生极乐”的戒告，正如言达平所说：“哈哈，叫我向如来佛虔诚膜拜，通灵祝告，这泥塑木雕的他妈的臭菩萨便会赐福于我，哈哈，他奶奶的，叫老子往生极乐。我们合力杀了师父，师兄弟三人你争我夺，原来是大家要争个‘往生极乐’。江陵城中这几百条英雄好汉、乌龟贼强盗，争来争去，为的都是要‘往生极乐’，哈哈，哈哈！”

往生极乐其实指出了江湖中真正需要的那个世界，那是《唐诗选辑》中戚芳夹着的那一双鞋样，那是雪谷之中水笙缝制的羽衣，那是寄托感情所命名的“空心菜”，那是内心中“世上信得过的，原来就只有他一个……”的表白，所以丁典为爱情之死让狄云得到了《神经照》，血刀老祖被杀死在雪谷中让狄云练就了《血刀经》，“他这时身集正邪两派最上乘武功之所长，虽经验阅历极为欠缺，而正邪两门功夫的精华亦未融会贯通，但单以武功而论，比之当年丁典，亦已有胜过。”亦正亦邪的武功在狄云身上却变成了另一种用途，那就是不为恶所侵袭的自我保护，是寻找一种善的自我发现，而当他在水笙的等待中看见爱情之光芒的时候，也是对于死去的戚芳临终时所期盼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祝愿的一种实现。

恶在背面，恶在死去，而狄云和水笙面对的是另一个世界，这里或许没有仇恨，没有屈辱，当重新回到人迹罕至的雪谷时，也是回归到人性最原始最单纯的那个世界，他不是拥有世界最厉害武功的侠士，他仅仅是自己的主宰，或者说，在永恒百年的期待中，他早已是那个水笙心目中真正的英雄。

	编号：C28·2150906·1207
	作者：金庸 著
	出版：花城出版社、广州出版社
	版本：2008年03月第3版
	定价：43.00元亚马逊38.20元
	ISBN：9787806553305
	页数：7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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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剑》讲述的是明末年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袁崇焕屡破清兵，但却为不辨忠奸的昏君崇祯所杀。焕之子袁承志为忠臣所救，长大后被送上华山习武，期间无意中发现金蛇郎君之秘笈，武功大进，志学成下山，结识了李岩，时闯王率兵起义，两人合之助之。志遇上温青青，因此被卷入温家的纠纷中，其后两人闯荡江湖，建立了真挚爱情，后志与祯之女阿九相遇，九被志深深吸引，一段三角关系由此而生……《碧血剑》是金庸的第二部小说，写作于一九五六年，他说：“《碧血剑》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袁崇焕，其次是金蛇郎君，两个在书中没有正式出场的人物。”所以金庸对《碧血剑》作了大修改，增加了五分之一左右的篇幅。同时写了《袁崇焕评传》作为补充，“修订的心力，在这部书上付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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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剑》：空负安邦志 遂吟去国行

袁承志展开轻功，早去得远了，但见他疾冲入阵，金蛇剑挥动，削去了两名清兵的脑袋。孙仲寿长叹一声，泪如雨下，心想：“连盟主也是如此，岂能跟当年的袁督师相比。”
        ——《第十一回 慷慨同仇日　间关百战时》

只不过是半部《碧血剑》，它写在我九十年代的阅读档案里，也开启了我对于武侠小说的阅读兴趣，高中学业的间隙，时常去借的是姚雪垠的《李自成》，惶惶十几本的巨著是对于明末农民起义的一次浏览，不知是先看了《碧血剑》，还是继续了《李自成》，或者是先读了《李自成》，再点缀般地偶遇《碧血剑》，总之在历史和武侠的杂夹中，我被带进的是一个生疏的世界。当二十年尘封已过，偶然回首，却发现半部《碧血剑》只不过是管窥了一个英雄人物的成长，它似乎无法进入历史，无法完成使命，而半部《碧血剑》的阅读，或者就是一个象征事件，它在另半部的缺席中空出一个位置，永远等待书写，却永远无法让一个英雄成为“承志”式的传奇。

袁承志，“子承父志”的命名里是一种期待，作为连破清兵、击败清太祖努尔哈赤、使清人闻名丧胆的蓟辽督师袁崇焕的儿子，袁承志似乎天生就应该是一个和父亲一样“痛惜异族入侵，占我河山，伤我黎民”的仇视者，更应是奋勇杀敌、建立功名、去除鞑子的指挥者，这似乎是一种家族延续留给他的使命，所以袁承志似乎也就是那半部书的象征，但是缺席的上半部如何在他身上凸显这种国家意义上的使命，如何成为“以御外侮”的民族英雄？而空出，甚至缺席的父亲对于袁承志来说，或者仅仅是一种隐喻，那种复生的期盼在江湖世界里却只能成为一个唏嘘的梦想。

“《碧血剑》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袁崇焕，其次是金蛇郎君，两个在书中没有正式出场的人物。”金庸在《后记》里这样说，很明显，这种有着《蝴蝶梦》写法的“不在场”其实就是为主角留下了位置，但是这个位置并不是真的空着，而是等待有人落座，有人“承志”，而被分列成上下两部的《碧血剑》，无疑就是用不在场而在场的“袁崇焕”和“金蛇郎君”构筑了两条线索，而这两条线索则成为两种生活面的主体：江湖恩怨和国家使命。

袁承志出场的时候，却是袁崇焕已经被害，这种父子之间的生死相隔自然把袁承志带向一个没有父亲的缺席状态，也使得国家使命暂时从袁承志的自我成长中抽离出去，所以当时只有七岁的袁承志走向的是一条江湖之路，崔秋山教他“伏虎掌”，开始以关门打豹的形式历练胆量，行侠仗义救出安小慧也是一种个体力量的体现，接着是成为华山派穆人清关门弟子，十段锦身法、“神剑仙猿”、“破玉拳”和“混元掌”等功夫被传授；之后是“千变万劫”的木桑道人对他的培养，“攀云乘龙”的轻身功夫使他能棋打巨猿。而在山洞中发现金蛇郎君的遗骸，以及那布满机关的“金蛇秘笈”使他渐渐成为武林中的少年英雄。

金蛇郎君已死，却在袁承志面前出场，甚至在武林恩怨中成为主角，这是金庸新派武侠小说区别与传统武侠小说的一个创新之处，而看似缺席的金蛇郎君在武林中掀起又一场血雨腥风的争斗，其代言人却是袁承志，那一本金蛇秘笈，那一张重宝之图，那一行“得宝之人，真乃我知己也。务请赴浙江衢州静岩，寻访女子温仪，赠以黄金十万两”的留言，以及那神秘的死亡，对于袁承志来说，是他进入武林世界的一个通道，而从金蛇秘笈中获得武功，也让袁承志成为一个继承者，“可是自从研习《金蛇秘笈》中的武功之后，对这位绝世的奇才不禁暗暗钦佩，在内心深处，不自觉地已把他当作了半位师父。”

这或者只是对于身体上的浅层次影响，而随着大闹温家堡，随着恶斗棋仙派温氏兄弟，随着温仪揭露那一段暗恨情仇，袁承志才真正进入江湖，也才以金蛇郎君代言人的身份处理这些恩怨，不仅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且是自我成长的一次历练，同时在暗处也倾慕金蛇郎君重情重义的品格。可以说，金蛇郎君伴随着袁承志而“在场”，而袁承志也在这江湖恩怨的处理中坐在了金蛇郎君那空出来的位置。

死亡而复活，是江湖的复杂，死江湖的多元，但无论如何，不管是在华山派积累武功，还是在温家堡处理恩怨，对于袁承志来说，都只是一个小小的江湖，甚至这些江湖的恩怨都只是事关个人利益、帮派利益，而这江湖传奇也构成了袁承志的“半部人生”。但是毕竟他是袁崇焕的儿子，毕竟开始显露江湖领袖的地位，毕竟牵连到更复杂的社会，而当这个小江湖的局面被打开，袁承志也开始了他“下半部”的人生。

袁承志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袁崇焕的儿子，只不过对于父亲他没有清晰的记忆，所以这个父亲也是缺席者，但是袁承志知道父亲是被害的，这在内心深处来说积聚起了仇恨的力量，它需要一次唤醒。当袁承志成为金蛇郎君的代言人而进入到江湖恩怨的时候，他其实也慢慢开始了“江湖社会化”的一种探寻，五毒派和温家堡的恩仇最后归结于那黄金万两，而这黄金财宝就是李自成李闯王的军饷，而那张神秘的“重宝之图”中标注的宝物在“魏国公赐第”里，而这些宝玉、珍珠、玛瑙、翡翠却曾是明太祖当年从百姓身上搜刮而来，并不仅仅是财富，都已经打上了社会的印记，当温青青说：“咱们说过，寻到财物，要助闯王谋干大事，自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袁承志则大喜，握住她手说道：“青弟，你真是我的知己。”

袁承志为何会大喜？大喜是因为财物将他推向了另一个武林，另一种恩怨，父亲袁崇焕是为了赶走清兵维护大明的江山，但是他却在反间计中被害死，所以仇人对他来说有两个，一是以皇太极为首的鞑子，一是以崇祯皇帝为首的腐朽朝廷，而李自成起义就是为了打破这种秩序，正如田见秀所说，李闯王起兵是为了有口饭吃，这是反对朝廷的最初级目的，而对于清兵，却也是恨之入骨，“至于打满州鞑子嘛，李将军的心意跟各位一模一样，平时说起，李将军对鞑子实是恨到骨头里去。”因为他们的行为的异族入侵，所以袁承志在这里找到了一种契合点，也为自己的“下半部”人生注入了复仇和反叛的血液。

个人恩怨和民族仇恨，夹杂在一起，对于袁承志来说，这是一种出场的方式，寻宝藏、劫漕运，率领山东群盗和青竹帮帮众伏击清兵，在袁承志看来，就是一种在场：“官逼民反，今日可叫我亲身遇上了。”而当打开囚车，见到的却是父亲的旧部，当时教导抚养自己的倪浩、朱安国、罗大千三人都在其中，但他邀请他们加盟“共图大事”的时候，看起来他的确已经开始了“承志”的伟大事业：泰山上聚齐结盟，并被推举为盟主，成为南北直隶、鲁、豫、浙、闽、赣七省草莽群豪的大首领，甚至在山东青州、泰安、锦阳关一战中，不但劫了朝廷的百余万粮饷，又歼灭满洲军阿巴泰麾下的一批精锐，使袁承志轰动鲁直河朔一带，最后江湖上被称为“金蛇王”营的这一支被称为“山宗营”，“以示志在承继父志。”

但是对于袁承志来说，在大势所趋中揭竿而起，也只是属于草莽英雄，正如在锦阳关设伏一战中，部下的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勇猛杀敌，但是由于缺乏组织和训练，被孙仲寿称之为“乌合之众”：“咱们这些英雄好汉，每个人武功都强，但只是一群乌合之众，怎比得袁公当年在宁远所练的精兵？盟主你也是无法可施的。唉，黄旗还没竖起，大伙儿就乱糟糟地冲杀出去了，这哪里是打仗，简直是胡闹！”甚至袁承志自己也是冲入敌营自行杀敌，问他手拿着的那把金蛇剑也像是一种象征——他还没有从金蛇郎君的代言人转变为推翻旧秩序的起义者，他还是江湖上武功高强的英雄，而不是指挥部队的首领。

而袁承志混入满清皇宫刺杀皇太极，也无非是为了完成个人复仇，“他们使反间计，使反间计！我爹爹果然是他害的。这人是害死我爹爹的大仇人！”当皇太极告诉他，反间计死崇祯所为，袁崇焕却是自己的朋友，袁承志却说：“我爹爹是你敌人，怎会是你朋友？你使下反间计，骗信崇祯，害死我爹爹。崇祯要杀，你也要杀。”而皇太极报以回答是：“你年轻不懂事，什么也不明白。”而当皇太极说：“南朝所以流寇四起，说来说去，也只一个道理，就是老百姓没饭吃。咱们得了南朝江山，第一件大事，就是要让天下百姓人人有饭吃……”却让袁承志大为感动，似乎看到了一个明君的影子。

这是初出茅庐的袁承志，这是热血沸腾的袁承志，而当闯王力克昌平进入北京，明朝军队土崩瓦解之后，他又以报私仇的心态进入宫内，当看见惠王弑君篡位的时候，他又决定先救崇祯皇帝，“待闯王进京之后，再来手刃崇祯以报父仇，这是先国后家、先公后私的大义。”大义在先，个人恩怨在后，但是当亲见崇祯皇帝用剑砍了自己心仪的阿九时，袁承志的大义梦似乎又被破灭了，他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爱的人被父亲砍断手臂，个人恩怨又成为内心的主宰。而在这不断的转变中，袁承志似乎也模糊了先国后家、先公后私的大义和个人恩怨，模糊了自己的定位。

李自成进入北京制造的烧杀掳掠悲剧，又将这种摇摆和模糊推向了彻底的否定。“当起事之初，声言吊民伐罪，伸张正义，但一旦声势既成，迫于形势，烧杀掳掠，往往在所不免。”袁承志是眼见为实，当他提出质疑时，刘宗敏却告诉他：“大王打江山的时候是百姓。今日得了天下，坐了龙廷，便是真命天子了，难道还是老百姓吗？你这小子胡说八道。”这是身份的转变，闯王不再是为口饭吃的百姓，而是坐上龙椅的皇帝，此皇帝和彼皇帝，又有何区别？当北京城的百姓在哭喊哀呼之际，却是军士呼喝嬉笑之时，也是抢夺，也是奸淫，也是乱杀，甚至也是沉溺于陈圆圆的美色，于是乱世王、革里眼被杀，于是老回回反逃，于是李岩被陷害。而面对如此种种，袁承志的疑问是：“我只听说‘人在江湖，身不由主’，做了皇帝，他要干什么就是什么，怎么会身不由主？”而未被陷害之前的李岩告诉他：“天下就只一个皇帝，他己做了，怕别人来抢他的，只好把能抢他宝座的人都杀了。”

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覆灭，而这只不过是一种轮回，当起义军最终退出北京，清兵入关，一个时代开始了，而对于袁承志来说，似乎“承志”的大业也画上了一个永远不圆满的句号，终于杀出重围的袁承志在告别了阿九之后，和青青、哑巴、焦宛儿、崔秋山、安大娘、安小慧、崔希敏等少数武功较高之人躲避雨山洞之中，最终在“空负安邦志”的惆怅中，决定神游海外：“咱们就去将红毛海盗驱走，暂且到这海岛上去做化外之民吧。”

海外异域，是以那个浡泥国为样板的，当时从浡泥国来到广东的张朝，就看见了两种世界的不同：“闻广东是富庶之地，但沿途所见，尽是饥民，心想中华地大物博，百姓人人生死系于一线，浡泥只是海外小邦，男女老幼却安居乐业，无忧无虑，不由得叹息。”所以离开改朝换代的中国，离开爱恨情仇的江湖，对于袁承志来说，似乎就是告别一种父亲的影子，走向一个乌托邦，“不降鞑子，不投朝廷，不跟闯王，不害良民”的十六字诀，无疑以全部否定的方式离开现实，离开历史，离开江湖。

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袁承志也根本无法和父亲一样，承担起这样一种大义，就如金庸所说：“《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在性格上只是个平凡人物。他没有抗艰难时世的勇气和大才，奋战一场而受了挫折后逃避海外，就像我们大多数在海外的人一样。”用《袁崇焕评传》来再现他的英雄事迹，无论如何都只是一种历史的书写，而这种旁离于小说的注解也只是让袁崇焕这个父亲始终处在空位子之上，始终是一个缺席的半部传奇，而袁承志作为一种虚构，根本不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正如开篇张浡泥国那督张氏传人张信回到中国，看到那一段关于袁崇焕的祭文：“并诛明帝清酋，以雪此千古奇冤，而慰我督师在天之灵。”站在祭文前，那报仇雪恨的一切对于异域而虚构的世界中的人来说，始终是一个旁观者。

英雄豪杰在别处，安邦之志在别处，江湖恩怨在别处，海外之国也在别处，只是半部《碧血剑》开启的世界，似乎永远不能治天下，尘封已久，江湖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