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9-11《在你说“喂”之前》：你们别挂电话
“你怎么了？”玛丽亚米蕾拉问道。
“猛犸。”我说道。
“那是什么？”她问。
“一种象征。”我说。
“什么东西的？”她说。
“无法知道是什么东西，”我说，“一种象征。”
——《远离家乡的爱情》
“应该把事物恢复过来”的想法看上去像是理想，它被隔离于现实之外，它孤零零地成为了一种象征：整个下午读一本书，二十页的文字就像不变的图像；不停地写字，所有的涂鸦都是一头大象的图案，当填了色之后就变成了猛犸；即使撕去，每一次还是一头猛犸：猛犸是猛犸，猛犸不是猛犸，猛犸是图案，猛犸是象征，猛犸活在和现实无关的世界上，猛犸死在创作和绘画中。
因为我坐上火车离开了“充满睡意和遍布菜园子”的家乡，说出了“我走了，故乡再见”的一句话；因为我每到一个城市都无法留下痕迹，手提箱永远是准备再次出发的样子；因为我看见姑娘的所有动作好像“被几千面镜子重复似的”，我也喊出了“再见，姑娘”的话——就像我读着二十页的书都是不变的文字，就像我画出的图案总是猛犸，我的出走，我的到达，我的发现，我的离开，都是在一种远离现实的象征层面上，它们就是“无法知道是什么东西”的象征，存在，却是无意义的。但是当我命名了“猛犸”，和一个名叫玛利亚米蕾拉的女人坐在一起，那种叫“爱情”的东西是不是急于从象征体系中跑出来，而成为可触可摸、可见可闻的东西？
玛利亚米蕾拉被我诱惑着朝窗外看，我和她一起扔着帽子在互相追赶互相嬉闹，“爱情，这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情，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又抓又咬的愿望，还有拳头打在肩膀上，然后再来一个极其疲倦的吻：爱情。”或者这种爱情还可以找到沙漠中的洞穴，还能发现洞穴中的熊，“因此现在我蜷缩在你的怀抱里，以便让你保护我不害怕你。”其实是玛丽亚米蕾拉命名了这种保护，在女人的世界里，生命被延续，她们是“伟大的母系社会”的代表，她们制造了历史中的文明，而在被命名的爱情之外，玛丽亚米蕾拉还想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结婚、生于孩子活着打胎、嫁一个有钱人或穷苦人、成为奢华的女人或成为妓女、或者是芭蕾舞演员，修女，明星，众议院，红十字女护士，女运动员……那些被命名的女性角色是现实中的存在，还是玛丽亚米蕾拉想象的东西？
而这正是大象和猛犸的区别，“许多带有细节的生活。所有的生活结尾都很快乐。但是在真实的生活里，从来都没有过那些想过的事。这样一来，每一次幻想的时候，我都感到害怕，尽力不去想，因为如果我梦想一件事情的话，它就永远都不会发生。”所以害怕，所以不安，所以又回到了非现实的猛犸那里，成为象征世界的存在。无论是我还是玛利亚米蕾拉，都在不断的远离中试图绘制现实的东西，而绘制现实的东西又害怕变成一种空想，那么用猛犸式的象征来填补这个远离之后的空白，看上去就像是自欺欺人。在现实中制造猛犸式的象征，是让象征像熊一样躲在洞穴里，这是逃避？主动之外，其实是现实将象征囚禁在寓言里，但是寓言里存在的一切都能保护自己，它总是希望探出头来，试图在现实中完成一次命名，总是想以在场的方式回应自己的存在——所以，这是一个现实不在场、寓言在场的象征世界，却又是一个希望现实在场、寓言不在场的真实世界，它们总是以不可调和的方式被隔绝。
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把事物恢复过来”，那就是同时思考又做事，而无论思考还是做事，总是要挣脱大人们的操纵，总是希望寻找新的方式，“我所要做的只是发现新的象征，新的意义。”用新的象征和新的意义来指导现实，来让现实在场：应该把事物恢复过来，应该同时思考又做事，不再是猛犸，而是“脸颊一样的肩膀”，是“六月一样的赛跑”，是“到达一样的海洋”，是“火车一样的心脏”，在比喻中，在隐喻中，在象征里，新的意义被发现被命名被在场，于是，我们重新出发，我们开始了新的寻找，“出去的时候，玛丽亚米蕾拉和我顺着楼梯飞跑，不等女房东从栏杆上探出头、看着我们的脸、试图弄明白一切。”
“必须把事物恢复过来”是卡尔维诺的一个宣言，从1943年开始，不满二十岁的他就在构思和做事结合中创作，无论是极短篇小说也好，还是充满寓意的寓言也罢，他就是要把寓言在场变成现实在场——埃丝特·卡尔维诺在整理这些文字后的《序言》中解说了卡尔维诺的不在场的在场性：“寓言诞生于压抑的时期。当人不能清楚表达其思想时，就会寄情寓言。这些短篇反映了法西斯统治时期，一个青年的政治和社会经验。”不在场是这些文字几乎都未出版过，是卡尔维诺让它们像猛犸一样画出来由撕掉的命运，是故意以“远离”的方式不成为被人看见的文本，但是象征的猛犸之诞生是因为压抑，甚至因为恐怖，但压抑和恐怖的背后难道不是在场的证明？分为“寓言和短篇小说1943-1958”和“短篇小说和对话1968-1984”两个阶段，而两个阶段又又体裁上的细微区别：1943年-1958年更多了现实之外的寓言？1968年-1984年更多了回到现场的对话？
的确，前一阶段中卡尔维诺更多是在压抑中书写寓言，让更多人的象征在自说自话中在场。“某个人一定还留在原地呼唤。一个很固执的人。”《呼唤特蕾莎的男人》是谁？为什么要呼唤？那个“我”抬起头，把手放在嘴边，以喇叭状的方式对着楼房喊着“特蕾莎”。这是我的在场，经过的人也停下来，停下的人也跟着喊，“特”字要喊得低而长，“蕾”字要喊得高而长，而“莎”字要低而短。一个声音变成千万个声音，千万个声音都在喊出“特蕾莎”中在场，但是与其说我在场，不如说我制造了在场，因为后来的人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叫特蕾莎，甚至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喊，为什么喊“特蕾莎”，“对于我来说，我们也可以呼唤另外一个名字，或者在另外一个地方呼唤。这没多大关系。”在场是偶然的在场，是随机的在场，是吸引他人制造群体效应的在场，当所有人喊完最后一声“特——蕾——莎！”而离去的时候，我当然也离开了，在场被取消了，但是现实的在场、被制造的在场之不在场，却带来了寓言的在场：我拐进了广场，仿佛听见一个声音在呼唤——谁在呼唤，某个人的呼唤，某个固执的男人在呼唤。
| 编号：C38·2220808·1855 |
特蕾莎是随机的名字，呼唤者是固执的男人，象征就在这个寓言里诞生了，它和个体无关，和群体无关，和遇见的现实无关，“呼唤特蕾莎的男人”，在呼唤、特蕾莎和男人的意义上，都成为了一种象征——但象征在寓言中是在场的：当我们呼唤特蕾莎的时候，我们在呼唤什么；当我们呼唤特蕾莎的时候，特蕾莎是谁；当我们呼唤特蕾莎的时候，谁在呼唤？《闪念》几乎也是这样一个寓言：在十字路口，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停下脚步，我做各种手势，为唤起行人的注意，我开始大喊，我又缄默不语——我制造了在场，人群被我拉进了现场，但是我制造在场的意义何在？我不懂事物，不懂道理，不懂意义，所以我觉得荒谬而停下而大喊而沉默，但是在场之后，“直到那时为止，我似乎接受了一切：红绿灯、车辆、布告、军服、纪念建筑，摆脱世界意义的那些东西；我接受它们，就像存在着一种必要性，一条因果之链将它们束缚在一起。”因果之链是现实的原因和结果，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规律，是每件事都都有结果的必然性。和《呼唤特蕾莎的男人》最后剩下固执的男人在场不同的是，在《闪念》中，所有事物都在我的闪念中在场，我也在闪念中出现的所有事物中在场。
因为我既思考又做事？是因为象征也是现实之一种？《干河》中的干河是找回自己的象征，那里有古老、赤裸的父亲，有一起游泳的朋友，有穿着泳装的年轻女郎，还有跳跃在其中的蝌蚪，它在思考又做事中让事物恢复过来，“我们变得干净整洁了，身子里一股温暖的慵懒代替了先前昏沉的疲倦，我们告别了河这个新朋友，走上一条沿着河岸的小路，一边思想着我们的事情，思想着何时我们还将回去，一边留心听着远处的声音。”《良心》中的路易吉拿起了枪去寻找阿尔贝托，一个他想杀的人，在战争中一切都具有合理性，因为阿尔贝托是混蛋，和敌人是一类人。但是在战争中他没有找到阿尔贝托，于是他放弃了寻找，他退出了战争，但是在战争之后，他一方面为自己曾经毫无意义杀人而内疚，另一方面他找到了阿尔贝托，“于是他把那人杀死了。”他被逮捕，他被审判，他被绞死——战争赋予了杀人的正当权力，战后杀人是一种罪，同样是敌人阿尔贝托，为什么在战争之中和战争之后，不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敌人，“他应该杀死某一类敌人，而不是他想杀的人。”战争中，阿尔贝托不在场，所以他也不在场，战争后，阿尔贝托在场，但是他依然不在场，于是那个被他成为“良心”的杀人借口，就成为了现实不在场的证明，和“敌人”一样，只在寓言中活着。
《黑绵羊》也一样，“曾经有一个国家，在那里所有的人都是小偷。”小偷偷窃，小偷也被偷窃，在偷窃和被偷窃中维持着这个国家的平衡，“生活就这样没有障碍地继续着，既没有富翁，也没有穷人。”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老实人，他在家里抽烟看小说却不去偷窃，于是他家里的东西被偷了，总有一家完好无缺，于是富有的更加富有贫穷的更加贫穷，“于是他们就付钱给穷人中的最贫穷者，保护他们的财富不被别的穷人偷窃，这样一来就建立了警察，建造了监狱。”最后老实正派人死了，死于饥饿。小偷偷窃是保持国家平衡的办法，可以没有警察，可以没有监狱，因为靠着一种习惯的在场，但是当老实正派人出现，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有了穷人，有了富人，有了警察，有了监狱，在场的是制度，当制度取代习惯而在场，死亡也发生了——老实人就是一个象征，国家也是一个象征，但是在这个寓言里，当老实人最后死去，是不是还会回到曾经的状态？是不是还会让习惯在场？
总是在现实和寓言中切换，总是在实指和象征中切换，总是在在场和不在场中切换，卡尔维诺其实一直在寻找“必须把事物恢复过来”的规律，事物到底应该怎样？《安的列斯群岛的绝对静止》中孩子们总是问唐纳德叔叔关于安德烈斯群岛的绝对静止，“给我们讲讲那次在安的列斯群岛的绝对静止最后怎样了！”德雷克的船队出海航行，在安德烈斯群岛中遇到了西班牙四桅大帆船，然后就是静止不动地对峙，“他们停在那里，就是专门不想让我们过去。而我们这些人，德雷克的船队，四处航行，就是为了不让西班牙舰队有任何机会，为了从天主教徒手里夺走大船队的宝物，交到英国仁慈的伊丽莎白女王陛下手里。”绝对静止，持续好几个星期，但是最后是怎样回来的？当然是打垮了西班牙四桅大帆船，当然是打破了绝对静止，但是唐纳德叔叔没有说，他只是沉默，沉默是另一种静止，仿佛唐纳德叔叔不在场，仿佛整个故事不在场，“看在上天的分上，您告诉我们怎么结束的！我们等不下去了！唐纳德叔叔，请您继续讲下去！”
唐纳德叔叔没有继续讲下去，安德烈斯群岛的绝对静止一直在持续，唐纳德制造了不在场的历史，不在场的自己，但是卡尔维诺在1979年的时候，给了一个在场的证明：“这不仅因为它除了是政治寓言之外，也是一篇独立的故事，还因为无论在政治-军事，还是史诗-叙事方面，艰苦的斗争与绝对的静止之间的矛盾是一种常见情况，至少像《伊里亚特》一样古老，因此把它归于个人的历史经验是很自然的。”静止不是和现实没有关系，不是历史中永远的平静，卡尔维诺评论说：“我的隐喻在意大利政治报刊上的幸运，就可以用下面的事实解释：它比任何政治术语，比方说‘守旧主义’，都说出了更多的东西。”1979年的评论在场，政治也在场，当卡尔维诺的这个小说被刊载，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发表了看法，都认为是一片滑稽的模仿文——滑稽是一种嘲讽，在1957年的时候，卡尔维诺其实已经让滑稽在场了，“1957年夏天，我从意大利共产党退出，《绝对静止》被视为对此的解释，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它属于一个更早的阶段。”
“绝对静止”属于历史，属于传说，属于沉默的“绝对静止”，它在不在场中仅仅是一部寓言，但是卡尔维诺在1957年和1979年都打破了绝对静止，都让“绝对静止”在场，这就是从绝对静止到不断在场的转换，就是“必须把事物恢复过来”的努力，《短篇小说和对话1968-1984》作为第二阶段的文本，“对话”的出现更多体现了卡尔维诺要打破压抑的实践能力，甚至以嘲讽的方式解构了不在场之现实的欺骗性和荒诞性，从而构筑了真正现实和寓言的在场，真正让事物不再绝对静止中恢复过来。《世界的记忆》像是一部脱离现实的科幻作品，马勒被提升成为主观是因为要建立一个关于“世界的记忆”的资料中心，“一个收集和编目一切的档案馆，关于每一个人、每一只动物以及每一件事物的一切，这通过建立一份总目录实现，就是一份不仅关于目前，也关于过去，关于所有从起源开始就存在的一切的目录，总而言之，一部同步的、全面的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逐刻记录一切的目录。”关于时间的一切，关于人类的一切，资料中心就是让信息在场，而在场的信息是为了“世界末日”，“我们是怀着地球上的生命即将消失的预期工作的。这是为了不让一切都变得无用，为了把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传达给其他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他们知道什么。”
但是这个计划的最重要一部分不是在场，而是不在场，“我们工作的最终结果将是这样一个模型，在它的里面，一切都是信息，包括那不存在的东西。”不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当然是那些谎言，因为谎言是不真实的，但是却是合理的，合理也是信息重要一部分——我向马勒举例的便是“我和安杰拉的生活”：这是一个被描绘成伟大的爱情故事，我们在故事里是永恒的恋人，彼此都忠诚，生活都很幸福。而事实是，“安杰拉与我结婚是为了利益，她马上就后悔了，我们的生活充满一系列的卑劣行径和花招手腕。但是那些日日夜夜发生的事又有什么关系呢？”谎言成为信息的一部分，也成为记忆的一部分，在关于世界末日的那些人那里，的确可能具有某种意义，但是谎言对于真实生活来说是不在场的，就像幸福的婚姻是不在场的，完美的安杰拉是不在场的，令人羡慕的丈夫当然也是不在场的，他们只在寓言中在场，他们也是寓言的组成部分。这就构成了一个悖论，寓言是现实信息的组成部分，却解构了现实的真实性，甚至我们的故事、安杰拉都在解构“世界的记忆”，而更为可怕的是，安杰拉已经无法找到，因为——她已经离世了，而杀死她的人就是我。
“现在我再向您，马勒，讲述我如何一块一块地处理尸体，是毫无用处的。请您保持冷静，这些细节对我们的工作没有任何重要意义，因为在世界的记忆里，我仍然是个幸福丈夫以及后来你们大家都认识的那个无法安慰的鳏夫。”我杀死安杰拉，就是要让完美的现实在场，就是要让荒谬的谎言在场，甚至，“我决定销毁可能与安杰拉有亲密关系的人的每一处记录。”所以世界的记忆优先于现实的信息，所以谎言的在场优先于真实信息的在场，“假如在世界的记忆之中，没有任何需要修改的地方，那么剩下的事情就只有在现实与世界的记忆不一致的地方，去纠正现实。”当我拔出手枪，扣动扳机，杀死了知道这一切的马勒，我让包含了谎言的“世界的记忆”重新恢复，重新在场，但是被纠正的现实也永远成为了在场的证据：说谎在场，杀人在场，虚构在场，死亡在场，而这一切才是真实现实的一切。
这就是卡尔维诺在“1968-1984”中建立的对话。在《砍头》中他批判了独裁和专制的荒诞，人们建造断头台不是处罚那些头头，而是头头的时间到了，被砍头是一种必然，甚至在他们上任的时候就做好了被砍头的准备，“如果一个人同意做头头，他就已经知道了他的下场。他绝不会奢望死在自己的床上！”而这种知道和同意体现的就是权力的本质，“一个人拥有的全部权威只不过是在空中嗖嗖掠过的刀片、干净利落的砍削的预告，所有的掌声只不过是那最后的欢呼声的开始，这欢呼声紧接着脑袋骨碌碌掉到台子上的油布上响起。”等待被处死是制度，拥有死亡是权力，但是这种看起来荒诞的制度通向何处？整个国家的头头其实都是残缺的人，或者拖着木腿，或者用一条胳膊推着车，或者用饰有羽毛的面具遮挡残缺，“只有在那留给他们的残余肉体中，权力才能够体现出来，假如权力还存在的话。”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寓言指向了现实的在场：权力是一种残缺的体现。
这便是卡尔维诺和现实的一次对话，而在文本形式上，《尼安德特人》和《蒙特祖玛》也都采用了对话体的方式。“采访者”采访1856年发现的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则说起自己的历史，现代和历史的对话，总是呈现出某种歧义性，“采访者”对尼安德特人行为的解读总是站在现代人的角度，解说人类的进化，但是尼安德特人却说自己“已经在那里”，一种在许多其他人之前就存在的“居先”，它不是历史，不是传说，而是现实，是现实的在场，永远的在场：
并不是因为它是我的，而是因为它曾经存在，因为它已经存在，因为它就在那儿，然而其他人后来拥有它，了解它以及能够做它越来越少，总是比曾经可能存在的、我曾经有的、我曾经是的，要少一点儿，确实那时我在一切之中并为了一切，根本不像你，一切都存在于一切之中并为了一切，为了存在于一切之中并为了一切所需要的那一切，还有后来没有价值的那一切，都已经存在于“砰！砰！咚！咚！”之中了！因此，你想说什么，你以为你是什么，你以为自己存在，而你却不存在，如果你存在的话，那仅仅因为我曾经存在、熊曾经存在，以及石头、项链和敲打手指，以及一切那些存在所需要的和当有的时候就有的一切。
尼安德特人已经在那里，就是已经在场，它从来没有现代人所定义的不在场。同样，《蒙特祖玛》在对话中也制造了历史的在场性：墨西哥的这个繁荣昌盛、秩序井然的阿兹特克帝国是如何被毁灭的？是教皇陛下蒙特祖玛的出卖？是西班牙殖民者的征服？蒙特祖玛的解释不是被白人杀死或杀死白人，不是反抗中的背叛，而是“理解他们”，“假如我能够理解西班牙人，能够让他们进入我的思维模式，能够确知他们的本质，不管他们是神灵，是魔鬼，还是像我们一样屈服于神灵或者魔鬼的意志的人，都无关紧要，总而言之，使他们——曾经难以理解——能够被我的头脑思考和理解，之后，只有在那之后，我才有可能把他们变成同盟者或者敌人，认为他们是迫害者或者受害者。”一个帝国的毁灭被说成是建立了同盟关系，这就是历史在蒙特祖玛中的在场，“一个你想强加给它的方向，白人！否则，世界就会在你的脚下坍塌。我也有一个支撑我的世界，与你的世界不同。我也希望一切的方向不会失去。”
《尼安德特人》和《蒙特祖玛》都不在历史中，它们在对话中让现实在场，卡尔维诺的寓言就是对现实的嘲讽，而《在你说“喂”之前》的对话可以看做是“我”和“你”的对话：我等待着你的电话，等待着你说“喂”，是为了保持“在一起”的状态，是为了在对话中在场。这是欧洲的一种普遍欲求，“在任何地方，线路都忙。整个欧洲正在给整个欧洲打电话。”但这也是欧洲的普遍病症，“所有人，在所有可能时间，给所有人打电话，而任何人都不能够成功地对任何人讲话，信号在自动搜索线路中上上下下，像发疯的蝴蝶一样扇动翅膀，却无法进入一条空线，每一个用户都继续向交换局发射一连串的号码，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当地的故障。”欧洲发生了什么？欧洲的我和你为什么不在一起了？我和你看起来需要的是对话，但其实早已经存在隔阂，我和你看起来可以在一起，但其实从没有平等，“我的大设想是把整个世界的电话网变成我本人的延伸，传送和吸引爱情的震动，我像使用我的身体器官一样使用这个网，通过它同整个星球拥抱。我就要成功了。”
那是谎言，那是谎言背后的霸权，那是霸权背后的独裁，那是独裁背后的统治，这就是欧洲的现实，和“绝对静止”中的滑稽与嘲讽一样，欧洲的寓言在场，欧洲的现实在场，欧洲的“喂”永远在场，“你们要保持冷静。这应该是暂时的故障。你们别挂电话。”喂没有说出来，喂就是一个不在场的证明，在场而不在场，这就是卡尔维诺不对话的对话，对话的不对话——在“寓言和短篇小说1943-1958”和“短篇小说和对话1968-1984”之后，卡尔维诺完全制造了“无法知道是什么东西”的象征，戏仿乔治·佩雷克的《生活的使用说明》就是“乌力波”的语言游戏：“每一段从语义的角度讲，都是一篇短文，而从语音的角度讲，又是一个由一个辅音和五个元音组成的序列，如： BA-BE-BI-BO-BU，CA-CE-CI-CO-CU，DA-DE-DI-DO-DU，按字母表中的辅音字母类推。”寓言变成了语言游戏，没有了象征，没有了猛犸，没有了对话，只有元音和辅音的序列：
BA-BE-BI-BO-BU
所有女孩都为鲍勃发疯，但鲍勃好像对她们无动于衷。得知鲍勃要乘船去印度，乌尔丽卡决定乘坐同一艘船，她确信漫长的航行有助她取得成功。乌尔丽卡对怀疑她的女友卢德米拉说：“瞧吧。我一诱惑到他，就给你写信。我敢打赌，离开红海之前就能成功。”实际上，卢德米拉收到了一张发自曼德海峡的简短明信片。
Bab. Ebbi Bob. U.（意大利文，意为：在海峡，我与鲍勃做爱了。乌尔丽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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