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3-23 《房东蒋先生》：从缺失的现在离开

房东蒋先生站在几乎已经被搬空的老宅面前，他游戏般地用球踢了留下来的那只不起眼的柜子，然后扔了一个瓶子，瓶子在周围满是废墟的地方炸开了，碎了一地。他最后看了一眼还在院子里即将开花的白玉兰，“我的白玉兰要开了，五百朵，一千朵，两千朵，很多很多的花，可是我看不到了。”这是一株高大、漂亮的白玉兰，这是一株陪着他成长的白玉兰，这是一株他带不走的白玉兰，这也是一株被镜头永远记录的白玉兰，就像历史一样，将永存在蒋先生的记忆里，而在记忆之外，则是周边已经被拆迁而成废墟的房子，是现在就要面临被拆掉的自己的大宅子。他走出老宅，回过头来认真地看了一眼，就像确认一种留存的记忆，然后关上铁门，锁上锁，背着包，抽着烟，踩着废弃的砖石离开了。

离开就是永别，却不是再见，“说再见就是多余的。”搬家前的最后一个晚上蒋先生就是这样对梁子说的，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然后搬走了箱子、缝纫机、冰箱等物件，老宅子真的空空如也了，当明天就要离开的时候，蒋先生和梁子在老宅里点燃了蜡烛，这是蒋先生提早到来的63岁生日，梁子说，在蒋先生的记忆里，似乎没有人给他买过生日蛋糕，他在许愿之后，说的一句话是：“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太幸福了。”对于蒋先生来说，不管是伤感还是幸福，这个老宅对于他来说，几乎构筑了生命中最重要的记忆，而随着城市的发展，随着旧城的改造，他必须告别这个记忆，必须面对外面的世界，但是当蒋先生带着复杂的心情真正走出去的时候，将被拆迁的老宅已经真正成为他生活的背景。

	导演: 干超 / 梁子 类型: 纪录片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汉语普通话 上映日期: 2004-10-13 片长: 54分钟 又名: Last House Standing / Ein Haus in Shanghai

巨鹿路三〇五弄64号，这是老宅的地址，而现在这个地址只剩下了一串数字，老宅要被拆掉的一个月前，蒋先生就喃喃自语道：“它曾经一次次地醒来，对我说再见，而现在，是我要对它说再见的时候了，是永别的时候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面对着沉寂而孤独的房子，就像对一个不忍分手的老朋友，充满了无奈。这一个月，是他再次沉入回忆的时间，是他最后积聚情感的时间，也是他最后和动迁公司谈判的时间。当周围的房子都被拆迁的时候，他这所老宅变成了“钉子户”，每天动迁公司上门来催促，来警告，来讨价还价，面对380万的价格，蒋先生还是不同意，面对上门的动迁队，他甚至白天出门躲着他们，但是最后律师把价格提到了530万，蒋先生终于答应搬出去，终于都它说一声永别。

这一声永别，当然是一次艰难的抉择。对于蒋先生来说，这老宅是历史，是记忆，甚至是荣耀和痛苦的见证。蒋先生的父亲是上海有名的资本家，在解放前经营者纸号和商行，家庭殷富，使得他很早就能穿皮鞋，很早就去照相馆拍照，很早就吃西餐，很早就有玩具。但是6岁的蒋先生，在记忆中却看见了母亲痛哭，那一年，解放军开进了上海，也是在那一年，父亲独自一人离开了他们去了香港，再后来的1956年，父亲的商号因为公私合营归了政府，只留下这个老宅，而在1960年的时候，母亲带着妹妹去了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而之后便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的10月26日在蒋先生记忆中是灰色的，红卫兵闯进了老宅，将他赶出了老宅，这次离开就是18年，直到1988年蒋先生再次住进了这老宅，但是，这空空的房子，只有他一个人，“自己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成了这幢房子唯一的守护者。”

《房东蒋先生》剧照

这幢老宅是历史的一个片段，而对于蒋先生来说，当他成为唯一的守护者，实际上这个历史片段是断裂的，这种断裂并非只是因为十八年的时间被赶出了老宅，更在于一家人以各种方式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家。一方面，蒋先生对于变故是充满着无奈和伤感，对于父亲的不辞而别，对于母亲和家人的逃离，他都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而对于十八年漫长的分离，他更是有着通彻心扉的难受，“要是走了就再也不回来看。”所以即使经过巨鹿路，他也说自己是绕着走的，绕着走，是因为他不想介入到伤痛的历史中。而1984年的时候，他回到老宅，那时父亲从香港寄来了一份房屋委托书，他却觉得是另一种伤害，“为什么35年后有想起了我这个儿子？一切都是迟来的东西，我已经老了，必须你年轻时更多的衣服才能熬过寒冬。”但是在这种被遗弃的感觉之外，蒋先生却又扮演着一个历史的复古主义者，在独守老宅的生活中，把自己当成了历史一部分，而拒绝现实的介入。

他是希望将心中的那种断裂弥合起来，所以他拒绝着现实，甚至拒绝着社会的变化。他没有结过婚，没有孩子，梁子问他对于这样的生活后不后悔？他回答：“你以为家庭温暖是永久的啊？老婆跟你离婚呢？她生重病呢？你生病她跑了呢？儿子不孝又怎么办？”一连串的问题其实也是蒋先生内心受到伤害之后的自我保护，作为一个儿子，他被父母抛弃，独自见证着历史变革，独自经历着家族盛衰，独自忍受着人情冷暖，独自承担着人世变故，所以他把自己一个人放在这老宅里，即使面对现实，他也希望一个人来忍受，来承担。其实，蒋先生这个“谜一般”的老头，仿佛成了记忆的一部分，成了老宅的一部分，而他似乎也从来不希望走出来。

而一个人的生活里，他自己成了主宰，自己制定着规则。他和小时候母亲叫他们兄弟时一样，不用佣人而自己洗衣服，但是他洗衣服从来不用手，刷子或者木棍，在洗衣机或者水池里搅拌洗涮之后，便完成了洗衣。他是上海人传说中的“老克勤”，一支牙膏已经用得差不多了，却用棍子擀着挤出最后的牙膏，他说这不是节俭，而是觉得把东西浪费掉很可惜，他可以花几百块去锦沧文华吃顿饭而不愿将这样的牙膏扔掉，“一顿饭可以买一大堆牙膏了，这不是小气。”而这种节俭观似乎受到父亲开商行时候的影响，他的理论依据是，高智商的人让低智商的人干活，聪明的人让愚蠢的人干活，这样的观点在梁子看来，就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已经刻在了蒋先生的骨子里。蒋先生会认真地将手机电池的充电时间和次数记录下来，他自己在家里焗头发、切柠檬、做面包，还为租客梁子深夜泡好红茶，对于他来说，一个人的世界里是怪癖，也是自我的规则，而这些自我规则在梁子看来，就是“活在过去的优越中”。

他不愿走出来，他甘愿活在被断裂的过去。住在这一栋旧宅里没有人陪伴，对于蒋先生来说，却是一种安逸，他的母亲曾经接蒋先生的叔叔来住，文革中，蒋先生和叔叔统统被扫地出门，1984年老宅归还时，他拒绝了叔叔再度入住的请求，理由是叔叔有孩子，孩子生孩子，这一大帮人必然会占据老宅，把宅子变“村子”。他不乐意别人来住，是因为怕比人破坏了这里的安静，这里的孤独，这里一个人的边缘存在。所以蒋先生代表着一种没有现实的存在。但是，老宅的命运在现代社会里，是不可能永远独守一隅的，老宅面临最现实的问题是拆迁，所以蒋先生必须无奈而无力地走到现实的边缘，他开始狠命地抽烟，没有妻子，没有儿女，也没有工作，抽烟是他唯一的爱好，而现在他的烟抽得越来越厉害；或者，他和动迁公司讨价还价，他不是为了抬高老宅的价格，而是为了让老宅能多一天存在；而当最后达成拆迁协议的时候，他开始整晚整晚睡不着觉，“像逃难。”似乎又戳中了他内心深处的痛点。

不愿面对现实，蒋先生活在过去的记忆中，即使是断裂的历史，他也不想走出来成为现实的一部分，所以老宅的现实是尴尬的，老宅见证了三十年代上海滩的十里洋场，记住了上海解放的历史关头，铭刻下文革时期的暴风骤雨，注视着改革巨变的新上海，老宅因此不再是没有生命的器物，但是对于蒋先生来说，他不愿面对这些断裂的历史，也不想走进尴尬的现在。而从北京来的记者梁子，似乎承担起了填补现实的意义，她因为工作关系租住在这栋即将被拆迁的老宅，表面上她和蒋先生是主客关系，实际上慢慢变成了揭秘者，她就是用手中的摄像机记录蒋先生的生活，用影像展示现实，用对话揭露秘密。一开始蒋先生对她似乎是防范的，在问房子的面积时，他发现摄像机是开着的，但是正是这种“偷拍”让蒋先生真实地出现在他的故事里。梁子总是用各种问题解开蒋先生那段被埋葬在心底的历史，而在另一方面，两个人似乎在对话中渐渐产生了一种开放的心态，不论洗衣服还是挤牙膏，不论是拆迁的讨价还价还是白玉兰能开多少朵花，都在用一种沟通的方式打破主客之间的壁垒，甚至蒋先生还在半夜为梁子泡红茶，梁子在听说老宅即将拆迁的时候，买了机票匆匆又赶了回来，她叫蒋先生“蒋叔”，而他则叫她“姑奶奶”。

蒋叔、姑奶奶，都是一种新的命名，也都是一种对现实的介入，但是这种介入并没有让蒋先生从历史和记忆中找到融入的可能，梁子只不过是一个过客，她甚至不熟悉上海这个城市，她只是有限地记录和感受被现实拉回来的蒋先生，实际上，梁子只能称作是老宅和蒋先生生活的“闯入者”，她对老宅的记录，对白玉兰花的留存，以及那个63岁的蛋糕，都是一种有限激活现实的道具，而在她视野里，那些发生的故事并非真正的现实。所以实际上，不管是老宅，还是蒋先生，他们存在的现在都是缺失的，而这种缺失是回避，是逃离，是必须要说的永别。

谜一样的蒋先生活在过去的优越中，而租住的梁子无法理解一幢老宅和一个老人的现在，两个人在镜头和独白里各自讲述着“我”的故事，一种是黑白的影像，一种是旁观的世界，两种叙述角度让这部纪录片变得有些特别，梁子拍摄着蒋先生，蒋先生偶尔也拍摄着梁子，但是，即使最后他们将摄像机放在两个人的对面，而打开那一盒蛋糕的时候，他们一起成为镜头前的主角，但是这也并非是对于现实的双重参与，在缺失的现在时，他们注定要从镜头前退出，梁子会离开这里去往自己工作的城市，而蒋先生也将离开老宅，搬迁到他自己都有些茫然的新住所开始新的生活，而老宅，将被彻底推到，连同那株盛开着数百朵上千朵的白玉兰花，一同成为废墟，一同被尘埃覆盖，也一同消失在现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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