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4-11 《伟大的中国革命》:朝代循环的"国产化"变革
然而，改革运动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篇章，而不是西方思想史的一章。它涉及的是中国的问题，用的是中国语言。在我们简单地称它是外国刺激力的反应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承认中国传统的原动力的生命力量。
——《第二部分 晚清帝国秩序的变革 1895-1911年》
“在过去的185年中，中国人民走了一条巉岩坎坷的路，里里外外都充满莫测的变化。”1986年4月，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前言》中写下了这句话，对于这本“为美国读者大众”阅读的书，费正清站在1800-1985这一条历史纵坐标面前，与其说是解读中国革命曲折历程，不如说在西方视野下考察中国革命的内在机制，无论是坎坷还是伟大，无论是探索还是成功，对于中国社会莫测的变化，费正清都希望从“里里外外”两方面提供参考文本，“里”或者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时空延续性，外则是西方世界的观念输入，但不管是萌芽式的自由主义，还是革命式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这185年来说，都是一种西方背景，而在这种西方背景下，重要的是，作为中国思想史一个篇章的改革运动，作为涉及中国问题使用中国语言的生命力量，都是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必须要正视的一个议题，即如何在“朝代循环”的残迹中找寻一种更符合中国现实的“国产化”变革样本。
历史或者是一个最真切的样本，它连接过去和现在，它也连接国外和国内，但是在费正清看来，“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宇宙”，充满着变异、对比，和尚未解决的许多问题，这种宇宙观是不是具有一种自足性？是不是在传统中可以抗拒变革？是不是在痉挛性和破坏性的革命中还具有自身的修复功能？无论是19世纪的中华帝国，1911年以后的中华民国，还是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费正清的历史观中，中国所经历的五次外国侵略战争和五次革命内战，那些“里里外外都充满莫测的变化”是了解中国革命的必经之门，而打开这些门，并非是对于历史事件的简单解读，而是要在一种现代革命的“固有文化价值和倾向”上进行考察，“每一国的人必定是依据他们自己承袭下来的境况、制度和价值观，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现代化”，也就是说，在西方视野下的中国革命，永远不是“他们变得像我们了”，共识或者只是表象，尤其是作为现存最古老的寰宇帝国，作为世界上最大人群的国家，作为有着深厚儒家文化的东方大国，她的现代化一定充满着曲折，甚至一定会有自身的惰性以及对于西方的某种抵抗。
| | 编号：Z59·2000516·0521 |
而此时的西方无非是提供了一种背景，一种工业化发展的背景，一种现代化治理的背景，甚至是一种文明巨变的背景。“1800年以后，欧洲人开始威胁中国，其原因主要是他们不接受儒教。过去征服中国的蛮族统治者改变了统治权而不改变其制度。欧洲人相信平等的主权国家的多元制，而中国天子则根据钦定的儒家学说统治天下。”在西方的视野中，19世纪初的中国被贴上了拥挤、散漫、外表不洁净的标签，甚至这样的中国是“中世纪”的，当然是落后的，而他们的这种观点无非是沉浸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种族傲慢感而做出的判断。西方式的解读也变成了西方式的输入，“帝国主义观念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主要输入物。”当英国在1839年-1842年用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的时候，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实际上，“鸦片战争的发生意味着中国拒绝在外交平等和对等贸易的基础上参加国际大家庭”，也就是英国的武力入侵也只是将中国皇帝的国际地位给颠倒了，“他从一个文明顶端的宇宙统治者，降为一个半殖民地不合时宜的人物。”外因并非是这种颠倒的唯一因素，费正清把1850-1864年的大规模的太平天国革命和伴随起义作为中国第一次革命的内战，这是失败的革命，而在这种内部和外部的颠覆中，产生了一种内动力：“国内的发展已使老的帝国秩序分崩离析；新的社会力量脱颖而出并终将使中国的生活革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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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正清：在西方目光下看见中国变革 |
新的社会力量当然是中国内部的革命者，那么谁是那个时代的革命者？费正清认为，1860年开始的“中国革命明显的孕育时期”，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以夷制夷”外交策略只不过是在无可救药环境中“不断地修修补补和玩弄权术而已”，尽管认识到现代化的必要性，尽管试着筹措资金、罗致人才，但是只在“一种虽不能说不友善，但毫无热情的环境下拟订规划”。这种自强的努力甚至将一个苟延残喘的王朝推向了牺牲人民、绥靖外国人的地步，甚至在战争中将整个中国作为了赌注。而19世纪90年代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则以“天下一家”思想开始了晚清帝国的秩序变革，虽然梁启超所设想的乌托邦“至今还是世界上伟大的理想之一”，但是作为民族主义的势力代表，康有为想把孔教定为国教，而梁启超否定导致世界大战的这场屠杀的欧洲文明。而作为职业革命家的孙中山，代表着当时产生的新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再也不和四书五经的考试结合在一起。”通过海外求学和组织力量开始了革命之路，“同盟会的主要贡献就是象征革命”，但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并非是革命的胜利，甚至是一场失败，费正清指出，当清王朝作为一种旧秩序的符号灭亡之后，“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埋葬它，用什么代替它。”辛亥革命只不过实现了一系列特殊的妥协，当儿皇帝溥仪退位，当孙中山辞职，当袁世凯就任总统，看起来，“中国避免了一场持久的战争、一次下层阶级的起义和一场外国的干涉”，但是，问题是：“谁和什么东西将取代天子和全国政府位置？”
“
在这个二阶段，西方入侵的意义或者输送了帝国主义观念，当然还有一种萌芽式的自由传统，但是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这一场革命并没有让中国走向现代化，“政治方面说。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新中国的民族主义曾经要求在国防上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政权。在对外关系上，则突出表现为身居总统职位的袁世凯是国家的保卫者和统一的象征。”也就是说，中国并非成为一个共和国，她仍然是一个帝国。特别是袁世凯，在结束了中国2100年的君主专制之后，作为军阀的首领，他实际上还是一个中国皇帝，“但他没有皇帝的权力，没有宝座可坐。”也就是说，革命延续了皇帝这个符号，却并没有统一的实体，所以对于中华民国来说，在混乱中统一成为一种国家需求。在道路选择上，似乎又必须面临是如何看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之上，五四运动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次新文化的人文教育，但这种新文化运动在费正清看来，它的目的却恰恰是为了“试图避开政治的腐败活动”，但这样的思想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就像是一个思想的乌托邦，这种所谓的自由传统最后变成了国家保护下的产物，“在西方自由主义者看来，法律程序是不言而喻的。获取政权必须通过合法手段，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没有办法创造法治，也没有办法控制军事力量。”中国式的自由主义是支离破碎、动荡不安的。
而在思想之外，则是以国民革命为特征的专政统一，西方的自由主义变成乌托邦之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又成为中国的另一次选择，“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努力的最后结果，是树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党的专政结构，给中国一个新的政治制度的秧苗，来代替老式的君主朝廷。”费正清认为，在当时的社会现状下，列宁希望在东方新兴国家中建立民族资产阶级同盟，共产国际则希望把国民党建成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政党，“俄国在双轨上行进的政策，不可避免地要撞车，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以夺取整个政权为目的。”这种错误一方面导致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一个苏维埃式专政的政党时，“他的目的是夺取政权，统一中国，而不是使中国社会革命化。”另一方面则使中国共产党在和国民党的较量中几乎被全部毁灭，这种中国政党的不同命运其实依然使中国式的内部革命充满了变数。
费正清把蒋介石看成是“一个没有受过人文教育的军人变成的政治领袖”，而1927年至1949年的22年间，中国政治的主要角色就是他，他似乎想用武装力量将中国从帝国主义下拯救出来，但是蒋介石所代表的南京政府只是为了延续它的政权，“这跟过去的王朝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在抗日战争中，它的命运“一开始就被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决定了”，它错失了使中国鼓起现代化风帆的机会，而实际上，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失败依然是和中国的传统有关，“蒋是中国统治阶级传统的继承者。他的道德领导是用孔子的词语编制的，而他的行政作风表现出一切陈旧的无效率的弊病。”从抗日战争时遭遇的灾难，到最后国内战争的失败，费正清认为国民党“是用两条腿走路，不幸走的是两个相反的方向，一条走向现代化，另一条则走向反动方向”。
而历史任务似乎落在了毛泽东和共产党身上，“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的发展逐渐导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费正清把毛泽东评价为一个创造的天才，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找到了他。“毛之所以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解放人民的能力。”所以在国民党背着旧体制的沉重包袱，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创造新秩序的努力，而毛作为中共领袖，实际上在寻找一种中国道路：“毛泽东在延安成功的秘诀，是把近期目标和远期目结合起来的灵活性。作为近期目标，他在1940年提倡新民主主义作为包容所有中国拥护中共领导的人民统一战线。作为长期目标，他逐步发展党的组织，包括党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同时，中共在动员华北农民的过程中使真正有实力的骨干很快成长起来。”他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并最终通过内战取得了国家统治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于西方来说，她变成了一个敌人，而在毛的思想里，这是中国特色革命的胜利，“坦率地讲，毛泽东的时代，是两千多年的孔孟之道宣告破产过渡到接受进步、进化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加上狂热的民族主义和为救国而重新估价中国传统的激动人心的时代。事实上毛泽东思想是苏联影响登峰造极的一种表现。”但是，在费正清看来，创造一个新的国家“为理想主义的和有雄心的青年开辟了新的道路”，但实际上，“严酷的管制在经济发展上是妨碍生产的，所以中国革命中发生的一切，无非是回到旧帝国的结构中去，只不过有了现代化的技术和群众的爱国主义而已。”而这种旧帝国的结构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痉挛，“导致大跃进的一切因素中，作用最大的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而文化大革命更将这种崇拜推向了极致，费正清认为，“毛能成为卓越人物的秘密在于他曾经有两个不同的经历：一个是反叛领袖的经历，另一个是现代‘皇帝’的经历。”所以这种个人崇拜的逻辑就是：“中国共产党身上这么多东西都是毛创造出来的，以至于可以认为它是他的创造物，所以他当然有改造它的特权。”
个人崇拜和特权体制，使得中国的革命走向“民粹派”式的痉挛和倒退，而在之后反向系统的经济发展回归，在费正清看来是中国开始掉转方向：“革命和暴力斗争的时代过去之后，接下来是改革和巩固的时代。”从阶级斗争走向经济改革，是中国政策的大转变，也是中国革命手段的重大改变，邓小平的改革在费正清看来，就在于解决了党和政府的路子问题，“他意识到中国的进步必须通过一个训练有素的权力机构进行，而不能绕过它。”但是这种偏向现代性的道路并非是走西方的模式，虽然在社会现实里，中国的婚姻、家庭、工作和玩耍，“这里和开放的社会没有什么两样”，但是，“这个有等级的权威制度赋予一些人一种权力来凌驾于其他人之上”已然成为一个中国特色，也就是说，在中国这个宇宙中，还是充满着变异，充满着对比，充满着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到底是哪些？
从1800年的中华帝国，到1911年的中华民国，再到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85年的历史中，中国一直在进行着“伟大的中国革命”，这种革命，一方面是科学和技术为代表的巨大物质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探索，而后者更为重要，也更为核心，但是费正清认为，不管是1800年，还是1985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很多社会结构特点却依然有着内在的延续性，比如中国庞大的人口，比如通过一个中央权威保持统一，比如依靠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信仰制度来管理，比如政府机构由受过训练的精英组成。但是真正的社会革命其终极意义是现代化，费正清提供了一个变革的样本：“政治的目的是避免叛乱。文化的目的是使有才能的人发挥作用。经济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扩大生产。”而要实现这种变革，无论是从历史发展来说，还是现实选择来说，都不应该从外部的改造模式进行推进，而是在中国“朝代循环”的残迹中寻找新的突破，因为，“中国悠久的历史影响仍是在环境中不可磨灭的”，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民间传说，无论是政治惯例，还是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都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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