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9-05《毁灭，她说》：以及被毁灭
毁灭，逗号，她说——说文解字于片名：“毁灭”来自于她说的话，第三人称，单数，毁灭是一个人的毁灭，是一个人被毁灭；而且来自于一个女人的述说，毁灭以及被毁灭和一个女人有关；毁灭，但是没有终结，逗号保留了继续的可能，转折的可能，以及否定的可能，当然，也有继续毁灭的可能；“毁灭，她说”，她在说，但是仅仅是说？不涉及行动的说？被推向深渊而无奈的说？那么在第三人称单数的她之外，在毁灭之外，在说之外，玛格丽特·杜拉斯是不是还有另一个世界？
根据自己的短篇小说改编，从文字叙事到电影叙事，玛格丽特·杜拉斯无疑进行了一种文本的转换，逃逸出词语的界限，画面带来的甚至比文字本身还要广阔的天地：在旅馆里，在旅馆外面的花园里，在花园的网球场外，在花园和网球场更远的森林里，这是地理空间在文字之外的突围，虽然一切都在有边界的画面里，但是无论是室内的旅馆，还是室外的花园，都产生了一种画面特有的纵深感，它们完全溢出了镜头本身，并以某种诱惑的方式走向未知；还有网球场，击打网球的声音总是若隐若现传来，但是在网球场被隐藏在深处的时候，打网球的人是在不在场时的在场；更有森林，那个不断被提及的森林，那个没有人真正走进的森林，那个危险的森林，它更是神秘的所在。
旅馆、花园、网球场和森林，从里到外，从近到远，从具象到抽象，从看见到被议论，地理空间本身就是一种可能的解构。还有被呈现出来的时间，或者是白天，或者是夜晚，或者是黄昏，但都缺少时间的标志，草坪上的光线暗了下去，又突然亮了起来，后来又暗了下去，伴随着两个人的站立，伴随着对话的继续和停滞而发生变化，它是时间，但又是对时间的逃逸。于是时空变成了一种模糊和抽象的存在：一开始传来的声音，“我们在何处？”回答是：“比如在要一家旅馆里。”又问：“现在几点了？”回答是：“我不知道，那并不重要。”在何处？几点了？当问题被提出，它们期待的是回答，回答才是对空间和时间的确认，但是回答却制造了另一种未知，因为空间是假设，因为时间不重要。
只是声音，只有对话，只有问题和回答本身，它们都在能指的层面上滑动，从来不抵达所指。但是问和答发生了，在两个女人之间发生，声音和画面组成了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电影叙事。声音在画面之外，声音却在画面的内部，画外音其实已经进入到了画内场景中，即使是一种声画分离，叙事也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只是它们之间不再是一种对应，就像问和答，总是游离在真实和虚构、探寻和未知之间。接着人物出场了，看得见的人物，画面中的人物，说话的人物，行走的人物，当然他们也是确定的人物：在这家旅馆里，是总是护着身体的阿丽莎，是阿丽莎“三天后就结婚两周年”的丈夫托尔，是和托尔一起聊天的斯坦，是说自己是犹太人的斯坦，三个人，男人和男人，男人和女人，以及女人和男人，他们出场，他们说话，但是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是怎样的人物？还有一个躺在椅子上的女人，她也有具体的名字，伊丽莎白·维耶纳芙，斯坦拿着那本本子还在念着关于伊丽莎白的个人信息：“一九三一年生于格雷洛布，无业，法国人，住在格勒诺布尔，七月二日抵达本店……”当然他还读到了托尔的信息：“马克斯·托尔，一九二九年生于巴黎，教授，法国人，居住在巴黎，七月四日抵达本店……”
| 导演: 玛格丽特·杜拉斯 |
出生于格雷洛布的伊丽莎白，比她年长两岁的托尔，隔了两天入住的客人，这些都是具体的呈现，加上斯坦介绍自己是犹太人，加上阿丽莎是斯坦的妻子，一切都是确切的，但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并不打算沿着这个确切的方向叙述一个故事，她故意用具像解构具象，用影像拆解影像，让人物也和时间、空间一样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成为一种概念的衍化。阿丽莎在说，阿丽莎在问，托尔在说，托尔在答，斯坦在说，斯坦在答，在这个三个人相关的可能故事里，叙说成为了最关键也是最常见的表达方式，但是答非所问、并不具有指涉关系的对话反复出现，阿丽莎和斯坦在一起的时候，阿丽莎说：“我们总是在做爱。”斯坦说：“是沉默把你们赶上了床……”我们和你们似乎是有明确指向的，但是阿丽莎却说起了“他”，“他对我隐瞒了什么？”斯坦也说起了他：“他很爱你。”他是托尔？但是当斯坦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阿丽莎和斯坦也在说着“他”，仿佛眼前的托尔根本不存在，而托尔也在说，说着“他”，一个反身于自己的“他”，却不再是“我”。
我是他，你是他，或者我是你，他是我，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被混淆在一起，它再不是指涉，再不是对话，再不是沟通，只是一句话被说出，句子只是句子本身，而这种说话的本体取消了所谓的主体，成为了“毁灭，她说”的“元句子”。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初设的关系被逐渐解构：阿丽莎是托尔的妻子，但是为什么阿丽莎总是和斯坦在一起，他们面对面，他们手拉手，他们拥抱，他们依靠，他抚摸着她的头发，她专注地看着他；甚至在托尔面前他们也表现得很亲密，而托尔不生气，他也允许这种关系的存在，甚至也将之命名为爱。丈夫和情人，平静地坐着聊天，或者和阿丽莎在一起，这是一种去除了道德的关系？无疑玛格丽特·杜拉斯从来没有想让道德评判成为自己的立场。但是在这样的关系里，带来的并不是和谐，它实际上构成了男人/女人的性别视角，而这种性别视角在伊丽莎白的出现中得到了具体体现。
一个信息完全公开的女人，仿佛是和他们三个格格不入的存在，但是正如托尔所说，他一直对她感兴趣，斯坦念出的信息他们也是一种并置的关系，所以伊丽莎白更像是托尔的一种关注对象，由此关于她的故事在这种关注中成为了客体。一个女人，一个独自一人住在旅馆的女人，她的存在必将引出原因：她说自己是来疗养的，一次难产，孩子死了，医生建议她来热闹的地方；她说自己是一个坚强的人，虽然难产了，但是女儿安妮塔很可爱；但有时候也很粗鲁，所以丈夫经常骂她……伊丽莎白在叙说，在她的故事里有丈夫，有孩子，有医生，而他们构成了她来这里的原因。但是这只是她叙说的原因，在她进入三个人的视野，当她和他们一起聊天打牌，故事似乎被一层层剥开：在从44分到52分的长镜头里，玛格丽特·杜拉斯只对准拿着扑克牌的伊丽莎白，她一开始是不安，是和他们保持距离，但是说到了出生地格雷洛布，说到了自己不喜欢的“北方”，又开始说起自己的意大利之行，伊丽莎白开始放松，脸上也出现了微笑，而斯坦说：“维耶纳芙，伊丽莎白，十八岁时叫维耶纳芙……”伊丽莎白像是享受着这种命名。
《毁灭，她说》电影海报
但是，当丈夫来接她，伊丽莎白似乎又回到了原先的状态，她成了他叙说的对象：“她是一个无法忍受孤独的人，来这里是她一个人的决定。”以及那足以令女人崩溃的难产，丈夫说，“医生没有死，是孩子死了。”强调孩子其实在强调医生，而话外之音里是伊丽莎白和医生之家的暧昧关系。在丈夫说起伊丽莎白的故事的时候，伊丽莎白离开了，这像是一种逃离，但是她又回来了，在丈夫建议她再留一天的时候，她却拒绝了，于是伊丽莎白跟着丈夫离开了旅馆。逃离后回来，随他而离开，这是属于伊丽莎白的行为，她似乎永远处在男性的观望和议论中，处在被控制的命运里，最后出现的丈夫是男性的代表，他让伊丽莎白成为一个客体。
但是这种客体化的存在并不只是伊丽莎白的命运，她只是一个背景，一个和死亡相连又难以逃出控制的对象，“毁灭，她说”也是她的一种状态。但是这个背景提供的毁灭却属于阿丽莎：阿丽莎一样有丈夫，一样和斯坦是情人，一样有着18岁的美好，身为托尔的学生而成为他的妻子，这也是一个无法逃离的男性欲望对象，托尔说：“在这里总有什么在烦扰着我，刺激着我，我也不清楚是什么，我并没有尝试去了解，你明白，我没有尝试，也许同古老的欲望有关，那些儿童时期的梦境……”而在面对经历了难产的伊丽莎白，阿丽莎说，无论是谁经历了这一切的女人都会崩溃，而实际上她自己就处在崩溃中，“ 我是个容易害怕的人，害怕被遗弃，害怕爱，害怕暴力、数字，害怕未知的事，饥饿，贫穷，真相……”而且她对伊丽莎白说：“您是我的一部分，您脆弱的身体是我的一部分……”站在镜子前面，阿丽莎和伊丽莎白构建了镜像关系，“我们很像……”
也许坚强的伊丽莎白对于很像的阿丽莎来说，是逃逸命运的出口，但是伊丽莎白最后的离开，这样的出口又被封锁住了，在最后托尔和斯坦对话中，阿丽莎更是成为了一处看不见的阴影：托尔说：“也许我们不该卷入整个事件。”斯坦说：“你的欲望，或者通过阿丽莎的死亡，我们现在没有选择。”谈到了死亡，斯坦说：“阿丽莎现在睡得很香。”而实际上阿丽莎早就是一个死亡的意象，“我遇见过一个女人，她肯定死了。”在一开始斯坦和托尔的谈话中，阿丽莎就“肯定死了”，而死亡为何发生？“她的梦无法选择，她的力量也无法变得强大而自由……”走出去是空空的天空，斯坦问托尔：“阿丽莎几岁？”托尔回答：“18岁，我是在18岁认识她的……”
在阴暗处的阿丽莎，靠在桌子上的阿丽莎，沉默的阿丽莎，就是已经死去的阿丽莎，就是满足了欲望的阿丽莎，就是只在18岁活着的阿丽莎。所以，伊丽莎白或者就是阿丽莎，经历了疼痛的阿丽莎，成为了对象的阿丽莎，以及被毁灭的阿丽莎。“毁灭，她说”，她在说着毁灭，毁灭却已经变成了行动，她害怕毁灭，她却早已经在客体化中变成了被毁灭的对象——于是这个毁灭的寓言在影像化的分离、异化中又回归到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笔下，就像伊丽莎白的丈夫问他们为什么对“她”感兴趣，她是伊丽莎白，她也是阿丽莎，斯坦的回答是：“文学的原因。”丈夫于是说：“那就是说她是小说中的角色？”是的，一个完美的角色，一个被毁灭的角色：
他们是些已经彻底毁灭了的人，然而即便如此，他们非但没远离不幸的疤痕，反而将自己内心所带有的腐蚀、倾颓或永无休止地朝死亡迈进当成自己唯一的纪念，不占有、非特定、无边无际的爱温柔地解放了他们，以吸引别人注意：他们因为这一切而得到解放，他们从那位少女处所接收到的那句话语，唯有她，带着完美的真相，才能说出来的那句话：毁灭吧，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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