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07《古籍序跋集》：使后人穆然有思古之情

今夏失业，幽居南中，偶见郑振铎君所编《中国短篇小说集》，埽荡烟埃，斥伪返本，积年堙郁，一旦霍然。
    ——《<唐宋传奇集>序例》

那是“幽居南中”的失业岁月，那是“大夜弥天”的孤独日子，那是“饕蚊遥叹”的彷徨时间，鲁迅看见了“许多的血和许多的泪”，看见了“用钢刀的，用软刀的”屠伯，在未见革命之光的时候，只剩下“杂感而已”，只有“而已”而已——写作了《而已集》，对于鲁迅来说，那段岁月也是找不到目标的低沉期。但是，他从传奇的辑录过程中，发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在看见郑振铎所编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之后，萌生了“埽荡烟埃，斥伪返本”的想法，希望将“积年堙郁”扫除干净，从而在“一旦霍然”中为唐宋传奇梳理出一条发展的轨迹。

于是在民国十六年九月时，终于辑录完成了《唐宋传奇集》，鲁迅“广赖众力”辑录完成的这本书，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九二八年二月由北新书局分上、下二册出版，在书中鲁迅以“斥伪返本”的方式编选了唐宋传奇代表作，比如《古镜记》一文在《太平广记》中录入第二百三十卷，但是改名为《王度》，而在《唐书》和《新唐书》中则没有王度名字，所以他认为“其事迹之可藉本文考见者”；他认为《柳毅传》收录在《广记》第四百十九卷中，而注则出自《异闻集》，不仅在原文无转字中增加了传字，而且鲁迅注解了柳毅故事的后代意义，“金人已摭以作杂剧（语见董解元《弦索西厢》）；元尚仲贤有《柳毅传书》，翻案而为《张生煮海》；李好古亦有《张生煮海》；明黄说仲有《龙箫记》。”他考察了白行简作《李娃传》，认为是“应李公佐之命也”，这是因为“公佐不特自制传奇，且亦促侪辈作之矣”；他认为《莺莺传》的故事“振撼文林，其力甚大”，不仅在当时有杨巨源、李绅等人以此题材如诗，而且后来不断演绎发展，“金有董解元作《弦索西厢》；元有王实甫《西厢记》，关汉卿《续西厢记》；明有李日华《南西厢记》，陆采亦有《南西厢记》，周公鲁有《翻西厢记》；至清，查继佐尚有《续西厢》杂剧云。”

《唐宋传奇集》最末一卷《稗边小缀》，即鲁迅对唐松哥传奇故事“斥伪返本”式的梳理，虽然他认为编辑这一本小说集，“此亦岂所以善吾生，然而不得已也。”但是他编辑《唐宋传奇集》除了这一目的之外，更在于从传奇故事的发展和“埽荡烟埃”的编辑过程中隐喻了人生，“餍于诗赋，旁求新途，藻思横流，小说斯灿。而后贤秉正，视同土沙，仅赖《太平广记》等之所包容，得存什一。”这是小说的命运，在诗歌之后小说开始灿烂发展，但是在历史中被湮没了，而且在后代被篡改被阉割，《说海》、《古今逸史》、《五朝小说》、《龙威秘书》、《唐人说荟》、《艺苑捃华》等古代小说集，“为欲总目烂然，见者眩惑，往往妄制篇目，改题撰人，晋唐稗传，黥劓几尽。”所以鲁迅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经历，使之“霍然”，便是要还小说一个本来面目，这种“斥伪返本”更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讽刺。

除了《唐宋传奇集》之外，鲁迅还辑录了《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等小说集，其目的和《唐宋传奇集》一样，一方面在文本上择善，另一方面重新确立小说的历史价值。《古小说钩沉》是鲁迅最早辑录的小说佚文集，收录的《青史子》《旌异记》等三十六种古籍小说都几乎“积年堙郁”，他在披览古说中“或见讹敚”，于是，“取证类书，偶会逸文，辄亦写出。”在他看来，这也是对于小说的某种不公，“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小说是稗官之作，是街谈巷议，但是在鲁迅看来，小说世界另有天地，“大共琐语支言，史官末学，神鬼精物，数术波流；真人福地，神仙之中驷，幽验冥征，释氏之下乘。”所以作为“人间小书”的小说，“心行曼衍，自生此品，其在文林，有如舜华，足以丽尔文明，点缀幽独，盖不第为广视听之具而止。”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和古代的诗歌一样，反映着社会的变化，“归魂故书，即以自求说释，而为谈大道者言，乃曰：稗官职志，将同古‘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矣。”而在《小说旧闻钞》序言中，鲁迅认为“昔尝治理小说，于其史实，有所钩稽”，他辑录了关于三十八种旧小说的史料，还增加了关于小说源流、评刻、禁黜等方面的史料，这些史料来之不易，在《在版序言》中，他说当时因为无力买书，是从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馆中辑录史料而成，“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采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之难也，颇亦珍惜。”在这样的付出中，尤其是俗文小说的旧闻，曾经为史家所不屑道，但是付之排印之后也成为了宝贵的财产，“见闻虽隘，究非转贩，学子得此，或足省其浬重寻检之劳焉而已。”而这正是对当时抨击《小说旧闻钞》是有闲、有钱之作的“海上妄子”一种驳斥。

“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鲁迅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中辑录各种古籍，从一九二一年之一九三五年，鲁迅辑录或校勘的古籍达十九种，每一种都付出了艰巨的劳动，都体现了严谨治学的风范。《嵇康集》是嵇康的诗文集，鲁迅从一九一三年就开始了校订，他以明代吴宽丛书堂钞本为底本，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得以完成，一方面他考察了《嵇康集》的著录情况，《隋书》的《经籍志》中收录《嵇康集》共十三卷，《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则收录十五卷，《宋史·艺文志》则为十卷，《重温总目》也收录十卷；他还考察了《嵇康集》的逸文，其中包括“翩翩凤辖，逢此网罗”的《游仙诗》、“余以太簇之月，登于历山之阳，仰眺崇冈，俯察幽坂。……”的《怀香赋序》、“食桑而吐丝，前乱而后治”的《蚕赋》，还有《嵇康集目录》、《嵇康文集录》等，它们散件于《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类书中；其次，鲁迅比较审视了不同的版本，郑樵《通志》中所载的书卷和唐代不相同，“盖转录旧记，非由目见。”而刊刻本，更是复杂，明代有嘉靖乙酉黄省曾本和汪士贤的《二十一名家集》本，它们均为十卷，而在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则合为一卷，张燮刊刻时又改为六卷，鲁迅认为，“盖皆从黄本出，而略正其误，并增逸文。张燮本更变乱次第，弥失其旧。”另外还有程荣刻本十卷，较多异文；在清代，诸家藏书所记又有明吴宽丛书堂钞本，鲁迅认为，这一版本源自宋刻本，但是经过匏庵手校，在京师图书馆，鲁迅和黄省曾本进行了雠对，“知二本根源实同，而互有讹夺。惟此所阙失，得由彼书补正，兼具二长，乃成较胜。”所以在两相比较中，鲁迅确立了辑录和校订的原则：“今此校定，则排摈旧校，力存原文。其为浓墨所灭，不得已而从改本者，则曰：字从旧校，以著可疑。义得两通，而旧校辄改从刻本者，则曰：各本作某，以存其异。”在《嵇康集》跋中，鲁迅也谈到了校正的原则：“今于原字校佳及义得两通者，仍依原钞，用存其旧。其漫灭不可辨认者，则从校人，可惋惜也。”

校正需要在比较中选择善本，以求最大限度接近原文，对于鲁迅来说“搜缉逸文”当然是一件辛苦的事，“恨学识荒陋，疏失盖多，亦第欲存留旧文，得稍流布焉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嵇康集》的校正中，鲁迅对黄省曾，汪士贤，程荣，张溥，张燮五家刻本进行比较，又从《三国志》注、《晋书》、《世说新语》注、《野客丛书》、胡克家翻宋尤袤本《文选》李善注及《考异》、宋本《文选》六臣注、相传唐钞《文选集注》残本、《乐府诗集》、《古诗纪》，及陈禹谟刻本《北堂书钞》、胡缵宗本《艺文类聚》、锡山安国刻本《初学记》、鲍崇城刻本《太平御览》等著作所引，“著其同异”。在校正《云谷杂记》中，鲁迅认为当时不止一种刻本，《说郛》及《大典》并非是同一版本，虽然是残缺本，虽然梗概还在，但是鲁迅还是不安，“原抄僞夺甚多，校补百余字，始可通读。间有异同，辄疏其要于末。其与《大典》本重出者，亦不删汰，以略见原书次第云。”在校订谢承的《后汉书》时，鲁迅是从黟人汪文台南士的辑本进行校录的，而为了校对汪辑本《谢承后汉书》，鲁迅更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他从民国元年的十二月十一日开始，先是对比了胡克家本《文选》，第二天又以《开元占经》及《六帖》校过，接着是明刻小字本《艺文类聚》、《初学记》、《御览》、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北堂书钞》、《事类赋》等作为校对文本——一直到第二年的一月七日，在跨度为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鲁迅查阅和校对了11本古籍，最后在一一校正中“厘为六卷”，将散逸的《后汉书》重新辑录完整。

鲁迅校订和辑录的认真态度是严谨治学的表现，而实际上鲁迅正是承袭了古人的这种作风，他在《<会稽郡故书襍集>序》中就说：“是故敍述名德，著其贤能，记注陵泉，传其典实，使后人穆然有思古之情，古作者之用心至矣！”因为古作者用心之至，所以那些散逸的古籍，那些被湮没的古籍，那些讹脱的古籍，更需要后来者整理校对，这是对古人的尊重，也是对古籍的尊重。而鲁迅在这里还有另一种情愫，“使后人穆然有思古之情”不仅在于在古籍的校对整理中领略并发扬用心之至的作风，更是一种“家乡情怀”。鲁迅的故乡在绍兴，绍兴古称会稽，“会稽古称沃衍，珍宝所聚，海岳精液，善生俊异，而远于京夏，厥美弗彰。”正是这片“海岳精液，善生俊异”的土地，鲁迅对他有着深厚的情感，所以他为了“笃恭乡里”，萌生了将零落的会稽古籍辑录整理的想法，《会稽郡故书襍集》便是这一本“存旧书大略”的集子。

《会稽郡故书襍集》中收录了谢承《会稽先贤传》、虞预《会稽典录》、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贺氏《会稽先贤象赞》、朱育《会稽土地记》、贺循《会稽记》、孔灵符《会稽记》和夏侯曾先《会稽地志》等八种和会稽有关的古代逸书，前四种记载古代会稽的人物事迹，后四种记载古代会稽的山川地理、名胜传说，“书中贤俊之名，言行之迹，风土之美，多有方志所遗，舍此更不可见。”鲁迅从唐宋类书及其他古籍中辑录并经相互校勘补充而成，在这本书里寄托的正是鲁迅“穆然有思古之情”，在虞预《会稽典录》序中鲁迅说：“疑民间尚有其书，后遂湮昧。今搜缉逸文，尚得七十二人。”在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序中，鲁迅说：“汉代以来，钟离为会稽望族，特达者众，疑岫亦郡人，故为邦贤作传矣。”而在朱育《会稽土地记》序中，鲁迅认为“其书，唐宋以来，绝不见他书征引，知阙失已久。所存逸文，亦寥落不复成篇。”但是他评价这是“会稽地记最古之书”，所以“聊复写出，以存其目”。

在鲁迅辑录的十九种古籍中，和绍兴有关作者的古籍占了很大部分，除了包含八种古籍的《会稽郡故书襍集》外，谢承的《后汉书》便是凝聚了鲁迅心血的一本古籍，《隋书·经籍志》载录《后汉书》共有八家，谢承《后汉书》共一三〇卷，但是除了范晔的《后汉书》之外，其他的都已散失，鲁迅用一个半月的时间，通过十一种古籍的校对，“厘为六卷”，其目的就是将山阴人谢承散逸的著作还以本来面目，“注家务取不同之说，以备异闻，而类书所引，又多损益字句，或转写讹异，至不可通，故后贤病其荒率，时有驳难；亦就闻见所及，最其要约，次之本文之后，以便省览云。”而且他认为谢承的《后汉书》成就并不低于范晔的《后汉书》，“案《隋志》录《后汉书》八家，谢书最先，草创之功，足以称纪；而今日逸文乃仅藉范晔书，《三国志》注及唐宋类书以存。”除了谢承的《后汉书》之外，鲁迅还对谢沈的《后汉书》进行校订辑录，而晋祠部郎的谢沈也是山阴人，他从古籍中“缀辑为一卷”，也对谢沈的才学进行了点评，“沈先著《后汉书》百卷及《毛诗》《汉书外传》，所著述及诗赋文论皆行于世，其才学在虞预之右。”鲁迅在其中说到的虞预也是会稽余姚人，他在晋时是散骑常侍，著有《晋书》，鲁迅亦从残缺文本中辑录虞预的《晋书》；另外，他还根据《唐书·艺文志》考察了其中提到的《范子计然》十五卷，鲁迅辑本两卷，据《史记》、《后汉书》、《艺文类聚》、《大观本草》等二十种古籍校录而成，共一二一则——徐广《史记音义》中称计然是范蠡之师，从这个意义上讲，范蠡和计然之间问答的《范子计然》当然也是“使后人穆然有思古之情”的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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