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23《大树、市长和文化馆》：假如这不是政治
大树是乡村牧场上奇迹般抵抗自然袭击的柳树，市长是即将在区域性选举中卸任的市长，文化馆是为了改善乡村生活而计划实施的建设项目，当大树、市长和文化馆被并置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并非是独立的存在：大树代表着过去的存在，是一种生态的体现，市长代表着现在的职位，是政治生活的一个符号，文化馆代表着未来的方向，是传统文化是否保留和改造的焦点——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现在改何去何从？
似乎一切都取决于“市长”，区域性选举的气氛越来越浓烈，各政党都各施其能，希望在这次选举中获胜，“哪个政党会有胜算？”这是人们议论的话题，也是巴黎政治社会的焦点问题。社会党人于连是现在的市长，他就出生在那个乡村，当他参与到这场新的选举时，他无可逃避地面对自己的身份问题，而这个身份也关系到过去和未来的共存问题。如果没有这一层身份，于连的理想生活就是在乡拥有属于自己的世界，像一个牧人，享受宁静的生活，每天听着鸟鸣，看着花开，和羊群一起，在树林散步，“我喜欢乡村，也希望和自己心爱的人一样过这样的生活。”他就这样和作家女友贝尔尼斯谈着自己的乡村梦想。
他们也的确走在乡村的路上，眼前的一切都富有诗意，那些马蒂莲开了，苹果树长势良好，那些牛虽然饲养着，但是不怕生人，绵羊在吃草，而且在那片草地上还有法国非常罕见的白薯花，他们星星点点盛开着，不被打扰。走在这个宁静的世界，贝尔尼斯惊叹乡村的自然风光，但是她却想伸手去采摘珍贵的白薯花，在于连的及时制止下，才没有破坏它们的生长。这似乎也是一个隐喻，这些自然风光是美好的，但是是不是真的永远不受干扰？一只手伸向它，是对于美的另一种赞美还是破坏？
这种疑问和矛盾似乎反应在于连身上，他和贝尔尼斯走到那一处古老建筑的时候，说祖父就选择在这里安家，而自己也出生在这里，他的身上流淌着乡村的基因，但是他的现在已经不属于这里，甚至对这里还有了些陌生，贝尔尼斯说：”你是巴黎人，你对这里只不过是感到新鲜。”现在是巴黎人，那些乡村的故事只属于记忆，于连就是站在现在缅怀过去，而过去是不是就是一种想象？站在现在他还要面对未来，未来是不是也成为他的一种虚构？他说，这一个建筑保存着古老的传统，具有一种纪念意义，但是现在的问题，这里将被改建成一个文化馆，以给村里人提供一些娱乐性的公共服务。
站在现在的于连，如何处理好过去和未来的关系？其实他表现出矛盾的一面，如果只是在现在这个节点，乡村的一切其实是落后的，这里虽然和巴黎相距不远，但是不管是劳作方式还是生活水平，和巴黎有着很大的差别，那个叫布兰迪那的《后天》杂志记者采访这里的村民，很多村民都表露出一种忧患，一个乡村牧场主说，现在乡村的土地和人口都在减少，很多传统农民的生活越来越窘迫，自己的妻子也因此离开了自己，“有些东西被扼杀了。”他说。而在建筑里类似敲钟人的老人则把现在的生活称作“得过且过”，以前的树林不见了，年轻人成为了商人，房子被拆毁了。
| 导演: 埃里克·侯麦 |
于连似乎深有体会，在和贝尔尼斯参观乡村一些手工作坊的时候，他认为，随着城市化脚步的加快，很多乡村人的身份变得多元，他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成了商人，而在城镇化、工业化的改造中，很多巴黎人来到乡村，他们或者移居这里，或者在此度假，城乡的交融使得人际关系变得复杂。而这种复杂性就是乡村的一种现状，于连自身而言，也带着这种复杂性和矛盾性，他说自己喜欢乡村，希望自己能一直拥有这样宁静的生活，但是他却是一个市长，所以他的生活必然是政治生活，“不管愿不愿意必须做，这便是政治。”而这种政治生活另一方面也来源于家族式的理想，所以于连背负着家族的期望，违背了自己的愿望，而从一个村民变成了市长。
自然生活被慢慢解构，政治生活慢慢在渗透，这便是“现在”。但是对于连来说，他想要一种突围，既想要保留乡村的传统，又想改善人们的生活，这便是那个文化馆的项目。按照社会党和于连的想法，这个项目就是在这座传统建筑上进行改造，包括图书馆、游泳池、广场以及停车场在内，计划实施后这里将成为人们休闲的场所，他们可以得到更丰富的娱乐生活。于连似乎是谨慎的，他在和贝尔尼斯听取项目规划设计者的介绍后认为，建筑应该采用传统的材料和风格，保持固有的特色，然后进行创新。对于于连来说，不仅仅是建设一个文化馆，而是为实施乡村发展计划做好准备，他认为，这是一个年轻人的时代，他必须站在年轻人的立场，年轻意味着创新，意味着发展，乡村不能固守着自己的天地，应该在经济上有所作为，而这种发展就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统筹、规划和管理，甚至最重要的是投入资金，“这是为了民众的利益。”
乡村需要发展，需要改造，需要跟上时代，在这个意义上，于连接近了自己作为政治人物的角色定位，包括统筹、规划和管理，以及资金筹集，都是政府应该做的事，而当他成为一个政治人，其实关于这个项目，关于乡村发展，遭遇了两种不同的反对意见。一种来自以乡村校长罗西诺尔为代表，他来到这里从事教育事业，就是喜欢这里的宁静，喜欢这里的自然，但是这一切都被打破了，他认为那些人是破坏乡村美好的“刽子手”——走在自家的后院的草地上，罗西诺尔情绪激动，他拍下了建筑的照片，看上很美但是他认为这是“死的”，所以他希望乡村永远是活着的美丽，而要让乡村像以前一样，就需要政府来维护这种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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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市长和文化馆》电影海报 |
谴责对乡村破坏的人，希望政府能出资维护，作为一个普通人，他的声音代表很多人的想法，一方面希望是自然的，另一反面又要依靠政府的作为，而当罗西诺尔正在读书的女儿站起来反问他：“为什么你就这样大声喊叫，你可以去参加选举啊。”罗西诺尔却说：“我没有这样的野心。”这或许就是划清了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界限，而于连身上的双重身份也得以凸显，有呼声却并不参与，普通人通过言说的方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而这些意见建议必须进入到政治层面才能被采纳被实施，而于连身为市长，尽管内心有着自我的声音，但是在政治生活中，他还是颇多无奈，甚至民众所谓的民主生活他也并不一定拥有。
而在乡村发展计划实施之前，最大的反对者当然是其他参选的政党，包括绿林党、共产党，包括生态学家，无论是左还是右，其实他们不是反对这个计划本身，而是借此对社会党提出挑战，所以这种反对就变成了一种政治话语权的争夺，《后天》的总编就是一个生态学的支持者，他甚至说于连是个固执的人，而他就是利用自己手头的刊物，发动了对于连的攻势。布兰迪那采访了那些村里的人，村民们的想法大致一致，他们希望乡村能够发展，也呼唤一些改善他们生活的计划，提出要找到发展和保护之间的结合点，但是布兰迪那写完稿子之后出差在外，当她回到巴黎的时候，杂志已经发表了文章，她的稿子被总编裁剪了，而封面竟然是那棵柳树，“创建者喜欢图书馆的树”这样一个标题完全是所谓生态学家的保护主义观点，而于连当初接受采访时的观点并非如此，贝尔尼斯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发出了“记者怎么有这样的操守”的感叹。
不管是身为市长的于连，还是记者、总编，其实都不是纯粹的个人，他们都是政治人，都被卷入其中，尤其是在区域性选举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所以关于文化馆的建设计划也完全成为了政治博弈的工具，这或许就是残酷的成人世界：既无过去也无未来，只有赤裸裸存在利益的现在。而这个现在也只有在纯真的人那里，才能由此看得到未来，所以一切的讨论和博弈都变得无趣，最后反而罗西诺尔年仅10岁的小女孩佐埃提出了最合理、最科学的建议：“我父亲的看法太过悲观，而修建文化馆的计划也不是非常需要，我们可以骑车去巴黎，那些东西应该在其他地方建，我们这里需要的绿地建设，就比如花园，让鸟儿唱歌，让树木带来清凉，这样我们才能真的享受自然。”乡村还是那个乡村，但是经过建设，使得分区功能更明确，也可以丰富大家的生活。
一个小孩子的观点，或许有着幼稚论的成分，但是佐埃却撇出了利益之争，甚至在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口号派和行动之间找到了结合点，而当于连的任期结束，当社会党失势，当文化馆的项目搁浅，仅仅一小笔资金建设的“花园”就出现在人们面前，他们在这里休闲、喝酒、聊天，而于连带着村里的合唱团放声歌唱。在歌声里，他已经不是市长，不是被所谓的家族理想和党派利益绑架的政治人物，这就是他的现在，而这个现在也通向了未来。
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这一条时间轴上，政治的规则似乎被去除了，而这种去除完全是侯麦的条件语句，从第一章到第七章，侯麦用小说的书写方式完成了这个乡村变奏曲，而每一章的导语都是一个以“si”引导的条件从句：“如果在区域性选举中，市长选举的大多数选票没有变成少数……”“如果镇上的柳树没有奇迹般抵抗自然袭击这么多年……”“如果布兰迪那的期刊没有被剪裁……”“如果那个球不是凑巧踢到佐埃的脚边……”一切都从“如果”开始，在假如的条件句里，是不是每一种现在都被条件所限定？这是侯麦玩弄的一个小小的修辞手法，在法语中，“Si”的条件句既可以表达对未来的假设，也可以是对现在或过去事实相反的假象，也就是说，当它指向未来时是假设，指向过去是则是一种否定，而乡村就是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寻找方向。
Si开启了关于乡村发展的讨论，而侯麦的这部电影也可以用这个词引导出关于电影的讨论，这里没有道德故事，没有男欢女爱，甚至没有“喜剧和谚语”，只有讨论、对话和冗长的观点，而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基本上是不交叉的，故事情节在缓慢的推动中也是没有起伏的，所以这更可以理解为一部影像化了的社会学样本，而这明显不是侯麦最擅长的，所以在“Si”的假设和否定中，关于过去和未来，关于乡村和城市，关于左派和右派，都偏离了侯麦电影美学，而一切不如在七章的故事开始之前，罗西诺尔在教室里给大家上课时写在黑板上的那句话：“如果天气晴朗，我们会去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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