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9《游神考》：无神论者的虚构和解构
映后交流，与观众面对面的是导演之一的黎小锋，在问和答的过程中，黎小锋解释了另一位导演，也是妻子的贾恺没有来到现场的原因，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说法是，黎小锋把贾恺称作是这部电影的剪辑师，言下之意，这部夫妻合作的电影，贾恺只是一种技术性的存在，作为一种现场的缺席者，似乎也变得合理。但是，正是黎小锋的“占位”意识，悄悄改变了对这部电影的解读：黎小锋出生于江西萍乡，贾恺来自陕西绥德，当一个南方的导演关注一个北方剪辑师的乡土故事，是不是他只是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看见这一民间奇观？是不是他是在以猎奇的方式寻求本没有答案的解释？占位而抽离，黎小锋略显尴尬的定位在之后的阐述中变得更加突出：当谈及电影中透露的民间信仰时，他一再强调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当有人问及电影拍摄的细节时，他更是意外爆料自己曾经是个运动员。
无神论者和运动员，这两个黎小锋刻意强调的身份似乎都变成了影片之外的存在，或者说，黎小锋在零距离的交流中故意设置了障碍，在一种无法直接而通畅进入其中的过程中，这部电影甚至就如片名一样，变成了一种迷雾重重的“游离”存在，而当初那个叫霍亚军的男人，也是以这样的方式进入黎小锋的视野中，他说在2012年绥德采风时，就听说了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奇怪人物，一直没有特别关注，但是偶然一次机会，霍亚军注意到了他——“他在我镜头外晃悠”，黎小锋这样说，晃悠的不确定性，就是一种游离，而当霍亚军正式成为电影记录的对象，是不是意味着黎小锋开始了一种更具人为意义的拉入，而这种拉入式的“游神考”是不是意味着一个外在的旁观者开始虚构一种民间信仰？
游离而成神，本身两种过程并不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神”只是一种神化的结果，一方面是黎小锋对西北民间信仰的神化虚构，另一方则是霍亚军为代表的“神汉”的自我虚设，这两个过程在影像呈现中几乎是同步行进的，而同步的直接结果就是双方都在叙事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话语权。霍亚军曾经和一个被人贩子贩来的女子“燕”结婚，虽然这样的婚姻是非法的，但是结婚照上“燕”流露出的笑容证明婚姻还是和谐的，甚至他们还有了一个儿子。如果霍亚军的人生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或者也是美满的，但是当一条白蛇被碾断了尾巴之后，霍亚军的苦难人生便开始了：他认为这是一个凶兆，于是让妻子离开了自己；之后他的癫痫发作，一只手再也无法伸直；之后三岁的儿子不慎被开水烫死，尸体放在山坳里五天却神秘失踪，而那一年正是霍亚军的本命年；之后孤独一人的霍亚军选择自杀，他服用过安眠药、老鼠药和农药，但是都没有死成，幸存下来的他却在药物的毒性作用下，变得越来越不正常……
| 导演: 黎小锋 / 贾恺 |
霍亚军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苦难经历，其实这个从“白蛇断尾”开始的故事充满了传奇性，它在另一个意义上就是霍亚军编织的一个传说，而传说的真正意义是为他之后成为一名神汉铺垫了虚构的基础。一只手扭曲，另一只手却是神手，“如来佛打发我下来，我有任务呢……”他就是用这一只神手为附近的相亲治病，而且分文不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亚军找到了自我迷失之后的话语权，他俨然成为当地的一个神医，他睡着的床上铺着圆圆的石头，“石头枕过以后就都有用了，成了神蛋了。”他每天还去村庙里扫堂续香，守护着那些神像，窗户上贴着的“有求必应”四个字正是霍亚军对自我神迹的肯定。正是在这样的自我定位中，霍亚军对自己苦难的经历有了更多的合理解释，无论是白蛇断尾，还是儿子夭折，其实都是神对自己的考验，是神交给自己的任务，所以在自我虚构而返回现实的过程中，霍亚军也还原了作为一个好人的自己：妻子是自己赶走的，因为不想让她和自己一起承受太多的苦，妻子在离开之前也希望自己的衣服不要扔掉，因为她还会回来的，更为重要的是，妻子在临别时告诉了霍亚军自己真正的名字，“她说她叫谭锦荣……”这句话在霍亚军嘴里反复说起——从那个抽离了一切出身背景而符号化的“燕”到真实的“谭锦荣”，对于霍亚军的意义是重大的，他从此不再背负非法性的婚姻，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说起自己曾经的婚姻，曾经的妻子，曾经的家。
霍亚军把自己还原成了一个正常人，在苦难的考验中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神的使者，这是一种谵妄，但更是一种合理虚构，正是这种合理虚构构成了更普遍意义的民间信仰，霍亚军身边的人似乎都寻找“有求必应”的信仰力量，当他们的生活不顺当，当他们遭遇“事太多，命太苦，没办法说”的现实，他们都将目光转向了神，转向了像霍亚军一样能手到病除的“神汉”，希望“上山求神神保佑，平平安安”。那两只被封为“正神”和“陪神”的神羊，无疑也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两只普通的白绒山羊因为被选中而成为神的一部分，它们从此被另外圈养起来，可以吃更好的玉米，享受起别的羊没有的特权。
《游神考》电影海报
神话具有其合理性，它是一种民间信仰，更是对于苦难的自我虚构，当霍亚军完成自我命名的时候，黎小锋也在影像的意义上呈现了这种合理性，但是强调无神论的黎小锋并不以记录这一民间信仰为唯一目的，他还想探寻内在的谵妄性和荒诞性，正是这种从表象进入内在的自我解读，使得无神论者的虚构变成了一种解构，甚至残忍地剥开了神化外衣，以肉身呈现的方式取消了整套的体系和话语。一方面，霍亚军身上的矛盾性被放大，他的一只手能给人治病，另一只手却是扭曲的，两只手在一起在整体性意义上就是一种病态，和霍亚军的人生一样，黎小锋就是将其放在病态的内核里，以致最后这个神汉发出了痛苦的呐喊：“人生为什么那么苦，师傅啊，你来救救我吧。”这个“在我镜头外晃悠”的奇观人物最终被黎小锋还原为一个精神病患者。而黎小锋似乎并不满足于此，他插入了几段香客去庙里求签的镜头，有一个教师想调往榆林，第一次求签的时候是下下签，但是里面的妇人又给了她第二次机会，最后在重新加了香火钱之后，抽到的是一支大吉签，“下下签”的命运可以被否定，可以被更改，可以重设，直到最后得到满意的结果，所谓的“有求必应”似乎只剩下了人和神之间隐秘的交易。
霍亚军从苦难又重回苦难，每一种苦难在黎小锋看来都具有肉体性意义，甚至只有肉体性意义，这是一种残忍而冷酷的还原，它在更大的意义上只是完成了黎小锋所谓的“无神论”的结论。但似乎这还不够，黎小锋对于“神羊”的解构更具彻底性。GoPro摄像机被架设在两只被封为“正神”和“陪神”的神羊身上，当它们行走，晃动的身体拍下了晃动的影像，它在黎小锋和贾恺眼里带来了“一些意外镜头”：它看见了贫瘠的土地，看见了穷苦的村子，看见了普通羊群的屁股，也看见了正在拍摄的摄影师。镜头在“神羊”身上，它的视角具有某种神性，或者说，羊的视角在“一些意外镜头”里变成了神的视角，但是当影像故意被设置成黑白两色，黎小锋和贾恺更想凸显其人工架设的属性，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取消了神的视角，甚至人的视角也不存在——它是一种完全的动物视角所见即所得，所得即所有。
神的视角变成动物性视角，影像里的多元性阐释被取消，被还原的现实和肉身里，连“神羊”的精神寄托似乎也不存在了，两只羊金线缠角，然后被放置在祭台上，当一把尖刀刺向神羊的肉身，被宰杀不是献祭，而是肉体之死。和霍亚军的苦难一样，在黎小锋的世界里，畸形和神圣、献祭和死亡从来不是硬币的两面，它只是一种无法改变命运的虚构，是谵妄世界的呓语，是苦难现实的神化，最后都必须在解构中返回肉身返回现实。不管是霍亚军自我的虚设，还是神羊体系的存在，在影像里都呈现为一种虚构，虚构是一种建构，它体现的是民间信仰的合理性，但是黎小锋却又无情地解构了这个体系，他剥去了神话的外衣，去除了信仰的内核，在一个“游离”的无神论者看来，一只羊只是一只羊，一个残疾人也只是一个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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