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02《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反转中的一声叹息
他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奥运公园爆炸装置的发现者，他是在事件中拯救了无数生命的英雄，但是他也成为了爆炸案的嫌疑犯，成为联邦调查局的陷害对象——从一名默默无闻的保安到拯救生命的功臣，从家喻户晓的英雄到口诛笔伐的嫌犯，理查德·朱维尔的人生轨迹在一种无力感中被书写，当他发出对自身命运的一声叹息，哀歌的后面是个体的无奈，还是权力的滥用？
实际上，理查德·朱维尔命运的起伏，不仅连他自己、母亲颇感意外，观影者似乎也毫无准备地被拖入这个迷局中——电影叙事的转承启合是生硬的，这种生硬造成的是命运的意外。1996年奥运会期间，朱维尔还是一个公园的保安，他勤于职守，他奉公守法，“我相信法律和秩序”是他面对现实的一种理念。那天在奥运公园里举行的是一场演唱会，朱维尔在值守中看见了一个背着背包的男人，他没有在意，之后在巡逻中却发现男人不见了，而包被放在了长椅下面；一种警觉，他建议警察设立警戒线，因为这是一个“可疑的包”；有人说这只是虚惊一场，但是朱维尔却不敢怠慢，终于排雷专家前来，当打开包真的发现里面有炸弹。发现炸弹，但是爆炸已经不可避免，但是正因为发现及时，大批现场观众被疏散，炸弹爆炸，虽然有人受伤，但是危害已经降到了最低程度。
因为发现了爆炸装置并做出了正确判断，还积极疏散现场人员，朱维尔迅速成了记者关注的对象，他成为了英雄，但是在朱维尔看来，自己只是作为本职工作，深爱着他的母亲则将他看成是自己的骄傲。于是他出现在电视上，于是出版社找他出书。这是朱维尔几乎达到人生顶峰的时刻，但是为什么之后急转而下而成为嫌疑犯？联邦调查局的肖似乎成为这种转变的一个导火线，既然爆炸还是发生了，那么维持公园秩序的安保人员自然有职责，肖正是因为这次失责而受到上级批评，于是在他看到街上被人要求签名的朱维尔时，他忽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是不是发现了炸弹装置的朱维尔就是放置了炸弹的嫌疑犯？
这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怀疑，因为在没有真正确定罪犯之前，任何人都可能是犯罪嫌疑人，但是肖的这种怀疑明显带着个人的私利，而且他竟然将怀疑变成了制造证据的可耻行径：他把这种怀疑告诉了报社的凯西，明确认为朱维尔就是嫌犯；特别专员来到朱维尔家里，以录相关视频为借口，让朱维尔回忆那晚的情况，并且让他在一份文案上签字；当朱维尔预感事情不妙，他找到了自己的律师布莱恩特，布莱恩特让他不要发表任何讲话，但是肖却找到了他家里，给他录音，借口让他说出那晚的情况，却故意提炼出了“公园有炸弹”“30分钟时间”等核心词语，从而偷梁换柱变成朱维尔承认自己放置了炸弹……
| 导演: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
朱维尔似乎一步一步进入他们的圈套，肖的结论是：“我们拿到了证据”，具体的证据如下：朱维尔是个胖子，形象不好，以前有一个制造了爆炸的嫌犯，就是和朱维尔一样是个胖子；朱维尔和母亲住在一起，收入较低，没有结婚也没有女朋友，还看过心理医生，应该是心理有问题；工作记录中朱维尔屡次被炒，而他的理想是要成为一名执法人员，这次他可能想利用放置爆炸物又发现爆炸物的乌龙行为谋取一个执法的工作；在爆炸当晚，在有人受伤的情况下朱维尔却毫发无损，他应该知道爆炸的具体方位……还不仅于此，当联邦调查局搜查他和母亲的住处，带走东西时又发现了线索：他家里有手榴弹，虽然是空心的，但说明他对爆炸装置有过研究；他还保留了当晚爆炸的长椅碎片，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把这件东西当做收藏品？而且据朱维尔交代，他还好几年没有交税了，说明他不是一个守法的公民……
种种迹象都表明朱维尔有犯罪嫌疑，但是给朱维尔带来命运转变的并不只是这些所谓的怀疑，当肖爆料给凯西，当凯西在头版上发表消息，当联邦调查局进入他的家，并想方设法制造证据，不是朱维尔是嫌疑人，而是他一定是罪犯。这是一种可笑的逻辑，甚至当有人举报说当晚接到匿名电话，说公园里有炸弹，30分钟后会爆炸，而电话亭离公园的距离不足以使朱维尔在放完包裹之后再赶去打电话，但是联邦调查局却并不支持这个分身乏术的说法，他们甚至认为朱维尔有同伙，而且将朱维尔的朋友道奇斯认作是同伙，而且还添油加醋说他们是同性恋，而且道奇斯还承认自己小时候做过土制的炸弹……实际上，这些所谓的证据对于朱维尔来说是可笑的，在这个剧情发展变化过程中，导演的逻辑也是可笑的：仅仅是从肖的怀疑开始，朱维尔就被定性为嫌犯，这种带有太多随机性的转变怎么可能站得住脚？甚至朱维尔完全可以各个击破，而且肖确定他是嫌犯，是冒着多大的危险，因为一旦真正的罪犯落网，他所有的如意算盘都会落空，那时不仅仅是失责，而是犯了诽谤罪——一个联邦调查局的高官怎么可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电影海报
而且，从肖开始，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媒体，都煞有其事地顺着肖的思路在走，难道政府机构和媒体都没有独立判断能力？一种抹黑而已，而对于朱维尔本身来说，逻辑也是站不住脚的，他被联邦调查局的人接走的时候，面对门外围拢过来的记者，还以为自己还是一个英雄，当朱维尔的母亲看电视新闻时才知道儿子受了不白之冤——在这个事件持续发酵过程中，在朱维尔从英雄变为嫌犯的转折中，朱维尔竟然一无所知？这是朱维尔被命运推向了深渊的开始，当逻辑不断处在幼稚水平的时候，在律师布莱恩特的帮助下开始反击，一样缺乏足够的逻辑支撑。布莱恩特带他去做了测谎实验，证明他没有说谎，然后到报社找到凯西，要求她撤掉那些报道；凯西起初没有同意，但是当她从匿名电话和公园的距离判断不可能是朱维尔的时候，她开始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布雷恩特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他邀请朱维尔的母亲上台诉说自己遭受的伤害，朱维尔的母亲面对记者大声疾呼：“他们夺走了我们所有的隐私，他们监视我们的家，为什么？我的儿子是无辜的，他拯救了人们的生命，为什么还要毁了他的生活？”接着她又向总统请求：“总统先生，为我儿子讨回公道吧！”
朱维尔的母亲举行记者会，是完全从个人情感出发，从道德出发来揭露真相，可以说，她完全是在宣泄自己的情感，无论是说朱维尔是无辜的，还是向总统疾呼，都不是一种公布证据式的讨回公道，但是却起到了预料之外的效果：站在后面的凯西，竟然偷偷抹了眼泪。这似乎是朱维尔自我维护和反击的开始，接着在面对肖时，朱维尔自己也用情感来为自己辩护：“以后不会再有人这样做了，因为他们都不想成为下一个朱维尔，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会成为我们的信念……”正是这两次的反击取得了效果，在调查第88天后，联邦调查局归还了他们的东西，调查也随之结束，布莱恩特对朱维尔说：“你赢了。”而在六年之后，布莱恩特去看望朱维尔，告诉他凶手已经被抓，那时的朱维尔已经拥有了执法资格，他最大的愿望是要去庭审现场。
从英雄到嫌疑犯，朱维尔经历了命运的大转变，这种大转变折射的是这个缺乏证据的怀疑时代，这个制造伪证的诬陷时代，这个被权力控制的黑暗时代，同样在削弱了逻辑的呈现中，哀歌也成为一种感情用事的合理想象。而这个本身就漏洞百出的剧情，其用意或者并不在事件本身，而是从朱维尔这个小人物的经历中，阐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问题。1996年的事件之前是1986年，那是还是警察的布莱恩特认识了新来的朱维尔，这个总是以“我”开头并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的人，在布莱恩特第一意识中是个喜欢偷听别人隐私的人，但是和他接触后发现，朱维尔是一个诚实而真实的人，甚至拥有者着一种可贵的理想主义：我要保护人民。就是从那时开始，布莱恩特和他成为了朋友，并亲昵地叫他“雷达”，甚至从朱维尔的性格中看出了他以后的人生：“你一定会拿到属于自己的徽章。”
十年之后的亚特兰大奥运公园爆炸案，就是朱维尔拿到徽章的时刻，但是这个善良、本分、诚实的人却被政府和媒体所代表的权力所陷害，“我相信法律和秩序”的信念，却被法律和秩序所害，由此，已经成为律师的布莱恩特开始了对朱维尔的帮助，也开始联手抗击被架空的法律和秩序，他的理由只有一个：“我相信他。”十年未变，正是凸显了信赖的可贵性，而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朱维尔终于赢得了清白，也实现了成为执法者的理想，于是这个在政治权力中重新唤回善良、真诚和本分的故事，在哀歌中发出一声叹息而反转的传奇，最终以另一种善意为人生结尾：“2007年，朱维尔死于心脏病，终年44岁，布莱恩特和纳蒂亚结婚，生了两个孩子，朱维尔的母亲每周六晚上帮助照顾他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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