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1-26 《公寓导游》：病毒很可能是一种语言
如果没有敌人，我该如何产生、保有、运用或者印证我的力量呢？不错，你们明白了，任何抱持着遥远崇高目的的训练都有所谓的“假想敌”，“假想”你们懂罢？
——《走路人》
走路人在前面，走路人在身后，走路人出现，走路人消失，走路人是敌人，走路人是朋友。可是那个跟踪他们的任务是确定的？那支射来的箭是确定的？那块吃半熟的猪肉是确定的？“走路人”拥有超乎寻常的求生能力，他们精于狩猎，他们对山区有特殊而亲切的了解，他们知道大自然赋予的每一个奥秘，可是，他们住在引号里，住在传说里，引号和传说，对于现实和现场来说，就是一个不在场的证明，就是一种想象。
我和乔少校要去跟踪他们，自然是用现实来介入传说，那条棱线通路仿佛是进入的通道，耳边听到三公里外的歌声，听到夜晚中的交谈，但是只是如影子一般的闪现，所有看见和听见，在六个小时以及更长时间里，变成了一个有和无的游戏。本来是无恶意的他们，在这诡异的介入中，竟变成了一种敌意，一支箭射来，一把刀挡回，一种声音刺激，一种回声反击，是诱敌深入还是抗拒拒绝？而最后当任务变成了猜谜的传说，走路人像一直住在引号里，从来没有走出过他们的世界。
“聚落那边的情形如何？另一个‘走路人’是不是像传说里那样，受到隆重的欢迎？欢迎会是不是在团团圆圆的月光下举行？有没有肥酒瘦牛？有没有美丽、害羞、娇怯的少女？或者，有没有出现匪谍的踪迹？发生状况了吗？开枪了吗？有炮击吗？看见我们的老婆了吗？还有我爹，我爹也披挂上阵了吗？他杀了多少士兵？还是陷人敌人口袋战术的重围里去了？”甚至种种的疑问不再有明确的答案，那么我们是不是也一起被带进了虚构的传说里？后来我经营了农场，有时会跋涉十五公里去小镇看《老莫的第二个春天》；乔少校结婚了，留学国外的儿子把他接去养老。我们远离了任务，远离了传说，但是在我们自己的现实里，最后一封信里提到的“半熟的猪肉”我以为变成了记忆的一部分，而其实，乔少校根本没有吃山猪肉，它也不是半熟的，
不是现实介入传说，是传说带走了现实，“无论你们相信谁的记忆，它都会在相信之后变成最真实的故事。”相信而真实，其实和现实没有一点关系，但是却将传说涂上了真实的色彩，这种真实便成了假象的现实，假象的敌人，因为这本根就是一次没有敌人的任务，种种的诡异，种种的恐慌，种种的箭和刀，种种的半熟猪肉，都是假象世界的一部分。住在引号里的“走路人”当然从来没有出现过，“没有中心思想，没有国家观念，没有文化教育，甚至没有任何立场”的他们，当变成假象世界里的敌人，就已经符号化了，就已经被虚构了，“我逐渐发觉到记忆和梦、历史、宗教、政治、新闻报道一样，都是些你相信之后才真实起来的东西。”
记忆让假象变成真实，是相信之后看起来的真实，那么，真实和现实，也都住到了引号里。是的，在引号里有关于《印巴兹共和国事件录》，宗教狂热、军事戒严和事业发展的印巴兹共和国，为什么维持了十年近乎无政府状态？为什么在迈向文明与进步中发生了政变？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二日的革命事件是真实的吗？牧师遇刺刺客被害和焚尸是真实的吗？只是一种联想，只是一个报道？写在报纸上，变成新闻事件，是现实最真实的体现，而这也只不过是一个假想敌，一个虚构的现实，“你的信任建立在对这种报道口吻习惯上。”而这样的报道口吻只是另一种联想，只是另一种记忆。在引号里也有《天火备忘录》，那一个工厂发生的炉心熔解灾变事件，在十五年后有人进行了观察、回忆，有人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八千零五十六页、六百四十余万字的报告，手抄本的原件，标注有具体年龄、人名和职业的受害者，一切都是真实而具体的，都是可以还原历史的，但是在他们的回忆中，天火只是发生在被叙说的引号里，只发生在十五年前的传说里，甚至十五年也只是一个假象的时间，“核子和生命一样，都是我们还不了解，就已经全力去争取的东西。”当这句话注解这一场灾难，而不了解的何止技术和生命，还有显示，还有那些和梦、历史、宗教、政治、新闻报道一样的记忆。
记忆是岔开了现实，还是记忆弥补了现实？那些回忆之人也无非是“公寓导游”：“各位千万不要期待从我这里听到什么故事，我只是个导游而已。”那一幢“富礼大厦”，英文名是Fortune Building，来自于两种命名，设计和建造者范扬帆，以及妻子林南施，英文不是对于中文的注解，就像记忆不是对于真实发生的现实的注解，它们各自在自己的传说里，所以林南施当有一天忽然抬头看见黑漆铜制大字的时候，竟有一种愤懑和不祥之感，“认为这大厦是一个疏离的象征。”名字的疏离，生活的疏离，时间的疏离，但是当公寓导游进入到大厦每一个人的具体生活中去的时候，却发现他们之间拥有的却是亲密，面对各种矛盾，各种困难，各种变故，大家似乎都在维持着共同生活的这幢大楼，就像维护着各自的生活和现实，但是内部依然是疏离的，甚至他和她，他和他，她和他，也是住在引号里的一群人，引号里有充足的阳光，有宽阔的林荫大道，有步行上学的孩童，有超级市场买菜的妇女，有公园绿地——这是这个城市最美好的一面，这是自由多元化的社群，而当导游说：“欢迎各位随时将宝贵的批评指教提供给您的导游。”那么导游是不是属于这其中的一部分？是不是也带着记忆住在城市最美好的大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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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C28·2160421·1286 |
《写作百无聊赖的方法》里的百无聊赖有着错资本堂保肤液的笑话，有着约吃饭刚好拉肚子的故事，芝麻小的事组成了他的日常生活，简单、无趣，甚至缺乏自省，但是百无聊赖并不是一个日常的普通人，他是第一个完全试管婴儿，这是科学创造的奇迹，这是属于未来的生命，甚至他被我当成了气数派小说中的人物，所以他从来不在现实里，当然更不再记忆中——他靠科技受孕、成胎，他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就没有了属于自己的家族记忆，历史是被抽空的，所以他的意义在于为未来提供一种标本，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病理学、宗教学，甚至灵异雪、经济学，所以，百无聊赖的原名“赖伯劳”也在引号里，他的一切都在引号里，一个没有父母的人，在我的小说里变成了杀母娶父的角色，这是气数理论，这是科学幻想，而我把他带进小说，只是为了把所谓的爱也放进引号里：“爱是牺牲；作品是献祭，两者都毋须辩解。谨以此书献给我可爱的朋友百无聊赖。”
可是没有父母哪里来的爱？科技很伟大却也抽空了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所以百无聊赖只是对于未来的一种献祭，即使他对我说：“应该是‘杀父娶母’比较对吧？”我还是坚决把他塞进了小说里，义无反顾：“到底是你写百无聊赖，还是我写百无聊赖？”我写作，我虚构，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是记忆的书写者，我是未来的虚构者。在试管婴儿百无聊赖之外，还有在政治中失去了社会良心被关在疗养院里的透明人，有纠结于自然人的一切权力、能力和隐私的“合成人”，还有在故乡的土地上忘记了家族模样的伤逝者，甚至，还有活在戏剧人生里的旁白者。种种人物，都像是虚构文本里的一个符号，他们被命名，他们经历故事，他们表达观点，但实际上，他们的历史是被抽空的，他们的现实是被架空的，他们无非也是假想敌，只不过和记忆部分相反，他们在技术、在科学时代里，他们在被关注、被改造的生命里，他们一直就在虚构的剧本里。
“剧作家把剧本里的旁白叫‘aside’。”如真似假的戏剧人生里，每个人都是旁白者，那么谁是作家？作家是站在旁观者对面的人，是站在剧中人物对面的人，甚至是站在被制造的引号外面的人，所以那种找不到自己历史、家族和记忆的人，那些被放在未来的人，其实无疑是走到了现实的另一面，隔绝是天生存在的，就像那面墙，写着咖啡的价格，写着大幅的海报，甚至写着学运的口号，但是它一直就在两面的世界里呈现不同的人生，这一面是诗歌，另一面是政治，这一面是台湾，那一面是美国，这一面是民主，那一面是破坏，“其实，何必弄两个墙呢？一个墙本来就有两面嘛，你写这面，他写这面，不就结了？谁也看不见谁。”可是现实并非是这么简单，洪离开去了美国，曹地衣不再写诗而争取民主权力，而她呢，在两面墙的前面，在一面墙的前面，终于不能“在一起”，终于不能安然喝着咖啡，终于不能在变化中看见自己。墙是分化的墙，也是阻挡的墙，当她以反抗的方式“打落了曹地衣暗红色的男用皮包和那卷录音带”的时候，却不小心撞上那座墙一下，“它摇了摇。”
摇动而动摇，墙却还是那面墙，它依然分化，依然阻挡，依然对立，也依然在病变的现实里——《病变》似乎就在历史和未来，记忆和虚构中寻找那两面可以打通的墙。一个总是在寻找病变病毒的科学家耿坚，似乎首先遭遇的家庭的隔阂，艾雪儿成为他的妻子看起来就像是身为“蛇头”的岳父设计的一次交易，所以她在生下大儿子耿直之后就离他而去，结识并爱上安德鲁·阿却·汉考克像是在耿坚面前树立了一面墙，第二个儿子，艾雪儿对他说：“这个孩子不是他的，而是她的。”但是出生的耿尔天生的暴力似乎是对于父母隔离的报复性隐喻，而其实，耿尔的疯狂，和耿直的歪脖子，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一种病症的两面，身体之疾病是一种遗传式的病毒作怪，而耿坚身为病毒研究的科学家，却硬生生在家庭生活里培育了致残的病毒。
只有有病毒，就会有绿色痘疮，就会有喷血柱，就会惨不忍睹，可是这些病毒都是在死者身上出现和繁殖的，也就是说，它呈现的是一种和现实无关的状态，现实是活着的，“它对活的动物丝毫没有感染力。你不会被它侵入，就算你闻它、吃它、注射了它，身体的任何功能都不会起变化”，那么“暴露尸体而下着倾盆大雨的所在”的病毒感染条件，是不是指向了另一个方向，那就是在现实之外。现实之外，是传说，是虚构，是假想敌，“病毒是从雨水里来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雨、各式各样的雨……我知道，可是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从……从天上掉下来的。”天上而不是地球上的东西，虚构，而不是在现实里的东西，所以当找到了病毒的起点，也就找到了治疗的办法。
但是对于耿坚来说，真正的问题不是化解病毒带来的科学难题，而是现实困境。为什么艾雪儿要离开他，为什么耿直会歪脖子？为什么耿尔会暴力和疯狂？两个孩子，两种爱情，就如是墙的两面，而这无疑是隔绝的代价，所以隔绝而病变，便是对于现实最大的问题。“这种病毒很可能是一种语言，一种属于海洋、大气、自然的语言，它可能是地球对不断制造灾难和战祸的人类所发出的一些警示。”病毒是语言，隔阂是寓言，耿直收到“我已病笃，汝可返，父字。”的电报时，为什么艾雪儿的回答是：“告诉你，那么远我可不回去！”艾雪儿离开耿坚和安德鲁在一起的时候，她在床上喊的不是“God!”、“Go!”或者“Qui!”而是说中文。四岁半开始每天要戴上矫正歪脖子的塑钢支架的耿直，和耿坚博士用的是华语交谈，和艾雪儿却用英语交谈。耿坚做科学研究使用的是那些术语而艾雪儿喜欢的是文学作品，她用自己的笔写出了三本诗集、三本散文集、三本短篇小说和一套讨论女性问题的评论……
语言是电报，是叫喊，是交流，是写作，可是种种都是隔阂的，甚至当耿直走向生命终点的时候，想要发出遗言的他也距离电脑如此遥远，“有如在数以亿计的光年距离之外，而真正逼近他的却仿佛是整个不断膨胀的陌生宇宙。”所以最后是自言自语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我死于孤独，也死于沟通。”孤独是因为不沟通，而不沟通带来的隔阂犹如病毒一样传染了他的孩子，传染了他的婚姻，传染了他的人生。遗言而成为语言，语言而成为寓言，在耿直的努力中，找到了那一种解决的办法，他翻译了耿坚的遗言，他翻译了艾雪儿的著作，同时也翻译了隔阂的寓言，从卷宗夹里抽出的复印电脑绘图里，写着一个所有的人都不认识的字：“这是个中国字，读‘I’，意思是‘爱’。”
人死去，语言活着，不管是杰出科学家耿坚名衔背后隐藏的政治诡计，还是他的研究会被当成可疑的笑话，不管安德鲁·阿却·汉考克变成纽约四十二街的醉鬼，还是艾雪儿最后被解冻、耿尔成为全世界性的英雄人物，对于《耿氏王朝》一卷《病变》中记录的故事来说，没有了历史，没有了记忆，也没有了未来，没有了虚构，“没有人肯再相信有关病毒的事，活着的人没有能力了解。”但是活着的人却可以了解那个被翻译的语言，可以在被拆除的两面墙之外看见现实：“我们是爱好和平的生物，我们爱这个宇宙的一切，爱你们；我们是爱好和平的生物，我们爱这个宇宙的一切，爱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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