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2-26 《北京的风很大》：反中心的苍白直觉

我的身后是江南淅淅沥沥的雨，安静、诗意，有些潮湿，作为背景之一种，它距离“北京的风”只有一个转身的距离，风在我面前，在我打开的电脑里，在雎安奇被纪录的镜头里，背面和身前，风和雨，构筑了一种只有一个身体的张力，而在被人为拉大的时间存在中，咫尺变成了遥远，就像1999年和2015年，是隔着两个世纪的镜像和现实。

13本100英尺规模的柯达，16毫米伊斯曼胶片，这包括全部拍摄素材的影片，最后剪辑成50分钟的纪录电影，而这50分钟的电影在1999年的世纪末也是过期了八年的胶片。物理影像的存在可以是无序的，可以是散乱的，可以是无中心的，但是那关于“风”的提问和回答却注定要激活这摇晃、扭曲和泛白的画面——随意的故事里总会有一个站在身后的人，那个身后的人是手拿摄影机的雎安奇，是“北京的风大吗？”的提问者，是一切出发点和回归点的那个中心。

	导演: 雎安奇 类型: 纪录片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汉语普通话 上映日期: 2001-07-07 片长: Japan: 50 分钟 又名: There's a Strong Wind in Beijing

中心必定是那个叫“风”的字或者词，读音：“fēng”或“fěng”，部首：风，笔画：4，五笔MQI，在1998年版的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第321页上，有8个解释：空气流动的现象；像风那样迅速、普遍的；社会上长期形成的礼节、习俗；消息，传闻；表现在外的景象、态度、举止；指民歌、歌谣；中医学指某些疾病；姓。不管是本体，还是喻体，不管是借喻，还是隐喻，所有的风都存在着这本1998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书上，而北京、商务印书馆本身就代表着权威和中心，所以用以解释的“风”在辞书意义上，首先就是一个巨大的中心，一个无法修改的中心，一个无法转身的中心。

所以在一个无法“去中心”的词语之后，“北京的风大吗”的提问便成为一种叙事，一种从书面辞典变成现实对话的叙事方式。风是一阵风，风又不是一阵风，风是风俗，风是风景，风是风潮，风是风格，风是风湿，所以在被记录的“北京”街头，可以有雷，可以有雨，但是不一定有吹乱头发的风，而在整整50分钟的纪录电影里，真的没有一丝被影像记录的风，不管微风，还是狂风，都被轻易消解了其现实的意义。所以在无风的北京，关于“北京的风大吗”的提问和回答都变成为了一种行为艺术。

“你觉得北京的风大吗？”被提问者是“你”，而提问者当然是“我”，当你被置于摄像机前面，当你成为我的对象，一切的行为艺术也都是具有了中心意义。在这个匪夷所思、莫名其妙、毫无预兆的提问面前，每一个“你”都呈现出不同的态度和表情：“有风，但不舒服。”“我不喜欢北京的风，因为我不是北京人，我是重庆人。”“还没挂起来呢。”“不大，还可以。”“我不知道。”“干嘛啊你，有病啊？”……他们是街头行走的人，他们是捡破烂的流浪汉，他们是羞涩的外地民工，他们是一脸严肃的武警战士，他们是匆忙上班的普通职工，他们是学校的老师和孩子。如此等等，不同的你，面对同样的问题，有躲闪，有质疑，有猜疑，有拒绝，但是不管何种表情，何种态度，都被提问者纳入到一个预设的体系中，在这个体系中，那个从来没有出现在镜头里，从来不需要回答的“我”，才真正掌控着一切。

《北京的风很大》海报

随意而随机，在这个简单的问题面前，似乎有三个回答者在无形之中制造了属于自己的中心。一个是推着婴儿车的老人，起先是一个人慢腾腾地走，车上放置着两个纸箱子，后来的镜头里，这辆车里的纸箱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两个可爱的小孩，他们望着镜头没有说话也不回答问题，再到后来，婴儿车上又变成了一罐煤气，而老人似乎也换了衣服，在镜头里也从正面变成了背影。这是一种取代式的消解，婴儿车里不同的人和物代表着不同的生活内容，所以这样的取代可以是自主的。而另外一个自设的中心，则是一对刚结婚的新人。镜头前起初是正在装饰的婚车，车前的新郎新娘玩偶和大红花、车门上扎着的红气球，然后镜头便转向了正在举办婚礼的酒店，一曲“我等的花儿也谢了”在现场不停地播放，而司仪那句“计划生育优生优育早得贵子”的祝福则把现场推向了高潮，而真正的中心形成则是回答问题的新郎一句话：“今天刮的是暖风，因为来的都是嘉宾。”暖风，是喜庆的风，是吉祥的风，是祝福的风，当然是对简单意义上的“北京的风大吗”的超越。而第三种去中心的方式则是“反问”，当问到“北京的风大吗”，回答的是“干吗啊，你有病吗？”而在筒子楼上，敲门，开门，当被问及“北京的风大吗”，里面的人的回答是：“你们找过居委会吗？录资料必须有居委会的通知。”而在街头练习网球的回答者，反问的一句话是：“你们不会是台湾间谍吧？现在社会这么复杂，什么样的人都有。”而对于间谍说的解释自然是这么近采访让人缺乏安全感，还详细阐述了弗洛姆关于人在社会上存在的五大基本需要，“1.5米之外我才有安全感。”

“你有病吗？”“你们找过居委会吗？”“你们不会是台湾间谍吧？”三个反问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取消了提问者的问题，而且形成了自己的叙事中心，和婴儿车的取代式消解、暖风式的超越，完成了一种反中心的架构。但是对于“北京的风大吗”的提问，这些解构还远远不够，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彻底将自己的这个中心问题边缘化，或者说，提问者在提问的过程中需要的是对自身的解构。所以会寻找肮脏、发臭的简易厕所，那么赤裸裸将摄像机对准露着半个屁股的男人，问“北京的风大吗？”仿佛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属于下半身的思考，属于最本真生理意义上的问题。而在“北京的风大吗”之外，提问者开始寻找另外的话题，比如遇到一对情侣，则问：“你们幸福吗？”遇到饭店里正在吃饭的，则问：“我可以和你们一道吃吗？”遇到警察，则是“警察叔叔，我捡到一分钱。”甚至到最后，见到街上每一个行人，都拿着一支烟，问他们：“请你抽根烟吧。”提问变成了邀请，那种由问答构成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取消了中心地位。

但是对于北京街头的提问来说，真正需要消解的是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和权力中心的意义，一个染着黄头发并不时髦的女人说出了北漂一族的想法，她来自哈尔滨，来到北京的原因，就是因为“北京的机会多”，北京代表着机会，代表着希望，虽然是奔波，是劳累，甚至是失望，但是无意义的意义支撑了他们的生活，所以，“北京的机会多”在某种程度上也变成了“北京的风很大”的中心隐喻。而在更具有政治意义的天安门，与一位外地人的对话将这种膜拜变成了讽喻。——“在天安门广场有什么想法？”——“因为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心脏，可以显示祖国的强大，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有安全感，就像在家里一样。来看看天安门广场是小时候的愿望，现在站在这里非常自豪，但也很紧张，我希望中国更加富强，生活更加美好……”

伴随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歌声，镜头里其实只有字幕，不知道那个面对镜头讲出自豪感的人是谁，也不知道他说着流出眼泪的表情，天安门是象征，是国家符号，但是天安门被隐藏，像是对于中心意义的隐藏，所以在北京，在天安门，关于风的提问就是一个反中心的策略，只是当用反问、替换、超越以及隐藏等种种方式来消解中心意义时，无非是完成一种形式上的突破，甚至反中心而形成的中心也是虚设的，所以在各种不解、不耐、怀疑、拒绝、恐惧、谩骂的对话中，在隔阂、猜疑、冷漠、虚伪、拒绝的表情里，很多东西都变得苍白。但是那最后随机遇到的外地夫妻，似乎为这种反中心寻找到了一个突破点。

丈夫在街头电话机前给老家的亲戚打电话，而妻子则伤心地痛苦，面对这样的场景，“北京的风大吗”的提问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这对夫妻的讲述，他们8岁的孩子阳阳被诊断出白血病，还有肿瘤，6000千元刚用完，现在身无分文，只能把孩子拉回老家，“救不了孩子，只能回去等死。”这是父母的绝望，而在医院的病床上，高高的床栏里，躺着的孩子显得很平静，他还用手擦拭着伤心的母亲流下的眼泪，没有对话，只有镜头，镜头里是眼泪，是伤病，是无奈，是绝望。而在这个祖国的中心，这个国家的心脏，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却意味着离开，意味着赴死式的离开。

街上依旧是川流不息的车流，依旧是行色匆匆的行人，依旧有各种陌生的人群，也或者有“北京的风大吗”的提问，有抵达北京和离开北京的个体，一切依旧，镜头里或许偶然有着人性的关怀，但是一切还是没有改变，当那两个正在玩耍的孩子，跑着要放飞手中的风筝，却怎么也飞不起来，他们无奈地看着风筝。

这是一个没有风的北京，这是最后走向“再见”的记录影像，当镜头关闭，当现实关闭，当中心关闭，“风”或许最后还只是停留在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321页，停留在雎安奇1999年50分钟的胶片里，停留在2015年以江南的雨作为背景看见的电脑上，风未来，风已逝，“对于我而言，我能做的就是在有限的条件下捍卫自己的直觉。”直觉没有隐喻，直觉不是中心，直觉只是一种苍白的存在。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