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02《恐怖分子的孩子》：等他长大了我会送他上战场
塔拉勒·德尔基终于要离开了，后视镜里的那个村子，那条道路，已经渐行渐远，当向前而后视，独特的视角里是某种矛盾：“我正翻过人生这一页并结束这场梦魇，回到家中与柏林的家人团聚，带去家乡巨变的记忆……”离开而团聚，在塔拉勒·德尔基内心来说，既是一种舍弃，也是一种不舍，这里曾是自己的家乡，但是当叙利亚内战战火不熄，当圣战成为一种恐怖袭击，故乡只是一种记忆，而他在两年前以圣战战地记者的身份回到故乡，并非是唤醒对于故乡的回忆，而是记录已经成为基地组织努斯拉阵线控制区域的日常，故乡不再是故乡，一种过客的经过，含有多少的感伤？
但塔拉勒·德尔基是克制的，他摄制的纪录片片名是“Of Fathers and Sons”，其实避开了“恐怖分子”这样的固化身份，而是在“如父如子”的关系中记录并体会这种变化，是的，高喊“真主万岁”、拿着枪参加圣战，期待建立公正的哈里发的阿卜·穆罕穆德是努斯拉阵线成员，在某种程度上是“恐怖分子”，他曾参与战斗，他曾关进监狱，他曾杀死敌人，而现在，他制作炸弹，他负责排雷，一切都是为了这场“圣战”的胜利。但他也是一个父亲，一个有8个孩子的父亲，恐怖分子和父亲的双重身份其实带来的两种关于生命的场景：为了圣战，他可以以真主之名杀人，他进入到的是自己制造的死亡场景；而在孩子们面前，他是慈祥的父亲，他是充满爱意的父亲，他要让他们长大，这是关于生命和成长的场景。而在生与死两种生命场景里，恐怖分子和父亲合二为一的身份似乎也像塔拉勒·德尔基对于故乡的复杂感情一样，既是一种回来，又必须选择离开。
从监狱中回来，从战场上回来，阿卜依然是一个恐怖分子，他怀念战斗的日子，他为村子里不再有苏菲派而兴奋，他为抓住了那些国防军俘虏而高兴，他甚至还握着枪对准路上骑摩托车的敌人，“可惜让他跑了。”他在家里将排雷之后的炸药和雷管收集起来，然后卖给需要炸药的人，那只箱子被捆扎好，以8550元的价格卖给了别人。而那次排雷，让他失去了左脚，“小心点，我不想让你回家只剩一条腿。”一起排雷的人在阿卜出发前这样对他说，但是5分钟之后爆炸发生了，当被炸断了左腿的阿卜被送回了家里，他痛苦地挣扎，他祈祷真主保佑，而当腿伤慢慢恢复，他对着镜头说，当时爆炸发生后他曾经祈祷真主，现在看来，祈祷的确应验了，因为只是失去了左腿，他还可以开车送孩子们。
对于阿卜来说，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以真主之名实施的，他认为圣战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哈里发，“必须用正义代替。”而现在的世界，已经进入到了世界末日，在他看来，世界末日起始于9·11袭击，也有人认为是萨达姆被美国赶下台，所以对于努斯拉阵线的成员来说，阿卜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那是一次非常宏大的战争。”在这一种对未来的预判中，他是兴奋的，在腿部受伤的时候，阿卜从手机上听《圣战之歌》：“我们的牺牲将充满荣誉和骄傲……”所以面对自己的受伤的身体，阿卜更也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就像每一个参加圣战的人所说：“每有一个英雄倒下，就有一千个英雄出来，每有一个孩子被杀死，将会有一千个孩子出生。”
出生的孩子是更大的希望，将承载更多的使命，所以在父亲这个身份上，阿卜寄托着未来的期望，但是在自己失去了一条腿“离场”的故事里，父亲却成为另一种在场，他不曾离开，甚至以更亲密的方式延续着自己作为恐怖分子的身份。阿卜有四个老婆，八个孩子，最大的孩子奥萨马是他被关进监狱时出生的，按照阿卜的说法，他一直在祈祷，最后真主给了他一个孩子，一个希望。所以这些孩子在阿卜看来，都是自己圣战事业的继续，在命名上，体现了延续性，无论是奥萨马，还是艾曼，他们的名字就来源于基地组织领导人，而最小的莫里姆则以自己兄弟的名字命名，因为他死于战场——如此取名，阿卜说出了自己的原因：“我关注圣战新闻，我着迷于塔利班，孩子就是真主回应我的祈祷。”
| 导演: 塔拉勒·德尔基 |
孩子出生，他们从被命名开始，就无法摆脱一种生命的符号意义：他们是恐怖分子的孩子。孩子毕竟是孩子，在他们身上有天真纯洁的一面，有浪漫快乐的追求，他们会在废墟里玩起抛石子游戏，胜负都是快乐；他们会在储满水的池子里游泳，在自由游曳中享受快乐；他们会用塑料袋和蜡烛制作孔明灯，在灯火飘远中也许许下心愿。他们会读科幻作品，打开自己想象的空间……像所有孩子一样，他们的童年里会有五彩斑斓的故事，但是当他们出生在这片战火弥漫的土地，当他们生长在这样的家里，无可避免地要成为恐怖分子的孩子，但是命运的残忍就在于，他们既无法选择这样的出身，他们也不会逃避这样的成长，在一个目光中只能看见屠杀，在耳边只能听见爆炸的世界里，他们耳濡目染必然是父亲的孩子。
那只鸟被他们捉住，孩子们问：“是不是应该把它放了？”他们还有另一个选择：关进笼子。这是在他们面前可供选择的不多的现实之一，连阿卜都说：“还是放了吧，关在笼子里像是在监狱。”对于一个有过监狱生活的人来说，这或者也是对于自由的一种向往。但是还没有选择，鸟就死了，哈塔布用刀插进了小鸟的肚子里，于是那只被抓在手里鲜活的小鸟变成了躺在地上没有羽毛的尸体，阿卜说：“真主给我们是让我们吃了它。”一种转折，其实根本不是在生命层面上体会生与死，为什么杀死了它？孩子的回答是：“我们把它放下，把它的头砍了下来，就像父亲对那个男人那样！”。
关进笼子还是放了？这本来是一个选择，甚至两个选择都不是指向死亡，但是当哈塔布的那把刀很自然地杀死了小鸟，没有一个人悲痛，阿卜说死了就可以吃了，孩子们说，爸爸杀人也这样——一种合理化的屠杀，在“如父如子”的生活中变成一种日常。的确，阿卜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对战争的态度，是孩子们人生学到的第一课，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他们将炸药灌进可乐瓶中，然后埋在沙土里，“只要有人踩上去，就会爆炸。”孩子们像玩游戏一样跑上去，踩到买可乐瓶的地方，又迅速抛开，第一次没有爆炸，第二次没有爆炸，当第三次踩上去的时候，可乐瓶发出了沉闷的爆炸声——还好孩子们跑得快，没有被炸伤，在爆炸声之后是孩子们的笑声；孩子们因为游戏时发生争执打架，奥萨马被按在地上，他的嘴里却是不服输的那句话：“我不会放弃。”然后爬起来冲上去，就像一个不肯认输的战士；吃肉的时候，阿卜用刀将肉割下来，“感谢真主。”一边吃他一边说，而孩子们也慢慢学会用锋利的刀如何割下一块块的肉；阿卜叫奥萨马如何排雷，如何射击，而当奥萨马和邻居孩子发生打斗，他便将他的头发都剃光以此惩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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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分子的孩子》电影海报 |
但是，身为父亲，阿卜却又对他们充满了爱意，一回家，他就来到最小孩子的身边，躺在那里和他玩游戏，孩子说闭眼，阿卜就闭上了眼睛，孩子在笑，又接着说睁眼，阿卜睁眼，孩子又笑；当阿卜的左脚被炸，邻居们将他抬回了家，孩子们看到这种情景纷纷哭泣，叫着“爸爸你怎么了？”阿卜安慰他们说：“这是真主的旨意。”奥萨马过来，当阿卜躺下的时候，他用手抚摸着父亲的受伤的部位；阿卜看着这些慢慢长大的孩子，他的内心充满了欣喜，“我对孩子们的爱太多了，如果撒在星球上，那么就不是地球而是“爱”球。”无论是内心的爱意，还是让他们成为战士，对于阿卜来说，都是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做的，而正是这种“如父如子”的合理性，在恐怖分子之外的世界里，便成为了一种残忍。
他们以杀鸟为快乐，他们在争斗中决不放弃，他们也学会了屠杀和射击，“等他长大了我会送他上战场。”阿卜这样说出了孩子们今后的命运，于是他们参加了圣战训练营，穿上迷彩服，戴上黑色头套，住在封闭的营地，他们每天进行训练，钻火圈、射击、抓俘虏演戏，都成为他们的日常，而在训练中，他们几乎成为了半个战士：训练官灌输他们圣战理念，“追随基地是我们的职责。”还训练他们不害怕的精神，而在实际训练中，为了规范动作，竟在他们脚边射击，而且万一出现伤亡他们概不负责——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他们渐渐失去了作为孩子的那一部分天性，而成为未来的恐怖分子，“昨日还很软弱，今天做好准备，明天在真主的旗帜下战斗。”
但是在他们被训练成为圣战战士的同时，命运其实也打开了另一个小小的口子，奥萨马因为训练成绩突出，有机会进入下一轮更为严苛的训练，实际上，当他坐上那辆卡车，奔赴下一个训练营的时候，他的命运已经真正被改变，他变成了阿卜的继承者；而艾曼因为训练成绩不好失去了这次机会，当他重返校园，似乎另一种生活开始了：在教室里，孩子们学习知识，艾曼走上去在黑板上写下了33-27的得数，而其他孩子开始唱歌，三个女孩子走上讲台，动情地唱起了歌——这是在塔拉勒·德尔基镜头中第一次出现女性，当阿卜左腿受伤回家，传来的是女人的声音，但是画面中没有出现他的妻子；当阿卜在谈论有次自己的侄女因为没戴头巾孩子用枪扫射，侄女也没有出现在镜头里。女性是缺席的，这无疑是现实的真实写照，她们只是生育的工具，只是男人的支配的对象，只是圣战的服务者，但是当在教室里，塔拉勒·德尔基的镜头第一次对准他们，似乎也在注解着命运被颠覆的另一种可能。
艾曼回到了学校，会在学习中走上和奥萨马完全不同的路，奥萨马走向了训练营，也会像阿卜所说将奔赴战场，塔拉勒·德尔基说：““不同的路将我们分开，奥萨马将被引向死亡之路，他真诚的笑容和反叛精神已成为过去。”告别过去，告别童年，作为成长的样本，无论对于艾曼还是对于奥萨马，塔拉勒·德尔基都表达了某种悲伤，兄弟俩可能从此不会聚首，而这个已是满目疮痍的故土，从此也将不会让自己回来——2011年他因为叙利亚内战离开了故乡，而这部纪录片拍摄完成之后，他收到了死亡威胁，从此也再无法踏上故土——是一种舍弃，也是一种不舍，就像孩子们的命运，他们在无法选择中选择，他们的选择又无法改变这里的一切，只有在渐行渐远的后视镜中，成为被记录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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