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13《感谢上帝》：他们只是在保护体制
圣诞节，“解放之声”协会的聚会结束，亚历山大回到家中，儿子问他：“谁赢了？”亚历山大说：“去年是巴柏林赢了。”当亚历山大让儿子去睡觉，儿子转过身，问他的是：“爸爸，你还相信上帝吗？”没有回答，沉默的世界仿佛变成这圣诞节最后的黑暗，而这个问题也悬置在那里：相信上帝，是希望上帝还爱着他的子民，即使犯了错犯了罪，依然宽恕他们？还是在遭受打击、遇到困难之后，会对上帝的虔诚信仰产生质疑？
“你还相信上帝吗”，当这个问题变成无声的沉默，回答似乎被隐去了，在没有确切回答的圣诞节，仿佛真的变成了一种讽刺，而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受过洗礼的儿子对父亲的一种疑问，更多是在这个神父性侵案中，谁还会对自己的信仰有着确信？这是2016年的圣诞节，再过几天就是新年了，当亚历山大回答说“去年是巴柏林赢了”，当儿子提问“你还相信上帝吗”，站在沉默的夜晚，时间仿佛向着两个端点延伸：亚历山大说“去年是巴柏林赢了”，是对于过去这场战斗的总结，胜利似乎偏向于主教巴柏林一方；儿子问“你还相信上帝吗”，是对于未来的疑问，信仰与否正在考验每个人。沿着这样的延伸方式，向前和向后的对比似乎更能让人体会沉默的无力感：2016年圣诞之后，是字幕上的时间和事件：“普雷纳特神父获无罪推定，诉讼时期违背推上日程；2018年3月，巴柏林主教因包庇而被判处6个月监禁，缓期执行，巴柏林提出上诉，被暂定无罪；2018年8月，大多数受害者的案件诉讼时效从20年变成了30年……”
从2016年圣诞节到2018年，时间向后，事件继续发酵，不管是猥亵儿童的普雷纳特神父，还是包庇教区主神父的巴柏林主教，似乎都被推上了审判台，但是“无罪推定”还是缓期执行，最后的结果似乎都在走向不了了之，即使最后的诉讼时效从20年变成了30年，大多数受害者还在为公正审判做最后的努力，但是依然是一种未知，就像亚历山大面对儿子关于是否还相信上帝的问题，选择了沉默，甚至这种沉默也是导演弗朗索瓦·欧容的内心折射，但是沉默的背后是什么？是妥协还是讽刺？正在发生的时间没有做出最后的结论，但是如果将这个时间再返回，在2016年圣诞节前，亚历山大所说的“去年是巴柏林赢了”便具有了最大的讽刺：在那次记者会上，成为媒体关注焦点的巴柏林神父面对镜头，面对话筒，一方面说，他对于普雷纳特神父的犯罪事实，自己的确不知道，也没有隐情，所以对于此事的态度是：“正义不会迟到。”但是另一方面他说到这个案件已经超过了20年的法律追诉期，所以最后他说了一句：“感谢上帝。”
正义不会迟到，但追诉期已过，如何唤回正义？这显然是一种矛盾，而以上帝的名义说出来，这感谢的背后是不是也是一种暗喜？所以在2016年这个站在圣诞节迎来新年的“去年”，亚历山大才说是巴柏林赢了，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显然也觉得荒谬，也感到愤怒，但是当最后神父获无罪推定，当主教“暂定无罪”，20年前的受害者如何得到属于他们“迟到的正义”？或者说，迟到的正义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已经不是正义了——这一种否定，也是对于“你是否还相信上帝”最有力的反面回答。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案件悬置在那里，即使关于信仰的问题变成了沉默，弗朗索瓦·欧容似乎也已经在“感谢上帝”的感叹中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但是在整个事件的回顾中，弗朗索瓦·欧容显然在叙事层面上，把重点放在了那些受害者的追诉过程，而忽略了这一事件带来真正对于人的心理、信仰、秩序的影响，或者说，他更在于对案件外在元素的还原，而忽略了“伤害”这个真正核心的东西。这个发生在20多年前的神父性侵案，似乎被时间埋没了，而事件浮出水面仅仅是一个人的偶然。亚历山大已经40岁了，他是5个孩子的父亲，他有美满的婚姻，有幸福的家庭，有稳定的工作，可能在他的内心并没有遗忘20多年前自己遭受的侵害，但是至少在表面意义上他没有主动想要揭秘。只是在一次和孩子的父亲聊天时说起一个月前普雷纳特神父又回到里里昂教区，继续担任孩子们的传教工作。而亚历山大的孩子也在这个教区里上学，于是曾经的故事被唤醒了，他给总教区的巴柏林写信，提出的问题是：“他受到惩罚和审判了吗？”在迈尔女士的沟通下，他见到了现年已经70岁的普雷纳特神父，两个人坐在对面的时候，亚历山大问他：“你对我做过什么？”普雷纳特并不逃避，“这是我一生的阴影，对我而言是一次苦难，这是一种病。”普雷纳特没有否认自己猥亵了亚历山大，也承认猥亵的孩子不止他一个，但是他拒绝公开承认有罪，因为曾经有孩子的父母对他施以暴力，亚历山大对他说：“你对孩子的伤害比暴力更重。”
| 导演: 弗朗索瓦·欧容 |
承认猥亵，却说这是一种病，承认给孩子造成了影响，却不肯公开认罪，所以亚历山大并不是将此事当成个人的私人恩怨，他的目的是要普雷纳特公开承认有罪，而且要接受惩罚和审判，以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历山大正式提出了诉讼。他是第一个对此案件提出诉讼的人，也正是这第一次，将偶然变成必然，当案件逐渐浮出水面的时候，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更多的受害者指证了神父，于是个人案件演变成了公共事件。亚历山大正式提出诉讼之后，警察局开展了事件的调查，几年前和普雷特纳神父有过关于此事通信的弗朗索瓦进入了他们的实视线，由此弗朗索瓦·欧容讲述故事的第二个主角也开始登场。但是弗朗索瓦参与此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偶然，当他的父母告诉他警察开始调查此事时，弗朗索瓦选择的态度是：“都是陈年旧事了，没什么可说的。”所以他起先不答应去警察局接受调查，但是当在网上详细了解亚历山大诉讼新闻，才知道普雷特纳现在还和孩子们在一起，和亚历山大的出发点一样，他选择了主动揭露，而他对于此前拒绝参与的理由时：“我以为他死了。”
从选择遗忘到积极参与此事，对于弗朗索瓦来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此后他联系媒体，他创办网站，他筹集资金，他征集线索，使得案件在民间调查和官方调查两个维度都轰轰烈烈搞起来。也正是由于他的转变，使得更多人知道，而弗朗索瓦·欧容叙事的第三个人物艾玛努尔也参与进来，并且提供了更多伤害性的证据，而同样，艾玛努尔也只是在偶然层面上知晓了这个事件：他是在来到母亲房间时看到报纸上的报道，才想起这个发生在20多年前的事件，而正因为这一事件带给他造成太多阴影的影响，他在被唤醒的那一刻，因为“斑马症”发作而晕倒，也从侧面表现了神父性侵案的真正伤害。
亚历山大揭开了冰山一角，弗朗索瓦选择不再沉默，艾玛努尔用无法走出阴影的现实揭露罪行，弗朗索瓦·欧容叙事中的三个人以一种递进关系让这个埋没的故事浮出水面，甚至最后成为一种整体性的案件。但是在整个过程中，是偶然触发而选择了不再沉默：如果没有和别人说起普雷纳特，如果普雷纳特没有回到里昂校区，或者如果自己的孩子不在教区里，那么这个案件是不是会永远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一方面，当初亚历山大选择不沉默是从私利出发的，这种私利其实掩盖了可能的公共性危害：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普雷纳特还猥亵过多少孩子？还有多少人有着内心的阴影？如果不是偶然事件，是不是他们都必须选择沉默？
事件被激活是一次偶然，也许对于弗朗索瓦·欧容来说，正是这种偶然性才使得这种事件容易被忽略，才有必要以电影的方式警示。所以，对整个案件的追诉过程中，他更想揭示沉默背后的真正原因。案件不断发酵不断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时，是有更多的人站出来指证普雷纳特的罪行，但是也有更多的人选择了沉默，选择沉默，是很多受害者的态度，一方面是因为案件已经过去了20多年，许多受害者当时还是孩子，他们或者胆怯，或者记不清，选择性遗忘的背后是对于事件的真正性质无法判断，就像亚历山大回忆时说，普雷纳特亲他，抱他，对他说“我爱你”，虽然也有身体的抚摸，但是孩子以为这是一种爱的表现，而弗朗索瓦在接受警察调查的时候，警察问的是正常的亲昵还是带有色情意味的抚摸，弗朗索瓦似乎也记不清了。而主教巴柏林甚至纠正了亚历山大对神父举动的定义，他说普雷特纳是“恋童癖患者”，巴柏林说，恋童癖患者指的就是爱孩子的人，上帝不是也要我们爱孩子吗？所以最后将这种行为界定为“童性患者”——但是“童性患者”的定义依然带来一个漏洞，因为将其界定为患者，就是一种病，如果是患者，他需要的是治疗而不是获罪，所以亚历山大的父母一直反对他揭露神父的罪行，一方面家族都是天主教教徒，对神父充满了崇敬，另一方面，母亲就告诉亚历山大：“他只是个生病不害人的老人。”而父亲指责他“具有胡说八道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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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上帝》电影海报 |
选择沉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害怕对现实秩序的解构，迪迪埃不出来指证，就是因为害怕失去自己本就不多的东西，弗朗索瓦起初选择放弃，即使后来想让媒体揭露，也不想让自己的名字被公布，而他问他的父母几年前就和神父有过通信说起对他的猥亵，但是信已经覆盖了灰尘，事件不了了之，“你们为什么当初不报案？”母亲的回答是：“我们不想让你承受来自教会和媒体的压力，给你造成二次伤害。”所以不仅是受害人自己，而且周围的人选择沉默，是为了让这件事埋在时间的尘土中，是想在遗忘中保护自己。但是，“沉默并不代表我们赦免他的罪。”所以沉默也是一种不沉默，但是在没有上升到事件层面来说，不沉默的沉默只是道德谴责，而只有说出来指证揭露，才能使得性侵者接受法律的制裁。
但是，选择沉默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是：权力。普雷特纳是神父，是整个教区的负责人，即使他自己承认有过猥亵的举动，也希望求得受害者的原谅，但是在这20年间，为什么他性侵的罪责一直没有被揭发？除了受害者本身选择遗忘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一个更大的保护者。主教巴柏林在压力山大面前表态会支持他，会讲神父绳之以法，但是一方面他不断地误导是一种病，另一方面故意拖延，只是将普雷特纳调离了教区，甚至在最后的媒体面前说自己并不知情，口口声声说正义，确实想维护教会的利益。所以在整个事件中，从神父到主教，甚至到教皇，都有一条利益链，甚至和政治权力也有关系，在这个巨大的关系网里，仅仅是几个受害者，仅仅是一个“解放之声”协会，如何能赢得胜利？“你要当心教会的权力很大。”弗朗索瓦的母亲就是这样对他说的，而一起在协会里开展工作的库尔特说出了真正的问题所在：“他们只是在保护体制。”
从选择遗忘和沉默到提出诉讼揭露罪行，从沉默现实揭露背后的原因，其实弗朗索瓦·欧容一直试图还原事件，也想揭露真正的社会问题，但是在电影中他的维度几乎都在叙事层面，尤其是亚历山大站出来的那部分，几乎都是直白式的，像极了一种纪录片：他在和神父和主教的通信中，将事件慢慢呈现出来。正是因为是表象化的叙述，所以亚历山大遭受的性侵影响是苍白的，而弗朗索瓦似乎也并没有让人感到受到多大的影响，他们更像是在社会层面做一项工作，只有艾玛努尔，才是性侵受害者的一个样本：他看到消息时“斑马病”发作，倒地不起；他因为小时候受到猥亵，“以致对自己的生殖器造成了畸形意识”，在医院检查时，医生直接就说是畸形病变；从生理到心理，他虽然已经结婚，和妻子也正常做爱，但是婚姻关系并不好，妻子会时常发火，还质疑他和律师之间的不正当关系，而艾玛努尔也是充满了压抑和暴力倾向，当夫妻俩吵架甚至打架之后，他反而问她：“你是不是也遭受了伤害？”而且，他和父亲的关系僵化，后来有一次去看望他，也因为艾玛努尔参与了这一事件，而被父亲嘲讽。
艾玛努尔的伤害，其实是巨大的，但是弗朗索瓦·欧容给他的篇幅太小，以致他的压抑故事总是匆匆收场：他和妻子之间的暴力是不是源于曾经的性侵？他的妻子是不是真的也是受害者？所以对于受害者压抑几十年的心理畸变，弗朗索瓦·欧容采取了选择性的省略，那个被口交性侵了三年的特里斯坦没有出现在他的镜头里，那个自杀的马修是最大的牺牲品，他同样之出现在别人的对话中，甚至，亚历山大不知道自己一直支持他的妻子玛丽也是性侵受害者，玛丽只是在艾玛努尔面前哭泣时才说出了真相，而弗朗索瓦·欧容一样只是给了她简短的镜头，她的故事如何，似乎不重要了。
沉默和遗忘，都变成了无声的历史，当在20年后重新进入追诉程序，似乎也注定了打赢官司的艰难，权力、制度、秩序和信仰，都可能面临一种颠覆，所以在“你还相信上帝”的疑问中，一样是不可知的沉默，“这不是一个游戏，这是一个灾难。”只可惜，很多人用压抑来疗伤，用回避来遗忘，受害者和实施者，站在缺省的正义面前，都异口同声说了一句“感谢上帝”：“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在这件令人赞赏的圣事中，你赐予我们的大能和大爱，让我们深深崇敬这份爱，崇敬你神圣的身体和血液，因此我们才能够源源不断地蒙受你救世的恩典，愿主的信实直到万代。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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