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1-13 《纸牌老千》：危机以各种方式进入其中
他将不急着赶路。无论他用什么速度走，他所属于的那些街道总是在那里。
——《爱尔兰男人》
乞讨，流亡，对于52岁的多纳尔·普朗蒂来说，回到爱尔兰似乎不是回家，而只是经过，甚至不是经过，是为了更茫然地远行。穿过英格兰，穿过威尔士，走了七天，又搭乘了陌生的货车，看起来他的方向是坚定的，目标是明确的，但是爱尔兰对于他来说，仅仅是一个乞讨的地方，一个没有归宿感的故乡。在多纳尔·普朗蒂看来，这样一种故土的存在，却只是为了自己走向相反的方向，或者方向都可能变成一个虚幻的名词，母亲去世，对于他来说，是一种丧失皈依的感觉，那时他正亡命国外，那时他正无所依靠，而最后亲人的实施对他来说，就是丧失信仰的一种表现。
不愿回忆，是不愿面对，或许是一种负罪感，但是这种罪恶并不能消除现实的困境，所以当多纳尔·普朗蒂返回爱尔兰的时候，只是想方设法获得一点钱财，货车司机好心搭载他，他没有钱感谢他，相反却想着向他借一点永远不还的钱，而到了米德神父那里，也不是感谢他曾安葬自己的母亲，不是为了重新在弥撒时帮助他，甚至不是为了在米德神父的推荐下去金斯顿那里寻找一份工作。“我很难过，你因为一些艰难的时代而堕落了，多纳尔。”在米德神父那里，多纳尔·普朗蒂是堕落的，是有罪的，但是在被指出堕落的时候，多纳尔·普朗蒂却并不是忏悔，不是期望得到宽恕，而是用尤拉拉肚子里的那个神父的孩子来向米德神父提出要求，“尤拉拉曾经肚子里怀着一个神父的孩子到这儿来过。”“尤拉拉有一条腿被锯掉了。她整天拄着双拐，七十一岁。那是在她离开爱尔兰以前很久的事情。”故事变成了把柄，不管是对于多纳尔·普朗蒂还是对于米德神父，那种关于赎罪的忏悔，都变成了一场讨价还价的矛盾，米德神父裤兜里的零碎小钱无法让他沉默，也无法让他离开，甚至无法让他感激，当最后米德神父从抽屉的纸板盒里拿出所有的钱财的时候，金钱的意义，已经蜕变成一种交换的条件：“在这给钱的行动中并没有任何慷慨大方的意愿，没有任何高尚的自责导致这种姿态，没有大慈大悲的动机。他给钱只是为了得到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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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C38·2150424·1165 |
归宿意义的解构，或者正是母性荣光的丧失，一个爱尔兰男人如此，一个实惠店里的女人如此，一个52岁经历困苦的迷途者如此，一个还不满16岁的叛逆者也是如此。《一个下午》里的茉莉就在这一种没有自我归宿的家庭里生活，再婚的母亲总是在用“臭德行”骂她，在实惠店里，茉莉的全部生活仿佛都被写好了结局，给那些货车司机端茶倒水，擦干净餐桌，收拾掉那些塑料盘子，甚至干伤害自己的事儿，对于茉莉来说，这就是成长，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人生，而“她母亲的尖锐反驳已经成了这种厚颜无耻的进一步证明。”所以在这个未满16岁的孩子来看，生活每天都只是一个下午的无聊和厌烦，也是一种无端的危机产生的叛逆。从前的名字叫安吉，那是和父母有关的名字，但是她以自我命名的方式选择了茉莉，而在改名之后，她也在一个男人的温暖里看见了爱情。“我爱你，克里夫。”这是情不自禁的呼唤，放在他手心里的手是温暖的，手指和手指的交错是一种融合，但是克里夫却还在感情的“缓刑期”，还在另一个女人的责问中，“更重要的是他哭了，他被人剥夺了幸福，还有微笑。他为她哭。他为他们俩哭，她实在太明白了。”为什么会被剥夺了幸福，“他的母亲是我的姐姐。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这是那一个女人告诉茉莉的故事，对于克里夫来说，似乎也无法逃脱母性的畸形控制，而这种畸形让他失去自由，让他远离真正的归宿，所以对于茉莉和克里夫来说，他们是在同一个世界里的两个人，所以他为他自己哭，也为他们俩哭，她给自己选择新的名字，他也会为自己选择新的生活，叛逆，是一种逃离，相爱，是一种力量，那种看起来懵懂，甚至幼稚的爱，对于两个人来说，却是一种真正的救赎，母亲喊着安吉的名字，她没有回答，仿佛就是在呼唤另一个人，和自己无关生活，所以茉莉逃避，所以茉莉坚守，“但是当茉莉闭上双眼，他的微笑又在那里了，它并没消失。她用嘴唇触碰着项链，那是他送的礼物。她答应过永它保留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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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特雷弗：仅有爱情是不够的 |
项链是爱的证明，也是自我的救赎，只有在那条危机之路上，它才会变成特殊的礼物，在内心里变成真正的信仰。而茉莉、克里夫生活中并不仅仅是母性的丧失，还有母性的背叛和异化，所以在现实里，如何寻找真正的爱，变成了对于危机的抵抗，“危机以各种方式进入其中；冒险是这其中的一部分，隐瞒的秘密，偷情。冒险已经付出了代价。”危机正在渗透进来，多纳尔·普朗蒂在流亡中找不到自己的家，茉莉在单调和压抑中承受着谩骂，而在爱情和婚姻世界里，却到处是那《纸牌老千》一样的谎言，“他在打牌时作弊，出老千，让她赢了。”这是一种游戏，更是自我安慰，当她的孩子、她的房子，她的花坛，以及所拥有的所有东西都被带走的时候，似乎只剩下这样的纸牌游戏让她看见一种还存在着的现实，尽管痛苦，尽管是折磨，但是却是“依然能够理解的现实”，所以对于她来说，生活就只有最后的期望：“咱们永远打牌吧。”
但是当爱情变成“残酷的天使的游戏”时，那种爱到底是逃避还是庇护？在危机面前，需要直面的勇气，还是用隐瞒来做一次冒险？《房间》是爱情的归宿，是婚姻的场所，但是当一个房间里的男人和女人以偷情的方式出现的时候，爱是一种背叛，还是另一种选择？对于她来说，是47岁时美丽的衰退，是婚姻的迷失，甚至是丈夫受到指控，而对于他来说，则是离开给他生了孩子并且照顾他的妻子，离开正在崩溃的婚姻。所以他和她，在一个房间里看见了彼此，看见了婚外情的隐秘生活，但是那像是庇护的房间真的能给婚姻危机一点逃避的理由吗？大象的解剖图，行箱，逶迤的花线，以及挂在门后的衣服，其实对于两个受伤的心灵来说，房间永远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永远存在着自己未知的冒险，六个月是这场婚外恋的长度，他们或者可以将这个时间再延长，可是延长并没有最后的终点，它依然是压抑，依然是伤痛，依然是游戏，依然是冒险。
所以还是分手，各自回到自己的家里，回到原本属于自己的房间，而这个充满“纸牌老千”那种谎言式逃避的房间“看起来更大，但也更昏暗”。关于是否能生孩子的观点其实是误解，关于丈夫和里奇小姐的暧昧是误解，所以真正的危机不是破裂，不是受到指控，而是隐瞒，而是误解，当最后真相大白的时候，九年时间的压抑和沉默，其实也变成了自我制造的伤害，“错误的责任在什么地方——一在于那错误的回忆，在于那些警察的轻率，在于一场建立在错误信念基础上的起诉——然而这样做结论很难令人满意。时机和条件已经导致了一场噩梦，并且让法官对它狠批一通，斥之为胡闹。”至少在里奇案子发生后，在丈夫受到指控后，她会从那个六个月的房间里退出来，所以，“整整九年的时间爱存在着，不仅仅是一种安慰品，也为它而紧张。”爱或者在谈话的沉默中，在做爱的习惯中，在周末的散步里，在国外的旅行中，而真正的生活也许就是这些，“他会理解，她不必对他隐瞒。仅有爱情是不够的，而他也会懂得这一点。”
一个房间的消失，是另一个房间的打开，一种危机的破解，是另一种爱的重生，所谓“完美关系”大约就是从误解中看见内心的真相，普洛斯珀和克洛艾似乎也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房间，他们似乎没有打开婚外情的那扇门，只是在丈夫普罗斯珀那里，妻子走进房间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全部是一种想象，而已经有过第一次失败婚姻的普罗斯珀却依旧不想放手，所以他挽留克洛艾，对她说“我爱你“，并且说：“我们已经成了彼此的一切。”但是挽留或者并不是徒劳的努力，只有当一个人真正想要离开的时候，才会知道曾经的两个人意味着什么，一个人是孤独，两个人是相伴，一个人是独语，两个人是对话，一个人是想象的危机，两个人才是拥抱的开始，所以两个人是一种“完美关系”的保证，“她已经迷路了，并且她自己现在依然在迷失着。他用善意，使她快乐，使她的生活安定下来，这时，她如饥似渴地，接受了他给予她的东西。但是她的确信并不是在独自一人的时候就存在的。”
爱是伤害，爱是拯救，当婚姻或者生活的而危机正在覆盖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寻找一个冒险的房间，有时候却在迷路中看见被隐藏的温暖，这或者就是信仰。所以在《信仰》里，弟弟巴塞洛缪为什么在变故的爱情里变得狂躁变得不安，为什么那种伤害会爆发成一种疯狂的行为？“这来自他对人们用种种虚饰和润色来装饰简单真理的做法不胜其烦，而他的想法受到某种压抑。”但是42岁的姐姐赫丝特为什么在这重重的变故中变得冷静，甚至变得冷漠？“所有她不信的东西，她依然毫不相信。她的目光是冷冰冰的，她嘲笑教养；而且，那时，对于赫丝特来说，随着更多时间的流逝，也有着苦境和不幸。”父亲死去的时候，她就曾经对弟弟说，“咱们总得过下去”，过下去不是漫无目的的生活，而是一种精神的支撑下寻找生活的目的，“信仰是赫丝特的一部分，她认为是理所当然，一种坚定的确信带给她信心，并且，使她坚持人们必须像以往那样对待她，使她能够说对个人品质的任何隐瞒都是不老实。”所以即使疼痛，即使苦难，即使不幸，当勇气变成一种信仰，就成为了尊严，“她的永恒的生命已经点亮，它的神圣的天使们正等待着领她到天堂的宫殿中去，合唱队的声音正在歌唱。”
死亡不是恐惧，是安然，信仰如奇迹，让她在死亡的瞬间看见了天堂。这或者是一种神化的故事，而在《裁缝的孩子》里，对于信仰更多了一种形而下的意义。19岁的卡哈尔在汽车修理厂里过着一种单调的生活，这是青春的压抑，这是人生的无聊，在这种压抑和无聊中，他几乎在用一种游戏的方式对待危机，所以当西班牙游客要去波尔蒂尔格的圣母那里的时候，他对他们说要付50欧元；波尔蒂尔格的路边圣母像顶礼膜拜，在他看来，圣母的眼泪只不过是波尔蒂尔格的雨水；而当他开着车看着他们在车上亲吻的时候，他想象着自己也拥有这样一个女人。而真正的危机出现在开往波尔蒂尔格的路上，仿佛一个孩子从屋里跑出来，撞到了汽车上，但还是没有停车的卡哈尔仿佛只是经历了一个梦境，他没有看见孩子的尸体，也没有看见车子上留下的痕迹，但是从此之后，他却总是被镇上的那个女裁缝盯着，而传说中失踪的孩子就是裁缝的孩子。
女裁缝似乎从来就背负着某种道德的谴责，“自从她母亲很早去世之后，她父亲独自把她养大。说他本人就是那个孩子的父亲是一种恶意诽谤。”而女裁缝的孩子也和她母亲一样，受到别人的道德谴责，“据说她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无人知晓孩子的父亲是谁——甚至连她本人都不知道，虽然这种说法没什么根据。还有一种说法，她从不提及孩子的出生。”被撞身亡更像是世俗社会对于女裁缝希望的扼杀，而卡哈尔慢慢在那双眼睛的注目下越来越接近罪恶的边缘，而当那个被撞的孩子在一条水沟里发现的时候，悲剧最终让卡哈尔感觉到某种恐怖。尽管他一直觉得是孩子自己走丢了，自己撞上来的，但是在卡哈尔内心深处，却越来越感觉到无法摆脱的恐惧，“女裁缝在那天夜里跟踪他的时候，使他意识到了这种联系，并且知道它的根在何处，知道它在扩展，在聚集着力量，并且在他自己的内心里，被恐怖滋养着。”
根在哪里？根是危机，根是隐藏，根是谎言，根是亵渎，“因为他没有拆穿都柏林酒馆的男人对那两个西班牙人的愚弄，因为他拿路上的那尊倾斜的圣母像开玩笑，因为他撒谎挣了五十欧元。他当时看见他们在接吻。他当时想到脱光了衣服的麦当娜，而且不在乎她叫自己裸体麦当娜。”所以在这样一种危机世界里，卡哈尔选择了忏悔，选择了自我救赎，“他跪在那儿，不请求得到任何东西。他只是在自己的脑海里自言自语，愿意弥补自己的罪过，并且许诺接受可能落在他身上的任何惩罚”，圣像仿佛正在复活，眼泪正在滴落，而卡哈尔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寻找到了解脱和慰藉，“驱车往回走，当他经过那个裁缝的蓝色小屋时，她就在屋前的小花园里，正在给花坛除草。虽然她并没有抬头，他却想走到她的面前，他知道总有一天，他会那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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