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城记

编号:C27·2220319·1821
作者:老舍 著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2020年04月第1版
定价:29.00元当当12.10元
ISBN:9787521208344
页数:200页

飞机坠毁在火星,“我”误入火星上的古国“猫城”,结识了形形色色的猫人:身兼大地主、政客、诗人、军官的大蝎,世事洞明而敷衍的小蝎,抢迷叶与妇女的猫兵,杀人不犯法的外国人,打老师的学生,卖文物的学者,起哄为业的党棍,抢着投降的军阀……《猫城记》是老舍具有讽喻及幻想色彩的长篇小说,完成于1932年,“《猫城记》是个噩梦。为什么写它?的原因——吃多了。”老舍在序言中,其所构设的荒诞世界反映了老舍当时反主流的思想情绪,“猫民”的种种保守、愚昧、非人性的性格,影射了“老中国儿女”落后的国民性,很能代表老舍创作中所显示的“文化批判”的思想。正如老舍所说,《猫城记》是个噩梦,它记录了一个文明历史上极为黑暗的几页,也反映了老舍思想的苍凉底色。《猫城记》在海外的知名度仅次于《骆驼祥子》,有日、法、英、德、俄、匈语译本。本书依据初版逐字校订,收入自序、新序及《我怎样写〈猫城记〉》。


《猫城记》:猫人们完成了他们的灭绝

“敷衍,是的!我到过外国,我明白一点世界大势。但是在不想解决任何的问题的民众中,敷衍。不敷衍怎能活着呢?”小蝎似笑非笑地说。
——《十三》

看见有势力的人占据文化机关的房子,不深究是一种敷衍;厌旧恶新的人既不娶妻又不纳妾,只和女人“游戏游戏”,是一种敷衍;在危机中放弃自由联合而守护着本国习气,这也是一种敷衍……敷衍是游戏,敷衍是妥协,敷衍是不反抗,敷衍是不关心,把敷衍当成是行动本身而放弃行动,敷衍甚至成为一种家族的传统,“我祖父敷衍,我的父亲敷衍,我敷衍,那些青年们敷衍。‘负责’是最讨厌的一个名词。”

这便是猫人小蝎的人生观,也是在所有猫人的劣根性表现,当猫国的人做足了敷衍的文章,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有着两万年文明的古国一步步走向消极,走向毁灭?当老舍在《猫城记》中讽喻了这样一种敷衍的文明,是不是他要在现实中唤醒民众?三十年代写就这篇小说,老舍的用意是明显的,在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老舍希望中国不要成为他笔下的猫国,“头一个就是对国事的失望,军事与外交种种的失败,使一个有感情而没有多大见解的人,像我,容易由愤恨而失望。”在《我怎样写<猫城记>》中老舍如是说,这种“愤恨而失望”的态度一方面是对国事的失望,另一方面则似乎是对写作本身的不满意,老舍说自己在思想上没有积极的主张和建议,“这大概是多数讽刺文字的弱点”,但是好的讽刺文字能一针见血指出人间的毛病,而且还能找出病根,还能知道该下什么药,“我呢,既不能有积极的领导,又不能精到地搜出病根,所以只有讽刺的弱点,而没得到它的正当效用。”

这似乎是一种自谦,当老舍说“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在《猫城记》里连幽默也禁止了,于是“《猫城记》就一无可取了”。讽刺有点弱化,幽默又被禁止,在一无可取的《猫城记》里,老舍自己是不是也变成了一种敷衍?是不是也看见了最后可能的灭绝?不妨从小说本身和创作过程来解读这一种“敷衍观”。“飞机是碎了。”这是《猫城记》里的第一句,飞机坠毁了,有人死掉了,这便是去往火星最后的结果,但是“我”成为了幸存者,正是因为我的幸运进入了猫国,遇到了猫人,从此开始了《猫城记》的旅行——科幻或者冒险,是老舍的一种风格上的预设,“我”就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开始了猫国的探访,而且在这里,猫国是和自己的祖国中国是并置的,当我被猫人抓住后,我开始落泪,开始怀念中国,而且所怀念的中国是一个没有残暴、没有毒刑的光明、伟大的过度,“我恐怕永不能再看那块光明的地土了,我将永远不能享受合理的人生了。就是我能在火星上保存着生命,恐怕连享受也是痛苦吧?!”

在这里,讽刺似乎就变得弱了些,中国是光明的中国,是伟大的中国,是自己遇到危险回去的地方,当然变成了一种理想,那么,现实所投射的猫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在这里似乎是:猫国是现在落后的中国,而那个光明而伟大的中国是理想的中国,也许是曾经创造辉煌的中国,也许是未来自立的中国——这一种对立自然削弱了老舍对现在中国的讽喻。而当老舍以光明、伟大的中国为背景进入到“猫国化”的中国,两者根本没有时间上的交错,也没有空间上的交集,它只是分离出“我”的身份:一个流落在异国的外国人,一个探访猫国的观察者,它回答的唯一问题是:猫国到底是怎样一个国家?猫人们有着怎样的生活态度?

一开始被猫人抓住似乎是充满危险的,不仅手脚被绑,而且被装上小船也不知去往哪里,猫国便是一种噩梦的存在,“用生命最后的一点力量,把手枪掏出来。倒下了,也不知道向哪里开了一枪,我似乎连枪声都没听见就昏过去了。”用那把携带的枪完成了自我解救,这便是一种积极的行动,便是对敷衍的否定。但是这个充满悬疑的开场之后,这种冒险的气息慢慢弱了,和猫人的对立也趋于缓和:当我醒来,猫人给我一片迷树的叶子吃,“潮气中,细闻,不是臭的了,是一种浓厚的香甜,像熟透了的甜瓜。”猫人从此前的敌人变成了朋友,这个转变没有太多的铺垫,于是我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冒险也最终变成了旅行——对立的张力再度被减弱,也从此我开始了对猫国和猫人的了解和观察。

这种了解和观察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对陌生的猫人在外貌上进行描写:“所谓猫人者,并不是立着走,穿着衣服的大猫。他没有衣服。”猫人不穿衣服,手指脚趾都很短,头能弯到背上去,脸很大脑门很宽,鼻子和嘴连在一起,耳朵在脑瓢上,身上都是细毛,身腔是圆的,胸前有四对小乳,八个小黑点。猫人就是猫的原型,他们当然是人和猫的混合;除此之外,还有猫国的语言,猫话中的形容词和副词不多,名词也极为匮乏,对物的命名显得单调,没有关系代词,动词可以用手势来表达;他们的文字是“一些小楼小塔似的东西”,他们还会作诗,就是把一些好听的名词堆在一起;猫人有两万年的历史……这些都是对猫国的初了解,之后在和大蝎的交往中,我渐渐了解了一些猫人的性格:猫人自有史以来最高的理想是自由,而这个自由就是欺负别人,“一个自由人是不许别人接触他的,彼此见面不握手或互吻,而是把头向后扭一扭表示敬意。”猫人在最近五百年中,已经很少起誓了,“于是除了闹着玩的时候,大家也就不再起誓。”还有,猫国的钱叫“国魂”,猫人一年分为两个季节:静季和动季……

这是我对猫国这个陌生国度的第一部了解,而和大蝎在一起之后,我开始了更深入地观察。大蝎的身份是特殊的,他是大地主兼政客,是诗人和军官,这些身份就是猫国的大人物,甚至是上层人物,但是我认为和大蝎“永远不会成为好朋友”,因为我知道猫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自私者,交往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种自私性尤其表现在迷叶林的守护上。在猫国,迷叶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它不仅是食物,而且是文明的催化剂,“自从迷叶定为国食以后的四百多年,猫国文明的进展比以前加速了好几倍。吃了迷叶不喜肉体的劳动,自然可以多做些精神事业。”更为奇特的是,做政治需要迷叶,不然见不到皇帝,做官需要迷树,他就是军饷,作诗必定要迷叶,它能使人白天做梦,“总之,迷叶是万能的,有了它便可以横行一世。”

正是因为这个万能的存在,猫国人为了争夺迷叶开始抢劫,“自由”就变得更为普遍,而且政府又下了“最合人道的命令”:抢迷叶者无罪,所以抢劫成为最足以表现自由的行动。但是在大蝎那里,迷叶林却被保护起来,而保护者就是外国人,这里便出现了猫国和外国之间的国际关系。猫人敬畏外国人,和外人打仗是不可能的事,让外国人保护迷树林是一种尊重,是“请”的行为——所以大蝎也请我为他看护迷叶林,但是外国人后来离开了猫国回去了,所以大蝎在请我的同时让猫国的兵来看护。在这个过程中,便出现了想要来抢迷树的猫人的死亡,这是猫人死于外国人的一个事件,但是真正对迷树林造成威胁的不是外国人,而是前来抢迷叶的猫人,“迷林外边上的那二三十棵树,已差不多全光了。大蝎喊了声,倒在树下。”之后大蝎又调集了五百人来保护密林,却让他们驻扎在二里以外,因为他怕他们靠近而先下手抢劫。

迷林事件凸显了猫国的两个特点:一个便是自由的猫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都是自私的存在,他们抢劫,他们看守,也都是满足自己的欲望;第二便是领袖的作用,身为大地主、政客、诗人和军官的大蝎,无疑是手握权力的人,拥有迷林便是证明,而且他还不满足,树皮上、石头上、破墙上都写着这样的话:“欢迎大蝎,大蝎是尽力国食的伟人,大蝎的兵士执着正义之棍,有大蝎才能有今年的丰收……”这些文字并不是猫人发自内心的拥护和赞美,其实都是大蝎自己设计的崇拜游戏,为的是巩固自己的地位,为的是为下一步的扩张创造条件。

这是关于猫国和猫人的第二层次的观察。当我进入猫城,和大蝎的儿子小蝎在一起,便开始了对猫国更全面、更立体地了解。小蝎谈起了猫国和外国之间的复杂关系:他的祖父是痛恨外国人的,因为外国人带来了祸患;父亲又是一个新人物,他年轻的时候想要处处效仿外国人,把学到的知识当成维持自己利益的工具,但实际上,祖父和父亲对外国人的态度不一,背后的利益诉求是一样的,祖父痛恨外国人是为了保护好祖传的一切,父亲学习外国文化,但是回来之后却改变了想法:以前他反对吃迷叶,但是后来他继承了祖父的迷林,以前他提倡女权,但是现在妻妾成群,所以如小蝎所说:“在宗旨上父亲与祖父是完全相同的。”而小蝎呢,和祖父不一样,和父亲不一样,他以敷衍作为自己的人生格言,因为在他看来,猫人就是这些敷衍的人,他们随遇而安,“这么多聪明,自私,近视,无耻,为自己有计划,对社会不关心的政客;个人的努力?自己的脑袋到底比别人的更值得关切一些!”

而实际上,小蝎虽然把敷衍挂在嘴上,他也是在讽刺猫人,认为这是恶的环境使然,“青年总应当有些血性,可是我们的青年生下来便是半死的。”正是在小蝎的带领下,我了解到了猫城里的各种问题:男人们忽而为圣人忽而为禽兽,他们看不起所谓的新派女子,他们把女儿和妻妾所在屋子里;猫国没有教育,只有骂人的教育,“祖父的骂人,教育;父亲的卖迷叶,教育;公使太太的监管八个活的死母猫,教育;大街上的臭沟,教育;兵丁在人头上打鼓,教育;粉越搽越厚,女子教育。”公使太太口中念着皇上,“希望什么?没有可希望的,我只望皇上明白我的难处,我的志向,我的品行,赏给我些恤金,赐给我一块大匾,上面刻上‘节烈可风’。”猫国的孩子又脏又臭,“正因为家庭学校社会国家全是糊涂蛋,才会养成这样糊涂的孩子们,才会养成这种脏、瘦、臭、丑、缺鼻短眼的,可是还快活的孩子们。”社会到处是疑心、渺小、自利和残忍,缺少诚实,缺少义气,缺少慷慨;在学校,一切制度都是模仿,校长和老师不是为了教书育人,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有经费的时候,大家尽量赚钱,校长与教员只好开始私卖公产。”所以小蝎说:“教育能使人变成野兽,不能算没有成绩,哈哈!”还有花拉夫司基、通通夫司基、大家夫司基的学者,也在钻营着出卖国粹的勾当,所谓的图书馆革命就是为了去抢为了自由;而在政治上,更是“人人为人人活着的一种政治主义”,“在这种政治主义之下,人人工作,人人快活,人人安全,社会是个大机器,人人是这个大机器的一个工作者,快乐的安全的工作着的小钉子或小齿轮。的确不坏!”政治只是一种“哄”,皇上便是“万哄之主”,做官只是为了像大蝎那样卖迷叶。

恶的环境,自由的人民,腐朽的制度,自私的领导,从政治、教育、经济等各方面,都是一个“文明快要灭绝”的国度,而“外国打进来了!”终于拉开了猫国灭亡的步伐。但是其中也有救国者,也有抵抗者,大鹰便是其中之一,但是最后他还是死了,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猫国该亡,我们俩该死,无所谓牺牲,无所谓光荣,活着没做亡国的事,死了免做亡国奴,良心是大于生命的,如是而已。”敌人冲了进来,革命失败,抵抗者牺牲,“什么也救不了猫国,除非他们知道了糊涂是他们咽喉上的绳子。”小蝎也走向了生命的终点,只是当他的手和女人迷的手拉在一起,这种死成为猫城最后的尊严,“我恨不能唤醒他们,告诉他们,他们是纯洁的,他们的灵魂还是自己的。”而我最后看见了猫城的灭亡:“及至矮兵们来到山中,已经剩了两个猫人,大概就是猫国最后的两个活人。敌人到了,他们两个打得正不可开交。矮兵们没有杀他们俩,把他们放在一个大木笼里,他们就在笼里继续作战,直到两个人相互的咬死。这样,猫人们自己完成了他们的灭绝。”

相互咬死而完成了灭绝,这就是猫国的悲剧,这是一个不合作的国度,这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度,这是一个自私成自由的国度,这是一个拒绝新思想的国度,灭绝便是文明的灭绝,便是民族的灭绝,“读历史设若能使我们落泪,那么,眼前摆着一片要断气的文明,是何等伤心的事!”我目睹了这一切,其实是为当时的中国敲响了警钟,在外国“矮人”冲进来的时候,决不能重蹈猫国的覆辙。老舍虽说从愤恨变失望是一种对国事的敷衍,其中也寄托着他的理想,这种想法是强烈的。但是从小说本身来说,老舍的确站在一种“敷衍”的角度:一开始来到猫国,是充满悬念的,是一次冒险的旅程,在这个意义上将,我是在一种进入的状态中;但是之后他变成了猫国的客人,危险不存在了,他便开始了观察,无论是和大蝎在一起,还是在和小蝎在一起,我都是一个和猫国无关的旁观者,我的观察都变成了听说,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游离于猫国之外的,也游离在小说之外,而猫国的种种问题都能在老舍当下的现实中找到对应,也就是如老舍自己所说,讽刺不高超,而且正如面对猫国一样,老舍在这些问题面前也只是失望,而没有更好寻出病根并提供治病之药,最后,敷衍便成了某种意义的逃避:

即使我给猫人出了最高明的主意,他们一定会把这个主意弄成个五光十色的大笑话。猫人的糊涂与聪明是相等的。我爱他们,惭愧!我到底只能讽刺他们了!况且呢,我和猫人相处了那么些日子,我深知道我若是直言无隐地攻击他们,而后再给他们出好主意,他们很会把我偷偷地弄死。我的怯懦正足以暗示出猫人的勇敢,何等的勇敢!算了吧,不必再说什么了!

名字

编号:C55·2220319·1820
作者:【美】唐·德里罗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3年06月第1版
定价:45.00元当当18.80元
ISBN:9787544737197
页数:384页

詹姆斯·埃克斯顿,一名在希腊从事风险分析的美国人,被一个狂热教团所吸引,他们在各处杀人,并在凶器上刻上遇害人的姓名首字母。詹姆斯与他的朋友们被一条条线索带领,穿行于暗藏敌意的陌生国度,寻找那些用生命祭奠字母的凶手与信仰者。《名字》是唐·德里罗旅居希腊期间的创作,也是他的第七部长篇小说,开启了他1980年代小说的辉煌篇章,他在旅行中亲身探寻希腊、中东、印度的文明遗迹,搜寻变幻的名字和语言,也将希腊的阳光与风景融入了这部关于语言与现实、古老文明与美国力量的小说之中。《名字》的背景从美国扩展到国际舞台,但表现的对象仍与美国密切相关,如美国人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以及外国人对美国人的看法等。作品分为四个部分:岛屿、山脉、沙漠、草原,分别对应希腊库罗斯岛、伯罗奔尼撒半岛、印度和美国堪萨斯。本书封面由英国知名设计师NomaBar设计,获得2012年英国设计界“奥斯卡”——黄铅笔奖。


《名字》:我们的祭品是语言

词以后会出现。就是那一个词,那张单子上的最后一个词。美国。
——《沙漠·13》

大卫被人开枪打伤,抢手用C2-75的捷克产九毫米手枪打中了大卫,此后一个自称为“人民主动自治”的组织声称对此事负责,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一次枪击事件造成的是一个悬疑:是大卫冒失而导致两名抢手提前动手?或者抢手把大卫当成了“我”?——如果是大卫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意识到这不是他们要的人就动了手,错杀是不是就取消了行动的意义?如果他们是把大卫当成了我,而我则成为了大卫的对称性存在,“一种误认的对称”,行动就可能是安德里斯·埃里亚兹在幕后指使,因为在初次见面的那天夜里他就把我误认为银行家大卫·凯勒,既然有幕后指使,“人民主动自治”组织是不是就是一个可以列出背景的存在,他们怎么可能不被人知道?

不管是大卫的冒失,还是“误认的对称”,当一把C2-75的九毫米手枪射出了子弹,它的指向性其实是明确的,因为单子的最后一个词就是“美国”,或者说,不管是“人民主动自治”组织,还是幕后指使是安德里斯·埃里亚兹,他们要针对的就是“美国”,而不管是大卫还是我,误认的对称反而变成了一种同一性——美国人。针对美国而枪杀了美国人,词语和词语之间的含义并没有扩大,美国等同于美国人,同一个词语,同一个目标,美国触犯了谁?美国人何罪之有?仇恨上升到国家主义,变成暗杀和袭击,又以词语转变的方式嫁祸于美国人,在一个不是美国的地方,最后一个词就是犯罪的结语:“这是我们带给神殿的东西,不是祷告,不是吟诵,也不是被屠宰的公羊。我们的祭品是语言。”

但是,我在雅典的时候,和身为考古志愿者的妻子凯瑟琳住在一起,在婚姻世界里发现两个人不同的时候,那列出的“二十七条劣迹”的最后一条却是“美国人”:从第一条“自我满足”到第二条“无所事事”再到第三条“安于现状”,或者都是关于个体的缺点,从第六条“你假装”到第七条“你假装不明白他人的动机”再到第八条“你假装脾气温和。你觉得这样一来你就会在道德和智力方面占了便宜。你总想占便宜”,则变成了和人相处的问题,而最后一条就是“美国人”——美国人是个体就存在诸多缺点的人,也是和人相处总是假装的人,在自我和他人的世界里,美国人就是劣迹的代名词,而当单子上的最后一个词语是美国,美国是不是就是美国人的美国?美国人是不是美国的美国人?

当然,在凯瑟琳住在一起时列出的二十七条劣迹,完全是在自我剖析层面的,但是面对加拿大人的凯瑟琳,我之所以这样做里面却有一种自我逃避的意图,因为这二十七条劣迹,“就像某些面颊凹陷的基督教神学家所做的总结。”里面有着自我的虚伪性,而把最后一条归结为美国人,甚至有一种自我的优越感,这是面对和凯瑟琳的婚姻出现问题时的发泄,“我想这么分析她对我的抱怨还算公正,这一条条的罪状就像是发自她那不肯原谅的内心的呐喊,这让我产生了一种自我毁灭般的快感。”因为凯瑟琳专注于用一把铲子挖掘地层下的遗迹和遗物,“她希望这是个诚实的世界,并决心战胜困难、接受考验。”因为她会订购磁带买词典找家教等方式学习希腊语,甚至因为她会把距离和分居有关的婚姻生活看成是可以开发利用的机会,所以两个人在一起,把婚姻说成是放电影的凯瑟琳,获得的是平静、安全,是平凡的日子,是节制和适度,“只要你什么都不想,你的婚姻就能成功。”所以我才会在看不透她的心思的情况下,用所谓的二十七条劣迹为武器,找出一个“正确的对称”。

“美国人”也成为了在自我剖析谎言下的自我维护,甚至成了自我逃避的避难所。但是在距离美国有些遥远的雅典,在雅典卫城、帕台农神殿组成的希腊文明中,“美国人”是不是反倒成了一个陌生的词语?“美国”是不是成了一个他者的存在?这是一种在陌生世界的命名,美国,美国人在欧洲文明的起源地,都成为了一种庇护,但是欧文说,欧洲是一部精装书,美国是一部简装书,“细节的正确性。光线造成的就是这个。要想得到真理,得到欢乐,就得把眼光放在细微的事上。这是希腊人的独特之处。”而尊重语言甚至学会语言就是一种细微之处的态度,就是得到真理的办法,就是消除异见的方式,“是字母本身。他们感兴趣的是字母,有固定顺序的书写符号。”

但是,在不同的国家里,在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中,语言非但不是沟通的工具,不是体现尊重的细节,反而是隔阂。儿子泰普用奥波语代替和抵御希腊语,形成了一种更为陌生的语言,他在和拉吉夫对话中,说出的是“罗波斯特奥宾斯波巴斯”,奥波语的意思就是“消失的空间”,而拉吉夫和认识的人旅行,试图建立一种语言交流上推进、速度和高度,但最后变成了别离,就像他和父亲阿南德的告别,是更加凶猛、更加剧烈的存在。而我对希腊语,也明显是在认识中不断遗忘 ,“我只要一离开这个国家三天就会把一切忘得一干二净。不过数字还记得。”如果不同的国家仅仅是旅游,是工作,从一个大陆漂泊到另一个大陆,从一种语言过渡到另一种语言,可以不用去绞尽脑汁,“东道国要做的就是让各个机器充分运转,好叫游客犯傻。你茫然无措地到处乱走,时不时瞄一眼叠起来的地图。”

但是这一份与金融、交易有关的工作,这一种完全需要语言的旅游,又怎么能成为“蠢主义的大游行”?精装书和简装书已经被区别开来了,生活和政治却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旅行不仅仅是造坟墓,而是在政治中一切都变成了冒险,就像我在雅典迷了路,又在路上逆行,最后看到了帕台农神庙的光辉,却是一种历史和文化死而复活的威胁——因为我是美国人,因为这里是欧洲的边缘,因为“哪儿都有政治”:“黎巴嫩人是受害者,贝鲁特是一场悲剧,世界则是个失败者。”而造成这一切的就是美国,这个已经被固定为一种霸权意义的词语,“美国是世界上一个活的神话。杀死一个美国佬,或因为某个地方发生的灾难而迁怒美国佬,人们并不会觉得犯了什么错误。”就像电影导演沃拉德所说:“我们的功能就是充当某种人物类型,体现某种反复出现的主题,好让大家用来自我安慰、自我开释,照此类推。我们是来这儿给人提供方便的。”——美国人就是一部被神化也被这里的人自我安慰的电影。

但是仅仅是电影?仅仅如凯瑟琳在婚姻中所定义的节制、适度的电影?二十七条劣迹看上去是谎言,却真实指向了美国这个神话的命名的悲剧性——美国是他人命名的神话,是单子上的最后一个词,在希腊语的体系里,它或者和“库罗斯”岛有着相同的命名规则:泰普说这个小岛的名字来源于一尊一百多年前在一个古墓中发现的巨大雕像,典型的库罗斯是一个壮实、编着发辫的年轻人,胳膊紧贴着赤裸的身子,左脚向前,脸上挂着一丝古老的微笑。固化为雕像,被命名为岛屿,但是那巨大的雕像却是在古墓中被发现的,它反而是一种死亡的命名?库罗斯岛的一个石洞里住着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在岩洞里过冬,最后必将在那里死去;库罗斯岛一个叫米克罗-卡米尼的存在边发现了一个被棍棒打死的老头——库罗斯就像一个巨大的墓地,里面是不是有迷信,有宗族仇杀,有乱伦,甚至有兽行和凶杀?可以命名一个岛屿,一座雕像,以及二十条劣迹的美国人,但是如何用语言命名恐惧,“对大海和来自大海的恐惧是很容易说出来的。别的恐惧则有所不叫,难以命名:那就是对你背后的东西的恐惧,内陆的静悄悄的存在。”

死亡已经发生,死亡正在发生,被命名的库罗斯岛也是死亡的一个词语,那么,死亡和恐惧到底是可以被命名的还是无法被命名的?那个死去的老头为什么会在米克罗-卡米尼的村子里被发现?是不是邪教组织制造了恐怖?而这是不是又是一种政治的命名?甚至是不是简装书的美国所做的粗暴推理?从岛屿到山脉,从希腊到阿拉伯,从拉丁字母到阿拉伯语,语言在改变,词语在改变,命名的法则在改变,“我发现到处写着字,在陶片上、挂毯上、铜器和木器上、釉陶马赛克上、挤在马车里的妇女的白头巾上,到处画着弯弯曲曲的珠状斜杠。”身为导游的德克西埃尔讲起了邪教,讲起了邪教对于死亡的命名:他们用一把制作粗糙的小刀,将受害者性命的首字母刻在凶器的刀刃上,而被杀的老头死在米克罗-卡米尼,他的名字叫米开利·卡利亚姆比索,首字母相同的名字和村子,于是谋杀成立了,“他们找到一个人,这人的姓名首字母跟某个特别地名里每个词的首字母相一致。他们或是把他引到这个地方,或是等着他自个儿游荡到那儿,然后把他杀死。”把名字刻在刀刃上,然后把敌人杀死,这就是消灭他的名字的做法,死亡当然是一次反命名的命名。

名字是用来被消灭的,这种反命名的命名,是不是也和“美国”这个词语的境遇一样?死亡在这个意义上其实具有了重新命名的机会,带着一丝的恐怖,带着某种神秘,从反命名到命名,这其实在另一个意义上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问:而我首先在二十七条劣迹的“美国人”里把自己命名为和凯瑟琳的加拿大人不一样的存在,那么这个美国人当然是个体意义上的,而他者之存在是不是另一个自我?所以对于我来说,词语所指向的是一个自我问题,我怎么才能证明自己?考考我。”我问查理这个问题,而查理的回答是:“唯一的考试就是数学。”数学指的是它自身,“也只有它自身”,这纯粹是头脑的一种练习,一种形式的平衡,“模式、结构。我们要发现的是这中间内在的一致。那种对称、和谐、神秘、低语。”数学指向自身,而且就是自身,它其实是不被命名的,只要被命名,就必须有一个他者,有另一个自己,所以回到了词语,回到了“美国”或者“美国人”——但是当变成单子的最后一个词语,这种证明另一个人的自我指涉真的存在吗?

在安曼,在安曼的罗马剧院,我突然拥有了旅行中的安静片刻,在那一刻的孤独中,发现了事物的积累,“我感觉自己正从这些叫不上名字的东西中被组合起来。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感受。”我对安妮说这就是一种自我的感觉,“我只是一个人,没有别人,只有我自己。”和儿子泰普去往马尼的山上,似乎也是为了寻找这一种孤独和平静,但是那块岩石上却刷着白色的字:Ta Onomata。它应该就是和我一样,只是字母,只是词语,只有自己。但是当再次开车上山,巨石上的字母和词语已经不见了,有人将它涂掉了。题写和涂掉,产生和消灭,这是词语永远无法避免的命运,而找到了自己的平静和孤独是不是也永远有人将它涂抹?就像那个被杀死的老人,名字的首字母就是死去村子的首字母,这是死亡的仪式;那个杀人的邪教本身就没有名字,没有名字就是逃避这个世界的一种方法,“这是一条通往自我的路。”

所以,名字不是找到自我的命名,没有名字才是,“没有感觉,没有内容,没有历史联系,没有仪式意义。”而在旅行中每个人在做的事,都是在命名:把受害者的名字和犯罪地点匹配起来,而命名也变成了犯罪,“任何犯罪都行,任何有可能把某个人孤立到某个特别地方的行为都行,只要字母匹配到一起。”这当然是丧失自我——在印度的沙漠中,莫卧儿帝国第四代国王贾汉季的陵墓上写着上帝的九十九个名字,它却指向了死亡;那些全身赤裸的圣人在诵经并把身子打成“结”,是对梵文的演绎,却也是历史的沉默;希腊定居点伯恩想方设法自杀,也是在杀死另一个自己?命名的背后是一种自指,而自指却制造了自我的围困,“千百年来,世界都是我们逃逸的地方,是我们的避难所。”但是自指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无处逃逸的世界。

其实没有他者,也没有另一个自我,一切都是命名,在婚姻中如此,在宗教中如此,在文化中如此,只有一个返回自身的自指世界,所以安妮对我说:“尽管感受不到,但你还在爱着她。”所以二十七条劣迹的“美国人”只是借口,所以单子最后一个词语的“美国”只是一个祭品——它无处逃避,它就是自我的堕落和迷失。而在九岁泰普的小说里,错误百出的词语组合在一起,它一样是一个文本,一种儿童游戏,命名法则指向的只是游戏本身,现实本身,以及美国本身,“张口结舌!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他跑入下雨的远方,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这比可怕的噩梦还要遭糕。这是真事的噩梦,失落的世界奇迹。”

契诃夫戏剧全集

编号:X37·2220319·1819
作者:【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7年12月第1版
定价:218.00元当当90.90元
ISBN:9787532776221
页数:1010页

契诃夫的作品在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占有着极重要的地位,戏剧更是他文学创作成就中的明珠,对二十世纪现代戏剧影响极大。在西方,契诃夫常被称作二十世纪的莎士比亚,他改变了长久以来的演剧体系,以“散文体”呈现出简单自然的生活节奏,却在看似琐碎的日常中挖掘出深沉的悲伤、期待和永恒的渴望。本全集精选李健吾、焦菊隐、童道明等名家权威译本。童道明是著名剧评家,也是业界公认的契诃夫研究专家,文集中的《林妖》、《没有父亲的人》,由他精心翻译完成,并亲自校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前副院长焦菊隐是国内较早译介契诃夫的专家,且有丰富的话剧艺术经验,他翻译的《海鸥》、《伊凡诺夫》、《樱桃园》等,受到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李健吾所译《契诃夫独幕剧集》更是曾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珍贵版本。本文集随书附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作的导读手册《安·巴·契诃夫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以及限量版“幕布红”契诃夫戏剧主题精装笔记本。


《契诃夫戏剧全集》:我们会听得见天使的声音

当一个人诞生之后,他只有三条路中的一条路可走:往右走,狼把你吃了,往左走,你把狼吃了,直了走,自己把自己吃了。
——《没有父亲的人》

左边和右边,在特别策划的套装盒子里,似乎并没有清楚地被区分出“狼把你吃了”还是“你把狼吃了”的不同:左边是《契诃夫独幕剧集》,粉色;是《没有父亲的人·林妖》,灰色;右边是《伊凡诺夫·海鸥》,绿色;是《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蓝色,它们竖列着,只露出书脊和书脊里的标题,看不出里面是“狼把你吃了”的险恶还是“你把狼吃了”的血腥;左边和右边之外,却是夹在中间的红色,也只有书脊,也只有标题:《戏剧笔记》——更不知道里面有着怎样的险恶还是血腥。

只有从套装的盒子里抽出来,才能打破左边和右边以及中间的位置感,才能从书脊和标题进入到内页里:首先抽出的是中间的戏剧笔记,打开,是空白的页面,只有在侧边写有契诃夫书写的以及关于契诃夫戏剧的句子,它们装点在页面里,而空白之存在,是作为笔记对观众和读者开放的,当它需要另一种书写,仿佛在阐释着“直了走”的中间意义:直了走就是“自己把自己吃了”,自己把自己吃了,就是自我消化自我审视甚至自我折磨,读者阅读戏剧,观众观看戏剧,然后若有所思然后若有所得,于是空白就会变成自我言说的笔记——出版社的策划而已,以如此方式保留一个中间位置,那个和自己有关的行为到底该如何实施?或者排除策划方案,如果把这本幕布红的戏剧笔记当成一块幕布,是不是打开就意味着阅读和观看的开始?是不是如同契诃夫的戏剧缓缓拉开了幕布?

幕布拉开,在中间位置拉开,在空白页面拉开,必然要看见左边和右边,看见“狼把你吃了”的险恶和“你把狼吃了”的血腥,看见19世纪日常生活背后的悲伤、期待和渴望。而在这一过程中,左边和右边以及中间位置似乎也可以用自我的方式看见:按照创作时间,从最早的《契诃夫独幕剧集》开始,然后进入《没有父亲的人·林妖》,再从右边的《伊凡诺夫·海鸥》,一直进入到最经典的《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一种相对明白的时间顺序把左边和右边变成了拉开帷幕时由中间出发的不同方向,那么左边真的走过去是遇到“狼把你吃了”的现实,进入右边发现的是“你把狼吃了”的反抗?而最后一定是“自己把自己吃了”的毁灭?

像是某种对19世纪契诃夫戏剧舞台契合的行为艺术,而实际上,左边右边和中间直走的三种方式代表着契诃夫对现实的三种态度:当遇到狼把你吃了的境况,那一定是一种现实苦难的写照;当你成为比狼更凶猛的存在二把狼吃了,你战胜了现实的苦难,可是你也成为了施暴者,甚至比狼更为凶猛;而当直走了面对自己又把自己吃了,是一种自我戕害自我毁灭,但是这种结局是不是意味着另一种可能:打破旧有的秩序,把自我埋葬,用新的自我更新一个时代?这是乐观还是悲观?至少当地主彼特林说出关于人生要走的三条路时,“没有父亲”的普拉东诺夫是完全怀疑的,“我父亲的朋友,我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您讲的这些关于人生哲理的大白话,我不相信您用自己的脑子想出来的一切!”

不是脑子想出来的人生哲理,那一定是经历过才得到的人生启示,那么,狼是如何被遇见的?人面对狼时又如何行动?“上帝送了一阵暴风雨来。风在号哭,雨在往下喷,往下喷。全下到房顶,流进窗户,像干豌豆。”这就是如狼的现实,《大路上》指向的就是往右的那条路,在大路上的那家提洪的小店里,聚集着败家地主包耳曹夫、上年纪的香客萨瓦、农夫费嘉、流浪汉麦芮克,车夫库兹玛,一场暴风雨让他们选择在这个小小的店里躲避风雨,但是狼已经在路上,他们变成了随时可能被吃掉的弱者。瘦得“像一架死骷髅”的香客萨瓦不想白白死掉,他呼喊着上帝让自己能够死在家里,但是那只不过是一种无望的希望,正如包耳曹夫所言:“你们老百姓全在黑暗里头!”只有所谓的圣者在光明里头,但是他们即使知道黑暗中的苦难,也绝不会出来解救;麦芮克把那些人看成是一群囚犯,一群可怜虫,而女人变成了恶魔,当库兹玛带着玛丽亚想来避雨,却遭到了麦芮克斧头的威胁,“全体骚动。人人跃起,乱嚷嚷,发出恐怖的叫喊。”麦芮克用一把斧头支撑着自己,“因为这是一把偷来的斧子,命运没有把我打发到死路上去……”但是在狼来了的恐惧中,最后他依然倒在那里,“唉!我呀,唉!可怜可怜我,信正教的人们!”

大路上有暴风雨袭来,有恶魔现身,有斧头的恐怖,但是所有人都在失去了最后的信仰中被狼吃了,这就是苦难的现实。《论烟草有害》中的牛兴向大家做通俗的演讲,主题是关于烟草的危害,但是怕老婆的他却把演讲变成了倾诉和宣泄,“不瞒诸位说,内人动不动就讲经济拮据;可是她在一个平安的角落存了有四五万卢布;至于我自己,我连一个铜板也没福气有,一个鎰子也没有——不过,算啦,老谈这个又有什么用处?”结婚三十三年,有四个同在十三号出生的女儿,自己身无分文,这就是在“恶魔”般女人生活下的自己,“我从前也年轻过,我在大学读过书,我做过梦,把自己当做一个男子汉……”理想已不再,尊严也彻底解体,当看到妻子进来了,牛兴马上进入正题:“根据前提,烟草含有一种可怕的毒药,方才我已经讲过,吸烟在任何情形之下是不应该的……”苦逼的人生就像吸烟,没有任何意义;《天鹅之歌》中的喜剧演员史威特洛维多夫已经68岁,他也曾有过美好的岁月,也曾有过热情的理想,也曾有过爱着的女人,但是现在,“没有人需要我,没有人爱我;我没有太太,没有儿女。”他把自己看成是奴才、傻子、玩具,曾经崇拜的艺术变成了幻象,变成了空洞的梦,这就是天鹅之死——“传说天鹅于死前唱歌,通常借指诗人、艺人。”《熊》里的小寡妇波波娃对老马夫鲁喀说起自己和丈夫:“我这一辈子已经活到头儿了。他在坟里头,我把自己埋在四堵墙当中……我们两个人全死了。”《一位做不了主的悲剧人物》中的家长陶尔喀乔夫把自己称作是殉难者、牲口、黑奴、流氓,“我干吗活着?有什么用?”他向朋友摩辣希金借一把枪是为了让自己在这幕悲剧中获得更多的同情……

他们失去了自我,他们都在自我否定,或者被狼吃了,或者自己把自己吃了,在看不见希望的黑暗中,每一个灵魂甚至失去了左边和右边的选择,在中间也只有把自己变成更悲剧的存在。而在四幕剧《没有父亲的人》里,普拉东诺夫为什么否定了彼特林关于人生三条路的说法?他是不是要在“没有父亲”的世界里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条路?身为一个乡村教师,又是退休上校伊凡的女婿,普拉东诺夫的父亲已经去世,这是“没有父亲”的一层含义,当地主老格拉戈列耶夫回忆他的父亲,并说他的父亲是一个善良的人,普拉东诺夫当即予以了否定:“当我还没有长胡须的时候,我就和他分道扬镳了,在最后的三年我们成了仇敌。”在普拉东诺夫看来,他是一个混蛋,拥有的是“俄罗斯混蛋的可怕特征”,这当然是“没有父亲”的另一层含义,这是对俄罗斯保守传统的否定——但是在“没有父亲”的现实面前,他又会走向那条道路?

没有父亲,是一种对过去的否定,老格拉戈列耶夫的口中说起“那个时代”却是人人可以为朋友赴汤蹈火的时代,是有爱着的人和憎恨的人、有愤怒的人和蔑视的人的时代,沃依尼采夫也认为“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而现在的时代则是“可怕的时代”,“缺乏这些有血气的人就造成了现代的社会病……”从过去的英雄时代到现在的可怕时代,从父亲到普拉东诺夫,这就是关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及一个个体在时代中的选择问题,“没有父亲”的普拉东诺夫曾经被称为“拜伦第二”,他自己也有着人生的理想:当未来的部长或哥伦布式的人物,但是这样的理想,这样的激情,在现实面前却遭遇了困境,“现在我不过是个中学教师”,这就是普拉多诺夫对命运的不满,而这种不满渐渐变成了死亡:从二十七岁到三十岁,现实没有发生改变,“然后是饱食终日,麻木不仁,对于一切精神上的东西都心灰意懒,而那就是死亡!!生活完蛋了!一想到这个死亡,我的头发就会竖起来!”他面对曾经的老同学索菲娅,面对对婚姻不满也希望做一个新人的索菲亚,问的是“怎么才能奋起”的再生论问题——关于理想,职业,以及关于爱情,如何不被现实中的那头凶恶的狼吃掉?

看起来普拉东诺夫有着自己的忧郁,更有着自己不向命运低头的信念,但是这个没有父亲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人?他说自己是“一块平放的石头”,平放的石头意味着“天生要妨碍别人”,在自己勇敢想做自己的道路上,如果反而妨碍别人,那可能自己就是一头狼。地主老维格罗维奇说他是个花花公子,是破产地主,“你手里拿到过的东西,你没有任何权利拿到它,因为你是个变坏了的人……”特里列茨基则对他在女人问题上的态度进行了批评:“他以为自己有权纠缠傻女人,给她们制造各种麻烦……”于是在安娜的聚会上,他总是会和老维格罗维奇争吵,把索菲娅的丈夫特里列茨基看成是一个没用的男人,在攻击中,在否定里,普拉东诺夫自己跌进了石头式的陷阱里:年轻女子格列科娃爱上了他,但是他却说她说傻姑娘,当众羞辱她,招致了之后格列科娃对他的控告;安娜也喜欢上他,甚至主动想得到他的爱,普拉东诺夫虽然高安娜的美丽,“这美丽天空要胜过您的被女人们的脂粉映白了的天花板!”但是也拒绝了她,他的理由是自己已经和沙萨结婚——但是既然是有夫之妇,去又和索菲娅相好,并开始想要“私奔”。

在女人面前,“没有父亲”的普拉东诺夫为自己的拒绝和背叛寻找理由:拒绝格列科娃,他认为自己“生平第一次被女人惩罚”,拒绝安娜,是想要保住自己的身份,让沙萨遭受痛苦,他认为她会枯萎、死掉,但是唯独对索菲娅表示了一种爱,但是对于两个都已经结婚的那女来说,这种爱是一种幻觉——在找不到任何出路的情况下,“就像花言巧语不能洗刷罪过一样,大喊大叫和怒气冲天也不能证明罪过,但我大概已经说过了,我要自杀。”自杀不成却听到了沙萨服毒的消息,这对于他来说,可能连最后的名誉、地位都将不复存在,“这是残酷的,不道德的惩罚!不,这已经超出我的忍受力!超出了!为了什么?好了,我有罪,卑鄙……但我毕竟还活着!”没有自杀是因为普拉东诺夫没有选择走向那条自己吃了自己的道路,缺乏勇气,当然也是一种懦弱,他终于在痛苦中说出了“我是病人”的话,背叛,以及背叛之后的背叛,让一心逃离婚姻的束缚想要构筑自己爱情世界的索菲娅无法接受,于是她拿起了枪,射向了普拉东诺夫,在一次没有射中的情况下,第二次绕过了格列科娃,终于让普拉东诺夫倒下,在对民事法庭的文书马尔科说出赔偿给格列科娃三个卢布之后,躺下,死去。

“没有父亲”的普拉东诺夫死了,这是病人之死,这是死人之死,特里列茨基在这种死亡面前说:“把死人埋好,把活人治好!”死人归于土地,而活人没有死去,需要的是治疗——契诃夫在这句台词里也传递出自己的态度:不能选择往右走“狼把你吃了”的投降主义,也不能选择往左走“你把狼吃了”的暴力之路,当然也不是中间直走“自己把自己吃了”的自我毁灭之路,而是需要把还活着的病人治好,需要选择的是“自己把自己拯救”的救赎之路,但是那个拯救自我的人又在哪里?他没有在《没有父亲的人》里出现,也没有在一八八七年四幕正剧《伊凡诺夫》中出现——甚至伊凡诺夫也有着普拉东诺夫身上的影子。身为乡民事务评议会常务委员,伊凡诺夫曾经也有着理想,有信念,“我能像注视着我母亲的眼睛一般地注视着未来……”但是在现实面前,失去了信念,失去了勇气,“我无所事事地消磨着日日和夜夜。”也陷在自我命运的悲叹中,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卑鄙的、没有价值的人,“我有多么瞧不起我自己呀,我的上帝!我有多么恨我自己的声音、恨我的脚步、恨我这两只手、恨我这身衣裳、恨我的思想啊!难道这不荒谬吗?难道这不可耻吗?”他甚至像普拉东诺夫那样以开枪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伊凡诺夫对自我的否定,是因为生活在没有爱的世界里,他和安娜结婚,曾经爱着安娜,但是五年之后他发现自己已经再没有了爱,即使听到安娜得病将不久于人世,他既没有感到疼痛,也没有惋惜,只有空虚和疲倦,这种爱的消失,他将其归罪为安娜式一个犹太人,他对地方自治会议的青年医生的里沃夫说:“不要娶犹太女人,不要娶个有精神病的,也不要娶个女学究,而要选择一个平凡的、暗淡的、没有鲜明色彩或者过多的才华的。”这种种对女性身份的否定是一种歧视,而歧视的背后则和普拉东诺夫相反,是想回到传统的俄罗斯时代,“说实在的,要按照传统的方式建立你的整个生活。背景越暗淡,越单调,就越好,我亲爱的孩子。”在他看来,这个已经将自己逼疯的时代就是那匹狼,在人生之路上,不要所谓的理想主义和个人主义,“不要光凭自己一个人去和千万人对抗,不要向风车挑战,不要拿头往墙上撞……但愿上帝叫你避免各式各样的科学耕种法、惊人的学派、热衷的演讲吧……把自己关在你自己的壳里,尽上帝给你安排好的那一点点微小的职责……”

一种逃避而已,但是当他面对二十岁的萨沙,面对青春和活力,面对同样逃避现实的萨沙,他又选择了爱,而这种爱是建立在对安娜攻击的基础之上的,“我已经觉得我那个家是可憎恨的了,生活在家里比忍受苦刑还要难过。我坦白告诉你吧,萨沙,就连跟我那个爱我的太太在一起,我都已经忍受不了了。”终于萨沙给了他能振作起来的爱,给了他热情的吻,给了他一起逃到美洲去的决心,“是生活重新开始了吗,萨沙,是吗?……我的幸福!我的青春,我的光明!……”但是和萨沙在一起,被安娜发现,面对道德上的审判,伊凡诺夫在安娜面前啜泣,“我简直是个禽兽啊!我的上帝,简直是个禽兽啊!”

病人安娜终于死了,伊凡诺夫终于要和萨沙结婚,但是这还是当初的爱情吗?“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他不幸,他被人误解。我要爱他;我要了解他;我要叫他站起来;我要尽我的义务。这是决定了的!”这是萨沙的决心,但是对于伊凡诺夫来说,想回到传统的俄罗斯时代就意味着活在曾经,他无法再接受年轻、纯洁的萨沙,他无法让自己变成耻笑的对象,于是萨沙眼中主动争取来的爱变成了一次殉道:伊凡诺夫看见了自己的“旧我”,于是他掏出了手枪对着自己开了一枪,仿佛是要消灭那个旧我,却而已毁灭了可能的新我,在倒下之前他对萨沙说的是:“已经在下坡路上滚得够久了,现在得停止了!该是知道什么时候得告别的时候了!”

普拉东诺夫死在妻子沙萨的枪下,伊凡诺夫用自杀的方式在爱人萨沙面前结束了生命,他们都在极端中走向了死亡,在狼到来的路上,他们所选择的其实都是“自己吃了自己”的自我毁灭之路——依然没有自我式的救赎。而在一八九六年的四幕喜剧《海鸥》中,这种萨沙口中的殉道结局虽然也出现了,但是“海鸥”的意象在具有美丽被毁灭的悲剧性之外,还有着对理想的坚守意义。女演员阿尔卡基娜的儿子特里波列夫讨厌一成不变的规则,他想要的是革新,他认为舞台不是例行公事,不是一种不变的格式,当然更不是说教,“我一看见这些,就像莫泊桑躲开那座庸俗得把他的脑子都搅乱了的巴黎铁塔一样,拔腿就逃了。”他提出的观点是:人物要表现生活,“应当照着它在我们梦想中的那个样子……”革新传统,否定说教,但是却把舞台演出看成是梦的一种延续,这种理想主义更像是虚无主义。

“你的剧本缺少动作,全是台词。还有,我觉得,剧本里总应当有些爱情……”这是富有地主的女儿妮娜在特里波列夫面前提出的观点,渴望成为演员的她却被自己的父亲和继母所阻止,在他们看来,演员就是“行为放荡的人”,所以在特里波列夫那里,她表达着自己,“可是我自己觉得像只海鸥似的叫这片湖水给吸引着……”在那个月夜,妮娜穿着周身白色的衣裳,坐在一块巨大的石头上,就像是一只海鸥,“所有生灵的肉体都已经化成了尘埃;都已经被那个永恒的物质力量变成了石头、水和浮云;它们的灵魂,都融合在一起,化成了一个。这个宇宙的灵魂,就是我……我啊……我觉得亚历山大大帝,恺撒和莎士比亚,拿破仑和最后一只蚂蟥的灵魂,都集中在我的身上。人类的理性和禽兽的本能,在我的身上结为一体了。我记得一切,一切,一切,这些生灵的每一个生命都重新在我身上活着。”这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这是舞台和现实的融合,这也是喜剧和悲剧的掺杂——妮娜之后的命运就在这属于自己的舞台上被预言了。

当她看到特里波列夫的时候,发现他提着一支枪和一只被打死的海鸥,他对尼娜说的是更悲观的一句话:“我不久就会照着这个样子打死自己的。”活在理想主义世界中,当理想破灭就可能走上悲剧之路,妮娜一句“我简直认不出你来啦”似乎表达了对这种极端行为的害怕,而这份爱也渐渐在恐惧中走向了覆灭。妮娜生命中出现的另一个男人是作家特里果林,“我得写作,我得写作”成为他的理想,但是这种理想其实是一种实用主义,因为他要不停地写作,只是为了讨好观众,“我怕观众,怕得要命;我的每一个新剧本每次上演的时候,我都觉得观众里边,棕头发的在起着反感,黄头发的却冷冷地无动于衷。”于是妮娜在特里果林那里看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为了得到作为一个作家或者作为一个演员的幸福,我情愿忍受我至亲骨肉的怀恨,情愿忍受贫穷和幻想的毁灭,我情愿住在一间阁楼上,用黑面包充饥;自知自己不成熟的痛苦,对自己不满意的痛苦,我都情愿忍受,但是同时呢,我却要求光荣……真正的、声名赫赫的……光荣……”当特里果林看到了那只被打死的海鸥,于是写作有了灵感,他构思了一部小说:“一片湖边,从幼小就住着一个很像你的小女孩子;她像海鸥那样爱这一片湖水,也像海鸥那样的幸福和自由。但是,偶然来了一个人,看见了她,因为没有事情可做,就把她,像这只海鸥一样,给毁灭了。”

是特里波列夫毁灭了海鸥,还是特里果林打死了海鸥?是妮娜对特里波列夫失去了爱的动力,还是对特里果林重新发现了爱?实际上,从特里波列夫的海鸥到特里果林的海鸥,就是从悲观主义、虚无主义变成了实用主义,而妮娜把它看成是自己理想的实现,于是她跟随着懒散、柔弱、永远顺从的特里果林寻找自己的舞台,而这只不过是海鸥的隐喻:两年之后,特里波列夫听说妮娜和特里果林在一起,为他生了孩子,孩子死了,后来特里果林又厌倦了她,和旧情人鬼混,而妮娜不仅失去了自己的舞台,也失去了家,父亲和后母不让她靠近房子。当特里波列夫看见了被抛弃的妮娜和受伤的妮娜,安慰她:“我骂过你,恨过你;我撕过你的信和照片,然而我时刻都知道我的心灵是和你永远连在一起的。”但是妮娜在感谢之余,却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海鸥梦中:那是一只被打死的海鸥,那是被现实折磨的海鸥,但是把舞台看成是自己生命唯一世界的妮娜,无法从自己的海鸥梦中醒来,“我是一个真正的演员了,我在演戏的时候,感到一种巨大的快乐,我兴奋,我陶醉,我觉得自己伟大。”她把自己放置在舞台上,让自己成为特里果林小说中的主角,连被伤害的爱也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我爱他,我狂热地爱他,我爱他到不顾一切的程度。”

活在自己的舞台上,活在被梦构筑的幻想里,这不是对现实之困的化解,而是陷入更深的现实深渊,妮娜离开了,去寻找她的舞台,寻找她的海鸥,寻找她所谓的爱情,终于,枪声响了,特里波列夫用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结束了对妮娜的爱,结束了理想变成虚无的现实——是他打死了海鸥,自己也像海鸥一样被毁灭,“自己把自己吃了”的悲剧还在继续,还在演绎。但是,在这条人生之路上,当普拉东诺夫死去,当伊凡诺夫死去,当特里波列夫死去,契诃夫其实已经开始在毁灭中看见了救赎的希望,妮娜之所以不放弃自己的舞台,是因为她自己的确是一只海鸥,不是被打死的海鸥,而是变成美丽的海鸥,如果只为生活,那么就是庸俗的,就是浅薄的,“我不知道怎样在舞台上站,我的声音也由不得我自己做主。”所以成为海鸥,看上去是一种孤绝,但至少能看见真正的舞台,成为真正的自己,而这何尝不是自我救赎、时代革新的开始?

在死作为铺垫、病人和死人走向病态和毁灭的时代中,契诃夫终于设计了一个舞台上的解救者,那就是医生,在一八九九年十月十一日致罗骚里冒医生的信中,契诃夫提出了医学的重要性:“医学扩大不少我的观察的界限,充实我的知识,对于我的真正的价值,作为一位作家来看,只有一个人本身又是医生的才能够了解。”医学不仅代表着新的知识,而且也是科学和理性的代名词,“因为对于自然科学和科学方法娴熟的缘故,我总加意小心,如若可能,试着对科字的事实加以考虑;如若不可能,我就索性一字不写了。”所以文学和医学的结合成为契诃夫戏剧创作的一个转变,而在他的戏剧作品中,出现了重要身份的代表:医生——其实在《伊凡诺夫》中,契诃夫已经设置了一个叫里沃夫的青年医生,只是在那部剧里,医生是被攻击的,伯爵沙别尔斯基说:“医生们和律师们恰恰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律师只抢你的钱,可是医生呢,又抢你的钱,又害你的命……”里沃夫作为医生,并没有看到伊凡诺夫身上的病,而只是对安娜的肺痨进行了诊断,这是一种纯粹从职业出发的人物设置。但是从《林妖》开始,契诃夫笔下的医生成为了知识、科学和理性的代表,甚至成为了救赎者。

《林妖》中的赫鲁舒夫是一个地主,但是他的另一个身份便是大学医学系的毕业生,一方面他为老教授谢列勃里雅可夫治病,用自己的知识解除他人的痛苦,另一方面,他看到了这个时代的种种弊端,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种种隔阂,对于沃依尼茨基,赫鲁舒夫认为他没有自己的行动,在所谓信仰中生活,而对于老教授,赫鲁舒夫则认为他所谓的民主思想恰恰是一种专权;另一方面,赫鲁舒夫的存在,完全变成了人类愚昧的破坏者,“我挖煤不是为了钱。为了你们再也不砍森林。”人类对森林的砍伐,看起来只是对自然的破坏,实际上是丧失理性的一种行为,是本能驱使下的恶,“对于森林,对于鸟类,对于女人,对于你们的同类,你们都没有怜悯之心。”所以在这种过错和恶之下,大地将不再存在忠诚、纯洁和自我牺牲精神,沃依尼茨基和谢列勃里雅可夫的矛盾,叶莲娜和谢列勃里雅可夫的婚姻,沃依尼茨基对叶莲娜的爱,似乎都是对忠诚、纯洁和自我牺牲的破坏,所以赫鲁舒夫需要治病救人,他之所以称为“人妖”,是用一种反讽的方式指出了人类的病症,“你们叫我林妖,但不仅我一个,在你们所有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个林妖,你们所有的人都在黑暗的森林里游荡,凭着感觉生活。你们的智慧、知识和情感,只够毁坏自己和别人的生活。”

即使这个世界没有了把人类从黑暗中引出来的英雄,没有了能把破坏的一切加以修复的人,没有了真正享受崇高荣誉的雄鹰,但是还有医生,还有“林妖”,“我不会开枪自杀的,我也不会跳到磨坊的车轮下……就算我现在不是个英雄!我会长起雄鹰的翅膀,不管是火灾还是野鬼都吓不倒我!就让森林烧掉好了,我会栽种出新的森林!别人不喜欢我好了,但我喜欢别人!”在《林妖》里还有沃依尼茨基开枪自杀,但是在赫鲁舒夫之后,契诃夫的戏剧里再也没有枪声,再也没有自杀和他杀,再也没有“自己吃了自己”的毁灭,《林妖》改编的《万尼亚舅舅》便成为契诃夫表达自我救赎自我更新的文本。

人物设置基本没有改变,戏剧情节也没有太大出入,甚至“林妖”很多语录也出现在剧本里,但是《万尼亚舅舅》的主角显然已经从《林妖》的赫鲁舒夫变成了“万尼亚舅舅”沃伊尼茨基·伊凡·彼特罗维奇。对于沃依尼茨基来说,人生路上一样有往右走和往左走的困境,一方面他无法忍受退休老教授谢列勃里雅科夫的人生态度,“他这个人,二十五年以来,一直在教授艺术,一直在写艺术论文,可是艺术是什么,他却连一点一滴也不懂。二十五年来,他一直都是摭拾别人的见解,在高谈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其他类似的谬论。这么些年里,他所写的和所教的,整个都是读过书的人老早就知道了的,而没知识的人却又一点也不感兴趣。这就等于说,他整整讲了二十五年的废话。可是你看他又多么自以为了不起呀!多么装腔作势呀!现在,他这一退休,连一个鬼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啦。这是一个著名的无名之辈啊……”对姐夫的讨厌,其实也是对自我的否定,已经四十七岁了,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用整套经院哲学,迷住自己的眼睛,故意不去正视生活。”

悔恨和愤怒占据了他的心。另一方面,他爱着的却是谢列勃里雅科夫第二任妻子叶列娜,十年前他们就认识,但是沃依尼茨基没有表白,当错过了这次机会,她却成为了谢列勃里雅科夫的妻子,成为了自己姐姐的“后继者”,而叶列娜嫁给谢列勃里雅科夫也生活在苦闷之中,对她来说,这根本不是爱情。当爱情在十年前错过机会,即使现在沃依尼茨基想要靠近叶列娜,至少在伦理上也是一种错误,“我的爱情像一道阳光误人了隧道似的被糟蹋了,我糟蹋了我自己。”在生活和爱情的双重困境中,对于医生阿斯特罗夫的森林理论,他根本不予理睬,而最后在列勃里雅科夫分财产的时候,沃依尼茨基的生活跌倒了最绝望的低点:“要不是我,为了我所热爱的姐姐,情愿把我自己应该继承的一部分遗产放弃了,这片产业就买不成。这还不算什么,我为了还清那笔未了的债,还像牛马一样工作了十年……”这是沃依尼茨基最后的愤怒,终于愤怒爆发出来,他拿起了枪朝着谢列勃里雅科夫射击——还是出现了他杀或自杀的枪,但是契诃夫在这里完全让枪失去了射杀的意义,或者说无法命中才是人挣脱”自己吃了自己“的宿命:沃依尼茨基知道自己是个疯子,知道自己有着迟钝而狭隘的灵魂,知道自己是冷酷和无耻的,他学会了尊重,尊重谢列勃里雅科夫,尊重叶列娜,也尊重“林妖”阿斯特罗夫,在这种尊重中,“万尼亚舅舅”这个称呼背后的索尼雅讲出了“总得活下去呀”的人生态度:

我们要继续活下去,万尼亚舅舅,我们来日还有很长、很长一串单调的昼夜;我们要耐心地忍受行将封来的种种考验。我们要为别人一直工作到我们的老年,等到我们的岁月一旦终了,我们要毫无怨言地死去,我们要在另一个世界里说,我们受过一辈子的苦,我们流过一辈子的泪,我们一辈子过的都是漫长的辛酸岁月,那么,上帝自然会可怜我们的,到了那个时候,我的舅舅,我的亲爱的舅舅啊,我们就会看见光辉灿烂的、满是愉快和美丽的生活了,我们就会幸福了,我们就会带着一副感动的笑容,来回忆今天的这些不幸了,我们也就会终于尝到休息的滋味了。我这样相信,我的舅舅啊,我虔诚地、热情地这样相信啊……我们终于会休息下来的!

我们会休息下来,我们会听见天使的声音,我们会看见洒满了金刚石的天堂,这一切都是对苦痛的告别,都是对慈爱的拥抱,这一切都是从旧到新的超越,都是从“自己吃了自己”的毁灭到“自己救赎自己”的新生。同样在一九〇〇年的四幕剧《三姊妹》中,奥尔加、玛莎、伊里娜三姐妹在身为旅长的父亲不再的生活里,卖掉了房子回到了莫斯科,对于她们来说,这是苦痛结束后的开始,既没有吃掉自己的狼,也没有自己吃掉的狼,更没有自我毁灭,就如奥尔加所说:“我们现在的苦痛,一定会化为后代人们的愉快的;幸福与和平,会在大地上普遍建立起来的。”今天的祝福是为了后代的人们,生命的意义就是在没有完结中“懂得我们为什么活着”。一九〇三年的《樱桃园》中,当地主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从巴黎回到了故乡,回到了带来童年记忆的樱桃园,似乎是一种新的开始,但是面临被拍卖的现实,让樱桃园成为了一种过去的代名词,也是对于他们来说,是和过去做一种了结,“应该走的道路是很清楚的,为了要在现在过一种新的生活,就得首先忏悔过去,首先要结束过去,而要忏悔过去,就只有经受痛苦,只有坚忍不拔地、毫不间断地去劳动。”

继续活下去,就是迎接新生活的信心;用现在的苦痛让后代感悟,这是启后的意义所在;结束过去走向新的道路,以劳动的方式忘记痛苦,这也是明天的态度……没有枪声传来,没有自杀的消息,人生的三条道路的确可能成为经验主义,的确有着太多的悲观色彩,从另一条人生道路出发,在自己看见自己、自己发现自己、自己战胜自己的方向上行走着,也是契诃夫对自由世界的一种希望,而这片土地就叫“俄罗斯”:“整个俄罗斯就是我们的一座大花园。全世界都是伟大而美丽的,到处都有极好的地方。”

大象

编号:C38·2220319·1818
作者:【波兰】斯瓦沃米尔·姆罗热克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21年07月第1版
定价:59.00元当当24.60元
ISBN:9787020159437
页数:224页

“动物园里的长颈鹿脖子很短,獾没有自己的窝,旱獭对一切都漠不关心,极少叫唤。这些缺点不应该出现在动物园里,尤其是在这座经常有学校组织参观的动物园里。”“不应出现”的动物园,已经透露出某种荒诞气息:动物园园长为了节省开支,让人造一只逼真的大象供游客参观,“我们可以用胶皮制作一头大象,仿照真大象的尺寸,内部充气,并用围栏将其围起来。”这样做,“由此省下来的钱可以用来制造一架新的喷气式飞机或者修复一批教堂古迹。”这是波兰作家斯瓦沃米尔·姆罗热克笔下的“动物园”,1930年出生于波兰克拉科夫的邮递员家庭的姆罗热克,1953年开始出版文学作品,他的作品在荒诞喜剧、滑稽语言以及双关暗喻中取得微妙的平衡,向读者展现了一个扭曲、荒诞的世界,用讽刺和隐喻让人看清现实。《大象》是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四十四个短篇小说,大多篇目都短小精悍,故事荒诞不经,折射出波兰官僚体制下的现实生活。


《大象》:我们给“问题”办了葬礼

宣布婚姻无效?可是,神甫,这样做是愚蠢的!可我跟他已经有孩子啦!
——《事实》

波兰,又是波兰,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之后,是斯瓦沃米尔·姆罗热克的小说,他们在遥远的东欧记录的生活,书写的寓言,是不是真的是一种遥远的存在?隔着文本和现实,作为观者是不是看见了一个异域的世界?遥远的异域,似乎是时间和空间意义的存在,但是当从纪录影像和寓言文字的表象穿过,所凸显的关于人的异化问题,似乎是相通的,在关于人的命运可能遭遇中,波兰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现在,波兰人有时候就是现在的我们——姆罗热克在小说集第一篇《格言和箴言》中有一个是关于人的条目:“人心里老是想着这呀那呀,但最经常想的是这。”

想这又想那,是想法的多元表达,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方式,但是“最经常想的是这”——“这”是一种去除了这和那多元化的单一存在,“这”体现的是一种单一思维,“这”甚至变成了一种禁锢的思想,那么“这”到底指的是什么?谁的心里经常想的是“这”?姆罗热克如此定义人,其实是指出了波兰人的“事实”:在名为《事实》的小说中,当女人面向神甫忏悔,她的所有想法都归结于那个实在却虚无的“这”。女人忏悔,忏悔指向神甫,这便是一种单一指向的“这”;她所要忏悔的一定是自己的问题,那个问题来源于“老是想这想那”的不确定,但是内心的渴望,或者说内心无罪的认定就是要“经常想这”:她已经结婚,长长的白婚纱、神香、百合花和说出的“愿意”是婚礼上的记忆,当然还有兴高采烈的朋友,还有哭了的妈妈;婚后的丈夫一直那么果断,那么温柔,即使有误会也不危险,吵架的时间从来度不长;婚后七年来跟他共享一张桌子,一张床,自己从来没有背叛过他,“甚至在思想上也没有背叛过一次”……但是,在完全忠诚的婚姻里,为什么会“想这想那”?

女人似乎一个人在说,神甫也在问她,但是在姆罗热克以省略号代替的对话中,神甫其实隐藏在“事实”之外,就像忏悔所面对的是一个隐性的存在,在一个人自言自语中,女人揭示的“事实”是:他是个塑料人,“整个都是塑料的!为什么直到现在我才确信这一点?!喏,现在可怎么办?!”和一个塑料人结婚,和硬塑料人生活了七年,忠诚于一个塑料人,这才是女人面对的“事实”。这是一种怎样的事实?直到七年之后才确信自己嫁给的是一个塑料人?而且整个都是人造的?很明显,女人面对神父忏悔,是要得到“现在可怎么办”的答案,但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和塑料人的存在一样,本身也是没有意义的“人造”的问题?

和塑料人结婚,从来没有背叛过他,七年了共享了一张桌子和一张床,这就是女人“最经常想的是这”的生活,这是一个被他而且是人造的他所影响的生活,这是一个不敢背叛也不能离去的生活,而且向着神甫说出自己的苦恼,也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因为女人反问的是:“宣布婚姻无效?可是,神甫,这样做是愚蠢的!可我跟他已经有孩子啦!”不能离婚,不是要继续和人造的他生活在一起,不是继续一种忠诚的婚姻,而是“我跟他已经有孩子啦”——一个塑料人,一个人造人,如何会让女人怀上孩子?姆罗热克将这个荒诞的故事推向了更为悲剧的层面,孩子是婚姻的结晶,是夫妻期盼的存在,但那是一个和人造的人所生下的孩子,是女人心里的“这”:她将永远成为一个象征,一个和人造人有了后代的母亲。

人造人是事实,有了孩子是事实,所有的事实都是“这”,无法摆脱,无法离开,无法改变,“他”和孩子共同组成的“这”便成为女人婚姻中的权威,而且是绝对权威,它以延续的方式让女人永远生活在忠诚之中,永远背负着自我的罪恶,即使在隐性的神甫和隐形的上面面前,也永远在“这”的事实中无法脱身。这就是一种禁锢?这就是一种荒诞?这甚至就是一种异化?“最经常想的是这”的还有《安静的同事》中的那个死去的政府官员,他生前没完没了的工作是写有关新宣传方法的呈文,按照他的妻子的说法,“对当前现实口号的宣传成了他生前活动的主要目标。”这便是他的“这”,这是一个无私的发明家,一个视觉宣传的狂热分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渴望强调自己的热情,“他想以这种方法创造一条彩虹,也就是光明未来的活生生的画面。不幸的是,凉台位于三楼。”于是他死了,而死了之后,他的棺材上写着的是红色标语:“万岁!”死亡成为他最后的宣传标语,他把自己变成了宣传工具,就像和那个忏悔的女人一样,已经有了“孩子”——孩子和“万岁”成为奴役自己却从来不想挣脱的“这”。

向神甫忏悔的女人,死去的狂热分子,他们构成了生活异化的牺牲品,而生活在其中或许都可以被称为“围城”状态:城市被围困了,农民无法穿越进城的关卡,导致乳制品和鸡蛋价格暴涨——这是姆罗热克对波兰现实的描述,但是最可怕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生活在围城中完全成为了被异化的“这”:普通人连皮鞋都顾不上擦,但是机关看门的人却不断地擦着大炮;鱼缸里的两条鱼被一颗小小的流弹打死,由人决定组织一次示威性葬礼;大主教举行葬礼的时候,被自己的长袍绊了一跤,跌落到了墓穴里,结果有人竟误把他埋了;有人家里自制的酸葡萄酒瓶子发生了爆炸,人们设置了防御工事;一位爱国者在咖啡里发现了鱼雷;街上有人对猫进行身份检查,只有一只猫带着身份证;今年的圣诞节所有的圣诞树都被用作了构筑街垒的材料……

这就是被围困的城市生活写照,而这已经完全不是日常生活,而是无处不在的政治斗争,被异化的政治变成了“事实”。同样的还有《来自黑暗》,黑暗是封闭村子的常态,在这里有可怕的传说,传说最后都变成了事实:晚上会碰到成群乱飞的蝙蝠;夜里总有东西在哀嚎,人们说这是贫农和富农在进行“阶级斗争”;护理人说,在林间小路和林中空地上会有无躯干的头颅滚来滚去;锅里的牛奶如果变成了酸奶,可能会有驼背小侏儒往锅里撒尿;当然更多的是政治相关的事实,有位领导把伏特加浇在老婆身上并点着了,而自己去了人民大学,报名学习马克思主义;人们在莫查什的谷仓后面发现了一具骸骨,这是一具“政治骸骨”……

黑暗的存在,封闭的存在,荒谬的村子,有人烧死了妻子却去学习马克思主义,谷仓后面发现了政治骸骨,政治侵入了生活,政治改变了生活,这就是事实。相同的还有《当代生活》,“作为—个奉公守法的人,我决定按照官方术语的精神过一天。”官方术语便成为每个人的“事实”:醒来穿衣服,在克服了几次小小的冲突之后,“打赢了起床的战役”;进入盥洗室,听到的是一串机枪声,我用轻机枪武装自己,为清洁牙齿而战斗;出门踩着管理员的尸体,在厕所里用两枚手榴弹将活动进行到底,香烟是对保亭经营者的武器,“终于在为一切而战斗、打赢了夺取一切的战役,同时希望接下来的战役我同样会取胜,怀着这种想法,我回到家中。”《来自黑暗》中的生活是被政治侵袭,而《当代生活》则在战役、尸体、武器中,让政治主动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官方术语取代了日常用语,每个人都是政治的一部分,都是官方秩序下的人——但是在这个事实面前,姆罗热克却以另一种方式进行了反讽:在第二天早上,我从窗口看到了院子里和大门前站着的“问题”;走出家门“问题”没有改变姿势;午后也没有变化,傍晚的时候“问题”站累了便把重心从一只脚换到了另一只脚,但是在我躺下之后,第二天又看到“问题”一动不动站着。第一天是战斗的“事实”,第二天是不变的“问题”,问题在事实之后出现,那么姆罗热克也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当我在一天清晨,跑到窗口一望,确认问题躺倒了,引起的轰动确实不小。它痛苦的时间不长。由居民委员会出资,我们给它办了葬礼。”

给“问题”办理了葬礼,让“问题”埋葬,从事实到问题,至少已经开始采取了行动,让“当代生活”寻找一个可能的方向,但是,“问题”真的死了吗?提出问题的活动家在坟场发表了言说,他又提出了几个新问题;而居民委员会这次不能给“问题”送葬,因为他们已经没钱了。问题死了,问题又变成了新问题,问题又成为了无数的问题,而且它不死,不会被下葬,因为问题本身也变成了事实,因为问题从来没有解决的方法。问题处在教育上,《大象》中的动物园领导是个野心家,动物园里只有三千只野兔,为了完善动物园发展,大家提出来引进大象,但是动物园领导却在请愿书上说为了支持国家建设,不需要得到配给,可以用更加经济的手段获得大象的计划:用充气大象代替真正的大象,于是工作人员开始为大象模型充气,又因为充气太费力,工作人员提出用煤气阀接上大象,很快大象便出现了,它有着庞大的身躯,有着粗壮的腿,有着巨大的耳朵和特有的长鼻子,“栩栩如生,大小和真的一样。”而且在大象身边还写上了牌子,“特别笨重——根本不会跑”。

斯瓦沃米尔·姆罗热克:荒诞是唯一的事实

大象成了动物园的新景象,老师带着孩子们来参观大象,他们把充气的大象当成了真正的大象,但是问题出现了:大象被吹走了,等被找到的时候,大家跌落在仙人掌上被扎爆了,看了这个大象的孩子后来中途辍学,成了无赖和流氓,“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有大象。”事实是充气的大象代替了真实的大象,问题是孩子们根本不相信有大象,他们变成了无赖和流氓——就像那个在神甫面前忏悔的女人,离开塑料人的丈夫是愚蠢的,“可我跟他已经有孩子啦!”孩子成为了流氓和无赖;《长颈鹿》中也根本没有长颈鹿,“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或是他们那些伟大的继承者都不曾写过有关长颈鹿的事。这就意味着没有长颈鹿。”《有关齐格蒙希的表白》中蜗牛也是缺失的:“老师说,蜗牛用左脚踢,可我告诉他,这是错误的,因为蜗牛只有右脚。但是他没有注意,因为他坐在课桌下面。”没有大象是问题,没有长颈鹿是问题,没有蜗牛也是问题,“没有”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有”的问题,而“有”又将一切回到了事实的荒谬、荒诞和荒唐中。

《诉讼》中的所有作家都穿上了制服,然后被定了级别和军衔,“这样一来,缺乏标准、不健康的唯美形式主义、艺术的模糊性和摇摆性等混乱便一劳永逸地结束了。”没有变成了有,问题变成了事实:作协被整体划分了等级,从列兵到元帅,根据作家一生中出版的字数、思想脊椎弯曲的程度、在政府机构担任的职务,然后采用五颜六色的标志进行区分。但是那次一名作家行走在林荫路上,另一名作家从对面走来,按照等级制度,这是以为少将作家,对面的是列兵作家,本来列兵应该向上将行李,但是少将看见列兵的帽子上有一个瓢虫,只有元帅才能拥有这个最高级的奖章,于是少将立刻给列兵惊了充满最高敬意的军礼,当列兵在惊愕中还礼,那只瓢虫却张开翅膀飞走了——问题是,瓢虫混乱了作家的级别,破坏了等级制度,于是诉讼的矛头指向了瓢虫;问题是,当瓢虫最后被处决,元帅的四卷集长篇小说从一米半的高度压下来,“似乎它没怎么受苦。”问题更在于,当瓢虫被处决,元帅的帽子上应该用怎样的奖章?问题还在于,等级是关于作家的还是关于瓢虫的?

瓢虫戏谑了这个等级制度,戏谑了文学和艺术,就像没有看过大象的孩子长大后成为无赖和流氓,把瓢虫处死的作家和评论家也是无赖和流氓,还有关于《艺术》的一场对话:艺术是什么?艺术具有崇高的使命,艺术是教育人的视野,从事艺术的人是作家,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是艺术是事实,在关于艺术的讨论中让艺术变成日常生活也是事实:“借我五百兹罗提。”但是对话者之一的另一个人只有三百,于是,“三百就三百。”哪里有艺术?哪里有灵魂?哪里有崇高?只不过是关于金钱,关于生存的最原始欲望,每一个人都是瓢虫,在从符号转向实在的过程中,在对整个制度的破坏中,都可能被处决——从事实到问题,从问题到事实,在生活的异化、人性的异化中,“最经常想的是这”的人变成了工具,变成了动物,变成了符号。

《命令日》里的那个弹着巴拉莱卡琴的人,本来是野心十足的人,“甚至为害一方”,后来被完全驯服了,于是他开始弹巴拉莱卡琴,开始刺绣,开始唱歌,按照命名日的律师之说法,“生活有保障,平静,没有任何麻烦。我们是如此对待他,让他饭来张口,您自己也看到了,已是完全没有危险性。”曾经想念自由的先进分子变成了被驯服的人;《关于神奇得救的寓言》中的那个叫艾雷克·克劳乌斯的人,生活在汉堡,曾经有妻子和四个孩子,但是他却被推入了战争中,他开始怀疑上帝安排的正确性和公平性,作为和平主义者的他在高加索时骂上帝是“该死的”,但是他后来得知汉堡的家被炸毁了,妻子和孩子都被压死了,于是他开始感谢上帝,“您这么做,是为了拯救我。是为了不让我突然死去,在我罪孽深重的时候被压在天花板下。而我,一个有负您的仁慈的卑微之人却常发牢骚,尖刻地抨击过您。宽恕我,啊,上帝!”于是和平主义者变成了战争的狂热支持者,他后来结婚,又有了四个孩子,他对他们说的是:“我的孩子们,你们要记住,一旦情况需要,只要阿登纳总理发布动员令,你们的父亲会头一个上战场。”

这个世界有像《大象》里的动物园领导那样的左翼分子,有《来自黑暗》中点着了妻子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安静的同事》中的狂热分子,有《命名日》中的被驯服的人,有《关于神奇得救的寓言》中的战争支持者,姆罗热克说出的格言是:后共产主义的口号:“所有星球的人联合起来!”他们都是后共产主义的人,都是“所有星球的人”:他们看见的是唯一的事实,他们再不会将问题埋葬,他们是工具是动物是符号,他们只想着这——在异化的背后,是永远无法改变的规则,规则的制定者便是权威。《波兰的春天》里,从华沙开始遍及城市,上空都是夹着公文包的飞人,按照官方的说法,机关办公室窗户被打开了,很多人有鹰的天性,所以从窗口飞走了,“公告最后向所有公务员和官员呼吁,请谨记五年计划的最高任务,战胜自己血液中的野性召唤,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公告没有用,让他们进行自我斗争的建议没有用,最后机关变得空空荡荡,工作陷入了瘫痪。但是在下了一场雪之后,在屋顶上传来了乡间民歌的旋律,歌声中充满了对各色各样官员的钦佩之情,而真正的官员不是发布公告的人,不是提出建议的人,而是首领们,他们是“真正的雄鹰”。

真正的雄鹰在波兰的春天飞翔,他们在高处,在屋顶,在空中,只有他们可以俯瞰波兰,只有他们制定了制度,也只有他们将权力付诸实施,再没有人想这想那,再没有人提出问题,再没有人寻找答案,他们只是被放置在一个抽屉里的小人——《在抽屉里》藏着许多的生命、许多感情和许多问题,他们在大千世界里,这是丰富的生活,但是丰富性和多元性最后只能成为一,甚至连“想这想那”都没有权力,作为一起权威的我,终于在自己不高兴的时候,“我抬起手,烦躁地把他们统统扔了出去。”

兀鹰飞过城市

编号:S29·2220220·1817
作者:宋琳 著
出版: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版本:2021年01月第1版
定价:65.00元当当33.20元
ISBN:9787559637239
页数:320页

宋琳是当代城市诗最早的开拓者,第三代诗人的重要代表,著有诗集《城市人》(合集)、《门厅》、《断片与骊歌》(中法)、《城墙与落日》(中法)、《雪夜访戴》、《口信》、《宋琳诗选》、《星期天的麻雀》(中英)等,获2020南方文学盛典年度诗人,颁奖词:“宋琳的诗歌一直植根于现实与现代性的探索,对现代城市的深入体验为他的诗歌开辟了一条区别于传统自然及乡村经验的道路。”他以一种华夏文明的考古人的身份,回溯汉语字性的源头,并使之呈现现代的样貌——这本诗集以地理迁移为线索,分为上海、巴黎、新加坡、布宜诺斯艾利斯、北京、大理六辑,这六个地标,构成诗人的诗歌版图……一番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游历,既带我们幽游于汉语美丽奥妙的密林中,又让我们得到了情感、心智和历史的启迪。诗集收录宋琳从1982年至2019年创作的134首诗歌,是对宋琳诗歌创作生涯的一次总结。


《兀鹰飞过城市》:什么在坠落?

流沙,光阴的无尽藏,
不受任何东西差遣,这地上的银河。
一个鲜艳的农妇在田间掰苞谷,
每一滴汗都汇入了下游。
——《沙溪口占》

闷热的梅雨季还没有结束,雨却一滴也下不下来,在南方、南方的南部、南方的东部下雨而成灾害的时候,偏于一隅似乎总是错过雨带。梅雨像是徒有虚名,当天上的雨不下,身体里便下起了雨,一滴一滴,一颗一颗,便是汗水。但是读着宋琳的这首诗,一种关于汗水的歧异出现了:汗水从身体里冒出,渗透衣服,最后滴下,却从来没有“汇入了下游”,它滴到了地上,便消失不见了——一种和阅读有关的汗,和诗人笔下的汗,到底有什么区别?

沙溪在何处?不得而知,收录在第六辑诗《大理:内在的人》里,甚至是这一辑诗、这一本诗集最后一首,宋琳不是云南大理人,但生于福建厦门、祖籍宁德,至少在归属意义上距离大理更近,当看见一个鲜艳的农妇在田间掰苞谷,那种农作的感觉是不是更有亲和性?掰苞谷的农妇一定是在夏日的时候,当汗水滴落下来,没有进入大地而消失,而是汇入了下游,汗水也成为河水的一部分。于是一种汇入的感觉变成了宋琳对于流动的抒情,就像流沙般的时间一样,在光阴的流转中,每一个人都是那农妇,每一个人也都是那滴下的汗珠,最后也都汇入了下游,一种归宿般的存在,反而变成了“不受任何东西差遣”——消除了地理空间的距离,消除了自我和他者的隔阂,一种叫做光阴的东西“无尽藏”于共存之中。

从最后一首诗返回,从沙溪的农妇返回,从一滴汗水返回,那些空间是不是都汇入了同一个下游?那些光阴是不是都是无尽藏的存在?从1982到2019年,一本诗集跨越了37年,从《上海:无调性》到《大理:内在的人》,一个诗人在六种空间中迁徙,时间和空间共同组成了宋琳所面对的流沙,“六个地点大体构成我个人诗歌地图的六个坐标”,在《跋》中宋琳说起了诗集编选的体例,以空间构成诗歌叙事的结构,似乎是生活、工作有关的宿命,似乎是不安定于同一个地点的迁徙,甚至宋琳说自己“私下里羡慕从未离开过家乡的人”,这一种羡慕所折射的是空间迁徙带来的客愁,带来的重负,以及位置和语境的变化对诗歌类型和风格的影响,但是宋琳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我终其一生都在写着同一首诗……”而这同一首诗,宋琳的注解是:“凡说出的都渴望生根”——说出是为了生根,而那一滴汇入下游的汗何尝不是宋琳所说的根?

似乎关涉到诗歌的本质问题,在如格言的句子里,宋琳说:“一千零一个文字搬运工中有一个诗人。”这是对诗人的评价,“这里是诗的,那里是混乱。”这是对诗歌的定义,“不是诗歌取代了宗教,而是诗歌孕育了宗教。”这是对诗歌意义的注解,不管是身为搬运工的诗人,还是去除混乱的诗歌,或者是孕育了宗教的诗,它所凸显的不是迁徙中成为他者,不是在流沙般的时间中迷失,而是,“诗歌将我带到它所在的地方。”所在即所是,所以所有的诗是同一首诗,所有的诗人是同一个诗人,所有的汗水都滴落汇入时间的下游——诗歌“所在”不是在空间上制造的距离,不是在时间中的流逝,它就是所在中的自己:每一个城市也都是自己。

与其说“所在”的境界是一种理想,不如说是面对现实中的迁徙和流逝而想要追寻的东西。在宋琳诗集所辑录的六个地点来看,唯有第四辑《布宜诺斯艾利斯:语言筒史》具有明显的空间标志,这里有“拾垃圾者又鼹鼠般出动”的契多街、隆卡街、帕瑞拉街,有想起长江并“试探着将要抵达的河岸”的拉普拉塔河渡口,有充当“我的中国”、被称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唐人街的贝尔格拉诺,有“几个妇女跟着我,向我兜售邦乔”的秘鲁印加古都库斯科,有“像被大西洋巨流冲上来的鸟巢”的鲁瓦河口……这些地点构筑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样的南美风情,行走期间,宋琳成为了一个特点鲜明的他者,但是他者之所在,不是为了拉大“所在”的距离,而是寻找“所在”的位置:拉普拉塔河的渡船对应于长江在镇江和古瓜州之间的水域,“你和我谈着话/沉思着,试探着将要抵达的对岸/我们的嘴唇贴在了一起(《在拉普拉塔河渡船上对另一次旅行的回忆》)”在贝尔格拉诺,“我的中国”回来了,它们是仁慈、懒散、循环的魔术,是装满大米、豆瓣酱、小葱和萝卜的购物袋;古都库斯科的妇女们把手织的麻布印第安邦乔套在我的脖子上,“像中了魔,我感觉自己飞了起来。(《印第安邦乔》)”在鲁瓦河口,捕鱼者出发开始了在海上的抹黑作业,而我,“也将在睡眠里穿越/海底两万里的死亡,/直到他们返航,经过我的窗外,/带回海鸥和疲倦的晨星。(《补记:鲁瓦河口的夜》)”

但是这一辑诗歌取名为《语言简史》,是将相同的感受、记忆、体验和想象都化作了诗意上的语言,语言是“既无名称亦无目光”的存在,是冰川宝蓝色的沉睡,是刻刀“在那透明的棺椁表面继续跳着透明的死亡舞蹈”,语言连接了过去和现在,连接着彼处与此地,语言抵达缓坡,“他有着从地狱归来的/但丁一样苍白的面容。他缓缓吐出一个词——“花”。(《语言筒史》)”这种语言最明显体现在他者的自我化和自我的他者化——这是博尔赫斯对中国的想象:“沙漏。秒。最细腻的皮肤的触觉。/玉如意。痒。你读过的书中/既无页码又无标点的秘籍。”想象中是《尔雅》的一个章节,是大禹的病足和铁鞋,是《道德经》的第一个版本,是李商隐写给某个女道士的无题诗,是爬上泰山的一只阿根廷蚂蚁;也是中国诗人对博尔赫斯的想象,“我在日本的一块石碑前/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铜门环对应的/上海石库门上的另一个铜门环。”

双向的想象,双向的重构,却也是在同一性中完成关于诗歌的“所在”的构建。而除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语言简史”中进行了语言的对话,宋琳的其他诗辑很少将空间的变化显性化——除了诗辑的名字之外,但是他从来没有让诗歌在一种孤绝的状态中,处处是对话,处处是联想,处处是如汗水的汇入。《上海:无调性》在时间上处在早期,突出的是对于宏大主题的书写,这里有关于历史的质问,当马拉死了,“街头的《马赛曲》/奔流向被分割的国土/洗涤剑戟上的血污、耻辱和贫乏”,那是一个女刺客制造的血案,“她守候着,守候着/一封永远发不出的信/和五个法郎……”当大卫绘制了《马拉之死》,当诗人站在画作前,一种疑问是:“是否所有的逻辑只通向/一种疯狂,没有别的道路/除了杀与被杀?”这里有关于生活和艺术的对话,想要赶回煤矿的矿工困在旅店里,“他们揉搓着大手诅咒倒霉的天气/诅咒断绝交通的道路”,就在那个夜晚,“我们不约而同想起了凡高/他去过比利时南部的某一座矿山(《旭日旅店》)”;这里也有关于诗人的生与死,诗人卧轨,留下的是“一名耳聋的铁路工”,是“幸存者的心头放上一颗铅”,“离死亡最近的对死亡最无知/他们是我周围的雾,睡在河床上的石头/我张开的嘴暗哑在呼喊的欲望中/我不能如此暗哑下去(《旺季》)”——写于1989年的这首诗是不是在回应海子之死?

历史中的杀与被杀,和煤矿工人有关的现实和艺术,诗人之死带来的呐喊,都是宋琳在“无调性”中构筑的宏大异象,这里没有作为地理标志的上海。但是上海的“无调性”指的是什么?“但你得留下留在我/庞大的打击乐里唱你的无调性”,庞大的打击乐和无调性构筑了一种对应关系,这是大和小、有和无、宏大和细微在同一性中的表现,而这个无调性所表现的就是关于时间的思考,“我跃过一道道栏杆向你靠近/时间在我的动作里走过一行”,时间不遮住什么,时间演奏最悲壮的海,时间是宏大的存在,时间也是无声地流淌;在《只有时间》里,真实的时间创造了流动,也创造了河,“只有时间使香樟树凿成不系之舟放浪于泽上/午宴的男人和女人隔着巨川/看见我们/相继远去”,时间就是那在田间掰苞谷的农妇流下的汗水,最后汇入了下游,以及下游更远处。

时间是一个宏大存在,在这辑诗歌中,宋琳还关注了另一个宏大的主题,那就是城市。城市里有热岛,“热岛在飘移/抓不住悬梯的溺水者被甩下/成为唯一的幸存者/热岛不在飘移中沉没/就在最后一秒钟返回(《城市之一:热岛》)”城市有死亡,“城市的停尸房里有我的熟人/绰约若处子/可怜的脚涂满了泥巴,手松开一片死光(《空白》)”城市有人群,“明天还是如此/人群都长了羽毛,一跳一跳/但卸不下笨重的面具(《人群》)”,当然,城市上空也会飞过兀鹰——这是诗集名字的出处,“兀鹰在夜里飞过城市/这只是一条消息”,消息到来,兀鹰到来,城市里的人翘起下巴,城市里的人说着坠机的谣言,城市里的人向击打兀鹰的人吐唾沫,城市里的人建议用催泪弹解决问题……兀鹰飞过城市,兀鹰远离城市,兀鹰被请回城市,“这只是一条消息/兀鹰在夜里飞过城市”——城市在消息中活着,城市遍布消息,却从来没有真正的兀鹰飞过。

无调性是一种追求,是一种向往,但是在宏大的主题中,无调性反而变成了各种论调,它就是《老虎》,“难以企及,一只铁笼外的老虎,/迈着轻盈的、无所谓的步伐,/这畜生向着整个宇宙低吼。”低吼变成了怒吼,黄金条纹撕裂了我们的梦,这是一种侵袭,这是一种破坏,这是一种被幻想的力量,但是,“我们从未拥有一只真实的老虎,/在幻觉里,我们靠它的血活着。/难以企及,一只铁笼外的老虎。”在铁笼外,在无调外,在现实外,那只真实的老虎在哪里?写于1989年12月31日的这首诗,也像是时间之外的一首诗,跨过去就是新的一年、新的一代,而老虎在铁笼之外能否走进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宋琳在不同的时期写过不同的老虎,老虎成为一种变化的意象,渗透在宋琳的诗意中:1989年最后一天的《老虎》之后,是《巴黎:家书》中“变成老虎的树”,“它吐出我,揽住我/我的脸不容争议地/迎向光的刀刃”,一棵老虎的树,制造了光的刀刃,“我本身亦无重量/我被水晶里的风暴肢解/有如行云流水(《反重量定律》)”

宋琳:诗歌将我带到它所在的地方

老虎的树代表的是风暴,它在铁笼之外,它被我们想象出了活着的血?当风暴肢解了没有重量的我,老虎是一种推向了流浪的力量,在这一辑诗歌中,也无“巴黎”的显性地理定位,有的只是“家书”背后诗人的漂泊:“我的额头独自运行,忍受着催眠,/而鬼蜮的夜航仍将一如既往继续下去。(《夜航》)”诗人三十五岁了,沉吟的是关于时光的诗歌,“生命之树茂盛,秋天已临近,/风将把乡愁吹成落叶。”诗人看见了最先的诗和最后的诗,“吸尘器在吸尘,心灵晦涩/当最初的诗朝未来的这边眺望/毁灭的诗像舌头失去了味觉(《最初的诗和毁灭的诗》)”诗人看见了保罗·策兰的苦难,“最纯洁的最先赴死。放弃抵抗——你,光荣的逃兵,拋弃了集中营、早年、滑稽的纳粹;你也尽数把耻辱还给了犹太人,让他们继续流浪,挨打,寻求着拯救。”也看见了流亡者的力量,“漂啊,从塞纳到约旦,从巴黎到耶路撒冷。保罗·策兰用眼睛喝,用他自己发明的喝法喝,一个人畅饮着来自天国和地狱的两条河。(《保罗·策兰在塞纳河》)”但是一封家书的背后,诗人想成为主宰的那种自我性,《大爆炸》的宏大叙事之外,“我们仍将在这里,学会/从小事做起,给母亲写信,/等待知更鸟衔来黑樱桃的种子。”《火车站哀歌》的浪子重新归来,“空旷的候车室里,行李笨重,哈欠连连,/一对假想恋人在表演接吻。”

诗人经受苦难,诗人寻求拯救,诗人沉吟诗歌,流亡的诗人在暴力的肢解中“有如行云流水”,那棵老虎的树制造了“反重量定律”,当诗人变成行云流水的存在,他的疑问是:“又起风了,什么在坠落?”兀鹰飞过城市,它的坠落是城市本身的寓言,而起风中坠落的是那棵老虎树的暴力?《新加坡:采撷者之诗》中的老虎出现,是《十年之约》中给查建渝的,“老虎仍在动物园里走动/只是更加嗜睡,且有点老了”,已经不在铁笼外了,已经不是制造暴力的树,而成为动物园里的存在,“且有点老了”——当穿过了记忆和忧伤的大海,当从不同的时差回来赴十年之约,老了的老虎,在动物园的老虎,就像经历了一些的诗人,“我习惯性地注意到,一张脸/在移动的报纸后面,临近地点甲”,临近而走近,身为他者的感觉不是淡化,而是被强化,他者让人变老的时间,是无法逃离的动物园,那时的诗人又该在“新加坡”采撷什么?

伸向大海的栈桥不是岸的自足,“只不过漂浮使意义延伸了一点儿”,乌饭和寒食变成了儿子口中的法语“Myrtille”,爬树,逃学或者吹笛的记忆已经不在,“我回过头去看你/但那里只有空空如也(《闽江归客》)”诗人只是在“巴黎”“跟一个隐身人交谈”……在他者的世界里,动物园的老虎该怎样学会重新采撷?宋琳显然开始“选择了另一条路”,在那里重新发现、重新命名、重新成为自己,“所以我们必须警惕身份不明的,/长久失踪的东西,隶属于更大的传统,/在更远的地方移动,遮蔽在光线中——/真实,像一只准确无误的杯子,/被突然递到我们面前。(《答问——给费迎晓》)”深入传统,去除掉那些遮蔽的光线,发现里面真实的存在,这是一种返回,因为石头还是原来的石头,因为诗的每一行都是真的,因为诗人要走出命运的迷宫,“倘若词语僵硬的姿势不能打动/哪怕是一知半解的人/我们自身必须化作流体(《诗话三章》)“

自身化为流体,自身成为河水,空间的他者、时间的他者,都会成为河水的一部分,就像汗水汇入下游,以及下游更下游——从《北京:海棠花下》到《大理:内在的人》,宋琳的这种返回的诗意刻在21世纪的文本中。他在《西湖的晴和雨》中看见了“黄昏把西湖磨成最耀眼的词”,他在《秦始皇陵的勘探》中预言了“一只侧身的燕子逃过了灭顶之灾”,他学会了为异乡者占卜,他发现了《鲁迅还活着》的现实,他对昌耀说话,他致米沃什,他读卡夫卡,“你纯洁大度的言辞让我相信/在你想象的至福国度里,没有一条河流会消逝。/其中最神奇的一条:阿尔菲河,/据说,消失在大海之后/又在另一块陆地上再度涌现。/你的声音也是这样,穿过暗夜,/在不可预料之岸激起了久久的回响。(《致米沃什》)”这是属于诗人的河流,这是属于思想的河流,这是属于人类的河流,每一滴汗都汇入其中,又涌出变成了久久的回响。而在《大理:内在的人》中,他听《广陵散》在千古之后制造的绝响,他看到“沉默,忍耐,沉默”的古滇西部族,他收到阮籍的来信,当然他也在沙溪看见掰苞谷的鲜艳农妇——汇入下游,他们和他一起成为“内在的人”,“我们,回声采集者,?听见了第二次死亡。(《内在的人》)”

三十七年的行走,一定有过“宇宙灰”一样的疼痛,一定有过被光刺痛的体验,一定有过杀与被杀的疑问,当然也一定有东西坠落,辗转,漂流,沉默,以及变老,在他者的时间和他者的空间中行走,最后是返回,是汇入,是命名,一首“所在”的诗歌总是大于时间,一个一千零一个文字搬运工中的诗人流下了汗水,写着同一首诗的宋琳说:“看起来是我的思想在变化,其实它只是回到了变化之前。”

美学原理

编号:B89·2220219·1816
作者:【意】贝奈戴托·克罗齐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2年11月第1版
定价:25.00元当当12.80元
ISBN:9787100092111
页数:172页

“审美的表现是综合,其中不能分别什么直接和间接的。一切印象,就其同经审美作用而言,就让这种综合摆在平等地位了。”《美学原理》是意大利哲学家、美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的重要著作《作为表现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第一部分。《美学》是克罗齐的第一部著作,它所讨论的不仅是普通的美学问题,尤其是美学在整个哲学中的地位,审美活动与其他心灵活动的分别与关系。克罗齐认为哲学自有一个系统,美学在这个系统里只是一个方面,他的美学思想在《美学原理》第一章中有提纲挈领地阐述,其中的核心观点是所谓“直觉即表现”。继《美学》之后的三部书:《逻辑学》、《实践活动的哲学》、《历史学》,表现了克罗齐所谓的“心灵的哲学“的全貌。后来的这三部书的要义都已在《美学》里约略提及,所以《美学》这部书含有他的全部哲学雏形。《美学》分“原理“和“历史“两部分。


《美学原理》:直觉给我们的是这世界

直觉或表象,就其为形式而言,有别于凡是被感触和忍受的东西,有别于感受的流转,有别于心理的素材;这个形式,这个掌握,就是表现。
——《第一章 直觉与表现》

直觉不是理智,直觉也不是感觉,直觉当然也不是知觉,当直觉在活动上只为掌握形象,当直觉在形式上成为一种认识,“直觉或表现”变成了直觉“就是表现”,而克罗齐对这一论述有一个更为直接和肯定的说法:“直觉是表现,而且只是表现。”这个句子更为强调的一点是:直觉没有多于表现的,却也没有少于表现的。在直觉和表现之间画上了等号,克罗齐的直觉主义就成为了“表现主义”,这是一种强烈的、无二的结论,对于这个结论,所以朱光潜在1947年翻译的时候就说,克罗齐当初写作的时候定名叫《美学》,和《逻辑学》、《实践活动的哲学》、《历史学》一起,构成了他自成一体的哲学一部分,《美学》分为原理和历史两部分,但是朱光潜只翻译了原理部分,书名也改为《美学原理》,不翻译历史部分的原因,朱光潜说:“克罗齐写美学学说史,完全照他的直觉即表现那个观点出发,与他的学说无关的一概从略。”

《美学》的历史部分不能当做一般的美学史去看,“对于初学者没有多大用处。”朱光潜为什么如此“断章取义”?历史只是原理的一种延伸,克罗齐已经在《美学原理》中下了“直觉是表现,而且只是表现”的结论,当历史建立在直觉主义的基础之上,在某种程度上,美学历史也便成了直觉主义的历史,成了“表现主义”的历史——那么,在克罗齐的美学思想乃至哲学构建中,直觉主义下的“直觉只是表现”的不二论到底是对美学的一种革新还是克罗齐审美论的一种“直觉主义”——克罗齐把直觉等同于掌握形式的表现,起内在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克罗齐一开始就把知识分为两种,一种是直觉的,另一种是逻辑的,直觉是从想象中得来的,逻辑则是从理智中得来的;直觉的知识是关于个体的,是关于诸个别事物的;逻辑的知识是关于共相的,是关于它们中间关系的,但是不管是直觉的知识,还是逻辑的知识,它们所产生的的都不是意象,而是概念。克罗齐如此区分知识,又将知识的终点归结为概念,那么直觉的知识是不是能从个体变成概念?直觉当然是一种“不假思索,不生分别,不审意义,不立名言”的认识活动,是见到事物之后心中领会了事物的形相或意象之后的活动,也就是遇见之后要进一步确定它的意义,然后寻求它与其它事物的关系和分别,并开始了推理,从而完成了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直觉虽然是不假思索的,但是它是从形相开始建立概念,所以直觉是一切知的基础——克罗齐把直觉看成是知识的形式之一,并认为它是知识的基础,其实就是开始了他对直觉的构建,在他看来,理智的知识,理性的知识,逻辑的知识已经在研究中成为了一种科学,但是关于直觉的知识却“只有少数人在畏缩地辛苦维护”,所以克罗齐就是要让直觉知识摆放在和理性知识同样的地位进行研究。

知识有两种形式,而直觉知识又是可离开理性知识而独立存在的,“直觉知识并不需要主子,也不要倚赖任何人;她无须从旁人借眼睛,她自己就有很好的眼睛。”克罗齐把直觉知识的形象看成是“直觉品”,因为直觉独立存在,所以直觉品既可以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形式,也可以离开时间和空间,“直觉在一个艺术作品中所见出的不是时间和空间,而是性格,个别的相貌。”直觉和感觉的不同之处在于,感觉认识的只是无形式的单纯物质,心灵无法认识它,只有赋予它形式,把它纳入到形式中,也就是成为直觉才能让心灵认识它,而这个被赋予的形式就是表现,“心灵只有借造作、赋形、表现才能直觉。”所以直觉的活动表现的是所直觉的对象,也就是说,表现是为了掌握那些形象,更为形象的说法是:“借文字的助力,从心灵的浑暗地带提升到凝神观照界的明朗。”在这个阶段,表现才和直觉形成了统一体,它们不可分割,它们自成一体。

很明显,克罗齐区分了直觉和感受、直觉和知觉的不同,把直觉看成是从个体到概念认识的一种知识,“直觉是离理智作用而独立自主的;它不管后起的经验上的各种分别,不管实在与非实在,不管空间时间的形成和察觉,这些都是后起的。”在这个认识过程中,直觉到的世界通过表现被赋形、被认识,被构成知识,所以“直觉只是表现”就是在其形式意义上而言的——这形式不是被感触和忍受的东西,不是感受的流转,不是心理的素材,而是被掌握被认识乃至构成知识的形式——那么,直觉就是形式?克罗齐将知识进行分类,理性知识是一种科学,那么直觉的知识就是审美的科学,“用艺术作品做直觉的知识的实例,把直觉的特性都付与艺术作品,也把艺术作品的特性都付与直觉。”理性知识认识的是共相,最后形成概念,直觉知识认识审美的事实,也是为了形成概念,而直觉对审美事实的认识,完全是一种表现,克罗齐说:“艺术是诸印象的表现,不是表现的表现”,诸印象的表现变成艺术,就是一种赋形的结果,“在审美的事实中,表现的活动并非外加到印象的事实上面去,而是诸印象借表现的活动得到形式和阐发。”在这里,克罗齐得出的结论是:“审美的事实就是形式,而且只是形式。”这一观点的语气和“直觉是表现,而且只是表现”一样,完全是一种不二论——能得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克罗齐否定了内容第一的说法,在他看来,文艺作品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内容和形式并不能截然分开;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就在于内容得到形式,因为未经艺术赋形,内容是杂乱的,生糙的,根本不是艺术品;只有当艺术赋形于,内容与形式混化为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内容确可转变为形式,但是在转变之前,它就还没有可确定的属性。我们对于它一无所知。只有在它已经转变了之后,它才成为审美的内容。”

这个赋形的过程便是表现,所以艺术不属于感觉范围,不是心理的素材,而是知识,是直觉的科学,是形式,是赋予内容以形式的表现的科学,“表现即心灵的活动这个看法还有一个附带的结论,就是艺术作品的不可分性。每个表现品都是一个整一的表现品。心灵的活动就是融化杂多印象于一个有机整体的那种作用。”更进一步讲,理性知识是科学,直觉知识是艺术,这是人类认识的两种知识形式,而哲学是完善的科学,它通过逻辑的推理,研究万物的共相,“研究实在界具有如何共相的存在”,由此,纯粹的知识世界就这样被确立了:“直觉给我们的是这世界,是现象;概念给我们的是本体,是心灵。”

克罗齐:直觉主义即“表现主义”

直觉是世界,是现象,是表象被表现的科学,是对审美事物赋形的认,和理性科学一样,直觉也是一种认识活动,但是在认识活动之外还有实践活动,它不是知识而是行动,实践的形式就是意志。虽然直觉是认识,但是实践活动却是从“看得清楚的直觉和概念出发”,由此发展了意志,由此在意志中去发现最寻常的行动,所以审美看起来是一种实践活动,但是这种实践活动需要的是直觉的指导,需要的是表现的赋形,“审美的事实在对诸印象作表现的加工之中就已完成了。”这个加工并不是为艺术寻找目的,而是在混整的东西之中有所选择,在意志中让表现自然流露——这个加工,这个选择,只是在形式意义上的,只是表现上的,因为对于艺术来说,内容选择是不可能的,因为艺术有着独立的原理,因为艺术“为艺术而艺术”。

认识活动具有审美和逻辑两种形式,实践活动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有用的或经济的活动,另一种是道德的活动,在克罗齐看来,“经济学好像是实践生活的美学,道德学好像是实践生活的逻辑学。”直觉知识认识现象或自然,哲学的概念认识本体或心灵,而实践活动的经济是对现象或自然起意志,道德活动则是对本体或心灵起意志——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找到了两者的契合点,而这四者构成了心灵基本阶段的全部哲学,“这四个阶段都是后者内含前者:概念不能离开表现而独立,效用不能离开概念与表现而独立,道德不能离开概念、表现与效用而独立。”在这里,克罗齐认为,心灵的活动没有第五种形式,那么宗教是什么?宗教是知识之一种,哲学把它看成是一种现象,一个过渡的历史事实,一个可以跨过的心理状态,最后是哲学代替了宗教,成为一种理性的知识;哲学是知识,是科学,但是哲学不是形而上学,否则它就要和历史、自然科学抢夺地盘——克罗齐说自己是反形而上学者,也是极端形而上学者,就在于把哲学看成是一种知识,一种科学,“哲学功能就在心灵的自我察觉”。

但是按照心理的统一律,实践的事实也是认识的事实,从认识到实践,其中有一种特殊的心灵活动,那就是感觉。感觉有时候指的是艺术的素材,它与印象同义;有时是审美中纯粹的直觉;在这里便是心灵的活动,是具有审美价值的感觉,这就是美。克罗齐认为,美这一字眼被用于审美的价值,是在流行语言中和在哲学中,美就是一种表现,而且是“成功的表现”,“美现为整一,丑现为杂多。”美与丑在审美价值上的分野,整一与杂多的不同,正是表现的结果,而这种表现因为被纳入到流行语言和哲学中,其实就变成了审美的表现品的外射,一切的外射都是为了再造,再造就是艺术的纪念碑,就是“美的事物”,其方法论而言,是要区分物理事实和审美事实的混淆,是要确定艺术技巧的意义,艺术的技巧就是“服务于实践活动的知识,用来产生审美的再造的刺激物”,那么,这种用于再造的审美,用语技巧的刺激物在哪里?克罗齐说,它就在文学与艺术的历史中,因为历史学的功能在于建立想象与过去作品之中的交通,作为审美判断的根据,而这个过程就是艺术的表现:“要做这种历史家,他还须在这简单的再造之后,接着有一种新的意匠经营。这就要另产生一种表现品,再造的表现品,即历史的描写,叙述或表象。”

直觉是表现,表现是知识,表现是赋形,表现是认识,表现是再造——这种表现的再造就是“再用历史的方式去表现它”,克罗齐由此得出结论说:“审美的事实在我们面前由主体变成对象,这就是说,由它产生的时刻,逐渐变成对于心灵来说是历史的题材。”表现进入历史,进入审美,它赋形的意义更明显地表现在语言这一技巧上,由此克罗齐更进一步提出,当审美的事实从主体变成对象,美学也必定是一门语言学,因为语言的哲学就是艺术的哲学,普通语言学就是美学——从直觉而来,将个体变成概念,又以赋形的方式表现为艺术,艺术需要表达,需要再造,需要形式赋予内容,语言便是直觉主义的表现,“在科学进展的某一阶段,语言学就其为哲学而言,必须全部没入美学里去,不留一点剩余。”

保卫马克思

编号:B83·2220219·1815
作者:【法】路易·阿尔都塞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0年10月第1版
定价:39.00元当当19.90元
ISBN:9787100070294
页数:267页

《保卫马克思》是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创作的哲学著作,是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中重要的经典之一。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保卫马克思》是他的成名作。该书收集了作者1960—1965年间发表的8篇文章,是一部论文集。附录《论青年马克思的演变》作于1970年。该书主要包括费尔巴哈的“哲学宣言”、论青年马克思、矛盾与多元决定、关于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等。收集的论文围绕一个共同主题展开:反对对马克思主义作人道主义的解释,恢复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阿尔都塞因用结构主义的方法解释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客观性,而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独树一帜。《保卫马克思》标志着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是它的圣经。《保卫马克思》从1965-1973年间连续再版10次,轰动了整个法国理论界。


《保卫马克思》:以便不悬在抽象的空中

当尼娜走出大门去迎接光明时,她还不知道她未来的生活将会如何,也许她会失败。但我们至少知道,她将走向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无疑是金钱的世界,但也是制造贫困并使贫困意识到“悲剧”的世界。
——《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

出走,逃离,尼娜看见的光明是外面制造的光明,它甚至就是一种黑暗,因为当它离开这个黑暗和贫困的世界,她将投身的是纸碎金迷的世界。这已经不是一个“尼娜出走之后”的社会学问题,如此义无反顾,对于她来说,是另一个悲剧的开始。但是很明显,尼娜的逃离,不是为了一种达到,而是为了离开,或者说,不管外面是光明还是黑暗,不管是金钱主宰还是继续贫困,她只是为了告别那个充满谎言和幻想的世界,那个虚度和停滞的世界。

甚至她在离开之前把满腔怨恨泼向自己的父亲,而父亲是为了她的贞操杀了那个窥伺她甚至占有她的坏小子杜加索。难道杜加索不该丧于尼娜的父亲之手?难道尼娜的父亲所为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我们的米兰》,意大利贝尔多拉西的剧本,米兰批科罗剧团将其搬上舞台,1962年7月开始在民族剧场演出。和剧情本身的疑问一样,在《我们的米兰》演出之后,巴黎评论界对其进行了责难,但是在路易·阿尔都塞看来,贝尔多拉西的剧本具有深刻的寓意,它不仅制造了戏剧的辩证法,而且在意识的破灭中引向了真正的意识辩证法,它通过戏剧本身的结构完成了批判,“真正的批判只能是内在的批判,而在成为有意识的批判前,首先应该是真实的和物质的批判。”

内在的批判表现在一种历史的真实性。贝尔多拉西的三幕剧发生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米兰,那里有失业工人,有小手工业者,有乞讨者,有妓女,有受警察追捕的小偷,游乐场的矮木棚、算命摊、马戏团以及其他诱人的场所构筑了戏剧的人物和场景,“他们也不再是我们神话中的意大利人了。他们属于无产阶级的最下层。”在戏剧所呈现的时代背景来看,它恰恰是一个没有发生历史事件的时代,也就是阿尔都塞所说的虚度的、停滞的时代,这是戏剧真实性所体现的“缓慢”的时间结构,它成为没有促使情节发展的内在必然性的非辩证时间。但是,在这个缓慢的时间结构之外,则是冲突的时间,是冲突走向“悲剧”的时间结构:这种时间结构的悲剧性也并非是尼娜所遭受的命运劫难:她从马戏团帐篷的破缝里聚精会神看小丑的表演,坏小子杜加索窥视着她,并开始打她的主意,最后导致的冲突是父亲将杜加索杀死了。

父亲是为了保护她而杀死了杜加索?但是这个关于恶的死亡并不是尼娜命运的改变,当她开始仇恨父亲的谎言和幻想,仇恨父亲为了虚构的神话而死去,她只身逃命的行为才真正制造了这个悲剧的时间结构,离开黑暗和贫困投身于纸碎金迷的世界,在社会学意义上尼娜的命运并没有改变,甚至在人格意义上跌入了可能更为悲惨的泥沼,但是阿尔都塞将这个悲剧时间结构的出现看成是一种“颠倒”,在通过旁白、侧面和在舞台一角表现中开始了批判,而这正是戏剧所应有的辩证法:它是一种意识的辩证法,它所批判的是尼娜父亲的意识以及他的情节剧意识,而这种意识的批判为真正辩证法的到来创造了前提条件。在这里,阿尔都塞把情节剧意识和剧中人物的意识放在同一性中建构,在他看来,情节剧意识和剧中人物的存在之间不存在矛盾,因为情节剧意识就是从外部强加在一定环境中生活的人,但是辩证法需要的则是从内部进行的批判:当尼娜走出大门就是走向在她看来是光明的世界,就是走向她自己选择的真实的世界,这是一种批判父亲的意识之后的意识;到那时这个外面光明而真实的世界又是一个金钱的世界,也是制造贫困并使贫困意识到“悲剧”的世界——尼娜抛弃父亲所代表的的意识,就是抛弃这种意识具有的虚假辩证法,尼娜走向悲剧世界,就是去体验和研究另一个世界,而这种从内部建立的悲剧时间结构具有的批判意识是真正辩证的。

从阿尔多拉西的剧本所隐含的意识辩证法,阿尔都塞想到了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结构的内在分离性和不可克服的相异性是这些剧作的显著特点。”在他看来,布莱希特在《大胆妈妈》《伽利略》中推翻了传统戏剧的结构,为了让观众产生一种真实的、能动的意识,布莱希特打消了任何想以自我意识的形式“充分地发现和表现自己的念头”,也就是说,布莱希特放弃了用自我意识的形式来表达剧本的意义和潜在意义,或者说,布莱希特和尼娜一样以怨恨父亲的方式逃离“缓慢”的世界,从而离开了被自我意识形态所异化了的自我意识,“剧本把主角连同主角的意识以及这种意识的虚假辩证法统统消灭了。”只有让自己投身于另一个世界,并在真实的环境中发生生动关系,意识的辩证法变成了戏剧的辩证法,变成了真实的、正在发生的辩证法,“这种新意识是尚未完成的意识,它在这种未完成状态、这种由此产生的间离状态以及这种源源不断的批判的推动下,通过演出而创造出新的观众。”

从贝尔拉多西的剧本,到皮科罗剧团的演出,再到布莱希特的理念,阿尔都塞书写了“关于一部唯物主义戏剧的笔记”,当然他的目的并不只是探寻戏剧中的意识辩证法,而是希望在批判中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历史把我们推到了理论的死胡同中去,而为了从中脱身,我们就必须去探索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序言》中阿尔都塞开宗明义了自己的转身的必然,像尼娜那样从黑暗和贫困中走向光明和真实,是不二的选择,那么,那个尼娜的父亲在哪里?谎言和幻想又制造了怎样的父亲意识?序言的题目叫“今天”,站在今天的位置上,阿尔都塞首先看到的一定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历史,必须以回望的方式看见,另一个则是未来,也只有从历史的死胡同中脱身才能以探索的方式看见——这个“今天”的视角,其实提供了三个维度,一个是阿尔都塞自我的审视维度,当“今天”的法国没有工人运动的理论家,当法国哲学自大革命后到“今天”一直贫乏,当“今天”的哲学不研究哲学,而挥舞起“要么是资产阶级科学,要么是无产阶级科学”这面大旗,当“今天”的我们在一味搞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中不再从事智力工作和科学工作而成为牺牲品,当“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得岌岌可危,我们必须转身,必须逃离,必须像尼娜那样完成一种意识的“颠倒”,“我回顾这个历史阶段,既不是留恋过去,也不是有所抱怨,而是为了用一种超脱历史的观点去承认历史。”

站在“今天”的位置要转身,另一个维度则是“保卫马克思”,从意识形态的马克思转向科学的马克思,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意义所在,“为了赋予哲学这个任务,我们把哲学当作纯粹是科学的意识。”保卫马克思,其实就是保卫马克思主义,保卫马克思主义哲学,保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体现的就是从历史中转身投身资本社会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全部命运无非是要承认真实,即在回到真实那里去(产生人及其思想和行为的历史真实)的同时,完成自己的批判任务(即死亡)。”所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阿尔都塞建立了关于“今天”的第三个维度:马克思正是从历史的死胡同中转身开始了批判,从而完成了“认识论的断裂”——阿尔都塞借用了自己的老师加斯东·巴什拉关于认识论断裂的概念,他认为,从马克思的青年时期著作出发,马克思先是接受了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后来又抛弃了它们,在特殊的差异性上完成了认识论的断裂。他把这个断裂的位置确定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从马克思自身来说,他在这部著作中明确声明:“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当然在这部著作中,阿尔都塞考察了马克思批判而“颠倒”,“颠倒”而创立的内在轨迹。由此,马克思从历史到“今天”的发展路线呈现出一种真正的辩证法:断裂之前是意识形态阶段,断裂之后是科学阶段,断裂之前是旧理论旧信仰,断裂之后是新哲学。

“今天”的三重维度为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提供了批判的动力,批判是消灭,只有从名义上得到哲学的真正死亡,哲学才能回到真实中去,从而完成自己的批判任务,这就是批判的双重行动,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马克思,不但对于理解马克思,同时对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绝对的前提条件。”批判的死亡和死亡的批判,在马克思的真实历史中是如何进行双重行动的?阿尔都塞从“认识论断裂”的确切位置考察马克思的转向:从1845年往前推,是青年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的继承和决裂。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继承,就是对费尔巴哈“哲学宣言”的接受,在《哲学改革临时提纲》和《〈未来哲学的原则〉序》这两篇文章中,费尔巴哈认为,新的理论发现将把人从旧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而人在这场革命中需要觉悟起来,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人: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人。

阿尔多塞认为,费尔巴哈是在向人类讲话,“他撕破了世界史的面纱,破除了迷信和谎言,发现了人的真实,并把它交回给人。”费尔巴哈的哲学宣言就是人的解放和革命的宣言,这一哲学宣言也让青年黑格尔派走出了理论死胡同,推翻了黑格尔哲学和一切思辨哲学的“新哲学”,使被哲学搞得头足倒置的世界重新开始用脚走路,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那时的新黑格尔派“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而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也浸透了费尔巴哈思想,异化、类存在、整体存在、主谓“颠倒”,马克思在著作中所使用的术语都来自费尔巴哈,“而且更重要的显然是:他的哲学总问题在本质上也是费尔巴哈的总问题。”但是,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思想,在阿尔都塞看来,也意味着同时开始了决裂,这种决裂不是彻底的,它是在旧概念的整体中赋予新的含义,比如费尔巴哈的人性理论变成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之后被马克思运用到了政治经济学中;而另一方面来说,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决裂,意味着对黑格尔批判的开始,但是,“其最后的理论前提而言,是十分不够的,甚至是不确切的,因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是马克思后来所抛弃掉的费尔巴哈的观点。”所以阿尔都塞认为,费尔巴哈是青年马克思“哲学信仰”的最后见证,“是马克思在抛弃这个借用来的形象并取得自己的真实面目以前对照自己的最后一面镜子。”

从对费尔巴哈的继承和决裂中,从批判的不彻底中,青年马克思到底在“最后一面镜子”中看见了什么?《论青年马克思》中,阿尔都塞认为,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体现为一场辩论,“辩论的题目则是青年马克思是否已经是马克思的全部。”对于这场辩论,阿尔都塞从政治、理论和历史三重维度进行了解读,在政治维度上,对青年马克思的辩论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生死存亡,青年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全部之间很容易造成历史的割裂;而在理论维度上,这种分析变成了分析目的论的方法,它违背了哲学的科学性这个本质;在历史的维度上,必须打破具体的人和真实历史双重缺席的状态,让马克思思想重新退回历史,退回真实历史,否则,“青年马克思同工人运动的关系依然是个谜。”而没有了具体的人物和具体的历史,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了。

无疑,阿尔都塞对于“青年马克思是否是马克思的全部”的辩论也是一次“保卫马克思”的一次实践,那么青年马克思如何真正在和费尔巴哈的决裂之后完成认识论的真正决裂?如何实现一次科学意义上的“颠倒”?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第二版跋中的一句话:“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阿尔都塞认为,正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倒立”中完成了颠倒式的决裂。马克思是在倒立中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并在这个神秘外壳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合理内核——“剥去外壳怎么可能是一次颠倒呢?或者说,在剥去外壳的过程中,究竟什么东西被‘颠倒了过来’呢?”

路易·阿尔都塞:马克思开启了一个新大陆

如何颠倒?马克思曾说过,辩证法在黑格尔的手中被神秘化了,要剥去这种神秘外壳有两层含义,一是剥去相对外在的成分,也就是神秘外壳的神秘形式,更重要的是剥去第二层外壳,“我大胆认为,就是同辩证法本身不可分割的一层皮,它在本质上就有黑格尔的性质。”具有黑格尔性质的第二层外壳其实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具有的核心是矛盾的一元论。阿尔都塞认为,黑格尔认为矛盾是简单的,尽管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在特定的社会中,有着千变万化的现象呈现,但是黑格尔认为一切都可归结为简单内在本源,它是“一国人民内在本原的简单性的反映”,是一国人民最抽象的意识形态的反映,所以世界历史由这种矛盾的简单本原的简单作用所推动,所以历史哲学呈现出万变不离其宗的辩证变化。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一切矛盾在历史实践中都是以多元决定的矛盾而出现的,过去不是一个影子,甚至不是一个“客观”的影子,而是一个积极、能动、具有严密结构的现实,无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民族传统,都是现实——所以很明显,马克思的多元决定的矛盾是对黑格尔的简单一元矛盾论的颠倒,是对神秘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颠倒,而颠倒意味着去除神秘性走向现实性,“只有从社会的任何矛盾和构成成分都由多元决定这一观点出发。”

正因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被颠倒,和《我们的米兰》中的尼娜一样,在意识的辩证法中走向外面真实的世界,在戏剧辩证法中“通过演出而创造出新的观众”——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在《关于辩证法》中,阿尔都塞更为详细地考察了马克思在颠倒中的决裂过程,而这种颠倒而决裂带来的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特殊性问题”。这个特殊性问题的第一个需要解决的疑问是: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是走向现实的实践,但是为什么还需要理论?在这里阿尔都塞提出了“理论实践”这一概念,在他看来,理论就是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属于一定人类社会中“社会实践”的复杂统一体,理论实践不仅包括科学的理论实践,也包括先于科学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实践——在这里就有了断裂的痕迹,“任何科学的理论实践总是同它史前时期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实践划清界限”,也就是说,只有当科学同它过去的意识形态相脱离,“揭露科学的过去是意识形态,从而创建科学”,这样才会真正发生断裂。所以,阿尔都塞把具有科学性质的一切理论实践叫做理论,而这个理论是大写的,它是以各门科学现有理论实践为出发点而制定的;另一种则是带引号的“理论”,它是真实科学的特定理论体系,例如万有引力理论、波动力学理论等。

为什么要理论,就是因为理论是实践理论,是大写的理论,是辩证的理论,“他们需要有理论,即需要有唯物辩证法,来作为唯一能使他们在从事理论实践前初步确定其必备条件的方法。”正是这个大写的、实践的理论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不管我们是要开创一种真正的实践,还是要在真正的实践领域中探索新问题,我们都需要有真正的唯物辩证法。”所以马克思辩证法的颠倒行为就是一场理论革命,它将理论实践和科学研究中的“材料”加工成认识,从而开始更具广泛意义的政治实践。在这里,阿尔都塞再次强调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具有的主导结构,那就是矛盾多元论:矛盾是多元的,矛盾是复杂的,矛盾是有其结构性,矛盾还有不平衡的规定性——所以矛盾是发展的,矛盾是一切发展的动力,“如果确如列宁所说,辩证法是研究事物本质中的矛盾,是事物发展、停滞、出现、变化和消亡的本原,那么,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矛盾的特殊性的这个定义中,就能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本身。”

从简单单一的矛盾论到多元决定的矛盾论,从意识形态阶段到科学发展阶段,从引号的理论到大写的理论,马克思在认识论决裂中所建立的辩证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其实是和哲学的、政治的诸种主观主义形式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但是站在“今天”的阿尔都塞并没有完成“保卫马克思”的所有使命,因为“今天”出现了另一种主观主义,那就是人道主义——1964年阿尔都塞在《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一文中看见了“今天”的困境,十年前,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只有一种形式,而现在变成了两种形式,一种叫阶级人道主义,另一种则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曾对人道主义做过语言,“共产主义……是由人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但是当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出现,它其实变成了一种混杂甚至矛盾的概念:社会主义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念,但是人道主义却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科学阶段和意识形态阶段的分野是马克思认识论决裂的标志,但是现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又将其混杂起来,是不是意味着马克思的辩证法再一次被“颠倒”了?

当初马克思完成认识论决裂,就是和哲学人道主义决裂,就是和唯心主义决裂,就是和主观主义决裂,所以才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哲学,才拥有了辩证法,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出现,又使得哲学回到了意识形态的控制中,“社会主义的个人人道主义既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正好通过文字游戏而与资产阶级的或基督教的各种个人人道主义形式殊途同归。”而阿尔都塞认为,人道主义的泛滥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僭越,它是“一种双重的无能和双重的危险的可能的历史征候”,它即使对哲学科学性的一次背叛,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颠倒。双重的无能,双重的危险,当然需要双重的批判:批判历史意义上的科学之前的意识形态,批判“今天”科学之后的意识形态,“我批判的是意识形态理论的各种后果。对于科学的知识来说,它们总是一种威胁或一种障碍。”

双重批判才是真正的“保卫马克思”,所以借用J.桑普汉1965年提出的“真正人道主义”的概念,阿尔都塞一方面认为,这个概念中的“真正”只是一个修饰语,它依旧是消极的,不接受某些内容的情况下它没有提供新的内容,但是另一方面,阿尔都塞认为,“真正”的意义在于一种科学的、真实的,现实的介入,“以便不悬在抽象的空中,而脚踏在实在的地上。”,因为,实在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对象,是实践理论的真正所在,“在这广阔、生动和不断发展着的理论领域中,人类历史的各种事件从此就能被人的实践所掌握,因为这些事件服从于人们认识事件的概念。”由此人道主义才被赋予了实际指导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避免用任何只具有实际职能的字眼去不恰当地代替理论职能,而应使这些字眼在完成其实际职能的同时,从理论场所中消失。”

瑜伽经

编号:B41·2220219·1814
作者:【古印度】钵颠阇利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20年11月第1版
定价:28.00元当当14.30元
ISBN:9787100183864
页数:140页

《瑜伽经》为印度古代瑜伽派哲学的最早经典。现存《瑜伽经》由于其中包含着后来加入的成分,约在公元300至500年间定型。全书分为四章,由194个简短的经句组成。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心作用”和三昧的分类等问题,认为“瑜伽是对心作用的抑制”。第二章说明了造成痛苦的原因和进入三昧的基本方法,具体论述了“八支行法”的前五支(禁制、劝制、坐法、调息、制感)。第三章论述了“八支行法”中的后三支(执持、静虑、等执)及神通力等问题。第四章据许多学者考证不是钵颠阇利所作,其主要内容是对神通力的五种来源(生得、药草、咒文、苦行、三昧)和解脱状态等的论述。作者钵颠阇利,古印度哲学家,婆罗门教六派哲学中瑜伽派的创始人,瑜伽派的根本经典《瑜伽经》的初作者。《瑜伽经》出现后,印度自远古流传下来的瑜伽修持方法得到归纳和总结。印度后世有不少对它的注与复注,其中最重要的是毗耶娑的注释。本书即根据毗耶娑注释本译出。


《瑜伽经》:犹如处在独存中

瑜伽是抑止心的活动。
——《第一章》

第一章,第一句之后是第二句,第二句之前的第一句是“现在,讲解瑜伽”的开场白,是关于大神湿婆的颂神诗:他抛弃原始形象,他承受剧毒,他消除痛苦,他实施瑜伽,他赐予瑜伽——吞下毒药而使自己成为“青项”,就是为了完成修炼,而做出这一切的牺牲,是为了在实施瑜伽和赐予瑜伽中达到这样的目的:成为一切知识的源泉,在美丽的项冠和洁白的身躯中,施恩世界,保护众生。

从承受剧毒到施恩世界,大神湿婆就是修炼瑜伽的一个隐喻,而众人也需要像“瑜伽之主”那样从现在开始进入瑜伽世界。瑜伽是什么?第一句之后的第二句开宗明义:瑜伽是抑止心的活动,很明显,在实施瑜伽中,心的活动便成为了对立面,它们构成的关系形成了关于瑜伽方法论的一个基本结构。什么是心?什么又是心的活动?心就是觉,即知觉,很明显,只要是知觉,就必定有一个对象,心依靠意、五知根和五作根感知由五唯和五大构成的外界对象,心即知觉具有不可避免的对象性,就在于心具有的性质,心的性质分成三种,明亮性、活动性和停滞性,明亮性即善性,它是一种原初物质的智力潜能,具有轻盈、光明和喜悦的性质,也称为“喜”;活动性即动性,它是指原初物质的能量,具有运动、激动和痛苦的性质,也称为“忧”;停滞性即惰性,它是原初物质的惯性,具有沉重、阻碍和懒惰的性质,也称为“暗”,正因为心具有三种不同的性质,三种不同性质的表现具有了对象性,所以心表现为趋向不同对象的活动可能。

心的善性与动性和惰性结合,表现为喜爱权力和感官对象;善性与惰性结合,趋向的是无正法、无知识、无离欲和无权利;善性和动性结合,趋向正法、知识、离欲和权力——当它摆脱动性,甚至最轻微的动性污染,就可以使自己处于原本状态,只显示和原人的区别,这样趋向的是法云禅,即修禅者的最高沉思。在心的性质尤其是动性的驱使中,它显示的是和原人的区别,而原人是真正的自我,所区别的善性之人具有自我意识,正是存在自我意识,心在感知对象时产生了“自我性”,它是“我”或“我的”观念,自我性是自我意识下在心感知时产生的观念,所以自我性具有的对象性和自我的原人是不同的,而瑜伽的意义就在于抑止心的活动,消除对象性,区别自我性和原人,从而回到和原人一致的本性世界:“这时,见者处在自己的原本状态。”见者即原人,当见者处在自己的原本状态中,即原人在自我中,这样的状态“犹如处在独存中”,独存就是解脱之后的状态,就是原人的自我,它是唯一或绝对,也是瑜伽最后入定的结果。

要让瑜伽抑止心的活动,就要考察心的活动趋向于对象的过程。心的活动有五种,痛苦的和不痛苦的,在这里,痛苦指的是那些形成痛苦原因的积聚业的领域,不痛苦的是那些处在抑止三性起支配作用的明辨领域。心的五种活动分别时量、颠倒、妄想、睡眠和记忆,量氛围现量、比量和圣教量,它们对应的是对象的特殊性、共同性和传递性;颠倒是“不依据原本形态的虚假认识”,是一种无知;妄想是“依据语言知识,而缺乏事实”,它只具有语言的指称意义;睡眠是“依据对非实体的认知活动”,只有在醒来经过思索才能成为一种特殊的认知;记忆是“没有忘却体验过的对象”,想象和和非想象的记忆把握的只是对象的形态。所以,不管是量还是颠倒,不管是妄想还是睡眠和记忆,都是心在活动中指向了对象,都成为了一种自主性观念,所以活动具有了快乐、痛苦和愚痴的性质,都称为污染,“贪欲追随快乐,憎恨追随痛苦,无知追随愚痴。”

五种心的活动建立了对象,对象成为自我意识的投射,自我意识产生了“我”或“我的”观念,它不是原人的自我,所以要对它们进行抑止,这种抑止就是瑜伽,就是入定。入定分为有智入定和无智入定,有智入定就是“伴随着思考、观察、欢喜和自我性的形态”的入定,它们都是有所缘的入定,也即有种子入定;心被抑止而停止一切活动,只剩下潜印象,便是无智入定,当停止认知,没有事物成为它的所缘,便是空无所有,它也即无种子入定。两种入定当然采取的是不同的方法,一种离欲,离欲就是控制的意识,不贪求可见的对象和闻听的对象,去除了对象,离欲就是知识的最高境界,它仅仅相连的就是原人的独存状态;另一种是修行,修行是为了努力保持稳定,它以停止认知为前提,只剩下潜印象——不管是有智入定还是无智入定,不管是有种子入定还是无种子入定,都是抑止的方法,都是让心去除自主性观念而成为如原人一样的独存。

在方法论上,两种入定方式可以再细化:无智入定分为两种,一种依靠方法,瑜伽行者就是依靠方法,他们以信念、精勤、忆念、入定和智慧为前提,从而如实知道事物,通过这样的修习摆脱种种对象,形成无智入定;还有一种就是依靠存在,摆脱肉体者和化为原初物质者依靠存在,摆脱肉体的天神也依靠存在。依靠方法的入定需要的是强力,而依靠存在的入定敬仰的是自在天,“依靠敬仰,依靠特殊的虔诚,仅仅凭借沉思,自在天受吸引,施恩于他。”因为自在天就是特殊的原人,他不受烦恼、业和果报积聚的影响:在他那里,全知的种子不可超越;他是古老的老师,不受时间的限制;唵音是他的表示者,念诵它,领悟它的意义,由此获得内在意识,去除了心的散乱状态。

抑止心的活动而入定,那么入定达到原人的独存状态,到底意味着什么?心去除散乱状态,是为了保持清净,清净是为了让智慧充满真理,在这里真理不是无有,而是一种潜印象的更新,这种潜印象是一种特殊的潜印象,它不涉及特殊的对象,更为阻止那些对象的潜印象,所以瑜伽行者的入定智慧产生的潜印象抑止了对象化的潜印象,由此抑止了意念的产生,当意念不再产生,入定才真正产生智慧,“然后,智慧造成潜印象。这样,潜印象不断更新。”而这种入定智慧不断更新的潜印象就处在和原人一样的独存状态中,“一旦心停止任务,与属于独存者的潜印象一起停息。心停息,原人完全保持自己的原本形态,而称为纯洁者、独存者和解脱者。”

第一章只是对抑止心的活动的瑜伽进行了阐述,而第二章才从“方法”入手如何修习瑜伽。瑜伽是入定,是抑止心的活动,当心的活动指向对象,知觉便让人产生痛苦,这种痛苦就是烦恼。烦恼是什么?它是无知,是自我性,是贪欲,是憎恨,是执著:无知是烦恼的基础,它将无常、不净、苦和非我呈现为常、净、乐和我,无知就是完全地颠倒;自我性也是一种错乱的烦恼,原人是见力,知觉是视力,自我性就是把两者看成是同一;贫欲是追随快乐,憎恨是追随痛苦,执著则是自我情感的流动。这些都是心建立了对象而产生的的烦恼。但是分析烦恼的原因,就在于混淆所见和唯见的关系问题。对于原人来说,他只有唯见,唯见是观看的能力,它并不接触特殊,“见者是唯见,即使纯洁,但也观看认知。 ”而所见体现的是心具有的善性、动性和惰性的多重性质,“这三性各部分互相感染,不断变化,有结合和分离的特点。”但是两者并非是对立的,三性的所见也可以适应原人的目的,原人和知觉也并非是完全不同的,这里就有一个原人和为他者而存在的所见结合的可能。

原人是主人,所见指向的是所有物,原人和所见的结合就是为了认知,获知所见就是感受,获知见者的性质就是解脱,“唯有不存在不认知,不存在束缚,这才是解脱。认知存在,作为束缚的不认知消失,因此,认知或知识被说成是独存的原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如果知觉没有辨明原人,说明没有完成任务,它会带着责任返回,当它真正辨明原人,便完成了任务,而束缚的原因也就不存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明辨不混乱才是排除的方法,而要摆脱心就需要让知觉完成责任,完成任务之后三性返回原初物质并与心一起消失,最后由于缺乏用处,也就不再产生,而此时的原人也摆脱了与心的三性之间的关系,他成为了自身状态的发光体,无垢而独存——修习瑜伽,就是灭除污垢,就是在明辨中达到独存。

这就进入到最直接的方法论中,修习瑜伽需要八支:自制、遵行、坐姿、调息、制感、专注、沉思和入定。自制是不杀生、诚实、不偷盗、梵行和不执取;遵行是纯洁、知足、苦行、诵习和敬仰自在天;坐姿上要稳定和舒适,通过放送努力达到无限;调息就是断处吸气和呼气的运动;制感就是控制感官,不让它们与各自的对象结合,达到对感官的最高控制——自制、遵行、坐姿、调息、制感是八支中的五支,属于外支,是外部的一种修习方法;八支中剩下的三支是内支,它们是专注、沉思和入定:专注就是“心固定一处”;沉思是专心认知;入定则是“沉思唯独闪耀对象的光芒,仿佛失去自己的形态”。专注、沉思和入定合称为总御,总御就是一起控制,“掌握了总御。智慧的光芒闪现。”通过总御,获知过去和未来;通过总御友爱,获得力量;通过总御太阳,获知宇宙;通过总御脐轮,获知身体的结构;通过总御喉咙穴,抑止饥渴;通过总御龟脉,获得稳定;通过总御头中的光,获得悉陀的眼力;通过总御心脏,获知心的意识——“通过总御为自己存在者,获知原人。”

“一旦本性和原人两者的纯洁一致,出现独存。”这是瑜伽的终极目的,但是通过总御获知原人,是得悉了原人,那么在这个获知过程中,心是不是还有一种对象存在,还有自我意识下的自我性?要让心变成自身独立的存在,就必须让对象也成为自身独立,这种独立性带来的是心的不变性,“原人是心的主人,由于不变化,始终知道心的活动。”所以在原人和心的关系中,原人不变,心不变,心的三性不再成为原人的对象,那么解脱后的独存就会成为最终的目的,“三性具有结果和原因的性质,已经完成感受和解脱,不再成为原人的对象而消失,独存出现。原人的智能不再与知觉本性发生联系,自身确立,独立存在。”

唐摭言

编号:C21·2220219·1813
作者:[五代]王定保 著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2012年08月第1版
定价:18.00元当当9.20元
ISBN:9787532563425
页数:111页

《唐摭言》是唐末五代王定保所编撰的古代文言轶事小说集,全书共十五卷,分一百零三门。本书记述大量唐代诗人文士的遗闻佚事,多记正史所不详述者,李慈铭指出:“唐人登科记等尽佚,仅存此书,故为考科名者所不可少。”(《越缦堂读书记》)。书中还记述了不少唐代诗人文士的遗闻佚事,可以窥见当时文人风貌之一斑;又保存了不少唐人别集所失载的断章零句,可以作为唐诗辑佚的重要依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是书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杂事,亦足以觇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法戒兼陈,可为永鉴。”每卷分若干标题,每个标题下或作综合论述,或分记若干有关故实,大致前三卷汇录科举制度掌故,其余十二卷按类记叙科举士人言行,是后人研究唐代科举与文学的重要参考书,极有资料价值。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以《雅雨堂丛书》本为底本,据《太平广记》、周勋初《唐语林校证》有关条目改正讹误。

勇敢的新世界

编号:E56·2220219·1812
作者:【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2021年01月第1版
定价:52.00元当当26.50元
ISBN:9787521211573
页数:342页

《勇敢的新世界》一书于1990年首次出版,系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写作生涯中最为重要的随笔集。其内容部分源自作家八十年代在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授课讲稿。富恩特斯借助维柯和巴赫金的思想,聚焦神话、史诗、乌托邦、巴洛克等核心概念,为西语美洲小说的错综复杂及其整体性提供了一种全景的研究视角。同时,他越过漫长的时空跨度,通过对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罗慕洛·加列戈斯、阿莱霍·卡彭铁尔、胡安·鲁尔福、马里亚诺·阿苏埃拉、加西亚·马尔克斯、莱萨马·利马及胡里奥·科塔萨尔等作家及其作品的深入分析与批评,勾勒出西语美洲小说独特的发展脉络,这一脉络与作家赋予文学的四个中心职能:命名、发声、回忆与渴望相互关联、彼此观照,并生发出对新世界文学、历史、文化以及社会政治的深刻反思。勇敢的新世界,是富恩特斯心中的乌托邦与托邦;是应想象的过去和渴望的未来;终了,它就是美洲大陆的“此时此地”。


《勇敢的新世界》:美洲是一个“托邦”

于是在乌托邦的诺言和史诗的现实之间,划开了一个巨大的伊比利亚美洲虚空。
——《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摇摆的史诗》

贝尔纳尔描绘了逃离中众神的面孔,他们是征服者的面孔,是寻找居所的游牧民族的面孔;贝尔纳尔制造了新世界的誓言和被军事政治摧毁的乌托邦之间的张力;贝尔纳尔迷恋自己的黄金时代和遗失的天堂,却又在史诗的回忆中重现我们的时间……当热恋和遗失、征服和流离、史诗和政治、个体和历史交错在贝尔纳尔的文本中,他的寻找和创造是不是真的为了发现新世界?他的乌托邦诺言和现实之间为什么会划出巨大的虚空?

那个被划出的巨大虚空是在伊比利亚美洲,这无疑是贝尔纳尔视野中的一个异域——富恩特斯不用“拉丁美洲”这一命名本身就是凸显了美洲大陆是欧洲中心说之外的存在,因为“拉丁美洲”就是法国人在19世纪的一个发明,它更全面的定义是印非伊比利亚美洲,或者称其为“伊比利亚美洲”,或者在语言学的传承上定义为“西班牙语文学”,“不管怎么讲,我们美洲大陆包含有印第安和非洲元素。”但是这种命名上的努力是不是也是一个“伊比利亚美洲虚空”?当贝尔纳尔怀着对这片大陆的赞美,怀着对印第安世界的赞美进行书写,他实际上是在重建属于欧洲的乌托邦想象,只不过在美洲大陆中找到了传承的线索,“贝尔纳尔交给我们这样一部史诗,它热恋着自己的乌托邦、自己的黄金年代,和自己那遗失的天堂,以及被自己的马蹄和鞭子践踏的花园。”而当乌托邦的诺言依然没能实现,当史诗的现实造成了践踏和摧毁,贝尔纳尔的书写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而且,贝尔纳尔就是一个外来者:1519年,出生于西班牙巴亚多利德的贝尔纳尔追随科尔特斯在墨西哥登陆,当时的贝尔纳尔就是一个士兵,年仅24岁的他甚至是远征军中的征服者,在征服墨西哥之后,安居于危地马拉的贝尔纳尔完成了著作《征服新西班牙信使》。一个远征军士兵,一个西班牙青年,一个墨西哥的征服者,为什么在富恩特斯看来,反而变成了“冒险从西班牙来到印第安的新人类的典范”?为什么要将其列为“我们的第一位小说家”?为什么在贝尔纳尔身上富恩特斯提出了关于美洲“新世界”自身的问题:我们记得什么?我们忘了什么?我们肩负怎样的责任?富恩特斯给出的答案是:“贝尔纳尔在开始书写新世界首部欧洲人的史诗时,引入了全面的新意,或许因为他写的就是新事物本身——美洲大发现,与此同时,史诗——就像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赛特和俄国批评家巴赫金对我们的提醒——涉及的是已知之事。”

美洲大发现是属于欧洲人的史诗,这就是富恩特斯对“新世界”属性的一种界定,也就是在欧洲视角下的美洲大陆,是欧洲作者笔下的美洲文本,是在兴趣和梦想、个人努力和集体事业、史诗和乌托邦力量驱使下的重构——富恩特斯将其命名为“勇者之书”,但是这部勇者之书最后还是在伊比利亚美洲划出了一个巨大的虚空,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中,富恩特斯是要继续着欧洲人的冒险故事,还是希冀从新大陆的现实中发现一个“勇敢的新世界”?富恩特斯将贝尔纳尔视作是“我们的第一位小说家”,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他身上发现了新世界之现代性的可能,而现代性就是欧洲在美洲大陆打开的一个入口,它是想象之后的继承,它是开拓之后的命名,它更是在危机中寻找“真实的”国度的机会。

《危机与文化传承》是富恩特斯在1992年完成的文章,此时距离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五百年,面对已届五百年的“大事件”,富恩特斯阐述了它的意义:“我们是把它视为一个新世纪和第三个千年开启的前夜来迎接它,而且我们是乘坐在现代性的末节车厢上重新迎接它。”这里很明显表达了富恩特斯构建现代性渴望,但是他认为,这是一个危机的时代,这种危机表现为两个方面,从现代性的欧洲来讲,美洲大陆的存在是发现?是征服?还是发明?墨西哥历史学家艾德蒙多·奥戈尔曼提出,美洲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发明的,它被发明,因为它被需要,所以欧洲人渴望新世界、发明新世界、发现新世界、命名新世界,从渴望到发明,从发明到发现,从发现到命名,这是欧洲人的逻辑轨迹和行动步骤,从这个意义上,“新世界的自然属性证实了旧世界对空间扩张的饥渴。”因为当时的欧洲出现了危机,基督教提供了远离尘世之外归宿地的诱惑,哥伦布完成了旧与新的空间更新,远征探险则满足了空间饥渴症,而当中世纪的统一性溶解,马基雅维利、莫尔和伊拉斯谟以实然、应然和可然的回答让欧洲之外的美洲新世界变成了一个乌托邦。

但是被欧洲想象和渴望,发现和发明的乌托邦,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乌托邦是一个不可能的地方,一个不存在的地方。当欧洲想象和发明的乌托邦陷入悖论中,富恩特斯却认为西班牙语美洲大陆自己更需要一个乌托邦,而这个乌托邦不是乌有,不是想象,而是需要被构建的存在——他把“乌托邦”变成了“托邦”,“美洲不是乌托邦,一个乌有之地。它是托邦,一个存在之地。不是一个美妙之地,但却是我们拥有的绝无仅有的唯一之地。”这是富恩特斯对美洲大陆本身的危机进行的解读:这是一个故步自封因循守旧的大陆,“我们这片大陆在找寻其现代性的过程中屡屡绝望”;这是被反宗教改革披上反对现代性合理化外衣的大陆,“我们从内心深处更是哲学家圣·奥古斯丁和圣·托马斯·阿奎那智性、道德、政治思想的继承者。”这是经济不公正、社会畸形、政治上还存在专制的大陆……这是真正属于美洲大陆的危机,所以面对这个危机,富恩特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能否将文化生活的力量移植到政治生活中,而且能够同心协力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方式和可能的谋划在即将到来的世界建立起更加协调的发展模式?”

无疑,这种移植需要一个人条件:文化上首先要完成传承,这种传承来自欧洲,之后才是重建,重建就如尼采所说,是一种“此地此时”的存在,既把目光投向未来,同时也转向身后,从而在过去和未来的双重看见中回到“此地此时”。无疑此地此时的意义需要一个合法的国家,但是这个合法的国家却常常被真实的国家所遮蔽,“真实的国家”是古老的世界,它远离城市,那里的人还没有进入现代化,他们承受着压榨和剥削,甚至以或是嘲讽或是愤怒的情绪评说着进步——它在阿斯图里亚斯的神话小说中,在罗慕洛·加列戈的原始自然中,在卡彭铁尔的巴洛克世界中,在胡安鲁尔福充满神话色彩的古老农村里。

这是一种对于“真实的国家”的书写,但是小说世界的描写并不仅仅只是再现这个“真实的国家”,富恩特斯是要从这些文本的解读中,在对神话、史诗和乌托邦的分析中找到“此地此时”的托邦式存在:一个存在之地,一个唯一之地。这是一个怎样的存在之地、唯一之地?托邦如何成为“此地此时”而不是欧洲视野中的乌托邦?富恩特斯在这里借用的依然是欧洲文化的体系,此地此时就是让·鲍德里亚所说的在场性:“未来已然来到,所有的都已来到,一切都在这里……”此地此时就是利奥塔“解放的元叙事”枯竭之后增衍的多重叙事,此地此时就是在乌托邦和托邦之间“激活差异性”,此地此时更是美洲伟大作家博尔赫斯笔下的图书馆、城市和时间的无限游戏,“是一张由背离的、会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的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富恩特斯认为,博尔赫斯用文本建造的图书馆、时间系统和城市记忆所追溯的是缺失了的东西,它们是新大陆的发现,是殖民期,设计印第安人的命运,而他所构建的这一切恰好又填补了历史的缺席,在缺席和填补之间,此地此时被凸显出来,“在其中,嘲讽、幽默、游戏得以扬眉吐气,同时也掀起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将自由与想象嵌合在一起,共同打造出一种新的语言。”以此为导向,进入到了富恩特斯的托邦构建中,“伊比利亚美洲文学运动建立起了一种对我们历史的监督,并与我{门其他的文化形式一起,给予历史以传承。”这种传承的运动伴随着四种职能:命名、发声、回忆和渴望,它以如下的问题被不断提及和思考:你叫什么名字?这座山以前叫什么名字,现在这条河叫什么名字?你的语言是什么样的?你讲话的方式?谁为你说话?你记得什么?你从何处来?你的父母是谁?你记得自己的兄弟姐妹吗?你想要什么?

命名、发声、回忆和渴望也构成了西语美洲文学的运动方式,富恩特斯认为,这主要表现为一种不断解构和建构的轨迹线:旧世界用它梦想过的世界构成了乌托邦,当乌托邦幻想被摧毁便进入到史诗阶段,当一种混合的、巴洛克的、调和的、多文化的、多种族的新文明对史诗和乌托邦做出回答,便进入到“反征服”阶段——乌托邦、史诗和反征服成为西语美洲小说的现代性表达,它在元叙事的枯竭之后开始了多重叙事,富恩特斯也为这种多重叙事找到了欧洲母题——扬姆巴蒂斯塔·维柯和米哈伊尔·巴赫金的理论成为西语美洲文学重构的重要指针:维柯对欧洲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做出了批判,他认为,文明不是在人类统一不变的天性下诞生的“普遍性和固有性”概念,而是以“前进与回归”的方式进行的运动,永远处在变化中,就像历史本身,是由人类创造,也必须由人类维系、追忆和继续创造,每一种文明都携带者之前文明的记忆,也将开启之后文明的疆域,所以从语言到神话再到艺术,文明的一切东西都处在永久的运动中,它是一个共时的概念,它蕴含着诸多的可能。巴赫金则构建了一种多元、多样、异质和离心的语言体系,“复调式小说”就是一种对话,“它制衡于‘蔑视历史、抵抗运动、向往死亡、总是试图保持事物的聚合、统一和同一’的向心力与‘热爱运动、变化、历史、改革、确保事物问差异、多样,彼此隔离’的离心力之间永不停歇的抗争。”它以对话的方式构建了这种抗争的模型,它是人物间的对话,也是语言间、文体风格间的对话,更是社会力量间、久远和邻近的历史时期间的对话——对话所消解的便是单一语言、单一世界的教条观念,它构建的是一种“时空体”。

维柯的历史观和巴赫金的复调小说,其共同点就是取消了元叙事,以多重叙事的方式构建此地此时的共同体,这一时空体就在博尔赫斯的小说中,“一位作家、一座图书馆、一本书意味着所有的作者、所有的图书馆和所有的书,就在这里,就在此刻,彼此成为同代人……”此地便是空间的同一,它是巴别塔图书馆,是阿莱夫,此时便是时间的同一,“卡夫卡挨着但丁,但丁挨着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挨着卡夫卡,卡夫卡挨着博尔赫斯”,在此地此时的时空体中,博尔赫斯创造了无限的存在:创造历史并且阅读历史,通过众多的时空之门,为历史打开了新的阅读之门。而伊比利亚美洲就是一个被书写的时空体,此地的大陆是继承了众多传统而独具特色的大陆,此时是现代性出现在不同时期的西班牙美洲时间,这便是富恩特斯对美洲的新定位,“在新的定位中,绝对的、中心的文化,消失了,变成了不同文化的总和、张力和补充,也同时昭示了一种新的时间,在其中不再否定过往的现时性。”

具体而言,在从“我们的第一位小说家”贝尔纳尔之后,富恩特斯还是回到了美洲大陆的此地此时,开始构建这个多重叙事和多样化时空体中的托邦,在这里发现乌托邦、史诗和神话的内在演化逻辑。罗慕洛·加列戈斯呈现了美洲原始且无声的大自然,在他的小说《卡纳伊马》中,存在着“先于一切的大自然,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名字”的“无边的,神秘的,人类还未涉足的区域”,这是冒险家的圭亚那,在神话、历史和乌托邦的纠结中被窥探。但是正是这样一种无声大自然的存在,所以在·加列戈斯那里,首先就是命名:为大自然洗礼,从而制造出一个人类的、相对的、可存在的、可共存的时间和空间,“罗慕洛·加列戈斯,印非西班牙美洲首要的小说家,重要的小说家,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不需要牺牲大自然就可以离开她的出口,以及不用成为历史的牺牲品就能够融入其中的可能性。”加列戈斯为大自然命名就是打开那个可能性的口子,而阿莱霍·卡彭铁尔以另一种方式为此地此时注入了多样性的色彩:他在《消逝的脚步》这部小说中,向着“在其中乌托邦成为可能、伊卡利亚岛成为可能的广阔国度”的朝圣之路,寻找乌托邦也称为他构建的一种可能性,它是激活,它是重合,它是“回归”,“通过它给予我们语言的、情色的、音乐的和神话的实质,我们能以多样的、自由的阅读构建出一段历史和一种命运的可能性。”而在胡安·鲁尔福的小说《佩德罗·巴拉莫》中,他携带的是神话的经典要素:找寻父亲,而找寻父亲也变成了关于死亡的神话,“每一个故事都像是一座坟墓,或者说,就是一个嘎吱作响、湿漉漉的、挨着所有其他坟墓的坟墓。”神话和死亡变成了鲁尔福小说中自我繁衍的一种可能,“幸亏有这位小说家,我们才不曾在自己的死亡中缺席,这样,死亡就构成了我们记忆的一部分。我们因此更加做好准备去理解:不存在生命和死亡的二分法,也不存在对生命和死亡的选择,而是懂得死亡是生活的一部分。一切都是生活。”

富恩特斯将马里亚诺·阿苏埃拉称为“赤脚的伊利亚特”,因为在他看来,《在底层的人们》这部小说中,展现的正是悲剧英雄返回家园的“伊利亚特”史诗结构,但是它是赤脚的伊利亚特,因为这是被小说损害的史诗,“在众多的体裁水域中游动,并提出一种对这些体裁的可能性及不可能性的西语美洲阅读。”史诗的失败揭示的寓言是:我们是我们现在的样子,因为我们也是曾经的样子,富恩特斯认为对这样失败的史诗进行批判就是一种美洲的革命:“是用人类的、小说的行为表达自己,打碎了先前的史诗性,后者颂扬我们所有的历史功绩,不断地用充斥着自我赞扬、令人昏昏的规则威胁我们。”加西亚·马尔克斯书写了在天命所在的君主和地方小头目之间的权力形象:总统先生,他们“身披法律的话语外衣,执行赤裸裸的权力话语”,带着批判和讽刺,马尔克斯在《族长的秋天》这部小说中书写的是渴望的能量和改变的意愿,“抽象的法律永远不会独自存在于西语美洲大地上。这就是语言的力量!权力的语言从此刻起也是作家和他所处集体的语言。”而在何塞·莱萨马·利马的小说里,则涌现的是一股巴洛克的力量,富恩特斯认为,这是新世界遗失的乌托邦和永驻的史诗之间的一种凝合,是欧洲和美洲永远共担的一种行为,“巴洛克是动态的形式,是科学和发现的新世界形式,是哥白尼和哥伦布的世界;不是对事物本质和永恒中心的尊重,而是取代这一中心,使世界的轴线多元化,引发出对事物不确定的看法。”实际上利马的巴洛克已经是一种“反征服”,在胡奥·科塔萨尔的小说中,这种反征服的力量逐渐增强,《跳房子》所构筑的彼此和此地——巴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文化源头中的乌托邦游戏,而游戏产生的运动绘制出的是如下轨迹:位移、抛弃家园、神话的孤儿境遇、史诗般闯荡世界、悲剧般重返家园——反征服是对征服的回击,反语言文本背后是和过去有关的文本,所以,科塔萨尔的小说被放置在了富有潜力的小说的门口,“来自一个文化上不满足且多元化世界的小说。”

卡彭铁尔在寻找乌托邦,乌托邦的发现是随着讲述者在空间中前进、寻找音乐、文字以及生命的源头而完成的;鲁尔福从大自然的另一岸向我们讲述,死亡的记忆是我们唯一的历史;马尔克斯的权力体系将新世界最初发现者的惊叹和旧世界最后发现者的嘲弄摆放在一起;科塔萨尔以反自然的方式反征服,解构的是现代神话,而何塞·莱萨马·利马则用他的书写发现了另一篇多种族多文化融合的土地——他们在寻找,在命名,在回忆,在发声,在渴望,他们构建了可能性,他们展开了多元叙事,他们在此地此时中看见并描述的是存在之地、唯一之地。对于西班牙语美洲文学来说,对于这片新世界的大陆来说,这些小说所呈现的时空体是在化解被遮蔽的“真实的国家”,是在审视现代性面临的危机——但更重要的是,此地此时如何通向未来?乌托邦、史诗和神话,带来的一个被发明的美洲,而站在面向21世界的现在,在乌托邦、史诗和神话被纳入新的时空体的时候,它是一个创造和再创造的新世界:“我们各国的文学都对其做出了回应:转变它们,使传统的权力中心多元化;帮助它们,给予混乱以形式,绝望以选择,思想以方向;将可沟通性、真相、美赋予形式、思想和希望的媒介,即语言本身。”

哲学辞典(上、下)

编号:B36·2220121·1811
作者:【法】伏尔泰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91年09月第1版
定价:68.00元当当29.90元
ISBN:9787100008204
页数:745页

《哲学辞典》于1764年匿名出版,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伏尔泰代表作之一。原书贯穿了法国百科全书派的理性主义信条,对当时法国政治、社会和宗教进行了激烈的攻击和批判,因而遭到专制当局的查禁。中译本选译了主要条目100条,反映了作者的自然神论和经验论的哲学思想,并突出了作者对封建制度及其精神支柱天主教的揭露和批判。 本书主要特点有二:首先是突出地反对基督教,特别是天主教,反对宗教狂热带来的愚昧迷信与迫害无辜;其次是强调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想,认为只有这种一切从合理的理性出发的思想意识才能为人类带来一线曙光。阅读这本书,从作者伏尔泰的思考问题时注意从合理的理性出发,不囿于一切固有的成见、探索真理、敢于面对现实为理想而斗争的精神中吸取教益,对于我们认识现实,寻求真得,采取合理行动是有裨益的。


《哲学辞典》:我没有参与上帝的事务

我不了解上帝怎么会创造了人类却又把人类淹死,而又用一个更坏的人类来替换。
——《世界洪水》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极大,于是宣布将使用洪水,毁灭天下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旧约·创世纪》里这样说。这是上帝毁灭人类的记载,这是人类之恶的后果,但是这个在希伯来圣书里叙述过的洪水泛滥真的能让人相信吗?或者它真的发生过吗?词条“世界洪水”中,伏尔泰把这一叙说看成是“一桩奇迹”,而且是“双重奇迹”,它所显示的是“各个星球主宰权能的最大奇迹”。

奇迹之发生,奇迹之创造,是因为有人类的主宰存在,是因为人类的主宰具有控制的权能,所以奇迹的第一层含义指向了上帝,是上帝宣布使用洪水,把作恶的人类包括一切有血肉有气息的生物毁灭;但是上帝制造这一奇迹之前已经有了更早的奇迹,那就是那些人类,那些作恶的人类,甚至有血肉有气息的人类,也都是上帝亲手创造的,这种造物的过程就是奇迹发生的过程:上帝创造人类是第一个奇迹,上帝淹死人类是第二个奇迹,所以伏尔泰把这两个奇迹看成是一种矛盾,他用讽刺的口气说:“我不了解上帝怎么会创造了人类却又把人类淹死,而又用一个更坏的人类来替换。”

实际上对于所谓奇迹的定义,伏尔泰并不只是站在末世论的怀疑中,一方面上帝用洪水淹死人类的确是“上帝愿在圣书里过问的一切事无往不是奇迹的”继续,但是另一方面来说,上帝创造的这个奇迹完全在物理常识之外的奇迹:海洋未必能搞出最高山巅十五吋或二十吋而不露出海底来,而且还不违反液体重量和平衡规律,“这显然就需要有一桩奇迹了。”另外,即使海面可以升高到书中提到的高度,根据物理规律,诺亚方舟也未能能够容纳得下世界种种动物和它们想要吃很长时间的那么多饲料,这不就是再一桩奇迹?展开来说,一次洪水泛滥淹没世界也是自然规律办不到的,伏尔泰证明如下:各大海洋覆盖了地球的一半,按照从海岸起到远离海岸的大洋深处计算,平均深度有五百尺;仅仅为了能够覆盖这五百尺的深度,不仅需要有五百尺深度的海洋可以“居住”在陆地上,而且还需要有另一个海洋能够覆盖现在的海洋,“否则重力规律和液体规律就会使地球负载的这一片五百尺深的新水泄下去了”;退一步讲,即使有高两万尺的大山,也需要五百尺深的海洋四十个彼此重叠起来,而每一重上层的海洋包括其下各重海洋,最上面一重的海洋的圆周面积就包括下面第一重海洋圆周面积的四十倍,所以要形成这样一层厚的水,唯一的奇迹就是:“就必得无中生有。”

这种无中生有的奇迹,伏尔泰在“洪水”词条中再次进行了阐释:海水可能陆续把陆地一块接一块地淹没,这需要漫长的时间,因为按照历史上的计算,“海水在五百年间从埃格·莫尔特、弗莱儒、腊万纳这些大港口后退,留出约有两古里宽的旱地来。”这样的进度,需要二百二十五万年才能绕地球一周,接近地球轴心竖立起来与赤道吻合所需要的年月,而地球轴心的这种运动,也有人计算过,“这一运动要经过两百三十多万年这么一段长时间才能完成。”由此,伏尔泰明确指出,“这在物流学上说是不可能的事。”从《圣经》传说,到宗教故事,再到物理推理,伏尔泰无疑提供了关于洪水泛滥的不同视角,而物理学当然是对上帝奇迹的怀疑和否定。姑且不论伏尔泰在所谓的物理学推论是不是严谨,但就上帝制造的双重奇迹来说,的确是一个自我创造又自我毁灭的悖论,在这种悖论中,末世以及诺亚方舟这种最奇妙的事就变成了荒谬的事,甚至当上帝在双重奇迹中只是让更坏的人类来替换,洪水的故事其实和巴比伦塔的建造,耶利哥城墙的倒塌,水变成血读过红海之类的故事一样,看起来说上帝施慧于他的子民,实际上变成了“人类心灵所无力探索的深渊”。

“这类奥秘是出于信仰而相信的,而信仰又在于相信理性所不相信的东西:这又是另一奇迹了。”无疑在伏尔泰编辑的《哲学辞典》里,“洪水泛滥”就是一个信仰和理性之间矛盾的体现,理性使得这一故事、这一奇迹不可能发生,信仰似乎站在理性的更高层次要使其变成可以相信的东西,所以这就是真正的“奇迹”——在运用奇迹这个词的时候,伏尔泰语气里是含有多么嘲笑的味道,嘲笑是怀疑,更是否定,那么对于启蒙运动主将的伏尔泰来说,发现这一奇迹的意义何在?身为自然神论者和崇尚自然法的哲学家来说,他又想在《哲学辞典》里建立怎样一种体系?坚守理性主义的伏尔泰在对信仰世界的悖论揭示中,主张的是怎样一种哲学思想?

以词条的方式编纂《哲学辞典》,伏尔泰当然不是以纯客观主义的立场进行关键词的注释,而是在注解中阐述其宗教信仰、理性哲学、善的伦理和自然法。伏尔泰的阐述明显体现了两种文风,一种是在对奇迹的揭示中的讽刺,另一种则是在对真理的探寻中透露的自信。从第一个词条《阿贝》的注释中就明显具有这双重的行文风格,阿贝,Abbe,法语是修道院院长,拉丁语和希腊语作Abbas,叙利亚语和迦勒底语作Abb,它们的词源来自希伯来语ab,而ab的意思就是“父亲”——当修道院长成为了“父亲”,一种人为的关于权威的书写就已经形成,于是伏尔泰说:“您可知道阿贝的原意就是父亲吗?您若是作了阿贝,可就为国效劳了;那一定能做出一个男子能够做的最好的事儿来;国家又从您这儿多添一个会思维的生灵。这件事倒还有点儿神圣的意思在内哩。”这是一种讽刺;沿着这种命名学,当国王滥用职权,教会愤愤不平,“那些无衣无食真正贫苦的人都在阿贝先生门前向天呼冤。”穷人把修道院院长当成“父亲”,他们喊冤的背后是不是“父亲”的无为和欺骗?所以伏尔泰带着强烈的谴责口气说到:“先生们,你们有理,侵占世界吧;世界是属于霸占它的强者或能手的;你们曾经利用过无知,迷信和愚昧的时代来剥夺我们的遗产,践踏我们,用我们的血汗来自肥。理性到来的日子,你们就发抖吧。”

修道院院长是“父亲”,穷人们还在他的面前喊冤,这是愚昧的表现,这当然也是理性的缺失。所以一方面伏尔泰在很多词条里注解了和宗教有关的内容,揭示了“父亲”权威体系中的荒谬,提出了对信仰甚至宗教狂热的质疑,嘲笑了那些所谓的哲学家,另一方面则是建立科学、理性、自然论和善的理念。在《亚伯拉罕》这一词条中,伏尔泰根据神迹的事迹,发出的疑问是:亚伯拉罕有一百三十五岁,怎么又只有七十五岁?亚伯拉罕的妻子为什么又是他的妹子?关于亚伯拉罕出生的年代为什么在注释家那里就有四十二种意见?“原文和注释使我们困惑不决,最好的办法就是信奉而不争论。”信奉而不争论的态度并不是伏尔泰对神迹的相信,而是因为圣灵本不在纪年学里,也和物理学、逻辑学无关,“我们既然什么也无从理解,也就只好唯命是听了。”唯命是从也不是一种盲目,而是因为在“视旧约为新约的蓝本”的所谓信仰世界里,“微弱的理性,也就可以缄默了。”

因为理性还没有到来,所以阿贝成为了喊冤的穷人们救赎的“父亲”,因为理性微弱而且缄默,所以只能信奉而不争论,只好唯命是听,就像亚伯拉罕故事本身,他服从上帝的命令,就是把上帝赐给他的孩子做牺牲献给上帝,“这是比喻人应该服从最高的主。”唯听是从的服从,就是一种父权体系,所以关于人类原罪的“亚当”故事在犹太的作品中找不到了,而且犹太教禁止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阅读《创世纪》第一章;所以最古老的天使学说在灵魂不朽的信仰中成为一种想象力和偏爱,“我们不大明确天使在哪里存身,是在空气里呢,在空中呢,还是在星球里?上帝却无意让我们知道。”所以注释“启示录”的天主教徒和耶稣教徒,只为“找到符合各自利益的东西”;所以所谓的天赋人权,在很多国家成为法律杀人的证明,“这都是由于暴政、狂热信仰,甚至是由于差错和软弱而利用司法生杀予夺之权来犯下的案件。”

在这个父亲体系中,有“父亲”的存在,也就意味着权力存在,但是更重要的是还有穷人,还有喊冤的穷人,还有在父亲面前喊冤的穷人,只有这些穷人会服从最高的主,会唯命是从,会让理性缄默——这是不是就会变成狂热信仰?有一个词条就是“宗教狂热”,伏尔泰明确指出,这是“一种错误意识构成的结果”,这种错误意识“使宗教为变幻莫测的想象和紊乱失常的情欲所奴役”,他分析说,宗教狂热是由于创立戒律的人的眼光过于狭窄,或者是人们逾越了所规定的的限度,所谓的律条只是未少数经过选择的人物制定,改变了它的初衷,所以最后宗教狂热变成了一种“宗教疯狂”,变成了可以传染的心灵疾病,“宗教狂热之于迷信,犹如狂暴之于感情激动,暴跳如雷之于愤怒。”在“疯狂”这一词条中,伏尔泰更是将其与理性对立起来,“疯狂就是思想和行为错综凌乱没有条理。”

从迷信到狂热再到疯狂,理智和理性当然不断被弱化直到最后缄默,以致成为了一种传染性疾病,最终导致的是群体性的危害。那么无神论是不是可以避免这种狂热?无神论不承认上帝存在,这是在颠覆上帝颠覆权威颠覆“父亲”,无神论是怀疑论者,他并没有建立起一种哲学观点,“无神论与狂热的信仰原是一对能够吞噬和分裂社会的怪物”,但是,伏尔泰认为,“无神论者在错误中还保持着理性使他不致胡作非为,而狂热的信仰却无休止地疯狂下去,这就更使他会为非作歹。”在这个方面无神论至少还保持着理性,但是这种理性在怀疑论中,迷失了方向,“他们不善于推理,不能理解创造、恶的根源和其他的难题,便求助于万物是永恒的和必然的假说。”所以伏尔泰并不主张无神论,而是需要一种上帝的存在,而这个上帝是自然论中的上帝,是宽容和爱的上帝,是不被狂热支配的上帝,“一个否认神的社会又怎么显得是不可能的呢?原来有人以为人类不受管束就永远不能在一块儿生活;以为法律对于秘密犯罪是无能为力的;以为需要一个上帝在这个世界或另外一个世界惩罚那些逍遥法外的坏蛋。”

这一观点在“偶像、偶像崇拜者、偶像崇拜”词条中得到了阐述,偶像一词从希腊语而来,意思是“图像”,是“侍奉”,是“崇拜”,“总之,通常是指行最高敬礼而言。总是含混不清。”当崇拜于一种偶像,就是把偶像当做神来供奉,就是命令人视之为神。进香上供,或者谈论灵迹,神变成了神像,变成了物,偶像崇拜其实远离了神,“我们既无神像又无庙宇之时,曾经大骂过他们是偶像崇拜者,而自从我们以绘画和雕塑来荣耀我们那些真理就像他们以之荣耀他们的错误以来,我们仍旧坚持我们这种不公正之举。”所以伏尔泰在“上帝,诸神”中说:“我唯一的理性为我证实有那么一个匠人,他安排了世上的物质;但是我的理性却没有能力为我证实这位匠人创造了这个物质,为我证实他是从无中生有的。”在“性格”中说,“宗教、道德钳制着天性的力量,却不能把天性毁灭。酒徒在一所隐修院里,把每餐的苹果酒减到四两,便不会再醉了,但是他却老是爱酒。”

在对宗教的怀疑中,在对哲学的讽刺中,在对偶像崇拜的批评中,自然在何处,天性在何处,理性在何处,善在何处?在“灵魂”这一词条中,伏尔泰的论述可以看做是一种理性主义下的灵魂论。他认为灵魂本来就是一个含义不清的名词,相当于拉丁文的“嘘气”,嘘气体现的是一种生命的常态,所以这是一种天性的证明。但是灵魂在哲学世界里变成了一种争论:它是物质还是精神?是不是在我们出生前就创造出来了?出生是灵魂是不是出自虚无?当我们死后灵魂是不是永生不灭?在伏尔泰看来,这些问题就像是盲人提出“光线是什么”一样的问题——在一些哲学家看来,灵魂是形而上的存在,但是这个形而上存在却在宗教之下,也就是在上帝之下,“天启必定胜过一切哲学”,但是在哲学家争论灵魂的时候,这个来源于“生命的本原”的嘘气却在自然中行动着——这就形成了三种体系,上帝在上面,它用天启带来了灵魂;自然在别处,它在灵魂的自我世界里创造着万物,而哲学意义的灵魂,为灵魂进行的争论,还有什么样的意义?伏尔泰说:“我既不了解创造,也不了解虚无,因为我没有参与上帝的事务,因为我完全不懂万物的本原。”

没有参与上帝的事物,是因为对于灵魂没有任何证据,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伏尔泰对于无理性的哲学家进行了批评,“哲学什么也不报复;它心平气和地笑你们徒劳无益;它循循善诱地启发人们,你们却要使人愚钝无知,跟你们一样。”不参与上帝的事务,但参与了理性,参与了启蒙,参与了善,所以伏尔泰的《哲学辞典》就是不参与之后的参与,“你用脚走,用胃消化,用全身感觉,用脑袋思想。看看你唯一的理性是否给你足够的光辉,让你不必求助于超自然而得出结论认为你有一个灵魂呢?”在科学和理性的启蒙中,“古人的天”在伏尔泰看来,是人类外壳的绒毛,“我们现在还用天这个名词来称呼水蒸气,称呼地球跟月亮之间的空间;我们说升天,就像我们说太阳旋转一样,虽然我们明明知道太阳并不转;我们这儿对于月亮上的居民说来或许就是天,每个星球把它邻近的星球都看成是天。”所以在狂热信徒和哲学家对话的“物质”中,物质就是延展的,有体积的,坚实的,有引力的,可分的,可动的,“上帝可能给它整千种其他性能,是我不知道的。”

排除了奇迹,排除了天启,排除了迷信,一切在人类的天性和自然的本性中建立属于自己的自然法:友谊是什么?“在希腊,友谊本是宗教和立法的一部分。”自尊是什么,“自尊心根本不是一项大罪,这是人皆有之的一种自然情感;在虚荣与罪恶之间,它比较更近于虚荣。”德行是什么,“德行不是一种善,而是一种义务;它是另外类的品德,是高一级的。德行跟痛苦或快感毫不相干。”在这个理性主义、自然论和善的世界里,伏尔泰的质疑、反讽和否定,当然不是一种无神论,而是要去除偶像崇拜,要抹杀宗教狂热,一种基于科学的证明,是在“目的因”里,否定了自然界的目的,“大自然赋给我们的那些工具不能总是在运动中的目的因,而这种目的因必有其结果。”眼睛并不一定时刻睁着,感官有休息的时刻,修道院的女孩被关进大门,目的因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有意图,就会有目的因,“我觉得主张在自然中没有任何意图,便等于把视觉和悟性全都堵塞住;如若有意图,便有一个有智慧的原因,便有上帝。”上帝成为目的因,不是因为他是创造了世间一切奇迹的上帝,不是因为他是让人崇拜的上帝,不是因为他是毁灭了天性的上帝,而是因为他是有智慧的,他支配了一切的永恒规律,他创造了万物——他是把理性赋予人类的上帝,他是把真理灌入人类耳朵的上帝,他是启蒙的上帝。

论灵魂的激情

编号:B36·2220121·1810
作者:【法】勒内·笛卡尔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6年12月第1版
定价:25.00元当当11.00元
ISBN:9787100128445
页数:131页

《论灵魂的激情》于1649年11月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出版发行,是勒内·笛卡尔生前公开出版的四部著作的最后一部。在书中,笛卡尔集中阐述了自己的道德哲学和人类学思想。在笛卡尔看来,与探讨形而上学问题(这需要依据思维这个原初概念)和物理学问题(这需要依据广延这个原初概念)不同,考察与激情相关的诸种问题——激情的定义、激情的分类、激情的用途与危害以及对其危害性的补救等,则必须依靠第三个原初概念,即作为灵魂和身体的统一体的人这个不可怀疑、确定无疑的天赋观念。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既不是面对纯粹的精神,也不是面对纯粹的物体,而是面对一个“单一”的个体,而激情正是这个作为统一体的、“单一”个体的人所必须经历的具体现象。正是在探讨如何补救激情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伤害这个问题时,笛卡尔提出了自己的道德哲学的最基本概念——宽宏,表达了自己的道德哲学思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


《论灵魂的激情》:去做自己激情的主人

那些灵魂最为虚弱的人,只要他们运用足够的技巧来训练和控制自己的激情,也可以获得对于他们所有的激情的绝对控制权。
——《第二部分 激情的数量和次序以及对六种基本激情的解释》

勇敢之外,可能会出现犹豫,期望之外,可能会有失望,高兴之外,可能会有无法排遣的忧伤——激情会呈现出不同的种类,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当不同的激情出现,对于灵魂来说,如何对激情进行控制?笛卡尔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在对激情的阐释中,已经指出了解决的办法,有些可以用意志来控制,但是当激情在自身中激发起来,意志就无能为力,于是需要理性,用理性却说服自己相信危险并选择采取行动——采取行动或者是反抗,因为反抗比逃跑具有更大的安全性,只有战胜了它就会拥有莫大的荣光和喜悦;采取行动就是通过技巧的训练控制自己的激情,从而使自己不再是灵魂最虚弱的人……

激情有不同的种类,产生不同的效果,而对激情的控制也有不同的方法,实际上,在这里笛卡尔就区分了灵魂的强和弱,这种强弱的分解就在于感性和理性、本能的欲望和意志之间存在冲突,归根结底,对抗之所以出现,“则是由身体和灵魂分别通过动物精气和意志同时在小腺体中所引发的。”当笛卡尔将身体和灵魂的触发区别为动物精气和意志的不同方面,这是不是一种预设?动物精气对身体的影响和意志对灵魂的影响是不同方面产生的效果,抵达了不同的行动,而这是不是意味着激情和行动也是在不同层面产生的?从一开始,笛卡尔就认为,激情和行动,是“在一个主体看来在他身上发生的”,这是一种同一性,也就是说,施动者和被动者看起来不同,但是行动和激情“总是同一个东西”,“是依据两个不同的相关主体给出的两个不同的名称。”

行动和激情只是相关主体给出的不同名称,名称之不同,也是效果之不同,笛卡尔说,主体对灵魂采取行动要比身体采取行动更为直接,而实际上身体是和灵魂相连的——不是自然的热量和身体的运动取决于灵魂,而是灵魂是和身体相连,当身体的热量不再,身体的器官腐烂,灵魂才会离去,所以,“死亡的到来从来不是由于灵魂的缺失,而只是由于身体的一些基本部分坏掉了。”而身体的热量,就像血液所维持的火焰,是所有的肢体得以运动的身体原动力,这就是动物精气,它以“身体可以被推动的各种不同方式把它推动了起来”动物精气以不同的方式进入肌肉,动物精气的差异也是运动有所不同。

虽然身体和灵魂相连,虽然身体之腐烂也宣告了灵魂之离去,但是因为主体对灵魂采取行动要比身体采取行动更直接,同一性背后也有着差异性。笛卡尔认为,归于我们身体的是“那些我们在自己身上体验到的,那些我们看到能够在毫无生气的物体中存在的东西”,而归属于灵魂的,则是这样一些东西,“所有那些我们自己中的,我们不能以任何方式把它们领会为可以归属于一个身体的东西。”一种是可见、可体验的直接性存在,一种是身体之外无法直接领会的,笛卡尔检验灵魂和身体的差异,目的就在于“可以把每一种功能都分别对应于它们身上”,如此,笛卡尔认为,肢体的热量和运动源自于身体,而思想则出自灵魂,接着,区分思维的种类,一类就是灵魂的行动,另一类则是灵魂的激情。笛卡尔把灵魂的行动看做是一种意志活动,这是我们直接体验到的活动,它来自于我们的灵魂,也取决于我们的灵魂;灵魂的激情则是身上所有种类的知觉或认识,它们不是因为灵魂而成为这样,而是灵魂从知觉和认识的对象里接受了它们。

区别了归于身体和归于灵魂的不同东西,区别了身体和灵魂的表现形式,也区分了思维的类型,当然更无别了灵魂的行动和灵魂的激情,接着,笛卡尔的区分法更进一步,他认为意志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灵魂在自身中完成的行动,就像我们希望爱上帝,另一种则是需要在身体上完成灵魂行动,比如意愿去散步身体就会移动。知觉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灵魂为起因的,它们是关于我们意愿和所有想象的知觉,另一种则是以身体为起因的知觉,大部分与神经有关,但也有是和想象有关——知觉是灵魂的激情,并不需要意志的构造,所以它们不在灵魂的行动中,而在于与灵魂自身的相连,这种与灵魂相连的激情就是来源于某种东西被激发或者动物精气的碰撞。所以笛卡尔对灵魂的激情下定义为:“我们就可以一般地把这些激情确定为一些知觉,或一些感觉,或一些灵魂的情感,它们特别地相关于我们的灵魂,而且是被一些动物精气的运动所引发、维持和增强的。”

由于灵魂和身体是相连的,灵魂的激情之产生就是由身体而来,笛卡尔从生物学的角度认为,灵魂实施功能的动力不是来自心脏,也不是来自大脑,而是来自大脑实体正中央的小腺体,“这个腺体位于大脑实体的正中央,悬挂在一个导管的上方,正是通过这个导管,前面脑腔中的动物精气就可以与后面脑腔中的动物精气相连,并且,在这里,很小的一些活动就很可能会大大地改变动物精气的运程,相应地,动物精气的一些小小的变化也很可能会大大地改变这个腺体的活动。”所以激情的效果就呈现出这样的模式:“它们驱动和促使人们的灵魂去欲求那些它们为之而在身体上有所准备的东西,由此,害怕的感觉促使灵魂想逃跑,勇敢的感觉则使灵魂希望战斗,或者其他类似的行为。”这里有一个笛卡尔式的关键命题,当激情驱动和促使人们的灵魂去欲求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它们在身体上已经做好了准备,或者说,身体的行动之所以发生,都是准备的结果,这种准备光靠意志是不够的,笛卡尔认为还需要理性,只有理性知道什么行动更具安全性,只有理性才会让我们战胜不好的激情从而获得荣光和喜悦——行动需要准备,激情需要理性,在这样的设定下,笛卡尔认为,运用足够的技巧来训练和控制激情,才能使人控制自己的灵魂,从而控制自己。

这才是笛卡尔“论灵魂的激情”走向实用的一种努力。在阐述了激情和全部人性的产生机制之后,笛卡尔便具体介绍了激情的数量和次序,当感官对象引起刺激,激情便被引发了,他对激情排出了次序,他认为,人具有六种简单和原初的激情,他们是惊奇、爱、恨、渴望、高兴和悲伤。惊奇是所有激情当中最基本的一种,“当我们与某个事物第一次突然邂逅的时候,我们判断它是一种新的东西,或者是与我们之前认识的东西非常的不同,抑或是与我们所设想的它应该是的样子完全相异,由此,这个事物就使我们感到惊奇、惊愕。”相关的则是重视和轻视,再延伸开去则是崇敬和蔑视;当一个事物呈现给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了对该事物的爱,相反,当一个事物呈现给我们的是不好或有害的时候,就会激起一种恨的激情,爱根据效果之不同,可以分为喜爱、有爱和虔诚之爱,而恨没有和爱同样多的种类;渴望则是灵魂的激动,它使灵魂希望在未来拥有适合自身的事物,所以渴望的激情指向的是未来,而不是现在,“人们并不仅仅渴望那些当前缺失的好的东西,而且也会渴望保存那些当前存在的美好东西,此外,人们也渴望消除不好的事物,不管是那些人们已经遇到过的不好的事物,还是人们相信今后可能会遇到的不好的事物。”高兴是灵魂的惬意情感,是一种快乐,是美好的事物显现给灵魂的,悲伤则是令人不快的伤感,它也是灵魂从大脑的印象显现给它并被当作不好的事物而得来的……

阐述激情的数量和次序,对六种基本的激情进行解释,当然不是笛卡尔的目的,如前所述,如何用理性控制激情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激情的用途问题,笛卡尔把这种用途指向了“完善”,“它们本来的用途就在于激发灵魂使其同意并促成这样一些活动,这些活动可以用来维系身体的存在或使身体以某种方式变得更加完善。”而通向完善重要的方法就是对激情的缺陷进行“纠正”,笛卡尔说,“我们需要运用经验和理性来区分善恶,来认识事物的确切价值的原因,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我们不会把好的当成坏的,不会干起事情来毫无节制。”经验和理性区分了善与恶、好与坏,认识了事物的价值,但这仅仅是理论意义上的区分,重要的是要达到完善,就必须“追随德性”,“要使我们的灵魂有自己满意的东西,只要使灵魂确切地追随德性就可以了。”在德性中获得满足,满足可以让人觉得幸福,更会让灵魂获得宁静。

对灵魂激情的控制,笛卡尔有着明确的道德指向,在第三部分“一些别的激情”中,笛卡尔更是将激情的范围扩大,他说到了重视和蔑视:重视作为一种激情具有的倾向就是,灵魂会向自己呈现一个受其重视的事物的价值,蔑视则是让灵魂觉得事物卑劣和底下,它们具有的道德指向便是:人如何会重视自己?笛卡尔提供了训练的技巧,“只有那些取决于我们的自由意志的行为,才会使我们有理由受到表扬或责备,只要我们不会因为自己的软弱而丧失了自由意志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就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主人,这就会使我们看起来与上帝有些类似。”他说到了宽宏,“真正的宽宏,这个能使一个人对自己的重视可以达到合理范围内的最高点的东西”,在宽宏中,德性更是直接体现出来,“他从来不会缺乏从事和执行自己认为是最好的事情的意愿”,这就是德性,而且在宽宏大量的人那里,谦逊最终会变成一种理性上的反思,反思我们的缺陷,反思犯下的错误和可能会犯的错误;骄傲和自卑也是激情,它们都是不道德的行为,只有通过宽宏的德性这把钥匙,才能纠正激情的所有不良后果;还有鄙视,担心,嫉妒,犹豫不决,好胜,怯懦和害怕,内疚,嘲笑……等等激情。

看起来激情有好有坏,有善有恶,但是笛卡尔认为,激情从本性上来说都是好的,这种好的普遍性就在于“我们只需避免对它们进行不良的使用”,而避免不良使用和过度使用,就需要笛卡尔所说的“补救方法”,就需要训练技巧,“由于我在处理这些补救方法时有一个事先的考虑和技巧性的安排,人们通过这些,让自己多加练习去把血液、动物精气的运行和通常会与它们相连在一起的思维区分开来,就可以矫正自己本性上的缺陷了。”只有在技巧的训练补救,在德性的纠正中避免缺陷,灵魂就能拥有自己的快乐,即使生命体会到了最苦涩的内涵,在智慧的作用下,“它可以教会人们去做自己激情的主人,并且巧妙地对它们加以安排和控制,这样,这些激情叫能引发的不良后果,就变得完全可以忍受了,甚至人们可以从所有这些事情中感受到一种快乐。”

万延元年的Football

编号:C41·2220121·1809
作者:【日】大江健三郎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21年04月第1版
定价:38.00元当当16.70元
ISBN:9787020122080
页数:227页

鹰四在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受挫后,先是去了美国,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在覆盖着茂密森林的山谷里,意欲效仿一百年前曾祖父领导农民暴动的办法,组织了一支足球队,鼓动“现代的暴动”……《万延元年的Football》是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创作的长篇小说,该小说将历史传说和当下现实,以空间并置和双线叙述的方式,把现在和过去、历史和现实、城市和乡村交织在起,描绘出人性和历史、现实政治的纠葛。其中,畸形儿的诞生、暴动的发起和失败、通奸和乱伦造成的阴影,共同成为这部带有神话原型色彩的小说的核心。小说还探讨了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以及对核武器时代的反思。大江健三郎积极寻找自己的出生地——四国岛茂密的原始森林中的那些小村落中散落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并且将出生地的文化与生活元素和当时日本社会现实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1967年获第三届谷崎润一郎奖。


《万延元年的Football》:有为的恶的执行者

当意识到无法找到,便试图再次诱导自己重返睡眠的斜坡。睡吧!睡吧!世界不复存在!
——《一、在死者的引领下》

意识无法找到的是什么?一种缺失?一种空无?一种“世界不复存在”的存在感?当意识无法找到,用诱导的方式让自己“重返睡眠”,在那斜坡里的又是什么?这是在缺失甚至丧失中寻找到的东西,但是在那些斜坡里,不复存在而存在的世界是不是更是一种痛苦?更是一种虚无?更是一种荒诞?

不复存在的世界里是我“隐隐作痛、支离破碎的沉重肉体”,当每次在黎明前的黑暗醒来,都保持着蜷缩的姿势,像是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我将其命名为“期待感”,这种期待感就是寻求炽热,以“摸索噩梦残存的意识”——意识已经出现,只不过它只是一种空无和缺失意义上的期待。我的右眼毫无视力,因为在一次事故中被小学生扔来的石块击中,于是丧失了看见的功能,这就是我的“盲眼”世界;我二十七岁,是一个已婚的男人,但是生活靠着的是手淫,这是性生活的缺失和空无;妻子总是醉酒,按照她的说法,这是“能用自己的意志调节醉酒程度”的一种生活,但是一个酒精中毒者,缺失了对生活的理智控制也是空无;当然作为妻子,她也从意识中“摘去了所有的性欲萌芽”,彼此的嫌恶感和痛苦终于让我和妻子共同放弃了性问题;原因或者在于我们拥有一个严重弱智儿的孩子,被送到了福利院的他成为了“被彻底搞垮的奇怪物体”,按照医生的说法,婴儿也许会承受不了变换环境的压力而休克死去,我们也是对悲惨之物的嫌恶感,才把他丢在那里……

丧失了视力的右眼,摘去了的性欲萌芽,被酒精摧毁的理智,天生的弱智,这就是空无和缺失,这就是意识无法找到的东西,但是盲眼也好,醉酒也罢,天生弱智也好,醉酒也罢,就像已经支离破碎的肉体一样,“它本身是积极的实体”,是有一种实在感的,关键是如何诱导自己重返意识的斜坡?寻找和发现的是某种实体性,是某种实在感,所以我以蜷缩的方式渴求炽热的“期待感”,于是妻子说:“我醉到一定程度就不再喝了,我不是在抵制沉醉的诱惑,而是脱离那种愉悦的境界会令我不安。”于是我们把婴儿放在福利院是为了逃避,“如果死去的他变成一个衰弱的死鬼回来咬死我们,至少我已不会再逃跑了吧。”于是我在盲眼的世界里,给予面向黑暗的眼睛一个任务,“这只眼时刻注视着积满鲜血、微热于体温的黑暗。”

让意识无法找到的东西具有实在性,空无和缺失之后,这种实在性便是痛苦和荒诞,甚至就是死亡。友人死了,她用朱红色的涂料涂满了头部和脸部,然后浑身赤裸,肛门上插着黄瓜,自缢身亡。朱红色的脑袋,赤裸的肛门,插着的黄瓜,他的死的确具有“紧迫而危险的实在感”,即使躺在简易行军床上傲慢地腐烂着,也是一种具体的实体存在,甚至于对外人来说的悲哀和恐惧之事,对于友人来说,也有可能如米勒所说:“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我们应该快活!”变态是快乐,疯狂是快乐,连同醉酒的妻子,弱智的儿子,盲眼的我,都构成了快乐的实体,甚至那一刻,变成了我的意识,如此真切,绝不需要用诱导的方式让自己重返睡眠的斜坡。

这是大江健三郎所构筑的意识,在丧失和空无中,迎向的是痛苦和荒诞,在“世界不复存在”中构筑的是实体的实在性。但是盲眼面向黑暗是更黑暗还是能够发现一点光明?导致友人以奇怪装扮自杀的某物是什么?她把手放在弟弟鹰四头脑中的某物又是什么?鹰四是作为学生剧团的成员去了美国,参加了革新正当的右翼妇女议员领导的剧团,但是去了美国之前,鹰四就说,自己将会逃离剧团,“如果不成功,或许会被强行遣返。所以,请告诉他,无论怎样,我是不会再在那个剧团待下去了。”逃亡便成为鹰四头脑中的某物,成为她意识到的实在性的一部分:他也是一种意识空无和缺失的存在——因为和黑人妓女性交染上了淋病,成为剧团成员的他在美国的逃亡变成了流浪;而从鹰四身上,又牵连出关于历史的缺失:一九四五年秋的时候,二哥在朝鲜人村落里被人打死,加上在战场上另一位哥哥战死,我和鹰四变成了家里仅剩的两个男人;还有妹妹,母亲死后,妹妹和鹰四被伯父收养,但是患有白痴的妹妹未成年就自杀了……哥哥战死,二哥被打死,妹妹自杀,鹰四又流浪美国,这是和家族有关的空无,这是“世界不复存在”在历史维度里的悲剧,当然它也一样成为意识无法找到的东西,“我发现,我那无意识的手是想挖出土中的碎砖块,毁坏坑壁将自己活埋。”

世界不复存在,意识无法找到,“在死者的引领下”,所有的东西都走向了毁灭。但是鹰四却奇迹般回来了,从美国回到了日本,他的那些年轻朋友去机场接他,当等待之后出现,鹰四知道了友人的自杀,知道婴儿在福利院,他回来对我说的是:“放弃你现在在东京所做的一切,和我一起去四国吧?作为新生的开始方式,这不错啊,阿蜜!”这才是真正的回来:告别旧日的新生。当鹰四和我以及妻子、他的朋友一起来到四国,来到曾经出生和生长的山谷,新生活开始了。这是“合家团聚”的生活,当在四国的山谷开始寻找成为意识的生活,那一些虚无,那一些缺失,那一些死亡,是不是都会一笔勾销?

实际上这是另一个噩梦的开始。进入四国,进入山谷,就是进入家族曾经的历史,就是揭开这里的真相。这里的历史和曾祖父有关,据说这是万延元年的大暴乱,曾祖父杀了弟弟平息了暴乱,他还吃了弟弟腿上的一块肉,“他是为了向藩里的官员证明自己与弟弟引发的暴乱无关。”但是还有另外的版本,曾祖父的弟弟最后逃离了这里,并没有被曾祖父所杀。这里的历史和哥哥S有关,一九四五年,S哥带领山谷青年团向朝鲜人村落顽强不屈的精兵们挑战,最后被朝鲜人杀死。这是和家族有关的两段历史,它隐藏在山谷那片沉默的土地上,当我们重新回到山谷,似乎就是重新走进历史,当两段已经湮没的历史被意识到而成为一种实体,是不是它就是我们面向新生活的开始?

世界不复存在,世界其实一直存在,当我用盲眼的右眼面向历史的黑暗,它构筑的实体性其实不是历史,不是记忆,而是暴力的传说。万延元年的农民暴动,山谷青年团的战斗,它们共同构成了暴力史,在我重返睡眠的斜坡中重新演绎:“新梦中,身穿土黄色国防服、背着钢盔、头顶发髻的农民们在不停地劳作,砍伐出大量竹枪。他们生活在万延元年与战争末期共同的时间中。他们是挥舞着竹枪将万延元年之战推向辉煌的人们,也是必须在装甲飞机与登陆艇侧翼展开拼死进攻的人们。”两段历史在梦中被结合在一起,它是暴力,它是死亡,它甚至如母亲所说是源于“山谷农民们的贪得无厌和强烈的依赖心理”,而对于家族来说,造就的是领袖:曾祖父带领山谷农民,他是领袖,S哥率领山谷青年团,他也是领袖;而在中间的父亲呢?根所家族的灵魂之所在,去满洲之前在冲绳工作的父亲就是家族传统的传承,“根所这个词的意思和琉球语里有个叫‘念多靠捞’的意思一样。还捐赠了二十桶红糖!”副村长说出这段秘闻,就是想告诉我:父亲试图以二十桶红糖独占所有山谷亡灵的根——所以,他也是隐秘中的领袖。

从曾祖父的万延元年,到父亲的二战,再到S哥的一九四五年,家族的历史不是一个被并置在一起的梦,而是表现出实在性本质的实体,这种实体在意识中也成为了现实的一种写照。在回到山谷之后,唯一逃避征兵的疯子阿义还在,“非常巨大”的阿仁还在,曾经身为朝鲜人归化为日本人的“超市天皇”还在,以及随时可能有妖怪的森林还在,祭奠“亡灵”的念佛舞还在。当然,最重要的是,那段历史的阴影还在,“S哥被打死那天的情景,我记得更清楚,现在还经常出现在梦中,一个细节我都记得非常清楚。”这是鹰四的梦,和我将万延元年和一九四五年并置在同一个梦不同的是,鹰四如此讲述这个梦,就在于他确认S哥被打死就在于他是一个领袖,一九四五年的暴力当然也变成了一副壮烈的场面:“身穿海军飞行预科实习生冬装制服的S哥,指挥着山谷青年团向朝鲜人村落顽强不屈的精兵们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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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我说出了真相

鹰四就这样开始对记忆的谬误的追忆,其中注入了热切的期望,他把自己所谓的扎根看做是对历史的重新演绎,于是,“万延元年的Football”被组建,鹰四自然和曾祖父、S哥以及根所的父亲一样,成为了带领球队的领袖,在一次洪水中没有被冲走的鹰四在副村长看来,具有实在了不起的领导能力,“以这次事件为契机,鹰四肯定会获得自信,感到自己的根深深地扎进了山谷。”鹰四开始扎根成为领袖的同时,我却慢慢退出了山谷,“现在,我对于山谷将要发生的一切都是局外人。”这是对新生的两种态度:一个以走进历史的方式走进现实,领袖的自我定义是在酝酿一场从万延元年开始的暴力;另一个以寻找新生的方式离开历史,局外人的身份就是让意识无法找到的东西再次成为虚无——当然,成为领袖的鹰四“加工”了家族史,移植了暴力精神,传承了战斗的血脉,当然他也制造了“犯罪”。

赤裸的鹰四公开这自己勃起的阴茎,“令人感到被禁欲压制的力量本身以及莫名的悲哀。”这是对肉体力量的炫耀;他打了私下偷喝了酒、还对桃子进行挑逗的小伙子,“我在鹰四身上发现的暴力犯罪者的光圈在可恶的反刍中逐渐扩大,愈发闪耀,仿佛不祥的极光般照亮了整个山谷。”他还组织山谷里的人对天皇超市进行掠夺,那些孩子们适应了这种“暴动”的生活环境,“一个个好像天生的暴徒似的。”他甚至和妻子处在暧昧关系中,这种关系被传说为强奸,但是鹰四却说不是强奸,“我这么干不单是出于欲望。有件事对我具有重要意义,我是为确认其含义才干的。”他的说法是要和她结婚,甚至不让我干涉他们的事,鹰四的这种狂放完全变成了乱伦;更为残忍的是,鹰四竟然想要强奸山谷的女孩,在女孩反抗中他竟然将她杀了,“他用半截木棒,撬开摔破脑袋死去的姑娘的嘴巴,而后故意将自己的小拇指与无名指放入姑娘的齿间,合上了她的嘴巴。”

“你是个疯狂的杀人犯。”这是我对鹰四的怒吼,在失去了一切束缚的情况下,鹰四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暴力王国,抢劫超市,殴打小伙子,残杀姑娘,还和嫂子通奸——在这个过程中我主动成为了局外人,桃子脱离暴动队伍,星男阻止鹰四,他们站在鹰四的反面,所要对抗的便是从万延元年到一九四五年再到现在的那种暴力,那种贪婪,那种死亡。但是,鹰四却发出了豪言壮语:“我第一次感到你公正地理解了我。”也就是说,鹰四自认为自己就是疯狂的杀人犯,而且他要求处以死刑或者死刑。只有成为杀人犯,才被公正地理解,鹰四更是说出了一段“丑闻”:母亲去世后,鹰四和妹妹被送到了伯父家里,鹰四有一次抱住了妹妹并在莫名亢奋中和妹妹性交了,白痴的妹妹却不懂得反抗,鹰四更进一步,他让妹妹怀孕了,还带她却做了堕胎手术和绝育术。但是这段乱伦的故事,鹰四却告知曾经拒绝过妹妹,但是妹妹却不肯和他结束这样的关系,于是鹰四打了她,妹妹留下了“你说的是假话,那事就是不告诉别人也不能干”之后自杀了……

这是一个残酷的乱伦故事,这是家族真正的真相,当鹰四以这样的方式将这一切揭露出来,他是杀人犯,他是强奸犯,他更是想用死刑或私刑的方式实现“自我惩罚”,“你只是渴望成就这种粗暴凄惨的死,实现自我惩罚,以补偿乱伦及导致无辜者死去的负疚感,并作为‘亡灵’之一从山谷人那里获得暴力者的记忆。”这是我对鹰四的看法。从回到山谷到组建球队成为领袖,从实施超市抢劫到杀死女孩,从想和妻子结婚到揭开和妹妹性交的往事,鹰四在整个过程中就是一个“恶的执行者”,他完成了和历史有关的延续,他开始了罪恶的新生活。

但是作为恶的执行者,鹰四之所以这样做,“实现自我惩罚”以补偿自己犯罪的负疚感,这就是一种在引诱中看见的实体,但是更为关键的是,鹰四所谓的“再生”,是以恶的执行者的方式让真相浮出水面——当他用子弹结束自己的时候,他的画作是一个人头,旁边写着:“我说出了真相。”当我听到他发出的哼哼声,当我摸到了鹰四血肉模糊的脸,“这样的死者,而且在这仓房里,我曾多次遇过的虛假记忆占据了我的脑海。”死亡和真相本身成为了一种实体,所以在“世界不复存在”中,另一种存在是:暴力之后的自我惩罚,贪婪之后的毁灭,历史中的真相,以及鹰四之死的启示:“我们的复审即是你的复审!”

鹰四的自我惩罚反而变成了一种对待真相的勇气,“他们超越了自己的地狱。与他们稳固的存在感相比,我没有任何积极意志,我将如何度过暖昧而不可靠的忧郁时光?是否有放弃这些逃至更安逸的黑暗中的道路?”所以说出了真相便是真正的意识,便是真正的存在,所以对于经历了一切的缺失和空无的我来说,“我清楚地认识了如此悲惨的自己。”而新生就是这一切:把福利院的孩子领回家,妻子又有了身孕,回到山谷保留鹰四作为“亡灵”的记忆,在一种叫做“期待”的目光里重建真正有意识的实体世界,“有一瞬间我认为这对于我总归是一次新生活的开始,至少在那里可以轻而易举地建起草屋。”

知识分子论

编号:B86·2220121·1808
作者:【美】爱德华·萨义德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2016年10月第1版
定价:42.00元当当18.50元
ISBN:9787108057327
页数:175页

1993年6月,英国广播公司邀请萨义德发表当年的瑞斯系列演讲,主题为“知识分子的再现”,中译本题为《知识分子论》。《知识分子论》为萨义德总结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文学、文化、政治批评的经验,对“知识分子”这一重要议题所做的系列反思。萨义德认为,有两种知识分子,一种是现实社会中的多数知识分子,包括书籍的编辑和作者、军事战略家和国际律师等。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斥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是他们的本色。他尖锐地指出,在当今媒体发达、政治与学术利益交融的时代,真正的知识分子会觉得处于一种流亡的状态,这不一定是真实的流亡,更是指在一个社会中成为圈外人,他们具有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维方式,面对阻碍依然去想像、探索,总是能离开中心,走向边缘,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所失去的。


《知识分子论》:他们在高处慷慨陈词

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而这使得个人被记录在案并无所遁形。
——《第一章 知识分子的代表》

知识分子的行动源于意识,知识分子的意识指导行动,这是一个互为关联的过程,但是,当知识分子建立起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当知识分子在此意识下采取行动,为什么知识分子作为个人“被记录在案并无所遁形”?或者当个人无所遁形的时候,他所体现的是不是一种抹除了个人印记的化约式类别标签?而知识分子难道不是一种非个人化的存在?

这似乎也并非是个体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化约式类别之间的矛盾,萨义德在这里强调的是如何界定“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认为当下流行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主要有两种,一种来自于葛兰西,他说:“资本主义的企业主在创造自己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的组织者、新法律系统的组织者,等等。”葛兰西所定义的是“有机知识分子”,是在资本主义大生产中出现的,他们的标签是技术人员,是政治专家,是新文化和新法律的组织者;另一个观点来自班达,他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无疑,葛兰西的观点和班达的定义有着明显的区别,葛兰西强调的有机知识分子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涌现的群体,他们是一种多,而班达认为知识分子是“一小群”,而且是在哲学意义上构筑了人类的良心。

一种是普遍存在的多,一种是形而上的少。萨义德列举这两种对于知识分子的经典定义,他的立场也是明确的,他更多站位于班达的知识分子定义,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不应该是葛兰西所定义的“在与知识生产或分配相关的任何领域工作的每个人”,而是一小群的人类良心,他们活动的本质“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不是为追求物质化的利益,而是在艺术、科学和形而上的思索中寻求乐趣,“但是至少我心中毫不怀疑,班达大致构思出之真正知识分子的形象依然具有吸引力及信服力。”引用《新约·约翰福音》中的那句话就是:“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世界”。知识分子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应该是怎样一种人?

萨义德把近代的公共生活视为长篇小说或戏剧,那么其中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就是巴尔扎克《父与子》中的巴扎洛夫,就是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的戴德勒斯,就是福楼拜《情感教育》中的摩罗,他们身上具有的是独有的怪异,甚至是暴戾的人生风格和社会表现。萨义德从文学作品中寻找知识分子的代表,虽然他认为这三个小说主人公具有极端的性格,但是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他们不被艰辛和诱惑包围,他们不背叛自己的职守,他们拥有的不是从技术手册中学到的固定职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向社会宣扬的理念或观念,并不意味主要为了强化自我或颂扬地位,亦非有意服侍有权势的官僚机构和慷慨的雇主。”而是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能够叱责腐败,能够保卫弱者,能够反抗不完美和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一定要处于对立,一定要造成不快。在这里,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的代表所撇除的是个体的利益,而是具有能力“向”( 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

一方面,知识分子向社会宣扬理念或观念,他在意识支配下采取的是行动本身,这是一种“个人被记录在案并无所遁形”的表现,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行动涉及的只能是自由和正义,所以他必须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必须对抗正统与教条,必须不被政府或集团手边,在“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世界”中献身于理性和道德判断——无论是在个体意义上采取行动本身,还是处于和权威的对立面对抗正统和教条,知识分子都代表着人类的良心。这种人类的良心,萨义德在《序言》中就完成了对知识分子的界定:”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知识分子是“流亡者,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如此界定知识分子,萨义德就是赋予知识分子在公共社会中的重任担当:“努力破除限制人类思想和沟通的刻板印象和化约式的类别。”

为什么知识分子是流亡者,是边缘人?萨义德认为,流亡者就是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他既没有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没有与就环境彻底分离,若即若离的困境使得他怀乡而感伤,又不会在精于生存之道中过于安逸,而且这种中间状态也并非是一种政治上的骑墙态度,“不愿适应的知识分子,宁愿居于主流之外,抗拒,不被纳入,不被收编。”界定知识分子是流亡者,很明显萨义德在这里指出的是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那就是抗拒主流,“流亡意味着将永远成为边缘人,而身为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必须是自创的,因为不能跟随别人规定的路线。”个体在这个过程中所体验到的不是哀叹,而是自由,而流亡中的自由在萨义德看来就是一种“正面的事物”,它明显立于主流的对面,“流亡这种状态把知识分子刻画成处于特权、权力、如归感这种安适自在之外的边缘人物——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在权威、特权、正统和教条的主流之外,知识分子自愿被放逐,自愿成为边缘人,最终获得一种自由,这就是代表人类良心的知识分子的行动本身。流亡者阿多诺书写着那些片段、突兀和不连贯的文字,也是对于主流书写的抗拒,“代表了知识分子的意识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平静,一直防范着来自成功的奉承、诱惑,这对有悖常情的阿多诺来说,意味着有意尝试不轻易立即为人所了解。”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的这种立场,其伟大的原型就是18世纪的哲学家维科,维科认为,了解社会现实的适当方式,就是把它当成由原点产生的英国称,而这个原点总是被置于“极卑微的环境中”——维科看到了那不勒斯教授的寂寞,看到了他们与教会和周遭环境的不合,看到了自己勉强度日的现状,这些极卑微的环境构成了原点,也正是从这个原点产生的社会现实,成为了知识分子抗拒主流、保持独立的内在力量。而这种力量在成为放逐者和边缘人的知识分子身上,并非要自我毁灭,而是在不被训化中回应现实:“流亡的知识分子回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故步自封。”

为什么知识分子又必须是业余者?业余者所对应的是专业人士,葛兰西对有机知识分子的定义,就是要建立属于知识分子的专业系统,但是萨义德认为,专业意味着专门化,专门化则意味着越来越多技术上的形式主义,意味着越来越少的历史意识;专业意味着其追随者无可避免地流向权力和权威,流向权力的要求和特权,流向被权力直接雇佣;甚至通俗地说,专业就是把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成一种谋取利益的行为,“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范式或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在当今世界,这种专业化和专门化的知识分子阶层和团体越来越多,他们是经理,是教授,是新闻从业人员,是电脑专家,是权威人士,是专栏作家,当知识分子成为专业人士,像屠格涅夫的巴扎洛夫或乔伊斯的戴德勒斯那样独立、孤高的人和作为社会定见反叛者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所以,萨义德提出知识分子必须是一个业余者,只有是业余者,才有权对技术性、专业化的行动提出道德的议题;只有是业余者,他们才能让精神进入并转换大多数人的专业做法;只有是业余者,才能对为什么做这件事发出质问……就像萨特所说,知识分子必然应该待在大学之外,必然在被社会包围、劝诱、围困和威吓时“更成其为知识分子”——1964年拒领诺贝尔文学奖,就是萨特拒绝成为“专业人士”而甘愿成为独立业余者的生动体现。

知识分子是流亡者和边缘人,所以他们能够不断前进,不断改变;知识分子是业余者而不是专业人士,所以他们能够于权威、特权相对立,寻找自己的独立品格。在流亡者和业余者身份之外,萨义德还认为,知识分子必须反对任何种类的政治神祇,“我几度说过在理想情况下,知识分子代表着解放和启蒙,但从不是要去服侍抽象的观念或冷酷、遥远的神衹。”所以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那些神祇总是失败”,这也就意味着知识分子拒绝偶像崇拜,一方面在这种拒绝中在心灵保有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有怀疑,有警觉,更有反讽,另一方面,在没有神祇的世界里,知识分子必须代表穷人,代表下层社会,代表没有声音的人、没有代表的人、无权无势的人。

知识分子是抗拒主流的边缘人,知识分子是不陷入形式主义的业余者,知识分子是不树立神祇的解放者和启蒙者,如此界定知识分子,就是要让知识分子成为独立的存在。但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会不会成为非社会化的存在,是不是在纯粹中变成一种自我封闭?这其实是一个矛盾,萨义德也认为,当我们谈论知识分子的时候,根本无法舍弃知识分子所指涉的特定国家、宗教和大洲的不同情况,知识分子具有某种地方化的特点:他生活在某一个国家和地区,他讲着那国的语言,他保持着宗教传统和生活习惯,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必然属于社会社群,而社会社群具有一种宰制力量,“主要作用之一就是保持现状,并确保事情能够平稳、不变、不受挑战地进行。”

如此,知识分子的使命和现实是不是构成了二元悖反?当知识分子被习惯、习俗、语言、宗教甚至民族情感所影响、所宰制,他如何能保持所谓的独立性,如何能体现边缘性和业余性?而且在萨义德看来,宰制的准则尤其和民族密切相关,而民族一向唯我独尊,一向要求忠诚与服从,这种忠诚和服从无疑为知识分子建立了边界和藩篱,无疑解构了他的独立性。在这个问题上,萨义德认为,这关涉的是知识分子在现代生活中“逐渐扩张的角色”,而这个角色并不需要重新定位,知识分子必须保持一贯的边缘性和业余性,而他所要做的仅仅是“绝不把团结置于批评之上”,在批评之上中才能消除民族主义,才能超越那些宰制的准则——很明显,萨义德是期望在人类普遍意义上定义知识分子的使命,“只是肯定一个民族被剥夺、迫害、屠杀、取消权利、否认政治存在,而不同时把那些惨状与其他人的相似苦难相联系,这是不够的。”超越民族和国家,超越宗教和政治,“防止在一个地方所吸取的受迫害的教训,可能在另一个地方或时间被遗忘或违犯。”

很明显,在化解这个矛盾的时候,萨义德把知识分子从一种和主流观念分庭抗议的独立者形象,转变为一种超越民族情感和社会社群的公共人物,只有知识分子具有公共性,他才能站在普遍意义上成为人类的良心,“知识分子并不是登上高山或讲坛,然后从高处慷慨陈词。知识分子显然是要在最能被听到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要能影响正在进行的实际过程,比方说,和平和正义的事业。”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而在这个转变中,知识分子还是那个流亡者?还是那个边缘人?还是那个业余者?还会保持其独立性?知识分子形象并没有改变,知识分子的使命也没有被置换,无论是独立形象还是公共人物,知识分子就是对权势说真话的人。但是,在这里,或者萨义德并没有解决知识分子所遭遇的尴尬,一方面他坚信知识分子不能与政治权力挂钩,“我根本不相信一个人可以成为我所定义的知识分子并且拥有一官半职。”但是他强调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意义,就是对政治的介入,那么这种介入会不会成为潜性的权力?

萨义德论知识分子,他自然把自己当成流亡、边缘和独立的知识分子;这是萨义德1993年应英国广播公司之邀,发表关于知识分子的瑞思系列演讲,他当然也是站在公共场合说真话。萨义德无疑是在一种实践中阐述知识分子的存在意义,当面对这个现实问题的时候,出生于巴勒斯坦受教育于西方的萨义德如何处理民族问题,如何对待权力问题?“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顾任何艰难险阻。当然,在阿拉伯世界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我们有层层的检查制度,知识分子很难坦言无讳,但至少那本书出版一年后能引发辩论。”这便是萨义德遭遇的最现实问题,也是知识分子无法保持其独立性不断被宰制的写照。而在政治问题上,萨义德认为自己不直接涉入政治,只是选择知识分子的计划,在他看来,自己就是一个流亡者,是不擅与人打交道的孤独者,不善于和政治妥协,但是在巴勒斯坦的问题上,他又不断接近政治,甚至在希望更健康的时候,“我一定会更认真参与政治”——的确,当萨义德坚持主张巴勒斯坦建国,当萨义德成为巴勒斯坦国民议会的成员,当萨义德因奥斯陆协定而与阿拉法特决裂,他早已经不是一个边缘人,一个业余者,甚至不是单纯对政治的介入。

民族和国家总是成为人知识分子难以拒绝的一种设置,作为像康拉德那样“自觉的外国人,以异国的语言撰写隐晦的经验”的知识分子,萨义德显然发现了经验与语言,经验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只不过作为人类的良心,萨义德在化约式的类别中把知识分子放置在了经验的高处,在高高在上的俯视中,知识分子永远对着权势说着真话:“对权势说真话绝不是邦葛罗斯式的理想主义;对权势说真话是小心衡量不同的选择,择取正确的方式,然后明智地代表它,使其能实现最大的善并导致正确的改变。”

光明世纪

编号:C67·2220121·1807
作者:【古巴】阿莱霍·卡彭铁尔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21年07月第1版
定价:95.00元当当41.80元
ISBN:9787020165483
页数:414页

《光明世纪》是卡彭铁尔的代表作,它以真实的历史人物和故事为基底,利用他独具匠心的重新编排和再创作,让历史焕发了艺术的生机,特别是故事中俯拾皆是的文学、地理、历史、宗教等等典故,把一段特定区域的特定历史和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串在了一起,变成了一幅关乎世界命运的宏大画卷。《光明世纪》的故事横跨加勒比海地区几十年的历史,以哈瓦那三姐弟的视角,讲述了法国政治投机者维克托·于格在加勒比和欧洲地区的经历。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就连加勒比海上那些零星的岛屿也不能置身事外。各种革命的浪潮从欧洲席卷而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连他们当初追随革命的热情也渐渐黯淡。维克托·于格历经大风大浪,终因没有坚定的信念而让他的故事草草收场。不过,理想的火花仍在那对姐弟身上闪耀。多年后,在故事结尾,卡彭铁尔暗示我们,这位姐姐正是德拉克洛瓦名画《自由引导人民》上的女主人公。人类对于伟大艺术和崇高精神的追求永不止步。


《光明世纪》:她是自己躯体的主人

谈革命,想革命,在思想上深入革命之中,就会获得一点儿世界主人翁之感。谁谈论革命,谁就会卷进去。
——《九》

那时候卡洛斯说:“上帝不过是个假设的人物。”那时候的索菲亚讨厌修女、监护人、遗嘱执行人等乱七八糟的勾当,那时候的埃斯特万从被“黄花的慢性折磨”中恢复过来,而那时候的奥赫面对警察抓捕共济会会员说出了“我们的时代到来了”的口号,那时候的维克托·于格制定了“必须离开”的计划——那时候的他们想要离开闭塞的世界,那时候的他们渴望自由,那时候的他们听闻了革命,那时候就是“我们的时代”,那时候“谈论革命”就是要让自己卷进去。

每天都在谈论革命,每天都在想念革命,在思想上深入革命获得世界主人翁之感,就是为了迎接欧洲的革命浪潮,就是为了打破闭塞的现实,“以后我们仍将是闭塞的,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害怕,害怕在欧洲游荡的幽灵……”但是索菲亚为什么惊讶于这个狂热的话题?为什么认为谈论革命就意味着被卷入其中?美洲,古巴,岛屿,庄园,地理空间一步步封锁起来,在被殖民的生存状态中,成为世界主人翁便是革命的真正目的,它指向自由指向独立,但是革命之后真的能成为世界主人翁?来自法国的维克托,被欧洲文化浸润的奥赫,不断接受欧洲文明的卡洛斯、埃斯托万、索菲亚,他们听到的革命或许只是欧洲中心的一个产物,只是欧洲政治的一个翻版,只是欧洲文化的一个影子,只是欧洲浪潮的一个投射——或者,在法国大革命的视野之下,所谓的革命只是一个“他者”的存在。

在维克托敲响庄园的那扇门之前,三个年轻人生活在美洲的这个岛上,生活在“一块土地与其他土地无道路相通的土地上”,生活在“永远沉湎于风的城市”,他们产生的是被关押之感。尤其当卡洛斯和索菲亚姐弟的父亲去世之后,这里的一切被改变了,就像守灵的人为了穿过拐角处必须在淤泥里铺设模板行走,或者踏着一块块大石头跳过去,“才能避免鞋子陷入泥淖”。必须用一年的时间守孝,必须穿着黑色的丧服,必须坐在沾满墨迹的写字台后面,必须做着自己一无所知的买卖行当,这就是卡洛斯在父亲逝世后被改变的生活。而父亲在世时一直强调的是作为祖先的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这代表着吻手礼的简朴精神,代表着做生意的忙碌生活,当然,也代表着固守着传统——“他本能地害怕大学课堂里提倡新思想、唤起危险的政治热情。”

父亲去世,对于他们来说,是属于自己的那个时代慢慢到来了,卡洛斯对美国情有独钟,他希望去看看纽约的港口、列克星敦战场和尼亚加拉瀑布,索菲亚则想去巴黎歌剧院和法国国家剧院看戏,欣赏雕塑作品;而作为他们的表弟,从小就是孤儿的埃斯托万则梦想去巴黎,因为那里有画展,有知识分子聚会的咖啡馆,有文学生活。生活在这个岛屿上,他们的心是向外的,而这种向外明显指向欧美这个中心;不仅如此,在没有去往欧洲或美国之前,他们住在自己的阁楼里,或者聚在一起谈论一本书,或者围观一个突然转起来的物理仪器,书本代表着知识,物理仪器代表着科学;当然在埃斯托万生病的时候,奥赫为他致病,让他身上的紫色消退,让他的身体逐渐恢复,这是医学带来的变化;在知识、科学、医学不断侵入现实改变观念的同时,他们的门被敲响了,来自法国的维克托·于格对他们说起了西班牙腔、法国腔,还夹杂着英语词儿,这个乳母是提尼克岛黑人的欧洲人,来到他们中间,“这似乎预示着他未来的方向”。

这个未来的方向就是革命,当索菲亚认为“凡是黑人,凡是有黑人特征的,就是下人”,而维克托给她灌输的最基本革命理念是:“人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当面粉变成了雪白的月牙形面包,当物理仪器放射出美丽的火花,当音乐声中发狂地跳起舞蹈,甚至当索尼娅在梦中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女人,懵懂的欲望世界里那个陌生天地的大门被打开,“欧洲游荡的幽灵”正在徘徊,而革命似乎正呼啸而来。但是,对于卡洛斯、索菲亚和埃斯托万来说,对欧洲文明的向往,对革命的懵懂理解,都只是在一种耳闻和谈论的层面上,获得世界主人翁之感也像是索菲亚的那个梦,只是一种幻觉的呈现。但是大门已经打开,时代已经到来,谈论革命终于变成了投身革命,当北部地区终于爆发了黑人革命,“他不能再等了,下午就起航,绕过圣多明各岛。”

埃斯托万离开了古巴来到了法国,他成为了大革命之下的革命者,成为了法国革命的见证者:他在街上观察大革命,发出了“这是自由的人民欢乐和奔放的激情”的感慨;他被当地人赋予“自由之神的外国友人”的称号;他阅读极端派的报纸,听演说家的革命演讲;他找到了在巴黎的西班牙人帮,并加入了外国人共济会社,举行了神圣的入会仪式;他开始向往“未来之城”,它就在哲学的摇篮里……但是维克托却告诉他:“共济会就是反革命。这毋庸争议。除雅各宾派思想外,其他一概不行。”这个将雅各宾派看成是革命唯一派别的革命者站在了共济会的反面,而这也是埃斯托万第一次知道革命之外还有反革命。

他被派到西班牙边境开始革命工作,认识了曾经是水手的鲁宾·德·塞里斯、市长巴斯达雷切和马拉的朋友、《人民之友》报的撰稿人兼记者古斯曼的指挥,还有组建了“山地猎人”步兵部队的菲利西亚诺·马丁内斯·德·巴耶斯特罗斯上校,“一旦发生外国入侵,他们就专门对付西班牙军队,并煽动西班牙士兵倒向共和国。”埃斯托万从谈论革命变成投身革命,但是他见证的革命、参与的革命却慢慢变了味道:在西班牙没有发生期待的事情,革命的火焰似乎熄灭了;和吉伦特派关系密切的马切纳失踪了,很多过分相信法国革命扩张能量的人断送了性命;法国已经留在了身后,却在人们的嘴巴里变成了某种嘴仗……尤其是维克托,这个说出人人生来都是平等的革命者,却不断暴露出他的野心,他要带着埃斯托万回到美洲,随船携带的是断头机,是《共和二年雨月十六日废除奴隶制法令》,“今后所有人,不分种族,凡家住在咱们殖民地的,都是法兰西公民,享有绝对平等的权利。”

这是贯彻人人生而平等观念的一次实践,但是当他将断头机变成权力的标志,“第一架断头机同自由一起来到了新大陆。”当他用法国大革命的法令对待美洲奴隶制,“今天大权在握,他的野心实现了,却竭力模仿他对之甘拜下风的人。”他在皮特尔角城建立了政府,港口的商船落入了法国人之手,由维克托·于格领头,佩拉迪将军、布德将军和德莱塞格舰长等军政首脑人物登上了台;他们成为了瓜德罗普岛的主人,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安居乐业,而断头机也公开执行使命,“首次使用那天,是在两个被发现在一处农庄里藏匿枪支弹药的教士身上开刀。”之后国民公会批准了所有由他提升的军阶,他还通过强迫征兵建立了一支训练有素的万人队伍……维克托·于格渐渐把自己上升到了神的高度,他被美洲报纸称为“海岛上的罗伯斯庇尔”。

但是神圣化其实也意味着妖魔化,维克托·于格完全根据法国大革命的模式在美洲开展革命,大革命阴影下的革命本身就是不稳固的,本身就是一个模式化的影子,所以当法国大革命一波三折,美洲的所谓殖民地化的革命也遭遇了挫折。“法国根据其民主原则,不能进行黑奴买卖。但海盗舰长如认为适宜或需要,有权在荷属港口出卖从英国人、西班牙人或法兰西共和国的其余敌人手里夺得的奴隶。”这是维克托·于格签署的另一个文件,这意味着所谓取消奴隶贸易就是为其他国家充当黑奴贩子,“干革命海盗成为一桩非常兴隆的买卖。”当美国宣布对法国宣战之后,美洲的殖民地岌岌可危,就在这样的世界局势面前,维克托·于格打造的帝国开始走向了衰败,“大革命已经垮了,我没有什么可依附的了,我什么也不信仰了。”当埃斯托万问他为什么要搞政治,维克托·于格的回答是:“如果那帮黑人没有在那天晚上烧毁我的面包铺,如果美国国会不开会并且不向法国宣战……”生来就是面包师,因为在美洲遭到黑人的洗劫,所以他成为了革命者,而革命在他那里就是野心的满足,就是权力的实现,就是高高在上的神化。

维克托·于格从革命的高处跌落,这种爬上去和跌下来的过程,在断头机的命运起伏中成为一种反讽:从欧洲来到美洲,维克托·于格带着断头机,“今晚我看到断头机重新架设起来了。那是在船头上,断头机像一扇向辽阔天空敞开的大门。”断头机的大门矗立在船头,锋利的铡刀悬挂在门框上端,这是从法国大革命输出的暴力象征,“在那边,每当嘎吱嘎吱响着的囚车在咚咚的鼓声中驶向刑场时,一大群人围绕着它,似乎在上演一出古老的悲剧。”那时的维克托·于格是掌权人,是统治者,是埃斯托万“生活的见证人、向导和启蒙者”;在瓜德罗普岛上,身为主人的维克托·于格首次用断头机执行了死刑,藏匿枪支弹药的教士被断头,这是维克托·于格对于“反革命”的惩罚,而在那座小岛上,这个充满血腥的工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市场上不但卖香菜和牛至,还卖供摆设的微型断头机,有很多人买回家去;之后的革命遇到了挫折,断头机框架成为了母鸡们睡觉之处,甚至被洗掉了血污的断头机成为了饱含革命精神的歌剧的一个道具;美国宣战,法国退却,断头机终于被拆卸,“这是作为自由的百年股肱而到达美洲的独一无二的断头机,而现在它将在某个仓库的废铁堆里发霉。”

从最初的谈论革命,到远赴欧洲投身革命,对于埃斯托万来说,对于革命他也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那就是反思革命。革命让他寻找道路,让他等待机会,让他产生迷惘,作为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不是俘虏,却在事实上是俘虏,因为他现在的命运是同被所有人反对的国家拴在一起了。”除了对自身的反思之外,埃斯托万也对于革命本身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革命之所以变成断头机的一个寓言,就在于革命缺乏神圣性,既无连续性也无坚韧持久的精神,“法国革命没有产生一个形象高大、足以倾听燃烧的荆棘的召唤并在上帝及其选民之间立约的摩西。”没有上帝也没有摩西,有的只是自诩为神的统治者,他们乘机窃取了革命的果实,他们也会在革命没落之后成为新的流亡者——在锡纳马里,“傲慢的法官、神气的军事长官、曾经的执政官、人民代表、顽固的神父、公诉人、刑警、过去有影响的人物、讼棍、王室叛徒和坚持取消私有财产的巴贝夫分子,都成为衣衫褴褛的可怜虫,正在向冷漠的坟丘爬去,坟头的十字架和他们的姓名在下次雨季也将从地球上抹掉。”而在卡宴,“完全是掠夺、瘟疫、屠杀、流放和集体死亡交替出现的历史”。

曾经期望奔向“美好的世界”,曾经把欧洲看成革命的“未来之城”,曾经在启蒙思想中走向实践,但是从太子港到巴黎,又从巴黎颠簸回到美洲,埃斯托万两手空空回来了,“他愈益觉得过去是一场历时很久的噩梦,是充满杀人放火、迫害和惩罚的噩梦。”当他终于敲响了庄园的那扇门,当沉重的门向他打开,他面对索菲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回来了,不再在野蛮人里生活啦。”从大革命阴影下的革命中回来,从欧洲中心的噩梦里出来,埃斯托瓦反思革命是为了走向真正独立的个体,“这场革命失败了。……我们必须提防那些漂亮话,提防漂亮话虚构的美好世界。咱们这个时代被废话压垮了。乐土就在人们自己身上。”乐土就在自己身上,就是从所谓的大革命、启蒙思想、欧洲中心论的神话中解脱出来,从荒唐和令人不快的时代中挣脱出来。但是和埃斯托万的醒悟不同,卡洛斯还在叫喊着“这里必须杀几个人”,索菲亚已经嫁做人妇,丈夫豪尔赫也在黑白对立中坚持种族优生论,而索菲亚从少女变成女人,在埃斯托万看来,“这桩婚事本身意味着向一股可恶的社会习惯势力投降”;更为可怕的是,回到故乡的埃斯托瓦因为有过革命的经历,于是他被审问被抓捕,他变成了狂热分子,“要不是狂热分子,就是疯子。在美洲到处都有罗伯斯庇尔这类人物。咱们如果不小心,这里很快会发生大屠杀。”

革命会变成反革命,反革命也可能摇身一变,对于革命的反思发生在索菲亚身上,当丈夫染病去世,她赶着去见维克托·于格,那是隐藏在那里的一个秘密,对于曾经向往自由的索菲亚来说,敲响了庄园大门的维克托·于格成为了她寄托美好的符号,继而转化为一种爱。但是当她见到了维克托·于格,以为一段故事会继续,但是这里依然是维克托·于格制造的神化的故事,花月法令、奴隶制度、主人、拍卖,站在高处的维克托·于格把卡宴变成了令人厌恶的土地,“索菲亚在门口望着他,见他恢复了过去的权威,讲话有条有理,目标明确,又成了往日的军事首领了。但是,这位军事首领把他的意志、重新鼓起的勇气用于可耻、残酷的勾当。”终于索菲亚醒悟过来,在反思了革命之后,“她重新感到她是自己躯体的主人”。

她不是向往巴黎艺术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如埃斯托万那样是走向革命前线的实践者,谈论革命、投身革命都无法让自己成为世界的主人翁,唯有回到自身才是自己躯体的主人,只有这个主人是真实的,是具体的,是独立的,而这种“自己躯体的主人”的发现何尝不是美洲这片大陆的自我命名?何尝不是走出大革命阴影的自我革命?“有暴风从旷野那边刮来,把屋子吹倒,屋里的人都被压死,只有我一个人幸免,来向你报信。”引用《约伯记》的这句话就是一种新生。当法国大革命已经远去,当美洲的奴隶正在起义,当马德里湮没于“神怒之日到了”的呼号声巨浪中,“只有一个人幸免”的世界里是那个为解救表弟埃斯托万的古巴女子,是那个被称为颠覆分子、共济会员,但一直爱着索菲亚的男人——他们回到了自身,称为了自己躯体的主人,“无论是索菲亚还是埃斯特万,再也没有回到阿尔科斯府。再也知道他们的踪迹,也不知道他们的骨殖埋在何处。”而卡洛斯最终关闭了那座阿尔科斯府邸,壁炉一个一个熄灭,门一扇一扇锁好,革命在别处,神灵在别处:

最后一扇门关上了,那幅油画《一座大教堂里的爆炸》被遗忘在原处(或许是故意把它忘在那里的),失去了任何作用,完全成为大厅里暗红色贴墙锦缎上的一个黑影,被潮气浸湿的画布上仿佛在渗着鲜血。

人间王国

编号:C67·2220121·1806
作者:【古巴】阿莱霍·卡彭铁尔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21年07月第1版
定价:65.00元当当29.00元
ISBN:9787020165230
页数:140页

长篇小说《人间王国》是古巴著名作家、拉美“文学爆炸”旗手之一的阿莱霍·卡彭铁尔的代表作,也是一本优秀的反史诗小说。它以魔幻现实主义改编了海地民族独立运动的历程,通过几位主人公在革命中的浮沉,揭示了人类如蝼蚁般的命运,也解构了人类对于超然于历史的幻想。《人间王国》的故事横跨海地几十年的历史,着重讲述了白人统治下、黑人统治下、黑白混血人统治之下的三次革命。表面上,革命创造了全新的世界;事实上,它们却带来了全新的压迫。人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主人公甚至想遁入动物世界,却发现鹅群和蚁族社会的压迫依旧。所以,这庸庸碌碌的人间王国,和动物世界并无二致;那些想要创造历史、改变社会的努力,往往只是重蹈覆辙的开始。卡彭铁尔在自序首次提出“神奇现实主义”,为整个拉丁美洲文学界摆脱欧美、回归本土、追根溯源确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因此被视作“魔幻现实主义”的先驱。


《人间王国》:编年史里“全都是些化身”

蒂·诺埃尔下了这个决心之后,发现要变成动物并不难,只要具备此种法力就行。
——《第四部·土地测量员》

他爬到了树上,于是变成了一只鸟;他想变成一头驴,也获得了成功;他厌倦了变形,却又施展法力变成了鹅……这是属于蒂·诺埃尔的“变形记”,从一个人变成动物,蒂·诺埃尔就是在巨大的法力下寻找人之外的形象,但是一个黑人要变成动物,他的出发点是什么?是要继承独臂人麦克康达尔的使命,逃离这个人的世界?是要改变黑人被奴役的命运,拥有不受制度和权力控制的自由?但是属于蒂·诺埃尔的“变形记”并没有逃离人的束缚,甚至在其他动物的威胁中丧失了最起码的自由:变成鸟,他盯着的是和新政权有关的土地测量员,即使能够用嘴啄到紫红色的果肉,也在土地测量员的监视之下;变成了一头驴,那个黑白混血种人却用绳套套他,甚至要用菜刀将他阉割;而变成了鹅,渴望和土地上定居的家禽一起生活,却遭到了敌视,“活着的鹅中间也没有哪一只曾经目睹他的出生,他也没有向老少各代可尊敬的鹅证明过自己血统的纯正。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外来者。”

“变形记”让蒂·诺埃尔无法逃离人的监视、控制和束缚,甚至最后变成了动物的欺压,“他是一个外来者”是蒂·诺埃尔命运的写照:没有人真的目睹他的出生,没有人知道他血统的纯正。但是,处在一种边缘状态的蒂·诺埃尔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他依然还是一个人,一个来自非洲的黑人,一个能够看到未来的自由人,“转瞬间,他重温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重又见到了那些英雄,是他们向他展示了他的遥远的非洲祖先的威力和财富,并使他相信未来的可能发展。”一种相信,是因为站在属于自己的位置,是因为活在自己的土地,是因为可以书写属于自己的历史——从“变形记”到最后属于自己位置的“相信”,蒂·诺埃尔完成了自己的一次命名,他已经不再属于自己,而成为那段黑人历史中的主体。

这种个体的归属意义,也正是卡彭铁尔书写这部关于海地革命史的小说的初衷,他在《序言》中说起了创作的缘起,那是在1943年,卡彭铁尔访问了亨利·克里斯托夫的王国,海地军人出生的亨利·克里斯托夫1807年任海地共和国总统,4年之后在海地北部称帝,1820年自杀身亡。当卡彭铁尔访问亨利·克里斯托夫建立的帝国,看到的是充满诗意的无忧宫遗址,是经历了雷电、地震而岿然独立的拉费里埃城堡,是仍保持着诺曼底风格的海地角,是通向拿破仑的妹妹波利娜居住过的宫殿的街道……拜访之后,出现在卡彭铁尔眼前的是两样东西,一样东西是海地那段充溢着革命激情的历史,另一样东西则是没有被历史湮灭的“神奇现实”——神奇现实来自意外变化而诞生的奇迹,更多是对现实的揭示从而发现那些不易察觉的丰富现象,而要看到“神奇现实”,卡彭铁尔提出了一个和历史有关但更具创作意义的观点:“要产生神奇的感觉,首先就要相信神奇。”卡彭铁尔的这种相信,和蒂·诺埃尔经历了变形之后的感触如出一辙,这就是作为人、作为这片土地的普遍性存在,“这种活生生地存在着的神奇现实并非海地一国独有,而是整个美洲的财富(在美洲,关于宇宙起源的认识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

小说中有海地国王亨利·克里斯托夫,有殖民地统治者的波利娜·波拿巴,有具有法力的麦克康达尔,以及已经被书写成历史的海地斗争,“这篇小说是在对历史资料作了详细研究之后写成的”,而在真实的历史之外,卡彭铁尔专注的是美洲这片土地上的神话源头,“这是由美洲的原始风光、它的构成和本原、恰似浮士德世界中的印第安人和黑人在这块大陆上的存在、新大陆给人的启示以及各个人种在这块土地上的大量混杂所决定的。”人构成了神话体系重要的一部分,而人的存在和斗争则构成了“神奇现实”最独特的一面,所以卡彭铁尔提出的问题是:“可是整个美洲的历史不就是一部神奇现实的编年史吗?”从海地这一段“不到一个人的生存年限”的历史,寻找到美洲神奇现实的编年史,卡彭铁尔相信只有在真实的历史中才能看见神奇,从另一个意义上将,神奇才构成了真实,所以所谓的革命,所谓的起义,所谓的法力,所谓的变形,都是对真实的现实的讽喻,而这个从真实到神奇,再从神奇到真实的编年史来自于卡彭铁尔的审视,引用塞万提斯《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里的那句话则是:“须知人之所以变成狼,是因为有一种医生们称之为变狼狂的病……”

“变狼狂”的病让人变成了狼,这就是一种异化的“变形记”,在海地这片土地上,变狼狂一方面让人变成凶恶的狼,另一方面则是让人变成奴隶。蒂·诺埃尔身为一名黑人奴隶,就是活在狼的统治之下,这头狼是庄园里的勒诺芒·德梅齐老爷,是法兰西角的法国驻军,是高高在上的庄园主、账房、管家。跟随着勒诺芒·德梅齐老爷来到法兰西角,蒂·诺埃尔看到了理发店入口处的四个蜡制人头像,看到了卖下水的铺子柜台上摆着的剥皮牛头,以及装着阿拉伯泡沫膏和薰衣草水的罐子、瓶子、香粉盒和相邻柜台上盛着下水的锅子、盘子“拼成了一桌令人作呕的酒席”,人头和牛头并置在一起,也成为令人作呕的存在,这就是人的一种变形命运;但是在书店里,蒂·诺埃尔看到的是用晾衣夹子夹着的头像,它们来自法国巴黎,它们是法国国王的头像,“头像四周画着太阳、剑和月桂枝,其他许多幅画上画的人头也都戴着假发,可能都是宫廷要人的画像。”四个人头和牛头一样成为人之异化的象征,而四个法兰西国王的画像却成为殖民地被瞻仰的符号——人头和画像存在的对立,就是“变狼狂”的一种外在表现。

以及曼丁哥人麦克康达尔在榨甘蔗的时候右手被碾子咬住,最终失去了一条手臂成为了独臂人,而甘蔗汁里混合了一汪鲜血——身体的残缺,也是人的命运写照。但是,“变狼狂”的异化终于使得麦克康达尔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变形记:他开始照管牲畜,他开始接触草地上的植物,他开始收集毒草,终于有一天,他失踪了。失踪其实是逃亡,麦克康达尔变成了绿色的鬣蜥,变成了夜间飞舞的蝴蝶,变成了陌生的狗,变成了奇怪的鸟,飞禽、走兽、鱼虫都成为了麦克康达尔的化身,不仅仅是变形,而且麦克康达尔成为了司毒药的神,成为了拥有绝对权威的主宰,“千变万化的独臂人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当他披上动物的外衣时,身体完好无缺。他有时长出翅膀,有时化成游鱼,有时奔驰,有时爬行,占领了地下的河流、沿海的山洞和树冠,甚至控制了整个岛屿。”他的最终目标是在灭绝战中消灭白人建立一个自由黑人的大帝国。

麦克康达尔的变形记被赋予了政治使命,在统治者尤其是白人世界里制造了恐惧,但是回来的麦克康达尔又恢复成为了人,成为了忧郁的独臂人,最后他在广场中被执行了死刑,熊熊大火燃烧了他可以变形的身体,最终却以人的方式化成了灰烬。但是黑人仿佛看见麦克康达尔从捆着的绳子上抽身,然后腾空而起,落尽奴隶们组成的黑色海洋,广场上响起的喊声是:“麦克康达尔得救了!”这是一个类似于耶稣受难而复活的故事,麦克康达尔的变形记被赋予了救赎的宗教意义,而这便是黑人们想要的“人间王国”,在黑人看见的“神奇现实”之外,则是白人秩序被颠覆,“白人们又一次被另一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神灵所嘲弄。”

麦克康达尔的变形记是法力所为,在受难而复活中成为救世主,就是这样一个制造神奇的象征成为了黑人解放的神。而从救赎的神到反抗者,是海地革命走向现实的标志,“是该经常提一提那个独臂人了,因为他是为了去完成一项重要的使命才远离这块土地的,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会回到这片土地上来。”他回到了这片土地,只不过使命已经变成了行动,而这个象征符号也有了继承者,那就是牙买加人布克芒,“白人的上帝让他们犯罪,我们的神灵要我们复仇。我们将得到神灵的引导和帮助。打碎那个喝我们血泪的白人上帝的偶像!响应发自我们内心的自由的召唤!”这是他喊出的口号,这就是他带领的起义,要打碎白人上帝的偶像,就是要建立属于黑人的神。于是起义的参谋部成立,于是起义的信号将在八天后发出,于是和法国对立的西班牙殖民者提供了帮助,于是螺号声声响起在这片土地上,“奴隶们手持棍棒,把工头们住的房子团团围住,夺取了铁制的工具。”

在从麦克康达尔到布克芒,从救赎的神到起义的首领,从神话的变形记到现实的反抗,蒂·诺埃尔一直是旁观者、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从麦克康达尔的故事和受难中获得动力,他加入到布克芒的起义队伍中,开始了对殖民者和统治者的抗击。但是当狼让人异化,人的直觉性举动就是成为狼,唯有狼才能颠覆另一种狼的统治,而这或者就是这个变形记被神化的最主要原因。参加了布克芒的起义,蒂·诺埃尔和其他的起义者一起摧毁了庄园,攫取了物质,“蒂·诺埃尔没有挤进混乱的人群,他把嘴贴在盛西班牙葡萄酒的酒桶的放出口上,长时间地嘬着,喉结不停地上下滑动。”这是一种贪婪,甚至因为很久以来幻想着占有弗洛丽多小姐,他终于在起义中满足了占有欲,并用手中的武器杀死了她——当躲在枯井中的勒诺芒·德梅齐老爷回来看到弗洛丽多小姐的双腿被分开着,肚子上插着一把镰刀。

奴隶的暴动终于被打败了,当年独臂人麦克康达尔被烧死的地方,布克芒的头颅已经生出了蛆虫,不管是神还是首领,都走向了失败,黑人在拉巴神甫那里被命名为“藏在约柜中的半人半鱼神”——这又是一次失败之后的异化,又是被镇压后的变形记,而狼依然还高高在上,露出锋利的獠牙。而在奴隶的暴动失败之后,波利娜逃到了龟岛,丈夫勒克莱尔在黄热病中丧生,最后随着波利娜登上了斯威兹伯号轮船,法国殖民统治也走到了尽头。但是身为见证者,蒂·诺埃尔在法兰西角港湾,看见了另一艘船靠岸,船上满载着的是毒蛇,“总督想把这些毒蛇放到平原地区,去咬那些散居在各处并常常帮助逃奴的农民。”

当法国殖民者离开,当旧政权被消灭,身上打着两个烙印的蒂·诺埃尔成为了自由人,这是一块已经废除了奴隶制的土地。但是,毒蛇被运来,这是另一种变形记的开始,那个叫亨利·克里斯托夫的人抓住了机会,他从那个旅馆的厨师摇身一变,成为穿着殖民地制服的炮兵。一个黑人穿着殖民地制服,最终成为国王,开始实施黑人的统治,“上帝,我的事业和剑”成为亨利·克里斯托夫统治的标记。但是黑人成为国王,并不是真正的解放,并不意味着真正走向自由,它依然是独裁,依然是暴政:“那些围着一个饰有人鱼的喷泉跳舞的长着结实臀部的漂亮夫人是黑人;那两个夹着公文皮包,从正台阶上走下来的穿白色长袜的部长也是黑人;那个圆帽上缀有白鼬尾的厨师一他正从宫廷狩猎官领进来的村民肩上接过一头大猎物一是黑人;在练马场上骑马小跑的轻骑兵同样也是黑人;那个戴着银项链,与驯鹰官一起在花园里看黑人演员排演的侍酒官,以及那几个戴白色假发套的侍从(他们身上的金扣子由一个穿绿色上装的总管计数)统统都是黑人;就连教堂大祭坛上耸立着的朝着排练《圣母颂》的黑人乐师温和地微笑的圣母也是一个很黑的黑圣母。”

克里斯托夫遵照的是欧洲人的秩序,所以他只是一个殖民的傀儡,最后他变成了孤家寡人,唯一忠实于他的是五个非洲人,“现在他明白了,那天晚上真正背叛他事业的,就是手拿天国钥匙的圣彼得、方济各会的修士、黑皮肤的圣本笃、穿蓝色罩袍的黑脸圣母和那几位福音书的作者(每次举行宣誓效忠仪式时,他都要让人背诵耶些福音书);而他为了供奉这些殉教者,总是让人在他们的像前点起内有十三枚金币的大蜡烛。”终于他病人,终于他选择了自杀,最后他与灰泥合成一体成为城堡里的砖石,“整个主教帽山变成了海地第一个国王的陵墓。”在克里斯托夫的统治结束之后,蒂·诺埃尔成为了洗劫无忧宫的带头者之一,在他心里,麦克康达尔的伟大使命成为他行动的动力,坚信“伟大的时刻一定会到来”的他打碎了克里斯托夫的统治,期望更美好的明天到来。但是,他发现土地测量员,那块满目疮痍的土地重新需要测量,证明新的秩序正在建立,而他得到的信息是:黑白混血种人已经成为了北部平原的新主人。

从法国殖民者的白人,到克里斯托夫作为国王的黑人,在白与黑的交替中,海地的革命没有走向胜利,处在最下面被统治的依然是黑人,而现在当黑白混血种人成为了新主人,肤色的改变没有能上演真正的变形记,而沉浸在自己变形记中的蒂·诺埃尔依然是一个外来者。狼去了又来了,不管是白狼还是黑狼,还是黑白混血的狼,都在“变狼狂”中上演着将人异化的“变形记”,甚至,作为地层的黑人,蒂·诺埃尔也曾经是一匹想要满足占有欲的狼。所以从狼回到人,不需要法力,不需要神化,只需要寻找自己的归宿,只需要回到自己的位置,“历尽艰辛、不断苦斗的人,身虽贫贱而心灵高尚、饱经沧桑而爱心未泯的人,只能在这个人间王国找到自己的伟大之处,达到最高点。”这是蒂·诺埃尔发现的“神奇现实”,那天夜里他终于带着那件袖口带有鲑鱼肉色饰边的绿色外套消失了,从这片土地上消失,从这个狼国中离开,从变形回到现实,他所要寻找的就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人间王国”——“那兀鹫张开翅膀等待日出,然后收拢它的羽毛十字架,飞进了茂密的鳄鱼林。”死亡还会发生,战斗还将继续,不断抗争就是属于南美大陆的“神奇现实”——卡彭铁尔相信神奇属于这里,所以期待神奇创造属于人的“人间王国”。

戏剧颂

编号:X31·2211217·1805
作者:【法】阿兰·巴迪欧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21年03月第1版
定价:52.00元当当20.80元
ISBN:9787559835703
页数:164页

《戏剧颂》是阿兰·巴迪欧和尼古拉·张于2012年在阿维尼翁戏剧节的一次公开对话,对话围绕“哲学戏剧”,戏剧与哲学,戏剧与舞蹈、音乐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而这场对话本身也不乏戏剧性。戏剧与哲学是一对古老的搭档,彼此共生又相互竞争,在巴迪欧看来,哲学可以完美地成为戏剧的一种原材料,而戏剧是最完整的艺术,因为它在当下就处置了内在性和超越性。在《戏剧颂》里,巴迪欧讲述了他自幼对戏剧的痴迷,详细阐述了他的戏剧观,他对好的戏剧和打引号的戏剧的判断,对戏剧创作和戏剧表演的认知。同时,巴迪欧重新审视了这一对共生于古希腊的“老伙计”之间的千年对话,并赋予其新的阐释——戏剧和哲学在根本上共有一个问题:如何用某种方式告诉人们,是否还有在他们日常生活行为之外的生活可能性。本书还特别收录法国剧作家阿尔弗雷德·雅里的代表剧作《乌布王》,此剧被誉为荒诞派戏剧的先驱之作。


《戏剧颂》:把混乱呈现如混乱

因为只要成为主流方向,戏剧的激进性就被摧毁了。
——《第一章 保卫一种濒临灭绝的艺术》

一种疑惑是可以慢慢被放大的:附录部分是阿尔弗雷德·雅里的戏剧《乌布王》,1896年12月10日首次公演时引起了轰动,之后雅里写了一系列关于“乌布王”的续集,由于这些剧作内容荒诞不经,所以被认为是荒诞派戏剧的先驱。但是,雅里的《乌布王》为什么要收录在这本《戏剧颂》里?《戏剧颂》是阿兰·巴迪欧和尼古拉·张在2012年7月15日的阿维尼翁戏剧节上对知识和哲学进行讨论的对话集——1896年的戏剧和2012年的讨论,荒诞派戏剧的先驱和阿维尼翁戏剧节,阿尔弗雷德·雅里和阿兰·巴迪欧,在时间、空间和人物都没有集合的世界里,它们为什么要放在一起?

这实在有些匪夷所思,这的确变得莫名其妙:或者,雅里的这部荒诞剧对于巴迪欧来说可以佐证他所说的“戏剧的激进性被摧毁”?巴迪欧认为,如果戏剧失去了独立性,失去了批判和否定的力量,那么它们就会沿着主流的方向而摧毁了“戏剧的激进性”,他举例说有些戏剧在舞台上过度追求真实的、纯粹的出场,展现赤裸的、撕裂的、饱经折磨的身体,再加上灯光、图像以及强悍的声音系统,戏剧就会以一种单调的方式从内部持续否定掉戏剧,而这也是先锋派逐渐衰落的原因。在雅里的《乌布王》中,乌布大叔身为龙骑兵队长,为波兰国王旺塞拉斯所器重被封为圣多米尔伯爵,但是野心不小的乌布大叔联合波尔杜尔在阅兵时杀死了旺塞拉斯,成为了波兰国王,在他统治期间颁布了一系列荒诞的法律,最后又被旺塞拉斯的儿子布格拉斯联合俄国沙皇推翻了乌布大叔的统治,最后乌布大叔和乌合之众称作船只逃离,在船上他们唱起了《取脑浆之歌》,在“请看机器运转,请看脑浆进裂,请看食利者筛糠”的歌声中,在“乌拉,屁股吹喇叭,乌布叔万寿无疆!”的合唱中落幕。

但是,这一出批判权力崇拜的荒诞剧并没有直接呼应巴迪欧所说对先锋性的坚守,而且只是文本意义上的剧本,也看不出它是否展示了赤裸的、撕裂的、饱经折磨的身体和灯光、图像和声音系统;或者,收录这一五幕的剧本只是在阐述喜剧文本的本质内涵?巴迪欧在回答尼古拉·张什么是“戏剧文本”时说,文本是戏剧“不会被舞蹈或图像吸收的最终保障”,文本具有象征秩序的作用,戏剧基于文本,并用它独特的要素,与“舞蹈的身体和景观的幻觉做出不可避免的协商”,而文本的最重要目的是吸引公众,它在阅读主体静默的对立面,“这种文本需要捕捉听众的兴趣,或许是要造反,或许是要分裂。”但是,雅里的《乌布王》并不是呈现在舞台之上,它依然是沉默的白纸黑字,依然是静默的阅读,在这个过程中,身为阅读者的我也不是巴迪欧所说的观众,文本也没有捕捉观众的兴趣,更没有造反或分裂。

不是为了佐证成为主流之后“戏剧的激进性被摧毁”,也不是阐述戏剧文本对静默的阅读的超越,甚至如果和《戏剧颂》有关,为什么不选录巴迪欧自己创作的戏剧?退而求其次,为什么收录的不是巴迪欧在讨论中所言及的那些剧作家的作品?比如索福克勒斯,比如皮兰德娄?当这一切的联系全部切断,雅里的剧本变成了和文本主体割裂的存在,它甚至搁置在那里,仅仅是一部剧作而已——在这个匪夷所思和莫名其妙的收录行为中,似乎阅读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最富戏剧性的存在:它从天而降,它也可以轻易被抹去,即使不看,也丝毫不损害《戏剧颂》的整体性——或者,最简单也是最世俗的理由是:由于《戏剧颂》本身的篇幅太短,所以用一个五幕剧本来填充厚度——除却译者蓝江的前言,《戏剧颂》其实只有50多页,所以加上前言,加上《乌布王》,便“合成”了一本164页的图书——仅此而已。

最富戏剧性的一次阅读,编者建立了文本具有的象征秩序,甚至真的捕捉了读者的某种反感兴趣,像是造反,像是分裂,起到了非常明显的质疑效果。当然,这只是对出版者的质疑,而回到巴迪欧的访谈,回到《戏剧颂》的文本,关于“观念的戏剧”的确有着让阅读者变成观众的开放性意义。巴迪欧把戏剧称为“一种濒临灭绝的艺术”,他首先回顾了自己从14岁开始对戏剧产生兴趣,丹尼埃尔·索拉诺在《斯卡班的诡计》中的演出开启了巴迪欧“宿命般”的时刻,另外,就职于夏乐宫国立人民剧场的维拉的表演也让他感觉到了戏剧具有的象征意义,在人生中画出了一条轨迹的戏剧,巴迪欧对它的理解是:戏剧是一种创造可能性的艺术。这是巴迪欧发现的关于戏剧的真理问题,戏剧是创造性的艺术,是假设的艺术,“在无法解释的东西面前让思想战栗的艺术——这就是对戏剧最高层次的表现。”

从14岁开启戏剧的大门,巴迪欧并没有最后选择戏剧,在他看来,是因为当时的自己“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秩序”,那就是数学,他认为,思想要具有无法抗衡的论辩形式,需要服从逻辑和概念的力量,“倘若不触及问题的普遍性,便不会认可任何东西。”思想应具有普遍性,这和创造可能性的戏剧之间产生了对立,所以巴迪欧承认当时在哲学的经典形式和戏剧的偶然侵袭之间存在着分裂,“戏剧满足了我自己的一部分要求”。但是这种分裂真的就是哲学和戏剧之间本质的区分?就是可能性和普遍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和尼古拉·张对于这两者关系的讨论中,巴迪欧纠正了自己当初对思想的错误看法,他认为戏剧和哲学都诞生于古希腊,“它们俩就像是一起生活了2500年的一对老伙计”,也就是说,戏剧和哲学拥有一个彼此共生且相互竞争的历史。

两者之间的竞争性区分是明显的:相对于哲学,戏剧占有绝对的优势,因为它们有观众,因为它们在户外演出,因为它们面对的数以千计看戏的人,而在古希腊,哲学仅仅是口头行为,仅仅是一小群人的讨论,仅仅是为了避免浮夸的后果。所以在苏格拉底被处死,阿里斯托芬在《云》中嘲笑苏格拉底,索福克勒斯赢得了关注中,戏剧获得了比哲学更高的地位。但是这也导致了哲学家对戏剧的不信任,甚至开始攻击戏剧,卢梭之后,哲学家、美学批评家和激进的政治会蔑视观众,雅克·朗西埃在《解放的观众》中拆解了戏剧的原型架构——从柏拉图到居伊·德波,他们都认为戏剧的原型架构让其变成了欺骗性场景的影像和再现,尼采虽然认为哲学家是“所有罪人的罪人”,但是他称赞瓦格纳、复活埃斯库罗斯之后,又反过来批判瓦格纳——在巴迪欧看来,尼采只是在重复柏拉图的姿态,戏剧的伪装和技巧就是一种再现,他所寻找的原初戏剧,在某种程度上是“污名化了戏剧”。

戏剧和哲学的确有明显的不同,尤其在寻找日常生活行为之外的生活可能性上,戏剧选择的是再现和有距离的间接方式,而哲学选择的是教诲的直接方式;戏剧直接将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和片段搬上舞台,让观众在这种再现中得到教谕,而哲学是对生存的引导;戏剧在表演中对观众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而哲学通过一清二楚的论证和面对面的对话进行教导——戏剧和哲学的这些区别或者就像巴迪欧那条人生的轨迹一样,在普遍性和可能性之间,在数学的秩序和戏剧的象征之间,“存在着分裂”。但是当跨过了这个分裂带,巴迪欧发现它们在本质上其实就是一对“老伙计”,因为它们存在着共生的关系:都是为了发现生活的可能性,都是旨在创立主体的新信念。而且,巴迪欧认为,当哲学家攻击戏剧,只不过是用一种戏剧形式来挞伐另一种戏剧形式,因为争论本身就是一个戏剧性过程,甚至是一种内部争论,因为戏剧“拥有将争论内化到自身之中的所有手段”,因为对戏剧的思辨性攻击反而强化了戏剧,“戏剧是发明出来的吸纳矛盾的最伟大机制:不存在什么带入戏剧的矛盾冲突反而会让戏剧惊恐不已。恰恰相反,就像我们把柏拉图搬上舞台所证明的那样,每一个矛盾冲突都会为戏剧带来新的营养。”

戏剧制造的是争论内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戏剧本身具有的戏剧化功能,所以戏剧化就是一种可能性,它是开放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和戏剧共同面对的主体就具有了主体性,“观众的主观转化依赖于表演在恰当的戏剧层面的成功。”而哲学和戏剧的冲突,在主体性意义上,也变成了一个隐喻:戏剧中出现的哲学家,就是那些胡思乱想的哲学家,是与现实隔离的哲学家,是故弄玄虚和搬弄无用概念的哲学家——他们是哲学的业余爱好者,是“不幸的虚构者”,甚至就是伪君子,巴迪欧批判性地认为,“他们假装遗世独立,反潮流,装扮成右翼和自由派的捍卫者,他们一直毫无选择地通过任何国家权力的手段来牟取他们的利益。”所以在真正哲学维度上,没有数学哲学,没有政治哲学,没有审美哲学,哲学就是“一种理想的主人话语”。

戏剧和哲学具有共生同构的关系,它们都试图寻找生活的可能性,都赋予了主体性,而这个观点在巴迪欧和尼古拉·张对哲学和舞蹈、电影的讨论中再次得到阐述。舞蹈属于音乐-身体范畴,它表现的是身体的内在性,也就是说身体通过自身运动的内涵来显现;电影属于文本-影像范畴,它具有一种明晰的超验性,是体现了施加在身体上的权力的外在性。而戏剧需要在舞蹈和电影中来定位,巴迪欧把戏剧放入了内在性的身体和外在性的图像之间,“我坚持这个‘之间’,这代表着戏剧将二者交织起来——舞蹈-音乐和影像-文本——但这并不是二者的混淆。”交织但不是混淆,就是让戏剧以文本的方式在舞蹈和图像中“摇摆”和吸收,“一边是图像的魅力,另一边是身体的感染力。”因为戏剧所要展现的是观念的超越性和内在性之间的张力,它就是一种最完美的艺术,这种完美就是戏剧的职责所在:“把混乱呈现如混乱”——按照巴迪欧的说法,在对混乱世界的再现中,戏剧试图让之前没有见过的可能性浮现出来,“可能性的浮现并不一定是意识形态的或抽象的:它来自主体性本身,来自嵌入混乱世界的主体本身。”在这里,可能性再次被凸显出来,它就是不给出解释的展现,它就是逃避了辩证性,“它展现了逃避、各种立场的辩证法、必然性的演出、不确定的结局,以及新的可能性,选择——决定或选择的问题尤其富有戏剧性——这样,你可以相信你自己在创造这些东西。”

展现可能性,就是开启主体性,就是让主体在创造中“把混乱呈现如混乱”:在舞台和观众之间,戏剧具有的移情作用,让表演的力量对观众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观众在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时,沉浸在真正的戏剧中成为最活跃、最服膺的观众,于是戏剧的辩证关系被建立起来,它不再是演员和演员之间,而是不同资源之间。在戏剧“把混乱呈现如混乱”的过程中,巴迪欧区分了真正的戏剧和带引号的“戏剧”之间的不同。他认为,带引号的“戏剧”是类似于娱乐的东西,“要么是彻底的失败和骗局,没有任何新观念:复制了一个业已死去的传统,或者模仿经典。”它是大众的后裔,是有成型的、大量的角色,有虚构的事件,“人们从这样的戏剧中走出来时,性情得到了关照和展览,获得了廉价的救赎。”巴迪欧称之为坏戏剧,而与之相对的则是真正的戏剧,“真正的戏剧会将所有的再现,演员的每一个姿态变成一般性的摇摆不定,这样就可以在没有任何支撑基础的条件下,让各种差别接受考验。”

戏剧和哲学的争论变成了内化、戏剧化的过程,戏剧在舞台的身体化和图像的外在化中“把混乱呈现如混乱”,戏剧也区分了复制意义上的“戏剧”,在可能性的发现中,在主体性的启发中,在辩证性的展现中,戏剧才能成为真正的完整的戏剧,才能被赋一曲“戏剧颂”:

通过表演,在舞台的易碎的清晰性中,揭示关于当代世界的个体与集体的存在意义的命题。这样的戏剧应当引导我们,通过它所激发出来的想象性的黏着关系,以及它的难以比拟的力量,为我们阐明蒙昧的关节点,揭穿那些隐秘的陷阱——我们一直被困在其中,被愚弄着,失去时间,也失去时间本身。

转角柱

编号:S38·2211217·1804
作者:【法】亨利·米肖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21年10月第1版
定价:49.00元当当19.60元
ISBN:9787020166671
页数:88页

“朴质/纯粹/一个一个走下生命的绳索/路过……”过路人定期被超越,过路人定期被替换,过路人去而不返,过路人过而不聚,当“永恒的消陨从未停歇”,当“平等的列车开向毁灭”,转角柱到底意味着怎样一个世界?法国诗人亨利·米肖出生于比利时的那慕尔,二十五岁时来到巴黎,接触到超现实主义运动,结识菲利普·苏波和安德烈·布勒东,开始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诗歌作品。此后十年间,他在南美和亚洲长途旅行,二战期间隐居在法国南部。亨利·米肖的诗歌是一场真正的灵魂实验,他挖掘潜意识深处的诗意图景,将自己吸收的东方文化和旅行经验融入写作,描述他想象的世界、迷离的梦境以及内心世界的种种历险。《转角柱》是一部箴言录式的散文诗作品,1981年首次由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在诗歌中,亨利·米肖以东方神秘主义遨游内心,展现他深奥莫测的想象世界、迷离梦境以及深层意识里的种种历险。


《转角柱》:准备的战斗没有肉身参与

返回消隐
返回未明

不再有目标
不再有名称

无行动
无选择
归于瞬间
无声的瀑布
下沉的小岛
紧密的人群
脱离周围的人群

住进瞬间,另一个世界
离自己
离心脏
离呼吸那么近
永恒的消陨从未停歇
平等的列车驶向毁灭

过路人
定期被超越
定期被替换
去而不返
过而不聚
朴质
纯粹
一个一个走下生命的绳索
路过……

88页的文集,唯一的一首分行的诗,在“巴别塔”序列中,这是一个特殊的文本:薄似乎还在其次,散文诗的体例也并不奇怪,可是在文字之间,早期的“超现实主义”风格在哪里?“一场真正的灵魂实验”为什么没有触及内心?“挖掘潜意识深处的诗意图景”为什么仅仅是一种对意识的书写?

为什么,以及另一个为什么,亨利·米肖似乎在文中做了回答:有人说,“风格即人”,真的是这样吗?这只是带来自我确立和确立世界的便利,这只是可疑的收获沾沾自喜的作家所谓,这只是制造了被才华黏住而僵化的结局,所以,风格就是一种错误,就是一场悲剧,“让他错误地停留在原地,保持着与生命、与事物、与他人的距离。”最后,“为了这造作的生命,他放弃他的全部,放弃改变的可能、突破的可能。”风格意味着放弃改变,意味着抹杀突破,意味着缺失勇气,意味着开放性与再开放性的匮乏,“总之,成为一种残疾。”所以,亨利·米肖对于作家的忠告是:你越精于写作,就难以实现那个纯粹、强烈和原始的欲望,而一切的目标是:不留痕迹,“作家啊,你煞费苦心,却南辕北辙!”

放弃、抹杀、缺乏,以及残疾,都是亨利·米肖对于风格消极影响的否定性定语,而写作本身在他看来也是一种否定存在:不留痕迹。就像这唯一的一首诗,到处都充满了否定:返回消隐、返回未名,就是一种非公开的状态;不再有目标、不再有名称是一种非欲望的境地;无行动、无选择,就是把自己放在非他者的位置,一切归于瞬间,在无声的瀑布中,在下沉的小岛上,“脱离周围的人群”;在这些否定之后,便进入了和自己有关的肯定写作中:住进瞬间里,离呼吸更近,而另外的世界,他者的世界,一个一个走下生命的绳索,他们只是路过这个世界,他们只是最后走向毁灭。

对他者的否定,对外部世界的否定,对僵化的否定,亨利·米肖就是在不断否定和超越中试图走向自我世界,但是很明显,采用了散文诗的方式,他自己本身就是确定了一种形式意义的风格,而在这种固定风格里,对于人生,对于自我,对于写作,对于生命,其实都流于了最浅显的解读,最后变成了某种劝慰和说教,不触及内心,不触及信仰,不触及隐喻,不触及象征,法国散文诗自贝尔特朗开始的那种隐秘和寓言风格,在亨利·米肖这里完全变成了关于人生的心灵鸡汤。

于是,摘抄之,把文字钉在那根散文诗的“转角柱”上,否定或肯定,瞻仰或唾弃,只和经过的读者有关,只和看过的他者有关。

亨利·米肖:作家啊,你煞费苦心,却南辕北辙!

你要准备的战斗没有肉身的参与,因为你将面对的,是抽象之战,与其他战斗相反,它通过幻想习得。

不知取舍,就不要学习。

一生的时间都不够用来破除你的所学,天真、顺从,你任由它们进驻头脑——无知无觉!——却没考虑过后果。

对自己的缺点,别着急。别轻易就改掉它们。否则,你拿什么来替代?

理解羊的狼迷失了,在饿死之前,它既没弄懂羊,也误解了狼……和几乎所有关于存在的谜题。

愚蠢,“供参照”。太叫人满意了。恰是多亏了你的愚蠢,对方的愚蠢在你眼里才如此满溢。

但是浅薄。它没有别的,它就是你的实质。

不,不,别获取。游历四方,掏空自己。这才是你需要的。

想想前人。他们浑浊了他们理解过的一切。

任何思想,不消多时,都会停滞。想想怎么逃脱;先逃脱他们的思想死胡同,再逃脱你的思想死胡同。

敌人,即你自身的结构,你要逼它暴露。你若不能扭转自己的命运,就永远只是一间被租用的公寓。

无论经历什么,都永远别让自己——大错特错地——以大师自居,传道解惑。你还有很多事要去做,太多了,几乎全都还没有做。死亡来临时,果实还青涩。

……他们的愚蠢,在于聪明得过早。而你,别急着去适应。永远有所保留,保留那份不适应。

得了吧,谦恭虚己哪有多大压力,恐怕是你太自命不凡,压力才从未减轻。

当你终于摧毁了你想摧毁的东西时,摧毁的究竟是什么呢?是你认知的蔽障。

信任你的感受,哪怕只有你一个人感受到它。在你思想的房间里,你以为会有仆人来服务你,但恐怕是你自己一步步变成仆人。服务何人?服务何事?

思想成型前,必经一段苦旅。

不要耻于从那些不舒服、不体面、看上去不适合你的场所经过。为了保持“高贵”而避开它们的人,将永远徘徊在一知半解的路上。

而你,会与你息息相关的,则是“他者”,大量的他者。因此,你要对世间同伴区别以待,对岩石用一种方式,对树木、花草、昆虫、微生物用另一种方式,而对动物和人类,还得再换一种方式。永远不要将它们混为一谈,尤其对那些拥有语言能力的造物。他们使用语言,似乎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融入更大的人群,置身其中,以为自己能够理解他人,能够被他人理解,哪怕能被理解的部分微乎其微,而不被理解的部分无边无际,他们依然感到舒服、喜悦、充盈。

永恒的饥渴,是你容身的大陆。至少别人无法再夺走它,当你已一无所有。

人啊,与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是出于方便,你与此或与彼相契。哪怕作为敌手。可是不要忘记,你是向着世界,向着整个世界而生,你应该向着它的辽阔而生。守护天使平淡乏味,令你不得不去寻找恶魔,寻找那个只属于你的撒旦。你挑选好了吗?既为路西法,定然是不折不扣的恶魔(这就是它的标志),绝不会特意去适应你孱弱的灵魂。警惕吧。它们将难解难分,你明白吗?

但是,不要成为一个“变戏法的人”。在面对所有人之前,你始终应该先向你自己,展露那层看不见的壳;对你来说,这至关重要。

即使你愚蠢地暴露了自己,也别紧张,他们根本没看见你。

尽量不要“他们”的支援。一旦你开始呼救,你将会狼狈不堪,底气尽失,你也将不复存在。你沉没。

往回走。既然你无力摆脱幻念,那就用你还残存的、不会被打败的原始专注力,去寻找新场所闯入的那一刻,寻找突然超越此刻的那一刻(一刻钟或者一分钟或者半刻钟)。如果你找到它,你就得救了,你就能从你所陷入的幻境中解脱出来。

你想知道什么是你的存在?放空。回到你的内心。

别接受公共场域,不是因为公共,而是因为陌生。去找到你自己的场域,观察它们,但别暴露它们,而是由此去了解自己半遮半掩的真相——它们不可或缺——破烂的窗帘,未烬的错误,都在你的生命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们留存在那里,不是作为真相,而是作为稳定,某种滑稽可笑的稳定,像老电车留存在扩张的城市。勇敢地直视它们吧。

走下去,是的,走向你内心那个陈列着卑微需求的庞大货架。必须这么做。然后你可以,也必须,再走上来。

活着是一种选择,有很多次,数百次,但主要还是五到六次的“可能”,会导向截然不同的生活(或成功,或失败,或不值一提)。

当你选择了一种,即已放弃其他。

以为自己存在,却不过是一个方向。在另一个视角里,他的生命是空无。

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角色(在许多传记中被读到的角色),圣徒们感到沮丧。他们认为,是魔鬼得到上天的允许来惩罚他们的骄傲,让他们承受这样的痛苦。因此,他们需要令人发指的清醒。

可怜的人啊,你与自己都尚未交心,又谈何与人交流。

有些人不死,只是因为怯懦。要结束呼吸,结束心脏没完没了的跳动,结束一切顽强的身体机能,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而如此果决的意志,似乎只能来自另一个人,来自那种热爱生命,拥抱生活,而且希望活得尽可能长久的人。所以,改变个性乃是当务之急,摧毁怯懦,方能摧毁自己。

当你想到你的想法是由别人而不是由你自己想到的,你要么解脱——这很罕见,非常罕见——要么惊慌失措,你无法摆脱耻辱的、险恶的精神控制,这时候,严重的并发症威胁着你,它来自那些观察你的人。

别让他们起疑。就像他们会做的那样,你会采取措施,也如他们所说,是精心设计的措施。

简而言之,睡眠是你所有的失望中,最恒定的那一个。

在你的一生中,要怀疑你的怀疑,也要学会认识你的蔽障。

一旦你开辟出一条路,当心,你将很难再返回无垠之地。

缺少阳光,那就在冰中成熟。

获取之人,在每一次获取的同时,都在失去。

犁铧不是为了妥协而存在。

会休息的人,枕一根绳子就能睡着。需要床的哲学家,真该好好学一学。

警惕“多”的同时,切记警惕它的反面,它过于简单的反面:“一”。统一总是给人满足感。这样的满足让人不惜一切代价,任由无限的错误遍地丛生,并被全盘接受……只为接下来可能持续数百年的相安无事,哪怕荒谬,哪怕缺陷明显。

马蹄越疾,沙尘越烈。

在平原的国度,做山地的买卖。这是法则。

永恒被短暂遮蔽,一如短暂被永恒遮蔽。两者并无差别,都在你的手掌之间。

珍贵之物,真正珍贵之物,给予时未知未觉,得到时不需回报。

知晓你的密码,尽可能缄口不言。远离那些狡猾的长耳朵。

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完美的弑父者?

别寄望于这个或者那个大名鼎鼎的体系缔造者,太多人将其奉若救星。人们太喜欢被牵着鼻子走。他们对此翘首以盼。新的奴隶制,给这些不可救药的徒子徒孙。

在他迄今为止的人生里,还从未有过这样奇特的遭遇,N根本无法动弹喉咙深处的声带,或者说,他根本就找不到它。他沉浸在此时此刻无可比拟的感受里。他无法再感受到其他的时刻。而杀手,毫不迟疑地利用了这个时机。

速度对于这些人来说,就是性命。N死了,死于不合时宜的沉思。

有些人需要在微末中找到存在感。另一些人则寄望于伟大。有些人需要你,来实现转化。

一些不认识或者不熟悉的人不请自来,声称是你的朋友……喂!喂!注意保持警戒距离。为人处世最基本的常识,难道你还不如一只动物了解得多?

真正的幻想家任思绪奔流,如乘桴浮海,随着潮起潮落,高低明灭,前往人迹罕至却吞引万物,看似虚无缥缈却不可绕过的所在。

天生的幻想家从不委身于现实——外在的、附属的、别人才要操心的现实——他只是漫不经心、不负责任地随手一取,旋即又抛弃它,遗忘它,或者任它徒劳地、面目全非地重新来过。

而你,你能做的,是永远都不要打断一个幻想家。否则,他怎么可能不恨你?

这么说吧,最博学的人和最无知的人是一样的,二者都不知道自己无知在哪里,不知道这个基本的无知是如何(尽管偶尔偷闲)包裹着他们,维护着他们,支撑着他们。

来自躁动者星球的消息:脚上系着一根绳子,他们向月球飞去,系着一千根绳子,他们到达那里,他们成功登月,并且已经在想飞得更远,更远,远一千倍,一万倍,被永无止尽的新欲望牵引,飞向越来越广阔的太空。与此同时,一些巨大的星际物质也在不停地高速运转,它们离散、逃逸、吸引、平衡、入轨、演变、膨胀到极点,直到爆炸,直到向心爆炸,在角力中,忍受存在之苦,为了存在的存在,在亿万年中持续地存在,各种各样的恒星与星系,也因此存在。

再次经过这个轨道的人,会听到奇怪的声音:在百万公里的无人宇宙,一个宇航员的鬼魂,带着无法平息的牵挂,永续不断地发送着最后的、无人明白的讯息。

狭窄的牧场里有一头牛和一匹马在吃草。它们的食物一样,场所一样,所依赖的主人一样,赶它们回家的牧童也一样。然而,牛和马并不“在一起”。它们在各自的角落吃草,互相不看一眼,慢慢地移动位置,绝不靠近对方,即使靠得近了,也像是没看到对方似的。

毫无往来——它们彼此不感兴趣——但也互不侵犯,没有纠葛,不带情绪。

一个每天都在下沉的人,不需要一艘远洋的邮轮和一座漂浮的冰山,仍会沉没,无止尽地沉没。不需要排演。

只有当烦恼的客体是最低贱、最平庸、最世俗的事物,而不是被某种更高贵的情结所左右的时候,你才能够自在地追踪它们。

说起“西方文明”,你认为它是“你的”文明。

如果只剩下你在地球上,而地球仍是一片处女地(甚至还有你的几个同类),你能用什么让它重新启动,用“你的”文明吗?

当呼吸无以为继,未来也将不复存在。水面上,人们沉浸在完好无损的“此刻”,舒舒服服(却不以为意)地享受着规律的呼吸与奢侈的未来,他们散着步,或心满意足,或眉头紧锁,做着肤浅而贪婪的美梦,全然不曾意识到自己正拥有着世上最不可或缺的东西。

在一个躁动的时代,保持你的“行板”。在心中反复提醒自己:“更多,更多的行板”,努力把自己带到你应该抵达的地方。

而人类呢,充满自信的人类,很快就在圆融、舒展、繁复、精巧(真是无与伦比的熨帖)的各种声音中放松自我,陶醉其间。在音乐厅里,空间受限,音量增强,所有的乐器严阵以待,城市“文明人”的管弦乐响彻大厅。

一支芦笛就够了。当气息靠近它,穿过它,乡愁就流淌而出。听到的人一下子就觉得,“它”所诉说的乡愁,正是他的乡愁……尽管这乡愁更优美——无论是牧羊人、流浪汉,还是王子或公主,无人不为之迷醉。空间创造了它,它还原了空间。有些文明就像大摆宴席,毫无顾忌地铺陈自己的感受。而另一些文明,在这方面和许多方面都更懂得节制,真让人松了口气!

为了只在彼此之间实现理解,一些语言被创造出来。还有无数的方言。小阵营的语言,反语言,对立的语言。土话对语言。

把语言变得丑一些,变得更“同伙”,更土味。一些语言形成、脱离。语言过美则危险。人类也需要平庸、需要随意,需要轻松。

缓慢而无声,语言的战争。它正卷土重来。

战争,曾经存在;无处不在,时常发生,造成破坏。而字典一直在变厚。细节吸引着人类,这种吸引力从未停止。字典聚集了细节——储量日增,罗纳百科。

小于一

编号:E54·2211217·1803
作者:【美】约瑟夫·布罗茨基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20年12月第1版
定价:86.00元当当34.40元
ISBN:9787532785179
页数:464页

“我是一名犹太人;一名俄语诗人;一名英语散文家。” 《小于一》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散文集,以长文为主,夹以若干短文,仅十八篇文章,篇篇精彩,再加上其文体和“书体”的独特,遂形成一本完美之书。这是一个伟大诗人的精神自传,也是一部私人回忆录。布罗茨基以创造性的诠释与解读,完成了他对阿赫玛托娃、奥登等人的致敬,对个人价值的有力捍卫,还有对独裁者罪行的揭露和控诉。这样的控诉使用的不是公共语言和措辞,而是站在“一个诗人对一个帝国”的高度。而这个高度,又源自他的一个信念:语言高于一切,甚至是时间崇拜的对象,诗歌则是语言的至高形式。不可避免,《小于一》中也谈到了政治。这些散文是对历史和当今时代的深刻沉思。用作书名的散文《小于一》和压卷之作《一个半房间》,是布罗茨基为自己的故乡城市和双亲谱写的颂歌——或者说哀歌。


《小于一》:每首诗就是一部语言学法典

这是他们看见我和看见美国的唯一机会。这是我看见他们和我们的房间的唯一途径。
——《一个半房间》

看见而且唯一,是全知全能的父母看见布罗茨基坐在公寓的厨房用他们懂得的语言写作,是怀旧中的布罗茨基看见他们包括自己在内“当时的生活”,看见连接起作为“当时”的过去和作为此时的现在,看见连接起了曾经是自己语言的俄语和现在语言的英语,当这个机会成为唯一的存在,它构成了从历史到现在,甚至趋向未来的“一个”,但是这仅仅是一种怀想,因为布罗茨基已被驱逐出苏联,因为两个老人想要去外国探望儿子的愿望变成“无意义”,更因为:“如今他们死了”——看见而且唯一,已经变成了完全的虚构。

当唯一只是存在于某种美好的愿望中,当唯一被残酷的现实击碎,这个现实真的变成了“小于一”的存在,而这“小于一”的现实对于布罗茨基曾经生活过的彼得堡那个家来说,就是“一个半房间”。一个半房间,是一个完整的房间加上半个被隔出来的房间,一种数量意义上的称谓在精神意义上,还可以称之为“一个家庭”,因为这里有父亲,有母亲,有我——一个当时典型的俄罗斯家庭。对于战后的俄罗斯人来说,能负担得起超过一个孩子的确是难能可贵的,那个制度,他们的无能为力,他们的贫困,他们任性的儿子,但是他们对这一切却淡然置之,因为对于生活本身而言,他们尽力而为:“确保桌上有食物——并且不管是什么食物,都把它变成一小份一小份;量入为出——而虽然我们总是勉强从发薪日维持到发薪日,他们还是尽可能省下几个卢布供孩子看电影、去博物馆、买书、买美味食物。”

还有餐具室、五斗柜和墙壁上,父亲从中国得来的一些艺术品,它们是裱在软木木板上的水彩画,是武士剑,是小丝网印刷品,是微醉渔夫陶雕,当然还有送给母亲的那件中国绉纱连衣裙,当母亲踩着高跟鞋穿上它,嘴里发出的是用她童年时代在拉脱维亚学会的语言和现在的德语混合而说出的那句话:“啊呀,妙极了!”大约这都是属于“当时的生活”中精彩的瞬间,三个人,一个家,以及一个半房间,组成了布罗茨基的怀旧部分,但是无论是单数还是复数,记忆总是容易被某种现实解构,当从苏联来到美国,在东和西之间隔着的是“太多的水”:“一个真正的深坑,甚至足以使死亡也感到困惑。”这种死是父母没能最后和唯一的儿子团聚的“家庭”之死,两个老人在无数的国家机关和部门穿梭,希望在死前获准去外国探望儿子,但是一次次都无功而返;这种死是把“语言和国家”等同起来的死,那些国家机关和部门的工作人员用俄语“连续十二年间”一遍遍告诉他们,这样的探访是“无意义”的,语言在重复,语言本身就是“无意义”,“即使我用俄语把这一切写下来,这些文字在俄罗斯也将不见天日。”这种死当然是“一个半房间”在最后死去,父母死了,他们再也不可能全知全能地看着儿子用另一种语言写作,看见而且唯一的机会,也伴随着语言的“无意义”而成为一种泡影。

死亡在生命中发生,在语言中发生,在历史中发生,而经历过战争的父亲对死亡曾经有过最痛彻的理解,当布罗茨基问他:“那种集中营更可怕:纳粹的还是我们的?”父亲回答说:“我宁愿在火刑柱上一下子就烧死,也不想慢慢死去并在那过程中发现什么意义。”那时的布罗茨基二十岁或者十九岁,离三十二岁离开苏联还有十多年的时间,但是一种死亡已经变成了可怕的预言:十多年后,他们看见我和看见美国的唯一机会将不复存在,我看见他们和我们房间的唯一途径也必须使用英语——一个房间,以及半间,如何变成了布罗茨基“小于一”的不完整记忆?

起初的一切都像是完整的,1940年5月24日出生于列宁格勒的那条大街,住在那“一个半房间”的家里,父亲和母亲,尽力而为的生活。但是当上学时图书馆借书证第五个空栏里的“民族”变成空白,7岁的布罗茨基已经吻到了死亡的气息,犹太人,在俄语里念作“耶夫雷”,一个词的内涵成为羞于表达的部分,甚至最后变成某种谎言,它其实就是在诠释“语言和国家”等同的象征意义。语言是那个城市从“彼得堡”变成列宁格勒的称谓,语言是生活中充满了必须鄙视自己且要绕着制度行走的谎言,语言是19世纪工业革命后的工厂变成“军械库”的命名,以及维持某种准军事纪律的“671邮箱”的代号……当然,在语言的一系列变化中,最突出的还是同一化,“在一个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所有的房间看上去都一样:我们校长的办公室,完全是我约五年后开始出入的审讯室的翻版。”门,是紧闭的门,是半掩的门,但是不管何种方式,门里面的房间都是一样的,灰与白,中间是一道蓝纹,“再加上一幅列宁画像和一张世界地图”。终于,在这个语言被异化,门保持着同一性的时代,15岁的布罗茨基选择了辍学,成为了任性的儿子,“不管是什么——谎言、真理,或最有可能的,两者的混杂——导致我作出这个决定,我都对它无比感激,因为这似乎是我的第一个自由行动。”

谎言和真理两者的混合,导致采取第一个自由行动,布罗茨基的大胆是对于那些相同的门,相同的房间,以及被异化的语言的排斥和反抗,而当站在英语写作的“大西洋海滨”,他对那个“小于一”的过去的解读是:“你不是这些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你也许是小于‘一’个。”小于一,是不完整的一,15岁辍学,32岁被驱逐,都不再完整意义上成为“一个”,而真正的“不足”并非数量上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你长大成人,发现你正在应付被假设要由成年人处理的任务时,你不能不感到有点惊骇。”这种惊骇就在于借书证上的空白,就在于办公室是审讯室地问翻版,就在于谎言混杂着真理,就在于这个国家只有通奸、看电影和艺术是仅有的“自由活动形式”,于是,“那是一间大教室,有三排桌子,老师座椅背后的墙上挂着领袖的画像,一张有两个半球的地图,只有一个半球是合法的。小男孩坐下来,打开公文包,把钢笔和笔记本摆在桌面上,抬起头,准备听胡说八道。”

小男孩生活在世界上最不公正的国家,当他打开公文包准备胡说八道,他或许是这个国家中的“等于一”的那一个,但是布罗茨基不是,不管是主动行动还是被动接受,总之他和一个半房间“隔着太多的水”。但是,当这些经历变成生活的经验,当语言逃离了经验,意味着在进入记忆之后“小于一”变成了“另一个”,那个国家是另一个,那些记忆是另一个,那种语言是另一个,在“隔着太多的水”的大西洋海滨,布罗茨基自己也成为了“另一个”,“生命对我来说绝不是一系列清晰标记的转折,而是滚雪球,愈滚,一个地方(或一个时候)就愈像另一个。”从“小于一”到另一个,就是从基于经验的语言和重复自身的历史中走出来,就是让准备胡说八道的小男孩退出生物的统治,就是在非线性和非返祖性的回想中开始迁徙,“记忆,我想,是一个替代物,替代我们在愉快的进化过程中永远失去的那条尾巴。它指引我们的运动,包括迁徙。”

运动和迁徙,是从记忆走向另一个现实,是将经验化的语言变成诗意的语言,而诗意语言之存在,就在于必须有一个诗人。诗人是以五个开音“a”命名的安娜·阿赫玛托娃,她以催人姓名的方式“牢固地占据俄罗斯诗歌字母的首位”,名字成为她“第一行成功的诗”,这种成功在布罗茨基看来就是“得到历史的赞助”。她是带着独特感受力来到世界而“发生”的诗人,她是实践着“风格即自我”敏锐性的诗人,她是因袭了事物多样性本身的诗人,当然,和布罗茨基一样在“民族”一栏里填写着“犹太人”的诗人,“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诗歌中彼得堡传统的地道产物,该传统的奠基者们本身都有欧洲古典主义及其罗马和希腊源头作后盾。此外,他们也都是贵族。”所以当阿和阿玛托娃用诗歌处理现实,把它压缩成可把握的东西,就是变成了被心灵保存的东西,“它们能留存下来是因为语言比国家古老,也因为作诗法永远比历史更长久。事实上,它根本不需要历史,而只需要一个诗人,而阿赫玛托娃正是这样一个诗人。”不管是爱情诗,还是哀悼诗,“哀泣的缪斯”阿赫玛托娃都在用语言替这个民族说话,“诗人是天生的民主主义者,不只是因为他。民族服务,并使用其语言。悲剧亦然,因此两者才会如此暗合。”

诗人是用心灵寻觅肉体但更是找到了俄语的词语的曼德尔施塔姆,“他在俄语诗歌脉络中是一个极其孤独的人物,而恰恰是他的焦点的强度形成了他的孤立。”布罗茨基认为,诗歌是整个俄语的最高成就,而曼德尔施塔姆则用他被激活的俄语,让每一个读他诗歌的人“参与他或他的作品的死亡”,因为曼德尔施塔姆让时间在诗歌中在场,让文明成为一个整体,“对一种世界文化的乡愁。”这种有关一种世界文化的概念,是俄罗斯独有的。这种独有的乡愁让曼德尔施塔姆成为“文明化”的诗人,而“文明化”的意义就在于他死于权力却反抗权力,“权力是可恶的,如同理发师的手指…。”一首诗歌就是对语言抗命的一种形式,是对整个生存秩序的质疑,诗人和现实格格不入,它体现的是一种伦理态度和美学决定,他的生和他的死都是文明的结果,“曼德尔施塔姆是一个以秩序和牺牲这些原则为基础的文明的孩子,并成为两者的化身”。不仅如此,在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身上,“文明化”更体现在逃亡的她以“不存在的人”的身份,以背诵丈夫诗行的方式让诗歌成为她的血肉,而回忆录则成为了“最高形式的附笔”,“她的身份是由文化、由文化最好的产物塑造的:她丈夫的诗作。她试图保存的,并不是关于他的记忆,而是这些诗作。她在四十二年间成为的,并不是他的寡妇,而是这些诗的寡妇。”

“诗歌在本质上是语言的最高形式”,布罗茨基在关于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的“讣闻”中这样说,相似的句子出现在《诗人与散文》一文中——“诗歌是语言最高的存在形式”,所以诗人也是将诗学语言的动力转移到散文上的玛琳娜·茨维塔耶娃。“丢弃多余的东西本身是诗歌的第一声叫喊——声音优于现实、本质优于存在的开始:悲剧意识的源头。沿着这条道路,茨维塔耶娃走得比俄罗斯文学中,甚至看来也比世界文学中的任何人都要远。”茨维塔耶娃之所以走得那么远,是因为她走向的是诗歌本身的最高存在,她打破了诗人高于散文家的等级制,同时打破了国家和语言等同的权力体制,在保持道德评估的绝对独立性中,她用她的寓言和伦理原则进行着斗争,1932年的随笔《诗人与时间》就是展现了“一次无人被杀且双方都是胜利者的决斗”,文学语言在稀薄的空气中呼吸,赋予了抽象概念语音学和道德的血肉。

诗人也是剔除诗歌的一切繁复表达手法、在“贫乏”中制造了意料不到效果的卡瓦菲斯,“他读的是人,更是诗人。在这方面,卡瓦菲斯是一座希腊人、罗马人和拜占庭人(尤其是普塞洛斯)的图书馆。”诗人也是“对极端浓缩的意象有明显偏好”的形而上学现实主义者蒙塔莱,他在“隐逸派”的意大利是个运动中,让诗歌发展出与那个权力压力强度成正比的密度,布罗茨基将之命名为“语言自治”;诗人也是在战争中辨识出了镜子中自己面孔的W.H.奥登,以德国入侵波兰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日子命名的《1939年9月1日》,“充满着绝望的清醒”,他用诗歌向“祖国的和眼前的”群众说话;而诗人,或者也是把奥登当做一个影子并“取悦”他的布罗茨基自己,“我知道在性情和其他方面,我是一个不同的人,而在可能最好的情况下,我会被视为他的模仿者。”《取悦一个影子》的意义在于奥登竖立起了一面语言的旗帜,“至少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应彻底了解至少一位诗人:即使不是作为在这世界上的向导,也可作为语言的尺码。”

诗人是俄罗斯的诗人,也是俄罗斯之外的诗人,是犹太人的诗人,是死去的诗人,是成为寡妇的诗人,但是所有的诗人都有共同的一个地方,那就是让诗歌成为语言最高的存在形式——逃离经验却又能力处理现实,在有限中完成对无限的乡愁,在观念的融合、精神的自治中形成自卫。所以实际上,布罗茨基在诗人身上去除的是“小于一”的现实,寻找的是“另一个”的力量,“一个韵脚会把一个理念变成法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每首诗就是一部语言学法典。”这部语言学的法典收录的是反抗、智慧、爱,以及历史记忆中的自我认同。被迫离开埃及的卡瓦菲斯,唱起的是“进行中的时间”的《钟摆之歌》,蒙塔莱摆脱“但丁的阴影”,书写的是“灵魂的编年史”,而离开英国和布罗茨基一样前往美国的奥登,就是拒绝自己成为事件中“集体人”的同谋,而“取悦一个影子”的布罗茨基在自我牺牲和同化中以英语写作的方式让有限变成无限,“那么可以说,他活得够长,使诗歌变成仅仅是一种存在方式。因此,才有了他的自主,清醒,平衡、反讽、超脱——简言之,智慧。”

用英语写作,是从俄语世界中退出,这当然不是逃避,而是从“小于一”的历史走向“另一个”的现在,但是在这种语言的出走中,布罗茨基隔着“太多的水”,望见的却是悲伤的“空中灾难”:“上世纪俄罗斯伟大散文给本世纪留下的空白,似乎并未得到填补。随着一年年过去,这空白愈变愈大,现在随着本世纪逐渐走向终点,人们也愈来愈怀疑俄罗斯可能就这样离开20世纪,而没有留下什么伟大的散文。”伟大的散文,伟大的诗歌,伟大的文学,似乎都变成了那个“小于一”的故土之现实,他用“急降”来表征这一变化,一方面,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不同的托尔斯泰主义主宰了文学,“这种人一旦变成作家,便会巨细靡遗地复制现实;他会给你一段卧室里的谈话,一个战争场面,家具垫衬物的质地、味道和气息,其精确度足以匹比你的五官和你相机的镜头;也许还足以匹比现实本身。”文学变成了现实可悲的经验,而托尔斯泰主义之所以成为主流,就是一种社会秩序的结果,它是以警察国家为全身装甲的代理,使得文学、语言变成了专制主义过去和极权主义现在的产物,变成了社会人类学的水平,所以布罗茨基认为,今日俄罗斯散文的现状就是政治导致的恶性循环,“因为政治填补的,恰恰是艺术在人们思想和心灵中留下的那个真空。”

语言要逃离经验,语言要激活现实,语言要与观念融合,语言的最高存在是诗歌,布罗茨基的语言观并不只是单纯的语言问题,它有着精神上的自治需要,有着自我牺牲的蜕变,有着有限对无限的乡愁,更有着对于人类母题超越语言的阐述,小于一而成为另一个,一个半房间而成为人类整体记忆,语言和诗歌,乃至文学,都是自足的存在,“它最终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就连上帝、人、现实、罪责、死亡、无限、拯救、空气、土壤,水、火、金钱也无法满足它;于是它扑向自己。”

物理学

编号:B31·2211217·1802
作者:【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82年06月第1版
定价:29.00元当当11.60元
ISBN:9787100011648
页数:305页

《物理学》是西方最早的系统的理论物理学著作,亚里士多德将全部知识分成理论性的、实践性的和生产性的,《物理学》是亚里士多德理论知识的一部分。《物理学》共八卷,亚里士多德探讨了世界的“本原”,提出了著名的“四因论”,谈论了运动、变化和无限,探讨了“位置”、“虚空”、“时间”,分析了对于运动的研究来说最重要的那些概念,还对“连续性”、“运动的永恒性”和“一个永恒推动者存在”进行了阐述。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是一门以自然界为特定对象的哲学,因此,它不同于我们现在的物理学,但却包括了现在的物理学,也包括了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学等等在内,总之,涉及整个自然科学。但它又不是近现代以实验为基础的分门别类的自然科学,它只研究自然界的总原理,论述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的总规律。所以说它是一门哲学,是自然哲学。


《物理学》:必然有第一推动者

“无限”的真正含义正好与平常大家理解的相反,不是“此外全无”,而是“此外永有”。
——《第三章·第六节》

阿那克西曼德说,无限是神圣的,因为神圣的东西是不会灭亡的;毕达哥拉斯说,无限是一种脱离了感性事物的自在的无限;阿那克萨哥拉说,无限是关于静止的问题,它是自己使自己不动……神圣而不灭亡,脱离了感性而成为一种自在,使自己不动而静止,自然哲学家所说的“无限”不管是量上的无限,时间的无限,产生和灭亡的无穷尽,似乎都将“无限”限定在一种没有变化的状态中,而这种没有变化又恰好和“无限”本身形成了某种悖论,于是,批判或者否定,修正或者定义,亚里士多德对无限提出的一个经典便是:无限不是加起来的无限,而是分出来的无限,不是现实上的无限,而是潜能上的无限,不是“此外全无”,而是“此外永有”,“无限是这样的:可以永远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取出,所取出的每一个都是有限的,但总是不同的。”

“全无”的无限只是将无限看成是一个自足地、静止的存在,而“永有”则是将无限分割成无限而存有中变成了有限,无限而有限便是一种“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取出”,而且每一个都是不同的状态,它之所以变成无限,就是潜能上的无限,而这种无限观归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就是一种运动观——无限是存在的,无限只有在潜能上具有意义,潜能的实现便是运动——它以“此外永有”的方式让无限在向外的过程中变成万物变化之本因,使运动成为万物的根源。

亚里士多德是从对对象的本原、原因或元素的分析中得出他的无限观,得出他的运动论。他在《第一章》中就明确指出,只有认识了对象的本原、原因和元素,才能说进入到“物理学”的科学领域,因为只有认识了事物的本因、本原直至元素,才能了解这一事物,才能从具体的事物中进入到它的构成要素——感知的是整体事物,而分析的是它内部的多样性,内部的构成。从感知整体到分析构成,这是一个进入的过程,而在这个进入的过程中,首先就要遇到的问题是:构成万物的东西到底是一个还是多个,如果是多个,是有限的还是无限?“万物是一还是多”这个问题涉及的就是一种存在论,亚里士多德认为,提出“万物是一”这一看法的人,本身就存在疑问:一方面他们所说的“万物”是实体还是性质?另一方面,一是类是种还是一种数量?如果万物是实体,那么一是一个人、一匹马、一个灵魂的一?如果是性质,那么一代表的是同一性?显然,在性质上无法变成同一的存在;如果万物既是实体又是数量又是性质,那么显然存在本身就是相互独立存在着的,存在就是多个;所以说“万物是一”就是把“一”看成是和存在一样,那么这个“一”可以指连续的事物,也可以指不可分的事物,还可以指本质相同的事物——按照这样的说法,如果“一”指的是连续的事物,那么一就是多,因为连续的事物就是可以被无限分割的事物;如果“一”是作为不可分的一,那么就不是在数量上的一,也不可能是性质上的一;如果“一”指性质相同,那么好的和不好的就变成同一了。

不管从哪个角度说,“万物是一”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本身的前提就是错误的,而结论则变得不合逻辑,“一”所指向的“存在本身”并不能作为实体以外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就是多。那么,这个“多”到底是什么?在当时的自然科学家中,有一派认为存在着从基础物的密集而稀散的作用产生别的物质,从而达到“多”;另一派主张从“一”的对立中产生对立,从而分出“多”;还有一派认为“存在是一又是多”,万物都是由混合体中分离出来的。对于这些“多”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重要的就是要认识这个产生的本原问题,既然要产生,就必然不是没有目的的偶然,必然不是随便地影响下出现,“在自然过程中产生的一切事物若不是对立两者之一本身,就是由对立两者合成的。”所以亚里士多德在此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本原是一种对立。接着他提出了进一步的疑问:本原是两个、三个还是更多?当然本原不能是一个,因为一个无法形成对立,也不能是无限,因为无限的存在就是不可知的,在这两个条件的限制下,本原就应该是有限的,而且不止两个——因为在对立的本原之外,还需要一个对立的基础,只有作为第三者变成基础,才能成为变化者,变化者就是变化的基础,从这一基础出发,已有的事物才能产生新的事物,它们或者是形状的改变,或者是事物的加减,或者是组合,或者是性质的改变——变化都是合成的,它是产生的东西和发生变化的东西。所以亚里士多德得出结论:对立是本原,再加上另一事物作为基础,“于是本原有了三个”。

从这一逻辑出发,亚里士多德得出了关于物理学的理论:“自然物全部或其中一些是在运动变化着的”。这是亚里士多德需要“肯定下来”的观点,而这个观点的得出是通过归纳法推断出来的。但是仅仅由这样的过程肯定了自然物的运动特性,似乎仅仅是逻辑上的运用。所以从第二章开始,亚里士多德以更系统的方式论证“物理”的运动本性。物理学作为“形而上学”之外的一种存在,它的研究对象当然是自然物,所以亚里士多德从自然物的性质出发逐渐进入物理学。自然物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这里就可以分几个层次来理解:“自然”当然指的是“它原属的事物因本性而运动和静止的根源或原因”,也就是说,凡在自身内有根源的事物就“具有自然”,这样的事物是一个实体,也是一个主体,自然总是依存于一个主体之中;“按照自然”则是指自然物“对于它们因本性而有的各种表现”而言都是可用的;而“自然”也是产生的同义词,因为它是导致自然的过程,所以亚里士多德对自然的定义是:自然是“自身内具有运动根源的事物的形状或形式”。

事物的产生都是有原因的,亚里士多德把原因分成四类,一类是“事物所由产生的,并在事物内始终存在着的那东西”,这种原因就是质料因;事物的形式或原型,表述出本质的定义,它们的“类”也是原因,这是形式因;再一个就是变化或静止的最初源泉,这是动力因;最后一种则是前提是结论的原因,那就是目的因——这其中也存在着偶然性和自发性的原因,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偶然性和自发性两者属于既不是绝对地又不是通常地如此发生的事物,而是属于那些为了某种目的而发生的事物。”所以它们不是事物的本因,而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四因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这个问题,而自然物都是以一定的内在根源为起点,通过不断的运动变化过程达到一定的终结目的,而这种终结的目的不会是相同的,也不是偶然的结果,而是始终有一种“竭力趋向相同终结的倾向”,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物的本因就是一种目的因。

目的因是为了一定的终结目的,目的因的起点是内在的根源,目的因的过程是运动变化,那么对于自然物的考察,就必须研究运动变化的本性。亚里士多德对于运动的定义,他首先引用了一些观点,“运动是一种连续性的东西”,正因为它是连续的存在,所以它指向的是无限,一些自然哲学家认为,无限没有自己的根源,而是无限自身被作为其他事物的根源,并且包容一切,支配一切,所以无限也是神圣的,是不会灭亡的;还有人认为无限是脱离感性事物的自在的无限;更有人认为无限是使自己不动——在驳斥无限论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一切物体都有空间,就不可能有任何物体是无限的。”但是无限并不应被否定,而是被赋予了另一个意义,无限是存在的,但是无限是分起来的无限,是潜能上的无限,是永远可以“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取出”的无限,是每一个都是有限却不同的无限,是“此外永有”的无限——对于无限的这种“修正”,亚里士多德才真正定义运动:潜能事物的实现即是运动。也就是说,运动就是从潜能事物变成实现事物的过程,它是从无限达到不同有限的变化:一种是能质变的事物的实现,这是性质变化;第二种是能够增多或能够减少的事物反面的实现,就是增和减的变化;第三种则是能移动的事物的实现,就是位移。

事物的质变是运动,增减的过程是运动,位移更是运动,在对运动进行定义之后,尤其是位移形成了运动,亚里士多德就对空间、时间和运动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空间当然存在,物体存在于空间里,物体之外另有空间,这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空间论,这种空间论为他阐述运动理论设置了前提。他认为,空间本身不是物体,“因为在同一个空间里不能有两个物体”;空间也不是元素,不是由元素合成的事物;空间不能作为事物的质料因,也不是事物的形式因和目的因,当然也不是事物的动力因;空间可以是所有物体存于其中而共有的,也可以是每个物体直接占有而特有的;空间与内容物分离,所以它不是形式,但是它可以包含别的事物,所以不同于事物的质料……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空间是一事物的直接包围者,空间可以在内容物离开之后留下来,空间可以分离,具有可分割性——所以空间的存在就必有运动的产生,在位移和增减中空间发生变化,“只有能运动的事物才在空间里”——所以根本不存在“里面什么也没有的空间”的虚空。

空间之外的时间呢?时间是存在着的事物还是不存在的?时间是可分的还是不可分的?时间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时间当然是存在的,时间当然是可分的,时间也当然是无限的,但是当存在的时间被分出来的时候,它的特殊性在于:一部分已经不存在,另一部分尚未存在,所谓的“现在”其实根本不是存在的部分,因为如果“现在”变成了可分的部分,部分是计量整体的,整体又由部分合成,所以时间变成了一种合成的存在,显然这已经不是时间。但是时间不能脱离变化,变化有快有慢,时间却无快无慢,时间之存在是一种运动的数,也就是说,本身不是运动的时间使得运动成为可以计数的东西,“我们不仅用时间计量运动,也用运动计量时间,因为它们是相互确定的。时间既然是运动的数,所以它确定运动。运动也确定时间。”所以一切的运动和变化都发生在时间里,当运动永远存在,也就意味着时间一定不会消失。

运动的事物才在空间里,一切的运动都发生在时间里,运动的时空性就是一种从无限分成有限的过程,既然从无限而为有限是运动的本质,亚里士多德就需要探讨这种运动的推动者问题。他考察了运动和变化的分类,他认为从一事物到另一事物的变化有四种可能的方式,从以肯定判断表示的事物“是”到另一种“是”;从是到以否定判断表示的事物“否”;从否到是;从否到否——但是他认为第四种方式无法成立,因为从否到否根本没有变化,也就不存在反对关系,所以变化就是一种对立,就是一种矛盾,而运动的种类就可以是质方面的运动、量方面的运动和空间方面的运动——也是从对立观出发,实体没有对立存在所以没有运动,关系只是偶然才发生变化,所以也没有运动;行动和遭受也没有变化,没有运动,在实体、质、处所(空间)、时间、关系、量、行动和遭受等范畴里,只有质变、增减和位移产生运动。所以,当亚里士多德把运动定义成从潜能到实现的过程,其实就是发现了其中的对立,只有在对立中才能从运动的这一方面趋向于另一方,只有从这一运动趋向于另一运动——也只有从静止变成运动。

运动是对立,对立产生变化,变化是可分的,所以在运动的本性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任何变化都是从一者趋向另一者”,如果它处在变化的出发点,它就还不在变化着,只有正处在变化过程中的事物“必然处在起点处状况和终结处状况的某种混合状态下”,这种混合状态一定会取消变化者在它变成的“一瞬间”,也就是说,一瞬间是不可分的,变化经过的一瞬间也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在运动中,“生成的事物必然此前在产生着,产生着的事物必然此前有过生成,只要事物是可分的和连续的”——只有运动的过程才是可分的,才是连续的,当然在分成的过程中它就是一种有限。

既然运动是可分的,既然运动是对立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必然有推动运动的力量,即存在着推动者,“既然任何运动着的事物都必然有推动者,如果有某一事物在被运动着的事物推动着做位移运动,而这个推动者又是被别的运动着的事物推动着运动的,后一个推动者又是被另一个运动着的事物推动着运动的,如此等等,这不能无限地推溯上去,那么必然有第一推动者。”有限而变成无限,无限分成有限,推动者之前有另一个推动者,在无限的循环中,必定存在着第一推动者,而第一推动者作为一种本原,一定是不能运动的,但是运动却又是永远存在而无中断的,那么这个第一推动者必然是自身不动的,必然是唯一的一个,也必然是永恒的一个,“因为显然,如果必然永远有运动,如果某一特定的运动是先于一切的和连续的,那么这个运动正是第一推动者所引起的运动——它必然是同一的,连续的和先于一切的。”

第一推动者自身不动,第一推动者没有部分也没有量,第一推动者是唯一的并且是永恒的——亚里士多德到这时候才真正提出了物理学的本质,那就是从第一推动者产生运动和变化的“科学”,他没有明确说出这个第一推动者就是神,都是很明显,万物的本原作为唯一且永恒的存在,只有神,于是一切的运动,一切自然的变化,在无限可分为有限中,被先于一切的神所主宰,“第一推动者推动一个永恒的运动,使它无限地持续下去。因此可见,这个第一推动者是不可分的,没有部分的和没有任何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