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5-18 《孩子王》: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对小和尚讲一个故事: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从开始时“老杆”一个人讲述到后来知青们整齐划一地朗诵,从“不要闹”的课堂纪律到最后大家的嬉笑,偏僻的学校里传来的这声音是欢快的释放,是无聊的戏谑,也是沉寂的颠覆,但是这充满着集体喧闹的传说却只是一个空泛的故事,没有内容,没有意义,以“从前”开始,却永远没有结尾,循环,而且是一个死循环,就像群山包围着的这片土地,就像压抑情绪弥漫的这个时代。
这像是生存的注解,也是教育的一次反讽。当了七年知青的“老杆”在给来看他的知青们展现他上课的情景,这是一次模仿,却是一种故意颠覆的模仿,“大家不要闹,起立!把手背到后边去,今天的课很重要……”不要闹、起立以及背着手听课是这里上课的规矩,是一套执行的“标准”,但是“老杆”在学校里,在学生面前,却已经开始了对这套标准的解构。来这里上第一课的时候,学生们是起立的,也将手放在后边,甚至还威胁孩子们:“闹,是没有好下场的。”但是这规矩和标准,对于学生来说,却像是一种无声的规诫,充满着自上而下的压抑。
| 导演: 陈凯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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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叫王福的学生对“老杆”的第一次发难让“老杆”陷入了某种沉思,“你不会教书,是不是在生产队里也不怎样,才来这里混口饭吃?”不会教书是“老杆”的现实困境,读过高中的他从来没有教过书,所以对于这些初三的学上来说,他只是一个“被计划”的人,一个被定义为老师的人。当初队长派工的时候,就丢下一句话:“你是个人才。”便让他走进了这所简陋和破败的学校,与其说是去教学生,不如说是“老杆”自我寻找、自我启蒙的开始。学校位于山顶之山,茅草盖起的校舍里只有简单的书桌,操场上没有任何设施,只有一只球在门口滚来滚去。而他住的那间屋子里,椅子像是一种摆设,坐上去便全部散架,那张床坐上去也是摇摆不停。这破败、这简陋,就像“老杆”自己一样,杂乱的头发,不满破洞的汗衫,还有神经质般的表情,如何也不像一个为人师表的老师。
而对于七年的知青身份来说,“老杆”似乎永远处在一个被教育者的身份中,永远处在有形无形的权力支配下。派工的时候,抽着旱烟的队长坐在里屋里,黑暗中看不见他的脸,但是他却用一种长着的口气对着门外的人说话,老杆只是一个影子,被阳光有限地照进那间屋子,他只是伸出一只手,拿了那树桩上的纸条,这是让他当老师的通知,“老杆”看着,依然只是影子,直到最后接了命令,离开,那影子也便从门口消失。坐着的队长,抽烟的队长,下命令的队长,无疑是权力的一种体现,而对面的“老杆”却连露脸的机会也没有,只有影子完成对任务的无条件接受。这样的权力寓言也出现在学校的校长室里,因为“老杆”不按照上面的规定上课,和学生们打赌,所以上面派来“吴干事”来了解这件事。“老杆”走进校长室,没有椅子坐,他便蹲在地上,而与他形成明显对比的是高高在上的“吴干事”,是抽着烟的“吴干事”:“为什么没有按课文教?为什么要跟学生打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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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王》电影海报 |
这是一个到处是权力体系的时代,“老杆”作为一个接受教育的人,无疑处在一种俯视和监视中,而学校作为一个传授知识的地方,也处处笼罩着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制约。学校没有给学生们发课本,却堆满了政治学习材料,而“老杆”手上拿到的所谓课本也只是一册政治批判材料,“这没有病毒吧?”“老杆”翻开那材料,上面积满了灰尘,甚至掉下了纸,“没有病毒”的疑问更像是对畸形教育体制和时代的拷问,而同事却戏谑的回答说:“可以拿去擦屁股。”说完后却又像是说错了话立即闭嘴,政治批判的严肃性被消解,但是却有一种无法消除的无形压抑。所以当王福质问他不会教书只是混口饭吃的时候,“老杆”却笑了,这是一种苦涩的笑,无奈的笑,是对时代的嘲笑,也是另一种启蒙的开始。
这是贫穷和破旧的山村学校,但是学生的心里,却有未曾泯灭的激情和对生活的热爱,那些竹制的墙壁上画满了学生们的手绘图案,甚至在“老杆”走进教室的时候,黑板上也是一个夸张的头像,“这是老杆”无形之中拉近了老杆和学生们的距离。“老杆”成了“孩子王”,他闯进了孩子们的世界,也开始了构建孩子们天地。这里没有权力的压迫,没有统一的标准,只有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他让孩子们在抄写在黑板上的课文里划出不认识的字,然后一个个教会他们;他甚至扔掉了那些政治课本,给孩子们讲解“生活”的意义:“生,是生活的生,什么是生活?就是活着,就是吃,就是喝,‘活’的左边是三点水,右边是‘舌’。”他也立下自己的“规矩”:“不用起立,手不用背在后面,真有事可以离开座位。”布置学生写“上学”作文,他还表扬“我上学到学校教室,我上学走。”这样一篇短短的作文:“这是一篇好作文,‘走’字说明不是跑,不是飞,也不是别人背着,这样,你们慢慢地就会写多了。”
实际上,“老杆”就是希望学生写出自己的生活,写出自己的感情,在自我的世界里完成启蒙。这是另一种教育,没有高高在上,没有统一标准,只有不断发现的自我,不断启蒙的意义。所以“老杆”可以跟同学们打赌,在以前的老师教育中,只要劳动了就要写一篇作文,甚至有人在劳动没有完成的时候就写好了作文。所以在“老杆”看来,这是一种荒谬的行为,就像父母结婚你却要去喝喜酒,所以在学校砍竹子盖新的校舍的时候,“老杆”说,劳动在昨天,作文也应该写昨天,这是扳不动的道理,而王福去可以提前写好作文,他们打赌,赌注是一本字典。结果王福在晚上就和父亲上山,砍下了两百根竹子,而且在天亮之前写好了作文。看起来“老杆”打赌输了,但是这被些好的作文却并不是真实的现实,老杆告诉他:“要写一件事,永远在事后。”事前和事后,是一种自然的规律,是真实的道理。正是长久以来的“篡改”和加工,使秩序颠倒,是规则破坏。
王福终于承认自己输了,而这也开启了孩子们追求真实生活的大门。但是这种开启却是暂时的,或者只是一种虚设,王福所渴望的是一本字典,而在学校里根本没有字典,唯一的字典是知青队里烧饭的“老娘”来娣的,这个每天给大家做饭的女人却有着一个音乐的梦想,她也想当一名老师,给学生谱曲,教他们唱歌,而实际上,她的理想更多是对于“老杆”那种无法言说的爱慕,这是被压抑的感情,她甚至可以跟着他离开队里几里地而偷塞给她那本字典,也可以在知青们离开学校后独自留下来给“老杆”做饭,却是从来不说一句喜欢你,只是默默埋在心里,这种压抑其实也是这个时代“言说”的缺失。那本字典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媒介,但却是像被抄写的生活一样,也无法完成言说。
王福每天都在抄写字典,“老杆”说送给他他却不要,他说抄抄记得更牢,在他看来,抄写是一种知识的传递,但是这些抄写的字能不能完成教育的目的?对于王福来说,他所希望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在那篇写父亲的作文里,他写道:“父亲是不能讲话的人,但是我懂他的意思,我要好好学习,替他讲话。”那时“老杆”读着王福的这篇作文,学生们为他搬来凳子坐下,这是“老杆”第一次以受人尊敬的形象坐下来,和队长面前接受任务的站、吴干事面前调查时的蹲不一样,“老杆”在教室里第一次成为启蒙者,第一次真正成为教育者——教育学生和自我教育。王福失语的父亲,也是这个时代所有失语者的代表,而王福“我替他说话”成为改变现状最迫切最感动的想法。
但是,这样的改变能实现吗?走出教室,依然是压抑的天空,依然是贫穷愚昧的现状,那个放牛娃总是出现在山上,但是“老杆”微笑着问他:“你想识字吗?我教你。”但得到的是沉默,或者放牛娃是一个哑巴,或者他不愿说话,被那顶巨大却破旧的草帽盖住的永远是看不见的脸庞,失语并不只是像王福的父亲一样的上一辈,也还有放牛娃这样的孩子。而那个“山上有座庙”的叙述死循环何尝不是另一种失语,本来,这样的“民俗叙述”是一种最活跃的表现形式,充满嬉戏,也是一种幼年的启蒙,但却陷入了一种空洞的重复。也许,在这个普遍失语的时代,只有山顶上那老人充满原生质的歌唱才能让老杆兴奋异常,才能找到真正的“语言”。
但这只是一个寓言,启蒙带来的创造,看起来始终是一个不在现实里的词,那个上面是“牛”下面是“水”的字,被“老杆”写在黑板上,但又被自己擦去,这是对倔强的牛性格的写照,始终是一个在字典外的词,所以那本编写好的唯一字典,并不是代表着王福渴求的知识,相反,却是另一种拒绝创造的权力体系。“王福:今后什么也不要抄,字典也不要抄。”这是“老杆”被迫离开学校留在树桩上的一句话,也是他对于这个权力体系最无奈的警示。
启蒙与失语,创造与毁灭,这是一种无法消解的悖论,那条弯弯曲曲的黄土路依旧在“老杆”的脚下,他曾经从这条路“闯入”这个学校,又从这条路离开,那乱树桩地上,是解小便的放牛娃,是不讲话的放牛娃,而那些恐怖阴森的树桩包围着即将离开的“老杆”,他们不死,他们是另一种破坏力,“烧坝是很好看的。”那大火在山上燃烧,烧红了天空,烧红了大山,但是燃烧之后还是归于寂灭,就像那极力摆脱却又回归到原点的命运,在失语和毁灭状态中,以一种空洞的循环方式走进了死胡同。“老杆”站在即将离开的山顶,听到远处熟悉的声音:“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若隐若现,却始终不肯停歇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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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前: 宛如讲给自己听的故事
顾后: 空间的诗学和历史的“纠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