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4-22《当代台湾诗萃》：回忆仍是无子弹的枪
大家切莫打开扉页
千万千万不要
我的那支大鹏鸟
早已按捺不住
——张健《庄子》
打开扉页，是已经敲好的“九品书库”印章，是印章下面被设计为橙色的大陆和台湾，以及“当代台湾诗萃”的书名，那只大鹏鸟的确已经按捺不住了，但是一本已经很久远的书，真的能让时间和诗歌一起飞起来？扉页里的三样东西，似乎都指向了一个文本在多重含义上的存在。印章被敲下，是收录于“九品书库”的证明，九品书库的编号为S44·1960825·0318，购于1996年，距离真正打开阅读的时间27年，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20年代，隔了太长的时间，仿佛购书和阅读都出现了代际鸿沟；台湾和大陆的版图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关系，它是地理学的一种注解，但又超出地理之外，它表达的是相隔？还是回归？
购书和阅读的时间差，台湾和大陆的微妙关系，似乎在“当代台湾诗萃”这个书名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当代”是一个关于文学的时间概念，蓝海文在序言中说，这本诗集所选录的作品，起于一九四九年，止于一九八七年，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七构成了“当代”，但实际上与购书和阅读之间形成的时间差一样，“当代”也变成了一个遥远的存在：一九八七年距离现在36年，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一九八七年已经成为了“当代”中的“现代”，或者说，“当代”也成为了一种历史；“台湾”指向的首先是一个地理存在，然后才是历史的、文学的、民族的，那么，这些台湾诗人的诗作到底呈现了怎样一种特殊的景观？“诗萃”则体现着蓝海文的编选标准，从最基本的形式上来说，收录的诗作横跨近四十年，从“诗坛三老”覃子豪、纪弦、钟鼎文到“小丫头庄云惠等”，共计二百八十余家，总计一千余首，这二百八十余家的一千余首诗歌如何是“诗萃”？蓝海文在序言中说到了选诗的标准，“我们为民族选诗。”为民族选诗构成了唯一标准，“诗的选本，是对诗作的一种肯定与推介，他是对准诗人们的某种启示与导向。对今后的诗运，不无影响。”但是什么是和民族有关的诗？
“当代台湾诗萃”的书名标注了时间，突出了地缘，强调了民族性，书名本身也成为了解读这本书的钥匙，蓝海文将“诗坛三老”的诗作放在首要的位置，所以它们成为了这本书的“扉页”，从扉页进入，台湾近四十年的诗歌便打开了大门。“生命在扩张/到至高、至大、至深邃、至宽广/天空是一片幽蓝/永恒而神秘/树伸向无穷，以生命之钥/探取宇宙的秘密（覃子豪《树》）”覃子豪的诗作是对生命本身的咏叹，生命在诗歌里呈现的是对于无限的探寻，无限是时间，“在苍茫的夜里/一个健伟的灵魂/跨上了时间的快马”，覃子豪在《追求》中让灵魂快马加鞭；无限是空间，“青空凝视我/我规照夜/夜观照悠悠与无极（《夜在呢喃》）”；无限是梦，“梦的向导者啊/飘然如你，神秘如你，卓绝如你/令我膜拜（《金色面具》）”无限在生命中是一种火的力量，“把理想投影于白色的纸上/在方块的格子里播着火的种子（《诗的播种者》）”时间和空间，梦和火，构成了覃子豪的诗歌意象，它们扩展为一种宇宙，在《瓶之存在》中，那一只被“净化官能的热情”的瓶子，升华为一种灵，灵在感应，灵在呼吸，灵在律动，灵构成了宇宙，“清醒于假寐，假寐于清醒/自我的静中之动，无我的无动无静/存在于肯定中，亦存在于否定中”，在清醒与假寐之间，在自我和无我之间，在肯定和否定之间，灵是空灵，穷是无穷，“宇宙包容你/你腹中却孕育着一个宇宙/宇宙因你而存在（《瓶之存在》）”
这是覃子豪的无限观、灵魂观、宇宙观，它们构成了诗歌世界。而和覃子豪吐纳天地的诗意宇宙相比，纪弦的诗歌则更多对于一种瞬间的把握，“但他哇的一声哭起来了：/他被他自己的笑声所惊醒，/在一个无边的暗夜里。（《火与婴孩》）”哇的一声哭出来，是生命的爆裂感，它点燃了激情。还有“吃板烟的精神分析学”，“从我的烟斗里冉冉上升的/是一朵蕈状的云，/一条蛇，/一只救生圈，/和一个女人的裸体。”烟雾变成了云，变成了蛇，变成了救生圈，变成了裸体的女人，“她舞着，而且歌着，/她唱的是一道干涸了的河流的泛滥，/和一个梦的联队的覆灭。”最后是覆灭，但是在这开始和结束之间，很多东西已经存在，熄灭而存在，表象变成了内在。对于纪弦来说，诗歌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母题，那就是“故乡”，他在那“一片槐树叶”中闻到了故乡的气息，“蝉翼般轻轻滑落的槐树叶，/细看时，还沾着些故国的泥土哪。”于是对故乡变成了怀念，“故国哟，啊啊，要到何年何月何日/才能让我再回到你的怀抱里/去享受一个世界上最愉快的/飘着淡淡的槐花香的季节？”在《梦终南山》中，故乡成为了具体的坐在，哼上几句秦腔，喝上故乡的酒，手触及了亘古的凉意，终于当发现自己只是“异乡人”，而故乡也只在梦里。
覃子豪诗歌中是一个无限的生命宇宙，纪弦写下的是瞬间意象和故国情怀，而钟鼎文则关注“我们”的存在。我们是谁？我们是现代人，我们却是渺小者，我们拥有武器，我们却只是“活着的人”，而我们之外的是“群山”，群山是山与山团结的存在，“它们举行盛大的圆舞会，/手牵着手，环绕着地球。”它们以最顽强的沉默“延续着内在的脉搏和存在”，而在的我们世界里，群山关照身为现代人的我们，也制造着那一种对立：“我们以最新式的机械，/也不能将他们铲平，/我们以原子能的武器，/也不能将他们摧毁”，谁更强大？谁更团结？“活着的人”在死去群山的尸体前，变成了一种反讽的存在，而这个反讽也是对现代社会的反讽，钟鼎文在《仰泳者》中更是将反讽变成了对于人类的批判，“我们以最高的智慧，机警与残忍，/加工我们的战争，成为超越的艺术；/将我们自己与子弟，/教育成蜂与蚁的同族，/以整齐的制服，包藏着嗜血的灵魂。”
生命、故乡和现代人，是“诗坛三老”诗歌中的关键词，蓝海文将这些诗作置于诗萃的“扉页”，打开而看见、看见而飞翔，“早已按捺不住”的大鹏鸟成为台湾诗歌起飞的标志，而诗萃中的诗歌似乎就是沿着“诗坛三老”的关键词被展开。生命的宇宙里包含着什么？在陈秀喜的《覆叶》中是一株树，树的存在不是为了“伸向天庭”，而是“为了脆弱的嫩叶快快茁长”；生命在桓夫的《鼓手之歌》里是一面鼓，“鼓是我痛爱的生命/我是寂寞的鼓手。”上官予在春花、芽苗中看见生命的蓬勃，被暴雨冲刷之后，被狂风吹走之后，“只剩下古树上的一点新绿/静静的 痴痴的/迎接新芽 族拥着，/春花”；和上官予在春花中看见生命的悸动不同，彩羽则在《秋烬》中发现生命的本质，“生命原是遥远遥远的伸展/而影子与影子的阴影们搁在窗前。”丁颖在《蛹》中书写了生命的蜕变，“你本来是应该飞的/只是缺少一声及时的响雷罢了”；陈锦标则在琉球化石馆的琥珀中看见了生命之永恒，“生命的回顾！永恒的脚步/这其间，究有多少回旋的年轮/牵引着生生不息的风声雨声落叶声，藏身其中”……
生命是 一株树，一面鼓，生命在春花中绽放，在秋叶中生长，生命是化蝶为蛹的蜕变，是凝聚成琥珀的永恒，但是生命之存在，必然是以时间为参考，“时间是不是永恒的劫夺者？”徐和邻在《新公园独坐》中发出了这样的提问，每一个生命都在时间之中，也在对时间进行思考，钟雷在《不惑之门》中面对即将踏进不惑之门的自己，寻找“斯芬克司”谜语的答案，而这个斯芬克司之谜不是个体的，而是人类的，“那些从古老过渡到现代的，/那些从半野蛮过渡到半文明的，/新与旧的，战争与和平的过渡，/上一代的播种，与下一代丰收的过渡；/我们这一代的耕耘，苦难的炼熬，/连接起来多少忧患，多少欢笑？”李佩微的《我在马上》也在思考人类的发展问题，当二十一世纪快到了，是不是未来是充满希望的？但是李佩微却选择了慢行，“我仍叫这世纪为现代”。慢行如哲人，也是为了让时间慢行，也是为了在时间的慢行中可以进行更多的思考，岳宗的《第二代》就是在说及一个延续的问题，“一两个供给阳春面的亲戚/自老父火化/娘在山地乡醉死/就懒于跨出矮门/而此挪出影子/飘向那里。”锦连的《挖掘》也是对于“第二代”的一种思考，“我们只有挖掘我们只有执拗地挖掘/一如我们的祖先 不许流泪”……
| 编号：S44·1960825·0318 |
但更多关于时间的思考着眼于个体之我的变和不变，罗门的《小提琴的四根弦》将弦比作人生的四个阶段，童年时的眼睛就像蔚蓝的天空，长大后则变成了一座花园，到了中年眼睛里有了风浪，晚年眼睛是忧愁的家，“沉寂如深夜落幕后的剧场。”吴望尧在《摩天楼》里一步一步向上爬，就像在自己的人生里爬，“螺旋形的，铁青色的长梯呵/我爬完了一九五七的最后一阶了/上面是另一层楼；充满新奇和幻想的——”淡萤的《临镜》中是“白发三千丈”的哀伤，“镜中三千根白发/没有一根不是/灰烬，轻轻一撒手/便散成/风”，与淡萤的哀伤相比，李莎则在《时光的雕刀》中找到了生命的力量，“只要内里的岩浆犹未冷却/在火山之口，渴望就会萌生/一种勃壮的新芽！证实你之存在，像——/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与大海！”
生命在时间中被书写，时间在生命中被赋予了意义，时间之存在，在林亨泰的《回忆》中则变成了一种情感，“记忆/在夜里，/是没有脚的/液体……”时间里充满了记忆，当记忆像没有脚的液体蔓延开来，台湾诗人们似乎集体走进了另一种情境中，那就是“乡愁”。和乡愁有关的诗歌占了诗萃的大部分，这源于大陆和台湾的特殊关系，源于台湾的历史性存在，源于几十年的地缘政治——很多诗人都是从大陆来到台湾，在生命中画出了那一条被标注在地图上的轨迹，在“回不去”的感伤中，故乡便成为了一种心灵上的寄托。老家是湖南省湘阴的左曙萍在《旅程》中想要回家，“回到我们/小桥流水的故乡/竹篱茅舍的家园”；沙军在《雁》中想起了北方的水草之乡，想起了“营巢孵蛋的鸟类”；湖北黄陂是诗人彭帮桢的故乡，他在《故乡样子》中想起了“种田放牛，读书学诗，而且寻芳/爱美”的童年，“现已不知它是什么样子”；李佩微想起家乡的井水，“舌尖/留有甘美的余味”，而夏菁则用乡音读出了“寂寞怀乡诗”，“沼泽中栖着七只白鹭，/一排寂寞的七日。/没有动静、也没有消息，/似我铩羽的信鸽。”
在对故乡的回忆中，诗人从一草一木、一人一物中看见故乡的影子。老家山东莒县的蓝俊一九五〇年生人，他应该没有地理迁徙的经历，但是他的“故乡”在父亲的呢喃里，“父亲解甲之春，时常在谈话中提起北方，那种向往故乡的神情，往往也使我的感情激动不已；而我除了为父亲的神态感伤外，仅能以此诗表达对父亲凝神哀叹的激情。”所以故乡和父亲一起成为了怀念的对象，“一个深夜/父亲又数说着：/大门口的三根旗杆顶着天/学屋里书香袅袅/雕梁画栋的古意盎然”；路卫则在《新蒜》中寻找故乡的味道，妻子从菜市场买来的新蒜带着泥土的芬芳，在闻见和咀嚼中，故乡走了进来，“我缓缓地举起/一杯强劲的金门/一盘壮大的澎湖/细细地咀嚼出眷麦的青芬/秋粱的馥郁/以及雨露里一片模糊的乡景”；罗门在遥望广九铁路中完成了“时空奏鸣曲”，既有在旅途中对“祖国”的诉说，也有下车之后的阵痛，“整条铁轨/鞭过天空/声声回响/阵阵痛”；同样是从这边到那边的相望，吴清玉的《九龙车站》也寄托了一种“回去”的感觉，“那儿/实在是一个可触而不可及/又是等待前往的地方/是曾梦过/细想过/一块陌生的土地”……
吴清玉一九四八年生于高雄，作为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的这种故乡情怀更多是一种精神意义的，精神意义的乡愁是对故乡的某种丰富，老家湖北黄州、毕业于台湾武昌专艺、又在阿根廷生活，明秋水的故乡是多元的，这是个体的真实情感，“倾黑夜之杯，将清凉剂一饮而尽，/胃酸搅和着童年的肥皂泡，/壮年的死心眼，花甲风吹鸭蛋亮，/消化这衰而不老的残生！”这也是国人的一种情怀，“抗日胜利，只听了七天/江汉关楼的钟鸣，/开始在异乡、异国打滚，/手掌里抓满了死结，/就抓不住儿时爬黄鹤楼的梦……”那是一个梦，那是一段情，那是一种历史，想念却怕深度想念，回忆却惧怕回忆，这也许是台湾诗歌在乡愁主题上的矛盾之处，它是郑愁予那个“错误”：“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所以许达然在《离乡老兵》中拿出了射向故乡的那把枪，“回忆仍是无子弹的枪/向故乡射落自己/比汗还咸的泪”……
过去和现在，真实与幻想，这边和那边，乡愁弥漫在诗人的心间，而乡愁在台湾诗人群体中也衍化出另一个主题：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乡愁是东方式的、传统的、想要回去的某种情感，在诗歌中它的载体变成了古代的诗人和诗歌。彭帮桢的笔下是《锦瑟》，“因而它的弦音常弹，弦律常生，弦声常鸣/它的音色常是春天，音质常是秋天的”；上官予和王维、李白、杜甫对话，看见“惊涛骇浪 涨满/你 简陋的/草堂”；古丁在《庄周》中对着他们嘲笑，“一些热鼓胀着，一些冷在收缩/为盲目的趋向吹进古老的树穴/然后是空寂，是无的极端”；金筑进入逍遥世界，“与万化冥合/天地合一/超然在/一切之上/非精神与物质的”；王禄松和屈原对饮，“屈原，啊屈原！/请你以楚辞半部，启发百代的文心，/请在这破晓的东方、初醒的世纪、激昂的时代，/以你诗的权杖引领着这崭新的一代，/涉过水寒草苦的岁月，穿过荆棘飞沙的大漠，/摇响着清脆的驼铃，/去追寻天边那蓝光熠熠的星辰！”张健打开了扉页里庄子的那只大鹏鸟，打开了“孔子”，打开了“孟子”，打开了“老子”……东方意境更成为了季红在《短歌行》里“曰空”“曰寂”“曰逸”“曰歌”的空灵；王润华在《象外象·早》中则以韩非子“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为汉字解象。
进入古典之诗界，和古代诗人对话，在汉字中寻找精神的寄托，这是一种精神乡愁的写照，而另一方面，诗人们也关注着个体的存在，关注着生命的死亡，关注着信仰的迷失。“人类意志的殉道者/血染红的十字架/将使我们下一代/永远快乐而自由”李莎在《安息吧，人类的先知》中的反讽是对人类的思考，人类经历了什么，人类失去了什么？罗门在《麦坚利堡》中看到了十字架，看到了死难者的名字，他也看到了未曾远去的战争，“战争坐在此哭谁/它的笑声 曾使七万个灵魂陷落在比睡眠还深的地带”，那些魂灵是人类劫难的牺牲品，所以神已经急急离去，星辰落尽，但是死难者却没有去路，“你们是那里也不去了/太平洋阴森的海底是没有门的”；张默也初访了麦坚利堡，他看到的是排山倒海的“白，白，白……”，“恣意地，把/人间的赞叹幽怨与荣枯/一起吞没”……战争和死亡是人类苦难的写照，而诗人们将这种苦难看做是滋生另一种乡愁的缘由：精神世界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故乡，因为现代人已经自我迷失了。
“我们去哪儿采集花粉？”曹介直在《都市》中发出了疑问，城市只有生硬的水门汀，只有野生的广告牌，只有红绿灯和霓虹管，“这是个没有蜜的年代”，而当推开地十三层的百叶窗，世界更是再也找不到捉月人了；金剑从楼窗俯瞰，看见了现代水族池的西门町，“一些争食幻梦的鱼群/从陆桥上逆流而下/从逆流中攀上陆桥/西门町已亮起红灯（《自混浊之海逸出》）”羊子乔也在西门町，也看见了浑浊，它们是现代的“西门町族”：“西门町的青年男女/用霜淇淋和流行的服饰来挤兑/这个沉闷的夏天”，今天不快乐，是因为昨天就不快乐，今天不快乐，却不知道明天还会有悲愁，一代人就这样在盲目中挥霍青春，未来在哪里，如杨唤在《乡愁》中所说：“如今呢？如今我一贫如洗。/流行歌曲和霓虹灯使我的思想贫血。/站在神经错乱的街头，/我不知道该走向哪里。”一九五四年杨唤在台北死于车祸，死亡似乎成为了杨唤面对精神乡愁写下的最后一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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