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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120112·0856 |
| 作者：霍香结 | |
| 出版：新世界出版社 | |
| 版本：2010年年11月 | |
| 定价：39.80元 亚马逊24.70元 | |
| ISBN：9787510413575 | |
| 页数：486页 |
混乱而恐惧的封面，陌生而古典的霍香结和“汤厝”，一定是因为现实中太多东西背叛了，所以需要寻找一种“前沿”的文本来讲述乡土和民间，讲述充满隐喻的空间和“地方”。这是一部有关“物”的微观地域性作品，以方志为体例，从疆域、语言、风俗、衡虞、列传、艺文志等多个层面深入挖掘了一个一穷二白的村庄，从写和写作本身来讲具有普遍方法论意义，乃本土小说开拓性的集成实验，被喻为微观地域性写作和人类学小说的开山之作。戴潍娜说：“作者扛起了大旗，向‘认识贫困’的现代小说发起了一场政变。这就是我认为这是一本充满‘冒犯’的书了的缘故。”央视女主播柴静在推荐中说：“《地方性知识》是一部高贵的，洁身自好的文本，绝无这个庸碌时代那些可以嘲笑的印迹。整个阅读过程像一场奇妙的盗墓，若能抵住开始的异界气息，就能顺着作者安置的各类秘道，看到真正吸引人的闻所未闻的惊艳与奇迹。”
《地方性知识》：阅读时请用第三人称
你只是我的一个念头，无数念头中的一个，眼下正在通往肉身的途中。
——《地方性知识·阿尔法河》
身体里的溃疡，是一首诗歌的隐喻，在初春时节的某一个晚上，我悄悄用药膏涂抹在患处，然后在文本中写下一段诗歌，文字是另一种疗伤的手段，我几乎可以忘记痒的难受，忘记溃疡的表里病变，它直接进入身体之中，像是某一个必然的过程，斩断，修复，然后重新站立起来。所谓肉身的痛只是一个符号的东西，而那些诗歌文本却经历着肉身化这个过程，直到最后以意义的方式完成。而在整个过程结束之后，我也慢慢消除了自身，只留在别处的是诗歌或者肉体，而“我”完全在人称的意义上被解构了，“我，是一个集合名词。当我们面对眼前山脉河流的时候，我们首先感觉到自己原本是他的一部分。”
我便成了这句话的作者：霍香结。一个名字，我实在找不到他或她的有关资料，百度百科上注明：霍香结，籍贯、出生不详。作为《地方性知识》这本小说的作者，如此解释肯定是一种隐喻，除此之外，可以发现的线索还包括，小说第100页记述了一个名叫贾勤的人关于“khe”的释义，而贾勤出现在我之前阅读的小说《现代派小说辞典》中，他也是那本书的作者，在这本“词典写作”的文本中，贾勤写到了“汤错”这个词条，里面说：“在霍香结之后写小说，无论是讲述一个故事，还是描写一个故事，或者像米兰-昆德拉那样两边讨好，既要在故事上占便宜，又要在思想上抖机灵，都显得不合时宜了，用霍香结的小说观去衡量，离不开故事的小说写作，尚处于小说写作的吃奶阶段。”这里纯粹是关于小说写作的一般性论述，虽然没有具体说到霍香结，但是提及了《地方性知识》里的那个叫“汤错”的地方，在贾勤的博客里，还有大量对于霍香结及其文本《地方性知识》的论述，而且还对霍香结《地方性知识》入选茅盾文学奖给予了祝贺，这至少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贾勤和霍香结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熟识，他们不仅在文本之中进行互文的实验，而且还扩展至文本之外，肉身之内。
另外，有关霍香结可能的线索还包括，第283页：“它们嫩的变色，预示着一个比较远离太阳的季节的开始，但是也有很多植物如胡须子、结香，从这个时候才开始变绿，开花，变得生机勃勃。”结香是一种植物，变绿开花，就像这个季节一样，开始变得生机勃勃。我知道，植物“结香”和“霍香结”之间其实并没有关系，只是文本中的一个词而已，但是在物性的“汤错”，在肉身化的过程中，霍香结也会成为一个具有物性和肉身的一个词，如《凡例》所说，“从物性出发，对感官触及的感性史进行还原”，那么，作为一个阅读体系的建构，词和词之间就会建立属于自己的系统。
这是第二个线索，再寻下去，是第三个。亚伯拉罕·蝼冢，出现在贾勤的小说《现代派文学辞典》中，以写序的作者出现，他说：“而作为个体的写作则遂然显得无限狭小，不管你是类的，还是无限集成的；你写得多也好，写得少也好，在所有输出结果和可能性中，只有所占比例之轻重的问题，只有废话和不那么废话而已。”他给了“词典写作”充分的肯定，但是如何又成为霍香结《地方性知识》的线索，在《地方性知识》中，有本地的父亲，名叫蝼，而本地的母亲，名叫冢，而蝼冢则是本地的神官，“蝼冢”这两个词组成了本地父性-母性的谱系，和“亚伯拉罕·蝼冢”一定是某种约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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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身的霍香结，而不是一个词语？ |
三个线索，组合起来，你会发现“霍香结”其实仍然是一个作者的名字，依然是一个人名，依然是词语，或者像“汤错”一样，“是一个词，然后才是一个概念实体，这个实体有它应有的意识活动，语言，以及肉身”。他缺少一切可以被还原的物性，所以对于接下去对于小说的阅读，就会变得非常小心，你很可能一直在词语或者物性的层面上，而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其中，进入汤错将会变成一个最难的事情，那么，这样的“地方性知识”只能是一些纸张的粘合，和页码的标注。所以，在这个关于写作和言说最根本的问题上，我们就必须寻找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写在《中国村庄史》这部小说里，见《地方性知识》第七卷，是用汤错文写成的手稿上，内容为尤多秉准备：“阅读时请用第三人称，或者跳过”。第三人称，或者跳过，这两个词可以归结为一个关键词：虚构。也就是为词语寻找出路的最好手段，便是给它一个虚构的意义，“词语的生命力在于和人发生关系的亲疏。”霍香结，以及所有没有线索的词，在阅读中，就要给他们一个虚构的意义，给他们关系，和“人”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文字系统的部落”，那么就会远离死亡。
所以，我们不妨把“霍香结”的线索想象成另一个神甫悬案，费铭德作为“一个闯入者”，就是对文本的一次冒险，时间在16世纪，作为葡萄牙传教士，他来到中国，追随皇帝，之后关入大牢，出狱后在南京秦淮河边认识了顾姓妓女，再到桂林，到岭西域，然后就没有消息了。“1540年的某一天死在中国南部省的某个地方”，他的死亡猜测有三种，这三种猜测基本上不能还原16世纪的那个悬案，就像所有关于词语的猜测不能还原霍香结这个人名背后的肉身一样，费铭德的真实性只是出现在他的手稿中，作为文本的一部分，里面一定有着虚构着的成分，有着对于词语寻找肉身和意义的努力，可惜，在“汤错”这个南方山区的文本中，费铭德的手稿完全是一个译本，在汤错阿门教的旧址中挖掘出来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在描述我所见到的这个村庄之前，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卡瓦科斯·卧尔卡，是里斯本附近的阿尔科切特人。在这个当地人称作汤错的地方，我的几个舌头走的走了，死的死了。最后死去的那个是从果阿就同我在一起的，他死于一场意想不到的大火。其他几个是中国人，他们到了岭西城就不愿意走了。
“走的走了，死的死了”的历史，在汤错的还原中，无疑遇到了一个真伪的问题，当肉身消失，文本的意义就遇到了危险，所有承袭的物性都可能荡然无存。而作为文本的一个线索，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躲在词语背后，却同为词语的霍香结的一个策略，费铭德如果叫费尔南·门德斯·平托，如果手稿所记载的是1542年5月14日那天，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很平安地阅读关于汤错的故事，跟随“我”和“我的向导”深入越城岭山脉，逐一打开汤错的疆域、语言、风俗研究、虞衡志、列传、艺文志等内容，但是，面对“一个词的肉身化过程是不是我看到的样子？”的疑问，我们的前面又出现了一个强行引导我们进入和退出的霸道者，我们如何在一条路上寻找到我们的母体，寻找到我们的身和我们的神？神甫死在中国南方某一个山区，而那手稿上的时间完全变成了我们并不现在活着的2042年，“也就是距今500年零2个月前的那一天……”，1542年的手稿在不存在的时间里，已经变成了另一种可能，而这个时间看上去像是我们所有问题的进口：“这里从来就是2042，以前是2042，以后也是，没有关系，多走几步，就到了。”
从历史意义上的“走的走了，死的死了”到混沌意义上的“多走几步，就到了”，这“走”的词语完全是我们建构一个第三人称阅读的基础，如果抛掉直接叙述，抛掉手稿里的“我”，那么我们或许可以重新回到物性的起点，“在物性之中，表现为语言、文字、图腾、禁忌、习俗等”，而物性的存在“比肉身更为持久和具有连续性”。也就是说，纠缠于霍香结是谁，是男人还是女人，费铭德神甫留下的手稿是不是对中国的“围观”还是“闯入”，都变得不再重要，而物性回归的最关键一点，是可以重新开始阅读的旅途，重新寻找起点：“物是终极的，这个时代还根本没有物可言。更没有物的概念。”
起点既是终点，那么我们可以安心走进汤错，在我的田野考察所得之外，结合爷爷李维（1919-）的资料、费铭德的手稿和同学兼合作者谢秉勋收集的资料，而进入人物活动的路线图。“第一开头”和“第二开头”的意义也完全变成了迷宫式文本之后的解救实验，门不管向哪边开，阴阳交错的叙述路线的终点都会是最后一页，也就是说，只要你进入文本启动的仪式之后，你就一定会在最后得到完整的回应。而这个入口当然是那个叫汤错的地方：“汤错是中国南部一个山村的名字，中国最小的自然行政单位，本书的真正主体。”或者再微观一点：汤错，行政编制上叫铜座，村一级，下辖5个片，2,786人（截至2008年11月1日），五六百个家庭。
不管汤错叫铜座也叫藤座，山村的微观地域学必定是在建构一个山村标本，而这个山村标本就是所谓的“物性”，是最原始的形态，里面涉及到河流、山川等地理学概念组成了一个活着的汤错，而这个个过程的建立，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同时进行着关于肉身和意义的建构，也就是说，从物性到肉身，再到意义，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是文本词语解放的必然努力，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如何一步步搭建“地方”，即显出它的独特性：“性微观地域性写作：对事物进行规定，是承认它的有限性、特殊性，也等于承认自己的范畴。所以，汤错的存在必定是一个有限性和特殊性交织在一起的坐标，从语言、风俗、植物、动物，以及人族的各个方面，呈现了一个不断被肉身化和意义化的汤错，比如古代汤错文，比如汤错人称代词，汤错的土地伦理，汤错的记事和预测，所有的一切都在构筑一个文本化的汤错，“我即大地。大地是我之肉身。一切存在都是我的体现。生是我，死也是我。”
其实，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下去，《地方性知识》就只能是一本研究地方方志的知识性读本，或者说，会成为微观地域学著作，那么所谓的小说实验意义就不复存在。就如书名一样，《地方性知识》完全给人一种学术性著作的误解，很容易和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的论文集《地方性知识》联系起来，同名著作，却是完全不同的两条途径，在人类学著作中，《地方性知识》的命题旨在认知的具体性、穿透性和阐释性，究竟何谓“地方性知识”？一只标准的蚂蚁在一只标准膨胀的气球上之类的例子后，得出结论说：“物理学就像生活一样，没有绝对的完美。也不会将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好。”这或许是我们真正走进小说式文本《地方性知识》的一把钥匙，不会预设好主题和结果，也就是说，完全是可以变化的，“物理学在迷惑恰似生活本身如是这样也会容易陷入困惑一样。它只是一种人类活动，你应该去做出一种人性的判断并接受人本身的局限性。”其实，小说何尝不是如此，从体例上，霍香结的《地方性知识》完全是地方方志的结构，但是却处处设置陷阱，处处给你虚构的可能，知识作为一种“语言游戏”，它没有旁观者，而只有实际的参与者，而阅读者会成为真正的参与者，在文本里进行着自己的命名，小说文本的标题呈现出内外有别，卷一的《疆域》，实则是《汤错，中国南部省的一个小山村》，卷二《语言》则变成了《意义的织体》，卷三《风俗研究》则是《乡村剧场和理解的本质》……诸如此类，而在第一卷的引言中，引用的是埃利亚斯·卡内提在《群众与权力》的一段话，群众象征和群众结晶不断颠倒，像沙漏一样流动在文本中：“谷物、森林、雨、风沙、海洋以及火就是这类单位”成为群众象征，而“在神话、梦、语言和歌谣中都象征地代表群众。”主体的颠覆其实是为了寻找非理性的文本意义，而很明显，所有关于对汤错的研究，一方面在积极建构，而另一方面却在迅速的解构，两只手都在产生意义和消解意义中完成了文本之为文本存在的意义。
所以，在那么隐含着寓言、象征意义的故事中，你会很难受地去思考所谓的合理性，包括观音血案、垫背之骂、喝精水被屠、鸡血祭祀、被可怖蚂蟥吓疯掉了等情节和故事具备了小说的样式和意义，但是它只是为了构建文本的体，是为了颠覆“结晶群众”而已，即颠覆“活在诗歌、寓言等作品中的生命”，只有这些小说类型化的东西被完全消解了，阅读者才真正可以用第三人称去阅读，真正可以“跳过去”，而当你、当我都消失了的时候，语言会成为一种新的希望，就如最后的《铜座之歌》，断文中说：“你只需要阅读其中任何三章即可，超过这个数，文字本身将会对你造成伤害。”
伤害是因为你走不出自己构筑的阅读世界，其实汤错并不具备真正的物性，它只是一个假设，就像在“凡例”中所说：“叙述者是李氏假设，即我本人。”所以依靠“汤错”这个地方的物性，来构筑肉身，从而衍伸意义，完全是一条死胡同，完全是一个寓言，霍香结在背后，他要做的就是，眼看着你慢慢进入“汤错”的中心，他会把一切都推翻，就像1999年冬天过河的时候淹死的曾解放，在火之外肉身覆灭。而当一切坍塌，当《地方性知识》的霍香结成为“籍贯、出生不详”的一个词语时，没有了作者，没有了人物，没有了情节，也没有了最后的虚构：“我理解的虚构是在作者无力逾越写作的难度与硬核部分时不得以采取的手段。所以虚构具有极其低俗的成分。”藤是一个文本，肉身是一个文本，溃疡是一个文本，而“我”也是一个文本，意义没有了永恒，词语就是盘王，神甫也就失踪在每一个词里：
关于你的
离去，铜座的说法只是这样
那是帝国的第一个叛逆者，它
离开村庄的时候，背影立起
隐隐约约的不像是个人
——《地方性知识·铜座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