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3-23《图像学》:在魔鬼的意义上阅读《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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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从词与形象的再现之间的斗争中得到什么?我建议对其加以历史化,不是根据某种包容一切的符号理论将其视为和平解决的问题,而是把我们文化的根本矛盾带入理论话语核心的一场斗争。
   ——《什么是形象?》

为什么必须要有斗争?又为什么要将斗争历史化并置于“理论话语核心”?必要性和历史化,都让米歇尔在初设“形象”问题时就已经表现出这种对斗争强烈地甚至于急切的心态,他一开始似乎有意将形象问题延伸出来的关系说成是“辩证关系”:这并不是词和形象之间的关系,而是词和“形象的再现”之间的关系,这种辩证关系他一方面理解为词对于图像的“相似性”观念,这种观念揭示了图像内在机制是语言这一事实,就像符号构架中的常数,“文化就是围绕着这个构建编织起来的”;但是另一方面,文化的历史部分却表现出图像与语言符号之间争夺主导位置的漫长斗争这一历史——尽管有些时候这场斗争在一种开放的边界上表现为自由交换,而另一些时候,“边界消除了,各自相安无事”。不管是看起来的自由交换所隐含对“自然权”的争夺,还是相安无事地共处,辩证关系依然存在,但是内在的核心已经转变为语言和再现之间的一种斗争。

甚至,米歇尔所谓的辩证关系本身就是一种斗争关系,“词与形象的关系在再现、意指和交流的领域内反映了我们在象征与世界、符号与其意义之间的关系。”词对形象是不是在再现中拥有权利和权力?词到底指向词语的再现还是那个“不可见”的部分?词和形象之间的意指和交流是如何展开的?这些问题其实在米歇尔的前言中,用非常直观的方式表明了自己“斗争”的态度:一本《图像学》的书,是一本讨论形象的书,是要回答什么是形象以及形象与词之间有何不同的书,是一本关于图像的“标识”的书,但是就是这本书,本身却并没有提供图像,或者说米歇尔故意将直观的图像从书中抹去了,“就仿佛是一个盲人作者为盲人读者写的关于视觉的书。”否则的话,就像“盲人听者可能从有视力的说话者讨论形象的谈话中偷听来的那种”。这像是一个悖论,“图像学”而没有图像,是不是意味着“图像学”本来不是关于图像的?米歇尔将书和对书的阅读比喻为盲人和听者之间的谈话,盲人看不见图像,也不需要看见,因为他对话时和阅读时的身份都是听者,而对面的对话者也是听者,听者和听者之间的对话当然不需要图像,米歇尔在这个悖论安放的逻辑是:“这样一个听者可能在这种谈话中看到了有视力的参与者看不到的图案。”

对话和听到,都不要看见图像,甚至于这本来就是盲者参与的活动,从这里便有了米歇尔关于形象的再现问题:一本书的词汇、语言、论述和思想,以及更广泛意义的阅读和对话都是一个形象再现问题而不是形象本身,甚至就是关于词而和形象的再现的关系问题,或者说,从书名入手,这是一本关于图像的科学的研究,图像早就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图像学所要研究的是和图像相关的形象、画或相似性的标识,标识就是词、思想、话语或“科学”,所以这里涉及到的是观念:形象的观念,形象与画、想象、感知、比拟和摹仿相关的所有观念。而对于形象以及相关观念的考察,米歇尔又完成了一种预设,他选择的是三个维度,即形象、文本和意识形态,他让盲者在对话中就是要建立三个维度内在的联系:他认为形象是全书的起点,形象是画、雕塑、艺术品,也是诸如精神形象、词或文学形象;文本则是“形象”的衬托,而且是一种“再现”——在这里,米歇尔为了将词和形象的再现的关系阐述为斗争关系,所以他一开始就认为词的再现是一个“重要他者”,甚至是一种对抗;正是由于这种他者的身份带来的对抗,所以意识形态便自然而然形成了,意识形态一方面是正统观念中的虚假意识,是由某一阶级主导的某一历史环境的象征再现系统,另一方面则是“将其与充斥于对现实的任何一种再现之中的价值和利益结构相认同”,所以不存在意识形态之外的任何立场,也没有对意识形态的祛魅,或者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都是一种意识形态。”

三个术语、三种维度构成了米歇尔的斗争逻辑,而这一切必然要从形象这一原点开始:什么是形象?什么是形象的观念?形象当然不是图像本身,它是柏拉图的洞穴,是亚里士多德的蜡版,是洛克的暗箱,是维特根斯坦的象形文字,或者说,它们都是超形象,所以在这一点上,米歇尔区分了形象和“思”之间的不同,源自于古希腊动词的“思”是一种“看”,是看的“可见的形象”,而形象是对自身叠合的方式,是描绘绘画行为的方式,是想象想象活动的方式,是用形象表示形象化的方式,所以,“不管形象是什么,思都不是形象。”形象的这个观念接近的是语言,但是米歇尔同样认为这只是对形象研究的平庸之处:形象并不能提供认识世界的透明窗口,当形象变成一种符号,呈现的是它具有的欺骗外表和透明性,而实际上,还掩盖着一个不透明的、扭曲的和任意的再现机制——米歇尔把形象比喻为“历史舞台上的一个演员”,他是在场的人物,他是被赋予传奇地位的人物,但是也是我们自己“依照物主的形象”被创造、又依自己的形象创造进化故事的一部分,这个故事又成为了我们的一种历史。

米歇尔构建了形象家族的谱系,其中有属于心理学和认识论的精神形象,有属于物理学的视觉形象,有属于艺术的图画、雕塑和建筑形象,有属于文学批评的词语形象,有总是占据临界区域的感知形象,在米歇尔看来,形象作为一种普遍观念,生发出的是“各种特殊的相似物”,它们在和谐、摹仿、类比、共鸣中通过“知识形态”把世界聚拢起来,其母概念就是形象“自身”的观念,无疑,他把精神形象和语言形象看成是“不合理的观念”的谱系——这种不合理的逻辑也正是米歇尔在阐述“形象的再现”时必然遭遇的斗争。比如精神形象,它是意识的一部分,但是它和物质形象有什么关系?“如果不再有什么精神,也就不再有什么形象了,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精神形象只是一种无意识深层结构的存在,甚至可能只是一种事后建构,它并不是主观意义上的精神,而是一种在语言中浮出表面的东西。那么,内核是语言形象吗?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一个命题就是现实的一幅图……我们所想象的现实模式”,他指出命题是所意指的东西的“一种相似性”,也就是说,语言中蕴含着“图画”,对于这一观点,米歇尔认为,语言形象的观念关涉的是两种相互对立的语言实践:一方面语言形象是某一命题的直接意义,是对这个事物状态的真命题,另一方面,语言形象是隐喻的、比喻的或装饰性的语言,它和原型之间隔着两层,所谓再现链是基于认知和经验而构建的,当它在想象力的庇护之下成为一种内在的、有机的、活的想象,就已经升华为一个意象或一种“语像”,也就不再界定为图画的相似性或印象,而成为如庞德所说是“在瞬间呈现思想和情感综合体的东西”。

编号:Y13·2231106·2023
作者:【美】W.J.T.米歇尔 著
出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20年06月第1版
定价:62.00元当当31.00元
ISBN:9787301311424
页数:328页

无疑,米歇尔在语言形象的第二种维度里发现了一种词与形象之间的关系:从作为图画具象的人到象形文字再到“Man”,这不是从精神再到语言的运动,而是从一种符号到另一种符号的运动,其中的象形文字具有提喻、比喻的意义,而德里达认为,形象“不过是一种文字,一种掩饰自身的图标,把自身掩饰成它所再现的东西、事物的外表或事物的本质的直接誊写”,窗外的景色已经不再是日常生活的景观了,而是一种“需要不断保持阐释警觉的各种媒介的再现”,那么这种形象就是“相似性”。但是相似性建立的形象,是不是还是形象的再现?在这里米歇尔直接指出,图像已经成为了“人造形式”,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相似性表现的恰恰是一种暴政——比如从人造视角而产生的照相术,“所谓自然的再现就是我们制造的机器为我们绘制的东西。”人为的取代了自然的,相似性取代了再现,在可见之外还有其不可见部分,而正是这不可见的部分隐藏在自身的图画里,表现出人为性背后的形象霸权,它将演变为一种偶像崇拜——所以,米歇尔看到了斗争存在的必然性,看到了辩证关系之外的矛盾。

词与形象的辩证关系被破坏了,形象的再现已经是一个权力斗争问题,这是一种必然,“我们是在词语与图像再现之间的对话中创造了我们的世界,而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抛弃这个对话去直接攻击自然,而是要明白自然已经充斥于对话的双方。”这也就入到了米歇尔所阐述的第二个方面:形象与文本的关系中:它们该如何展开对话?在这里米歇尔用两种纬度来考察文本-形象的关系,一种就是巧喻,按照埃德蒙·伯克的观点,巧喻“主要是精通对相似性的追溯”,另一种就是判断,它的主要方法是“发现差异”——米歇尔更倾向于发现差异,而且就是从常见的诗与画之间的关系入手,形成关于形象问题差异、区别和判断的比喻,在米歇尔看来,“诗与画之间的争论绝不仅仅是两种符号之间的竞争,而是身体与灵魂、世界与精神、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一场斗争。”而四个展示重要划界方式的关键人物思想则是米歇尔差异论的主要文本。

尼尔森·古德曼提出了象征理论,在他看来,“一幅画再现——就像一段话描述——所指的物,尤其是标志这个物。标志是再现的核心,独立于相似性。”古德曼人为符号无处不在,意义也被赋予一切事物,在此他提出了差异的语法:一幅正常画的阅读就好像是在读一支有刻度的温度计,“每一个标记、每一次变化、线条的每一次曲张、质地或色彩的每—次变化,都载有潜在的语义。”这幅画就像是“超密度”的存在,是饱满的象征,而没有刻度的温度计是一种“模拟电脑”,就像文本,它是采用一组“不连贯”的、由没有意义的空隙构成的符号;与密度和区分相关的另一个差别就是古德曼所说的“亲笔”和“代签”符号之间的关系,图画有真品或赝品,它是“亲笔”作为符号得到保证的,而一个文本则没有这种区分,“代签”的一部《李尔王》就没有赝品之说。古德曼的差异论,在米歇尔看来,是一种偶像破坏,“古德曼视现实主义为习惯和教育,而非幻觉、信息或相似性的问题,从而消解了现实主义再现的整个问题。”但是和古德曼不同的是,贡布里希着力构建的是一种偶像崇拜。

贡布里希对于符号的区别提出的观点是在自然-习俗这个古老维度里的,柏拉图是第一个系统阐述自然-习俗差异的人,形象是自然符号,词是习俗符号,而这种差异论之后演变为一种优越论,达·芬奇认为,画高于诗,因为画更体现了自然相似性,而雪莱则认为,诗高于其他艺术,因为诗的媒介是非自然的,“语言是由想象力任意生产的,只与思想相关。”贡布里希在《艺术与幻觉》中指出,图像再现不单是一个复制问题,而是涉及风格化方案的过程,在可见现象匹配之前,还必须体现习俗形式,使之成为“普遍语言”,在他看来,“图像再现的语言这种东西是存在的”。米歇尔认为贡布里希将自然看成普遍的存在是历史构成,“与四百年来西欧现代科学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相关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偶像崇拜思想,“作为偶像,它一定被建构成它所意指的真实存在的体现;它必须通过与其他部落的虚假偶像形成对照而证实自身的效应,这些虚假偶像包括:图腾、物崇拜、异端的仪式用品、原始文化、非西方艺术的‘风格化的’或‘习俗的’模式。”

空间-时间的差异论则是莱辛在《拉奥孔》里的观点,但是文学真的只是一种空间艺术?绘画是一种空间艺术?米歇尔认为莱辛在阐述时间-空间差异时,也违背了自己的观点,在宣布“身体……是绘画的独特对象”、而“行动……是诗歌的独特对象”后,莱辛即刻做出了策略性让步:“所有身体都不只存在于空间中,而且存在于时间中。它们在其连续时间的任何一个时刻中继续,可能呈现不同的表象,处于不同的关系之中。”米歇尔认为莱辛在这里其实废除了诗画之间区别基础的时空差异,也意味着废除了文本和形象之间的差异,甚至废除了对差异进行讨论的意义,而莱辛的让步更是让米歇尔看到了他的一种他者之存在的偶像恐惧,“‘文类的法则’看似是由自然规定的,结果证明是人为的、人造的法规。”米歇尔更是人为,这一对他者的偶像恐惧,并不只是在莱辛身上,从培根到康德再到维特根斯坦,他们都有着对异教偶像、市场偶像、语言偶像等的恐惧,“这些偶像是把感知和再现加以神秘化的虚假模式。”

实际上,从古德曼的偶像破坏到贡布里希的偶像崇拜,再到莱辛的偶像恐惧,米歇尔完全将他们纳入到“偶像”这一他者的观念体系中,而这个体系的最大核心就是政治,埃德蒙·伯克的“眼与耳”的差异论更是直接提现未感性的政治,他将词与形象的区别便成了崇高与美的辅助性比喻,接着衍生出快感与痛感、视觉对应物的朦胧和清晰,再派生出崇高和优美的政治价值——对法国大革命政治事件的分析就是将美学变成政治的一种表现,而这种阐述更是为米歇尔构建差异论之后的斗争论创造了条件,“伯克生产了一种令事物既在生活中又在艺术中发生的诗歌。”这是眼与耳的一场革命,更是让斗争成为历史的一个部分,“感官、审美模式和再现行为本身何以继续回归历史,而我们所要做的恰恰是将其从历史中拯救出来。”——这就是关于形象的第三个维度:意识形态。

从文本的阐述中可以看出,形象已经变成了可获得特殊权力的场所,也就是说,形象是偶像或物态,它表现为一种他者的存在,米歇尔由此转向,开始了图像学分析的意识形态观念。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意识形态和人们的关系就是一种“倒现”,如照相机一样,它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而且马克思指出,任何精神事实绝不会自发产生,而是知觉和形象同化和转化概念的结果。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念,米歇尔指出了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意识形态,一个则是商品,“意识形态是精神活动,将自身投射和铭刻在商品的物质世界上,而反过来,商品则是将自身铭刻于意识之上的被铭刻的物质对象。”这两个概念恰好都指向了“偶像”,意识形态的暗箱生产是精神的偶像,商品拜物教生产则是市场的偶像。

但是在这里,米歇尔认为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和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是将意识形态放在一种虚假的意识中进行批判的,是针对唯心主义进行批判的,或者说暗箱本身是作为隐喻进行批判的,就像意识形态造成的视觉倒错一样,其实是一种幻觉,甚至在世界的颠倒中,这种批判是一种疯狂的自我破坏。由此米歇尔提出了“偶像破坏的策略”,他是追溯到偶像崇拜这一源头,对“偶像”这一他者的存在法则入手,指出了“偶像破坏的辩证法”:“可以认为偶像破坏仅仅是偶像崇拜的表面,不过是外向的偶像崇拜,朝向一个敌对的、有危险的部族的偶像。”这是一种历史性的构建,从罗马天主教分裂的新教改革者,到抵制父权制的拜占庭帝国的偶像破坏者,从逃离埃及的以色列人,到资本主义对奴隶资源的控制,历史进程本身就提供了弥赛亚的角色,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正是从历史中来、对历史进行的批判。

当然,所谓的霸权,所谓的倒置,所谓的一元论,也是米歇尔对于马克思主义批判提出的一种批判,所以他自己也必须站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对偶像崇拜和偶像破坏的他者提出了一种辩证法,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构建一种“辩证多元主义”,这种辩证多元主义不是不能调和的对比,也不是生死的敌对,而是“皈依”,“天使变成了魔鬼,并同意‘在炼狱或魔鬼的意义上’阅读《圣经》。”而这才是米歇尔在阐述了形象、文本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之后,在完成偶像崇拜和偶像破坏之后的最终目的,“在图像学的辩证法中把我们对‘纯粹形象’的爱与恨加以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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