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4-22 《小玩意》：生命向下，胸口朝上

“我们不能灰心，只能挺起胸口朝上。”一个女人的激励与勇气，一个女人的创造和挣扎，从小玩意、小家庭的自我世界，到大机器、大国家的民族救亡，对于一个乡村妇女来说，是升华，是超越，却也是无力承担的悲剧，是侵袭和战争之下的毁灭和痛苦，那最后发出的“大家一起打呀！救你的国！救你的家！救你自己！”的呼喊，只是一个精神失常者最后的“动员”，当围观者掌声响起的时候，抵抗看起来更像是一种仪式。

对于叶大嫂这个经历了曲折生命历程的女人来说，故事在两个端点之间展开，一头是风景如画，淳朴祥和的姚叶村，一头则是洋货泛滥、战火纷飞的大上海，乡村与城市，浪漫与残酷，以及手工业和机器大生产，这二元对立的现实割裂了希望和理想，割裂了生活和现实，而这种二元对立又是超越地域的，在这个军阀混战、社会动乱及帝国主义侵略的大时代，个体似乎已经难以逃脱悲剧的宿命，而那一声声“胸口朝上”的激励越来越成为反抗的口号，不仅在姚叶村响起，也在战争前线响起。

	导演: 孙瑜 编剧: 孙瑜 主演: 阮玲玉 / 黎莉莉 / 袁丛美 类型: 剧情 / 战争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无对白 上映日期: 1933 片长: 110分钟 又名: The Little Toys

坐落在太湖之滨的桃叶村，风景如画，四季如春，而在这样一个风光秀丽的村落里，叶大嫂像所有的村民一样，生活在一种清贫、安定、宁静的氛围里，而叶大嫂更具特点的是心灵手巧，聪明睿智，她用自己的才智和巧手创造了很多小玩意，家里摆放着、悬挂着各种各样的玩意，而小纸扇、蒙着面具的玩偶，都是叶大嫂灵感触发而制作的玩具，这些玩具一方面是村民娱乐生活的工具，也是叶大嫂生活的主要来源，当爱恋她的袁璞希望一起离开这里去往上海的时候，叶大嫂说：“我的一家，还有几十家穷人靠我的小玩意吃饭，我是不会离开他们的。”这看起来是对于爱情的拒绝，其实是对于这乡村淳朴生活的坚守，而小玩意自然代表着叶大嫂的完满的精神世界。

可以说，这乡村的现实代表着一种祥和与善良，代表着纯美与和谐，甚至是一种基于农耕文明的理想状态的眷恋，渔船、炊烟、孩子、欢笑，处处弥漫着一种世外桃源般的乌托邦理想，甚至还有一种超越道德追求自由的热情。叶大嫂不仅有着过人的才智、技艺，而且还有一种博爱般的情怀，真善美闪现出女性的光华。虽然有丈夫嫁做人妇，但是在村子里，她似乎和其他男人保持着某种暧昧的关系，打情骂俏、勾肩搭背，像是一种常态，“好一个聪明标致的叶大嫂，可惜嫁给了又矮又胖的武大郎，真是好花插在牛屎堆里。”这是村里人的议论，而其实这样的议论并非是一种道德的谴责，相反却是对于一种真诚和美丽的向往。而这样一种情感，也使整个故事细腻地传递着两段隐秘的爱情。

一是叶大嫂和暑假在村里进行调查的袁璞之间的爱恋，另一段则是十年后叶大嫂的女儿珠儿和大勇之间的花前月下的爱情。在袁璞的口中，叶大嫂变成了亲昵的“秀秀”：“秀秀，我爱你，今晚我们就到上海去吧。”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在叶大嫂的家里，如此直接的表白也算是冲破了某种禁忌，在袁璞编织的爱情故事里，他们将去暖和的南阳，去繁华的巴黎，去幽静的瑞士，但无论去往哪里，都是离开姚叶村。而叶大嫂虽然对袁璞也有某种情愫，但是“发乎情止乎礼”的道德约束还是让她拒绝了袁璞，“你怪我恨我都是应该的，但我绝不能骗你，你对我的一切好处，我是永远记得的。”这里有叶大嫂的真诚，她敢爱也敢于不爱，对于她来说，拒绝一方面说明她对于村里生活的坚守，另一方面则是离不开她的小玩意，对她来说，小玩意不仅是自己的生活之本，也是全村人的希望，所以在超越爱情的期待中，她对袁璞说：“你要到外国去留学，回来就我们大家。”他把袁璞叫做“敬爱的袁先生”是一种超越个人的希望和寄托，因为她知道，如果我们的小玩意不如外国的好，我们都会饿死，所以她希望袁璞忘掉男女私情，走上救国之路。而袁璞在离开之后的那最后一句话也升华成了对于民族，对于国家的命运担当：“因为我是一个人，所以应尽我为国家为人类的义务，同时，因为我长了一个心，所以我也要永远爱你。”爱国和爱你，在袁璞身上合二为一，或许也只有在姚叶村，在叶大嫂面前，他才会拥有这样一种生活的动力和对于未来的希望。

《小玩意》电影剧照

而另一种爱情发生在十年之后，这十年他们已经远离了姚叶村到了上海，但是叶大嫂和村里人重建的那个茅草房子无非是姚叶村的一种复制，依旧是乡村生活，依旧是手工制作的小玩意，十七岁的珠儿已经长大，她不仅继承了叶大嫂聪明睿智和心灵手巧的优点，而且制作的小玩意比叶大嫂更胜一筹，而和叶大嫂一样，在她生命中出现了美好的爱情，她和大勇相依在河边，看天上的月亮，停河里的落水声，说着对于未来生活的向往。这里有孩子们的嬉戏，这里有滑滑梯裤子开裂的尴尬和玩笑，这里也有纯真美好的爱情，这是另一个姚叶村，这是另一个理想家园，虽然在这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太多，但是这美好的的一切却依然。

对于这理想主义生活的坚守，代表着对于农耕文明的某种眷恋，但是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这一切像是某个梦，充满趣味的自我世界终究要被破坏、毁灭。清贫、祥和、安定、宁静的生活因为苟都军和魏司令的开战而被打破，在人们陷入混乱的时候，叶大嫂的丈夫也因病累到在街上，而这众人相救的时候，叶大嫂年幼的孩子被人拐走，又辗转卖到了上海一个富裕人家。对于叶大嫂来说，这是人生的第一个重大打击，接连发生，让她第一次感受到了命运的残酷。而在家人死去和失踪的同时，家园也不复存在，只能背井离乡逃亡上海。在上海的偏僻地，是叶大嫂第一个叫大家打起精神先搭起草棚，这草棚是新的家园，当然也是另一个有着和谐美好的姚叶村。

对于叶大嫂来说，她的人生信条便是“挺起胸口朝上”，这是一种力量，这是一种勇气，也是对于生活现状的某种期许。作为从事手工发明、制作的叶大嫂来说，她似乎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实现机器生产。在姚叶村的时候，她就觉得外国有那么多羊玩具，就是因为是机器生产，所以做得很快。所以在拒绝袁璞的时候，她也希望他能在国外学习的基础上开设自己的工厂，专门用机器生产玩具。而在珠儿和大勇的爱情对话里，也有着对于机器生产的向往。当阿勇问珠儿，你的玩具工厂什么时候开办？珠儿说，快了，总有一天会成功的，只要胸口朝上，到那时中国也强了，贫穷的人也过得快乐了。”可以说，对于机器生产的向往是基于对手工制作的超越，是一种小农意识的理想主义。

但是机器取代手工，大批量玩具取代小玩意，并非只是一种工具的代替，叶大嫂和珠儿也知道，外国的玩具和我们自己的小玩意有着本质的差别，珠儿看见一个像老虎求饶的玩具，心里很不爽：“向老虎磕头求饶，还不是要给它吞吃了着要把我们的小孩子教坏了。”她立即动手将玩具进行了改造，改造后的玩具变成了大家拿枪拿刀在打老虎。这一改造是要建立一种自主、自立的民族气节，或者是要真正实现“挺起胸口朝上”的理想。但是，他们对于工业文明的向往最后却成为一种机器暴力，小玩意上的大炮、飞机和船只变成了现实中的坦克、飞机和大炮，战争的爆发，开始摧毁他们对于机器文明的向往。

而他们在这时代的浪潮中，也逐渐从小玩意，小家庭的世界里走出来。当战火烧来的时候，村里人建议大家逃跑活命，而珠儿却大义凌然：“你们胆小的尽管跑，我不会逃跑，将来淘到没有路可逃的时候，我们再向哪里逃呢？”她知道，逃跑不是改变命运的办法，“挺起胸口朝上”才能勇敢面对现实，就如那些抵抗着的士兵所说：“我们也要死在胸口的子弹上。”所以珠儿、大勇和很多村里支援后方，奔赴前线。珠儿拿起那杆枪的时候，说：“这小玩意这么重啊！”把枪叫做小玩意，虽然让那些抵抗的士兵一阵欢笑，但是也开始了另一种命名，枪变成了“小玩意”，其实是把战争的武器变成了一种对于救亡的寄托和信仰，士兵们开始高喊：“小玩意，杀啊，小玩意，冲啊！”

小玩意变成了现实，变成了抗争，变成了对于国家、民族的救亡武器，而叶大嫂、珠儿也完全告别了姚叶村的生活，告别了机器的梦想，他们冲杀在前线，他们胸口朝上抗争，大勇牺牲了，老赵牺牲了，珠儿也中弹倒地。“妈妈，我不痛，我不哭。”这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珠儿对叶大嫂说的话，“我要死了，还有很多小玩意没有发明呢。”她还为母亲擦去泪水，而在这死亡逼近的时刻，珠儿还用手上滴落的泪珠做出弹射的动作，曾经在珠儿年幼哭泣的时候，叶大嫂就是用这个动作逗她开心，而现在这动作变成了另一种力量，另一种胸口朝上的激励。

军阀混战使叶大嫂死去丈夫和儿子，使她离开家园，侵略战争又使她失去了自己的女儿和那个机器的梦想，“枯草可以复生，残花可以再开，破碎的心或许可以修补，但是叶大嫂亲爱的人，却永远永远地去了。”这是一种悲苦的人生，这是只留一个人的现实，当战火和硝烟暂时消退的时候，叶大嫂一个人走在上海街头，她手里挽着装满小玩意的篮子叫卖，那里面是是珠儿发明的“儿童打老虎”和珠儿发明并没来得及制作的“十九路军冲锋”的玩具。这是新年到来的时候，烟火取代了战火，而对于叶大嫂来说，没有喜庆没有祥和，只有悲戚只有疼痛。而那来买玩具的小男孩却像极了自己失踪的玉儿，“这些玩意是国货吗？”男孩问她，而叶大嫂拉着他，问他是什么衣服，“这是童子制服，将来长大了要救中国。”男孩说，叶大嫂看着眼前的男孩，听着他对未来的期许，似乎这男孩不单是自己失踪的儿子，更在他身上发现了那种丢失的勇气，“将来要救中国”的理想在叶大嫂的心中一热，也终于变成了一种力量。四周的烟火燃起，叶大嫂仿佛看见了战争的硝烟，她惊恐地叫到：“又打仗了……敌人杀来了！”

不是一种想象，而是在遭遇了颠沛流离的生活，遭遇了亲人的死亡，遭遇了战火的侵袭之后，叶大嫂看见了梦魇般的过去，而眼前小男孩的救国志向又仿佛让她鼓起了勇气，但是当这种勇气爆发出来的时候，却是精神失常的结局。即使过去的爱人袁璞出现在她面前，她也再也找不回那种爱那种曾经的寄托，她茫然地看着袁璞，而后朝着大家喊：“大家一起打呀！救你的国！救你的家！救你自己！”在如此“动员”之下，混乱的人群鼓起掌来。

一个弱女子，经历了家园摧残，经历了家人死亡，经历了无情的战争，当她几乎失去了一切的时候，站在上海街头以疯狂的方式鼓舞大家救国救自己，实在是一种生命向下的悲剧。在叶大嫂沉沦而又奋起的曲折过程中，作为左翼电影的代表，实际上是在寻找个体命运的最后启示，疯子是一种社会摧残的象征，而用疯子来动员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起到唤醒普罗大众的作用，“我们需要叶大嫂那样的疯子，需要不怕被人当作疯子而还是大声疾呼地向着大众警告的疯子！……希望一切愿意做疯子的人们，到真正能够起来抵抗的群众里面去！”1933年，在孙瑜的电影《小玩意》上映之后，左翼文艺家夏衍发文这样呼吁，实际上也是对于当时民众围观心态的一种反讽，是的，当个体的生命已经完全向下，而那种勇气和力量也依然使人“挺起胸口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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