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17《无人亮灯》：我怀疑自己曾是一匹马
“都是我的错。那晚我去了您的房间，他就嫉妒了。”
“谁？”
“还会有谁呢？是阳台，是我的阳台。”
——《阳台》
一场暴风雨袭来，那个阳台塌了，天空和暴风雨中的闪电照亮了阳台，本来属于阳台上的光却不见了。一种坍塌，是物的坍塌，是自然之灾难造成的坍塌，但是对于一个把一切的情感都寄托在阳台上的女人来说，也是心中整个世界的坍塌：它摧毁了内心的隐秘世界，它破坏了灵魂栖居的家园，它毁灭了用想象构筑起来的爱——阳台具身化和拟人化，它的坍塌就变成了一种自杀式的跳下，“他没有掉下去。他是跳下去的。”
阳台就是“他”，她心中永远在一起的“他”。这是一个拒绝外部而构筑世界的女人，之所以拒绝，是因为她根本没有勇气踏出家门，“整天窝在那个阳台”就成为了她的日常方式。于是，她把阳台当成了“唯一的朋友”，她通过阳台的玻璃观察经过的人，她利用阳台透过来的余晖照明，阳台不再只是那栋老宅的一个组件，不再是她生活的空间局限，更不再只是一种物的存在，“物品通过与人产生联系而生出灵魂”，包括带腿的物品变成了生有枝丫的树木，琴键长着獠牙，“她的阳台在遇到她之后，才第一次拥有了灵魂。”在某种意义上，她也不再是那个对外面世界充满期待和了解欲望的人，她缺少的勇气反而让她转身活在拥有灵魂的阳台里，这是真正的拒绝，这是真正拒绝之后的创造，“她把每天在阳台上看到的事件、往来行人的服饰都化用在她的人物身上。”甚至她把阳台当成了“他”，她和他进入到了充满爱意的故事中。
她因为拒绝而创造了灵魂，她成为了阳台故事的创作者，“为什么您不帮她编一下故事呢？如果您愿意的话……”这是老人对我的要求，他们希望我和他女儿一起在想象中创作和阳台有关的故事，也许正是这一种参与，才使得她内心那个隐秘的、充满爱意的故事走向了坍塌——因为她去了我的房间，所以“他”嫉妒了，所以“他”跳了下去，而对于这一结局，她依然将其变成了故事，在她不停给他写的诗歌里留下了最后一首诗：“阳台的遗孀……”《阳台》无疑是费利斯贝托·埃尔南德斯的“想象文学”的一种，她之所以赋予阳台以灵魂，创造阳台的故事，并从中发现阳台的爱意，就在于她已经丧失了踏出家门的勇气，而导致这一结局的是她主动的拒绝还是被动的退守？显然，她的选择从一开始是无奈，是命运的摆弄，是欲望的无情消逝，但是当她在阳台里发现了灵魂的存在并与灵魂进行了对话，她就是找到了一种拒绝外部的生活。
外部是什么？是红色玻璃折射的“暴力倾向”，是绿色玻璃背后的乡村独居者，是老迈、瘸腿的黑人成为乌尔苏拉的情人，甚至是暴风雨，而作为在老宅里消夏的我，也是以某种拒绝外部的方式找到了灵魂的契合点，“如果有一天，我藏到它身后，发出一声呼喊，那么苔藓就会立刻将它吞没。”但是因为对外部的拒绝而退回到阳台，这样的灵魂栖息地本身就是一种脆弱的存在，暴风雨袭来，脆弱的阳台坍塌，也许还有杜撰的故事，还有确信的爱，还有诗歌，但是她所说的“嫉妒”成为阳台的性格，何尝不是一种外部的表达？更重要的是，阳台上的余晖变成了暴风雨的闪电，“她看到的不是阳台上的光！”而这不正是困于阳台的她“没有点灯”的命运写照？只是想借助阳台透进来的余晖照明，它永远难以逃避脆弱的命运和坍塌的结局，于是阳台成为了废墟，于是她成了“遗孀”。
埃尔南德斯制造的“阳台”故事就是一个“无人亮灯”的寓言，而《无人亮灯》也是一个关于如何寻找灵魂栖息地并最终走向黑暗的故事，“宾客们纷纷笑了起来。随着屋外的天色越来越暗，我们说话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小。但是，始终没有人把灯打开。”宾客们在听着故事，我为他们读着故事，读故事和听故事之间构成了“无人亮灯”的现实，人们不需要在这样的状态下开灯接近甚至走入故事，所以故事其实就是一个被虚设的外部：“很久以前，我曾在一个古老的大厅里为众人读故事。”故事是关于一个想要自杀的女人，她每天来到桥上试图自杀，但是计划又总是落空，因为她每天遇到的意外阻扰了她的行动——意外构成了一种妨碍性的外部叙事，对于试图自杀的女人如此，对于讲着故事的我来说也是如此：或者是那个“带着一种愚蠢的固执的男人”，他自诩是个政治家，可以用即兴演讲的方式让大家感兴趣；或者是“娘娘腔”，当遗孀夫人的侄女说起树具有的诗意意义，“它们反复出现在道路两侧，为我们指明方向；当我们离它们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的时候，它们会聚在一起，朝我们的方向张望；随着我们渐渐靠近，它们又会彼此分开，为我们让路。”“娘娘腔”却打破这个迷人瞬间，在他看来，树木总是会从四面八方跳出来袭击我们，会朝我们扑来，然后拦截我们，张开枝丫吓唬我们……
政治家和我构成了对立，遗孀夫人的侄女的树木观和“娘娘腔”的树木观也构成了对立，这双重的对立就是外部和内部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也构成了故事的冲突点，“在某一失神的瞬间，我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看到有几只鸽子在屋外的一尊雕塑上走动。”遗孀夫人的侄女靠在墙壁上，波浪状的头发披散着，当我看见她有了一种失神的感觉，为了不再被打扰，我把目光转向了窗外的雕塑，在停留在雕塑上的时候，我想象着她的身体所展现的是一个“连她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人物的形象”。实际上，埃尔南德斯在这里构筑了这种外部和内部的多重冲突：政治家、“娘娘腔”是一种破坏性的外部力量，它破坏的是“读故事”的情绪；侄女的头发、状态和神情吸引了我，它是让我从破坏性的外部转向内部的动力；但是为了维持读故事的状态，我把目光转向了雕塑上，通过某种想象看见了雕塑被赋予的人物形象——外部是解构，是破坏，甚至是故事本身流水线讲述的无趣，而我看见侄女和转向雕塑，就变成了对外部的物的拒绝之后对灵魂的寻找，它构成了另一种“阳台”叙事，而这样的“阳台”叙事又面临着“无人亮灯”的脆弱性解构。
| 编号：C69·2251213·2404 |
“您讲的那个故事里的女人到底为什么要自杀？”侄女面对我时提出的问题指向了命运的脆弱性，它就是这个问题的变体：“您不好奇，未来会发生些什么吗？”或者是另一个问题的深化：“请您说说看，如果您此时身在别处，您会做些什么？”不管是哪个问题，在有人大笑却“无人亮灯”的现实里，它注定没有答案，注定是一种沉默，甚至当我即将最后离开时，她对我说：“我想请您办一件事。”但她依然没有说出想请我帮助的那件事，“只是把头靠在了走廊的墙壁上，然后抓住了我的衣袖。”疑问没有回答，请求搁置在那里，一切都进入到了否定性、无为性的“无人亮灯”状态之中，这种状态就像那个故事中试图自杀的女人一样，在被干扰的外部世界里双脚悬在桥上，却永远没有勇气走向属于自己的那条死亡之路。在某种程度上，埃尔南德斯的这两部小说都指向了“故事”本身具有的脆弱性：《阳台》里的女人在编故事，“阳台”成为她最后的庇护所，但是外部的暴风雨轻易可以将它摧毁；《无人亮灯》中的我是在读故事，面对底下的听众读一个关于自杀的故事，但是它总是被干扰，“无人亮灯”始终无法让故事走向最后的结局。
编故事或者读故事，故事成为了新的困境，而埃尔南德斯的《两个故事》转向了“写故事”，是不是可以用自我创造构建真正的灵魂世界？“他想要捕捉某个故事，把它锁死在笔记本里。他从几天前就开始想象写作时刻的激动心情了。”写故事是一种创造，是一种想象，它可以将一切外部的东西都剔除掉，剩下的就是只属于自己的深夜和故事本身。但是，他写作的状态是焦虑，他写作的回忆已经变形，他写作的目的被隐藏，故事不再是纯粹：他写下了《来访》，“她问我都是些什么想法，我对她说都是些没用的东西，我说我的脑袋就像是个健身房，各种各样的想法都挤在里面锻炼身体，而她一来我家，所有那些想法就都跳窗跑走了。”他写下了《街道》，“不过，在亲吻了她奇异的面庞之后，我产生了一种感觉，就像是我想转身去看列车的那种感觉——我发现我并没有吻她的意愿，我发现吻她的是向后望去的那个人。”他也写下了《梦》，“然而，在我吻她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并不爱她，我并没有坦率地面对自己，我只是为了在自己深陷的复杂局面中找点乐子罢了；于是我吻到了她的脸颊上，那里已挂满她的泪水，我尽可能躲避那些泪水，因为如果没能躲开，我就感到自己有义务吮吸它们，那种液体越流越多，越流越成。”
三篇故事，都是和女孩有关，和想要的爱有关，却又都以变异的方式上演，故事被创作，却总是被情绪所影响，或者说，那些故事只不过借以逃避现实，“我唯一做的就是从灵魂中的另一处扯来一块布，示意它按照指令飞行……”当飞行制造了新的麻烦，当发出停止飞行的指令，却在无法阻止，“它径直飞到了我眼前，撞破了我的脑袋，撞破了愚蠢的我身上隐藏的万事万物。”写故事以这样的方式再次回到“无人亮灯”的孤绝状态中。而埃尔南德斯在这里又设置了一种嵌套结构：年轻小伙子在写故事，而我也在写小伙子的故事，“我看到了故事里的那个年轻小伙，他对我说他不再想继续写那个故事了，他说也许他永远都不会再尝试接着写它了。”也许只有在小伙子搁笔而取消了自己的作者身份之后，故事才真正具有被写作的意义，“我总能在它们中找到另一个故事：在一个年轻小伙试图捕捉到属于他的那个故事时，我的故事就在现实中成型了。”外部故事之成型是以内部故事之死亡而完成的，就像《阳台》中以女人遭遇了阳台坍塌这一故事而成就了故事，《无人亮灯》以女人自杀未成而完成了故事，编故事、读故事、写故事都在故事遭到破坏甚至毁灭之后才成全了“我”的故事，这个“我”就变成了外部世界的真正作者：他统摄了“故事”和现实，并把故事推向了现实。
推向现实而使其成型，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埃尔南德斯面对灵魂脆弱性的一种“解救”，但是这种解救充满了对现实本身的讽喻，那道隔开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门，是阳台，是雕塑，是女人，是故事，但永远无法给真正隔开，甚至现实就是故事的镜像。《绿色的心》里进入回忆之境的是那些物，物也被赋予了灵魂，但是这种附灵的过程却是以荒诞的方式回到现实本身：
忽然之间，我想起了我的母亲，紧接着，过往的回忆纷至沓来：马拉电车；糖果罐的盖子；有轨电车；我的外祖母；一位头戴纸帽、身上总是沾满细碎羽毛的法国女士，以及她那名叫伊沃内的女儿——那小女孩的打嗝声和尖叫声一样响亮；还有一个死去的鸡贩子；一个位于阿根廷某座城市的危险街区——有一年冬天我曾在那里过夜，当时睡在地板上，身上盖着报纸取暖；以及一个位于阿根廷另一座城市的高档街区——在那里过夜的时候，我得到了王子般的待遇，浑身盖满了绒毯；最后，还有一只鸵鸟和一杯咖啡。
音乐会搞砸了，只能去治安堪忧的街区，在朋友那里租了房间，这就是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当我那那枚绿色的心形胸针典当掉，我换回了舒适的酒店，但是赎回来的胸针却被鸵鸟吞进了肚子里，后来咖啡馆的服务员给我送来了胸针，说鸵鸟总会将吞下去的东西都还出来。像是一个荒诞的故事，鸵鸟、胸针、旅馆，难道不正是一种脱离现实的虚构？而当回到小镇，这一切就变成了真正的现实，“几乎可以确定的是，那份绿色的报纸，还有那几个被我用胸针扎过眼睛的五胞胎将会在那里出现。”和荒诞、虚构的回忆一样，《除了胡利娅》中，埃尔南德斯将这个寻找回忆的庇护所变成了“隧道”，我的朋友患上了神秘疾病，“我爱我的病胜过爱我的生命。每当我觉得自己就要痊愈的时候，一种致命的绝望感就会向我袭来。”这个从小学时就喜欢靠在刷着绿色油漆的墙上的朋友，也许从那时起就进入到了患病状态，而这一切和隧道有关。当他带着我进入隧道、摸着隧道，在“无人点灯”的隧道里终于摸到了光滑的槽面，粗糙的盒子，凸起的斑点，塔型的笼子，以及“胡利娅”的脸。
隧道就是他构建的世界，“我需要一整天都在庄园里独自散步。”隧道就是他搜集记忆的地方，“我以前和别人住得很近，我习惯于收集那些不属于我的记忆。”隧道也是逃避，也是虚构，也是他的故事，那些在生意场上被欺骗的经历，那些和朋友妻子的背叛故事，都被他安放在隧道里，当隧道成为了疾病的隐喻，它指向的依然是现实，甚至是自我欺骗的异化现实，“这时候，我觉得自己正在抚摸隧道里的一个物件。”返回到了物本身，而且是不带记忆的物，缺少灵魂的物。鸵鸟吞下了胸针、隧道藏匿了秘密，埃尔南德斯在《长得像马的女人》中索性让人更荒诞地物化为一匹马，“我无所事事，唯一关注的就是周围有没有可疑的影子，或者有没有来自其他动物和人类的威胁。”一匹沉浸在自我世界马，一匹逃避人类生活的马，但是马却无法真正脱离人的世界，它是人之镜像，“我发现，身为马的我，身上留有一些和人类极为相似的特性：一种巨大的懒惰。”
为了克服人类的懒惰，马开始不停走动；为了逃离人类的束缚，马总是要踏上逃亡之路；为了证明自己的独立性，马要主动选择自己的主人，甚至对人类充满了愤怒，“就是这个人，在我还是一头小马驹的时候，我就应该杀了他。”但是一切无济于事，我成为了在舞台上的马，成为了被亚历杭德罗套住脖子的马，成为了学校里被围观的马，而且对镜自照的时候，我已经是一头苍老的马，“一匹衰弱的老马，哀哀地低垂着它那早已被遗忘的头颅。”马的命运在埃尔南德斯的寓言世界里，就是一个需要创作自己故事的作者，它在寻找阳台，它在抵御侵袭，它在寻找归宿，它总是处在对外部世界的抗争之中，但是被异化的内部世界，已经没有了回忆，没有了灵魂，没有了故事，它依然是马的一种动物叙事，“对自己不是人类这个事实，我感到的最大的遗憾是：我无法带走那张合照，因为我没有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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