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1-13《鸡蛋的胜利》：她想要裸着身体
为什么我说不出话？为什么我是个哑巴？我有个绝妙的故事要讲，但我讲不出来。
——《哑巴》
哑巴看见了男人和女人，哑巴听说了爱与不爱，哑巴走遍了四方，哑巴的心里藏着一份记忆，但是，因为是个哑巴，所以“我讲不出来”。这是哑巴真实的困境，还是身份所必须被赋予的沉默？有绝妙的故事但讲不出来，一定是有某种东西阻止了他说话，故事便成为了一个沉默的存在，但是当哑巴“说着”讲不出口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在言说了，讲不出口的言说成为了另一种言说，它是困难与勇气之见的决斗，它是开口和闭嘴之间的较量，它是束缚和表达之间的矛盾。
但是，舍伍德·安德森却不想成为哑巴，而且不想让故事死去的哑巴：题辞上先是唱起了》中部美国人赞歌：“田野上/种子飘散/小镇上/黑烟笼罩/我心中/智慧觉醒……”注意：在种子飘散和黑烟笼罩的时候，智慧没有被湮没，它反而觉醒了，这便是对言说的赞歌；那首诗里说：“我的头脑如同一幢房屋，门前的街道上挤满了故事”，故事在低语，在叫喊，甚至在饥寒交迫中死去，“我向窗外望去。/许多故事正在我门前的街道上死去。”但是，真正要做的事是：“故事应该穿上衣裳。”智慧觉醒了，故事穿上衣裳了，哑巴也不再是哑巴，死去的将会复生，沉默的将会言说。
所以故事不会真正死去，它穿上了衣裳，它开始讲述。《战争》是一个故事，“这故事是我在火车上碰到的一个女人讲的。”刚刚离开战火肆虐的波兰，女人和爱人逃脱了那片饱受磨难的土地，于是女人把故事告诉了我，于是我把故事告诉了“你们”——女人和我都不是哑巴，即使是哑巴，也是打破沉默的哑巴：那个故事里有一群波兰难民，难民中有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妇人，管制这支难民人群的是德国人，杂沿着波兰的一条路向前移动的时候，老妇人拒绝前行，甚至一只手抓住了德国人的胡子，另一只手紧紧掐住他的脖子。老妇人和德国人发生了冲突，老妇人当然是弱者，德国人当然是强者，但是这是一个故事，一个更富启示意义的故事，不是老妇人和德国人打起来了，不是强者和弱者爆发了冲突，而是，“这两个人的灵魂扭打了起来”，这是在火车上的女人对我讲述的故事，关于两个灵魂之间的扭打，而扭打之后，故事向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灵魂在扭打之后回归了身体，只是德国人的身体是老妇人的灵魂，而老妇人的身体里是德国人的灵魂，于是故事的最后是另一个结局：“德国人坐在路边，摇着头让其他人别管他，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一个人待着。而那个波兰老妇人从他的口袋里取出文件，开始催促她的同伴原路返回。她严厉地驱赶他们，当他们累了，步伐缓下来，她就用手推他们。”
这是一个关于灵魂互换的故事，德国人拒绝前进，老妇人推着人群向前，似乎是同样的结局，但是故事听完之后你还会觉得这是“战争”？灵魂互换，身体互换，战争的双方互换？故事讲出来了，讲出来的是一种传说，一种理想？甚至一个梦？但至少不是沉默。这是波兰女人讲述的故事，这是我引用的故事。《另一个女人》也是一个故事，“我转过头来看他，他讲了我接下来要写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男人讲述的，“我爱我的妻子。”他说，他每晚都会去看望自己的未婚妻，未婚妻是一个法官的女儿，在那里他总是看见挤满的人，成堆的包裹、信件和电报，但是这不是故事最核心的部分，男人说他看见了楼下烟草商的女人，对她说的竟然是：“我想要你，我非常想要你。你不能离开你的丈夫吗？今晚七点到我的公寓来。”一方面他收到了未婚妻的信，对于自己将成为她的丈夫而骄傲，另一方面他期待七点钟的时候“另一个女人”会来到他的公寓，然后敲开他的门。在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他最终还是进入了另一个女人的故事里，甚至，他和另一个女人一起去见未婚妻，“这就是我要说的——你看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和烟草商的妻子发生点什么，我就不能再继续我的婚姻了。‘一码事归一码事。’我对自己说。”
是的，他把事情“一码归一码”地区别开来，一个女人是未婚妻，和家庭、事业有关，另一个女人和什么有关？爱情吗？实际上，“烟草商的妻子，和我一起去了，但我并不是说她真的去了，而是她对自己欲望的信念和她看待问题的勇气，附着到我的身上了。”也是一个和《战争》一样灵魂附身和灵魂互换的故事，带着欲望的信念，带着看待问题的勇气，带着“另一个女人”而去，来到在未婚妻面前，拥抱未婚妻，想的却是另一个女人，直到“当我醒来，那个女人会彻底消失”。宛如一场梦，“另一个女人”不是现实中的存在，它抵达的是灵魂深处，在附身着的信念和勇气中完成最理想的亲密。《战争》中的灵魂互换结束了冲突，《另一个女人》中的灵魂附体演绎了亲密，两个故事都没有在街道上死去，它们都穿上了衣裳，它们也改变了“哑巴”式的存在，言说就是一种存在，在灵魂深处。
《战争》的故事、《另一个女人》的故事之外呢？《我想知道为什么》也许也是一个故事，一个和灵魂有关的故事。“每想到这些，我都希望自己是个黑鬼。说这话真傻，可我就是这么喜欢马，喜欢得发疯，没法自控。”我是十五岁的白人，和其他三个人都来自贝克斯维尔，都是白人原住民的孩子，我们想去看赛马，因为我们喜欢马，但是赛马要去东部大赛区萨拉托加，而且能进入赛马场的都是黑人，所以我希望自己是个黑鬼。这个故事触及的灵魂是关于爱的，灵魂之外则是白人和黑人、赛马和喜爱马之间的对立。“我打包票，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能像赛马那样，那么可爱，那么纯净，那么活力满满，又诚实善良。”那匹“光斑”在赛马场上夺得了第一名，创下了记录，“我死而无憾了。”这便是爱的最极致表达了——但是，那个叫杰瑞的男人，一边夸耀说自己成全了“光斑”，一边又吻向那些坏女人，他在撒谎，他在吹嘘，“我困惑不己，他这么做是为什么？我想知道为什么。”
想知道为什么是因为不知道，想知道为什么是不想知道为什么，一个故事有着丑陋的外壳，有着谎言的表达，有着愚蠢的夸耀，但是对马的喜欢才是真正的核心，故事就是存在着灵魂的故事。《鸡蛋》也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和父亲有关，和马有关，和鸡蛋有关：母亲劝说父亲放弃农场工人的工作，卖掉马，然后拥有一份自己的事业，无疑，母亲是野心勃勃的，但是对于父亲来说，这些计划毁掉的是自己对那些鸡的感情，“他已经是个四十五岁的中年男人，有点发福，一直与母亲和鸡打交道，他已经变得习惯性沉默和沮丧。”他终于离开了农场，他终于不再和鸡打交道，但是离开的时候他带走而来农场里孵出的畸形小鸡，把它们浸在酒里然后装进了单独的玻璃瓶，他说这是他最看重的宝贝；他还带着鸡蛋，他说他经手过成千上万个鸡蛋，没有人比他更懂得鸡蛋，于是在用手的温度温暖了鸡蛋之后，他成功地让鸡蛋成功地立了起来。畸形小鸡和鸡蛋，这是父亲对鸡场生活的延伸，“鸡蛋的胜利”背后也是一种灵魂之爱，而当作为他的儿子的我看着桌上的鸡蛋，好奇于：“鸡蛋为什么会长成这样，为什么蛋孵出鸡，鸡又生出蛋。”问题可能无解，但问题已经“扎进了我的灵魂深处”。
| 编号：C54·2220905·1864 |
那匹名叫“光斑”的马，不屑于那个吹牛的查理，那些装在瓶子里的鸡和鸡蛋，也伴随着离开的父亲，它们都是灵魂之所在，它们也都成为了穿着故事的核心。还有《衰老》也是一个故事，一个老者自说着的故事，在肯塔基小镇火车站的台阶上，他不停地说着，他说自己能治好咳嗽、感冒、肺结核和血友病，他说能拔掉手上的疣，而且一滴血不流，他说，“大家可以写信给我，我会回信——全都免费。”老头名叫汤姆，汤姆当然不是哑巴，汤姆甚至是一个传奇，他就在自己的故事里，他从来没有让故事死去。但是真正属于汤姆的故事是关于衰老的，“我讨厌衰老”是他情绪的表达，于是，衰老也变成了他故事的全部：他是一个铁匠，他娶了一个妻子，花了二十一美金，他给她买了长裙和很多双鞋子——她的脚是畸形的，她比他小四十五岁，结婚的时候，父亲赶走了他们。这个故事最后是：“她死了。”也许害怕衰老的汤姆也会在这个火车站的台阶上最后死去。
在没有死去之前，汤姆的故事被讲了出来，而且被自己讲了出来，铁匠不是哑巴，所以故事让汤姆得到了灵魂的一次新生，那个穿过长裙的妻子，那个拥有很多双鞋子的妻子，是不是也得到了灵魂之爱？如果再次回到关于《哑巴》的那个故事，为什么哑巴有故事却开不了口？是什么让他沉默？哑巴的故事有原型，那是关于三个男人的等待，关于一个女人倚墙而立，后来来了第四个男人，苍白的男人，他走上楼去找女人，于是哑巴的故事从原型中出来变成了另一个故事：“那个苍白而沉默的男人应该是死亡。那个饥渴中等待的女人应该是生命。”关于男人和女人，关于沉默和等待，关于死亡和生命，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故事？这个故事为什么开不了口？
实际上，《另一个女人》《衰老》《鸡蛋》和《战争》里都有这个故事的影子，里面的男人和女人、沉默和等待、死亡和生命都在演绎这些故事，重要的是，这些关于灵魂的故事，在哑巴的沉默中是不是变成了一个不轻易被说出的故事？是不是言说本身就可能是一种错？《从无所来，向无所去》似乎在回答这个问题：一种是“从无所来”的开端，一种是“向无所去”的结束，从无到无，看起来一切都没有变化，但是无和无所连接起来的恰恰是男人和女人、沉默和等待、死亡和生命，就像那条铁轨，“罗萨林德·维斯科特，一个高大健壮的女人，二十七岁，正走在爱荷华州柳泉镇附近的铁轨上。”铁轨的这一端是柳泉镇，是家，是束缚着自己的力量，另一端是芝加哥，是工作，是渴望的自由，一端和另一端，联结起了两个世界，也连接起了罗萨琳德的两种人生。
在芝加哥工作，她生活了六年，“我己经做了六年的城里女人了。”六年了，作为速记员，她从一个办公室跳槽到另一个办公室，除了这些，她也去戏剧学校上课，她也遇到了年轻的职员梅尔维尔·斯通纳，当然她也和他约会、散步和接吻，这是她和一个城市、一个男人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让她也开不了口，梅尔维尔讨厌她生活着的城市，“这儿生活单调乏味，但你所在的城市生活是另一种单调乏味，我庆幸自己没有生活在那里。”他整天埋头读书，努力忘掉自己，而所谓的爱情呢？“当她和梅尔维尔·斯通纳一起走在铁道上时，他也进入了她的内心。她的身体是一座房子，他穿门而去。”这样的生活让罗萨琳德响起一句箴言：“上帝从燃烧的灌木从中对我低语。”燃烧和低语，上帝和自我，构成的是同一性还是矛盾性？罗萨琳德杂芝加哥的故事是一种幸福还是一种不幸？
六年了，她又回来了，回到了柳泉镇，回到了单调乏味的世界，罗萨琳德是在对着芝加哥的那面镜子，裸着后背时告诉自己的：“也许我该学着自己思考。”学会思考就是抛掉观念里错误的东西，就是要明白一些事情，那个操作相机的沃尔特是不是成为另一个故事的核心？镜子和相机构成了自己思考的镜像，但是沃尔特有家有妻子有孩子，“我希望你做我的爱人——永远的爱人。待在离我很远的地方。”他曾这样说，但是他也告诉罗萨琳德，“不可能的。我们会给彼此带来不必要的烦恼。”一端和另一端，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穿门而去的他和不想要麻烦的他，对于罗萨琳德来说，她就像是那个哑巴，故事在心里，故事变成记忆，故事可能被遗忘，需要说出来，但是却无法张开口——是什么阻止了她的言说？谁是沉默者谁又是等待者？
“这两个男人的精神，沃尔特·塞耶斯和梅尔维尔·斯通纳的精神，控制了罗萨林德的意识。”是的，这才是真正让哑巴成为哑巴的原因，所以罗萨琳德不想要成为那个哑巴，她开始了言说，“我回家是为了告诉你一些事情。我和一个男人相爱了，但我不能嫁给他。他比我年长很多，而且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我爱他，而且我认为他也爱我——我知道他爱我。我希望他和我在一起。我回家告知你们一声。”在父母面前说出了这个故事，关于和世俗无关的爱，关于和道德无关的情，关于不再等待的渴望——她会以自杀的方式“洗清自己”，但是当一这样的言说打破沉默，以这样的行动保持纯洁，是不是也是一种哑巴式的存在？依然是被道德劫持，依然被意识控制，就像母亲对她所言，女人永远被男人掌握着话语，这就是女人的命，“她不能跨越自己的婚姻。她的女儿会不会认为她在男女关系上并没有什么更深的见解？毕竟，她全部的婚姻生活都只是待在丈夫的房子里，像个牲畜一样干活，洗碗、洗衣服、做饭。”
男人和女人、沉默和等待、死亡和生命，是故事的原型，没有人必然是哑巴，也没有故事注定在街上死去，她开始奔跑，逃离小镇和家人，当然也不是为了回到芝加哥，“她也希望脱掉那些束缚她身体的外衣。她想要裸着身体，拥抱新生。”跑下去，跑过这片土地，跑过乡镇和城市，用身体奔向明天，用身体驱逐黑暗，用身体拥抱新生，当然要用身体说话，不是哑巴，面对男人和女人，“我有个绝妙的故事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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