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0-19 《杀戮演绎》：残暴，永远走在合法的路上
白发，有些苍老，安瓦尔·冈戈走上那间阁楼，夜晚的阁楼有些寂静，仿佛1965年的那场屠杀已经远去，仿佛那些血迹都已被完全冲洗，仿佛被杀死的共产主义者已经匿迹，仿佛成批成批的死亡都已成为过去，但是这里还有那勒住脖子的铁丝，还有棒打敌人的棍子，还有装尸体的麻袋，还有站在这里的刽子手安瓦尔，他拿起袋子，扯着铁丝，说出那句“我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他却开始咳嗽，开始呕吐，40多年前的屠杀仿佛历历在目，无法遗忘，无法回避，对于安瓦尔来说，走近而且走进，是不是在返回犯罪现场，是不是在忏悔自己的罪行？最后，他终于离开，下楼、出门，消失在黑夜中。
一个曾经执行屠杀的刽子手，为什么会在40多年后的这个夜晚难以抑制地呕吐，甚至哭泣？那曾经发生过的一幕幕对于他来说或者也带来了不安和恐惧，他似乎也在苍老的人生中开始忏悔自己的罪行，可是走出去，离开，却并不是彻底的，那夜晚依旧是黑暗的，依旧充满着残暴，依旧无法掩盖历史。走进阁楼，只是让他回到了1965年，回到了屠杀的过去，回到了死亡现场，而在返回的过程中，他和任何一个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一样，从来没有被审讯，没有被惩罚，没有成为一个历史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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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约书亚·奥本海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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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瓦尔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中选择了暴力，而这种暴力让他成为独裁政府的“英雄”，苏门答腊省省长塞姆苏·阿里芬就是这样界定“流氓”的：“流氓在隐喻中，就是自由人，我们只要引导他就对了。”而印尼副总统尤素夫·卡拉在对“五戒青年团”的演讲中，就宣称，这个国家需要流氓，需要自由人，他们是一种精神，“不要压迫人民，而要管教人民。”这是赤裸裸地宣扬暴力，赤裸裸地给安瓦尔这样的刽子手以英雄般的待遇，而这样的宣言、鼓励，并不是在40多年前，它就在今天，就在现在。
过去没有成为历史，过去还在继续发生，这才是最最可怕的。而现在对于过去的衔接和继承，最好的表现就是用电影的手段真实再现那段屠杀的历史，再现那段流氓的历史。刽子手安瓦尔、行刑队长赫尔曼·科托、行刑队员阿迪·祖卡德里是主角，五戒青年团团长、苏门答腊省省长、印尼副总统，这些准军事组织和政府的高管也都在电影中讲述那段“光荣的”历史，也在回忆那残暴的经历，也在回味那血腥的胜利。在大街上，赫尔曼和安瓦尔召集妇女，要他们装作1965年的“共产主义者”，大哭大喊大叫，然后孩子被抱走，自己被抓捕；在阁楼上，安瓦尔拿起那根细长的铁丝，将演员困在柱子边，然后用尽力气将套在脖子上的绳子拉紧，“他们曾经蹦蹦跳跳，当绳子拉紧的时候，他们没有挣扎，很快就会死了。”这种行刑方法快捷有效，不会流很多血；报社主编易卜拉欣·西尼可当时负责收集情报，然后给被审讯的“共产主义者”定下死罪，并在报纸上大肆宣传这些反动人士的言论和行为，让大家仇恨他们；在曾经被屠杀了大批甘榜哥南村的村落里，五戒青年团的人员放起大火，赶走村民，奸淫妇女，高喊“粉碎共产党”“消灭他们”“放火烧掉他们的房子”的暴力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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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戮演绎》海报 |
一幕幕的再现，在他们看来是一种荣耀，是一种胜利，他们返回现场就是返回历史，而40年前的那场大屠杀在这些刽子手的表演中付出水面。安瓦尔作为流氓代表，自己也记不清亲手杀死了多少人，在屠杀之后，他会喝酒庆祝，会跳舞欢乐，现在的安瓦尔说，自己应该把头发染黑；应该穿牛仔裤，因为杀人的时候不可能穿白裤子，他去理发店染头发的时候，回忆起马龙·白兰度、约翰·韦恩的黑帮电影，他说用铁丝勒死人的法子就是从美国黑帮片里学来的。阿迪的女朋友是华人，作为流氓行刑队员，他照样杀了他，“让他掉进阴沟，然后用石头狠狠地砸。”讲起曾经的屠杀行为，阿迪从来没有过一丝反悔，他依旧沉浸在自己的光荣历史中。而三百万成员的五戒青年团，作为一个准军事组织，和流氓们一起实施了大屠杀，“我们铲除共产主义祸根，消灭颠覆我们的敌人，忠心报效祖国！”这就是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准则，黑色和红色的统一服装，让人感觉到黑暗和鲜血，在印尼的街头变成一抹的恐怖的颜色。
而现在，当以电影的方式再现那段屠杀的历史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光荣的回忆，在各种片场里，他们像曾经的自己一样，对着那些手无寸铁的所谓“共产主义者”痛下杀手，鞭打、割喉、剖肚、火烧，“就像我们杀人，爽着呢。”而在这杀人的镜头之后，是欢呼声，是鼓掌声，一种恐怖带来的荣耀不仅在过往的历史中，也在今天的现实里。五戒青年团团员横行在街道上，迎接他们的依然是欢呼好和掌声；安瓦尔依然是职业流氓，他替政客召集地痞，贿买选票，洗劫政敌的办公室，带着地痞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然后他们来开种植园。行刑队长赫尔曼还要参加议员选举，他去街头演讲、走访居民、发放名片，也许诺赠送礼品，他想要成为建设委员会委员，因为能成为建设委员会委员，他就可以从每个人那儿收钱，赫尔曼面对镜头设想未来的生意经，“比如说一个房子比设计的小了10厘米，我可以下令，拆掉！他们就会说：别往上报，这些钱您收着。哪怕房子盖得一点不差，我吓唬吓唬，他们也得给钱。一个街区10个楼，每个要是收一万美金，算算吧。”而另一个行刑队员萨菲则明目张胆地到市场收取保护费，在一个华裔商人面前，他说这是给你面子，但是不允许像以前一样给那么少，在“多点，多点”的威逼下，华裔商人从抽屉里不停地拿出钞票，放在信封里给他，而收到钱之后，萨菲却说，这是自愿给的，然后扬长而去。
拍摄电影、竞选议员、收取保护费，对于那段制造了屠杀历史的他们来说，现实带给他们的并不是惩罚，而是变本加厉地炫耀，甚至成为政治资本。而政府也从来都是把他们称作英雄，不论是省长还是副总统，都在极力赞扬他们当年的英勇举动，而这些刽子手甚至还上电视台的专访节目，对着公众大谈当年自己的屠杀经历，而在那一部电影里，青山之上，瀑布之前，是歌舞升平的仙女，而安瓦尔站在最高处，身旁两个人扮演的是当年被他杀死的人，他们从脖子上摘下铁丝扔掉，然后掏出一枚金灿灿大奖章，挂上安瓦尔的脖子，一边还颂唱着：“我们千恩万谢，你送我们进了天堂。”
流氓的荣耀，英雄的颂歌，在电影的无数场景中，他们返回历史返回现场，时隔40多年，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一种虚构，而是真实展现，甚至在过度渲染中凸显他们的“英勇事迹”。但是在重现历史的同时，这些人却以不真实的方式看见了另一个自己，他们是流氓，他们是刽子手，他们是屠杀者，但是在电影里，他们也扮演着那些“共产主义者”，阿迪的脸被化妆成一幅血流的惨状，赫尔曼扮演怀孕的妇女被鞭打，而安瓦尔也扮演“共产主义者”被剖心被割喉。但是当自己转身而变成受害者的时候，安瓦尔忽然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曾经会在梦中偶尔有杀人之后闪现的不安，但是现在当自己变成被杀者，他内心越来越被推向一种崩溃的边缘。
一开始，在观看那些拍摄的画面里，安瓦尔找到的依然是自己年轻时屠杀别人的快感，他抽着烟，微笑着和别人畅谈感受，可是后来，当他看见自己被拷问，被审讯，甚至被杀戮的时候，“恐惧感充满了我的内心。”他想起自己曾经做过的噩梦，那里总有一双眼睛盯着自己，而在电影的某一个场景里，那个鬼魂出来寻找床上的安瓦尔，“我白天杀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才会做噩梦。”为此，他专门坐火车去那个杀死了活生生共产主义者的地方，就是在那里，那将那人赶下火车，然后朝他狠狠砍去，但是留在他脑海里的是倒下时没有闭上的眼睛，“这才是噩梦的源头。”没有闭上眼睛，安瓦尔就是被看见的人，而被看见的或许是内心的那种恐惧。“那时我们是法律，但是因果报应也是大自然的律法。”他一个人坐在海边的时候，听到了大海的怒涛，而抬眼望去，那里只有无尽的黑暗，“好像我们的生活也走到了尽头。”自己成为被看见的人，自己成为表演的“共产主义者”，自己成为他者，甚至成为死者，那一种从未体验的感觉变成了真正的恐惧，再次看着拍下的那个审讯的场景时，安瓦尔叫来自己的两个孙子，但是被吓坏的孙子走开了，留下安瓦尔的时候，他忽然有了某种忏悔：“我们杀了那么多人从未收到任何惩罚，我很后悔，看到女人和孩子，想想他们的未来在哪里，他们会诅咒我们的。”
流泪、忏悔，呕吐，对于安瓦尔来说，或者返回现场带来的是真实的犯罪感，这是一次唤醒，这是一种赎罪，但是这种唤醒和赎罪却只是个体意义的，甚至只是微弱的闪现，那些刽子手，那些流氓，那些行刑队员，甚至那些五戒青年团团员，那些政府官员，谁会真正反思历史，谁会真正忏悔自己的行为，谁会从英雄的荣耀中思考屠杀的罪行？他们是合法的，合法的政府，合法的权力，合法的残暴。电影记录的是片段的历史，却在血腥中指向了这种合法化的荒诞，第一个场景里，那些女子从巨大的鱼嘴巴里走出来，载歌载舞，表现欣喜和幸福，而这条巨大的鱼像是印尼现实的象征，这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建的一家海鲜饭店，后来破产了，在废墟和标本意义上展现虚幻的场景，对于导演奥本海默来说，就是对于这样一种合法化历史和现实的讽喻，“四层楼高的大鱼是人类幻想和叙事的怪诞产物，它的存在代表了人类的幻想，就像有的幻想引导我们去杀戮，并在杀戮之上建立起恐怖政权。这种幻想并没有消失。大鱼是一个比喻，比喻我们某种可悲的、顽固的愚蠢和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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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后： 《荀子》：制天命而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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