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3-07 《童年往事》：外省移民的成长和死亡
英文片名：《The Time to live and time to die》，时间是从出生到死亡的长长线段，时间是从断裂到融合的缓慢过程，从广东梅县到台湾新竹、凤山，这是一家人绘制的时间轨迹，这里有父亲从大陆到台湾的亲历，有母亲在孩子面前的讲述，有祖母蹒跚寻找回家之路的回望，而新一代外省移民在对生的模糊记忆，对死的不安见证中，完成了“台湾意识”的过渡与融合，也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成长仪式。
“这部电影是我童年的一些记忆，尤其是对父亲的印象。”这是属于“我”的故事结构，而“父亲”无疑成为我童年记忆中最重要的一个符码，父亲是广东梅县人，在民国三十六年的时候，因为偶遇台中市的市长，便被邀请当了秘书，那时我只出生四十二天。而这一次的“偶遇”使一家人生活轨迹发生了改变，母亲带着全家来到了台湾，从此不管在新竹，还是父亲因病搬到凤山，一家人都没有再回去，父亲和我的出生地，以及全家曾经生活的记忆，都被地缘而隔开了。这是父亲政治生活的一个转折，但其实不管是离开大陆，还是移民到台湾，对于父亲来说，并不是为了某种政治的目的，甚至可以说，在一种被割裂的生存状态下。对于父母来说，对于大陆只剩下一些记忆，而这些记忆被激活也总是通过大陆辗转而来的信件。建元的信说到了大陆封锁，父亲便回忆起和他一起上大学时的情形，说建元的父亲生建元的时候，满屋子里都市鱼腥味，好像他家就是卖鱼的。后来又收到安姑的信，说大陆在大炼钢铁，但最后都成了一堆废铁。信息封锁、大炼钢铁，这些政治事件已经融入了彼岸的生活，但是对于父母来说，这些信件上的点滴只能是一些片段，就像他们离开的故土，已经成为一个“他者”，而母亲的那句“当初带他们出来就好了”的心里话更多是一种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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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侯孝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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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总是坐在那把老式的藤椅上，读着辗转寄来的信，拖着气喘越来越严重的身体，而耳边听到的是充满着政治标签的口号，这不仅是他的生活片段，也是一家人生活的写照，村子里总是经过那些武装着的骑兵，公共场合禁止说起的闽南话，学校那些懵懂无知的孩子口中说出的“我们要反攻大陆”的口号，以及满是政治宣传口吻的虚假战时报道，充斥着他们的日常生活。而生病退养在家的父亲，一个月的薪水只有620元，除了自己理发零用的20元，其他都用作了全家的日常开支，这是拮据的生活，所以幼年的我会从母亲的包里偷出钱去，藏在村口的那株大树下；我和弟弟们一起去捡电力施工丢弃的铜线卖钱，或者有时候我还会去偷电线拿来买包子；而姐姐也是因为家里拮据，最终被中断了到台北读女一中的学业，早早嫁了人。姐姐总是回忆起自己报考台女中而被录取的那段往事，只是最后对于放弃是哀愁的，是含着泪的，母亲说，女孩早点工作赚钱，不用读女中，只要读师范就可以了，而一旁的祖母也说，读书了没用。
生活的拮据对于父亲来说，是外省移民身份的另一种压力，这种压抑和压力带给他的是沉默，是叹息，是疾病，而那个停电夜晚突然而来的死亡则把这个家推向更加深重的现实。姐姐的一声“爸！”是点亮蜡烛之后最沉重的一声呼唤，父亲依旧在他的那张藤椅上，头靠在那里，却已经望不见天。母亲的哭亲和祖母掐着他的额头，是最后的施救，但是医生摇头宣告父亲的死亡。从大陆到台湾，父亲见证了一家人的转折，他活在断裂的现实里，直到最后死去，他依然没有找到自己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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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往事》电影海报 |
而我作为随父母来到台湾的新一代外省移民，父母有关的记忆是模糊的，所以在父亲的死亡面前，我和那些小弟弟一样，是无声的，甚至是冷漠的，和姐姐、哥哥阿忠以及母亲、祖母的悲伤不同，我们只是看见了这快速降临的死亡，但是这种死只是父亲作为一个断裂的知识分子的死。父亲之死隐约地代表着一代人、一个时代的终结，而我也从童年的懵懂中成长起来，这种成长当然面临着一种本土化的困境。我的小名叫“阿孝”，是祖母小时在找我时喊的名字，在某种程度上祖母的语言里也含着那一段迁徙的记忆，所以小时候会被别人取笑为“大卵巴”，父亲之死是童年记忆的彻底泯灭，转身一变，我已经变成了靠在村口大树上吃着甘蔗准备实施敲诈的那个青年，这是一种本土的融入，但是这种融入又带着某种叛逆。
那个在凤山的家已经不是当初临时安顿的场所，而完全成为与自己成长有关的地方，学校里给别人抄作业可以收点零钱，纠集同学殴打教训不听话的同学，还恶作剧放老师自行车的气。混帮派、泡马子、打撞球、因副总统陈诚大敛而与老兵起冲突，并偷偷砸人家玻璃等，无不展现我在青春期的血气与纯情，也展现着我想要融入的心情。当然对于青春来说，性意识的懵懂也成为不可绕开的现实，我会在厕所里偷偷读禁书《心锁》，半夜会“画地图”，偷偷起来自己洗干净了内裤。或者和那些伙伴们去“红灯区”，穿上新衣服，照镜子，学着抽烟，这是出发前的仪式，而5块钱的一个红包反倒是对于我是处男的奖励。当然，除了这些和肉欲有关的性意识，也还有对女孩的朦胧向往，女孩吴素梅成为我寄托稚嫩情感的一种归宿，跟在她的身后，或者写一张“我心爱的人，你在哪里？”的纸条，在大雨中守望。而这样的青春故事总是伴随着某种挥之不去的哀伤，而另一种死亡的出现，把我真正拉向了成长的仪式。
母亲叫我买酱油的时候，发现石头上长了小瘤，我半夜遗精洗内裤的时候，母亲去在流泪给出嫁的姐姐写信，“医生说要切片，可能是喉癌。”生与死，成长与衰亡，总是不经意的并列而生，而母亲眼泪的时候，映照出的是父亲挂着的遗照。舌头上的瘤、可能的喉癌，其实母亲的身体之便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隐喻。虽然他和父亲一起从大陆来到台湾，也一样挂念着那边的亲人，也也有某种割裂的感觉，但是她和父亲不同，她的亲历更是一种“说话”，她是讲述者，是对于过去的言说。她回忆她的第二个女儿阿琴，因为奶水不够，女儿去除了敬神的食物，最后又吐又泄，吃了药后，第二天就死了；她回忆大儿子阿忠，小时候也是因为吃的原因落下一身的病，所以现在瘦瘦弱弱的，连当兵也不能通过体检；她回忆自己的和父亲的婚姻生活，“身体要紧，其他都是假的。和你父亲结婚时不知他有病。结婚二十年，服侍了他二十年……”她总是在讲述，讲述那些有关生的故事，讲述有关身体的遭遇，讲述的背后是另一个断裂的过去，而那降临到她身上的疾病又让她丧失了说话的权利，姐姐带着母亲去台北的医院看病，回来后姐说医生本来要把母亲的舌头割掉的，但是母亲怕从此讲不来话，所以不肯。而这其实是母亲自我安慰罢了，台北回来之后，病情每况愈下，呕吐取代了说话，最后离开了人世。
对于我来说，母亲的死比父亲更为真切，父亲都是埋葬在心中的那种压抑和忧伤，那些断裂的记忆只在他作为个体的生命中，而母亲用讲述的方式慢慢还原一个有关身体和生命的童年，所以在父亲猝死的时候，传来的只有祖母、母亲和已经长大的姐姐的撕裂的哭声，而我和弟弟们只是呆呆地站着，像是和自己无关；而母亲之死，对我来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痛，在死亡的仪式上，我的眼中满含着泪水，意识到了生离死别的滋味。而在这种生离死别中，有关生命，有关成长逐渐清晰起来。在一家人整理母亲的遗物时，有送给阿忠结婚时的首饰，有邻居叶太太的会钱收据，也有父亲曾经住三年就想回去的愿望，当然还有母亲守着的父亲秘密：“爸爸有肺病，碗筷都和你们分开，不是不和你们亲近，是怕病传染给你们。”读罢，一家人恸哭，其实，割裂的现实后面是亲情，就像那回不去的故土，何尝不在那一代人心里成为永远的遗憾。
但是，祖母似乎有着更为根深蒂固的乡愁，和一家人来到台湾，对于她来说，反倒开始了寻根之路，给我命名叫“阿孝”，坐着三轮车到大陆去，或者叫上我走上几十里的路去找“梅红桥”，目的就是“回祠堂，拜祖先”，步履蹒跚的祖母带着年幼无知的我，行走在那条无人的路上，却不是孤寂，一路上祖母倒是兴奋的，而我从路边采摘来的芭乐，在祖母手里变成了杂技的道具，让人无限快乐。这或许就是遗失的记忆，它本来属于祖母，而祖母又以这样的方式返回到我的身上。根深蒂固的祖母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除了看着我们成长，看着父亲母亲的离世，也看着自己日渐衰老，包银钱成为她走向死亡的最后仪式，“要带到阎王那里去。”对于她来说，这是一种生命归宿的寄托，但是她属于更为久远的时代，和这样的现实几乎完全被隔绝了，所以，最后她的逝世几乎连仪式也忽略了。“直到有一天，祖母的身上爬满了蚂蚁，不知道她去世多久了，躺在榻榻米上。”身上爬满了蚂蚁，死的时候还保持着睡觉的姿势，似乎没有痛苦，没有挣扎，用一种无声的方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而这样的死亡，在我眼前已经变成了一个传说，当收尸人来的时候，祖母的另一半身体已经溃烂，他们狠狠看了我们一眼，心里似乎在骂“不肖子孙”。在这无声无息的死亡面前，在这告别旧时代的归宿面前，我却在用自己的行动融入现实，本来可以被学校保送进军校深造，但是我因为吴素梅的一句话“等你考上大学再说吧”，而最终决定参加大学联考，但这仅仅是少年的意气，仅仅是青春的冲动，大学联考失利之后，吴素梅最终搬到了高雄，懵懂的爱情从此不复存在，而现实是不是在我的成长中接受了我？祖母的死去是一个陈旧年代的结束，更象征着家庭的分崩离析与理想的破灭。
从亲历者的父亲抑郁而死，到讲述者的母亲“话语”终结，再到年迈的祖母被遗忘死去，三种死亡构筑了一个少年成长中的所见，看见的死亡其实也看见了童年的往事，看见了青春的懵懂，看见了断裂与融合，看见了梦幻和清醒。是的，有很多东西已经回不去了，有很多东西是不想回去了，在回不去和不想回去的现实里，唯有记忆才是不老的：“我总是回想起陪祖母走过的那条路，还有那些芭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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