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9-05 《悲惨世界》：“歌以咏志”的救赎
“我是谁？我是谁？”那一遍遍的疑问在冉·阿让的世界里响起？1815年的土伦监狱，他是“终身被打上耻辱的烙印”的囚犯；1823年的蒙特伊勒市，他是不抛弃那些工人的市长；而1832年的巴黎，他是对女孩珂赛特说“我会守护你”的“父亲”——编号24601、马德兰市长、爸爸阿让，这是“我是谁”的三个答案？当时间被改变，当名字被替换，对于阿让来说，“我是谁”的疑问却始终没有得到答案，只有当在巴黎街垒的革命者和群众唱起激昂的歌，扬起飘扬的旗，听到自由的呼声，这一个时代才为“我是谁”注解了意义：“凡爱人者，就会见到上帝。”
爱人者，一定是先找到爱的方式，而要找到爱的方式，必定是要根除内心的恨。当阿让因为侄子的饥饿偷了一个面包，他其实变成了一个罪人，而土伦监狱的那扇大门将他缩进去的时候，那种罪变成了刻在身上永远的烙印。一个面包，被判处五年监禁，而后来五年又延长到十九年，在失去自由的日子，在没有人格的日子，在找不到救赎的日子，十九年对于阿让来说，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囚禁，“你将永世为奴”，“你以踏入坟墓”，戴着镣铐，拉着船只，被海水浸泡，这便是阿让被钉上道德十字架的处罚。
甚至，他不再有自己的名字，“24601”那个挂在胸前的牌子，这一串随机的数字，是他的编号，也是他在监狱中的名字，当属于自己的名字变成数字，这是个体世界的毁灭，他变成了他们，和他们一起失去十九年的自由，和他们一起遭受鞭子的毒打，并和他们一样踏入坟墓。“低头看，你将在这里丧命，人间只有地狱。”这便是他们在这个悲惨世界发出的集体声音。所以当阿让发出“我是谁”的疑问时，狱卒沙威对他说：“你将终身被打上耻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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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汤姆·霍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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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却听到了神父对他的宽恕：“这些银器是我送给他的。”他还把那两个烛台也放进了阿让的包里。神父在微笑，神父很友善，当面对一个罪人而宽恕他的时候，救赎开始了。在阿让走进教堂的时候，神父就对他说：“放下你的痛苦，放下你的过错。”不是罪，是过错，不是耻辱，是痛苦，当神父把银器和烛台送给他的时候，阿让的内心第一次震颤：“我诗歌失败者，我没有名字只有编号，他为什么对我如此仁爱？神灵为什么给我庇护？”而这样的震颤让他看见了微弱的自己，当“我是谁”再次被提及的时候，阿让其实在说：“这就是我。”——“我要逃离这个世界，让·阿让已经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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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惨世界》电影海报 |
这是对于过去的告别，这是对于编号生活的否定，这是对于耻辱人生的终结，因为看到了仁爱看到了宽恕，他必须抛弃一切的仇恨，抛弃一切的迷失，放下痛苦和过错，于是在把八年之后他变成了蒙特勒伊的市长马德兰。这是新的自己，这是新的人生，他为那些穷人办了工厂，给他们生活的出路，这便是救赎后的他重新施以的仁爱。但是八年之后新的自己，对于阿让来说，依旧面临“我是谁”的疑问？当他为了救助一个被马车卡主的老人而抬起那根大木头的时候，身为警察的沙威似乎认出了曾经的他，那个在船上扛起木头的囚犯24601——他在八年前撕掉的那张假释证明并不能彻底让他转身埋没过去，因为他还是一个罪人，还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他要付出代价。”而对于马德兰来说，八年又把他拉回到那个永恒的命题里，“如果我坦白，我将受罚；如果我沉默i，我将该死。”
但是这个“我是谁”的疑问背后却也是救赎，当那个生下私生子的女工芳汀被人唾骂而失去工作的时候，当她流落街头成为妓女卖身的时候，作为市长的马德兰如何做一个真正的自己？当他向芳汀伸出手的时候，因为失去工作而沦为妓女的她狠狠地向马德兰吐了口水，“你让我失去了尊严。”马德兰是不是在芳汀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因为偷一个面包而入狱的自己？都是因为贫穷，都是因为饥饿，却在道德的审判中被钉上了十字架。但是需要自我救赎的马德兰终于把芳汀送到了医院，终于答应照顾她可怜的女儿珂赛特。
他还是一个没有真正自由的囚犯，24601又回到了他自己身上；他却需要以救赎的方式找到自己，不仅是市长还是一个好人。但是这两种身份让他矛盾，让他痛苦，“我是谁，难道一直隐瞒？”当他终于作出决定告诉沙威：“给我三天时间，让我把女孩救出来。”三天时间他会找到珂赛特，把她从那个像是卖身了的酒馆里救出来；而三天之后，他会被沙威以逃跑犯人的身份抓走，或者推上审判席，或者关进监狱。但是在马德兰纵身跳入大海的时候，当他将珂赛特带离而躲过了沙威的追捕，他其实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必须守护珂赛特，他必须为自己和珂赛特的人生展开“新的篇章”，“你会做我爸爸吗？”面对珂赛特的问题，他的回到是：“我要做你的爸爸和妈妈。”
1823年他成了“爸爸”，一种救赎依旧是关于仁爱，但是当九年后的巴黎，珂赛特在街头偶遇马吕斯而陷入情网的时候，他的担忧在于会不会失去这人生的新篇章，会不会从此改变自己的身份？或者最关键的一点是，如果珂赛特投入了马吕斯的怀抱，自己的仁爱和救赎会不会从此缺乏了对象和意义。所以他犹豫，他矛盾，他有一种失去完整的不安。但是在1823年的巴黎，当马吕斯加入到青年革命者行列的时候，他所要唤起的是另一种爱，个人私爱之外对自由的爱。
这是新时代的呼声，这是对奴役的抗争，这是对自由的向往，马吕斯曾经在街头邂逅珂赛特的时候，他们的爱是自我的爱，他们需要在一起，需要告别离群索居，需要相互照顾，而这样的私爱甚至不惜让另一个爱着马吕斯的女孩艾潘妮痛苦，当珂赛特和马吕斯在夜晚密会的时候，艾潘妮却在背后品尝孤独的伤感。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私爱，他疏远了“只待明日”的革命行动，把追求热血和天空的红变成了爱情里的红。但是当街垒的枪声响起艾潘妮用身体为他挡住子弹的时候，马吕斯才看到了另一种爱，“你在我这里我就心满意足了。”艾潘妮在他的怀里微笑着死去，这不是也是在爱的光泽中放下了痛苦？而爱在这一刻也得到了升华，当马吕斯终于加入了革命的行列，他留给珂赛特的纸条上写着：“如果我在战斗中死去，这就是我的告别。”
视死如归，为自由而抗争，这便是让爱具有了时代意义，所以1832年的巴黎，对于目睹了这一切的阿让来说，“我是谁”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他是父亲，他是囚犯，他是市长，而任何一个身份都可能让位于另一个自己：我是救赎者。小男孩伽弗洛什在面对警察的长枪时，唱起了革命之歌；那些青年们在敌众我寡的战斗中，流进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滴血，所以在马吕斯的“最后告别”了，他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他用自己的力量救出了马吕斯，“你就像我的儿子，我要带你回家，请给他安宁，给他欢乐，让我死去，让他活下来。”
这句话是阿让经过拿着手枪面对着自己的沙威时说的，“我代表法律。”沙威说，一个追寻了十几年的警察，一个逃亡了十几年的囚犯，当他们面对面的时候，他们都活在法律的层面上。但是什么是法律？当一个人偷了面包会换来来十九年的徒刑？当一个被抛弃的女人沦为妓女，她的反抗也会被送上审判席？一个可怜的孩子几乎以卖身的方式失去了自由，法律又在哪里？沙威代表着法律，当他混进革命队伍通报假情报的时候，这样的出卖行为是不是也会受到审判？但是阿让却把她放走了，而且告诉他：“你错了，我不比别人坏，你自由了，不需要交换任何条件。”就像当初神父宽恕了阿让一样，这一次是仁爱救赎了沙威。所以当他再次用枪对准阿让，而阿让却用自己的生命在救助马吕斯，这一种对比终于让沙威彻底崩溃了，“他当初为什么不杀我而放了我？为什么我的命由一个贼来施舍？”所以在找不到“我是谁”的答案的恐惧中，作为法律执行者的沙威终于从高处跳落下去，海水吞没了他的生命。
营救马吕斯是一种救赎，对抗拿着枪的警察是一种救赎，或者沙威的死也是一种救赎，所以当那个24601编号的囚犯在神父那里获得了爱，那个叫马德兰的市长用一颗仁慈的心救出了芳汀和珂赛特，当他用实际行动营救“鲜血浇灌自由土地”的革命者，“我是谁”慢慢有了答案，“我是谁？他将消失。”阿让把马吕斯带到珂赛特身边的时候这样说，其实，这又是关于自我的升华，“他将消失”是要将个体放进整个时代中，把自我融入“我们”的世界中，把私人之爱汇聚成一种大爱。
所以当“悲惨世界”变成一幕歌舞电影，并不是要冲淡那个时代的悲剧性，而是要在“歌以咏志”中唱响集体的声音，“法国的王位上又有了新的国王”，这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现实，而新的国王改变了什么？什么也没有改变，这个时代依旧是一个“悲惨世界”，连同道德，连同法律，都是对于自由的扼杀，所以在集体的歌声中，传递的是囚犯们“你们的恶行不再饶恕，你们才是罪人”的愤怒，表达的是工人们“猛兽在夜里袭来，活生生撕碎了希望”的抗议，喊出的是革命者“让敌人为我们殉葬，把自由播撒在这片土地”的宣言。愤怒是为了寻找爱，抗议是为了唤醒爱，宣言是为了争取爱，“凡爱人者，就会看见上帝。”在道德、法律之上，在自我的私爱之上，爱就是最虔诚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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